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刀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种被各国军队所大量装备的战场冷兵器了。因此，如何使用刺刀，也就是刺刀术，成为刺刀出现后，各国军队所要研究的问题了。下面，笔者要讨论的是各国陆军刺刀的不同和渊源。

中方突刺用的是大弓步，单次进攻比日刺的跟步刺力量要大，防刺动作按压也比日刺紧密。另外，引枪这个动作在我军是不用的，会丧失先机。其实中国刺杀有三大血统，日系，苏系，还有华系。前两者是主流，后者是补充。

日本就看铳剑术吧，虽然有点技艺化的倾向了，但还是很说明问题。

节奏上是打短平快，步伐上有剑道的影子，重心稳而高，有快速的向前跃步和小跳以此迅速接近。手法上突刺角度不多，但是迅猛粗暴，经常借助前跃步的冲击力完成攻击，说实话是一种特别适合虐菜的技术，当然，面对高手也未必落下风。

欧洲就看法国，很明显有击剑的影子，讲究深远的攻击幅度和控制，节奏没那么快，力量也没那么凶残，但是手法多，战术多，和法国击剑一样有很多连续技巧。步伐里面跳跃少，都是节奏很快的滑步。总地来说适合有剑术底子并且身材高大的人使用，之前没有底子，只有了仨月训练的动员兵其实不太适合。

美国只说美军海军陆战队的刺刀术，山寨版欧刺，同样是讲究深远的攻击距离，但是手法少了好多，不过有一些混乱环境中快速反应的训练，所以先手那几下刺得很准——别小看这一点，这其很实用而且在战斗中很占便宜。

看二战和之前各国刺杀训练的图片，俄军或苏军和美军是最稀松的，俄军是下盘不稳，美军是出枪无力。笔者琢磨，俄罗斯或苏联作为一个那么重视刺刀肉搏的国家，八成一直是拼底子的，俄国兵体格好啊，一力降十会，所以技术上就不那么重视了。美军是长期没啥战事，当年跟英国人拼刺刀也是被追着跑，后来人家玩火力流了。

不过，美军二战后倒是对白刃格斗更重视了一点。

上图为一战德军的对抗训练，比日军还是要差很多，从护具上就能看出重视程度。

笔者家最近找到一些记录着祖父在二战期间服役的回忆，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尽量保持原意不变。现在笔者摘录了文中特别有意思的几个片段。他是一名常年奋战在东线的德国第17装甲师的一名士兵，他将自己在战争中所经历的一切都写在了日记里，希望以后能公布于众。 现在笔者就来展开这篇日记：

奥廖尔距离莫斯科西南320公里。

1942年10月

我们占领了位于奥廖尔东南的阵地，在经历了过去几个月的艰苦奋战后，大家已经精疲力竭。每个人都想过几天安稳的日子，甚至可以比较舒适的度过整个冬天。目前的阵地似乎很符合我们的期望。

不久以后，我们开始沿着临时指挥部建造掩蔽处，在一位工兵专家的帮助下我顺利得完成了工作。看起来我们能够幸运地拥有一个安静的圣诞节。

一天我被叫去向营长报到，这个举动很不平常，我知道一定有事发生。

“你知道”他说道，“一个俄国狙击手给六连造成了点麻烦。他已经打死了我们好几个人了，可我们却一直没办法干掉他。我真得不想下达命令，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去试一下。”

刚开始我被这个决定吓呆了,但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根本就没办法说不，于是我同意了。

返回战壕后我向一名中士借了一支狙击步枪，我很熟练的校正了这支枪。此外还找了件白色伪装服，这玩意在后来被证明非常有用。

六连的阵地和森林边缘之间有一段大约200米的开阔地，这片区域完全暴露在俄国人的眼皮底下，我们只能在晚上出发。当晚我和运输食物的雪橇车一起，尽可能安静的赶往六连阵地。在途中有一处极其危险的地点，距离俄国人的阵地只有八十米。我相信那个俄国狙击手肯定盯着这。

我怀疑他有几个非常隐蔽的射击位置，所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耐心，仔细得找到这些阵地。就在我到得第一天，又有一名士兵肩部中弹，没人能辨认出子弹究竟是从哪个方向射来的。我和连长开始想办法对付这个麻烦。他举起一个假人，我则凭借着一身冬季伪装埋伏在一边。

即便是在夜间我还是在观察敌人的阵地，因为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乘着夜色修补或是建造新的射击阵地。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第四天的凌晨发现了两处新的射击阵地。

突然我在其中的一处射击阵地发现有人影在晃动，我全心专注的密切监视着对手的一举一动。在确信看到一个人的头部轮廓后我果断开枪射击。我深信自己打中了他， 因为从那时起六连再也没有因为狙击手而遭受到更多的损失。第二天晚上，我回到了指挥部把枪归还给了连长。

战后，我常常回忆起这件事。这是我在这场战争中唯一的一次，刻意的寻找并且谋杀一个人。我很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家人也一定向我的妻子一样等待着他平安的归来。不过当时我完全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感到良心不安。因为曾有人说过：“绝不应该低估个人置身战争环境中时所承受的是多么残酷的现实。”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在1945年1月的波兰东南的凯尔采城附近。

1月12日，俄国人向巴拉努夫桥头堡发起了猛攻。虽然我当时身处防线后大约30公里的后勤补给连，但仍旧可以清晰得听到落入阵地的隆隆炮声。

战后我才得知当时向我们防线扑来的俄国战争机器有多么的强大，俄军拥有的优势：步兵11：1，坦克7：1，火炮20：1。他们包围了我们。

1月13日晚我们试图从冰封的河面上突围。俄国人占据着附近的山头，不停得用坦克和迫击炮向我们射击。当时的场面极度混乱和恐怖。乘着俄国人换弹间隙我开始找寻撤退的路线。当他们重新开火后，我迅疾跳上了一辆驶向冰面的营部指挥车。一路上我们都十分小心的避开湖面上被炮弹砸出的冰窟窿。很多车辆卡在了冰面，另一些车辆开始起火燃烧，爆炸所产生的亮光让我们完全暴露在了俄国人的眼皮底下。

与此同时，我们的车上挤满了太多的士兵导致严重超载，一部分人只能被迫离开车子跟在后面跑。冰面上到处都是车子，驾驶员几乎看不清前面的路况。万幸得是，我们最终驶离了冰面，车子翻越了一座小山坡后继续沿着一条土路前行。

