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也是我军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启动以来关键之年。作为本轮军改的重点，对陆军基本战役军团也就是集团军的调整改革已经启动。

因此，在这个历史节点上驻足回望，尤其是对其历史进行梳理与总结，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和认识这支从南昌城头走来的人民军队，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征程中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南昌起义，人民军队砥砺前行

解放战争初期野战兵团的出现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以及鄂豫皖等较大苏区的红军部队中就设有纵队以及军的番号，只是由于装备简陋且又各自为战，所颁番号不仅重复繁杂，而且大多名不副实。后来，随着红军力量不断壮大，中共中央军委从1930年开始陆续统一颁发各地红军番号。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由红军主力改编的八路军（后更名为“第十八集团军”）， 以及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放手发动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战斗，自身力量也得到空前壮大。

到抗战胜利时，我军虽然仍然沿用八路军、新四军番号，但是内部统帅体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军队总人数也从抗战初期的5万余人，发展成为一支拥有120万正规军、260万民兵的武装力量。

内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的称谓逐渐停用。1947年2月10日，朱德第一次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与毛泽东主席共同签署了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命令。各地八路军、新四军及东北民主联军也陆续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并着手扩建野战纵队。其中除华东和东北野战军的纵队下辖师级编制的部队，其余都是下辖旅级编制。

解放战争后期全军展开正规化建设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全国形势开始发生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也由内战初期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正规军（野战军）149万人，与国民党军比例进一步缩小为1:1.31。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亦称“九月会议”）。

根据毛泽东主席在会议上提出的“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时间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总目标，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由中央军委副主席、代理总参谋长周恩来起草的《解放战争第三年年军事计划》，提出：“以建军500万为目标，用三年时间‘将现有51个步兵纵队、168个旅’发展至‘步兵纵队70个，步兵师或旅210个’的指示。”

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开始将野战军以地名划分为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并在全军范围内实施统一的体制编制，将军（纵队）的番号由当时的55个增加到70个，其中的空额留待将来建立。

其具体顺序为：西北建制军的番号为第1至第7军；中原建制军的番号为第10至第17军；华东建制军的番号为第20至35军；东北建制军的番号为第38至56军；华北建制军的番号为第60至70军。就在此项工作进行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东北、中原以及华北广大地区展开的战略决战相继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1948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动总攻

鉴于全国战场的急速变化，1949年1月中央军委又将全军野战部队以番号顺序整编为4个野战军、16个兵团、51个军，兵团以下各级一般按“三三制”编组。每个军下辖三个步兵师9个步兵团以及数量不等的炮兵、工兵和通讯兵。

西北野战军于1949年2月1日更名为第一野战军，下辖2个兵团7个军：原第1、2、3、4、6、7、8纵队更名为第1、2、3、4、6、7、8军。

中原野战军于1949年2月5日更名为第二野战军。下辖3个兵团9个军：第10、11、12、13、14、15、16、17、18军。华东野战军于1949年2月9日更名为第三野战军，下辖4个兵团15个军：第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3、34、35军。

东北野战军于1949年3月11日更名为第四野战军，下辖2个兵团12个军：第38、39、40、41、42、43、44、45、46、47、48、49军。华北军区下辖3个兵团9个军：第60、61、62、63、64、65、66、67、68军。

除此之外，第32、50、58、69、70军虽然后续都被授予军的番号，但大都不在野战军的编制序列中且除第50军外存在时间不长。由于整编过程中第一野战军所辖第8军奉命改编为绥远军区而撤编，因此本轮整编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实有兵力为16个兵团、51个军、218万人。

1949年3月，隶属华北军区的第69军撤编。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撤编的第一个军。伴随着第8、58、70军也先后撤销番号，而同时成立的第19、51军成立并划归野战军序列。在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西北军区独立第1、2军划归西北军区的编制序列后，截止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共出现步兵军番号61个，实有部队57个军。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实行精简整编

新中国成立之初，解放战争尚未结束，朝鲜战争也随后爆发。我军根据实际情况先后组建第11、49、54、55、69军共5个军，其中第11、49、69军为撤编后重建单位。而同时期新疆民族军和国民党起义部队也相继改编为第5、9、36、37、52、53和西北军区独立第3军。

截至1952年年底，在我军原计划组建的70个军的番号中，除第56、57、59军番号没有正式授予外，其余番号已经全部出现。如果算上西北军区独立第1、2、3军，则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已经出现了70个军的番号。

全国解放战争基本结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也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职能、任务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为了建设一支诸军兵种合成、高度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在军委总部机关以及军兵种领导机构和部队建立的同时，全军也开始大规模精简整编，压缩军队尤其是陆军规模，提高战斗力成为此次整编的重点。

1950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国防军陆军部队军暂行编制表》，明确“国防军以军为指挥单位，实行“三三制”编制”；每个军辖三个步兵师，1个直属营、5个直属连、1个教导大队共36440人（不包含作战时配属的野榴弹炮团），其中干部5353人，士兵中战斗人员24576人，非战斗人员6511人。

在本阶段的精简整编中，第2、3、4、5、6、7、9、10、11、17、18、19、25、29、30、32、33、34、35、36、37、44、45、48、49、51、52、53、61、62军以及西北军区独立第1、2、3军共35个军被撤消了番号（其中第11、49军被撤销两次），兵团番号也随之撤销。人员要么集体转隶海、空、公安部队以及改为军区，要么集体转业为建设兵团，到地方从事经济建设。

新疆建设兵团

截至1955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含志愿军）陆军共有12个大军区（1956年7月增加为13个）3个兵团（志愿军第19、20兵团，沈阳军区第3兵团），34个军。其中志愿军5个、北京军区5个、沈阳军区6个、南京军区7个、广州军区5个、济南军区3个、昆明军区2个、武汉军区1个。全军总人数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50万人减少为333万余人。

从1957年开始，中央军委着手在便于机动作战地区抽调第1、12、15、21、47、63军组建战略预备队，这6个军平时归各军区领导，战时则由统帅部统一指挥。1958年4月，南京军区第22军与守备第14旅组建舟嵊要塞区，原编制撤销。同年10月，志愿军第1、16、21、23、54军分三批从朝鲜撤回国内，重返我军的战斗序列。1961年6月，武汉军区陆军第15军划归空军，改编为空降兵第15军。同年8月，陆军第43军撤销，部队转隶海南军区。我军陆军军的数量缩小到31个。

第15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的一支空降军

动荡时期的我军编制体制调整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日趋严峻。面对周边敌对势力南北战略夹击的军事威胁，党中央提出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人民解放军在加大战备建设力度的同时调整组织体制，开始扩建和新建部队。其中，除对原有13个大军区进行调整以及将公安军纳入陆军的战斗序列，同时也开始对部分野战军进行调防。从1967年至1975年，全军先后有15个军进行了调防，主要是加强“三北”地区防御力量。

1968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陆军第43军和陆军第17军。珍宝岛事件爆发后，中央军委为了进一步加强“三北”地区的作战力量，不仅将战略预备队的数量增加到13个军，还先后组建第11军、第19军、第29军三个军的军部并组（改）建30个陆军师。

珍宝岛战役中我军缴获的苏军T-62型坦克

截至1969年年底，全军在编人员631万人，陆军36个军，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

除了军队数量发生变化，为了提高部队机动作战能力，1969年2月24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北京军区第38军改编为摩托化军。这是我军第一个摩托化军。改编后的38军下辖3个摩托化师和1个炮兵团、1个火箭炮团、1个高炮团，以及工兵营、通讯营、侦察连、防化连等保障分队。全军编制4.6万人，坦克240辆，汽车3600辆。1971年8月，陆军第27军也改编为摩托化军。

阅兵式上的99A型坦克

在改编这两个军的同时，全军还在军一级部队陆续增建火箭炮营、坦克团，并将原有的高炮营扩编为团，换装并增加了陆军师的装备。这些措施都增强了当时陆军部队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是反坦克和防空能力，使陆军部队的合成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1973年2月，武汉军区第17军撤编。到上世纪70年代末，解放军陆军军的数量保持在35个。

改革开放初期精简整编与集团军试点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军建设指导思想随之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重新确立了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任务。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我军先后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调整与改革。

1980年7月，中央军委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方案》，明确提出精简机关、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加大特种兵比例。重点是精简编制员额，给部队“消肿”。在本轮改革中，陆军原有的35个军得到了充实，防空和反坦克以及部队的机动性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随着国家外部环境的改善以及国民经济的复苏，1982年2月，中央军委成立体制改革、精简整编领导小组，确立了以“精兵、合成、平战结合、提高效能”作为改革的主要原则。根据军委下发的《军队体制改革精简编制方案》，开始在北京军区第38军和沈阳军区第39军各抽调一个主力师组建机械化步兵师，并将原属兵种建制的坦克师和大部分炮兵师划归陆军的军，武汉军区第43军也担负起合成集团军的编组试点任务。

1984年阅兵的装甲方队

1985年5月23日～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会议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编制方案》，作出了裁减员额100万的决定。

在这次精简整编过程中，11个大军区合并为7个，撤销31个军级单位，三总部机关编制人员精简了47%。根据“去老留新”的基本原则，原有的35个陆军军中，第11、19、29、43、46、50、55、60、66、68、69共11个军被撤销番号。剩下的24个军中除两个机械化军，其余的22个军统一整编为集团军，并将装甲兵部队的全部、炮兵、高炮部队的大部分及部分野战工兵部队编入陆军集团军序列。

在此轮改革中，陆军全面淘汰了骡马，实现了摩托化和半机械化，集团军中专业兵种人数首次超过了步兵，装甲兵开始成为陆军的主要突击力量。到了1990年，全军员额减少到319.9万人。

世纪之交的编制调整优化

1993年年初，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要求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上，加速人民军队的质量建设，提高应急作战能力。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中央军委提出在军队建设上，要由原来的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在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将在今后3年内裁减军队员额50万。陆军第28、64、67集团军被撤销番号和编制，全军集团军数量也减少至21个。在此次调整过程中，部分集团军开始实行“军-旅-营”编制。

2003年9月，为了进一步压缩规模，优化总部领导指挥体制，改善官兵比例，加强信息化建设步伐。中央军委决定裁减员额20万。陆军第23、24、63集团军在此轮裁军中被撤销番号，部队也转隶其它集团军。

这两次精简整编不仅裁减了6个驻地在长江以北的集团军番号，也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集团军数量“南多北少”的格局，在平衡7大军区集团军数量的同时，也使我军向“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几轮调整改革过后，人民解放军总员额降到230万人，人民解放军集团军数量降至18个，即：沈阳军区第16、39、40集团军；北京军区第27、38、65集团军；兰州军区第21、47集团军；济南军区第20、26、54集团军；南京军区第1、12、31集团军；广州军区第41、42集团军；成都军区第13、14集团军。

党的十八大后陆军迎来新一轮调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军队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2015年12月31日，新的陆军领导机构成立，从而结束了我军陆军人数最多却没有司令部的历史。2月1日，战区成立大会也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根据此前提出的“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原有的18个集团军，重新划归东南西北中五大战区陆军领导。其中第1、12、31集团军驻扎在东部战区，第14、41、42集团军驻扎在南部战区，第13、21、47集团军驻扎在西部战区，第16、26、39、40集团军驻扎在北部战区，第20、27、38、54、65集团军驻扎在中部战区。与此同时，全军也迎来了新一轮调整。

这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的标志性举措，也是我军编制体制以及联合各作战体系的历史性进展。我们相信，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坚强领导下，在习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坚持用强军目标审视、引领、推进改革，我们这支已经走过90年光辉历程的人民军队必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迎接新的荣光。

我们今天所说的首都圈，古代相关的称呼很多，有王畿、帝畿、畿内、畿甸、京畿等等。古人对首都和首都圈非常重视：“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京师者，天下之本，而畿甸者又京师之辅也”；“畿甸者，天下根本之地”；“京畿者，天下之根本”。由于首都及首都圈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各个王朝除了在军事、经济上重视外，在行政区划设置和管理体制上也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到了清代，更有将直隶地区行省化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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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首都圈的政区设置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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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首都圈的政区设置大体上说有四个特点。

一是实行行政区划层面的特殊制度。包括两个方面，即首都圈的行政区划通名与其他地方不同，职官制度也不一样。古人认为：“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自治。”多个朝代在政区通名层面对首都圈进行特别的命名。

秦朝在全国施行郡县制，两汉为郡国制。秦朝将首都咸阳附近的地区称之为内史，西汉改置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官制也不一样。唐代全国实行的是州县制或郡县制。唐玄宗登基后，改雍州为京兆府，洛州为河南府。据《唐六典》记载，京兆、河南、太原三府置有府牧（从二品）、尹（从三品）、少尹（从四品下），品级分别与在外的大都督府都督、长史、司马相同，在外各州设刺史（按州的等级，分别为从三品、正四品上、正四品下）、别驾、长史、司马等官缺。京畿各府的官员品级明显要比各州高。唐玄宗将首都圈政区命名为府，这一制度为以后多个朝代所继承。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朝代实行双都城制或多都城制，首都以外的都城虽然也实行特殊名称，但职官有可能是低配。如东汉以河南郡为都城，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即西汉的首都圈）为陵庙所在，因而“不改其号，但減其秩”（《续汉书·百官志》）。

二是首都圈的政区通名与其他地区相同，但是实行特殊的职官制度。

有的朝代，将全国的高层政区或统县政区统一为同一个通名，首都圈的政区表面上没有什么特殊，但是它的职官制度有些特别。

东汉时，以河南郡为都城，行政长官为河南尹，其他各郡的长官为太守。京都西、北、东三面的弘农、河东、河内三郡，也是置尹。这是尊崇京都和京都附近各郡的举措。东汉后期，逐渐形成州郡县三级制，此后曹魏和西晋均以司州为首都圈，司州与其他各州一样实行州制。但是，西晋司州的行政长官为司隶校尉，其他各州为刺史。

隋朝，对京畿地区先是在开皇三年（583）置雍州，设有州牧（从二品）、别驾（从四品）等官，佐史共达五百二十四人。同时期的其他各州设有刺史（按州的等级，分别为正三品、从三品、正四品不等）、长史（正五品）等，其中上州佐史为三百二十三人。显然，雍州主要官员的官衔与其他各州不同，品级要高，官吏的总数也多。大业三年（607）改州为郡，雍州改为京兆郡，设有京兆尹、京兆丞等官员，佐史降到了二百四十四人，其他各郡设有太守、丞、尉等官，各郡佐史总数相应降到一百四十六人。

从宋朝开始，以府相称的政区逐渐增多，京府与其他府的差异，只能通过职官制度进行区别。北宋以开封府为首都，设有府牧一人，从三品；尹一人，从三品；少尹二人，从四品下。但这些都是荣誉性职位，并不常置。实际上的开封府行政长官为权知开封府事。普通的府仅置知府、通判等官缺。

明代首都顺天府设府尹（正三品）、府丞（正四品）、治中（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推官（从六品）等，普通府设知府（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推官（正七品）。清代仍以北京为首都，顺天府、普通府的官缺设置基本同明代，仅仅裁掉了推官。清代又特别重视京师的管理，从乾隆年间开始，钦派部院大臣兼管府尹事务，称为“兼尹”，也就是顺天府实际上有两员行政长官。

三是辖县数量比其他统县政区为多，而且政区的等第较高。

历代首都圈所在的高层政区或统县政区，所辖县的数量，往往比其他政区为多。如此安排的原因，可能是为了首都圈有一个比较大的腹地，便于军事布防，同时也有“以重观瞻”之意。如《汉书·地理地》载三辅共辖五十七县，《隋书·地理志》京兆郡辖二十二县，《旧唐书·地理志》载京兆府领县二十，《宋史·地理志》载开封府辖十六县，辖县数都比同时期的统县政区要多。只有南宋临安府成为行在之后，没有扩大辖区，仍为九县，幅员较小。明代改路为府，北方地区由此出现一批辖有大量州县的府，因而顺天府所辖州县数量并无优势。清雍正年间，北方的大府析为两至三个府或直隶州，每府所辖州县数量减少。据乾隆《清会典》记载，顺天府有二十六州县，其他各府所辖的州县大多在二十个以下。

朝廷通过对政区等第的划分，可以决定该政区长官的级别、行政机构的规模（僚属与其他人员的数量）、行政经费的多少，以及地方官升黜的依据。唐宋时期对全国政区的等第划分是以经济因素，主要是以户口数来划分的。但是首都圈各级政区等第的划分标准是政治地位。如唐代以户口标准将各县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同时又实行赤、畿、望、紧的制度，首都及陪都所在的各县为赤县，也称京县，首都及陪都各府所辖的其他各县为畿县，不再考虑其户口的多寡。

元明清时期，采用了一种较为务实的等第划分标准。元代将首都圈的府州县与其他地区一样，完全按照户口多少进行划分，如至元三年（1266）规定长江以北州县，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两千户以上为中县，以下为下县。只有两京县为赤县。此后，则以三万户、一万户为区分江淮以南上、中、下县的标准。明清两代，是以事务繁简来确定各种地方官缺的重要与否，京师顺天府所辖各州县除了两京县外，也是采用这一原则。

第四，行政区划相对稳定，当社会出现变动时，政府通过管理制度的调节加强对京畿地区的控制。

唐安史之乱后，至德元年（756）置京畿节度使，领京兆府和同、岐、金、商等州。这个变动，使京畿的区域由京兆一府扩大至一府四州，扩大了京畿的腹地，管理体制也由府统领制演变为道统领制。又如北宋，景德三年（1006）置开封府界提点司，地位相当于在外的路，管辖开封府各县事务，成为一个特别路区。此后，或有开封府界建制，或设京畿路。在这种情况下，开封府知府的主要职能调整为以管理京师为主。皇祐五年（1053）设置的京畿路，区域包括京府开封府，同时将京东的曹州及京西的陈、许、郑、滑等五州作为京师的辅郡，使得首都圈的范围扩大，共辖四十二县。唐宋这两次变化，一方面扩大了首都圈的范围，同时使得原先的京府行政长官的管辖区域缩小或职能缩减。类似的还有明代的总督巡抚制度，也是打破了顺天府与直隶固有的政区，形成了京畿地区的多个巡抚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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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直隶地区的行省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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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首都圈为大都路，辖十州二十二县。又将河北、山东、山西、漠南等广大地域直属于中书省，称为腹里，同时设行中书省管理各地。如此一来，产生了一大片既不属于行省，又不属于首都圈，但是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区域。

明洪武十三年罢中书省，以所领郡县直隶六部，全国共有一个直隶地区及十二个地方高层政区。永乐元年（1403年）罢北平布政使司，所领府州直隶北京。由此，明代的首都圈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广义的为直隶（北直隶），狭义的为京师顺天府。

全国十三个高层政区，设有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司，分管兵、钱谷、刑名之事。此举解决了元代行省制下地方权力过于集中的矛盾，随之而来的是三司鼎立、互不统属的矛盾的产生。宣德以后，或者边防有警，或者地方不靖，朝廷派出中央具有一二品大员职衔的总督、巡抚前往相关地区，集当地的军务、察吏、治民大权于一身，逐步成为地方上的封疆大吏。直隶地区由六部直接管辖，也存在着管理不便的诸多问题，先后置有顺天、保定、宣大等巡抚，分管直隶地区和顺天府各县。巡抚分管顺天府各县的后果，是府尹失去了对所属各县的考核权。

崇祯二年（1629）十月，府尹刘宗周上了一道《请修京兆职掌疏》，指出，“国朝定制颇仿前代，然共事之以抚、按，分隶之以五城御史，责任不无少轻，积而至于今日，不过为各衙门钱粮转输之地”，认为所属州县“往往呼之而不应，令之而不行，法玩人弛”，原因就是“各属之贤否不关臣府，故虽有统辖之名而脉不贯”，“又因臣府之耳目未周，各属故漫无贤否之状，而举劾难行”。请求崇祯帝“特重京兆事权，许臣衙门得考察属吏，如抚、按其平日查访贤否，许臣岁遣风力推官，查盘仓库、狱囚，因得悉其官评，以备举劾”。刘宗周作为府尹，希望像巡抚、巡按一样拥有对下属官员的管辖权、考核权，使府尹与知州、知县成为真正的上下级关系，才能使政令畅通。次年三月，刘宗周再次向崇祯上疏要求恢复考核权。从崇祯年间政治、军事形势推测，刘宗周的请求应该没有得到允准。

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通过职官层面的调整，逐步将直隶地区变为直隶省。清康熙年间，直隶地区与各省职官制度的主要差别，一是总督巡抚，二是布按两司。

清朝入关后，京师顺天府和直隶地区设有宣府、顺天、保定三员巡抚，形成三个巡抚辖区。顺治十一年，调整为两个总督巡抚辖区：直隶巡抚（即顺天巡抚）管辖直隶八府，宣府镇仍由宣大总督管理。顺治十五年，裁宣大总督，分设顺天、保定两巡抚。次年由保定（直隶）巡抚管辖宣府镇。顺治十八年，设直隶总督，裁顺天巡抚，以直隶总督、保定巡抚（直隶巡抚）管辖直隶地方。康熙初裁直隶总督，由直隶巡抚管辖直隶全境及顺天府在外各州县。雍正二年十月，因直隶巡抚李维钧“办事勤慎，且能训练士卒，整饬营伍”，授为直隶总督，并令提督、总兵官听其节制。雍正下谕此为特例。此后，一直未设直隶巡抚。乾隆二十八年，照四川总督之例，直隶总督兼管巡抚事务，至清末未变，是为清代八大总督之一。

从明代开始，各省均设有布政使司、按察司，主管全省钱谷、刑名。康熙八年六月，因直隶地方无布政使司、按察司，将原先存在的通蓟道改为守道（直隶守道），总管钱粮；改霸易道为巡道（直隶巡道），总管刑名，均驻扎保定府。在这种官缺架构下，直隶守道、巡道起到了其他各省布按两司的职能，直隶地区实际上成为一个省。当时人已经有这种认识，康熙五十一年刊刻的《西宁县志》谓“县治由炮儿岭出紫荆关，至保定省城五百八九十里”，此时驻扎在保定省城的是巡抚与直隶守道、巡道。雍正二年十二月，皇帝下旨：

直隶守道职司通省钱谷，巡道职司通省刑名，即如各省之有藩臬二司也。今若概与诸道员一体，不加分别，似未允协。盖向以畿辅重地，不立布政、按察名色。朕思畿辅与各省有何区别，今应更改划一，著将守道改为布政司，巡道改为按察司。

在雍正的眼里，畿辅的官员架构已经与各省相同，没有区别，因而下旨改设布按两司，官缺设置与各省相同。畿辅地区完成了由六部“直隶”到行省的过程。

直隶地区实行省制后，“直隶”这个省名容易引起误解。乾隆十三年九月，礼部尚书王安国在奏折中说：

明时南北两京皆不设布按等官，事由道府直达内部，故曰“直隶”，犹直隶州之不隶于府而直隶布政使司也。本朝初沿明制，裁南直隶，增安徽、江苏两布政使司。厥后直隶亦设布按官，事申总督题奏，不直达内部矣，而“直省”之名仍旧。此见之寻常文字原无妨碍，惟典礼之书期垂不朽，似应核其名实。

建议皇帝给直隶省取个新的名字，达到名实相符的效果。此事虽未实行，但奏折所言反映了当时朝廷官员对“直隶省”的认识。

直隶总督行政空间的缩小与直隶省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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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明末随着顺天府和直隶地区施行总督巡抚制度，顺天府尹的行政空间仅仅局限于京城之内。进入清代，顺天府尹与直隶总督（或巡抚）的行政空间关系时有调整。

对府州县等地方官员来说，钱谷刑名是他们的主要职权。对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员来说，他们的主要职权除了钱谷刑名之外，就是对地方官的考核权和委署权。在顺、康、雍三朝，顺天府府尹只有对顺天府治中、通判、经历和大兴、宛平两京县官员进行京察的权力。直隶总督虽然也有对这些官员的考核权，但仅仅是形式上的会稿。顺天府其他各州县官员的考核以及与直隶各属之间的官员相互升调，大多由直隶总督会同府尹题奏，也就是说此项权力主要在总督手中。直隶总督实际上主管着顺天府属各州县官员的升迁，使得顺天府尹位高而权轻。乾隆帝对这种现象有所了解：“向来顺天府属各厅州县，大率趋承总督。而于府尹虽名为上司，未免心存歧视。”

嘉庆十八年九月的天理教起义，部分起义者攻入紫禁城，对朝廷震动很大。嘉庆为此采取的措施，改变了顺天府尹与直隶总督的行政空间格局。得知这些起义者大多居住在顺天府固安县及黄村（今北京市大兴区驻地）一带后，朝廷首先例行处分顺天府、直隶省相关大员，多任顺天府尹被降职，前任直隶总督温承惠因“顺天府属地方，皆其所辖，著交部严加议处”。

御史陈用光则从制度层面对这次事件进行了反思，认为是地方大员对州县官考察不力，使得才能平庸者也能成为首善之区的官员。这些官员能力有限，不能防微杜渐：“大兴、宛平二县为首善之区，向来专循资格，以阘茸无才者授之，安能责以发奸摘伏。”这个反思实际上也是清朝官场的习惯性思维：当地方上发生变乱时，其原因或是州县官力不能胜任；或是地处偏僻、距府厅州县治所距离较远，州县官有能力而控制不周。顺天府为首善之区，在军队布防和政区设置上都极为完善，能够改进的只有州县官考察升调这一环节。嘉庆于同年十一月批准了新制定的《顺天府属州县官考察升调例》：

查顺天府所属二十四州县，定例均系直隶总督专主，府尹会衔。嗣后大兴、宛平二县缺出，请归府尹于所属之员详加遴选，出具考语，奏请升调。其外二十二州县拣选题调，均令府尹主稿，总督会衔。如顺天府所属官员无可保题，再咨行总督于通省拣选，令总督主稿、府尹会衔。顺天府属佐杂各缺，亦归府尹专主办理。

经过此次改革后，顺天府全境二十四州县的正印官和佐杂各官的考核调补均由府尹主稿、总督会稿，也就是说顺天府尹对下属的人事权，由大兴、宛平两京县扩展到整个顺天府辖区。顺天府尹由此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顺天府行政长官。顺天府成为了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区域，只有当本区域内挑不出合适官员时，顺天府尹才会咨行总督从其他地区挑选官员进行调补。此后，顺天府尹对属官的考核权扩大至相关道员和四路同知。

经过上述改革后，直隶总督名义上仍为直隶全省的行政长官，实际的管辖范围有所缩小。同治十二年闰六月，李鸿章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说：“其实有两京兆分管二十四州县，热河都统分管承德府，直省何曾仅止一督。”揭示了直隶省的政治地理格局是由四位大员管理着三个区域：京师顺天府由顺天府兼尹、顺天府府尹掌控，口外的承德府由热河都统管理，其余区域由直隶总督管辖。

进入民国后，北京政府于1913年1月颁布《划一现行顺天府属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保留顺天府，以顺天府尹为长官，顺天府与直隶省的关系一如清代。次年5月，将距离北京较远的宁河、文安、新镇、大城四县划归直隶省，同时将原先受直隶行政长官节制的司法、财政等权力全部划归顺天府尹。10月，北京政府公布《京兆尹官制》，将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下辖二十县，京兆地方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首都圈行政单位。

直隶地区的行政长官，在北京政府时期先后称直隶都督、民政长、巡按使、省长等。1914年，承德等十七县往属热河、察哈尔两特别区域，辖境缩小。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将直隶省改名为河北省，同时废除京兆地方，所属各县并入河北省。

赵道新先生1908年生于天津。自幼聪慧，幼嗜武艺,习形意八卦拳，系“传统武术界”的成名人物。本文系赵晚年结合自身经历和见闻，对“传统武术”作出的反思。1990年，赵道新先生去世。

图：青年时代的赵道新

赵道新先生访谈录

第一天

黄（黄积涛）：(在简短的问候之后)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声音很刺武术家的耳朵。比如问：李连杰是不是“花架子”？依霍元甲当时的功夫真能打败现代的拳王或搏击冠军吗？等等，你怎么看？

赵：我早就没有精力和兴致去验证或判断某个人的格斗实力了。其实，几百年来，偌大个中国拳界就已经无力对拳手的技击本领进行公正、合理的评价与比较了，宣传已代替了较量。但问题是，李连杰先生是学院武星的典范，霍元甲先生是民间拳师的象征，对这两位人物的议论可以引申为目前社会对学院武术和传统拳术所包含技击性的不信任。或者说，对现存的中国功夫的现代社会价值的怀疑。正因为我们的武士和武术界久已习惯于只能听到一种声音，故而，异己的观点便习以为常地觉得“刺耳”而不假思索地一律抵制和压制了。

黄：可是，中华武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乃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瑰宝。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已经得到了中国人民及全世界人民的公认。

赵；这一观点，你可能是从书上看来的，也可能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而你看的那本书也是从其它的书上抄来的，告诉你的那个人也是从另一个别人那儿听来的。对于这些诸如此类长期人云亦云的说法，有的人觉得天经地义，有的人因畏惧某种无形的恶势力而“难得糊涂”，但是，真理却不一定在多数人手中。如果你没有在世界范围进行过普查或民意测验，怎么能说“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公认”了呢？在你那个“不容质疑”讲出来以前，怎么能够肯定我不会说出完全相反的例证呢？

黄：难道中国的武艺不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吗?不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的承脉吗？