俄国人的炮火暂时没有打到我们这，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另外一幅恐怖的景象。地上到处都躺满了受伤的德国士兵，我们的车子只能左突右闪的躲避他们，导致车上有一些士兵因此从车上跌落。很多伤员绝望得想爬上已经这辆严重超载的车辆，只有少数几个人设法在车上找到了容身之所。大部分留在我们身后的伤员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

“请带上我们！”

“别把我们留给俄国人！”

周围发生的事让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除非你想牺牲自己的生命，否则你只能眼睁睁得看着这些极需要帮助的人越离越远。1月14日下午，我们连剩下的残兵败将集中在了凯尔采附近的树林。出去探察情况的人回来说周围都是俄国人的部队，我们根本无法离开这片树林。最好的办法是把所有人分散成小组，自行向西面突围。当晚我们开始行动。

我和另外三名同志走出了树林。虽然现在大雪纷飞，但我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环境。先前野战厨房和补给卡车被毁，使我们面临目前最大的问题——食物短缺。

我们必须要穿过一条经常有俄国人经过的道路。我们趴在路边几个小时，俄国的步兵和炮兵部队不停从我们身边经过，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最终我们掐准了时机快速通过了公路。到了另一边时才发现队伍里少了一个人，他肯定还在路的另一边，可是俄国人的车队马上又会出现，我们只能抛下他继续前进。

我们向西走了不多久，看到了一段无人占领的摆放着铁丝网的战壕。四周一片寂静,附近的树林也听不到任何战斗的声响。周围荒无人烟，我们决定在天亮之前,马上找一个地方休息会，等到了晚上再出发。

这时我们的队伍多了名成员：这名来自军械营的18岁士兵和三名同志走散了。我们在一片田野里找到了一座谷仓，日出前一个波兰平民向我们走过来，他站在谷仓边假装找东西。我们听见他在那里说：“我已经看到你了，你肯定需要食物。今天晚上就来找我。我就住在这条路上的第一栋房子里。”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食物的供给，我们就不得不放弃逃亡计划。当天夜里，我们就潜进了那家波兰人的家里，酒足饭饱后还带走了几块面包。这个波兰人想要武器，我们就把机枪留给了他，自己留了几把手枪防身。他还给了我们几件老百姓的衣服，我们就顺势套在了军装外面。

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辆军用卡车停在了屋子外面。从车上跳下来几个俄国人来问路。波兰人没有让他们进屋，站在门口给他们指了路。当时的场面非常凶险，我们都心惊胆战。他们走后我们准备继续往西赶路，大家都不想放弃。离开时，波兰人告诉我们俄国人正在往西走，所以我们开始向北赶路希望能碰见德国人的部队。可惜从早到晚我们没有听到一丁点战斗的喧嚣。四周安静的可怕。

1月20日清晨，我们来到了树林边缘。太阳正在冉冉升起，在我们面前是一处陡坡，在它后面是另一片树林。我们决定跑到那里找一个落脚点再做打算。当我们到达山顶时，我看见树林前面有个村庄。村庄和我们中间隔着一座谷仓。我决定继续前进跑向那个谷仓。其他几个人紧随在我身后。此时天已经大亮，我忽然看到谷仓前站着的一个人正往村里跑，难道他看到我们了？

我们在这个谷仓里呆了大约15分钟,俄国人包围了仓库，命令我们举手投降，否则格杀勿论。

我说“没希望了，我们只能投降。大家快点把老百姓的衣服脱掉扔到谷仓后面。把手枪拆散了和弹药一起扔掉。穿着军装没有武器，没人能说我们是游击队员。”

一个年轻的俄国中尉和五名士兵站在门口等著我们出来,他们不停得用枪指着我们。我们非常走运,这些俄国人既没有虐待我们也没有搜身。其中的一个俄国人似乎想这么干,但最后被那名中尉阻止了。

就这样我们在距离凯尔采西北大约100公里的贝乌哈图夫村附近被俘。讽刺的是1941年我们就是从这里进入了苏联。

作为一名战俘，笔者的祖父一直被关押至1949年。

细分7级，最多不超24小时。

细分的原因是，美军航母编队每次海外部署都是半年以上，每天24小时在海上执行任务，随时可能面临高强度的作战任务或突发的各种威胁或恐怖袭击，保持高度戒备是应该的。戒备也是双刃剑，一方面不戒备肯定不行；另一方面如果这几个月每天24小时始终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不是人就没法活了，就是机器也会崩溃的。那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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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美国海军作战舰艇有一套比较丰富的戒备级别体系，有些还是航母特有的，以应对各种情况，兼顾任务需要和人员与设备的休整。实际操作中，根据编队指挥官的指示和交战规则，各舰舰长或授权的军官根据当前的战术态势，确定本舰的戒备级别，从而确定人员和设备的工作原则。

一级戒备（Condition I）

这是最高级别的战备。当正在遭到攻击或攻击迫在眉睫时，启动一级戒备状态。此时全舰必须达到以下标准：

1、  本舰所有的进攻与防御功能全部启动；

2、  所有设备和系统开机，人员全部到位，以最高效能运行；

3、  设备维护、后勤维持等方面的工作最小化，让人员和资源都有限保证作战岗位，比如厨子都要上阵，除了必须的一些值守和紧急修理。

升级到一级戒备，一般也就是在舰上拉G.Q.警报。

在一级戒备状态下，海上补给作业也要停止，一些行政和法律强制措施也要暂停，如因小事情关禁闭的人要暂时放出来归队，一些行政和服务人员，如超市、邮局、洗衣房等，都要奔赴相应的作战岗位。

考虑到人员和设备的承受力，一级戒备状态不能持续超过24小时。

当然实际操作中，各部门长官也会稍作变通，每次允许一小部分人就在自己战位上轮流放松一下，或者安排几个人去给其他战斗岗位的人拿点咖啡、饼干、汉堡啥的。这也不是胡来，海军条令上管这个叫作Conditon IE。

一级戒备虽然很刺激，演习中也是经常演练，但实际作战行动中遇到的机会不多，除非像前辈们描述的冷战巅峰时期“古巴导弹危机”或者上世纪70年代第六舰队与前苏联海军的地中海对峙期间，那时候航母编队的确遇到了来自红海军实力相当的致命威胁。其他大部分时候，尤其冷战后，美军多掌握战场主动权，敌人太弱，航母编队多扮演“猎人”的纯进攻角色，二级甚至三级戒备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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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戒备（Condition II）

二级戒备又被称为“改进的战斗状态”，是一级戒备的一种演变，以应对一些特殊的可能的威胁情况，比如海湾战争中航母编队基本夺取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大部分时间没有太大的海空威胁，而执行沙漠风暴、沙漠军刀等对陆打击任务时，波斯湾的航母编队常保持在二级戒备。根据编队指挥官或航母舰长的判断，采取一级戒备中的部分措施，以应对特定威胁，其余部分则降低戒备级别正常运作。其具体标准是：