赵：这要看历史上的武艺与现实的武术到底是不是一回事。让我们考察一下十三世纪以前中国流行的手搏、角抵、相扑等技，再来观察一下现今大陆时兴的少林、武当、长拳等术。可以看出，中国拳术的名称未改，承载她的土地未动，传袭她的人种未变。但是，整个拳术体系的模式、内容、观念和方法，除了那套传抄的阴阳五行八卦说，早已背离了自我，面目全非了。说她发展了也好，退化了也罢。原始的祖国格斗文化遗产与其说被她的后裔所继承，倒不如说与今天国外盛行的各种搏击术很近似。那么，谁更有资格追本穷源号称“源远流长”呢？再者，格斗是人类原始生存的本能。中国嘉峪关黑山湖附近春秋战国时期的石刻上画有30人练武的场面，而公元前两千年埃及墓穴的墙壁上同样画着扭打的情景。就是说，“历史悠久”也不是唯有中华武术才能炫耀的专利。可是，武术为什么总爱炫耀她的历史呢？一个二五眼的拳徒总爱把“当年我师傅怎样”挂在嘴边；国际市场上的“力巴头”也爱不厌其烦地向洋人讲解“我们古代的四大发明”。实际上，昨天的贡献代表不了今天的优越。年幼的计算机是古老的算盘所不能匹敌的。然而，这似乎显露出一种心态。以昔日的荣耀来掩盖今日的空虚，以过去的强盛来弥补现在的缺陷。一位衰微、垂死的老人会频频想恋和絮叨着他或往日美好的时光，中华武术多年来的怀旧、寻根又说明了什么？

黄：中国历代都有数不清的人从事武术，人才济济。而且中国有成百上千十拳种，各具特色。您总不能说中华武术的内含不够“博大”吧？

赵：古时鲁国人举国都穿儒服，可只有一个儒者。现代的中国有千百万人各自拜倒在如林的门墙之下，可谓详洋大现，可有多少人能够学以致用、在一生的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世界上绝大多数运动，尤其是像足球那样达到全盛的运动，参与者是由比例很小的运动员和比例极大的球迷所构成的，而中华武术人员倒挂，习武者多而观众少，可习武者的一般水平又够不上运动员。那些家中摆放着刀枪剑戟的人；那些在公园里一边转着腰一边海阔天空的人；那些在武馆或操场闻教头的口令而起舞的人，他们究竟算是拳手还是拳迷？他们有多少人能划入你的那个“博大”圈子之内呢？值得忧虑的是，这个圈子内的人数正在急剧地减少，因为现在的社会能使青年人发泄活力的方式明显增多了。好了，我别无所求，只请你在每次“博大之梦”醒来时清点一下人数，看一看青年人在武馆的多还是在舞厅的多？是观看套路表演的多还是看足球的多？另外，中国千百个拳派都宣称自己是独特的，有效的，但有几十拳种及其拳技能够称得上在人体格斗运动领域内具有新颖性和实用性的创造？有几种训练能够革命性地改善人体搏斗本能的发挥？由于中国的版图远大于拳术交流的范围，况且拳士多祟尚保守、隐居，以闭塞信息的流通来维持神秘感。长此以往，拳术中同一种概念、原理和方法就会有许多让人记忆不住的叫法，就会有许多被生搬硬套上的哲学道理，就会有许多与攻防无关的门派内稀奇古怪的仪式动作。假如能刨除这些固封闭、宗派等因素所孳生出来的“重复发明”，以科学的方法进行归纳，中国的武术就立刻不显得那么宏大了。而“不那么宏大了”的国术的修持者们，一旦遇强敌决战，便千篇一律地变成了“拳击＋侧踹＋抱摔”，甚至变成了村夫打野架。此时此刻，中华民族上千种拳术哪里去了？这虽不敢说我们的“瑰宝盒”内装殓着“空虚”，但起码不该说是如此的“博大”了吧？

黄：如此说来，中华武术也不那么“精深”吧？

赵：不，武术与中医学都在运用先秦的哲学，这些东方神秘主义的哲理对自然与人生都产生过意想不到的启示，不能说不够精探。但是，从古至今，混迹拳术这一行当的人，其平均文化修养、素质和水平是否超过常人？如果不是这样，那如此“精深”的文化遗产怎么能被长期地理解和传袭呢？两千年来，儒学在常人中变成了儒救，“精深”的武术在武夫手中怎能保证不被庸俗化呢？此外，能集中体现武术精深的拳术理论在中国拳坛的地位如何呢?一个不学无术的斗拳老手，一个弱不禁风的武学专家，他俩你如何看待？无疑，前者是宗师，后者是牙婆。曾记得，体育强国苏联的优秀选手身边总要有力学家、生物学家、营养学家等专家来亲临指导。而我们的勇士则爱挥拳宣言：“不懂什么拳理照样能揍人。”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武术中的那些来自古东方哲学和初等物理教程的支言片语已经“精探”得不食人间烟火了，它是一面使人颇感深邃，耗毕生精力亦不能穷尽的广告招牌，但条件是只有借拳脚暴力的庇护才得以信口开河。

黄：您所说的太偏激了，也许还有点片面。不知道这是来自您对中华武术的失望、鄙视，还是逆反心理？我们看待中华武术应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而不是只提取其阴暗面。

赵：准确地说，这来自我对中华武术的热爱。请问，爱武术的人就一定要全盘肯定武术吗？医生指明严重的疾病是不是对病人的爱呢？

黄：这要看病人是不是患的不治之症。

赵：难道今天的中华武术已患上绝症了吗？不可救药了吗？要么，干嘛这么忌讳听到自己的弱点和病因？于嘛那么害怕摘掉假面具呢？爱，至少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对父母的爱，即忠顺、自谦和体谅，另一种是对儿女的爱，这需要直率的训导和剖心的点拨。关键是，你把武术当成你的家长和偶像，还是拿来用作提高人体某种能力的工具？中华武术她今天需要奉承还是批评？倘若两者她都需要，我想地听过太多的信徒太多的“拜年用语”了。为了全面起见，她也该听听偏激而又片面的初诊了。

黄：但是，有许许多多的武林人士很难接受与忍受您这种表达爱的奇怪方式，他们不会理解您为什么“作为中国人还骂中国拳术”，他们会认为您是个怪人、叛逆或危险分子，有些人可能还会来找麻烦。

赵：是啊，或许中国武林最大的缺陷就是从来不承认自己有缺陷，一场学术争论很快会转变成一次人身的攻击和迫害。然而，一名拳术高手或其它运动项目的优秀选手在全国或国际大赛上失利后，会向一个斥责他的观众、评论员或指导者提出挑战或进行较量吗？不会，只有那些不开化的善男信女才会以行动疯狂地铲除异教徒。虽然这股长期游荡在中国疆域内的无形恶势力远不及中世纪罗马教廷那般威风，但中国许多拳师和武术工作者，忧惧1600年意大利鲜花广场烧死布鲁诺的那把火在当今的中国武坛上会重新点燃。所有这些只说明了一个事实，目前，中华武术的主体已经脱离了技击术、脱离了艺术，脱离了哲学，只留存下了信仰，走入了宗教。

黄：传统的拳术体制确带有宗派色彩，但并不是宗教。这毕竟不同于佛教、道教、儒教，也不似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正教。

赵：你所提到的这些著名的古教毕竟与近代的宗教不同了。近代宗教的一个特点是趋于小型化。自清代以来自莲教、八卦教、一柱香教、天理会、一贯道、义和拳等等袖珍教派如雨后春笋。同时，也是武术派系多分化、小型化的高峰时期。而近代宗教的另一个特征是它不像以往的宗教那样以神话，历史和哲学观念作为经典，以人或人格化的神作为偶像。近代宗教崇拜无形自然的神秘，并喜爱与某种实用的技艺相结合，这样，某种信仰与格斗术结合便形成了五花八门的拳术；某种信仰与养生术结合便形成了气功。同样，武术被枪炮取代了军事舞台的主角地位，还未转化为充分发泄人类某种情绪的竞技体育的空虚、迷茫时期也非常需要信仰的支持。实际上，学者们已不必为“像少林寺这样的佛门净土怎么会孕育出徒手杀生的拳术”而大伤脑筋了。林清的八卦教血刃紫禁城，就是“五女传道”书与梅花拳结合的产物吧。义和团席卷华北，也是靠神符和拳术拼凑起来的“神拳”来聚众的呀。再者，传统拳术哪一门派没有自己的偶像，仪式和清规戒律呢？

黄：宗教也是社会的需要，武术即使变为宗教的一种又有什么流弊呢？

赵：是的，宗教可作为人类信仰的栖息地，可作为受生活重压及心灵创伤之人的救治所，可作为重新得到保护感和关怀感的大家庭。然而，一种强烈的信念和愿望，如果是超越尘世的，那它最好进入一种纯粹的宗教。否则，如果长期萦绕在某种实用的技术之上就会使人像吸毒一样，溟溟蒙蒙地分不清现实与虚幻，就会使人在正义和神圣的感觉下去干蠢事。中国武术界的愚忠、保守、浮夸、宗派、排异、国粹主义；武术门派间的内争、相互轻视、勾心斗角，以及令武道内外人士蔑视、厌恶、敢怒不敢言的一切丑陋现象全都与此有关。依我的浅见，中国武术的当务之急是摆脱宗教性，真正进入科学和体育运动。不要等到打一场拳术界的“鸦片战争”后再来反思，也不要待到“八国联军”在擂台上叫阵才刚猛醒。好了，我曾写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你有兴趣就拿去看看，咱们明天再谈。

黄：明天请您谈谈有关武术的技击性和艺术性方面的问题。

第二天

黄：昨天，您好像在摇动着古往今来我们对中华武术的信仰基础，可对我来说，即使中国武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辉煌也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年轻人，从灵魂的底层所极度渴求的对武术的痴爱，粗俗点讲，却是那些能够用来“打人”的学问，也就是用体能征服他人的格斗和格斗训练所包涵在拳术中的“技击性”，仅此而已。

赵：这是实话，你不像其它拳师一边虚伪地把“打人”划为肤浅和罪孽，一边冠冕堂皇地谈什么武术技击，谈什么哲学大道。假设有一门拳术，内含十几个功法和几十个套路，自称有天下最深奥、最厉害且说不尽的东西，但却没有培养出任何人材，每个门徒都不敢对所学有丝毫的怀疑，而是怀抱着自矜和狂想乐融融地练拳终生，请问：你对这门拳派作何感想？

黄：我觉得那是在欺骗！

赵：可你不觉得在今日的中华武功内暗藏的欺骗是不是太多了吗？有人留着仙传异术、古庙秘技之类的旧把戏，有人玩着现代科学最前沿或名人遗物、笔墨、照片的新花招。

黄：那些卖狗皮膏药的大师就由他去吧，“中国的武术具有很强的技击性”这就满足了，让我们深信，我们的祖先留传下来的技艺在世界来讲是最好的。

赵：且慢，历史上的事情我不敢妄言。只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武术中最大的骗局，我认为就是所谓的“有技击性”。真不知有多少青年入受到了引诱，走入了歧途而不能自拔。

黄：如果我设听错，您是在谈中国功夫根本没有技击性。

赵：也没那么绝对，有些技法还是包含着较高的技击性和潜在技击性的。但可以肯定，当今中国武术在整体上是极度缺乏技击性的。以全球格斗界的战略眼光看，可以说已丧失了技击的竞争能力。

黄：真难以接受，先让我们看看武术表演赛，那些体育学院武术系所学的，专业或业余武术队所练的，武术观摩表演所赛的，武打电彤电视所演的各种中国功夫这么说来都是些“花拳绣腿”了？

赵：在公开发表和宣传的媒介内可能还没有人愿意或敢于公然宣称：学院武术是“花架子”，但那些“正宗”的传统武师也没有人承认它有“技击性”。甚至武术队中练传统拳术的人也难免被讥为“披着传统拳术外衣的长拳”。

黄：学院武术是以套路为主，然而，套路练习也能提高身体各项运动素质，从而也间接地增强了技击能力。同时，套路动作来源于格斗的模仿，只要精熟套略的单练与对练，在实用时将招式“拆散”，不是同样也能应付格斗吗？所以，不能说学院武术套路没有技击性。

赵：如果说能够提高运动素质的锻炼方式都含有技击性，那蓝球，游泳，登山等大多数体育运动也都应算作技击术了。我以为只有完全针对格斗需要，特意发展那些直接专用于格斗的素质和技术，才称得上是技击训练。而套路和一些功法和打法并不属于这一范围。至于“拆招”，或称拆手、散手等，只不过是套路家和幻想家的托词和借口，它在师徒“说手”、同门“喂手”、同道“听劲”等友善的场合还能派上用场，可一旦遇到生死、荣辱悠关的角斗，持续十几个钟头的对奕尚不能照搬棋谱的“套路”行事，在瞬间的强力冲撞中，有谁能把套路中的招数“串珠”拆散，并挑选出最合适的一个来呢？其实，实搏与套路对练用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神经，一种神经的磨练不能促使另一种神经的改善。再者，每天把百余十招式连起来过上几遍能有什么效果。

黄：当然了，真正的中国武术的技击精华是在民间，在传统拳术中。当前，广大民间武术家高喊“重视技击”，“重视挖掘传统”，就是要重新振兴中华武术的技击雄威。

赵：“文化大革命”前后，以长拳为主的学院武术作为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由官方强制推行，而其它拳术遭到了中世纪式的压制。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谈论技击就成了“扰乱社会治安的教唆犯”，后来，由于禁令的宽松，老拳师开始为技击叫屈了。学院派好像也放下些架子，不耻到民间去挖掘些什么了，但他们“挖”出了什么？被“神化’的死尸，发霉的手抄本，信口雌黄并倚老卖老的庸人。结果，技击真被重视真被提高了吗？我不否认挖掘者们害怕招贤纳士会危及自己地位等因素的存在，但我感到更主要的原因是，那些来到中华武术的传统之地的淘金者所能见到的只是昔日豪华宫殿的陈迹和焦土。

黄：传统拳术也缺少技击性吗？

赵：传统拳术责怪学院武术是“花架子”，并不等于谈自己就是“真功夫”。不错，学院武术回避技击，传统拳术追求技击，但追求并不意味着富有。“重视传统技击”的潜台词是：重视他们自己。今天的传统拳术与学院武术一样以套路为主，并混入了冒充古拳法的套路新作品。从打法上看，在攻防技术中曰经掺杂了大量象征性动作和门派仪式动作。这些动作与技击无关。从功法上看，仍保留着很原始、低效的操习，与其说是增长格斗实力，倒不如说是在祈祷、苦行和磨炼耐心。现在，我说不清有多少万中国人正在苦练传统拳术，可我也说不出有谁敢站出来向国际拳坛挑战并称王世界。倘若我们不承认我们的人种先天不济事，那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引以为荣的民间传统拳术在技击方面已经是老牛破车、干疮百孔了。

 黄：可是，当外国的拳术家、大力士和冒险者到中国叫阵，老一辈国术大师们以传统拳法大败洋人，大振国威和拳威，假如没有技击性怎么能行呢？

赵：既然有这么多打败洋人的壮举，我们怎么只听到了胜利者这边的传闻，却看不到失败者那边的报道呢？可能是外邦也忌讳提起他们所走过的麦城。那么，中国人是不是也很难启齿许多被洋人打败的“耻辱”呢？所以，几十年间中外较拳的胜负比例至今仍不明朗。况且，如若说武松在景阳冈上打死了只猫或许就不能成为千古英雄了，而我们的拳手都遇到些什么水平的洋人呢？我的师父遇上了俄国“大力士”，我本人也遇到过丹麦“拳击家”。还有一些同道遇见了各种冒险者。其实，我们的对手—击即溃，根本未形成真正的格斗。中国传统的拳术并没有遇上“真老虎”。那时，打败洋人后虽很出名，但真正的对手还是本国人。在杭州和上海的“拼命擂台”上，没有外国人敢报名参赛，而练着正统的传统拳术的那些正宗的传人，不管是凡人不理的高僧仙道，还是前呼后拥着的地方武圣，不是被打破了头就是被吓破了胆。可优胜者虽然在自报家门时都是五花八门的传统拳派，但他们无—例外地在传统拳术之外“另吃小灶”，暗地里另搞一套自己特有的格斗训练。

黄：可掌握中国功夫技击真髓的人从来不愿抛头露面、显山露水。

赵：不一定。他们是虚怀若谷呢，还是色厉内荏？多灾多难的老百姓如果感觉“清官”也靠不住时，他们只好祈求菩萨和侠客来作最后靠山，一个是人模样的仙，一个是仙模样的人。两者不必真的拥有法力和技击真髓，只要东躲西藏，保持住玄妙的泡影不被戳破，就能使百姓安心去崇拜了。

黄：您是否有证据来证明这一观点，来否定中华绝技失传或秘而不宣的可能性呢？

赵；我的证据是没有人能够拿出菩萨和侠客令人信服的证据。另外，在那些与世隔绝的不毛之地，消息闭塞，交流不便，物质贫脊，隐士们如何能启发悟性，拓展眼界，避免徒劳创作呢？又怎样能通过大量“见手”来交流技术，衡量自己？否则，又是怎么知道他们技高一筹，掌握精髓呢？生活问题怎样解决，营养哪里补给，资金、器具谁来提供?如果自食其力，花大量精力安排衣食住行，训练效果怎能提高？至于武术的失传我倒觉得不一定都是坏事，虽然某些技巧的失传或濒于失传令人惋惜，但这毕竟是自然的清洁工，通过失传更多地淘汰掉无生命力的、不实用的、低效率的和繁琐零乱的东西。

黄：是不是我们所说的“技击性”是两种不同的理解，指的不是一回事。

赵：很可能．“技击性”本身就很含糊。那么，你所指的“技击性”是什么呢?

黄：说不好，仿佛是讲“很厉害”，“总能赢”等等。

赵：是的，但应明确技击性对拳不对人。在格斗中，一个人获胜只能说他当时的状态好，一个人总能获胜也只能说他实力强，只有练同种拳术的许多人在许多较量中胜利的比例明显高，技击性在统计中才显露了出来。而用“未遇敌手”之类来标榜有技击性则是白费口舌。

黄：您是说技击性就是格斗获胜的概率。可是，在拳击赛上，摔跤手会失败；在摔跤赛上，拳击手会吃亏，那这两种拳击哪个技击性强？

赵：这恰恰说明“技击性”都是相对于固定的较量方式而言的。不论是公开的比赛，还是私下的争斗都有一条公认的或默许的规矩贯穿其中，拳技越适合这一规矩，它在这种较量中的“技击性”就越强。然而，也存在着这样一种“规矩”，它除了要求只可借助人体自身的能量外，没有任何规矩束缚，它常见于仇杀、决斗-等极端暴力的较量形式上的自由搏斗，拳术在这一较量形式下的技击性似乎是一种“绝对技击性”。在理论上我们所神住的拳术都应具有较高的“绝对技击性”，可实际上却极难确认、衡量这种技击性。因为这样做不但伤亡大，而且使观众感到残酷、恐怖且毫无“技术”可言。其实，广大民众心目中的“技击性”并非完全指拳术的杀伤力，而是要满足一种“以雄健、精巧的技艺来征服他人”的心理需要。这是格斗中文雅与粗暴之间的中庸之道。像现在的散打、推手和套路表演那样“文稚”得过分，就很难引起人民的热心；而像远古的相搏和角斗那样“粗暴”得过火，也很难不使大众心冷。

黄：我们梦寐以求的武术技击竟是一种主观上的满足，或许观众和拳迷如此，但中国的武术爱好者都想亲手把自己变成宗师和侠士，虽然他们的希望很小，可他们除了有时抱怨得不到“真传”外一生锲而不舍。假如技击性不是客观实在，那他们追求武术的动机是什么呢？

赵：对于喜欢观看武术的人来说，他是为了借运动员作为自己的替身来发泄本能的好斗愿望；而对于喜欢练习武术的人来说，他是出自于本能的恐惧。恐惧有多种，看见死人与看见活虎时的害怕是不一样的，站在高处、当众演说等不安感也各不相同。不要以为恐惧只是懦夫和窃赃的行为而与勇士和豪侠无缘，恐惧也是健康的动物或人类面临各种危险的自我保护本能。那么，人生最大的恐惧是什么？是对未知神秘的恐惧。在“可怕的情形”到来之前，比如：死亡将近，罪犯在逃，在上赛场或上战场之前，对吉凶未卜的命运面临抉择时往往处于恐惧的高峰。另外，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也会拜倒在神龛的脚下，假如他对神的一切了如指掌还会下跪吗？青年人从熟悉的家庭走向未知而神秘的社会，他迫切需要某种“力量”来充实自己，来驱赶恐惧。他需要些什么“力量”呢？是法律，是道德，是宗教等等，然人类最原初的本性要求首先是对自身肌体的崇拜。人们总愿无条件地选择自己的拳脚来充当最可靠、最应手的武器，于是敬佩搏斗的胜者自然成为安慰心悸的法宝，这也许就是练习武术追求技击性的动机。

黄：人的这种动机不是很荒唐吗？现代人类对抗的致胜法宝早已让位给枪炮和原子弹，武术的出路是不是从“技击性”转移到“艺术美”，通过人体“动”与“劲”的操练和观赏使人享受美的体验和遐想。

赵：也可以说：今天武术的价值就是能给人带来美感。但这种美感却不像我们通常想得那么简单，设想—名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对他来说写诗、钻研科学是享乐，而攻击别人、挑逗异性也可能是享乐。进取与犯罪皆出自人自动寻找生理上快乐的感受，而各种人与动物没什么两样的快感经过长期的社会搅扰，逐渐被抽取出经络，再根据时代的需要雕刻成我们活着的人所喜欢的样子。这样，低级的欲念便摇身一变成为高层次的美感了。武术的美类似一种群居社会对雄性美的折服。它能使脱离父母关照的人感到了能继续得到某种强大势力的卫护和宠爱。所以，武术中那些情随事迁、因人而异的“艺术美”也是以统一而永恒的“技击性”作为基础的。套路只能是技击的寄生物，假若硬性独立出来，则立刻会找到其它寄居地，比如，依附舞蹈，成为一种权仿格斗和格斗故事的舞蹈。当然，也可能像学院武术那样变成体操，像古寺绝技那样变成杂技，像气功武术那样变成魔术，像民间拳派那样变成宗教。

黄：如此说来，武术朝着套路和技击双向发展也是错误的了。

赵：即使套路与技击能够分离，目前它们已被分开了吗?武术界为什么总想哄骗初学者，让他们以为套路练习是未来技击的根基，预先安排好的对打和推揉是技击的样板，而奇式怪招、搏人丈远是技击的目标？武术中套路与技击一直关系暖昧，它们往往根据拳师的需要时即时离。技击家虽蔑视套路，却时常用套路来掩饰技击的单调；套路家虽像叶公于那样见不了“真龙”，却常常以技击来装门面。好，时间不早了，明天再谈怎样？

黄：到时请您着重谈谈中国武术的内容。

第 三 天

黄：您独到的武学思维令我心里时常涌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可您对当今中华武术的技击威力的怀疑和否定又使我心中忐忑，当然，我知道少数拳法和高手即使再“厉害”也救不了中国武术。但是，如果真正叫人心服，恐怕还得更具体地对中国拳术的主要“经络”的结构进行剖析，指出其中的弱点来。其实，我也曾很讨人嫌地向许多拳术家请教过他们本门拳法及整个武术的不足何在，可“回答’只有三种：第一种拳师自称才疏学浅，不具备指责拳术的资格，并劝我老实学拳，勿胡思乱想；第二种拳师借此痛骂旁门或旁人，其中多为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的私怨，而与学术无关；第三种拳师则表示不满，好象说：“呸！你这叛徒，大不敬，大逆不道之流。我的拳术中国第一，中国的拳术世界第一。”

赵：可他们都在对你说：“我们都很害怕”。害怕触犯了那个东西，害怕看清了那个东西，害怕得罪了其他的害怕者。实际上，那个东西不是现实中的国术，而是幻想中的国术。拳术在幻想中越传神，在现实中就越失真；而拳术在现实中越贫乏，就越想用更神圣的幻想来弥补。中国武术理论和技术的破裂由此与日俱增了。

黄：您愿意具体分析一下中国的拳术吗？

赵：只是时间不够。这样吧，这里只谈主要的轮廓，每一方面也只是“点到为止”，且不受条理层次的拘束，另外，国术的优点你我已经听得够多的了，这里只谈缺点。

黄：好。首先您对武术分内、外家或按地区分类怎么看？

赵：中国技击若想发展，现在试行的拳术分类法必须全部打破。这倒不是说这些分类很不合理，而是说这些分类只能部分地划分拳术的演练特色，而丝毫不能说明拳术的技击特点。拳术类型的分割应该是“打”出来的，而不是“练”出来或“编”出来的。它应该反映人体和不断翻新的技术，而不是千百年一成不变的宗教式的门派习俗。少林、武当、峨媚、终南等分类恰说明了古时交通不便所带来的交流障碍，今天早该成为陈迹了。而内家，外家来源于尚武的书生为抬高身价而妙笔生花，然而谁也不愿承认自己是“外家”。其实，在荣辱生死悠关之时，谁的拳脚都是“无家可归”的。

黄：可内外家的划分至少代表了拳术的刚与柔。

赵：“刚柔”的意思更加含混和泛泛，它只能作为拳师对其他门派品头论足的口头禅，一旦用到自家的拳技便都“刚柔相济”，“内外兼修”。好象自己总是站在“刚”与“柔”的居中点上来评审别人是“偏刚”还是“偏柔”。太极拳等柔技真的靠“四两拨千斤”来闯荡江湖吗？“以搏人为主”的形意拳为什么属于“内家”呢？西洋拳击也是人的创造，那它是“刚”是“柔”呢？

黄：但“内外”和“刚柔”的学说毕竟导致了深奥的内功练法，即由意到气再到劲贯通法术的发明。

赵：“意、气、力”，“精、气，神”等等和与之相应的内功修炼是很难用正常的语言说清楚的。它似乎是自己暗示自己产生种种舒适和强壮感觉的方法，也可以说是某种宗教符号式的召唤。但在技击上都不大灵验，至少有许多新的理论同它一样有效，甚至比它更实际。

黄：那么，您认为中国武术在打法上有什么欠缺？

赵：国术的打法忌讳太多，除了避讳某些不约而同的东西外，各门各派还有各自的禁忌，譬如，每门拳法总忌讳与其它的拳法雷同，于是追求奇异，冷僻成风，说一个练八卦的很像大极会使他难堪，说一个练形意的很像拳击他会觉得耻辱，要知道最能表现拳派风格的并不是打法，而是故意摆出的门派礼节性招式。这类招式在表演和对峙中还算有用，但在短兵相接时则完全是多余的，笨拙的。另一个忌讳是怕摔倒。在中国民间的徒手格斗较量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除两脚之外身体任何部位着地都意味着失败、屈服和“栽跟头”。所以南方器重“马”，北方推崇“桩”。国术也多要求步距大、重心低、上身中正，殊不知这种四平八稳的技巧实用的代价是什么？其一，在“抬腿半边空”等影响下，失去了下肢的进攻，特别是极富杀伤力的高踢和高膝强击。其二，中国最优秀拳种中的“蛙劲”只不过是力求使动量沿人体某一路线尽可能低损耗、长距离的传输。还没有自觉地利用不平衡所产生的大质量部位的惯性运动来发力。其三，时时提防“失重”必阻碍步法与身法的闪动和灵巧。上述我们所丢弃的东西也正是现在国际搏坛最宝贵的东西。传统拳术是“老人拳术”，“老”是圣贤、权威和高深的同义词，而老年人当然是抬腿艰难，倒地危险了。这样，在授拳时掩盖“圣人”弱点的托辞自然就是拳术忌讳“不平衡”了。但是，拳术并不仅仅是摔跤赛。以失稳换来凌厉的一击，即使倒地也值得。打法我就先说这点吧。

黄：下面您谈一谈练法好吗？

赵：我们的拳师总喜欢在招数和打法上寻求独创和隐秘。其实，真正独特的、能保密得住的是训练，俗称功法。训练方法决定着拳术的优劣。而中国现存的传统功法基本上是低效的。表现为“功夫上身”所花费的时间太长，即使有了“功夫”也不完全在某种格斗中顶用，并易出现伤害、劳损和疾病。训练是一门庞大的综合学问，决不是几十年如一日、起三更、练三九就能成功的。在这儿我不多说了，我只谈几个“错位”：首先是练法与用法的错位，不管哪门拳法都以不能散打为耻，可哪门拳法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散打上呢?国术大师们在练功上有两个很可笑的错觉，一是认为真搏实打是拳术的最后一课，只有“功力”精纯后才能试着临敌；二是认为精熟了推手、对练等近似格斗的技能就等于提高了真正格斗的水平。当然，在低陋的条件和训练术下很难实现肉搏，业余拳迷也不愿总是肿脸瘸腿去上班。但拳术想上高层次，“错位”就必须弥补，最终的决战怎么用，学习的开始就怎么练。另一个“错位”是疲劳和强度，民间拳手只知天天长时间埋头苦练，实行低体力消耗战术，自身的肌肉，神经等格斗所需要发育的组织并未被充分刺激。他们对更新训练器具、设备或请助手陪练有一种天然的憎恶，他们更愿意在黑暗或无人的角落里独自比划和默想。我真搞不清武士们是为了人生而借助中国武术，还是为了乞求“中国武术”的怜悯而苦行。此外，理论与实践有错位，技术与素质有错位，公开性操练与闭门秘练有错位……我就只举这几例吧。

黄：那武术界的体制又如何呢？

赵：我们先不谈官方武坛的组织方式。仅就民间拳界而言，学生藏在心底的选择明师的标准是什么，历史不明的神秘老头儿为最佳；能椎推搡搡，会高谈阔论的居中；不能打，不会聊，只在拳术某一方面有研究的则很勉强。虽然人人都说这样不科学，可某“大师”道临时却人人都动心。另外，一师多徒制的“牧羊式教拳”能培养出高材吗？授拳不同于中小学，它需要师生更密切的接触，科学到了高水准也需一师一徒制，拳术则应更进一步，施行“多师一徒”制，只有各派拳师，体育专家，医学家，营养师等等与技击有瓜葛的领域的方家通力合作，才可能造就出中国真正的高手。