1、  有针对性地运用部分进攻和防御功能，来应对某个特定的即将来临的有限威胁；

2、  保持所需的系统和设备处于持续运行状态，并保持对应人员持续在岗；

3、  其他与威胁相关的指挥控制功能，即使不需要，也要保持运作，以备随时的戒备状态升级；

4、  如果物资短缺严重，可以进行部分海上补给作业，也可以开展一些比较急迫的维护保养作业；

二级戒备虽然没有一级戒备那么高强度，但持续时间也不能超过10天；同时要安排人员轮岗，确保在岗人员每人每天能休息4~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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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作业状态（FQ）

这是像航母、两栖攻击舰等具备飞机起降作业能力的舰艇上特有的。它需要舰上与航空作业有关的岗位和人员都到岗，维持航空飞行作业的正常有序，确保飞机的正常起飞和回收，以及维持与航空作业有关的空管、气象、通信保障等飞性保障功能可用。而此时舰上其他进攻与防御功能可以处于非激活状态。

如，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行动OEF期间，整个航母打击大队都处于威胁很低的印度洋上，整个编队的戒备级别与普通航渡没太大区别，但舰载机联队则需要持续不断地出动，去支援阿富汗内陆各任务区的作战行动。另一种常见FQ情况就是通过飞机进行撤侨、运输、救灾等非战斗飞性任务期间。

严格来说FQ航空作业状态不是一个特定的戒备级别，也不是一种值班状态，但却是目前美军航母编队最常见的一种状态，需要布置一定的人员在岗、设备运作。FQ一般是作为三级戒备和二级戒备状态的附加项，但在一级戒备中肯定是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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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状态（AP）

警惕状态算是FQ航空作业状态的进一步缩水版，以应对一些有限的紧急情况，且可能的航空作业强度不高，一般是三级戒备状态的附加项。在航母上，AP状态意味着4部弹射器中的1部、4道拦阻索中的2道，处于可用状态。而其他与飞机起降有关的功能，如起飞、回收、引导、空管、气象、救援等，也一套处于工作状态，以应对最起码的弹射起飞、飞机回收需要。

三级戒备（Condition III）

这是航母编队海外部署期间最常见的状态，用于威胁不确定的、持续的战时或前沿部署状态。这种情况下，各系统的在岗人员数量要足以应对可能的威胁就行，主要包括：

1、  各系统保持的操作人员和设备运行状态能够满足当前所规定的交战规则ROC要求；

2、  可以进行所有的航行中的维护保养、后勤和行政工作；

三级戒备状态最多持续不能超过60天，航母舰员们在三级戒备一般保持基本的值班就行，每天工作4~8小时，战舰上的各种防御武器一般也只有1/3保持工作状态，以应对突发的威胁。各部门要保证每人每天能休息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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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航行状态（Condition IV）

在抵达任务部署区域之前，航母一般处于和平航行状态下，这种情况下：

1、  各系统的值班人员和设备状态能够确保本舰安全、有效控制、航行的需要；

2、  所有的例行维护保养、后勤活动、行政/休闲娱乐活动都可以运行；

3、  能够迅速升级到更高的级别状态。

不要认为和平航行状态就很舒服，因为这是舰上密集组织各种训练考核的重要时期，因为其他更高级别情况下不具备训练的条件。比如在南中国海巡航期间，就是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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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状态（Condition V）

顾名思义，在港状态就是航母美国本土港口或者海外的巴林、香港、关岛等地进行休整、维护保养和训练的阶段，一般持续3~5天，其要求是：

1、各系统留守的人员和设备状态能够满足当前状态和所规定的有效运作即可，如通信、动力、供电等；同时也要具备Emergency Getting Under Way（紧急启航）的状态，也就是情况紧急，不等上岸的舰员返回就要出航；

2、值班岗位人员能够满足治安和安全的需要；

3、根据交战规则的规定，人员配备和设备运行能够应对在港的突发时间和在港的相关功能需要；

可见，在港状态也不是完全放松，一些航行时无法进行或未完成的维护保养、后勤、新政工作都要在这个时期组织完成，如一些舷外舰面的刷漆除锈保养等等；同样也要抓紧进行人员训练和考核。

反恐战争以来，尤其“科尔”号在也门锚地被袭击后，在港也不轻松，不少人被安排在四周瞭望和轻武器值班岗位上，对任何接近的小艇、汽车都保持高度紧张。

而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当天，人员都不齐整的航母“华盛顿”几个小时就起锚跑出横须贺军港躲避余震和海啸，就是在港状态下，紧急起航机制的体现。

不过按照规定，在满足上述工作需要的前提下，指挥官还是应当让舰员得到最大限度的休息，此时就是舰上备受欢迎的的MWR（士气、福利、休闲）部门大显神威的时刻，各种离舰登岸一日游、个人自由活动行就安排在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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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美军经过近百年航母使用，摸索出来的七类航母战备级别，无论是为了怼它or学它，都可供大国海军参考啊！​​​​

5月9日，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获得41.1%投票，当选为韩国第19代总统。应该说，这一届韩国总统选举是艰难的，尤其面临着韩国宪政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弹劾及相关事项尚未解决的局势。而这也是时隔9年之后，民主党候选人再次当选为国民总统。

新韩国、新政治

从去年10月开始的第一次烛光集会以来，历经7个月，烛光民心成为改革势力的核心力量，积极推动了政权更替。虽然文在寅的当选是预料之中，但未获得过半数选票仍是可惜。尽管如此，他在五位主力候选人间的竞争中获得41.1%的支持率，与第二名候选人洪准杓的选票差距有557万票以上，这些都意味着文在寅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从10日开始，文在寅作为韩国新总统，必须先解决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问题，并开启新韩国、新政治。

尽管本届大选的拉票活动时间有限，但产生了许多政治学上的争议。最典型的例子是韩国选民终于打破了“两强争霸格局”。一般来说，韩国大选的基本框架为两位候选人和两党间的意识形态竞争，而最终反复出现由保守政党或进步政党交替的结构。然而，本届大选活动呈现了完全不同的形态，即五位主力候选人在“1强（文）2中（洪、安）2弱（刘、沈）”的框架下，没有中途放弃、没有候选人之间形成单一化，都最后完成了大选竞赛。这在韩国政治上是史无前例的，既不是意识形态竞争，也不是人物竞争，而是一场新的选举形态。