黄：这些天咱们的话题总是围绕着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武术，您乐意更进一步对传统拳术的具体门派进行批判性的评价吗?我知道过分具体有时会伤害某些人的信仰和自尊，我不想在无情地解剖拳学时造成人际摩擦。所以，只想请您将中国名的不足之处列举一二。

赵：咱们先谈形意拳和八卦掌怎样？

黄：好，从传统上讲您是形意八卦嫡传，您和韩慕侠是张占魁门下最有名气的学生，从自己的门派“开刀”令人敬佩。

赵：别那么说。咱们先谈谈形意拳，如果说二、三十年代全国擂台上的优胜者中形意拳手居多，那现在的形意就“差劲”多了。原因是最讲究“合一”的形意拳除染有国术的通病外，还有“不合”之处。首先，“招”与“劲”不合，形意是“打人”的招“推人”的劲，用在击打上吧，拳掌发出只能打动对方，力量少有破坏性；用在推揉上吧，伸掌伸拳又难以将对手远掷。其实，形意拳家至今未搞清形意拳是专用于“散手”还是“推手”的技术。此外，“形”与“意”不合。都在高唱“形意并重”，都在走极端。一些人讲求“形骸”成癖，一些人追寻“意念”成疯。前者被三节、四梢、五行、六合……捆成了五花大绑，后者则躲在幽处独享精神激战。还有“拳法”与“功法”不合。谁要是想终生若练五行拳、十二形、杂式捶或直接用拳招来格斗就能“升堂入室”那就太天真了。人们喜欢把形意拳与西方拳击比较，但人们也害怕这种比较。中国事就非要纯而又纯地“走自己的道路”，哪怕是与洋人的拳技有一点偶然的巧合也要立刻删去。可依我看仅就训练方法和比赛制度而言，形意拳就该好好向拳击学习。

黄：形意八卦的出现是不是想用八卦掌来弥补形意拳的不足呢？

赵：形意八卦的互补最初来源于董海川、郭云深及门徒间良好的私人关系，后由张占魁创拳，但形意的欠缺不是八卦都能补上的，八卦掌也有不少缺点，同样也不是形意能补的。例如，八卦掌有层很厚很厚的“皮”，不易看穿，外观却给人以复杂和神秘的感受。使人着迷，也使人上当。第一层画皮，是董海川和继承者们的侠义故事，“水分”极大。第二层表皮，是八卦学说往八卦掌上硬套。历代八卦拳师谈掌法必言易理，但没人真能找出它们之间的一丝必要的关系。除了哲学启发外，在格斗中推敲阴阳八卦，就像点穴、气功、轻功一样，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和麻醉法。第三层真皮，是基本掌法与实搏打法混为一谈。就连八卦大师也在苦思冥想：这些变化莫测的换掌游动究竟怎么“用”呢？那些用“蹚泥步”来绕对手飞转，以八个方位来打击“中心点”或凭抽身穿掌来绕到对手身后的妄想是教唆自己和他人当“炮灰”。在三层“皮”之外的爱好者撑着双掌，在精确的小圆圈上，像初学滑冰的人蹑手蹑脚地蹒跚着，不时地换掌亮出了几乎人体所能达到的最别扭的姿式。这难道就是传奇、圣典、怪招三位一体通向“雪花山”的捷径吗？

黄：大极拳在理论上和健身上是最受世人青睐的，但人们仍怀疑如此软慢的拳法怎么能应付暴力呢，而太极拳手则笑话人们的无知，他们有一套刚柔转化的深奥道理。

赵：一个外行，由于没有成见，他的印象往往是正确的。太极拳有自己的较量方式——推手。干嘛不仅此引以为荣呢?非得是专门用于你死我活的决斗的技术才算是拳术吗？民国时期，大极拳家曾公开辩解：太极拳手之所以在各类技击赛上成绩不佳，是因为太极拳太高深，人们难以掌握的缘故……这是掩饰，还是坦白?太极拳理论文辞瑰玮，堪称传统拳谱楷模。其主线为一绝顶的阴阳辩证关系。你要“刚”吗，那就尽量地“柔”，柔到莫此为甚处，突然变成纯粹的“刚”；你要“快”吗，那就尽量地“慢”……且慢，这套“物极必反”的哲理很诱人，但有谁灵验过吗？不，你若能偷窥到那些发劲放人脆快的太极大师关在庭院内都秘练些什么就会明白的。

黄：您是说太极说在某种程度上哄骗了那些渴望技击术的年轻人。那么，少林拳是否就很直率呢?它讲究刚、快、猛，也是拳打脚踢并用。在人们的心目中，少林武僧是中国拳坛的实权派和最后王牌。

赵：明代的将军就是以你这种心情去拜谒少林的，但是他们失望了。今天许多少年逃学离家奔向少林，他们也同样灰心了。千百午来各地少林人总向往着练出这种或那种常人难以达到，甚至常人难以想到的功夫。其实，这类惊人高功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某种杂技。插砂、拍树、跳坑，踢桩、卸骨、点穴、一指禅等等等等，对格斗训练而言是落后的“土”办法，但加上点魔术在表演开石、上吊、挨棒打、手指倒立等倒颇为引人入胜。我记得，马良的“新武术”和现在的“武术”，这些连传统的花拳绣腿们都责骂的“花架子”，是脱胎于少林拳术的。我记得，二、三十年代，那国术的“最后王牌”军在拳台上被乳臭未干的后生追得抱头鼠窜的场面。少林门少有文人的参与，处于理论真空下的放任自流，它的轮廓很实际，但细节很不科学。

黄：您对南方的拳种怎么看？

赵：南拳各派从外表上看是一种自己与自己的肌肉较劲的拳术。对于内部细节恕我未学肤受。但从二十年代末国术游艺会上看，南拳手一般是南风不竞、一触即溃的。

黄：最后，您能谈淡您自己创造的拳术吗？

赵：我的“东西”是从错误和失败中泡出来的。我年轻时争强好胜，总爱充当一些名家的“打手”来和另一些名家争个高低。漠视他人，特别是失败者的长处，这不但阻碍交流而且伤害感情。另外，由于与中国武道的意识主流分歧悬殊，故始终与武术界保持着距离。至今有人叹我怪癖执拗、不识时务。起初，为解释传统劲法编了一趟“心会掌”，其实它只是个套路，并不能有效地提高人的格斗能力。现在才着手把给我带来益处和我认为较有效的训练术和交手术总结起来，补充“心会掌”。但是，世界徒手竞技的方式在不断变化，我的“东西”也在不断被淘汰掉，不会自己“找岔”，自己更新，就谈不上先进。最近，我对“心会掌”中下肢爆发力的训练就很忧虑，至今还未解决。我更希望有后生对我批评。

黄：可以看得出来，除此之外，您还为中国武术的现状和前途而担忧。今天，已有许多人对中华武术的未来进行过种种预言，您对这些预言抱什么态度，您认为哪个可能实现，或者您对中国拳术的何去何从作些什么推断呢？

赵：我不是算命先生，自然不能推测国术哪年能称雄世界，哪年消亡。但咱们能试着分析一下国术的前景。明天再谈怎样。

第 四 天

黄：几天来，您站在另一个高度，把武术血淋淋地剖开，使我们这班乐知天命的人感觉到一阵阵地颤抖，我想会有人说咱们这是在无事生非、自寻烦恼的。但是，您很像隐居在武林深处的一位痛苦的先觉者，自然会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断向人们发出危急警告的呼号。今天，您是否愿作为一个明师为我们年轻人，为我们的武术的未来指明发展的方向呢？

赵：你知道当今中国武术界最危险、最丑恶、量强大的“拦路虎”是什么吗?是独裁，是武道内部已经司空见惯了的专制。这是一套从上到下复杂的关系网。其中关键人物有两个：其一，门派中的头人，包括祖师爷、老师父等，谓之“拳霸”。其二，与武术有关各部门的某些政府官员，可谓“官霸”。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发号施令，教导徒弟或下级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黄：这有什么危害吗？

赵：拳术是人的文化，人是最关键的因素。而这“两霸”最出色的能耐恰恰正是压制人，尤其擅长迫害那些比自己更有才华，而又不怎么俯首贴耳的人。另外，作为副业，他们也不时地杷别人的成果和功劳窃为已有。请你特别注意：哪个地区的武术界死气沉沉，一盘散沙，那里头就一定有拳霸官霸。让“花架子”肆虐，而不敢真搏实打，是因为“官霸”不敢担责任，“拳霸”害怕栽跟头。

黄：那么，谁是“拳霸官霸”呢？

赵：你应该问：“谁不是拳霸官霸”？我们这帮老头都或多或少地有些“霸”气，只是多数人自己不觉得罢了。当然了，谁也不想当恶霸，但在这个武术体系下，不管多么善良、谦虚的人，一旦被捧到了某个高度立即便身不由己了。有一种伟大、正义的感觉推着飘飘然渐入化境，看每一个武术爱好者都欠自己的情，看他们都处在蒙昧的状态等待着自己的教化。于是，把自己那点经验一滴一滴地挤出来，调追随者的胃口，并尽可能多地换取崇拜者的钱财和赞颂。结果怎么样，青少年、叛道者、创新家……这一群最容易出现拳术英雄的人，也是最脆弱、最没地位的人被一“网”打尽了，变得温顺、圆滑了，其中的宠儿慢慢地也熬成霸业，再进一步压制他的后辈。总之，武术遭殃。所以，那些宗师、权威、武术家还是闭嘴吧，除了就某些问题进行一番平等的讨论外，最好不要以天然的坛祖和领袖的面目为拳国的子民指点迷津了。

黄：那么好的传统怎样继承？老一代人怎样用经验来扶植下一代呢？

赵：庸师往往把年纪当成经验，用来驯服徒子徒孙。而明师的任务是为学生尽快超过自己创造外围环境。“经验”应放手让徒弟去闯、去干、去创。干出来的经验使师徒俩都受教育，这才是正常的扶植。但绝大多数老拳师却觉得这样做不合算。因此，你们年轻人不要上当，如果你的老师真要把你培养出来，或许他在人格上和生活上需要尊严，需要你的尊敬，但在学问上在技术上他决不能作你的家长，而应作你的伙伴、你的随从。如果他觉得这样作师父吃亏，那你就不要再理睬他，应远离他。最多他也只能搬出那套“武德”来咒骂你，可你却保住了事业和青春。

黄：可是，武德一直是侠士风度的标准，中国人高层次的道德法典。

赵：过去可能是的，但现在的实际效果是什么?“武德”在中国的半空中悬了千年，谁也没有看清它的全部内容。“杀富济贫”之类的豪言的现代解释是：先进的事物不许冒尖，腐朽的东西也不要死亡。“替天行道”现在也可翻译成：年轻后生不得“犯上”，以保障拳坛独夫作威作福。现在，捧着这套过时的“武德”来整人，挑别人的不是，则是最最缺德的。

黄：其实，我想说的是假如有一天中国武术的现存体系真的如您所愿被彻底摧毁了，而全新的体系又未来得及建立，我怕武术若走入这种“破旧而未立新”的境地会面临一场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混乱。所以，在旧武术未去之前，我很想听到您对中国及世界武术前途的构想。

赵：“中国武术”是没有前途的。当然，整个世界武术的日子也不好过，你不要看那一时的辉煌、热闹。武术若今后没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就会被那个伴在它身边的“千古难题”逐渐地困死。而“中华武术”若照此下去便等不到那个时候，早就自身腐烂了，在快要咽气的时候再挨上“外国拳术”致命的一击。

黄：“千古难题”指什么？

赵：什么是武术?武术是“尽量安全地表现残酷”。可这是一个矛盾，想安全就不能残酷，想残酷就不会安全。自古以来，有人用金钱和奴役来淡化安全，从而提高了残酷的表现：有人创造出拳击、摔跤、推手等项目，以护具和技术约束来降低残酷，从而加强了人身安全。然而，武术要求“安全”与“残酷”这两方面同时提高。但到目前为止，人们还只能做到以牺牲一方来补足另一方。武术缺乏安全会让人畏惧，缺乏残酷会让人厌倦。这是几千年地球上生来死去的多少聪明人未能解决的难题。而武术想活下去，我们或我们的后人就要赶快解决它。

黄；怎样解决它呢？

赵：在这里我只是提出问题，提醒你注意它。而解决它恐怕不是一个人、一个拳派的工作，甚至不是武术界自己能够承担得了的，它需要新科学、新技术的帮忙。

黄：在这里，我们中国的武术家该做些什么呢？

赵：我看中国拳手还是先别管什么“难题”吧。叫中国拳界大难临头的是他们那套陈旧的体制，而砸碎这一顽固体系的关键不在于某个伟大拳术家的出山，而在于让“小字辈”们在世界的大范围去打去拼、用事实重新告诉那帮老家伙、老脑筋什么是武术。

黄：现在，国家不正是努力使武术走向世界吗？

赵：我曾说过，政府就没有真正重视过武术。他们瞧不起武术，觉得它远不能与田径、足球、体操相比。有些人害怕武术，怕聚众搞迷信、怕小青年打架，怕摆擂台出事。咱们再看看怎么个“走向世界”：培养几个洋“花架子”在国内观摩观摩；找几个初学乍练的老外带上中国的“行头”让中国选手尝尝赢的滋味；派几个“嘴把式”到国外把东方的“实战术”传给西方的养生爱好者，或者引海外崇拜者“朝圣”，再高薪教几个大鼻子徒弟……说这是“卖国”有点夸张，但至少是在“卖拳”，在廉价出售。

黄：依您之见，中国武术怎样走向世界？

赵：必须推翻“三座大山”，第一座山是老人和官僚对各拳派的专横统冶；第二座山是把中国武术凌驾于世界格斗术之上，搞宗教式崇拜；第三座山是过分追求安全，不顾观众的情趣。

黄：在中国推倒这“三座山”恐怕是太艰难了，不知要有多少事情要做，而且会不断碰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赵：不，只要抓住一个问题，其它问题便迎刃而解了，那就是要“打”，参加竞技，只有把武术在全人类中间“打”个热火朝天，老人才会自动变得谦虚，官僚才能被自然淘汰，人们才可真正知道中国功夫在世界上倒底“算老几”，安全与残酷的比重才会被恰当地把握。但是，“打”不是儿戏，它要求我们中国人再多拿出些胆量和度量来。就是说，首先必须有“敢输”以及“敢死”的精神准备。然后，请国外真正的搏斗高手到国内来叫阵，并请国内的功夫好手去征泰、征日、征美、征战欧洲。

黄：我们的拳手输了怎么办?怎么向国民交代？

赵：就是要敢输，只要我们的拳手尽力了，就再也没有比惨败而归更好的事了。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武术的内幕后，劝武术还是不要走向世界为好。可我认为国术还是走出国门，去亮一亮丑，挨一挨揍更好。虽然这样做会使广大的外行心里感到耻辱，我们也会有汉奸、卖国贼之嫌，但这会打破国人心中的中国功夫不可战胜的神话，彻底使旧武术体系“休克”然后“重新启动”。只有这样，武术才有希望。

黄：可是这样的话，国术会不会被湮没，年轻人会不会由此认为中国功夫不顶用了，而转向学习拳击，柔道、泰式拳击呢？

赵：会有许多人这么做，谁先进就向谁学习嘛。但这无关大局。中国武士难道就那么不经打?打倒了再爬起来，我想会有更多的人借此反省自己和自己的拳术，中国人才能反败为胜，使国术产生飞跃式的发展。

黄：真的要把中国功夫与世界各种搏击术冲撞，是按他们的规则比呢，还是按我们的规矩打？

赵：这是实质性的问题，我们的武术工作者整天忙于编几趟拳术，创几招打法，搞几套训练等等，其实这并非振兴武术的关键，真想闯出“有中国特色”的武术就要悉心研究出几套或十几套比赛的形式。不要只在“散打”、“推手”这两个干巴巴的赛制上打转，应该先学学人家的职业化，人家的奥林匹克，人家的拳击柔道，然后自己搞更新的竞斗方式。最终把各式各样的格斗赛亮出来，打一打，让观众来取舍，让人民来评点。一个能唤起观众极度狂热的比赛方式一旦定型，拳手和他们的指导者就会拼命地寻找在这个赛制上更实用的技术。于是，更具实战价值的拳术就会自然而然地不断涌现。中国武术的技击性才能真正被加强。

黄：要想唤起观众的狂热就必须回到中国古代的“相搏”和西方角斗士的那种血腥厮杀，我们怎么保证运动员的人身安全？

赵：这又回到了那个“难题”，它虽然还未得到根本的解决，但我不相信中国人就那么缺乏冒险精神，现代人敢登雪山，敢潜海洋，敢只身去北极，敢在飞机翅膀上跳舞，总之，连大自然的破坏力都不怕，人的拳脚的那点能量又算得了什么。其实，骑摩托车摔死是意外，而被对手用脚踢死却是故意的，所以感情上过不去罢了。当然一名拳手无论他如何伟大也只不过为广大拳迷的快乐而充当牺牲品，为武术事业的进步而充当实验品，但作这样的人值得。话说回来，人不是那么容易被打死的，我一生好“动手”，与名家、选手、挑衅者都有遭遇，其中不乏生死决斗，但几十年来连一颗牙都没被打掉。在武术圈中，作为一名勇敢的选手我想他会有一些“敢死”的精神的。

黄：现在的人都在向“钱”看，都愿意相信神乎其神的东西，把武术搞成一种血肉横飞的肉搏，观众会有兴趣吗？资金从哪里来？

赵：你见过马路上为一点小事而吵嘴和打架的吧，近年来是不是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劝架的人越来越少。为什么呢？是我们的格斗文化贫乏得已经逼使人们不得不去欣赏那些低层次的街头殴斗，而且一些人起哄、流连忘返、尽力鼓励打斗继续下去。另外，在电影、戏剧、小说里人们也渴望看到真实、激烈的武打场面。故此，人们需要格斗，需要亲眼看到格斗或亲身体验格斗。我想，在这个时代，如果格斗比赛的形式恰当，选手训练科学，武术是会超过足球而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观众的热情就等于金钱，通过广告、资助、门票、电视转播等等渠道可积累丰厚的资金，资金反过来又促进武术水平的提高。而武术水准提高了会使其明星们更加耀眼，使拳迷们的信仰更容易寄托，更好地享受神秘。

黄：假如中国人真的在全世界摆擂台，那他们将凭借什么拳术作战呢？少林拳、八卦掌等拳法是否还会派上用场？

赵：中国人干吗非要追求某种独特怪异的拳术呢？使用什么样的拳术要按比赛的规则而定，传统拳术在新型的比赛中虽有可借鉴的地方，但其主体，上至形意、太极等名拳，下到裘先生的螺旋拳和我的心会掌，恐怕都免不了要进博物馆。今天对我们来说至高无上的东西，那时可能一文不值了。但是，这并不等于我在完全否定中国武术的价值。泰式拳击之所以能够称雄今日世界，空手道、跆拳道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除了它们都有赏金制等比较恰当的比赛形式这个重要因素外，不要忘记它们也都脱胎于东方古老的拳术，而这种古老的拳术中国大陆有得是，母庸说那些响当当的名牌拳种，仅就我的那套心会掌中的部分技术而言，一旦能配合优良的竞斗秩序，我敢说它亦能与世界最厉害的搏斗术抗衡，我想其它许多拳派也能如此。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不是我们学习人家的赛制，而是我们忙于教人家那点“国粹”。搞不好，中国的这些“玩艺儿”又得丢给外国人去发扬光大，然后再借鉴回来，瞄准人家的尾巴穷追猛赶。

黄：我们的拳术走出中国，熔入世界之后，中国武术还有何作为呢？

赵：我说过，中国武术将不复存在，它只能作为一种地方特色罢了。中国人欲在世界格斗领域内有所作为，就应创建出多个有特色的格斗比赛，并在此类比赛中保持优势，而这类比赛的最低标准是不能让观众抱怨说：“这不是真打”，或说“这不公平”。当然解决那个“千古难题”中国人应义不容辞。其实，让我预言更遥远的事情是极不现实的，当今中国武术所走的每一步都踏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谁知它朝哪个方向拐弯，即使有个预言指出了灾难，而武术听从了预言结果避免了灾难，你说这个预言准确还是不准确？

黄：明天，我要到无锡等地出差，咱们的谈话恐怕要耽搁些时间了。以后，我期望能在更多的感兴趣的地方听到您不凡的见解。

赵：不过，我向你提个意见，这几天的闲聊中显然是你问的多，我谈的多，比较起来我就“专横”多了。以后，你不要客气，不要因面子阻碍学术。我既讨厌别人强迫我承认他的正确，同时也讨厌强迫别人承认我正确，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好了，让我们暂时抛开武术。你出差时，在江浙一带请帮我打听一下我的学生薛恒源和吴天甲的下落……

人类，乃至一切动物，都是从忙碌寻找食物中求生并发展起来的，故曰：民以食为天。社会进化到了今天，上班族们的“天”基本有两处，家里的厨房，单位的食堂。

哲学家说，存在即合理。而机关食堂存在，不仅合理，而且太需要了。无论你在国家部委，还是在乡镇政府，紧张上了半天班，最迫切的愿望不外乎吃口热饭，否则天天叫外卖，日日上馆子，时间紧张不说，既花钱又麻烦，不卫生还不对胃口。

知道天下第一难就是办食堂，是从大学始，大学的食堂无论怎么办，天子骄子都是不满意的，要吐槽的，动不动上访或罢吃。校领导最头疼的缘于此，又是承包出去，又是每年补贴，仍然意见一箩筐。

党政机关和企事业机关的食堂，情况就好些，伙食相对搞得好，吃的人也少。其实从计划经济开始，食堂就有，只是远非今天这样气派豪华，那会儿人人都得买饭菜票，窗口排队，出差的人另租个碗碟。这样的食堂，40多年来，我从农场，厂矿，学校，单位吃到国有大型企业机关，再熟悉不过了。最大变化,现在的正规机关食堂，多数不要钱或员工只需交象征性的1元。

经济在发展，时代在前进，食堂不与时俱进也不行了。做大做强，豪华装修，逐渐分出层次，把隔出来的单间给领导用，有条件干脆辟出整个楼层专供领导和接待。鉴于反腐倡廉风声紧，高级吃货们从五星级转入会所，又撤退至食堂，安全系数立马飙升，不过此食堂不是彼食堂，菜肴丝毫不逊色于酒店，茅台装在可乐瓶中…

有比较才有鉴别，美国政府有没有机关食堂？百度告诉我，美国所有的联邦政府机构是没有食堂的，或者说没有国内这样的免费食堂，有的只是招标承包出去的外卖委托机构，提供早餐和午餐，相同的食物，价格并不比外面的便宜，可选择性也少。

例如美国食品葯品管理局在马里兰州的总部，提供的不外乎都是美式汉堡，生菜沙拉和软饮汽水。早餐5美元，午餐6—10元，大多数的政府公务员都是自带午餐，中午微波炉加热后食用。午餐为半小时，超出的时间自动在当天工作时间内补足。食堂好的也有，在大学，美国大学的食堂不管从外看还是从内看，都与我们国内星级宾馆有得一比，吃的琳琅满目，不过请自个儿掏钱，没优惠一说。

和老美隔太远不比也罢，台湾总和我们同文同种吧，网上有文介绍，马英九每年在办公室，要吃掉200多份便当（快餐），怎么连个“小灶”都没有，连我们这边的乡政府都不如啊？

原来台湾也是有食堂的，吃的也不错，可1987年后开放报禁党禁，有了民进党这个吵死鬼，盯住食堂不放，什么党库直通国库，侵占民脂民膏，补贴从何而来，厨师工资房租水电又从哪里出……天天这样在你耳边嗡嗡，你还能安心的吃吗？所有的政府机关食堂统统撤了拉倒，屈指一算也已二三十年了。

有监督的吃，与没监督的吃，宵壤之别。

中国的公款吃喝数目惊人堪称惊涛拍岸，在这一轮反腐风暴中终于心有不甘地偃旗息鼓，其症结不是吃，而是豪吃国家的，必然要寿终正寝。可现在机关食堂又在吃谁的？稍微会算点账的都清楚，一个机关食堂办得好，平均每人不能少于50元，假如500人用餐，按240天计，一年的补贴600万，在北京，这样的食堂不少于1000个，按全国20个北京算，补贴就达1200亿！

国情告诉我们，吃可以，别拿走，少数人吃，有问题，如果大家吃，则是福利，和发奖金一样，大家都有没事，个人上腰包则不行。也就是说，革命就怕革自己的命，更怕革多数人的命，涉及到绝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其改革必然很难，聪明人切莫踩入雷区撞翻马蜂窝。好比飞机票要涨价涨就涨了，可能没几个人注意，油盐柴米要涨价，你试试！

机关食堂过去现在将来都会存在，因为工作需要大家欢迎，也谈不上腐败，不过是重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吃饭不要钱。虽然也是白吃国家的,但是是“人民群众”在吃，就不好上纲上线了，在反腐大戏中,最多是个尴尬角色，目前抓贪官还忙不过来，谁脑子进水来和食堂较劲。另一例子是禁止公车私用,其实只是管住了领导的轿车,天天接送普通员工的班车厂车校车则可以以人民的名义照开。所以中国的事情不仅老外看不懂,有时我们自己也说不清。

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民主进程也会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吃食堂”也不能太过任性。网上曾有篇文章《公仆的自助餐，部委食堂探秘》流传很广，感叹‘’北京部委机关一元钱可以吃那么多好东西，在这个物价飞涨的年代，巨大的落差着实让民众感慨万分！‘’

既有乱象，就该理顺。首先食堂就是个吃工作餐的地方，没必要装修过于豪华，食材尽显高档，更不能沦为腐败的地下室和领导个人享受的据点。再者吃饭付钱，天经地义，交多少合适，是个和登月球一样的难题，反正吃50元只交1元是说不过去了，尽管这是个触犯众怒的话题。

怎么既保证大家的用餐又不增加员工负担?愚以为应该在工资奖金等收入中，增加一笔餐费补贴,(已有机关干部交通补贴发放可以比照)，每顿吃完自己埋单。为方便计或发一张就餐专用卡,需要个人出一部分,也得制定一个合适的标准，公开透明，亲兄弟明算账，总比只交1元这样的幌子好。

要抓住男人，先抓住他的胃，要抓住公务员和其他公职人员，就要认真把食堂搞好。至于怎么合理合法地搞好，吃瓜群众拭目以待。

2017年4月23日，一向沉稳从容的张召忠将军在的中国海军节网络直播活动中竟然失态痛哭，他感慨万千地说：我们受了多少窝囊气，才有今天！众多网友纷纷跟帖安慰：局座不哭。三天后，中国首艘国产001A型航空母舰在大连下水，这一中国海军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极大激发了中国人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人们在盛赞中国海军“下饺子”之时，您可否知道人民海军拥有的第一艘战舰只是排水量745吨的日制护卫舰？这就是1949年2月12日从青岛起义的国民党海军黄安舰，而就是这样一艘又小又旧的三手舰，在人民海军初创时期竟是主力战舰之一，“家底”如此寒酸倒也罢了，还要眼看着敌机把为数不多的战舰一艘艘炸沉，这口窝囊气曾令多少老海军潸然泪下，痛惜不已。

黄安舰加入人民海军后被命名为沈阳号，从日本到中国，从“国军”到解放军，黄安舰来之不易，之后在解放军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能够生存下来更是不易。在人民海军序列里，沈阳舰不仅顽强生存下来了，还为保卫东南海疆频繁参战，屡立战功，直到1980年光荣退役。沈阳舰的血脉至今还在延续，新一代沈阳舰是北海舰队的115号051C型导弹驱逐舰。从排水量745吨到7100吨，从单一火炮到垂直发射远程区域防空导弹，从近海黄水到驶入大洋蓝水……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沈阳舰变化是巨大的，不变的是几代海军官兵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胆忠心。

让我们回顾一下人民海军首艘战舰的前世今生，感受一下新中国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艰难发展历程。

黄安舰的前身是日本舞鹤造船厂1944年12月建成的81号海防舰，日本海军的海防舰，也称之为护航驱逐舰，其实就是护卫舰。81号海防舰属于日本海军第一号型（丙型）海防舰，系1943年初在鹈来级（甲型）海防舰的基础上简化设计的船队护航专用舰型，并不适合远洋作战，故大部编入日本海军的本土海防舰队。该型号海防舰没有日文舰名，以奇数编号来命名，首舰为1号，故此类舰称为第一号型。人民海军初创时期有多寒酸？第一艘战舰排水量只有745吨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史记刺客列传》

“燕赵”本是战国反秦战争时期的一种政治身份和地域符号，但在日后其政治含义逐渐降低，地域含义逐渐增强。现今“燕赵”是河北的别称，但广义上的燕赵不仅包括河北，还包括着北京、天津、内蒙古中南部，以及山西北部，辽宁、河南、山东的部分地区。

魏晋以来，以燕赵作为地域名称来写作诗文的作品渐增。韩愈言：“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王昌龄写过；“拂衣去燕赵，驱马怅不乐。”于是慷慨悲歌成为了燕赵民风的代表。也成为河北人民自豪的地域符号。那这股民风是何时开始形成的呢？

战国：慷慨悲歌的奠基时期

战国时期燕文化的核心地区在北京与河北保定地区，赵文化的核心在现在的河北邯郸与山西东南部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有多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小诸侯国，而这些小封国早在商朝时便存在，为当地的土著居民，代国是林胡人建立，中山国是鲜虞人的国度。

《史记》：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上谷至辽东，地卓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

史记中提到的种、代地区是指汉代石邑县北部的恒山（又称常山因避汉文帝刘恒之讳而改称，是今天的曲阳县西北部的大茂山）以北的地区，包括现在河北怀安、蔚县以西，山西阳高、浑源以东。