但拉票活动当中形成了“挺文对反文”格局，依然出现了牵制与负面攻击等旧态政治的标志。由此，韩国国内产生了一种“选择不是最佳的，而是次恶的”异常现象，支持保守倾向的选民，尽管对保守政党及其候选人感到深深的失望，但还是不愿文在寅当总统，因此选择洪准杓或安哲秀，试图阻止文在寅当选。其结果，支持率相对低的候选人也不能放弃大选，坚持牵制文在寅。由此，竞选初期形成的“文对安”两强争霸格局被打破，文在寅能够在相当高的支持率下比较容易当选。

除此之外，韩国政治的最大问题“地域主义政治”，也终于被打破了。文在寅在岭南（保守）和湖南（进步）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与洪准杓和安哲秀的竞赛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成为第一次在全国受欢迎的总统。

最后，除了60岁以上年龄层外，文在寅在全年龄层取得了胜利。具体来讲，文在寅在20岁以上获得47.6%支持率、30岁以上获得56.9%以及40岁以上获得52.4%，都保持了较高的支持率，而早在18代大选中作为核心变量的50岁以上选民中，文在寅的支持率占36.9%，压倒了洪准杓的26.8%。这种现象起因于韩国年轻人注重就业问题，以及要求新政府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而中壮年层渴望改革数十年之久的弊病。

韩国民众选票的动因是什么

本届大选活动期间，韩国的选举管理委员会和国营电视台共进行了五次电视讨论会，但很多韩国人对参加电视讨论的五位候选人感到不少失望，尤其是文在寅和安哲秀这两强候选人，因为韩国民众认为他们的发言能力和讨论的话题都未满足选民的要求，反而称赞刘承旼的表现和选举承诺。尽管如此，刘承旼并未获得选民的支持，其原因是什么？而韩国选民投票的主要动因是什么？

第一，选民不愿行使“死票”。本届大选从表面上看，五位主力候选人的竞争激烈，但在国内，文在寅当选的现实性早已成熟，这决定了选民的投票方向和目的，“不是文就是反文”。因此，一直以来支持文在寅的选民不论他在电视讨论会上的表现如何，还是投了文在寅的票。反文势力也一样，为了阻止文在寅当选，他们选择了保守倾向的候选人，不过最大的问题就是保守倾向有三位候选人，存在着一定的、有限的代替人物，因此保守选民无法集中投一位候选人，都依靠自己偏好投票，反而分散了选票。

第二，本届大选的关键是“现在”vs“未来”vs“保守”这三个“概念”间的竞争。“现在”是指朴槿惠下台后留下的许多政治弊病，包括年轻人就业问题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是大多数韩国人最关注的现实问题。选举的功能是政治审判，国家领导人和现任政治家都是通过选举接受政治审判的。由此，许多韩国选民优先考虑的一项就是我们到底怎么能够体现政治审判，找出实现政治审判最适合的人物。结果，韩国民众记住了曾经在光华门广场与烛光民众一起呼吁新政治的文在寅，认为他是最不腐败的政治家，给予他鼓励和支持。

“未来”可以看做代表安哲秀的一个核心形容词，他一贯高呼“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口号，并强调其重要性。尽管许多韩国人，甚至年轻人面对诸多现实政治问题，他们都很了解国家经济的未来的确在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但他们还是认为解决现实问题比未来经济问题更重要，因而选择了“现在”。

最后，以洪准杓候选人为代表的“保守”，他和他所属政党的战略是非常单纯的。众所周知，竞选初期，他的政治基础，即保守政党的地位是相对不平衡的。在如此艰难的基础上，洪准杓宣布参加本届大选，当时很多人怀疑他能做什么。随后，经过了五次电视台讨论会，他的支持率从3%瞬间大幅上涨，最后达到了24%，但这不是奇迹，而是预料之中的结果。这一数据与反对弹劾朴槿惠的20%支持率是一脉相通的，是永远不变的韩国铁杆保守支持者的比率。由此可见，投洪准杓候选人的24%选民，其中不少选民的投票目的不是选总统，而是集结分散的保守势力，他们针对的就是在明年举行的韩国地方选举上，恢复保守政党的政治地位。

文在寅与安哲秀

“87年体制”的完成

“87年体制”是指前任总统全斗焕发表“4·13护宪措施”声明，以拥护明文规定的间接选举制的原有宪法，这引起了民主抗议，韩国就此引进了总统直接选举制度而形成的政治体制。此后，韩国从卢泰愚到朴槿惠一共举行了6次大选，维护并巩固了民主主义制度。

尽管如此，国内很多政治家都说韩国政治尚未进入民主主义完成阶段。因为1987年以来，4位保守政党候选人和2位进步政党候选人被选为韩国总统。保守政党作为朴正熙、全斗焕军事政权的政治流遗产，国政运营基调都放在以社会不平等为担保的经济成长和体制巩固。进步政党则将国政焦点放在分配与平等，政府向国民不断呼吁肃清腐败。

但韩国面临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韩国国民形成了唯一追求经济成长的一边倒思想，忽略了民主政府的呼吁。其结果导致1997年举行的大选中，进步政党候选人金大中（DJ）不得已要通过当代朴正熙的核心人士、保守政党候选人金钟滗（JP），形成“DJP联合”才能当选，而卢武铉也是通过与保守政党候选人郑梦准进行候选人单一化，才争取到了胜利。即从李承晚、朴正熙政府至全斗焕政府，当时军事政权下的政治人物及其所属政党的总统候选人，都从“87年体制”以来继续发挥了总统当选的绝对作用。

然而，本届大选活动期间，文在寅却没有与保守政党候选人进行单一化，凭借一已之力以明显优势当选韩国总统。这意味着韩国的“87年体制”，经过了30年的艰难历程，终于实现了完整的民主主义体制。所以有评论认为，文在寅的当选意味着韩国民主主义的完成。这是韩国进入新政治时代的第一步，我们期待文在寅政府为建设更坚实的民主主义国家打好基础，实现社会改革。

新时代，光华门总统

如朴槿惠此次被弹劾一样，历任韩国总统总是难逃腐败魔爪。按照苏格拉底的政治思路，所谓民主政体是任何人都能参政的政治制度。任何人参政的结果导致政治变得乱七八糟，乱七八糟的政治将导致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导致整个社会的腐败。

过去60年，韩国政治是腐败和堕落的历史，而韩国社会腐败的最大标志是没有人说“正义”，若说了就会被受歧视。在韩国社会，连年轻人也不说“正义”，只关注眼前的利益。无论何时，年轻人是纯粹的、理想的。然而，年轻人站在就业、挣钱、结婚等各种现实问题上，他们感兴趣的不是政治，而是自己。这种环境和氛围是腐败的政治家和成年一代所造成的，是他们应要承担的责任。