这里曾为少数民族“代”政权的所在地。这里的人民性格倔强刚强，有习武之风，多行游侠之事不畏法。不从事农业商业。

种、代地区

而上谷至辽东地区则为燕国北郊，包括今天的张家口、北京密云、河北平泉县和辽阳市以及辽宁义县。

这里民风习俗与代地相似，民风彪悍，做事果断不瞻前顾后。《管子》记载“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可见在战国时期，燕赵民风彪悍多行游侠之事，重义气而轻生死。

上谷至辽东地区

“任侠”的风俗对这里影响很大，如战国四君子之一的平原君好养宾客的习惯，于是邯郸地，义以持重，而好气任侠为地域特征。

另，《战国策》有记载称赵国是“天下善为音，佳丽之所出也。”笔者只知道在现今河北地区仍传言邯郸出美女，原来古已有之，燕赵民风的形成主要是地缘政治和民族融合的原因。

赵女亦不是普通的赵女

罗敷，是邯郸城（今河北省邯郸市邯郸县三陵乡姜窑村）一个姓秦的农家女，以采桑为生，大约生活在汉末至三国时期。她忠于爱情，热爱家乡、热爱生活，是古邯郸美女的代表。作为邯郸历史文化的著名典故之一，她的故事被广为传颂，为乐府《陌上桑》的主人公，在《孔雀东南飞》中代指美女。。。不同时代画风差异很大

种代、上谷、辽东地东是华北向内蒙古的过渡地带，属于农业与畜牧业接壤地带。海拔多在1000～2000米，气候干燥。

春秋前期这里生活着戎狄和东胡部落（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在匈奴以东故曰东胡《素隐》）。而这两个民族都属于游牧民族。《左传·昭公四年》：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

中国400mm等降水线

赵襄子用计杀了代王吞并了代地。这使赵国的控制地域深入游牧区。赵武灵王时进行“胡服骑射”的改革，并在公元前305年攻占原阳（今呼和浩特东南）作为骑兵的训练驻所。

“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河西而致其兵。”《史记·赵世家》。致其兵：招募胡人作为士兵。而此时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性格就开始不断地影响着燕赵地区。

在游牧世界大规模拓展势力范围的赵

由于与游牧民族接壤，以及游牧民族生活习惯导致的掠夺的特点（地边胡，数被寇），边境地区常年备战尚武，使得此地民风彪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

先秦时期马具尚不完善，未发明马镫，以至于战国时期骑兵对骑术要求很高，所以骑兵在整体部队所占比很低，大多数国家都以战车为主。

但骑兵的培养极其受到赵国的重视。骑术恰恰是游牧民族从小培养的。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于是赵武灵王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称“胡服骑射”并积极收纳胡人士兵，这对民风产生巨大影响。

一车四马的战国战车，相比骑兵还是受到地形的很多限制

战国策之胡服骑射

燕赵慷慨悲歌在春秋战国时期尤为突出的原因也要结合当时时代背景。春秋后期“士”阶层的文武分途，导致“武士”向“侠士”转变，而侠士和雇主形成主宾关系，侠士推崇“死节”的精神价值。民间自发的“士为知己者死”、以及食客为所依附者驱使的江湖道义自然而然成为了士阶层与民阶层交往的主导意识。

再加上当时的社会背景为“侠士”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各国之间的战争愈加惨烈，精英阶层开始不惜一切代价的动员整个国家投入战争，游侠群体当然也是培养、争取、团结的对象（如：太子丹和燕昭王），这些共同推动了当时任侠好勇的社会风气。

河北胡化

到了汉朝，匈奴被击败后，北匈奴迁居漠北，而南匈奴迁居塞内。内迁匈奴多居于山西地区。阴山地区出现真空。辽东乌丸部落向此地迁徙，且扩散到幽、并等州的北部地区。

“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降汉，贡奴婢、牛马及虎豹、貂皮等。汉乃封其渠帅、大人共八十一人为王侯、君长，许其内迁，使驻牧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十郡鄣塞之内，其地大约相当于今东北大凌河下游、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中部、内蒙南部、鄂尔多斯草原一带。”

大量北方游牧民族迁居塞内各郡县（地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东汉末年大量躲避战乱的中原百姓与鲜卑、乌丸聚居于上谷、辽东、辽西、右北平等郡。《后汉书·乌丸鲜卑传》：“时幽冀吏人奔乌丸者十万余户”。胡汉错居的格局形成。同时蔡邕口中的：“幽州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国家胆核。”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史书上。可见鲜卑乌丸等少数民族对燕赵之地的影响。

南北朝十六国以来受战争影响，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大漠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对燕赵文化产生巨大影响。据考察北朝融入汉族的少数民族有10多个。襄国（山东阳谷西南）、邺城（今分为邯郸市临漳县和成安县）等地成为匈奴、鲜卑、羯等民族的聚居地。《晋书》：“鲜卑之众，星而燕代。”仅在光初三年（318）石勒攻靳准，就迁徙了羌族、羯族降众十万余人落于冀州。

西晋的五胡杂居与政区划分（五胡乱华即将开启）

在少数民族内迁的同时河北中南部汉族大规模迁徙南方。河北以南和河南以北成为大面积放牧区。

在永嘉以前，文风鼎盛，多出儒家经学大师，所以古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之说( 河北与河南即为关东主要地区) 。不过永嘉之后，世易时移，河北骑射之风日滋。

胡人政权的中坚军事力量基本依仗本部族人，汉人想要成为统驭军队的将领必须勇武过人，弓马娴熟并且得到胡人上层和军士的认可。

而史念海先生在《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一文中统计。在魏、齐时代不包括北周，共有九十三名出自关东、关西的汉人将帅，而关东汉人就有五十七人之多。并且认为：“ 这种尚武精神是和关东各族杂居关系分不开的。”

隋唐时期，北方再次出现强势的游牧民族政权：突厥。突厥在发展过程中分裂为东西两部。开皇七年（587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请求游牧于恒代之间，得到了隋朝的同意。山西和河北北部，内蒙古南部成为突厥活动区域。

隋与北方突厥

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为唐所灭，十万突厥部众被内迁安置，设有羁摩州用以管理（大臣多以为应依照突厥风俗安置，不宜强制汉化）。

当时河北道管辖的羁摩州数量很多，在今河北承德、宽城、平泉、隆化、淬平、丰宁等市县境内设有奚族为主体的饶乐都护府，突厥的顺州都护府初侨治营州玉柳戌，天宝初年侨治于幽州城中。

唐饶乐都护府与顺州都护府

羁摩州府的设置使大量侨治番州存在于幽州境内，有突厥契丹各族。《旧唐书》记载番族人口有2万户，占幽州总人口三分之一。

日后安史之乱中，河北百年间迁入的大量胡人最后多成为安史叛乱时的叛军来源，“ 安史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

此后藩镇割据之时，三镇节度多目无礼仪，好勇善战，于是河北周孔名教渐衰，骑射之风盛行，被人视为蛮夷之地。胡化在唐代中后期特别是在藩镇割据初期数年内达到高潮。

藩镇割据，尤其华北的河朔三镇最为强劲（范阳节度使、成德节度使、魏博节度使）

元朝定都之后，河北不再是军事对抗的前线，而成为了天子脚下，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在这里聚集，人们生活越来越奢靡，靡靡之音对社会风俗影响越来越大，再加上受儒学教化的影响，幽燕地区自古以来的尚武民风逐渐转变。

成为帝都之后，生活就不一样了

到了明朝，游潜记载到“衣冠文物之化焕然盛备，旧习已移。”谢肇淛直言：“不知当时慷慨悲歌游侠之士，今皆安在？”明隆庆初年，戚继光调任蓟州镇总兵官，上任伊始上疏请求征用三千浙江士兵，即“南兵”。

何调南兵御北敌？《明经世文编》：夫燕赵之人，素号矫健。昔人用之，北拒强胡西当秦晋，南却楚，东威齐，所向有成。今古天下，同一人也，何独今日之不然耶？燕赵之士，虽多慷慨，然近者锐气尽矣。

作者生于胡服骑射的土地上，满城充斥着赵文化的标签，只是写完这篇文章作者心有百味而无以言表。我看到王士性眼中的京师之人“又嗜辛辣肥醲,其气狂盛,多嗜斗狠,常以酒败,其天性然也。”总是有不能说的感觉。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唉，沧海桑田啊。

在林林总总的民间地下组织中，尤以山口组（1915年），住吉会（追溯到明治初期），稻川会（1949年）为最，称之为日本三大指定暴力团（意即被认定的黑社会组织）。

山口组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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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吉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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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川会徽

​山口组，第一任首领是出生于兵库县谈路岛的渔民山口春吉。

山口春吉

​山口春吉因在农村破产来神户谋生，一时找不到职业，就投奔到神户最大的赌徒集团大岛组门下。他以骁勇善赌得到大岛组首领大岛秀吉的悉心栽培。

1915年，山口春吉遂以大岛组赌徒为基础，纠集50名赌徒、浪人于正式成立山口组。山口组的最高首领称为“组长”，在各地的头目以他们的姓氏为名组成次级组、会，其下又有更小的组、会，根据地位高低有不同的职位称呼。二号人物称“若头”，即帮头，下设“帮头助理”、“老弟头”、“老弟”等。各组第一任首领死后，若要保留组名，新头目则被称为第二代、第三代等。此后山口春吉又迅速吸收神户地区来自农村的大量的港口搬运工入伙，并施展手腕进入神户最大的欢乐街新开地，把利润颇大的浪曲剧场的演出权搞到手。山口春吉经营山口组10年后，于1925年把首领的宝座让给了儿子山口登。 

山口登

​23岁的山口登上任后，立即显示出王者之气，他以巧妙手段独占了神户中央市场的搬运作业权和相扑、歌谣的演出权，并拥有春日井梅莺、广泽虎造等日本一流歌手，使山口组事业有了空前的发展。但山口登由于在多年的奋斗中树敌过多，1940年夏在与笼寅组争夺名演员广泽虎造的武斗中被刺，此后病情加重，于1942年死去。山口组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田冈一雄因为与山口登之女文子的恋爱关系而于1946年出任第三代首领。 

广泽虎造，日本民乐（浪曲）著名人物

​田冈一雄，1913年出生，自幼家境贫寒，而且父母早亡，很小的时候田冈就被叔父领到神户抚养。高小毕业后，田冈一雄到川崎造船厂当了一名见习工，不久就参加了山口组。 

田冈一雄

​田冈一雄自幼喜欢斗狠，骄横凶悍。到了山口组后，更是如鱼得水。有一次山口组在对外袭击战中，田冈一雄竟用手把对手一员勇夫的眼睛给挖了出来，由此田冈获得了“熊人”的称号，山口登对其特别照顾，总是把最重要的也是最能体现个人才能的工作交由田冈一雄去做，而田冈凭借其过人的天赋和胆略总是能圆满地完成任务。 

1936年，一位远近闻名的赌徒酒后闻进兵库的一家山口组事务所（赌场）寻畔闹事。山口组的多名成员与之相博，都不能制服这个赌徒。田冈正好路经此地，见有人胆敢在他的地盘撒野，当即火冒三丈，挥起日本刀，一刀就把赌徒杀了。警察闻讯而来，田冈一雄并不逃避，在向山口登告别后昂首进了监狱，他被判了8年徒刑。 

正当田冈在狱中度日如年时，山口登因被刺伤后久病难治于1942年死去，山口组一时群龙无首，而此时日本由于战局不利，加紧征兵，山口组的大多数成员都应征入伍，山口组的活动几乎处于停滞与消亡前状态。 

1943年，田冈一雄因遇日本皇纪2600周年大赦，提前出狱。田冈回到山口组后，立即召集昔日的部下成立了田冈组，并且在成立之初就做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第一件事是利用日本人对旅日华人、朝鲜人(即所谓的“第三国人”)的排斥心理，把在这些外国黑帮控制下的黑市摊位及部分地盘给抢了过来，所使用的手段就是恐吓、凶杀和炸弹。结果使田冈组的名声响彻神户一带。自然，地盘也随之扩大。 

​第二件事是广开财源，田冈认为，黑道组织如果经济上不能自立，无异于自杀。所以田冈出狱后即先后开办了神户、甲子园、明石赛车场，姬路和阪神赛马场，尼崎赛艇场，福原土耳其浴室，使一般平民的消费都能装入山口组的钱袋。 

第三件事就是争夺山口组的首领宝座。山口登有一爱女山口文子，聪明精干，颇有稻赂，早就偷偷喜欢上了田冈一雄。自从山口登死后，日本军方战时对黑社会的严厉打压，山口组几近崩溃。

田冈的出狱使山口组恢复了些许生机，文子有时也向田冈提些建议。两人宣布了恋爱关系，而田冈利用这条件，逐渐取得了在山口组中的支配地位。

最重要的是，田冈一雄遇上了他此生的恩人，也是今后的仇人，在日本‘政史’、‘财史’，‘暴力史’上赫赫有名的‘国士’儿玉誉士夫。

‘洛克希德案’中受审的儿玉誉士夫

​儿玉誉士夫，在日本侵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一笔，日本经济间谍中，其为最出类拔萃者。至今无法准确估算出，其依托战时日本海军的支持下，在中国上海百老汇大厦设立的‘儿玉机关’中，搜刮了多少财产。其与麦克阿瑟达成的交易（麦克阿瑟黄金）。包括以后，其操纵日本内阁，并一直到70年代，儿玉誉士夫实际上是全日本黑社会的幕后老大。

战时，在上海，依靠日本海军执掌‘儿玉机关’的儿玉誉士夫（深色衣服）

​战败之处的日本，港口劳动工人大多数都是日本共产党的支持者，不愿意为驻日美军搬运物资。美国方面就让儿玉誉士夫（其人此时已经与盟军达成秘密交易，并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美中央情报局）想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儿玉找到了在神户港当“大哥”的田冈一雄。如此一来，山口组傍上了美军这根日本最粗的“大腿”，并从垄断神户港的物资搬运权开始了所谓“中兴之路”。话说当儿玉誉士夫找到田冈一雄的时候，山口组（田冈组）才不过30多人，完全是处于风雨飘摇最困难的时期，儿玉誉士夫也因此自认为对山口组有恩。

而在以后六十年代初，儿玉誉士夫企图统一全日本黑社会，却遭到了昔日小弟山口组的坚决反对，结果，儿玉誉士夫派出其控制的东声会会员木下陆男枪杀山口组重要人物田中清玄，导致田中受重伤。当然，儿玉誉士夫还是集合了包括住吉会，稻川会在内的大部分日本暴力团，成立了‘关东会’。不过区区只有两年，这个组织便遭日本政府及警方的强力压迫，予以解散。

1946年，田冈一雄终于登上了山口组组长的宝座，当时，田冈只有33岁。

田冈上任伊始，就抓“组织的团结”，他认为“暴力团”要想生存，团结是第一要务。他知道自己刚上任，可能有些人不太服气，他就处处身先士卒，以笼络人心。

有次，兵库县警察掌握了山口组众头目在“田冈御殿”即山口组总部议事并私藏毒品的情报，突然包围了田冈家，进行搜查。在场的其他人都大惊失色，认为大势去了，而狡猾的田冈却无事一般，在榻榻米上闭目养神，听到警察来，还满脸谦恭地请警察“请用心慢慢搜查”。警察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垂头丧气地走了。原来毒品已被田冈吩咐文子暗中提前转移了，连众头目都不知道。经过这一变故，众头目对田冈更服气。 

田冈的“帮规”甚严，谁违反了处分起来是无情的，断指、处死、破门是常有的事。但田冈也颇有义气，如果他手下有人受难，田冈必全力相助，或派人或送款。如果手下的人受其他帮会的人欺辱，田冈一定去为之复仇，如有一次，田冈特别欣赏的一位歌手被另一黑社会团体“明友会”成员殴打，田冈知道后立即下令手下围歼“明友会”。当天就袭击了“明友会”总部，打死“明友会”人员一人，打伤二人。过了几天，“明友会”被迫向田冈赔礼道歉，这就是战后日本著名的“明友会事件”。 

1950年，驻日盟军总部决定打击日本的黑势力，发布了以日本主要黑道组织为对象的“团体规制令”，命令山口组立即解散。田冈一雄见明里硬顶不过，就于当年的11月20日，在神户的凑川神社主持了山口组的解散仪式。 

神户艺能社

​田冈一雄偷梁换住，山口组成为今日合法的商社，正是从那时开始起步。田冈一雄率领手下的暴徒们通过合法注册实体企业，干起了合法的“正当”行业，即土木建筑、流浪演艺、港湾搬运，如田冈一雄设立的在神户的建筑公司，颇具规模。山口组麾下“兴行部”直接注册法人，起名“神户艺能社”，田冈自任社长。“神户艺能社”在当时大众娱乐界相当有影响力，日本昭和时期的“国民歌手”美空云雀就归属“神户艺能社”。而歌舞表演团曾在日本轰动一时，“民办二十大歌手演出”（“红白对抗大赏”前身）等等。我们熟悉的日本知名演员高仓健，据说也是山口组成员。并且拍摄了田冈一雄的传记。

高仓健扮演的田冈一雄

​此外山口组通过与当地有名的“赌徒”帮“本田会”的明争暗斗，田冈最终吞并了“本图会”，控制了当地的赌博业。他又开设了几十家妓院，财源滚滚而来。 

日本新宿七十年代风月女郎

​1957年11月，小天龙组组长在小松岛港遭福田组组员枪击。山口组总部获知即由地道行雄指挥结集组员115人赴德岛县福田组事务所举牌示威，在半途便遭德岛县警队拦截。之后在自民党议员小西寅松的仲裁下，山口组与本多会达成和解。而“小松岛的抗争”采用了迅速大量动员的示威行为，被山口组作为日后抗争时的战术范例，成为山口组正式展开以武力扩张全国行动的先驱。在旗下4大先锋（地道组、柳川组、菅谷组及小西组）的领军下南争北讨开疆辟土，让山口组由原本地区知名角头摇身变成日本最大跨越区域性的企业化黑道组织。

田冈控制财路的方法是把手下的各个行业包给若头(中层干部)、舍弟(自己的结义弟兄)们负责，然后让他们每月按时交纳贡金，违反者给以严厉的处罚，由此保证了日常开支之需。 

日本警方在表面上似乎是从未放弃过对暴力团（黑社会组织）的打击。

1963年日警方将神户山口组、神户本多会、大阪柳川组、热海锦政会、东京松叶会5组织指定为“广域暴力团”。

1964年日本警方设置《暴力取缔对策纲要》，并重新指定10大广域暴力团（在以前的名单上，增加了东京住吉会、东京日本国粋会、东京东声会、川崎日本义人党、东京北星会5组织），随后发动首次全国性暴力团的“顶上作战”取缔行动，山口组在这次行动中，被列为首要集中取缔对象。

1966年6月，针对“山口组坏灭作战”的一连串取缔行动也正式开始。

然而到1971年，山口组却在日本各县发展出478个了相关组织、10508名组员。

六十年代，亲临扫黄第一线被男妓暴揍的警视总监田中

​当然，田冈一雄在执掌山口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手将山口组从地方小流氓团队，发展成为全球瞩目的黑社会组织，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背后必不可少的因为有政客撑腰。当时的运输大臣河野一郎就一直是田冈的“铁杆”“后盾”。

河野一郎

​2015年，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部分成员另立山头，成立了新组织“神户山口组”。大阪府警察总部立刻召开会议表示：“为削弱、消灭黑社会组织，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

这次“脱离组织”的是在神户设立事务所的山健组等以关西为中心的原山口组13个团体。这些团体的组长上个月分别被山口组宣布“破门”或“绝缘”，受到相当于开除或永远不再回来的严厉处分。新组织日前在神户中央区召开首次会议，讨论日后发展事宜。共同社说，约3000人脱离山口组，但无法确定新组织规模，警方一直收集相关情报。

神户山口组组长是67岁的井上邦雄，他曾是山口组所属团体山健组的组长，即山口组最大派阀的首领。在日本黑社会圈子里，有“没有山健组就没有山口组”的说法。

​日本警方掌握的资料显示，山健组成员约6000人。井上邦雄的成长经历充满血腥，据说他晋升新首领还发生过血案。2000年，山健组组长等头目被捕入狱，当时，井上邦雄还仅是一般干部，却深得山口组第五代掌门人渡边芳泽的信赖和重用。据说渡边想让井上接自己的班，但是论资排辈，他必须先担任山健组组长。

然而，让井上邦雄任山健组组长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清除许多障碍，至今还有相关命案悬而未决。此外，山健组还发生过2亿日元不知去向的谜案。为这笔钱，组内不仅出现争执，还发生枪击事件。事情闹到最后的结果是，有的人被捕，有的人退位，而井上接连跳级，2005年升任山健组组长。

井上邦雄不仅是山健组组长，还是东洋信用实业公司的总经理，垄断明星代言商品的业务。他曾因内讧枪杀两人被捕，获刑17年。2010年，他因为违反宅建业法被捕。

2016年3月，因山口组与神户山口组之间处于“战争”状态，日本警方不得不成立特别小组。

山口组六代首领六代目筱田建市

​山口组历任首领：

初代目：山口春吉（创立者） （任期：1915年-1925年）

二代目：山口登（山口春吉的长子） （任期：1925年-1942年）

三代目：田冈一雄（原山口登手下） （任期：1946年-1981年）

四代目：竹中正久（竹中组原组长） （任期：1984年-1985年）

五代目：渡边芳则（山健组原组长） （任期：1989年-2005年）

六代目：筱田建市（弘田组原组长） （任期：2005年- ）

　　各界普遍认为，“萨德”系统对中国的最大威胁，并非其拦截弹，而是那部号称“萨德之眼”的AN/TPY-2雷达。

　　AN/TPY-2雷达是一部X波段（波长3厘米左右，大约10GHz）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它有两种工作模式或者说构型，分别是终端模式（TM）和前沿部署模式（FBM）。前者通常作为“萨德”导弹连的火控雷达使用。后者主要部署在前沿，用于向远方的导弹防御系统，例如美国的“地基中段拦截”（GMD）系统提供数据。美国声称部署在韩国的TPY-2雷达将以探测距离较近的TM构型部署，而TM模式探测距离为600公里，支持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一方说这个探测距离只覆盖朝鲜，不能深入中国大陆。而批评者指出FBM模式的雷达探测距离远得多，而且从TM模式向FBM模式转换只需要8小时或者更少。

TPY-2雷达的全貌

　　那么，“萨德”的雷达以不同工作模式对不同属性的目标到底能看多远？相应高度的目标需要飞多高？终端部署模式和前沿部署模式探测距离的不同，是哪些原因造成的？除了RCS、目标高度以外，影响探测距离还有那些因素，关于“萨德”雷达的一些传说是真是假，是对是错？我们将一起给出答案。

韩国人反对部署TPY-2雷达主要是担心其对周边人员形成危害，图为TPY-2雷达的危险区

关于探测距离的各种报道

　　美军虽然很开放，但是对于武器装备的核心参数其实捂得是很严的，包括“萨德”的AN/TPY-2雷达的探测距离。当然首先说下，谈雷达的探测距离一定要对应着雷达散射截面积（RCS），不说目标的RCS或者基本属性而大谈探测距离的意义不大。这就好比人的眼睛能够观察到物体的远近取决于物体的大小和与背景的反差一样。人能看到几十万公里外的月球，但是看不到几十米外的蚂蚁，雷达探测距离也是一个道理。

　　迄今为止，无论是美军还是“雷神”公司实际上都没有公开过确切的、对应着目标RCS的距离参数。那我们先看看美国官方、各种媒体靠谱的报道中提到的数据吧。由于国内媒体数据主要源自国外，所以这里只罗列来自国外的数据。

这是“雷神”公司对AN/TPY-2雷达的介绍。吹得天花乱坠，一个准数都没有

　　（1）数百英里。这是目前亦驰君看到的有关TPY-2雷达探测距离的最短的公开报道。它来自于雷达的研制方“雷神”公司，该公司曾在一部视频中说，TPY-2雷达能够“追踪数百英里以外棒球场上的本垒打。”当然，这个本垒打必须打的足够高——超过44000英尺，这才能超过地平线被探测到（关于飞行高度和探测距离的关系，我们后面会详细说明）。

“雷神”公司的宣传片称该雷达可以看清“数百英里外的棒球”

　　（2）600公里。这是韩国媒体报到的TPY-2雷达以末端模式部署时的探测距离。2015年2月，韩国《朝鲜日报》的一篇报道引用政府官员的话说，末端构型TPY-2雷达有效探测距离为600公里。2015年4月，《首尔新闻》引用一份美国技术报告同样给出了这个距离。

　　如果我们认为（1）中的数百英里为三百英里，那么这个探测距离是大约480公里。一个棒球的RCS大约是0.004平方米。根据雷达方程计算，对于RCS为0.01平方米的目标，雷达探测距离大约是600公里。这与韩国媒体报道的采用末端模式部署的“萨德”探测距离是相符的。

　　（3）超过1000公里。这个说法是美国陆军部出版的《“萨德”反导系统雷达前沿部署操作手册》里谈到的。原文称，“AN/TPY-2（前沿部署模式）……用于在超过1000公里的距离上探测、跟踪、分类并识别处于助推段和中段早期的弹道导弹。”当然，这个说法过于模糊了。

“雷神”公司的宣传片称该雷达功率强大，可覆盖一些国家

　　（4）1500公里。201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NAS）报告中的示意图显示，TPY-2雷达的探半径约为1500公里。NAS委员会认为这个1500公里的探测距离是相对保守的。

　　（5）1800-2000公里。韩国媒体为前沿部署模式TPY-2雷达给出的探测距离，信息来源与上面第（2）项相同。这个2000公里也是目前国内媒体引用最多的数据。

　　（6）大于2900公里。2008年，美国陆军少将帕特里克·奥赖利（Patrick O’Reilly后来成为导弹防御局局长）声称，TPY-2的探测距离“超过1800英里”（2900公里）。

TPY-2雷达可用来跟踪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注意中国洲际导弹打击美国的两个主要弹道，一个是经过北极，一个是经过太平洋上空

　　从以上公开报道的数据看，TPY-2雷达的探测距离相差五倍。对于雷达，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这意味着雷达功率相差5的4次方，也就是625倍！如果只是不同目标的雷达散射截面积（RCS）不同，那需要这些目标的RCS也要差625倍。那么，上述说法是不是靠谱？他们的探测距离对应的是多大的目标呢？

不妨一起算算

　　从上面的报道来看，既没有说雷达采取那种模式，也没有说针对的目标RCS，所以，虽然告诉你探测距离了，其实大众也不明白这个雷达的厉害程度。

　　而两位与笔者同样爱较真的学者——乔治·刘易斯和西奥多·波斯托尔，在2012年9月21日，在一篇博客中利用雷达方程进行了简单的计算。这两位可不是普通的爱好者，前者是康奈尔大学高级研究员，后者则是马萨诸塞工学院教授，但是具体专业不详。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的计算过程，也算是对雷达增加一些了解。下面内容略显枯燥，普通看客可直接越过蓝色字体。

　　他用于计算的公式就是下面这个雷达方程，但是如何确定每个参数，却是门学问。

雷达方程的一种表现形式

　　这其中Pav是雷达平均功率，单位是瓦。TPY-2的天线使用了第三代收发模块，据估计，其峰值功率为16瓦，平均功率为3.2瓦，雷达共有25344个模块，因此，其平均功率为81千瓦。

　　ρ表示天线孔径效率，设定为0.8，两位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偏高的值。

　　A表示雷达天线面积，单位是平方米。这个数好查，TPY-2的天线面积9.2平方米。

　　G为雷达增益，按照G=ρ(4πA/λ2)的公式计算，增益为103000。

　　n为驻留脉冲个数，设定为20个。

　　σ为目标的雷达散射截面积（RSC），按照0.01平方米计算。

　　FN噪声系数，专家的估计值为1.4。

　　fP：脉冲重复频率。也就是说，雷达以怎样的频率发射探测脉冲。专家认为其为200Hz，也就是一秒钟发送200个脉冲。而驻留脉冲为20，也就是说波束在一个波位要收发20个脉冲，波束驻留时间为100毫秒。

　　LS为系统损失，评估为6.3。

　　S/N为信噪比，作者分为两种情况，跟踪模式下S/N=20；识别模式下S/N=100

　　将上述数值带入公式则得到以下结果：

　　R=870km 跟踪（S/N=20）

　　R=580km 识别（S/N=100）

　　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国家科学院（NAS）委员会的一份声明称，将S/N从20减少到12.4，而波束驻留时间从0.1秒增加到1.0秒，其他参数不变的话，将获得1732公里的探测范围。

　　上述计算的关键假设和参数是：弹头的RCS为0.01平方米；对每个目标0.1秒的雷达波束驻留时间；用于检测的信噪比S/N=20，噪声系数为1.4。这个结果表明，雷达可以每秒在870公里的范围内每秒跟踪10个来袭目标，或者进行10个波位的搜索，或者每10秒对100个目标进行一次检测。

　　我们先科普一下波束驻留时间，驻留时间实际上就是雷达波束在一个波位/目标停留的时间。在一个波位上停留的时间越长，可能接受的目标反射脉冲就更多，进行相关运算后就能探测更远的目标或者可以探测到目标更多细节，但是代价是扫描的周期增加了。

　　不过笔者认为，波束驻留时间的0.1秒的假设偏大。亦驰君之前接触过的很多火控雷达的波束驻留时间不到10毫秒。100毫秒的驻留时间意味着极差的搜索能力。例如，对于一个10度X64度的空间，如果波束宽度为1度的话（X波段火控雷达的波束通常是很窄的针状波束），扫描下来的时间需要64秒，也就是一分多钟。这将导致其搜索速度、数据更新率下降。对于X波段的火控雷达来说，其波束宽度本来就小，如果搜索速度降低，那将极大降低其搜索能力。可能是无法忍受的。因此，至少在终端模式中，驻留时间应该更短。当然，如果是依靠外部目标指示的雷达来说，100毫秒仍然是可以忍受的。

　　另外，这个探测距离要超出笔者的预期。毕竟，0.01的平米的目标是一个非常小的目标了。

根据美国专家的计算，TPY-2雷达对RCS为0.45平方米的目标的探测距离可以达到3000公里。这个数值显然略高

　　为此，笔者专门咨询了中电科的一位知名雷达专家。这位专家认为，上述公式中各个变量中噪声系数和系统损失取值过低。噪声系数选为1.4（即1.2dB），系统损失总共才8dB，不太合理。其中，噪声系数应至少增加1dB，系统损失更应增加至少3dB（主要是远距离下X波段大气衰减很大）。即使不考虑由于大气衰减引起的额外系统损失，仅按噪声系数2.5dB计算，他的团队得到的结果是，对RCS为1平米的目标探测距离约1800公里，对0.01平米目标的探测距离大约为570公里。这位专家强调，即便如此，其中带入的噪声系数和系统损失值仍然是根据“料敌从宽”的原则取得比较小的数值，实际中的系统损失可能更大，最终的实际探测距离可能更低。

　　总的来看，中国专家的计算值还是比较接近韩国媒体公布的数据的，但是要比美国专家估计的数据（870）更小，按照雷达方程计算，美国专家的算法对1平米目标探测距离应该是2700公里多一些。

　　这位专家称，他的团队根据天线尺寸算出的水平波束宽度0.37度，俯仰方向为0.84度，如果按照20个驻留脉冲、100ms驻留时间来算，覆盖120平方度空域大约30余秒。

　　根据计算我们看到，上面谈到的数百英里和600公里的参数明显是与雷达的终端模式匹配的，应该针对的是反射面积0.01平米甚至更大一些的但是符合再入弹头特征的目标。从这个角度看，600公里这个数值以及中国专家的计算还是比较可信的。

　　现在再来看看“大于1000公里”、1500公里和1732公里的距离的说法。大于1000公里是美国陆军部的出版物对前沿部署型TPY-2探测距离的明确说法，这个数值过于笼统，但由此来判断，1500公里、1732公里的说法，也应该是其前沿部署型雷达的探测距离。美国陆军部和NAS报告中使用的雷达和目标参数属于机密。但这可以理解为针对的是较大的、处于上升段的目标，这个阶段的目标大致是多大呢？2003年美国物理学会助推段研究报告引用的超出地平线，进入TPY-2雷达探测范围的固体燃料导弹的雷达截面为0.094平方米（液体燃料导弹为0.45平方米）。如果根据这个两个数值计算，按照美国专家的算法其探测距离为1523公里和2253；如果按照中国专家的算法为998公里和1476公里，显然，中国专家的算法分别与大于1000公里和1500公里的报道接近。

2003年美国物理学会助推段研究报告给出的液体燃料导弹（左）和固体燃料导弹（右）的第一和第二级的S波段雷达散射截面积特性

　　而1732公里这个数值，相对于870公里探测距离的主要差异是由于较长的波束驻留时间导致的，驻留时间增加10倍得到1732公里的探测距离，这是探测距离增加1.78倍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探测距离的增加，是以单位时间内跟踪目标数量降低为原有的十分之一，或者说对每个目标的检测时间增加十倍为代价的。俄罗斯苏-35雷达的最远探测距离达到400公里，实际上也是在某种模式下延长波束驻留时间、恶化搜索速度和数据更新率得到的。

　　那么韩国媒体1800-2000公里以及O’Reilly少将大于2900公里的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并非是进一步增加目标RCS得到的，因为在2000公里的探测距离上，目标高度至少要达到235公里，在这个高度的导弹目标基本上只有最后一级甚至只有弹头了，其RCS只会更小。这样的话，延长探测距离就只有进一步增加波束驻留时间了。这可能是终端模式和前沿部署模式的一个重大不同点。

　　在终端模式中，目标以单独的弹头或整个导弹（头体不分离的型号）向其瞄准点俯冲，它们的RCS可能相对较低。在这种模式下，作为“萨德”系统的火控雷达，该雷达可能必须“同时”处理数十个上百个或者更多的目标。此外，雷达还将需要对新目标进行搜索。另外，进行火力控制需要更高的数据更新率，这就要求波束驻留时间更短。

　　在前沿部署的模式中，雷达主要集中于在飞行的早期和较远距离上上跟踪较小数量的远程导弹，数据更新率不要求那么高，需要更大的探测距离和更高的分辨率，这样可能就需要更长的驻留时间。这样，即便探测相同的目标，前沿部署模式的探测距离也要比终端模式的探测距离更大。这很可能是利用不同的脉冲重复频率得到的。这可能也是两种不同部署模式之间的最大区别之一。由此来看2000公里，甚至2900公里的探测距离，很可能是对0.1到0.45平米的目标，以更长的波束驻留时间获得的。

关于萨德之眼的一些传言

　　通过我们上面的计算和分析，基本对TPY-2雷达的一些原理和性能有了基本的认识，这也为我们澄清一些关于TPY-2雷达的流言奠定了基础。那么，流传于中国网络上的那些关于萨德之眼的流言，到底是真是假呢？

　　1：中国上空的目标将一览无遗。

　　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地球曲率的因素。这就要求必须目标上升到一定高度才能被雷达探测到。发现距离D与目标高度ht和雷达距离地面高度hr符合以下关系：

4.12这个系数是考虑大气折射后的系数

为了方便计算，我们假设h为0。那么对于2000公里外的目标，其飞行高度必须达到235.6公里，对于2900公里外的目标，其飞行高度必须达到495.5公里以上，在这个距离上不要说看不到飞机，就连很多近程弹道导弹弹道顶点都飞不了那么高。如果按照飞机的飞行高度2万米来算，最远只能在582.7公里外才能探测到。很显然，根据上面的计算，在中国上空的航空目标基本看不到。对于“在东北发射的导弹”，也需要目标上升到200公里高度以上才能发现。对于不同距离目标的高度，读者可自行计算。

　　除了高度因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于X波段雷达实际上并不适合进行大范围快速搜索。因为其波束宽度过窄，并不利于搜索。

X波段雷达由于波束过窄，不适合大范围搜索，TPY-2雷达很难独立地快速发现助推段导弹，它必须在卫星或其他传感器的配合下才能有效工作

　　实际上，根据《“萨德”反导系统雷达前沿部署操作手册》前沿部署的TPY-2雷达主要有三种搜索模式（计划）。第一种是自主搜索计划。这种搜索模式会给出某种特定的搜索区域，例如10度x20度。但是正如前面计算的，由于其波束驻留时间较长，加之波束较窄，所以搜索较慢。第二种是聚焦搜索计划，主要针对助推段目标。一般是在天基红外系统获得导弹发射信息后，通过指挥控制系统为TPY-2雷达进行目标指示。由于天基红外系统获得的目标的坐标和速度信息不太准确，所以TPY-2雷达还是需要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聚焦搜索”。第三种搜索是精确引导搜索计划，通常针对非助推段目标。例如，当“宙斯盾”等其他前沿传感器获得了目标的信息，可通过指挥系统向TPY-2雷达提供精确的目标指示，后者能够很快对目标进行截获跟踪和识别。

　　亦驰君认为，AN/TPY-2雷达进行前沿部署时，最主要的搜索模式将是聚焦搜索，天基红外系统可以快速发现导弹发射，而TPY-2雷达则可以精确跟踪。由于其搜索能力较差，因此其自主搜索模式主要进行配合，因此在进行前沿部署时，该雷达很可能不会像普通的情报雷达那样长期开机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地、“不停地对中国空域扫描”，而只在关键时期对重点空域进行扫描。

TPY-2雷达的阵地部署示意图

　　2：TPY-2雷达对RCS为100平米的目标探测距离为2300公里，对RCS为1的目标探测距离为1700公里。

　　这是一个目前出现较多的数据，看上去更准确更专业，因为给出了对应的RCS，而且对RCS为1的目标探测距离为1700公里的说法与我们上面的计算颇为吻合。但是细看也有矛盾之处。首先，这两个探测距离和RCS的关系不符合雷达方程。如果以RCS 为1平方米目标探测距离为1700公里计算，不考虑传输距离增加引起的大气衰减损失增大，那么对RCS为100平方米的目标的探测距离应该是5376公里左右。当然，实际中大气衰减对X波段雷达影响很大，若按0.015dB/km算X波段衰减，2000km就衰减30dB，距离只有原来的18%。但是对于空间目标而言，相当大的距离是在大气层外的，所以即便考虑到大气衰减导致的系统损失，也可以认为其对RCS为100平米的目标，探测距离应该大于2300公里。

　　第二，雷达通常不用RCS为100平米这样的指标。雷达探测距离通常是以典型目标来计算的，例如防空雷达的典型目标的RCS通常是5平米或者3平米，按照这个数值给出最大探测距离的较多。很少会给出100平方米的目标的探测距离。100平米通常是大型、非隐身战略轰炸机的RCS。在2300公里的距离上，目标飞行高度应该在311公里左右，在这个高度通常是RCS不到1的洲际导弹的弹头，哪里有100平米的目标可供探测？

　　3：前沿部署模式和终端部署模式的探测距离之所以相差很多，是因为两者探测的目标不同，前者探测导弹的弹体，而后者探测导弹的弹头。

　　这个说法只能说是部分的正确。确实前沿部署模式可能探测到对方反射面积较大的弹体或者上面级，但是前沿部署模式探测远的原因不仅限于此。

　　正如我们上面的分析谈到，TPY-2以前沿模式部署式对数据率的要求要远比中段模式对数据率的要求更低。这样的话，雷达可以延长波束的驻留时间，可以多接收几个驻留脉冲，然后进行运算，这样便可大大延长探测距离。打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好比一个人向着目标方向多盯一会，这自然可能会看的更清楚一样。一些具备逆合成孔径模式的雷达，例如SBX，其波束驻留时间达到了秒级，可以清晰对目标成像。因此，不排除TPY-2雷达处于前沿部署模式时具备逆合成孔径工作模式的可能，那么其波束驻留时间可能会像说所的达到1秒。而处于终端模式时，波束驻留时间更短，以满足数据重复率的要求。

部署在日本的一处TPY-2雷达的卫星照片。目前日本已经部署两部该雷达

　　4：从TM模式向FBM模式转换只需要8小时或者更少。

　　这是美国陆军官方的说法，应该说没有问题。据美国陆军出版物的说法，“两种模式的雷达硬件是相同的，但是控制软件、运行逻辑和通信组件是不同的。”另外，雷达具备高度机动性。他能空运，并且抵达新的部署地后能够在4小时内完成投入使用。那么这8个小时的转换时间用来干什么呢？亦驰君猜测很可能包括调整天线俯仰角。前沿部署模式要求天线的俯仰角较低，而终端部署模式要求的天线俯仰角则较高。另外很可能包括更换通信模块。毕竟前沿部署模式需要为远方的反导系统提供精确的目标信息，而终端部署模式在接收信息的同时还要保持与发射装置的联系。至于决定探测距离远近的模式，很可能只需要一个开关就能解决。

自从烟草在16世纪从新大陆引入欧亚大陆以来，抽烟带来的暂时性麻醉效果一度被公认为是治疗战场心理创伤的预防剂。

每天看着关系最好的战友在身边痛苦死去，或者手刃了对面活生生的对手，这类噩梦对士兵的摧残似乎只有用成瘾品才能冲淡。以至于从拿破仑战争时期一直到一战，在战地医院里士兵都能享有抽烟的特权——尤其是那些被怀疑患上了心理疾病的伤兵。

人们似乎一直都没有意识到，吸烟会对静养的伤兵造成二次伤害，毕竟，对于战地医院来说，士兵未来的折寿远不如让他现在过得开心点来得重要。

欧洲战场的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二战，甚至由于一战期间士兵们为了方便抽烟发明了烟卷，让二战期间的抽烟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在残酷厮杀的战场上，想要保住士兵的士气，各国领导人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保证烟草的供应才行。

在这方面过得最艰苦的就是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丘吉尔自己是一个老烟枪这大家都知道，所以士兵是不是有香烟抽就成了他对军需处的核心要求之一。

英国本土气候不适合烟草生长，大量的烟草要依靠进口。英国的非洲和南亚殖民地在海路通畅的和平年代源源不断地向宗主国输送着烟草，从美国进口的烟草也大受欢迎。

名副其实的老烟枪

然而战端一起，尽管英国皇家海军把大西洋和北海制海权牢牢握在手中，但德国的潜艇总是防不胜防。商船不断被击沉的窘境让英国国内的物资供应变得越来越紧张，从遥远的殖民地输入货物也变得成本高企，相当不可控。英国当时的海上通道，其实就只有和美国之间气若游丝的联络了。英国不得不从美国进口大量烟草。

二战时期的大西洋海战

虽然德国拿下了几乎整个欧陆，但依然没有制海权，甚至地中海的制海权也没有

作为烟草的发祥地，美国拥有优良的烟草种植传统。世界三大烟草品种里有两种都是源自美国的。在殖民活动早期，烟草种植就象征着财富。烟草本身就是一种货币，在北美殖民地起到了英镑的作用。根据当时人的笔记，“一磅上等烟草价值3先令，一磅次等烟草价值18便士”。

美国工人们在分拣烟叶

“高大健硕的小伙子们一下车，就夹着一捆上等烟草跑向河边，过了一会就牵了一个新娘回来，连女子的聘礼都可以用一捆烟草解决。烟草在美国早期历史上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美国政治史上赫赫有名的弗吉尼亚州便是烟草的核心产区之一，事实上美国的第一株商业烟草就出生于此。弗吉尼亚烟叶由此得名。

采摘弗吉利亚烟叶

随着这种烟叶后来进入气候更温暖的南卡莱罗纳州，弗吉尼亚烟叶因为一次烤制失误而诞生了一款全新的产品——弗吉尼亚烤烟。这种烟草正是英国士兵长久以来所习惯的最爱。

今天，整个美国的南方，都能见到这种弗吉尼亚烟的产区。今天市场上知名的洋烟品牌万宝路、骆驼、Lucky Srike等都具有这一系的光荣血统。

弗吉尼亚烤烟

法军则不太喜欢这种口感甜腻的烟草。在北非拥有殖民地的法国更偏爱具有浓郁香味的东方烟草。这种烟草对气候的要求条件正好和北非的自然环境具有相似之处，稍加改良就在包括巴尔干半岛、希腊、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地的种植园里大肆生长。

因为口感太冲，东方烟草又叫做香料烟草——顾名思义就是有自带香料的效果——往往被用来制作混合卷烟。

香料烟

从北非殖民地进口的烟草对法国士兵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弗吉尼亚那种稍显无聊的烟草口味反而让他们不习惯。

地中海通道又完全控制在法国人的手中，德国军舰也无从干预，所以法国士兵在战争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烟草补给都是比较充足的。然而到了战争后期，纳粹德国开始进入拼家底的阶段，法国的军需品也就被大规模划入了德国的管辖范围，烟草自不例外。

德国在洁癖希特勒的统治下，于1930年代后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首先是禁止孕妇和少年吸烟，随后禁止所有女性吸烟，以至于在所有公开场合禁止所有人吸烟。标准之严厉让今天很多民主国家看来都觉得汗颜。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很多吸烟有关的术语，比如二手烟（德语中称为被动烟），就是当时拿着希特勒补助的科学家发明的。吸烟对呼吸道疾病和吸血管的伤害，也是德国医生给希特勒做的背书。

纳粹德国的一张禁烟广告“老烟枪”，上面写道：“它（香烟）不会被你所吸，而将会反噬你。”

禁烟行动已经荒谬到了什么程度呢？作为希特勒嫡系部队的党卫队12师，替代烟草发放的安慰品居然是水果糖。

元首的健康意识不可谓不强。但是士兵想抽烟，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为元首的意志所转移。纳粹军中曾经实施过三个月的严格禁烟，但遭到了士兵的反抗，无奈之下德军也只能解禁。

只是这次解禁并不彻底，希特勒给士兵的香烟配给量只是美军的一小半。抽光了还得自己花钱到军需商店去买高价烟。这对士气当然有很大的影响。德国本土也不适合种植烟草，只能选择进口。但抬眼一看，他们几乎和其他烟草产地都是无缘的。

美国带着巴西、古巴等国显然是心向着英国，不愿意跟德国人多做生意的；北非都都是法国殖民地，不情不愿投降的法国显然不能再用这种贸易去激怒；西班牙也有烟草，可是混乱的内战让那里的基础经济全无希望；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又在苏联的控制之下，不方便做生意……目光所及，可靠的烟草供货商也只有土耳其了。

土耳其也是适宜种植烟草的知名产地，土耳其东部马尼萨省出产的东方烟草相当不错，事实上东方烟草的名头就来自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这一产地。

自从一战以来，德土两国就一直眉来眼去，现在能有这么个赚大钱的生意互相联姻当然是亲上加亲。

有报告称，德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烟草贸易涉及了大宗的武器出口，德国用自己的枪炮换来土耳其的烟草。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在民穷财尽之时，只能孤注一掷地去动法国的香烟了。

土耳其烟草

那亚洲战场的情况如何呢？中国从中原到南方热带，都广泛分布着烟草产区。解放前，中国的烟草市场相当繁荣，各地都有私营的卷烟厂从事生产。比起欧美国家的托拉斯垄断，抗战时期中国的烟草市场倒是地区性的充分竞争市场。

在“云烟之乡”玉溪，一大早6、7点钟，烟农就开始在露水未干的烟田里采收烟叶了。一棵烟草每次只采摘成熟变黄的2、3片叶子，前后要采上一个多月。

日本自打从东北进关以后就算是得了意了，日占区河南、河北、安徽的卷烟厂基本就成为了日军的特供工厂。这些卷烟厂不仅贩售给日军，还凭借着日本支援的技术革新高价卖回国统区。

但是太平洋战场一开，日军的香烟供给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由于日军选择在南太平洋上和美军打攻坚战，每一座岛都被四面围定打得弹尽粮绝才算罢休，驻守的日本往往很快就没烟抽了。其实别说烟，吃饭都成问题。

至于中国军队，搞香烟倒是容易的，据某些真伪难辨的史料记载，革命先辈有时候会抽麻袋片当香烟，也算是艰难时期迫不得已的将就手段吧。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以来，一带一路不仅成为中国经济建设，对外交流的重要符号，更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也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

新华社发布一带一路简图

​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其中有一条重要的经济走廊，即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

中国华人的早期移民曾经在这条走廊上，创造出了盖世功业，先后建立国家（统治地区）的分别有：

广东汕头人郑信，在暹罗称皇帝，建立吞武里王朝，统一泰国和缅甸王国；立国十三年。

广东梅州人吴元盛，在婆罗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国，自任国王，王位世袭，立国70余年。于19世纪亡于荷兰；

广东潮州人张杰绪，在安波那岛（纳土纳岛)建立没有特定名号的帝国，自封天子。19世纪张杰绪逝世，内部发生纷争，王国瓦解；

福建人吴阳，在马来半岛建立另一个没有特定名称的王国。于19世纪被向东扩张的英国消灭；

三佛齐国王张琏（广东饶平北部客家人)；

婆罗皇帝何显达（广东汕头人)；

爪哇顺塔国陆自立（南明跳海烈臣，陆秀夫之子)；

郑信

​以上华人国家（统治地区）均于19世纪亡于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的侵略狂潮中。

在这条走廊中，有一个璀璨的明珠，即美丽的婆罗洲。其与中国大陆的渊源更是流长。仅录一份年表（其中以著名的华人统治‘兰芳共和国’为主要表现）以敬之。

婆罗洲达雅克部族和弗洛勒斯岛（Flores)的恩加达人（Ngada)的装饰图案，同中国战国末年的图案有极明显的关系。可证中国人早在公元前三世初，或更早时期，便开始同婆罗洲接触了。

苏门答腊出土的一件陪葬陶器，刻有汉元帝初元四年年号。

15世纪，爪哇移民开始在婆罗洲内陆采金。

早在1520年，华人已大规模出现在婆罗洲。（田汝康《西婆罗洲的华侨公司组织》）

田汝康（著名社会学家）与沙捞越当地头领合影

​罗芳伯祖居江西南部，先祖迁广东嘉应州白渡堡（今梅州梅县白渡镇），传五世，罗九清再迁石扇（今梅州梅县石扇镇）。

1600年，到达加里曼丹的荷兰人发现，中国纺织品盛行该岛。（田汝康《西婆罗洲的华侨公司组织》）

1608年，荷兰人入侵三发，被三发拉都（女首领）班柯以“商业应公开给任何人”为由，拒绝。（田汝康《西婆罗洲的华侨公司组织》）

1608年左右，由于华人及番人的联合抑制，侵入马辰等地的荷兰人不得不撤退。直至十七世纪末，荷兰人在马辰的代理处才得以正常活动。（田汝康《西婆罗洲的华侨公司组织》）

18世纪的婆罗洲分属二十多个马来移民王国，荷兰人尚未建立殖民统治。（袁冰陵《罗芳伯与西婆罗洲的开拓》）

婆罗洲住民

​18世纪初西婆罗洲华人金矿业出现。

1700至1710年间，华人将种植胡椒的技术带到加里曼丹岛。由于华人的努力，其质与量都胜过了苏门答腊岛。（田汝康《西婆罗洲的华侨公司组织》）

罗芳伯父罗启隆，娶妻杨氏，生芳伯、葵柏、台柏三子（袁冰陵《罗芳伯与西婆罗洲的开拓》转引罗香林石扇罗氏族谱）。

1707年，华人及番人联合作战，击退英国人对马辰的侵略。（田汝康《西婆罗洲的华侨公司组织》）

1714年，英国人在马辰发现那里的“升斗尺寸完全按中国的标准”。（田汝康《西婆罗洲的华侨公司组织》）

1721年，英国航海家承认全婆罗洲岛的商业已被中国人控制。中国人居住在马辰、三发、南吧哇（即曼帕瓦）等地，贩卖丝绸、花布和其他中国、日本的商品来供应当地人的生活。华人还是西婆罗洲黄金矿的发现者。（田汝康《西婆罗洲的华侨公司组织》）

1738年，兰芳共和国首任元首罗芳伯诞生。虎头燕颔，龙肫虬髯，长耳方口。虽长不满五尺，然好读书，常怀大志，量宽洪。

1738年，兰达已有11个华人金钢石矿场，每场约二三十人，每人每年能掘得约20-40卢比的金钢石。（喻常森《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东南亚华侨矿业》）

​1740年左右，华人应南吧哇（mampawah）土人之邀，到百演武（Soengei Doeri）开发金矿。

1740年到1745年间，南吧哇（mampawa）苏丹巴内姆帕汗（Panembahan）从文莱招了二十名华工，到百富院土里（S•Duri)河一带开采金矿。三发（Sambas)苏丹奥马尔.阿拉木丁起而效仿，将炉末和拉腊金矿租给华人。（喻常森《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东南亚华侨矿业》）

三发苏丹每年从华人金矿得到的收入达黄金五百两。

当乌玛.亚拉母亭苏丹（OumarAlamoudin）在位时，一首中国帆船在三发湾陆，中国人以向其纳税为件获得拉腊（Laras）地区的居住权，他们在那开矿伐木、种地筑路，几年间使其大变样。并与达雅克人贸易通婚，生下了肖父而不肖母的后代。由于苏丹的残暴和贪得无厌，华人被迫起义，在土番前来参加中国大节日的时候，杀死番人，宣布独立。

1745年，某华人去世，葬于打劳鹿地区，墓碑保留至今，为现今发现最早的华人实物。

1745年，最迟在此年，东万律有了华人自己的金矿。罗芳伯在中国大陆原配李氏，生子子增。直到三十四岁，罗芳伯依然是嘉应州一介怀才不遇的落魄书生，“耕辛凭舌，苦砚为生”。

1754年，三发苏丹向租地采金的中国人收租金值荷币三万二千盾。

1760年代，西婆罗洲华人公司已达十八个以上。可考证的如下：大浦公洲人刘乾相在明黄组成的三星公司、大浦县人张阿才在山心成立的公司、海陆丰人黄桂伯在茅恩成立新浦头成立的兰和营等四个公司。蒙脱拉度境内的有老八分、九分头、十三分、接边、新八分、老十四分、十二分、大港、坑尾、新屋、满和、十五分、泰和、三条沟等十四个。

1760年代前后，婆罗洲华人金矿公司有34个之多。

1760到1820年间，平均每年约有2000华人抵达婆罗洲。

1760年，三发苏丹从槟榔屿招募7名中国人前来采金，他们被尊称为“叔叔（Entjek）”.在拉让（Lara）地区开辟居住区，安置为，中国人的居住区向蒙脱拉度地区扩展.此后，在拉让地区有12个集团，在蒙脱拉度地区有24个集团。也出现了一些农业集团。

1770年代左右，三发矿工已至一万多人。公司由承租开采而发展为统筹经营的性质。

1770年，蒙脱拉度的中国人为摆脱三发苏丹的压迫和达雅克人的监视，在达雅克人的一个节日里发动起义，向自立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

1771年坤甸建城。今译宠提纳克Pontianak。

1772年5月，罗芳伯带领一百多人由中国航海到达坤甸，从乌石海边登上婆罗洲。罗芳伯安顿下来之后，起初靠教书为生。陈兰伯，罗芳伯创立十八兄弟会，后来发展为兰芳会、兰芳公司。初来乍到的罗芳伯，由于断文识理、做事果敢，立即受到客家人社会的器重，有“罗方口”之誉。在坤甸埠头教书几年后，罗芳伯建立了自己的威望与基础。并“有同心者一百八人”，从此开始了建功立业的尝试。因坤甸为荷印控制，又有潮州人建立的聚胜公司（梅县人组织）、四大家围等挤压争斗，罗芳伯率领客家人进入内陆地区。罗芳伯下南洋时未携眷同行。后来，他在婆罗洲跟一名达雅克女郎结婚。这位土著夫人，在罗氏领导发展兰芳公司的述程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罗芳伯打天下之初

​1774年，罗芳伯在兰芳会岽和大树山一带创立兰芳会，以经营农业为主。与天地会发生冲突，失败。罗芳伯率众退往东万律地区。当时，蒙脱拉度附近形成了两个农业集团，天地会与兰芳会，天地会的领袖叫刘三伯，兰芳会的领袖叫罗大伯，或称罗芳伯，互相抗衡，兰芳会溃败。罗芳伯逃到蒙脱拉度的市场，后去到喃吧哇。而天地会势力发展，使当地经营矿业的人受其挟制，天地会在1775年加大了对大米的垄断，又拒绝出售甘蔗，还常进行掠夺妇女儿童的不法行为。

1775年，天地会与和打劳鹿地区（蒙脱拉度地区）的十四家金矿再战，天地会失败。天地会垄断粮糖，结果造成打劳鹿十四家金矿联手对付天地会。双方在王梨岽发生激战，天地会大败，刘三伯与五百多名会员伤亡，幸存者被矿业公司瓜分。此后，各金矿公司都有专门人员从事农业生产。天地会势力此后退出了该地区，蒙脱拉度地区就产生了由和顺大公司等14个公司组织的矿山企业组织。

1776年，参加与天地会战争的十四家公司大港、老八分、九分头、十三分、结联、新八分、三条沟、满和、新屋、坑尾、十五分、泰和、老十四分、十二分正式结盟，联合成立和顺总公司，总厅设于打劳鹿，领导人为谢结。兰芳公司与和顺总厅联盟。英国外交部称之为联邦共和国。公司人口约十一万。

1776年起荷英文献称三发地区为“华人区域”。

罗芳伯总长画像

​1777年大事记：

1.罗芳伯大哥率领一百零八人进抵东万律山心金湖地区，收服张阿财金矿一众人等。大埔客垦殖民的领袖张亚才率领部属，逃往他处。罗芳伯遂成为山心金湖区的新领袖。透过贤明的施政和待人以善，他把未逃走的大埔客垦殖民争取过来。于是，这个新村落开始筑起护墙，兴建店铺，房舍和公司办事处。这个大埔客和嘉应州客联合组成的新社区，继而开辟山林，挖掘水井，发展矿业。由于这些新垦殖民远离一切外来控制，他们自然而然地便建立起本身的政治机构。他们在罗芳伯的英明领导下，把政治机构建立在原本存在的群体组织上。

2.罗芳伯创立兰芳公司，兰芳共和国建国，定都东万律山心金湖。

3.全部人口约两万余人。在西婆罗洲南北一百多公里、东西四百多公里的方圆内（华南洋按：四万多平方公里，比台湾多五千平方公里，约当一百个新加坡），都有它的矿场、农庄与聚落。

4.建元兰芳，公元1776年即为兰芳元年。兰芳领袖称为‘大唐总长’，或‘大唐客长’。全公司约有四万人，又有二万多土人加入。府邸大门口，悬挂有中文的“兰芳大总制”的牌匾，代表“兰芳”的黄色长方形旗帜和代表“太哥”的黄色三角形旗帜及代表副手们的其它各种颜色三角旗帜，在风中猎猎飘扬。在“太哥”罗芳伯的旗帜中间，写着一个“帅”字。大堂里，悬有一副金匾，“雄镇华夷”四个大字足有4尺见方，府衙内外的官员们，或长袍马褂，或身着西服，而在场的士兵，都是清朝绿营兵的打扮。确定了自己的国旗，规定以各式汉服为国家礼服。

5.罗芳伯派刘台二藏信于笠，潜入新埔头、老埔头公司，联合江戊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迫使埔头公司黄桂伯归降。坤日、龙冈、沙拉蛮等处全归兰芳公司拥有。