曾经我并不支持卢武铉总统，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正义”，但应该承认，卢武铉执政时期，韩国的民主主义是最发达的，韩国的政治是最清廉的。韩国有句话叫保守是腐败而亡，进步是分裂而亡，这是说明韩国政治时总会提到的修辞。“闺蜜干政”事件所引发的朴槿惠下台，展现了韩国保守政治腐败的悲惨结局，其结果是什么呢？韩国的年轻人成为政治改革的先锋队，都到光华门广场大声呼喊“正义”，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并且再次成功实现民主政权的执政。

文在寅是卢武铉总统的最后一任秘书室室长，我们对他的要求是再次致力于民主主义的发展。而我们希望他能够实现“平等的机会，公正的过程，正义的结果”的政治目标，开启新时代的韩国。

中美同时公布了中美经济合作的10项清单，这是同时向对方开门的意思。

开门意味着什么？是要迎接更激烈的竞争！ 

所以，这必然意味着，中美对各自资产泡沫的拆弹，都要加速。政府以主动给自己加压的方式破局，是中美两国民众之幸。

      1、中方甚至更自信一点

细看这10条清单，给我的感觉是：中美都很自信，中方甚至更自信一点。

 中方开的门，主要在两个领域，一是商品进口。

美国牛肉，美国的天然气，是两大新项，这可以缩小中美贸易顺差一大笔了。

   二是金融领域，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允许美国评级机构进来，这个很大胆。在这个信用为王的时代，信用等级决定了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融资、扩大杠杆能力的天花板。比如说给某国的国债一个BBB级，那么这个国债的风险系数，就是100%，如果给它一个AA级，那么它的风险系数就是0。级别越高，融资成本越低。要是某个公司债评级调低了，那么，同样筹100元钱，就要多付出好几块的成本。现在，我们放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进来，等于认可它们对国内资本市场的评级。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美国的评级机构，其专业能力目前全球是公认最好的。放它们进来，压力肯定是有，以后国内企业杠杆扩张的能力就会受到约束。当然，好处是，由于美国评级机构的评级，是数十万亿美元外国资产配置的参考依据，有了美帝的评级，就等于有了唐三藏西行的通关文牒，会得到更大的吸引资本的机会。

第二是允许美国的电子支付公司申请执照。这是放美国的电子支付进来，这方面，中国有信心。移动支付的发展，让中国在支付领域弯道超车，目前中国的移动支付总额，是美国的50倍。苹果已经在中国展开了移动支付，但是现在发现根本玩不转，当然，未来更多的美国电子支付还会进一步参与进来竞争。

第三是给美国两家金融机构颁发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承销牌照与业务资格。其实，摩根大通今年2月已经拿到这个牌照了，另外一家也早就在审批过程中。美国金融机构多了这个牌照，业务更完整，有利于它在中国吸引大客户。

       2、美国暂解心魔

那么，美国开了什么门？

 首先是商品贸易方面，美国会放开中国熟禽的进口，但这并非重点，因为中国对美货物出口一直是顺差方。更重要的是，美国以后将做到中国银行业与其他外资银行平等对待，平等对待，意味着他国的银行在美国能干的，中国银行也必须能干。

当然，最重要的一条是，美方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将派代表团参加15号在北京的峰会。

这是最意外的地方。

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时期，不论是对亚投行还是一带一路倡议，美国的态度是冷淡与疏远。因为它认为，中国是在另起炉灶，再起一套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一个新的体系。这就是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权威，因为美国在这两个机构都有实质上的一票否决权，因此这就是挑战美国的权威。

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暂解心魔，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的转变，将带来很好的示范效应。当然，它想参与进来，也有看看你到底怎么干的意图。不过，总体来看，这是一个积极良性竞争的态度。

 这种态度，是中美关系，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前提，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3、房市所依赖的货币放水，未来将更难

看完中美各自开门的领域，未来挑战与风险不难预知。

对中国来说，挑战与风险主要集中在资产泡沫较大的房市。因为，房市所依赖的货币放水，未来将更难。

这有两个因素。

  一是未来中美贸易顺差可能会进一步缩小，而美国是中国顺差的最大源头，中美顺差缩小，很可能意味着中国的外储增幅下降，外储总额未来可能会慢慢下降。

这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央行的基础货币增长承压，我们知道，目前央行的基础货币中大约70%的部分，是来自外汇储备，1美元进来，兑换成6.9的人民币，商业银行再以这些基础货币为基础，通过信贷，衍生出我们所说的信用货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160多万亿的M2。

     而这个M2则是支撑今天，中国资产价格的水之源头。货币的水越多，水里的资产漂浮得就越高。越少，价格就要跌。

  二是，美国的评级机构进来。我认为，这里有借助美国评级机构，来约束国内的杠杆的意图。上面我们谈到了，对被评级者来说，评级高低决定的是融资成本高低；而对银行、金融机构等投资者来说，资产评级的高低，则关系着撬动杠杆能力的高低。100元钱买了信用等级为AA的资产，由于其风险系数是0，等于这块资产将不会被算到风险资产里去。所以，这样的高评级资产越多，意味着银行金融机构，实际撬动的杠杆越高，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低。

 美国评级机构进来后，评级方面很可能会严格一些。比如很可能会对一些地方融资平台的信用等级，更较真一些，那样的话，一些地方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合流，将会受到压制。也就是说，小银行与地方融资平台，相互鼓励下的货币创造，将可能会更少。这样一来，房价上涨的货币动力，将进一步萎缩。

这也是我认为，这次十项成果，所显示的中方比美方更自信的一个依据所在。

 4、更大的拆弹准备

再进一步看的话，这10项成果，意味着中国开放的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因为根据WTO的相关规定，中国对美国开放的部分，未来也必然很快对其他国家开放。而最高级别的开放，无非是钱来去自由。而对钱来说，决定来去的无非两点，一是安全感，二是利润空间。

除了政治上的安全与价格无关之外，本金安全与利润空间，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就是资产价格。货币如水，永远流向价值洼地，价格过高，开放就意味着资本必然出逃。因此，要想开放不危机金融安全，前提就是要尽量地打掉资产的过高泡沫。

目前来看，中方资产价格过高的、比较突出的还是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从租售比来看，部分一二线的房价，收回租金成本要100年左右。比如北京四环边上，一套50平的房子价格400万，租金一年差不多5万，80年才能收回成本。

这就相当于股市里市盈率80倍的股票。股票还有业绩突然爆发，市盈率一年之间变为20倍甚至5倍的可能，但房子的租金是不可能突然爆发的。根据最新数据，目前A股上证总体市盈率是17倍左右，深市是34倍左右。

所以，房价高估明显。而现在人们还愿意投资一二线房市，是因为，大多数投资者认为，随时可以在更高的价位，找到接盘的人。    

5、天将变了

过去10多年来，这种预期一直得到了完美的兑现。因为，银行为主的金融系统，通过各种创新，创造了巨量的货币。但是，任何脱离了实体经济的货币创造，迟早都会反噬自身，其结果就是金融危机的爆发，日本失去的20年如是，美国次贷危机亦如是！

从这个角度，我们回顾一下4月底中/央/集/体学/习/金融安全会议，到此前监管部门连发八道公文，整治金融乱象的突然加速，再到这次中美10条，可以说有着十分醒目的以压促变、加紧拆弹的逻辑。一句话：

 天将变了！

2017年4月23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抵达吉布堤美军基地，并计划向美国与法国部队致意。

而在星条旗飘扬的几公里开外，五星红旗却显得格外耀眼，这便是美国所谓的“中国第一个海外在建基地”。

作为美军在非洲最大的海外基地与法军在世界最大的海外基地，吉布提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

随着反恐形势的不断发展。吉布提也日益成为世界最关注的地方之一。

那么，作为一个弹丸之地与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吉布提是靠什么赢得了世人的关注？

它未来发展的道路又是如何呢？

为什么是吉布提？

吉布提何以引来多国基地，甚至成为基地之国？航道的重要性与周边的动荡不安，是重要原因。

首先，红海通道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也是航道较少的一个战略要点。红海通道绵长且狭隘，且受自然条件影响，能安全通过的天然航道较少，而对航道的需求却是巨大的。

而吉布提附近的曼德海峡集中了全世界14%的贸易运输量，由于控制了红海的另一端，其在经济和战略上与苏伊士运河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红海两端的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

但这一地区并不那么安全稳定，吉布提南边的索马里地区素以海盗出名，而位于吉布提西边和北边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又因为民族和独立问题展开过战争。

但吉布提本身的战乱却很少，社会相对稳定，是东非的“一块静土”，这是诸国纷纷在吉布提设立军事基地的重要原因。（而这些基地亦加强了吉布提的安全稳定）

东非虽然有着严重的海盗问题，但当地国家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却离心离德。

以马六甲海峡为对比，早在1992年，印度尼西亚便与马来西亚之间达成双边协议，两国在马六甲海峡成立协调武装巡逻队，共同解决这里的海盗问题。2004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还一起组织了反海盗联合巡逻活动。

反观曼德海峡附近的国家，厄立特里亚因为独立问题自顾不暇，索马里和也门因内战问题伤痕累累，吉布提本身军事力量弱小，不足以保护规模巨大的商贸船只。既然当地国家管不了，航运利益攸关的大国要不要亲自来管？

中国与吉布提

那么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的海洋战略要道有很多，中国为何将所谓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设立在吉布提？原因大致有数点：

经济利益。吉布提不仅邻近中东波斯湾（中东产油区），也是从欧洲至中国商船运输的必经之路，是中国经印度洋至欧洲航线以沟通欧亚大陆的关键一环。

中国经印度洋至欧洲的众多节点

海外利益和侨民保护。近年来，中国在非洲协助吉布提与埃塞俄比亚共同建设吉亚铁路，是中国走出去的里程碑。此外，中国企业对非洲有着大量直接投资和建设项目。

而投资、利益在这里、侨民是同步走出去的，在保护侨民方面，也门撤侨当属典型。

仍以马六甲海峡为例，美国在马六甲海峡设有军事基地。在马六甲海峡中，美国的力量占主导地位，因此美国绝对不允许海盗等势力染指该海域。而在曼德海峡，吉布提原本是法国殖民地，法军在该地一直有军事基地。但法国无法保持一家独大的地位。美国，日本，德国纷纷在吉布提建立了军事基地。

以至于此处涉及国家数量多，相关利益复杂，美国亦无法在吉布提保持主导地位，这是中国进入的一个好机会。

中国在吉布提军事基地

非洲经济腹地。这点是位于东南亚的重要海峡所不能比拟的。吉布提有着巨大的经济腹地，这里是中东与东非的联结点。在吉布提设立基地，无疑对中国开拓东非有着长远的好处。

吉布提与周边

吉布提主张“国家之间可以不管其政治色彩而进行合作”的外交政策，是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之一，这很符合其处境。而与吉布提的合作，也要同时考虑其他大国在此的利益。

对美国而言，吉布提是其控制非洲和中东各国的跳板，是反恐大业的前沿阵地。而吉布提在面对同邻国厄立特里亚的领土争端和90年代邻国索马里解体后的不稳定因素下，对自身安全尤为重视，仰赖大国的保护，并和美法两国在反恐区域建立情报共享机制。

对法国而言，吉布提是其海外最忠诚的合作国。吉布提对法国实施优先外交政策，允许法国在吉布提驻军，并且担负着培训吉布提军队和警察等保护其国家安全的任务。法军在培训吉布提武装时必然会对其灌输本国的价值观，加强吉布提对他的依赖。

对日本而言，吉布提是日本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驻扎处。通过在吉布提建立基地，一方面以反恐名义有效隐藏自己的野心，一方面在中东加强自己的影响。

相比这些海外大国，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对吉布提更是性命攸关之事。

吉布提国内最大的两个族群伊萨族和阿法尔族分别是索马里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一支（身边的两个大国）。

自索马里共和国成立时，便想将吉布提纳入其国家版图，吉布提对此一直保持警惕。但由于自身的动乱，索马里显然已无力图谋他国。

另一个邻国——厄立特里亚，在独立前（1993）属于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在1998年，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迅速交恶。

作为两国共同的邻国，吉布提在埃、厄问题上采取中立态度，主张和平谈判。厄立特里亚与吉布提也曾发生领土纠纷，甚至一度使两国断交。

吉布提与埃塞俄比亚则关系友好，埃唯一一个航运公司也位于吉布提，毕竟，埃塞俄比亚如果不能收回厄立特里亚，那么吉布提这个出海口就至关重要了。

埃塞俄比亚要出海，要么厄立特里亚、要么吉布提

商港还是军港？

东非由于近年来的泛伊斯兰、大索马里、极端组织的影响，各国社会安全受到极大威胁。作为东非国家的桥头堡，一个伊斯兰国家，吉布提受到的影响却不显著。

同时，吉布提本身却是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同时国内有大量的索马里难民和来自埃、厄冲突地区的难民，社会问题加剧，但也没有引起大动乱。