6.罗芳伯写下《平蛮荡寇经三载》诗篇。

7.兰芳公司与刘乾相领导的明黄公司大战，罗兰伯亲临前线，连破明黄公司六大寨，尽有其地，兰芳公司更见富强。

8.兰芳公司与和顺公司开战，不利，退回。

9.罗芳伯效韩文公故事，作《祭诸神驱鳄文》，港中鳄鱼，浮出水面，入海而去。华番人民，无不畏服。

10.先后联络马来首领，征服了周围的原住民戴雅克族部落。因协助三发苏丹敉平叛乱而名声大噪。

11.首府设在坤甸附近的小镇东万律。对外方面，总长有时自称为西婆罗洲王。在总长以下，设有副总长一位，亦称参谋或军师，驻扎在金矿区的沙拉蛮（Salamon)。

12.兰芳共和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

13.兰芳公司成立时，东万律一带有华侨二万余人。和顺总公司则有十一万人之多。

14.兰芳公司的旗帜为黄地红字，上书兰芳大总制。

兰芳大总制（兰芳公司）疆域

​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兰芳元年，丁酉岁，罗芳伯受推为大唐总长，陈兰伯为名誉总长，建国号曰兰芳大总制（兰芳二字即取陈兰伯，罗芳伯名中二字）。

1780年，霖田公司（亦称霖田新乐公司）成立于蒙脱拉度，至1850年开始参加和顺总公司组织。除了兰芳大总制以外，尚有戴燕国之成立。这个王国纯粹是为了罗芳伯手下最能干的副官吴元盛将军而建立的。吴元盛统治下的戴燕，有如一个封建国家。

1793年6月8日，《泰晤士报》在一版头条地位报道了兰芳大总制共和国的建国情况指出:“兰芳大总制共和国国力虽后于西方诸国，其意义却不逊于1787年华盛顿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实现联邦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共和走向。。。”

1793年，兰芳十七年，癸丑岁，罗芳伯设坛祭鳄，华夷信之，多讴歌者。

1794年：

1.兰芳公司打败喃吧哇土人建立的邦居兰苏丹国，将其王府夷为平地，打通东万律到坤甸入海口的通道。邦居兰举国退往上万那，与万那土王联合对抗兰芳公司。

2.兰芳公司进围邦居兰、万那两个苏丹国达九月之久，邦居兰、万那苏丹胆破心寒，请坤甸苏丹斡旋，与兰芳公司以三发为界，划定国境。是为攻克新港之役。此时西婆罗洲华人分立为兰芳、和顺两国。兰芳共和国国境南北一百多公里、东西四百多公里，略大于台湾岛。于各交通要道都立栅自卫。罗芳伯派一名叫黄安八的广东镇平人，带着罗芳伯夫人捐出的金银首饰去采购粮食，黄安八竟然卷款逃了，罗芳伯从此立誓：今后兰芳的“太哥”位置，只能由嘉应州来的人继任，而副首领，则由大埔人接任。其他各处的头人、尾哥、老太等职，就不限地域了。

1793年以前，谢清高到兰芳国，亲见罗芳伯事迹。

1795年10月24日，首任元首罗芳伯崩逝，葬东万律，享年58岁。南洋有些地方的华人尊之为“大伯公”神。江戊伯继位为第二任总制。身体长大，武略超群，曾一刀连斩十八颗番人之头。

18世纪末，婆罗洲华人矿工有10000-32000人。

19世纪初，婆罗洲华人矿工有53000人。19世纪中期约有25000人。

1800年，兰芳二十四年，庚申岁，戊伯退闲养老，回祖国省亲，由阙四伯摄位。

1801年到1814年，印度从西婆洲进口黄金年均12462盎斯，价值52966英镑。

1803年，阙四伯大哥去世，江戊伯大哥再任为第四任总制。

1803年，兰芳二十七年，癸亥岁，坤甸土人复反。先是土人畏惧戊伯，至是闻戊伯去国，乃相约反叛，四伯屡战不利，嗣位四年，兵革相从，迄无宁日。

1804年，兰芳二十八年，甲子岁，江戊伯由祖国复反坤甸，回任总长，即出兵征讨反者，师次冒顿黎乌，依万帝隆港而阵。适有土人架小舟而下，戊伯诘之何往，土人惊惧，答去喃吧哇人。戊伯即令传喃吧哇苏丹来铜陵，责令约束土人，无得骚乱，苏丹与土民相率降服。复相安无事。

1807至1808年间，老八分、九分头、十三分、接运、新八分、老十四分、十二分七公司因故停歇。和顺总公司余大港、坑尾、新屋、满和、十五分、泰和、三条沟七公司。

1810年，华人公司的生产总值达370万西班牙银元。

1812年，兰芳三十六年，壬申岁夏，戊伯病卒，时嘉庆十七年也。众推宋插伯嗣位，葬戊伯于东万律上桥头。插伯为嘉应州白渡堡人，与芳伯、戊伯、四伯为结义兄弟，当时称罗江阙宋四大头人。

1812年，仅从坤甸一港口出口的黄金就有三到四个布克（一布克为一百三十三又三分之一镑）。

1812年，婆罗洲华人矿场出口黄金532镑。

1812年，婆罗洲华人矿场生产总值约474.4万西班牙银元。

1818年，三发苏丹阿布.达如亭（Abou bakar tadjoudin）向雅加达的荷印政府求援，要求派兵攻打独立的华人政权。荷印政府派兵前往，但无力镇压，只是造成了一种休战局面。

​1819年，兰芳公司在发展战略上发生分岐。宋插伯等人主张反击东印度公司对西婆罗洲的渗透，提议攻打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的坤甸地区。刘台二等人主张联合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番人和和顺公司争夺金矿，刘台二得到较多支持。荷印政府特使访问东万律，两国立约规定兰芳共和国改挂荷兰国旗，荷兰东印度公司则支持兰芳公司的扩展。

兰芳公司印鉴

​1819年，东印度公司特使Nahuys访问东万律，宋插伯与他签署了在兰芳公司矿区使用荷兰国国旗的条约。

1820年，谢清高于澳门著《海录》一书，其中昆甸国条为介绍兰芳共和国最早的中文资料。

1821年，兰芳四十五年，辛是岁，插伯病卒。刘台二嗣位，时道光元年。台二亦嘉应州人。荷兰人北上，兰芳大总制各属地，多为所夺。乃以利诱刘生往瓜哇巴达维亚，阳示优宠，台二喜之，而不知遂堕其计。

1822年，三条沟、泰和、十五分公司又从和顺总公司分出。

1822年，东万律的兰芳公司、蒙脱拉度的和顺公司、西纽宜斯（seminis）的三条沟公司被荷兰人称为三大共和国。

​1822年（或以为1823年），刘台二率领使团到坤甸和南吧哇，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谈判，约定双方各平共处，互不进攻。

1822年，东印度公司特使Tobis安排刘台二和兰芳公司其他副头人一起到坤甸，东印度公司授予刘兰芳公司甲大的封号，总厅及各地副头人受封甲必丹。Tobis有手稿，至今存于海牙国立档案馆。​

受封荷兰印鉴

​1822年（或以为1823年），宋插伯大哥被免职，不久去世，在宋大哥的葬礼上因继位问题，公司总厅发生混乱。刘台二在东印度公司的帮助下继任第六任大总制。为罗太哥同时兄弟中最年幼的。刘接受“荷兰皇帝敕封兰芳公司甲大”的封号，其他首领受封甲必丹。兰芳共和国开始接受荷印政府管辖，独立自主地位丧失，成为自治共和国。

1822年，荷印政府首次派军侵略兰芳共和国。

1823年，荷属东印度公司才开始能够在西婆罗洲立足。

东印度公司荷兰阿姆斯特丹总部（绘图）

​1823年，兰芳公司出让全部人头税和一半的鸦片及其它税收权给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派一支十二人的军队进驻兰芳公司首府东万律。东印度公司收取八千荷盾的人头税。

1823年，西婆洲出口的黄金价值为八千万荷兰盾（666万英镑），最低估计华人年采得的黄金在一百万盎斯以上。

1823年，婆罗洲华人矿场输出黄金值667.67美元。

1824年，刘台二总制受邀到达巴达维亚与荷印总督会谈。东印度公司盛情款待，试图收买他，并展示东印度公司的武力。时荷兰人只能控制坤甸和三发两个地区。

1824年，三发民政长官Hartmann请刘台二到巴达维亚参见荷印总督。

1824年，兰芳四十八年，甲申岁，荷兰驻巴达维亚政府，以先得刘台二默许，始设公班牙于坤甸老铺头，委刘台二为甲大，以加巴士河为界，河西割属公班牙，河东仍属兰芳大总制，条约字面用三色字，声明不相侵犯。三色字者，一汉文，一巫来由文，一荷兰文也。依条约兰芳大总制本非属国，乃刘台二妄以荷兰三色旗代兰芳大总制长方形黄旗，谬以属国自待。故时人为歌谣辱之：插伯企厅大差矣，州府交分台二企。大家兄弟无见识，桅杆扯起三色旗。

​1824年，兰芳公司的组织机构由传统中国型改成东印度公司形式。

1824年，刘台二接受东印度公司委任为甲太，人头税交由东印度公司，兰芳公司的收入仅靠烟酒等税。

1825年，125名从中国来的华人被东印度公司拒绝登陆，引起兰芳公司反刘台二力量的不满，他们发动起义，将刘台二关押了一段时间，并联合打劳鹿公司华人进攻南吧哇的东印度公司堡垒。

1826年，东印度公司以免除上年人头税为条件换得刘台二被释。

1830年，满和公司移至万那，和顺公司仅剩大港、坑尾、新屋三公司。

1830年以后，为了对付东印度公司的封锁，大港公司开始提倡种水稻，班戛（Pamangkar）一带最多。三条沟公司甚至全改从事农业。

1831年，东印度公司和兰芳公司合作控制万那地区的金矿。东印度公司派军将矿场从打劳鹿公司华人手中夺来交给兰芳公司，贷款扶助兰芳公司开矿，收购采出的黄金。

1834年，刘台二陪同东印度公司坤甸副专员到kapoeas上游考察，力求促进内陆贸易的发展。

‘兰芳公司’创始人罗芳伯塑像

​1834年，新加坡的英国人接到和顺公司愿意互通贸易的消息，和顺公司试图以此打破荷兰人的封锁。英国人派通马来语的爱尔前去谈判。爱尔发现，除去三发和坤甸两个小据点被东印度公司占据外，两据点之间的长广百英里的地带上遍布华侨公司。大港公司极有组织能力。蒙脱拉度地区有一条长达四分之三英里的大街，总督府位于市区的另一端。衣着鲜明的总督和官员都来迎接他，并鸣礼炮三响，以示礼遇。五十多个各区代表和公司官员与爱尔会谈新加坡通商事宜。爱尔认为总督有极高的政治敏感性，公司这种形式是适合华人社会的。公司既不受满清领导，也不受荷兰人控制，有完全的独立性。荷兰人建立统治的企图已完全破产。整个大港公司被分成若干区域，每一区域由若干民选的代表处理日常行政事务，所有成年男性都有选举权。各区代表有权处理本区内的司法案件，但死刑要得到总督的同意。只要能得到选民的信任，代表的任期无限，但选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不信任的代表。各区域的代表组成公司，再选出总督，总督有权处理内政外交事务，但重大事务经预先征求公司的意见。

1836年2月4日，新加坡自由报转载新月刊八月份的一篇文章，称婆洲华人公司时用到了“独立政府”、“中国政府”的词汇，可能是兰芳公司为国家的最早出处。其他英荷文献有称之为共和国的。

1837年，刘台二去世，领导者在继任者人选上发生分裂，有的主张推刘台二期许的嘉应州武痒生谢桂芳，有的反对，最后由古六任第七任总制。

1838年，两个会讲闽南方言的美国传教士多第和波尔门到西加里曼丹，发现除沿海一些地区有闽南方言人外，内地全为客家人。大港公司仍有两万人，他们提出行医办学的要求，公司答复行医可以，办学则因“公司胜任，不需要帮助”。因为蒙脱拉度已有四所小学校。传教士离开时，每人还受赠三枚金戒指，每个值八美元。传教士到了三条沟公司，仍有万人之巨。而兰芳公司已近崩溃。东万律有两条交错成十字街长四分之一英里，很宽大，街边的房屋都很整齐美观，但人少得如同霍乱之后的美国城镇，房屋都空着。公司领导人说人口仅四千余人。东印度公司解释是由于华人公司之间的武装冲突所至，但两个传教士却认为是捏造，因为他们正是凭着大港公司的介绍信才得以进入兰芳公司领域的，且因此得到了礼遇，也受赠了两枚金戒指。田汝康认为是由于兰芳公司向东印度公司投降得到了如此窘境。

1838年，兰芳公司甲太下辖九个甲必丹：东万律、万那、新港、伫喃、沙拉蛮、喃吧哇、八阁亭、淡水港、坤甸、新浦头。

1841年，此前，三条沟公司已与沙捞越苏丹的代理人谈妥了石隆门金矿的开采事宜。等到布鲁克被任命为拉甲之后，三条沟公司拒绝承认，也没有让他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布鲁克认为昔邦（Sepamg三条沟公司总部所在地）“华人政府”和他之间早晚有一场战争，三条沟公司会与大港公司联合对付他。

​1841年，蒙脱拉度的三条沟公司同沙劳越苏丹签定协定，派出350户华工在沙捞越石隆门组织分公司采金，负责人是刘善邦。后来又有太平军余部前来。

1842年，壬寅岁，公司与万那苏丹国开战，失败，万那和新港两处公馆失陷，耗费巨大，公司元气自此大伤。东印度公司斡旋停战。

1842年，兰芳六十六年，壬寅岁，万那土人反叛，六伯与之大战，饷械不继，败绩。众以六伯无能，迫之解职，六伯回国。谢桂芳接任第八任总制，年已老迈，且有风疾，八个月后去世。

1842年，由于东印度公司的挑动，兰芳公司和土番发生冲突，丧失了万那和新港两地。

婆罗洲的雨林

​1842年，东印度公司假借苏丹之名，向大港公司勒索黄金，大港公司处决了勒索者，并将来信当众焚毁。此坚决回击的举动甚至连沙捞越的布鲁克都感到棘手。

1843年，叶腾辉继任第九任总制，仍在自己的店中经营生意，只在有事时才到总厅。

1844年，兰芳六十八年，甲辰岁，众举叶腾辉为总长。

1845年，叶腾辉去职，刘乾兴继任第十任总制，他也不到总厅办公。

1846年，兰芳七十年，丙午岁，众举刘鼎为总长，鼎名乾兴，以传位及已，遂改元为乾兴元年。即与万那土酋大战，为所败绩。盖自叶腾辉不住大厅所以来，人心涣散，刘鼎效之，大厅益坏，兵备日虚，荷兰人与土人，交为侵略反叛，而国遂不可为矣。

1846年，丙午年以后，兰芳公司又与万那苏丹开战，损耗颇多，而无所得。公司人口和收入也日趋减少。

​1847年，兰芳公司推举刘阿生赴巴达维亚交涉，试图恢复丧失的权利，但刘阿生重新走上刘台二的道路，出卖公司利益。李添全、郭亚真为首的二百多华人发起反刘运动，占据东万律，刘阿生出逃坤甸。但由于汉奸出卖，李添全被剌杀，起义失败，五十多人被流放亚齐。刘阿生的地位进一步巩固。

1847年，乾兴二年，丁未岁，荷人放刘鼎于邦戛，劫其所守三色守条约，以刘生为甲大，时道光二十七年，公元一八四七年也。刘另有一名寿山。

1848年，刘乾兴去职，刘阿生继任第十一任总制。

1848年，西婆罗洲出口黄金值12400英镑。

1848年，婆罗洲华人矿场生产总值为130万盾。

1850年7月，西婆罗洲势力最强大的公司大港公司，攻击其劲敌三条沟公司（其首邑在昔邦Sipang)的成员，并把他们逐出色米尼士镇（Seminis)，其中一些三条沟公司成员向北逃命，另外一些则逃到邦戛（Pamangat)后，派一急差到坤甸向荷兰人求救。平时，荷兰人已经跟大港公司发生过不少冲突，而事件发生在其境内的三发苏丹国，却处在荷兰人的控制下。于是，荷兰人派兵驰援，却迟了一天。个荷军抵达邦戛时，发现三条沟公司的总厅被敌人炸毁，其部分人员越过三发河逃生，得到兰芳公司人员的照顾。原来兰芳公司本身是大港公司的劲敌，也是荷兰人的盟友。其他的三条沟人员则逃往砂劳越，并与来自色米尼士镇的同僚相会合。这批人员构成了流落于砂劳越石隆门地区的三千多名难民。有趣的是，在石隆门的三条沟首领是刘善邦。时至今日，人们相信他是石隆门的开发功臣。他的神主牌至今仍保存着，而且在石隆门举行的一切节日庆典中，他的名字总被提到。

今日婆罗洲景色

​1850年，大港公司按约向东印度公司索回邦夏一带租用的土地，这些土地位于三发海口，东印度公司不愿归还。大港公司据理力争，东印度公司恼羞成怒，发动侵略战争。郑洪领导大港公司获得胜利，收复了邦戛，但他自己却牺牲了，华侨在蒙脱拉度立忠臣庙（后改忠义祠）供奉。东印度公司驻坤甸县长向刘寿山（刘阿生）篡夺了领导权的兰芳公司求援，得到支持。大港公司腹背受敌，联合十五分、霖田两公司重新成立和顺总厅苦战。

1850年，荷印殖民政府派遣军队征服打劳鹿的和顺总厅（以大港公司为首)，双方进行了长达四年的“公司战争”，最终消灭了独立自治的大港等公司，惟有东万律的兰芳公司得以幸存。

1850年，东印度公司对大港公司开战，三条沟公司三百五十户农民迁到沙捞越。后又能一批金矿工人迁至，加入到三条沟原来在石隆门的金矿中。对布鲁克政权采取拒绝态度。

1850年，荷印政府在婆罗洲与华人共和国重启战端。

1850年，乾兴五年，庚戌岁，鹿邑大港公司与荷人大战大捷，克复邦戛。先是邦戛与坤甸西北部，为荷人所夺，至是大港公司同胞起师与战，大捷，克复邦戛。

今日婆罗洲景色

​1851年，乾兴六年，辛亥岁，刘阿生与万那土酋修好，以采文兰金刚石也。先是刘生欲与万那修好，其酋长不肯与会，至是先使通款，酋始许之，刘生遂率五百余人，前往文兰采矿。其王牙城初无华人侨居，至是以开采金钢石诸矿，顿成商埠。

1852年，乾兴七年，壬子岁，刘阿生率兵助荷人拒大港同胞，擒其首以献荷兰东印度公司。先是刘阿生嗣位，其婿叶汀凡伪造谣言，谓加巴士河水尝澄清，故愚者颇望其有所作为，至是始知刘氏翁婿，实皆汉奸。然国事既坏，大势岌岌，无可挽矣。

1852年，布鲁克政权开始在石隆门附近修筑炮台，准备侵略。

​1854年，婆罗洲各共和国联兵与荷兰人血战。华人各国战败灭亡，惟兰芳国尚存，自治权丧失。国家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历年积存的史料几乎全部毁于战火。

1854年，西婆罗洲华人估计有49000人。

1854年7月25日，大港公司全部约六七千人，从蒙脱拉度主动撤退，并将蒙脱拉度全部焚毁，使东印度公司的侵略者一无所得。在经过了兰芳公司刘寿山的阻击之后，仍到达石隆门，与三条沟公司汇合。

1854年，荷印政府派安特生（Andresen）领兵将婆罗洲“华人殖民地”全部消灭。建立起荷印政府的霸权。遭到华人的顽强抵抗。华人表现出了高度的军事素质。

1854年，荷华战争中，兰芳公司站在荷印政府一边，荷印政府同意保存兰芳共和国独立权到其首领刘阿生（即刘寿山）死亡为止。并且认为整个20至40年代的武装干涉中，兰芳公司都是配合荷印政府的。​

今日婆罗洲景色

​1853年至1854年的战争中，其它公司的年鉴和年册都散失了。也有可能藏在巴达维亚或陆军部的档案里。

​1856年，西婆罗洲华人约23778人，很多华人迁往沙捞越。

1856年，乾兴十一年，丙辰岁，刘生与荷官阿物思德里山往见驻巴达维亚之荷兰总督。先是荷人已劫得三色条约字据，谓刘阿生曰：河东地，当属荷国。刘阿生谓，依约实属兰芳。荷人曰：约文安在？可照约勘验。刘阿生不能对，荷人复乘机以金银等物相饵，刘阿生用与订立密约，尽割所属各地，仅留东万律大厅地界。所得银物，悉归私囊，而兰芳大总制民庶，未之知也。即刘阿生诸子与女婿，亦不悉私约究竟，各欲争长其地，而趋奉荷兰。荷兰知其虚实，故能操纵如意，无所惧焉。

1857年，沙捞越华人大起义，是蒙脱拉度华人反抗的继续。失败后，有些人潜回蒙脱拉度地区，恢复了一部分金矿开采业。

1858年，克鲁生将军（General Kroesen）向荷印政府移交婆罗洲西岸政权。

19世纪50年代，一些兰芳公司和大港公司的华人逃到砂捞越石隆门。在西婆罗洲华人矿业走向衰落时，沙捞越的华人采矿业却方兴未艾。人数已达万人。

1873年，乾兴二十八年，乙亥岁，刘阿生退位，以计立其子亮官。

1878年，乾兴三十三年，庚辰岁，刘亮官病死，不由共弟恩官继位，而由刘阿生复位。

1880年，蒙脱拉度原来大港公司由石隆门返回的那批人，再次起义，五年后被完全镇压。

1884年，乾兴三十九年，甲申岁秋，八月初旬，刘阿生以事至新埠头，沽疾数日，遂卒。荷官假思粦名加挞者，乘刘阿生家属扶柩东归，出其不备，据东万律，折毁大厅前桅杆，撕兰芳国旗，并迫刘氏家属交出兰芳大总制历代印信，不令不得再举总长。人心大愤，有梁路义者，于九月四日，率众与战，克复总厅，杀荷人无数。荷兵仓卒惊遁，其关都力为所击毙。巴达维亚荷人总督惧中国问罪，革加挞官职，以慰坤甸华民，不敢以为直属领地，后见中国置若不闻，不加保护，始将兰芳国旧属各地，画为坤甸土酋版图。议政厅旋毁，改作武帝庙。摘去旗帜牌板等，兰芳遗物被保存在雅加达博物馆中，到上个世纪初温雄飞先生尚见到。

今日婆罗洲景色

​1884年10月3日，兰芳公司管理处移交荷印政府。荷印政府派驻东万律的县官利兹克（J.C.RIJK）在东万律就职。

1884年10月23日，荷印政府派驻东万律的县官利兹克（J.C.RIJK）被华人杀死。兰芳共和国人民由于不满刘寿山（刘阿生）与荷印政权签定的密约。发动反荷规模宏大的起义，整个东万律地区全部起义。

1885年1月，荷印镇压军队才派到兰芳共和国，一接触即为梁路义的共和国武装击退，退守坤甸。荷印政权请坤甸苏丹说和，被共和国拒绝。后增兵二百，扭转战局。

1886年，东印度公司再增兵三百，仍为兰芳共和国击退。

1886年，光绪十二年，梁路义率兰芳国民，坚持抗战两年。为汉奸刘恩官（刘阿生之子）、郑正信、叶汀凡（刘阿生之婿）、吴桂三、郭亚威、余康、黄福元、陈和二、罗撒庭、林粥唐等所算，军火不继，众寡不敌，战败。梁路义出亡吉隆坡。

1887年，东印度公司兵败走高坪，不得不与兰芳共和国划界而治。

1888年，兰芳共和国军战败。由于汉奸黄福源、吴桂二出卖，共和国军被包围，击战四个月后，因弹尽粮绝而全部牺牲。

1888年，荷兰人拆毁东万律兰芳共和国总厅大厅。

1885年9月，施好古写成《婆罗洲的中国公司》一文，认为一百年来，荷兰人在婆罗洲仅享有名义上的统治权，并未真正统治过婆罗洲。认为婆罗洲华人公司有行政管理权、司法权、政治权的组织，脱离祖国而独立。是绝对民主的，对君主专制有可靠、有效的抵销作用。施好古认为虽然镇压了华人的起义，但是镇压军却陷入了比公开起义更为可怕的潜伏势力包围之中，华人秘密社会的威胁使他们提心吊胆，甚至在办公室中也会感觉到它的威胁。并认为华人秘密会社与中国秘密会社有同样的徽号、宗旨（反清）、印章、名称。

婆罗洲华人公司的名称叫义兴公司（洪门在海外常用名字之一），与大陆的完全一致。还有三点会。邦加、勿里洞、廖内等地几乎全为华人。退往苏门答腊的兰芳国民一直往西边迁徙，并于马来西亚半岛定居。

《年册》由兰芳公司最后一任首领刘阿生的女婿叶湘云（叶汀凡）编撰。

1885年，荷印政府派驻西婆罗洲的翻译高延得到《兰芳年册》副本，著成《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书中把华人建立的所有公司一律称为共和国。

兰芳灭国后，刘寿山之子刘恩官（年已及冠、其父欲传位与之）逃到日里棉兰，兰芳国的田赋册、审案卷宗等兰芳国档案材料一同被携至，多人曾亲见。

1894年，刘寿山之婿、刘恩官之姐夫梅县张煜南出任清朝驻槟榔屿副领事，后者有《海国公余辑录》，卷六有《海国咏事诗婆罗洲》十二首，其一云：地辟罗江百里长，公司昔日立兰芳。二十年客长人争敬，碑记今犹竖道旁。

19世纪末，荷兰人最终建立起对婆罗洲西部二十多个马来王国的统治。

后世纪念牌匾

​1905年，梁启超先生作《中国殖民伟人列传》发表在《新民丛报》63期上，一般认为罗芳伯和兰芳共和国自此为人所知。

1912年，东印度公司始正式宣布并领西婆罗洲，荷兰人正式宣布西婆罗洲为其殖民地帝国的部分领土。

1912年，侨居坤甸的广东法政学员林凤超著《坤甸历史》一书，记录兰芳公司史事。

1912年，马来西亚吉隆坡有一名李玉昌的富商，原来曾任兰芳共和国的参谋，兰芳灭国后，逃至吉隆坡，经商致富，时年已七十余岁，每每对人言，兰芳不复，誓不归中原。兰芳故民中西迁的后裔中，有一人名唤李光耀。

日本在二战中有个奇怪的现象，由于运输机的产量并不多，难以保障各军兵种的空中运输任务，因此很多轰炸机、水上巡逻飞机都成为兼职的运输机，进行人员和物资的运输工作，很多大人物也得屈尊乘坐这些作战飞机在各个战区飞来飞去。

由于这些飞机属于一线作战飞机，也是敌方非常痛恨的机种，因此非常拉仇恨。乘坐这些飞机的大人物们的空中行程就显得非常危险了，很容易就被敌方战斗机盯上。二战中，有不少日军高官在乘坐这些兼职运输机时被敌机或地面炮火击落，死于非命。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些日本坑爹的飞机可以说也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图片：日本海军军神乘坐一式陆攻机改的一式陆上运输机被美机击落。

1、死于一式陆攻机的日本海军军神——山本五十六

要说日军海军二战中最耳熟能详的高官，莫不是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了。这位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偷袭珍珠港的总策划，有着日本海军“军神”之称的人物，死的时候就是乘坐一架由一式陆攻机充当的兼职运输机。

图片：真实的山本五十六和影视作品中乘坐一式陆上运输机赴死的山本五十六。

所谓陆攻机，就是日本海军航空兵使用的陆基起飞的攻击机，相当于日本二战时候陆军航空兵所谓的“重爆”，反正都是中型攻击机/轰炸机。

一式陆攻机是二战中日本海军的主力陆基攻击机，从1941年正式服役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总共生产了2246架。该机引擎一旦起火便很难熄灭，因此美国海军陆战队便戏称一式陆攻为"一式打火机 "。

图片：挂载“樱花”自杀炸弹的日本海军一式陆攻机。

在一式陆攻家族中，有一种叫“一式大型陆上运输机”，研制之初是为了伞兵部队使用的，将防御机枪和轰炸用设备通通取消，改为搭载人员用座位，可搭载20名人员。后期一般作为货物以及人员运输之用。山本五十六死的时候搭乘的就是这种飞机。

在瓜岛战役失败后，山本五十六在参谋长宇垣缠的激励下决定前往南太平洋前线视察以便鼓舞士气。1943年4月14日，中国军技部门截获并且破译了包含山本行程详细信息的电文，并传递给美军。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与南太平洋战区指挥官威廉·哈尔西商讨后，于4月17日批准了拦截并击落山本座机的空中刺杀行动。

图片：一式陆攻机改的一式陆上运输机，防御机枪全部拆除，这样一架毫无防御的大型飞机在P-38面前就是送肉。

1943年4月18日早晨，山本不顾当地陆军指挥官关于此行有遭伏击风险的劝告，与参谋部分别搭乘两架一式陆攻快速运输机，从拉包尔按时起飞。

不久，18架美军P-38“闪电”远程战斗机从瓜岛机场起飞，向430英里外的目标区飞去。东京时间9点43分，双方编队遭遇，6架护航的“零”式战斗机很快被美机引诱机群吸引进入缠斗。而攻击机群的列克斯·巴伯中尉攻击了两架陆攻机中的第一架，他不断射击该机，P-38“闪电”强大的火力在30秒内把陆攻机打成了筛子，事后证明这架T1-323的陆攻机正是山本座机，而山本在座椅上被大口径机枪子弹击中，当场毙命。

图片：美国P-38“闪电”有双身恶魔之称，航程远、火力强、机动灵活，是打大型飞机的能手。

2、死于二式大艇的山本继任者——古贺峰一

古贺峰一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其实这也是一位和山本五十六同时代的老牌日本海军将领。历任"青叶"号巡洋舰舰长，"伊势"号战列舰舰长，军令部第三部部长，1933年任第二部长。1935年以后，就任第七战队，练习舰队司令官等职务，1937年担任军令部次长，1939年以后，历任第2舰队，中国方面舰队，横须贺镇守府的长官等。1942年时候已经是海军大将了，可以说是和山本一个级别的人物。