究其原因，是因为吉布提是各国军港所在之地，是东非较为安全稳定的大港口之一。各国重视吉布提的安全，总是力图在各种方面促进吉布提的稳定。而吉布提方面也乐得其成，一方面可以收取军港租金，另一方面也可以求得全国稳定。

但需要明确的是，吉布提的未来目标是想成为迪拜、新加坡那样的国际中转站。成为中转站需要一定条件，盲目追求国际中转站不利于国家的稳健发展，也可能会因此背上沉重的负担。

经济腹地是吉布提能否成为中转站的重要条件。从陆地腹地来看，尽管有吉亚铁路等运输方式，但其周围各国和本身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对于外贸的需求都是相对较少的，因此想成为鹿特丹、上海那样的港口是不现实的。从海上腹地来看，吉布提的优势则不言而喻，其港口停靠货物规模巨大并且具有持久性。

水深、设施条件及相关费用与效率是另一个条件。现代国际海运船舶的发展要求港口航道水深大致要 -15M 以下，吉布提在这一方面是满足要求的。

但在设施方面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吉布提的设施并不能充分满足转运需求（充足的泊位，高性能的转运工具），而中转货物能否在此进行装卸、加工、仓储和转运也是一个问题。

并且因为全世界港口收费的差别，在船舶作业中，船舶进港吨位费，引航费是否合理也是影响吉布提成为中转站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港口自由度因素实际上是自由贸易港区的设立问题。保障船舶的自由流通，吸引国外货源和船舶挂靠，吉布提能否做到相关要求也是一个问题。

吉布提目前是以军港为主要建设目标。但想要取得长久发展，就必须建立一个设施完善的商港。而从军港转为商港，容不容易？发展条件有利有弊。

军港的建设无疑可以使港口基础设施得到极大的改善，原有港口管理人员会有一定经验。但也会有一定的管理惯性问题，即不能较快适应商港模式。吉布提习惯了通过军港收取租金的方式，现在独立自主经营是否会有困难？

况且吉布提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才能在强敌环绕中保持国家利益，吉本身的军事力量并不能保护其已形成的不协调的港口规模，吉布提真能独立发展成为一个商港吗？

吉布提本身就是以农为主的贫穷国家，技术缺失，资金匮乏，在农业方面（温饱方面）尚且顾及不了，届时真能保持如此大的港口规模运营吗？

港口发展与其所在城市发展经济规模息息相关，吉布提的城市能不能支撑其港口发展？这也是吉布提成为商港的另一个困难。

最重要的一点是，等吉布提发展模式从军港为主转变为商港为主的时候，前提条件恐怕是中东地区整体趋于稳定和稳步发展。

届时，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港口也会开启正常运营模式，国土面积比这些国家小很多的吉布提要靠什么才能保持它在东非诸港中的领头羊地位？

 麦新和他的歌;

我们这里要讲讲麦新。如果这个名字你不熟悉，那《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个总熟悉吧，那是他的作品。就凭这首歌，他怎么也不该是无名英雄。但事实就是这个样子的，他的身份是80年代之后才澄清的。而且还有其他几样事实，让人觉得他的身份还弄不清楚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1. 他是名人，而且是成名很久的名人，在他那个时代，他早就是名人了。

2．他有家人，麦新有老婆有孩子，而且麦新夫人程迈一直到2015年还在世。

他有职务，而且担任了很久。麦新是鲁艺的音乐系书记。他那个系出来的又不用经常上前线，牺牲率并不高，活下来的熟人大把。

他有日记，虽然不全，但是有。而且他写《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底稿都有。

他来自解放前户籍管理最好的上海，而且在上海就已经是名人

历史不讲逻辑，就这样，不服憋着，当然也和有关部门比较懒有着扯不开的关系。

实际上麦新的整个人生轨迹是非常清楚地，亲属也是很快就找到了。1947年麦新牺牲，1949年上海一解放烈属证就送到他姐夫家里了，姐夫是他当时唯一在世的亲戚，但是他这个姐夫不知怎么搞的，把烈属证给弄丢了，然后就是直到1980年之后，麦新的外甥女来找，才查证这一点。

麦新的原名在他刚牺牲时的报道里就给弄错了，“麦新，原名李默心，江苏人”。这一点充分显示了我们的宣传部门并不是现在才这样烂的，那时候就已经到了这样烂的程度了。因为，麦新虽然牺牲了，但是他老婆还在，你去采访一下人家老婆而不是坐在家里编新闻都不至于这样。后来《辞源》里他成了孙默心，上海自己出版的《音乐欣赏手册》给他改成了李麦新。大家这么辛苦的折腾给人家改名字，就不能找人家遗孀上门问一句吗？哪怕打个电话。

在这些真相发明家里，麦新生于浦东，出身贫苦等等等等。其实麦新家境相当不错，要不然根本不可能给他小时候对音乐感兴趣的环境。搞音乐这玩意主要靠天赋，钱上也是一点也不含糊，那是相当的拼爹的一个专业。

麦新确实曾经家境不怎么样，但是那是他大哥与父亲相继去世，自己还没成年时候的事情。即便那样惨，他也是外商“美亚保险公司”的见习职员，而且外语不错的麦新谋一份不错的薪水是看得到的。在那之前，他是上海中学的学生，在当时的上海道路是很光明的。

麦新的爹很好，可以拿来拼一下。麦新生于当时法租界的一个小资家庭，上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姐姐是中学外语教师，姐夫是画家，他爹则是底层奋斗的典范，他爹的成功之路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是有可能学习到的。麦新自己的成长道路太吃天分了。

麦新的父亲叫孙仪卿，常熟人，18岁丧父，于是变卖家产跑到上海混生活。先是做杂役，给职员们烧开水，还不如烧锅炉的，烧锅炉很需要技术含量的，他这个基本不需要。觉得烧开水不错，就自己开了家铺子卖开水，又把开水铺子卖了搞票务代理卖船票，日子过得相当不错。

要是我可能就这么下去了，但是麦新的爹根本没满足这一点，晚上点灯熬油学文化、学会计。不到三年就做起了账房先生、搬进了租界，娶了老婆，成了小资家庭，还买了钢琴。

麦新的钢琴是跟自己姐姐学的，显然他的天分比姐姐高。不过好日子不太久，15岁那年哥哥投河自尽，父亲悲痛之下脑溢血去世。麦新只能辍学，姐姐在帮他某到了见习职员的职位之后第二年也去世了。好吧，麦新同志的命不是一般的硬。