图片：古贺峰一大将和死前乘坐的二式大艇。

但是在历史上，真正让古贺峰一出名的却是他的死亡。山本是1943年4月18日死的，4月21日，日本天皇亲自任命古贺峰一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古贺这个人其实也是比较反对和美国开战的，也比较开明，有人反对建造“大和”号战列舰，认为战列舰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是航空兵的时代了，来人找到军令部次长的古贺理论，他没有训斥对方，只是说："我不反对航空兵，但是你要知道，天皇出巡必须坐八匹马拉的马车，一个国家也一样，必须有战列舰。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这就叫做国家的面子，叫海军的面子你知道吗？"这也说明了建造“大和”号的愚蠢和古贺峰一的开明。

图片：二式大艇被日本自称为二战中最先进的水上飞机，却继一式陆攻之后又克死了一名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而古贺也是一名非常有经验的海军军官，曾经长时期在军舰上工作，并在军令部工作时负责监造舰船，对船舶也很熟悉。古贺主张采取守势，联合舰队以游击战法进行舰队决战。总的来说，对美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难缠的人。

但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不到一年，1944年3月31日坐一架二式大艇（水上飞机）在飞抵菲律宾前，遇到暴风雨，古贺因飞机坠毁而丧命。联合舰队不到一年失去了两位总司令，而且都是乘飞机在前线死去的。

图片：美军查看坠毁的二式大艇。

3、死于百式重爆机的日本海军头号战斗机王牌——西泽广义

西泽广义是日本海军航空兵头号王牌，先后击落过87架敌机，有 “拉包尔的魔王”之称，与坂井三郎和太田敏夫合称“台南空的三羽鸟”（台南航空队）。

图片：坐百式重爆机殒命的日本海军航空兵头号王牌西泽广义。

1944年10月，这名在太平洋战场上活跃了多年的王牌飞行员突然表示愿意参加第二天的自杀攻击任务。当时的指挥官中岛中佐非常疑惑，想这样的王牌是可以不参加“神风”特攻行动的，他觉得西泽似乎预感到死神的召唤。不过出于对王牌飞行员的保护，中岛中佐并没有同意。

西泽的战斗机最终装上550磅炸弹后交由其他飞行员实施“神风”攻击，而西泽本人被要求乘坐一架从事运输任务的轰炸机前往吕宋岛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接收新飞机。

图片：西泽广义号称驾驶“零”式就不会被击落，可是自己最后的一趟飞行却乘坐了一架轰炸机，厄运马上到来。

在民都洛岛上空，这架百式重爆机与美国“胡蜂”号航空母舰上VF-14联队的2架F6F“地狱猫”战斗机遭遇，哈罗德·P·内威尔驾驶战斗机迅速向这架日本轰炸机开火，百式重爆机在一片火焰中坠入大海。西泽广义，这个自认为不会在空战中失败的王牌，乘坐轰炸机，作为一名乘客，最终踏上了不归路，时年24岁。

这或许是另外的一个死神来了的版本，虽然他逃过了作为“神风”特攻飞行员的宿命，但是还是没有逃过死神的镰刀，最终在离开前线的路上被击落。也印证了日本国运的衰亡势不可违！

图片：日本百式重爆机，这种战斗机飞行员的靶子却成为了二战日本海军航空兵最强击坠王的铁棺材。

4、死于97式大艇的海军中将——山县正乡

最后说一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这次的主角是一名叫做山县正乡的海军中将，与前面一些人物相比似乎要冷门一点，但这却是被中国军民干掉的一名高阶海军将领。

山县正乡是日本海军中的航空派，1934年11月出任世界上首艘航母“凤翔”号舰长，曾到上海向中国示威。

1935年调职为航空厂总务部长。1936年成为海军大学航空教官，极力强调航空兵的威力，建议发展陆基航空兵，废除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其激进的观点遭到了战列舰部队和舰载机部队的一致痛骂。但是其真正的想法是建立独立的空军，而不是陆军航空兵或海军航空兵，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算是一个人物。

图片：乘坐97式大艇（水上飞机）被击落的山县正乡海军中将。

后来他升任中将，长期驻守高雄，并镇压台胞抗日斗争，后成为南支第四舰队司令。

1945年3月，在印尼的山县正乡中将从泗水坐一架97式大艇（水上飞机）回国。其中途径广州北返。飞机再次升空后就被美机发现并拦击，惊恐地逃至浙江上空燃料将尽，误降在中国军队控制的海门老鼠岛江面。被浙江省外海水上警察局第2大队6中队及浙东护航总队的官兵发现，双方发生枪战，飞机被密集火力击中起火，山县正乡因飞机爆炸来不及逃走而毙命。

日本国内却一直宣称他是飞机失事在福建坠落，最后自杀的，显然是一张可笑的遮羞布。

图片：布局老旧的97式大艇，速度缓慢，体积庞大，很快被二式大艇代替。

当时飞机残骸于1小时后沉没，机上除先前跳伞的5人被俘外，其余在飞机上的人皆葬身鱼腹。俘虏供认，这架飞机是南支第四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山县正乡的专用座机，机上共有15人，包括山县的少将参谋长以及大佐、中佐、少佐等参谋、副官和机组人员。

图片：首先发现97式大艇的阮捷成老先生，时任浙江省外海水上警察局第2大队第6中队长(连长)。

山县乘坐的97式大艇是二式大艇的前一代，属于4发远距离水上侦察/运输机。1936年-1938年试制，1938年投产，到1943年一共生产了215架。这种飞机速度慢，又大又笨，能够躲过美国巡逻战斗机的追击已经不容易，结果撞到了中国水上警察的防区，

日本海军中将就这样被中国水上警察给击毙了！​​​​

本文原载于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2017年4月发布的报告《美韩同盟的未来：对朝政策的变革与延续》，作者系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原标题为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 U.S.-ROK Alliance and Policytoward North Korea。文章对美韩同盟在朝鲜半岛面临的挑战进行评估，为特朗普政府维护、加强同盟以阻止朝鲜的入侵和核扩散提出了几个方案。

摘要

本文对美韩同盟在朝鲜半岛面临的挑战进行评估，为特朗普政府维护、加强同盟以阻止朝鲜的入侵和核扩散提出了几个方案。

主要观点：

美韩政府的更迭加之一个危险的地区安全环境，使得美韩关系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将面临严峻考验。尽管特朗普总统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和领导风格带来了不同的模式，但是持久、共同的国家利益可能会在双边关系中占上风。朝鲜不断升级的核及导弹能力将继续强化在短期内对威慑的需求，也迫切需要青瓦台和白宫商定长期的综合性战略以管理这一威胁。双方应当继续对与平壤进行严肃对话保持开放的心态，但是迄今为止通过谈判限制朝鲜发展核武器没有取得成功，表明和平最可靠的保障将依然是一个强大、准备充分、协调一致的同盟。

政策启示：

尽管韩国已经承担了大量责任以支持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前沿军事存在，但是随着盟友在继续调整角色、使命和能力，双方都需要调整对同盟承担的义务以确保有一个可持续、合理的分工。

在韩国准备选举新政府时，可能会比过去10年有一个更加开明的议程，两国政府都有责任继续充分利用同盟成熟、成功的制度框架。

随着特朗普在努力兑现选举时的诺言，即要创造更多的工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振兴制造业，他想以韩国的成功为基础，既是一个重要的全球经济体，又是重要的贸易伙伴。《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依据特朗普总统准备与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合作以调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做出调整。

朝鲜半岛依然是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问题的头等优先事项。特朗普总统接手的局面是一个充满敌意的朝鲜政权决心部署能够到达美国本土的远程核导弹，继续威胁美国的亲密盟友韩国——力图走出持续几个月的政治动荡。即使新上任的美国政府想降低朝鲜半岛的重要性，但也很难忽视如此重要的事态进展。的确，朝鲜能够通过试射中程弹道导弹对2月11日特朗普总统和安倍首相之间的峰会进行干扰。¹还在3月6日连续发射4枚导弹，标志着美韩同盟每年一度的演习开始，其中有3枚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

尽管政府更迭，但美国的优先目标并未发生变化：维护半岛的和平同时努力挫败平壤的核抱负。威慑是最基本的；无核化是最希望实现的目标。在新政府经历了初始的混乱后，特朗普必须展示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实力和灵活性的双重特质。²与此同时，他需要与临时政府及在5月进行特殊选举后的首尔新政府管理朝鲜问题、升级美韩之间的同盟。在意识到该地区的重要性后，特朗普在就职后两周内就派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韩国和日本。在初步展示防务外交时，马蒂斯防长秘密但满怀信心地向这两个重要盟友做出保证，同时向朝鲜发出信号，任何威胁都会遭到“无法抵抗的”回应。³国务卿蒂勒森还进一步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重申由特朗普总统、马蒂斯防长、麦克马斯特国家安全顾问及其他官员打造的“坚固”同盟。

与青瓦台的执政者一起，特朗普可以反击金正恩的外交冒险政策，甚至可以同时对理智、有意义的对话保持开放心态。对话并不意味着要加入旨在封锁朝鲜核进展的不真诚的谈判或削弱同盟的战备和防御。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需要对同盟做出调整以确保其能够反映高度的互惠性及权力和责任分担的公平计划。这些调整应当通过已建立的同盟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做出，直到新当选的韩国政府做好准备才开始调整。

一、延续与变革的决定因素

一个保守的商人给白宫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管理风格，不同于精通美国外交政策史和官僚政治的政客。尽管要对两者进行比较是困难的，但是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的风格变化至少可与韩国在2008年从卢武炫到李明博的变化相媲美。领导风格的某些变化将会产生富有成效的结果，但是其它的变化可能会令人不快，与国内外的期待不一致。最好的情势是，特朗普可能会再现老罗斯福坚决大胆的性格、克林顿商人般的敏锐，或者是扎克伯格对社交媒体的掌控。

无论特朗普的风格有多么的与众不同，他必须要采取行动维护美国在朝鲜半岛的一系列持久利益。这些利益包括限制朝鲜的核武器及导弹计划构成的威胁、将美韩同盟的力量最大化、维护美国威慑的可靠性。简言之，美韩同盟显示了美国政策目标极大的延续性。特朗普政府应当加强并依赖——而不是打破——美国与韩国几十年的密切的同盟关系，认为首尔应当致力于发展强大的同盟。特朗普来自商界，但是他需要与首尔密切合作、用武力做后盾的外交应对朝鲜。

然而，致力于维护美国对同盟承诺的延续性，并不相当于同盟管理静止不动。对同盟的调整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提议，包括让首尔承担更多的美国驻军费用、重启战时作战指挥权谈判、考虑未来的高新技术防务合作以抵消朝鲜不断扩大的核威胁。这些谈判将与之前增加韩国责任的调整相一致，韩国官员应当也因国务卿蒂勒森的声明而消除了疑虑，大意是首尔在支持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存在时已超出了本应承担的职责。⁴

除了对同盟管理进行微调外，特朗普政府可能会给危机管理带来显著的变化。金正恩似乎是要试探新总统的意愿以评估美国对盟友的承诺。2月份发射中程弹道导弹显然是要挑衅的，但是特朗普的反应非常从容，他似乎愿意等待对朝鲜政策进行内部评估的结果，这是他之前要求做的。金正恩也许将韩美两国出现的政治剧变视为削弱美韩同盟的机遇，发誓要对每年4月份举行的代号为“关键决心”和“鹰鹞”防务演习进行强力回应。3月6日进行的导弹试射可能是进一步挑衅的预示，可能是要在5月初举行特殊选举前试探韩国。在紧张局势加剧时期总是有误判和升级的风险。

自朝鲜发出最后通牒后，美韩同盟就很难在不示弱的情况下削减防务演习。的确，如果特朗普总统让世人将军事演习看作美国对维护和平及威慑承诺的看得见的展示，也是不足为奇的。他已经决定派遣B-52轰炸机，可能会在回应朝鲜进一步的挑衅中显示出更加坚定的决心，如另一次核试验、更多的导弹发射、动能或网络攻击。

因此，美国政策会出现的重大的潜在变化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对危机管理的坚定回应，如果一个更为开明的政客，如文在寅赢得下一届总统选举，因为朴槿惠已经在3月10日因宪法法院的决定而从青瓦台搬出，就可能必须要采取缓和的手段。在韩国最近可能启动的其它新政策中，文在寅可能会与朝鲜推行更具活力的外交政策、修订重大的防务决定，如部署新的导弹防御系统。⁵即便如此，正如前总统卢武炫一样，文在寅也会意识到不仅是政府意识形态变化会对同盟构成挑战，还有来自持久利益的高度延续性。

特朗普时期美国东北亚政策另一个可能的变化是更加重视大国外交。如，他可能想试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控制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导弹计划。中国在维护和平方面享有共同的利益，但是在保持可靠的美韩防御以确保平壤即使是在拥有了新的进攻性能力后依然会被遏制方面有利益分歧。白宫如何将它通过美韩同盟有效应对朝鲜的愿望与它和中国保持高度接触的利益相协调，将是对新政府的持续考验。

最后，特朗普团队将会让美国的整体政策重点转向地缘经济。因为特朗普对达成交易感兴趣，比起他的前任（主要是在地缘政治的决策范式下执政），他会对亚洲国家领导人的优先事项有更多的天然亲近感。通过承诺要进行新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发展美国的基础设施，安倍首相展示出盟友如何与特朗普更好地合作。⁶在韩国大选后，青瓦台和白宫的领导人寻找共同的经济基础很重要，同时提升韩国的经济，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已经连续5年增长率不足4%，让韩国在美国进行更多的投资。与朝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依然是世界十二大经济体之一，在与美国共同实现未来的经济繁荣中至关重要。对《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调整是值得做的，也是可能的，但是谈判应当以特朗普总统和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之间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极富前景的讨论方式进行。⁷

二、美韩同盟的议程

特朗普政府的美韩安全同盟议程重点应放在通过占优势的军事能力和发出明确的信号保持威慑。奥巴马政府通常通过展示美国的承诺回应朝鲜的挑衅——包括2016年9月B-1轰炸机在朝鲜边界附近飞行及对美国前沿部队的重大改革。特朗普总统应当支持这些展示美国承诺的行动，通过扩大演习为即将出现的威胁态势做准备；除了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导弹炮台的计划外，推进多层导弹防御系统；增加与韩国和日本的三边合作；进一步利用信息化战略实现战术和战略影响。在马蒂斯防长访问首尔及随后朝鲜发起的挑衅行动后，两个盟友选择加速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主要目的是要帮助确保在朝鲜发动进攻时美国能够成功地支援韩国。因此，尽管“萨德”可能会引起中国的关切，但是这一关切显然要从属于支持威慑并消除5,000万韩国人疑虑的首要目标。

服从于这些加强威慑、限制朝鲜入侵及进行核扩散的措施需要，特朗普政府也需要在未来几年形成新的分工、调整美韩同盟中的责任分担比例。毕竟，韩国在持续发展、繁荣。韩国的GDP大约为1.4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大约是朝鲜的35倍（估计2015年只有400亿美元）。⁸没有充分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韩国人的寿命现在比美国人高（82岁 VS 79岁）。另外，美国的防务开支是韩国的14倍多——5,960亿美元（占GDP的3.3%）VS 410亿美元（占GDP的2.6%）——尽管美国人口是韩国的6.4倍（3.2亿 VS 5000万）。⁹

鉴于以上这些原因，特朗普总统可能希望看到韩国对“美韩特别措施协定”承担略高的费用，该协定在2017年要重新谈判。该协定包括在韩国国土上保留28,500名美国驻军的非人员费用。根据现有协定的规定，韩国承担的责任不足总费用的一半（约为8.21亿美元），尽管这一数字表明韩国承担的费用比此前协定规定的数额增加了6%。¹⁰

然而鉴于国务卿蒂勒森的声明，韩国已经承担了很高的费用，¹¹特朗普政府可能会考虑让韩国用其它的方式为已经牢固的同盟做更多的贡献。国务卿蒂勒森的3月之行对一般意义上的威慑和安慰很重要，但是重新调整角色、使命和责任分担将且应当随着韩国新政府上台而展开。除了要制定新的“特别措施协定”，关于归还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时断时续的讨论可能会重启。将会出现特朗普总统和韩国新当选总统推翻朴槿惠总统和奥巴马总统根据改善了的安全条件处理这一问题而签订的协定。

关于新的“特别措施协定”、作战指挥权及关于同盟其它协议的艰苦谈判可能也会引起美国削减在半岛驻军的危险。然而，驻军数量问题无论什么时候出现，无论是在卡特政府还是老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最终都决定宁求稳妥、维持大量的地面部队以威慑朝鲜、消除韩国的疑虑。一个坚固的同盟是对朝鲜发动侵略的重要威慑，其坚固程度将以可靠的防御和政治意愿来判断。¹²

当然，也可能会有对加强威慑的新方式的讨论，无论美国在韩国的驻军数量是否会发生变化。25年前当老布什总统决定销毁朝鲜半岛的战术核武器时，朝鲜使用能够打击美国本土核武器的前景就非常遥远。鉴于在这一威胁环境中可能会出现的变化，华盛顿和首尔可能会寻找创造性的方式以确保一个强健的核保护伞保持完整。

但是延伸核威慑不是消除韩国疑虑、威慑或击败朝鲜的唯一手段。特朗普政府推动同盟安全合作的最终选择可能是加速研发某些先进的技术，如超高速自动推进武器或电磁推进发射器，领先于朝鲜核能力形成的威胁曲线。

三、政策选择

随着特朗普政府开始通过美韩同盟应对朝鲜问题，理应会受到以下普遍原则和广泛目标的影响。

（一）加强威慑

特朗普政府应当通过美韩同盟加强威慑、阻止朝鲜半岛爆发冲突。不像签署了目前的停战协定的1950-53年爆发的战争，新的冲突可能会引发一场核战争。会出现误判的可能性不容忽视。即使没有朴槿惠的垮台，美国和韩国的民主转型也肯定会给同盟带来脆弱性。金正恩注意到了两国的动荡和混乱，可能会抓住这一时机挑衅华盛顿和首尔以获得新的让步。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低估同盟的决心、事态会迅速升级。鉴于这些原因，特朗普总统的安全团队应当以近期的行动为基础加强威慑。

在他的祖父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引发一场核危机24年后，金正恩正在向拥有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核能力迈进。部署能够击中关岛或北美的中程弹道导弹或洲际弹道导弹会从根本上改变安全环境、出现更加危险的局势。特朗普总统不可以在聚集的威胁中无所事事。要通过批准公开宣布的政策、军事实力的展示、充分的危机管理准备措施保持威慑。但是除了这些基本的措施外，特朗普总统也应当对美韩同盟战略进行一次自下而上的评估，以全面挫败金正恩造成的不断升级的危险。

（二）修订同盟的对朝战略

将美国的战略重新集中在包括制裁在内的更多措施上，应当是特朗普政府应对目前危机的第二大支柱。除实施严厉的制裁外，特朗普还应当严厉打击朝鲜在全球的非法金融活动。但是他也必须意识到切断朝鲜所有的经济联系会加强中国对平壤的影响力，引伸开来，就是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中国届时可能会利用任何附加的影响力保持现状、不推动无核化进程，因为中国认为边界不稳定是最大的威胁。尽管中国公开宣布2017年停止从朝鲜进口煤炭，但是其早先的煤炭储备及与朝鲜继续进行的其它交易表明中国不可能对金正恩政权采取强硬立场。

在进行战略评估后，特朗普政府不应当停止实施制裁，但是也不应该让制裁成为同盟战略的核心。相反，美韩同盟对朝战略的三个目标应当如下所示：

1、努力改变金正恩决定要让朝鲜成为一个跟巴基斯坦一样的拥核国家的成本收益计算。

2、威慑、遏制、惩罚、限制金正恩，如果他继续研发核武器及将核武器发射到美国本土的多种手段。

3、如果朝鲜引发常规冲突，加强军队战备水平以击败朝鲜。

对同盟进行战略评估的总体目标应当是想出不同的办法以确保金正恩能够明白这一基本信息：拥有核武器会威胁而不是保证他的生存。

（三）采取综合性的政策手段

特朗普政府应当重新思考如何有效地利用整套政策工具箱。包括以下四个工具：

1、特朗普政府应当利用“胡萝卜+大棒”的经济政策说服并影响朝鲜的行为，也要为美韩关系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以确保朝鲜在经济形势恶化时同盟还能繁荣。

2、应当对朝鲜的不正当行为施加外交压力，但是如果平壤表现出会认真履行过去做出的无核化承诺也要显示外交灵活性。特朗普总统不应当允许出现空洞、持久的和平协议谈判使得朝鲜追求核国家身份合法化的现象。

3、政府应当利用信息战管理危机、长期影响朝鲜的精英和草根阶层。

4、应当打造强大的防御态势，包括短期的措施以维护坚固的威慑及各种方案以利用前沿技术加强导弹防御。

特朗普政府必须要对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自1953年后半岛一直处于冷战状态，因为推动缓和的努力——包括基本协定、核框架协议和六方会谈——都失败了。和平可能会在一个民主、统一的半岛上出现，但是实现这一终极目标没有和平手段。特朗普总统应当意识到与朝鲜的冷战可能会持久存在、更容易演变为热战。这也是美国和韩国在政治动荡时期需要实现的最低目标。

五一假期刚过，科技界就迎来一个重磅消息：世界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原型机诞生！中国科学院5月3日在上海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这一消息。

这次一共发布了两个量子计算机的原型，一种基于超导，一种基于光学。其中，10比特超导量子线路样品，演示了求解线性方程组的量子算法，相关成果即将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物理评论快报》。

中科院研制的光量子计算机线路图 中国科学院阿里巴巴量子计算实验室供图

针对多光子“玻色取样”任务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是历史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量子模拟机，比国际同行类似的实验加快至少24000倍，5月2日，该研究成果以长文的形式在线发表于《自然光子学》。

更令人振奋的是，这个“世界首台”是货真价实的“中国造”，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及其同事陆朝阳、朱晓波等，联合浙江大学王浩华教授研究组攻关突破的成果。

什么是量子计算机？曾有人打过一个比方：如果现在传统计算机的速度是自行车，量子计算机的速度就好比飞机。使用亿亿次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求解一个亿亿亿变量的方程组，所需时间为100年。而使用一台万亿次的量子计算机求解同一个方程组，仅需0.01秒。

中国科学院阿里巴巴量子计算实验室 资料图

多粒子纠缠的操纵作为量子计算的技术制高点，一直是国际角逐的焦点。在光子体系，潘建伟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五光子、六光子、八光子和十光子纠缠，一直保持着国际领先水平。在超导体系，2015年，谷歌、美国航天航空局和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宣布实现了9个超导量子比特的高精度操纵。这个记录在2017年被中国科学家团队打破。

根据今天发布会上的消息，潘建伟、朱晓波、王浩华等自主研发了10比特超导量子线路样品，通过发展全局纠缠操作，成功实现了目前世界上最大数目的超导量子比特的纠缠和完整的测量。进一步，研究团队利用超导量子线路演示了求解线性方程组的量子算法，证明了通过量子计算的并行性加速求解线性方程组的可行性。相关成果即将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物理评论快报》。

在光量子计算方面，潘建伟、陆朝阳等利用自主发展的综合性能国际最优的量子点单光子源，并通过电控可编程的光量子线路，构建了针对多光子“玻色取样”任务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实验测试表明，该原型机的取样速度不仅比国际同行类似的实验加快至少24000倍，同时，通过和经典算法比较，也比人类历史上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ENIAC）和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TRADIC）运行速度快10-100倍。

中科院微博截图

以前，量子计算速度比经典计算机快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中，而该台原型机将这一理论变成现实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把量子计算机真正推向和经典计算机竞争的擂台。这是历史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量子模拟机，为最终实现超越经典计算能力的量子计算这一国际学术界称之为“量子称霸”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超导体系，该研究团队自主研发了10比特超导量子线路样品，通过高精度脉冲控制和全局纠缠操作，成功实现了目前世界上最大数目的超导量子比特的多体纯纠缠，并通过层析测量方法完整地刻画了10比特量子态。这一成果打破了美国之前保持的9个量子比特操纵的记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超导计算机的系统，使我国在超导体系量子计算机研究领域也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行列。

根据计划，潘建伟研究团队将计划在今年年底实现大约 20 个光量子比特的操纵， 20 个超导量子比特样品的设计、制备和测试，量子计算机的速度将会成指数增长。

量子计算机是指利用量子相干叠加原理，理论上具有超快的并行计算和模拟能力的计算机。随着可操纵的粒子数的增加，量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呈指数增长，可以为经典计算机无法解决的大规模计算难题提供有效解决方案，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一台操纵 50个微观粒子的量子计算机，对一些特定问题的处理能力甚至比超级计算机更强。如果现在经典计算机的速度是自行车，那量子计算机的速度就好比飞机。并行计算让量子计算机一秒钟就可完成超级计算机几年的计算任务，几天内就能解决传统计算机花费数百万年时间才能处理的问题。正是因为其广阔的发展前景，许多欧美发达国家以及大型高科技公司纷纷布局相关研究。

目前，发展这一技术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发展高精度、高效率的量子态制备与相互作用控制技术，实现规模化量子比特的相干操纵。国际上学术界对于量子计算技术的研究主要基于光子、超冷原子和超导线路三个体系上。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光子和超导线路上取得的重大突破，对于量子计算机的研究与应用具有标志性意义。

实际上，潘建伟、陆朝阳等科学家构建出的是量子计算的原型机，比早期经典计算机（指世界首台经典算法计算机埃尼阿克）运行速度快10到100倍。由于该计算机目前尚属于早期的实验室阶段，在运算能力上还无法与现代的计算机相比，因此这是我国量子计算机研究取得的重大国际突破，并不是真正造出了可投入应用的量子计算机。潘建伟院士也表示，要造出有一定应用价值的量子计算机，还需要10到20年的努力。

5月3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士（右二）在上海宣布，我国科研团队成功构建的光量子计算机，首次演示了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量子计算能力。

潘建伟（右）和陆朝阳（左）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中国科技大学的潘建伟、陆朝阳等科学家成功构建出世界上第一台计算速度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而且在全球首次实现了10个超导量子比特的高精度操纵，为迈入量子计算时代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实验测试表明，该量子计算原型机，比早期经典计算机运行速度快10到100倍。由于该计算机目前尚属于早期的实验室阶段，在运算能力上还无法与现代的计算机相比，但是随着可操纵粒子数的增加，量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将呈现指数级的爆发式增长，未来性能将远超现代计算机，如果现在的传统计算机的速度是自行车，那么量子计算机的速度就好比飞机。

中国科技学技术大学陆朝阳教授指出，在这个原型机上运行一些量子算法，我们发现它的速度跟我们国际同行进行比较，比第二名要快24000多倍。

量子计算机是指利用量子相干叠加原理，理论上具有超快的并行计算和模拟能力的计算机，其中，多粒子纠缠的操纵是量子计算机研发中最关键的技术制高点。

2015年，谷歌、美国航天航空局（NASA）和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宣布实现了9个超导量子比特的高精度操纵。此次，潘建伟及其同事朱晓波等，联合浙江大学王浩华教授研究组，首次实现10个超导量子比特的纠缠，在基于超导体系的量子计算机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不过，由于高精度量子操控技术的极端复杂性，目前对其的研究仍处在早期发展阶段。“量子计算机就像初生的婴儿，未来最终会长成什么样子，对整个科学界还是个未知数。”潘建伟说。

潘建伟说，在量子计算基础研究领域，就计算能力而言，科学界有三个达成共识的指标性节点：第一步超越首台经典计算机，第二步超越商用CPU，第三步超越超级计算机。“目前我们实现的只是其中的第一步，但这一小步却是重要的一步。”

陆朝阳表示，预计年底可以实现操纵20个量子比特、达到目前商用CPU水平；到2020年，有望实现操纵45个量子比特的目标，向经典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发起挑战。

5月3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陆朝阳教授（中）和学生们在中科院量子信息和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上海实验室检查光量子计算机的运行情况。

潘建伟表示，希望通过10到20年的努力，看看能不能真正搞出一台有一定的应用价值的、比较普遍的、可以稳定运行的专用量子计算机。这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目标。

对于量子计算机的未来，潘建伟有足够的乐观。

“10年内，超导量子操纵有可能做到100个粒子。到那时，它对某些特定问题的计算能力就可以达到目前全世界所有计算能力之和的100万倍，计算能力将会突飞猛进。”潘建伟说，此外量子计算机能耗更低。

专家认为，计算能力极限的大幅提升，意味着量子计算机可以分析更多数据。比如，实现精准的天气预报，躲避飓风海啸；计算优化的出行线路，让城市减少堵车；识别有效的分子组合，降低药物的研发成本和周期；甚至可以用于探索太空，较快辨别可能存有生命体的行星。

潘建伟预测，造出“专用”量子计算机，在求解材料设计、化学研究、物理研究等特别需要、特别有用的问题上超越“超级计算机”，有望在10年后出现，最终还将拓展到量子人工智能领域。

5月3日，一名科研人员在中科院量子信息和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上海实验室内调整操作台上的激光干扰器。

47岁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再一次站在聚光灯下。5月3日，他代表团队在上海宣布两件关于量子的喜讯：成功研制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量子计算机；成功实现目前世界上最大数目(10个)超导量子比特纠缠。

相关成果分别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光子学》和《物理评论快报》，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我们实现的是量子计算基础研究领域的第一步，一小步，但也是重要的一步。”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潘建伟穿着惯常的驼色绒衫平静地说。

学界公认量子计算基础研究有“三步走”。第一步是展示超越首台电子计算机的计算能力，第二步是展示超越商用中央处理器的计算能力，第三步是展示超越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潘建伟与陆朝阳课题组制造出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计算速度超越了71年前诞生的世界首台经典算法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一位审稿人评价：“你们构建了第一代‘ENIAC’量子机器。”

潘建伟院士

与此同时，朱晓波、王浩华、陆朝阳和潘建伟等科学家协同工作，成功实现10个超导量子比特的高精度操纵，打破了美国方面在2015年创造的9个超导量子比特操纵的纪录。

30年前，潘建伟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与量子结缘。21年前，潘建伟师从量子力学大师塞林格，当被导师问及梦想，他脱口而出：“我要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

如今作为中国量子领域研究的领军者，潘建伟雄心勃勃。他并不满足这两项最新成果，而是瞄准更高的要求。他说，要在2017年底实现大约20个光量子比特的操纵，同时制备出20个超导量子比特样品。他还说，要到2020年做到45至50个光量子比特的操纵，最终实现量子计算超越经典超级计算机的“量子称霸”目标。

由于量子计算的巨大潜在价值，欧美各国都在积极整合各方面研究力量和资源开展协同攻关，大型高科技企业如谷歌、微软、IBM等早早布局量子计算研究。中国的科研院校及企业也必须参与这场国际竞争。

出生在浙江省，潘建伟用当地常见的“笋”来比喻中国量子计算领域的发展。他描绘说，笋尖刚长出来时进展较为缓慢，一旦长起来便越来越快。他说中国的量子计算就如“春笋”，“我们的爆发式增长已到了相变点”。

潘建伟有此判断，一方面是基于中国科学家多年积累。以他的团队为例，从1999年突破4光子纠缠操纵到2016年首次实现10光子纠缠操纵，他们始终“领跑”国际。

另一方面是国内已形成协同创新的良好风气，比如最新成果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合作完成，并且得到中国科学院—阿里巴巴量子计算实验室等方面的资助。

“未来将面临激烈的竞争，我希望结合国家实验室建设，让许多研究者面向同一个目标，集中全国力量去攻克量子计算机，突破国外的封锁。”潘建伟微笑着说，“保守一点说，用5至10年时间造出几台解决材料设计、化学研究、物理研究等需求的专用量子计算机”。

附表 量子应用大事记

198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提出“量子计算机”的概念。

1994年，贝尔实验室的专家彼得·秀尔证明量子计算机能够完成对数运算，且速度远胜传统计算机。

1997年，科学家首次用一对纠缠光子实现了量子信息传输。

2005年，世界第一台量子计算机原型机在美国诞生，基本符合了量子力学的全部本质特性。

2007年2月，加拿大D-Wave系统公司宣布研制成功16位量子比特的超导量子计算机。

2007年，维也纳大学的安东·齐林格和他的同事们用一对纠缠光子在加那利群岛的两个岛之间传输了一份量子信息，传送距离超过了143千米。

2010年1月，美国哈佛大学和澳洲昆士兰大学的科学家利用量子计算机准确算出了氢分子所含的能量。

2010年3月，德国于利希研究中心发表公报：该中心的超级计算机JUGENE成功模拟了42位的量子计算机。

2010年，中国科大—清华大学联合小组成功实现了当时世界上最远距离的量子态隐形传输，传输距离达16公里。

2012年3月，IBM做到了在减少基本运算误差的同时，保持量子比特的量子机械特性完整性。

2015年7月，中国科学院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阿里云共同成立“中国科学院-阿里巴巴量子计算实验室”，开展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的前瞻性研究。

2016年8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功升空。

2017年3月，马云宣布启动阿里巴巴的“NASA计划”，并说“现在所研究的目标是为了解决10年、20年后的困难。

先从一首打油诗谈起：“当今武林太荒诞，不修真功练秀拳，铺天盖地假把式。大师高人随处见，互相吹捧提名气，一心一意只为钱。私设门派很简单，都是天下第一拳。供个牌位抬门槛，编点材料成家传，身披八卦持佛尘，俨然大仙下凡间。师父自吹徒弟喊，唯有自己是真传，功夫深浅尚不提，为啥练得膝盖残？腹中大球天天转，陶醉胜似抽大烟，神功无敌俯天下，就是不敢战泰拳。”

此诗形象地讽刺当代中国武术的一些现状和一些人，如吹嘘、作假、行骗、花拳绣腿、误人子弟、装神弄鬼等等。可以说，正是这些鱼目混珠“大师是假，骗子是真”的人，钻了中国传统武术传承与发展之历史机遇的空子，抹黑了中国武术，也糟蹋了中国武术，对中国武术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其中，尤其在传统武术中的优秀拳种——太极拳，成为了伪武术与假武术泛滥的重灾区。那么，为什么太极拳会成为虚假武术横行的重灾区呢？

由于古今太极拳的异同与发展变化，其养生性和文化性较易被人接受也易被人利用

太极拳是我国近现代最优秀的传统武术拳种之一，其无论是技击功能、健身功能和养生功能都是非常优良的。

以原始太极拳——河南陈家沟陈氏太极为例，其技击性非常强。从陈氏太极小架（如赵堡式）中可以看出，原始太极拳与现代太极拳松静缓慢的节奏截然不同，它动作快速紧凑，突然发劲，初见者会误认为是长拳或少林拳。如古拳谱《陈家沟打手歌》称：“挤掤缕捺须认真，上下相随人难进，任他巨力人来打，牵动四两拨千斤”。

在陈氏太极“老架”中，其踢腿与出拳中的突然发劲及近身格斗中使用的“缠丝劲”，其发劲与其他攻击性拳种如少林、形意、八极拳并无异同，而近身使用的“缠丝劲”，则是一种太极拳独有的缠绕对手，化解对方拳力，破坏对方身体重心再反击的近身攻击术。

陈式太极拳分式演练

据日本武术家松田隆智的《中国武术史》分析，到了晚清，由于陈氏后人陈长兴将“不传外人”的太极拳传于杨露禅，再通过杨露禅、杨班侯、杨健侯和杨澄甫三代人将陈氏太极拳进行了改造优化与传播，延伸出“杨氏太极拳”，使得太极拳走入北京，走进上层，也走向了全国（太极南传）。

在这次太极拳的现代推广过程中，杨氏太极“小架”中既有快打快进的格斗搏击优势，又有杨氏太极“大架”中的“缠丝劲”和“太极八劲”的近身格斗术，使得杨氏太极第三代大师杨澄甫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武术家，击败南来北往的各路高手。而杨氏“大架”太极松静缓慢的节奏，美观舒展的造型，呼吸吐纳的舒适，消耗体能少，健身功能强，较易被不同年龄层次的男女老弱接受和学习。

同时，也深受皇族、闻人、社会名流和文人墨客的喜爱。在此过程中，与其他一些传统拳种一样，太极拳的现代演进过程，由于文人的加入和改造，其本身简朴的拳理，被加入了佛道哲学、气功玄学和臆想诗意。

由于太极拳在晚清民国期间的快速传播，加之当时中国武术界呼吁的“保国强身”提升国民体魄的武化教育运动以及当时国民政府的支持。柔和舒展，健身养生的太极拳在如此的历史机遇下被迅速推广。较之其他快速猛烈的拳种，更易被各阶层的民众接受。进而到了解放后，太极拳走出了“看家护院”、“技击格斗”的专业武术领域和专业格斗训练的小圈子，成为了新中国首批被普及推广和改进为全民运动型健身拳种而被大规模传播。

如今太极拳已经成为民间重要的养生手段之一

同时，太极拳从专业武术拳种改进为大众健身运动的过程中，由于以上特殊历史原因，其格斗搏击功能、观赏表演功能与健身养生功能被分割开来。到了改革开放后，由于老一代真正有实战经验和经过了系统训练的太极拳师的离去，太极拳中的一些技击功能和训练方法的传承范围被逐渐缩小和断代，进而其养生健身功能被放大，以至于原先加入的佛道哲学、气功玄学和臆想诗意的元素也被放大。

于是乎，当代太极拳与原始太极拳出现了异同，而被宣传包装为一种玄而又玄，看不到摸不着的玄学文化或者是带有延年益寿，包治百病的神秘主义养生法，进而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普通人想长生去病、学会武功和各种“超自然力”的心理，将太极拳利用为使自己“成名成家”和招摇撞骗的工具。

几种典型的假太极和伪武术的骗术特征

由于太极拳本身在健身养生、传统文化、易于推广、拥有百年口碑等势。这就易被一些人通过自称掌握太极拳的专业知识和技巧而造假行骗。

一，玄而又玄，空而又空。将太极拳中的佛道哲学，引申为神秘主义和超自然力，而嫁接于自己。通过玄学解释和展示“神迹”，打着“国学”、“传统文化”、“太极神功”、“人体科学”的旗帜，将自己包装为解释和拥有玄而又玄的玄学和超自然力的大师，欺哄大众。如展示什么“隔空打人”、“当代雀停飞”、“发人丈外”等招式，博人眼球，恐吓徒众，以此广收门徒，借此敛财。

二，自创神功，自创门派。一些没有经过系统性和长期性传统太极训练的人，为实现急功近利利用武术变现的目的，七拼八凑，胡说八道自创各种新式太极拳。在自创新拳后，自己解释、自圆其说、自欺欺人、欺哄徒众。或自称掌握独门秘籍，高价教授，或恐吓徒众依附自己。将民间巫术、宗教崇拜、封建礼教、催眠术等糟粕合一，糅合而成“神功”和“教门”或“绝技”，以神秘感骗人。

徒众练习后，若产生了因体育锻炼而产生的健身效果，就被其确认为“有用的神功”，若无，就是“功夫不到家”或者是“与神功无缘而不可得”来搪塞。层层设卡，层层收费。如笔者接触到的一位拳友，花了五千块钱在一个自称“隐匿大师”处学了一套自编的取材自日本动画片《圣斗士星矢》的“武功”——“庐山升龙霸”。

在《圣斗士星矢·冥界篇》中，紫龙的师傅童虎使出一招庐山升龙霸

三，将简单易懂的拳理和历史复杂化，理论化或将其变成包装炒作自己的工具。由于太极拳是习者多，名声响的“显学”。这也较易被个别人，利用为通过“研究理论”和“发现历史”、“构造体系”而获得社会影响力的“终南捷径”，使之实现资源变现，有吃有喝，成名成家。

将前人的拳谱“消化吸收再创新”出台各种“武功秘籍”，让练习的人购买后，越练越摸不着头脑，越练越歪，一个站桩和起势说两三章，食之无味，弃之如敝履。将原本简单朴实的拳理，东拼西凑为晦涩难懂的“理论”文章或书籍和理论体系，伪学术化、伪科学化，让人摸不着头脑。如上海某位自称专门研究太极拳但自己不善武功的文人，通过研究各种家谱、历史和拳理或搬弄江湖是是非非，攀高枝、傍名流或者攻击他人，刷存在感，成了名人。

“太极大师”闫芳老师的成名战法之一，能让徒弟像触电一样上蹿下跳

四，不敢技击，不敢与其他拳种和现代搏击格斗交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武术最原始的原理和功能就是格斗技击术，它与西方拳击，日本空手道、柔道，韩国跆拳道，巴西柔术等一样都是依靠日常训练、技术运用最后体现在擂台上的，依靠体能、耐力、爆发力、反应能力和击打来实现对抗目的的运动技术。

但是，假太极和假武术的伪大师们，最害怕面对挑战和交手。他们的武功或许主要是在徒弟中展现的，或者是依靠动作设计和造型设计来展现的。他们往往一身大褂，如大仙下凡，举手之间气势凌人。但是一遇到交手和挑战，立马以“讲武德”、“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武止戈”、“法制社会不尚暴力”来回避。

假大师假武术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武术的亵渎伤害，更不利于传统文化的展示推广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传统武术和传统文化成为中国软实力走出去和重建民族自信的一个重要平台和桥梁。这是历史再一次给予中国传统武术的历史机遇。如果说，第一次历史机遇是在上世纪的积贫积弱急需获得民族自信的中国，在“保国强种”、“不做东亚病夫”，“保家卫国”的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历史给予了中国传统武术一次大喷发和普及化的机遇。

那么，当下中国处于的继承传统武术和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有利环境中，再一次给予传播发展传统武术的极好的历史机遇。

2015年7月，陈式太极拳传人陈中华在美国纽约开办太极拳实用拳法讲座

但是，目前中国传统武术界存在的一些假武术，假大师，为中国传统武术抹黑，将国家扶植传统文化传统武术的政策红利和历史机遇，利用为欺哄民众，造假骗人、牟取私利的工具。甚而将假武术利用为巴结政商权贵、获得政策扶植、变现个人资源牟取私利的“终南捷径”。其造成的直接危害是误人子弟、骗人钱财或其他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而更深层的危害，是抹黑糟蹋了中国传统武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形象，使得“武术无用论”、“传统文化巫术化和无用论”的观点得以成立并深入人心。这种伤害才是最刻骨和深入的，也刺激了类似徐晓东这样的“格斗狂人”轻视和挑战传统武术的行为的出现。

所以，当下中国传统武术界，真的需要进行“去伪存真”和反思反省的时候了。打掉假大师和假太极，真大师和真太极才能出头，才能给中国传统武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也更是给那些默默无闻在民间传承和发扬真功夫的武术家一个公平待遇和正名。

跟西安公安了解到：

1，周杰伦在事发后根本没有道歉的意思，只是经纪公司及当地主办方吓够呛跑去协调，西安市公安局负责人撂了重话，周杰伦不道歉别想离开西安，于是马上才有微博致歉。

2，第二天中午，事情仍在发酵，经再三做工作，周杰伦才亲自来到体育场指挥部道了个歉。道歉时西安市公安局一副局长在场（西安一把手局长空缺），碑林分局（负责现场安保）的负责人在场。周杰伦在现场基本没有说话。是台湾的经纪人和大陆的经纪人打印了一封道歉信，周杰伦签了字。

而当事警察并不在场，事发后就被放了假，他是特警支队副支队长，一位老警察，立功多次。被当着6万人当场骂，被6万人欢呼鼓掌齐声喊滚出去，当场被迫离开执行公务现场后险些落泪。

他并没有原谅周杰伦，“周杰伦没要见当事老警，当事老警也不想见他，执行公务期间被当着6万人骂，你能原谅”？～所谓“当事人已谅解周杰伦纯属谣传”。

“有些事，伤害造成了，不是敷衍的道歉就能抚平一切的。”一位现场执勤的警察说。

（图片中第一张周杰伦在骂“你给我滚出去”，警察在安保执勤时，大多时候全场只能背对舞台，第二张图周杰伦喊“我跟你说话你有没有听到”，这位警察转身后才知道说的是自己，然后为保全现场秩序安全的大局，默认离开。）

别说我没完没了，有些事，就该没完没了。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神经。但是，多年来，某些言论一直甚嚣尘上——中国经济要崩溃了！人民币要崩溃了！实体经济要崩溃！

这些言论的代表人物美籍华人章家敦，更是“孜孜不倦”，连续15年预言中国必将崩溃。2016年他再炮制“中国崩溃论” ，称中国只有半年的时间了......

然而，这些言论总是一次又一次被打脸。

那到底是什么“神秘”力量让各种“中国崩溃论”落空的呢？知乎网友@邓建 给出了漂亮的回答。

因为有个负责任的政府，就这么简单。

阿拉斯加知道吧，当初的不毛之地，俄国1867年因遭遇了财政危机，希望以七百二十万美金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

美国政府买下之后，国内一片叫骂，纳税人的钱，买下一块荒地，这国不完都没有天理。

可是今天的阿拉斯加，七千二百亿美元，你不信美国肯卖吧？

判断一个政府是不是负责，在于他是否能看到未来，而不是眼下，因为绝大多数政府的决策，短期内都是无法见效的，从而得到大量人阴阳怪气的反对和批评。

那么，中国呢？

中国一穷二白的时候，人家就开始扫盲和建设各种水利工程了。

人均GDP全世界垫底的时候，就开始规划高速公路。

那个时候，路上连车子都看不到几辆啊，当时高速公路被人骂作是什么？面子工程对吧？现在谁还敢说这条十几万公里，纵横全国的高速路网是面子工程？

十几年前，人均GDP还是一千七百多美元，与菲律宾一个档次，高铁开工，那时候多少人痛骂，一句等一等你的人民，让多少人感同身受？

与之相比，那个时候的菲律宾政府在做什么？什么都没做！

这个政府完全可以学菲律宾，可以学很多第三世界落后的发展国家一样，什么都不做的。而事实上，做这些事，在当时是要被许多知识分子和人民戳脊梁骨的。

中国(蓝)菲律宾(黄)人均GDP历史曲线

在西部人民还在吃草的时候，歼20立项。

在茶叶蛋都吃不起的时候，各种航空工程和军事工程纷纷上马。

这个政府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现在有多少GDP，而在于，它最穷，环境最恶劣，国内外所有“有识之士”都说你要完的时候，人家就已经按部就班的制定了各种计划啊。

而这些计划，无一不是世界霸主才有的标配。

晓得了吧，人家在全世界认为你药丸的时候，这个政府想的还是一百年之后的事，一百年之后，怎么崛起，需要航母，需要四代飞机，需要核潜艇，需要全面覆盖的教育体系，需要覆盖城乡的医疗系统，需要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和舒适的高铁网络……

今天你看到IT的繁荣，是建立于全面覆盖的4G和宽带网络，你今天享受的网络购物，是建立于交通的便捷之上。

内忧外患之下，这样顶着大家痛骂干活的政府，它完不了。

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那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每天都在干什么，你就知道谁要完了。

真不是盲目乐观，实在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全世界的国家先崩溃了百分之九十，再来考虑中国崩溃吧。

基建体系支撑了世界最大规模人口流动：春运

摊开任何一张美洲地图，赫然出现在南北美连接处的巴拿马总是人们无法离开视线的聚焦之处。

贯穿这个国家的巴拿马运河承担着连接世界东西的重要职责，每年从这里通过的货物多达3~6亿吨。

巴拿马的位置对于美国和哥伦比亚都很重要，哥伦比亚更近，而美国更强

来自中国、越南、孟加拉的廉价货物从这里运往美国东海岸，让纽约廉价市场上超过1/3的商品得到适当的补给。

尽管和巴拿马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却因为这条贸易路线成为了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的使用者。

这里的第一大使用者，当然就是美国。利用巴拿马运河，美国的东西海岸物资调度获得了一条廉价而可靠的水上路线。

正因为这一层关系，巴拿马国的历史和美国深深地纠缠在一起，成为了美洲地缘上的一段值得一提的往事。

很多人都知道，最早想打通巴拿马运河的是西班牙人。

尽管16、17世纪的西班牙王国正值鼎盛时代，技术条件和开挖的难度却让他们最终打了退堂鼓。这一耽搁就是三百多年。

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帝国可分为四大总督区：新墨西哥、新格拉纳达、秘鲁、拉普拉塔总督区，巴拿马属于新格拉纳达（哥伦比亚的前身）总督区

一直到了19世纪末期，才由主持修建过苏伊士运河的法国人组织公司重启了这个项目。然而因为独特的地理条件，法国也铩羽而归。

一个悲伤的故事，

这位因修建了苏伊士运河

而名利双收的法国人叫雷赛布。

被任命为巴拿马运河公司总经理时他已年过古稀。

法国铩羽而归，这位老人亦是血本无归

郁郁而终……

法国施工时的场景

这个历史的接力棒于是交到了美国手里。

当时美国独立已久，已经有了把整个中南美洲纳入自己经济后花园的计划。阻拦在这个伟大计划面前的主要对手正是英国。这个对手太过强大，以至于美国在整个19世纪都无法彻底摆脱大英帝国的阴影，只能做出一些委曲求全的示好。

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

巴拿马的战略地位就是双方争锋的焦点之一，也是美国释放善意的桥梁。

尽管运河的正式通航仍然遥遥无期，英美双方却早就定下了使用运河的计划。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亨利·克莱和英国驻美公使布尔沃签订了以两人名字命名的《克-布条约》，规定双方不能在运河修建问题上互相排挤，运河建成后两国应平等使用，保证运河中立自由。

稳住了英国的竞争，美国开始在当时仍然属于新格拉纳达（也就是哥伦比亚共和国的前身）的巴拿马埋设有利于自己的伏笔，为以后争夺运河支配权的有利地位做准备。

曾经的新格拉纳达总督区之后分裂为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边界与总督区不完全一致），而哥伦比亚最终又被美国分裂出一个巴拿马

就在签订《克-布条约》的同一年，美国在巴拿马开工建设全长75.8公里的铁路线，让纽约到旧金山的航程一下子缩短了3/4。顺便，这条铁路还为美国带来了400%的资本回报率，堪称一招好棋。

建设中的铁路

但铁水联运还是太麻烦，对一条运河的需求仍然在敲打美国商人与政客们的大脑袋。想要赶在英国之前尽快占据对南美的控制权，修建一条运河只是早晚问题。

在具体的修建方案上，美国人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达成了共识。

事实上，由于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双双失败，巴拿马一开始并不是运河的首选修建地点。和巴拿马运河同时被拿上桌面考量的另外一个方案，是尼加拉瓜运河。

如果哥斯达黎加不是被山脉横贯，或许也会想搞运河

在1890年代的美国高层，尼加拉瓜运河甚至因为更靠近美国、传染病不凶猛等原因而相当受欢迎。这个方案即使在今天的尼加拉瓜，也仍然是经常被拿出来讨论的话题——他们早就想从巴拿马繁盛的海运贸易里分一杯羹了。

但尼加拉瓜方案的推动者大多是出于纸面计算在支持这个方案，远没有那些有经济利益驱动的人来得积极。

这里所说的后者，正是在法国巴拿马运河公司破产之后主动接盘的另一个法国人布诺·瓦里亚。这个法国人虽然盘下了继续修建巴拿马运河的生意，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想要继续做下去就必须设法说服美国的投资人们。于是各种威逼利诱齐上阵，布诺·瓦里亚一下子成了1900年前后华盛顿的明星人物。

布诺·瓦里亚

这货还给巴拿马设计过一面国旗……

嗯。就是下面。然后，被拒绝了……

经过一番或真或假的宣传攻势，布诺·瓦里亚使议员们相信，尼加拉瓜的修建路线将会遇到泥石流、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并不是首选。

而一旦克服了工人流行病这个难题，巴拿马运河的修建将会顺风顺水。这样的宣传在今天的创业讲故事环节当然屡见不鲜，在100年前也是有颇有收效的战术。

虽然商人和美国政客已经达成了高度一致，修建运河还有一个致命的阻挠：修建国当地的民众。

南美解放者玻利瓦尔建立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尽管在独立后不断分崩离析，直到19世纪末期至少还保留着对巴拿马地区的控制权。对这个已经经历了多次分家的国度而言，继续出让国家主权是很难被接受的。

一旦失去了巴拿马这个伸向北方的突出部，哥伦比亚将断绝一切北上扩展势力的可能，不仅无法控制海洋贸易，自身两条海岸线之间的联系亦操于他人之手

1903年，美国和哥伦比亚在政府层面签订了运河区租借协议，引起了哥伦比亚群众的强烈反弹。出面签订协议的哥伦比亚代表甚至受到了生命威胁，其局面之混乱，正如中国在巴黎和会后的五四运动一般。

一家哥伦比亚报纸这样评论这份协议：“绝不能让出我们一分的主权，让出我们一寸的土地！”一向听话的哥伦比亚国会也趁势否决了政府签订的这一条约，一下子把美国人停在了杠头上。

其实以哥伦比亚政府军的势力，镇压一些搞事情的人岂有做不到之理？没有政府的默许，傀儡一般的国会又怎么敢否决美国人给出的提案？

他们最主要的目的，不过是借着民气可用，再从美国人的口袋里抠点美金出来。当时的哥伦比亚国内早就在盛传：“难道美国人不知道一万美金就能收买一个议员吗？”

这种激烈的反弹是美国人和布诺·瓦里亚都没有想到的。如果当地民众不配合，巴拿马运河的修建工作看来又要告吹。

这一次，不仅布诺·瓦里亚等不了，连美国也等不住了。因为在1900年，美国对英国在南美洲的利益摆出了一副强硬的态度，废除了原本友好的《克-布条约》，改签了一份新条约。

新条约规定美国有权在运河设防，他国无权干涉运河的运营事务。纸面上的巴拿马运河俨然成为了美国的一条内河。

本来敢跟英国人叫板就是指望通过运河快速拉动东西海岸间的经济互动，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却迟迟没法把运河造出来，被国际社会看笑话不说，自己也会泄了劲。

有强烈的需求在先，那就只好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了，哥伦比亚的民族情绪成为了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羔羊。

时任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说：“如果巴拿马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我会很高兴的。”

此人正是在美西战争的战火中扬名立万，外交手段更是极有特色的大棒加胡萝卜，有此举动并不出人意料。耐人寻味的是连国务卿海约翰也暗示在巴拿马活动的布诺·瓦里亚：“太平洋舰队已经奉命驶向地峡。”一场大国支持下的军事政变看来已经避无可避。

1903年十月底，美国、巴拿马起义军、哥伦比亚三方终于风云际会，在巴拿马展开了争夺。

率先发难的是巴拿马起义军，其头领也是巴拿马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阿马多尔正是布诺·瓦里亚在当地扶持的头面人物。美国和这位起义军首领暗通款曲，通过一位律师先后向起义军输入了250万美元的巨款，使起义军获得了哥伦比亚驻当地官员的支持。（这就把祖国卖了....）

美国人突然转变的态度其实一开始让反抗军摸不着头脑，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美国一直是帮着哥伦比亚政府军镇压起义者的。这下美国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反抗军自然喜不自胜，全力配合。（到了今天，别国反抗军反对派仍是美国常用的武器）

11月4日，阿马多尔宣布巴拿马国成立，把巴拿马全境变成了一座壁垒。参与防御的不仅有起义军士兵，甚至还有留守当地的美国侨民。为了巴拿马运河的利益，美国人可是真豁出去了。

哥伦比亚官方当然也不是吃素的。面对美国明里暗里的挑衅，他们早做了安排。

首先是在国内调查可疑的美国间谍，让美国人知道哥伦比亚汹汹的民意。其次，未被收买的本土军队早在起义军宣布独立前就登陆了巴拿马第二大城市科隆，随时防备军事政变。

巴拿马运河的两端，科隆和巴拿马城

然而这些未雨绸缪的运作还是没有坚船利炮实在。

老罗斯福总统对巴拿马国独立的支持手段，就是派舰队在巴拿马海域实弹演习，把前来镇压的哥伦比亚军队吓得不轻。

在政治上，美国则是第一个承认巴拿马独立的主权国家，瞬间和他们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一旦建立外交关系，老罗斯福就指派海军陆战队司令乔治·艾略特将军协助起义军组织防务。

艾略特将军的防御战术非常简单：以攻为守。他计划一旦哥伦比亚对巴拿马动手，就用一千人左右的精英陆战队在哥伦比亚核心地带玩焦土战略，破坏其宝贵的基础设施。当然这样的下场谁都不愿意看到，艾略特的战略更多是用来恐吓可怜的哥伦比亚人的。

在美国的恫吓之下，哥伦比亚只得忍气吞声，任凭巴拿马分裂出去。

在宣告独立的集会上，阿马多尔这样说道：“昨天我们还是哥伦比亚的奴隶，今天我们已获得了自由。”这话倒是不假，但很快他们就沦为了美国的奴隶。

布诺·瓦里亚在巴拿马独立之后，担任美国驻巴拿马公使，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推动运河的建设。

他为两国起草的租借协定对巴拿马极端不利：美国有权永久租借宽10英里的运河区并可驻防；巴拿马获得的经济补偿是1000万美元的买断款和每年25万美元的租借款（后来随通胀有所增加）。

巴拿马新政府拿人手短，只能接受这份不平等条约。随后美国用了八年时间快速修建了巴拿马运河，终于得偿所愿地大幅减少了东西海岸沟通的航程。

1907

1908

1910

1914年8月15日，第一艘通过运河的船只

在巴拿马运河工作的西班牙劳工

监工总统：罗斯福

英国由于1890年的条约，只能眼睁睁看着运河却分不到好处；提前放弃的法国人更是对错失在南美的好局沮丧不已；哥伦比亚对此则是不予置评，根本拒绝承认运河的成功；但损失最惨重的，还得说是正主巴拿马。

美国在巴拿马画出的所谓运河区正是臭名昭著的南方“国中国”，总面积达到1400多平方公里，是巴拿马国总面积的1/53。按比例放在中国的话，差不多就是江浙两省归别人所有，对巴拿马人的民族信心是个严峻的挑战。

巴拿马运河区（首都巴拿马城并没有被占领...）

运河修建完成之后，所有的通航款项都被美国运营方独吞。据统计，在整个美占时期，运河收入款项达450亿美元。相比之下，留给巴拿马人的只有每年几十万美元的补偿款。

尽管美国在后来的运营过程中不断向巴拿马示好。从解禁巴拿马人的工作岗位到提高本地工人的工资水平，甚至允许在运河区悬挂巴拿马国旗（。。难道不应该么），美国人想了很多办法缓和当地人情绪。但是只要美国占据这里一天，收益的大头就落不到本地人的头上。

在民族主义分子的运作下，巴拿马开始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后花园里的一颗定时炸弹。

炸弹的爆炸是在1964年，一名携带巴拿马国旗的进步学生被驻地美军枪杀，引起了巴拿马人的强烈不满。

不仅运河区受到冲击，巴拿马甚至和美国断交，拒绝承认运河协议。美国对巴拿马运河长达半个世纪的控制，终于要画上句号了。

经过十年的再次谈判，美国终于在1977年和巴拿马重新签订运河条约并于1999年底交还这个“永久租借”区的控制权。

巴拿马运河条约签署后

美国总统与巴拿马国民卫队将军握手

巴拿马运河真正成为了巴拿马的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