麦新在上海后来师从冼星海学习音乐，大刀进行曲是他最知名的作品，《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也是他的作品，与孟波合作，中山舰沉没前官兵就在唱这首歌，麦新这个笔名也是这时候取的。另一个合作者是吕骥，“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段估计大家都熟。

1937年9月，郭沫若会同刘晓、潘汉年以及文艺界进步人士夏衍等人，筹建了战地服务队。他们在上海进行了抗日宣传后，便于这年11月来到浙江西部的抗日大后方江山县，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江山就是戴笠的老家，江山帮是军统一大势力，麦新是在戴笠老家的县城加入共产党的，戴老板家里是保安乡，要偏一点。

1940年，麦新经批准，去了延安，去了鲁艺音乐系，又在那里找到了老婆程迈，程迈是他的学生。程迈不姓程，姓王，叫王君兰（应该是俊岚），个人认为还是改了名字比较好。程迈的父亲是河南大学的创始人王拱璧先生，王拱璧还曾经和先总理周公做过邻居，但是那段邻居的日子一定是周公不太愿意回忆的，那是在日本，周公一生勤奋，总觉得时间不够，唯一一段睡到早上十点的日子就是在日本，因为成绩不好。

王拱璧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帮过共产党很多忙，后来到了抗战连闺女去投了共产党，还有王拱璧的一个妹妹，不知道是不是亲妹妹，因为王家三兄弟知名度更高。不过程迈的姑姑没走到延安，走到西安，一下没找对方向，就去了国军那边。王拱璧的儿子王膺民是卫立煌的秘书，卫立煌有很多秘书，他这个是日文秘书

抗战胜利，麦新本来是被陈毅点名要去华东的，但是走到半截又被安排去了东北。去东北也就算了，把这么个音乐家安排去做地下党是咋回事呢？真正的地下党，不光是语文意义上的，还是物理意义上的，让他去到煤矿矿工里去发展地下党。倒不是不行，但这不是大材小用，这是胡折腾。原来我党的专业干部可以富余到如此程度

麦新是不主张坐在桌子前面搞宣传的，搞宣传必须要深入到宣传对象中去。

面对士兵，要有军事常识，要声音响亮，态度严肃，歌曲的节奏要和士兵的步伐结合起来。

面对农民，歌词要详细清楚、通俗、活泼，要配合动作表情，要有节奏，有情感

面对儿童，自己必须是个大孩子，要及时把孩子学会的歌曲串起来，编上舞蹈动作。

教群众大合唱，如果是农民，要把自己同志分散到农民中去，让歌声从背后传出来，要发动孩子们，孩子声音响亮高亢，有引导作用。

麦新从阜新煤矿出来后，被安排到了敌我拉锯非常激烈的内蒙古开鲁，麦新就牺牲在解放军第二次占领开鲁之后，牺牲于土匪之手。

他带着两个警卫员开完会回去路上遭遇了20多个土匪，打不过就跑，不想前面还有七八十个。麦新让两个警卫员带文件先走，自己掩护。后来两个警卫员一个被老乡掩护，一个跳到井里，都活了下来。附近有一位排长带着两个战士听到枪声后来救援，都牺牲，麦新被子弹击中腹部落马重伤，一时还没有死，后牺牲于土匪的虐杀。

写一点细节吧，土匪用枪托和马鞭击打麦新的伤口，有一个土匪还咬掉了麦新的一个大拇指，收敛遗体时身上的衣服已经破成布条。有的资料上说麦新和土匪战斗四个小时，实际情况是四个小时后救援部队才来

牺牲前麦新夫妻之间的关系已经很紧张了，牺牲前半年，在1946年11月4日的日记里说，“未与程迈谈什么，估计谈不出什么。算了。置之不理，再不为个人问题使思想纠缠不清了。”半年前他的日记里夫妻关系还不错，老婆还在给他提建议

程迈大约是在解放后才再婚，从军队到地方，最后在沈阳计生委主任的位置上离休。(

我们谈谈巴统吧，不是“巴西总统”，是“巴黎统筹委员会”，这是个小名，大名用英文直译就叫“多国出口控制协调委员会”。为什么叫巴统？因为这个机构设在巴黎，美国驻法国大使馆里面。谈到对华禁运，总能谈到这个名词，这个其实是一个有点神秘的非正式机构。其实这个委员会1994年就解散了，当然其功能还在。这个组织出生日期只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小一个月，1949年11月成立。不过12月份中国就被列入了“巴统”管制国家名单，而且待遇优厚，一进去禁运物资名单就是最长的，这时候距离朝鲜战争还早得很。不知道为什么老美对中国这么看重，当然朝鲜开打之后就更加看重了，除了巴统之外，在1952年5月联合国还搞了个“对华禁运劝告决议”，1952年，美国操纵下的巴统刻意成立了一个中国委员会，对中国的禁运比苏联等国家更严格，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被称为“中国差别”，有趣的是，这个中国委员会兼管着朝鲜。

仅仅一个月之后，《巴特尔法案》在美国生效，规定向苏联等国家出口禁运物资的，将得不到美国的经济援助。后边我会对照一下美国的经济援助和苏联对我们的援助的情况。好在当时大家都用美元算，好在当时美元是和黄金挂钩的，横向对照比较容易，纵向对照起来有点难度，但是还不算太混乱

巴统并不是针对中国设立的，是针对当时整个的社会主义阵营，不过中国在这里面很显眼，中国的禁运物资名单比其他国家长一倍，比如苏联。巴统的成立和中国关系不太大，1948年美国开始和西欧国家讨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禁运；9月1日，美国政府正式对英国政府提交了“美国安全清单”；10月英国政府表示同意扩大对苏联的禁运范围；11月美国提议在巴黎建立一个对苏联和东欧实施禁运的机构；12月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德、荷兰等等收到清单。1950年1月这个机构正式成立，设在巴黎，不过和法国政府没什么关系，因为设在了美国驻法大使馆里面。巴统正式成员一共有17个国家，最后一个加入的是澳大利亚（1989），倒数第二三位的是希腊和土耳其这对冤家（1953）。

1953年之前，巴统是极其保密的，并且成员国互相约定，必要时可以公开否认加入组织。巴统这个名字第一次泄露是日本人干的，1952年，这一年日本加入巴统，1964年，美国财政部长第一次在国会证实了巴统的存在。

年5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通过驻外大使通知所在国外交部强调，“任何主动承认(中国)的行为或者发表官方言论对（中国）共产党人谋求承认的行动表示欢迎，都是有害的”。这个时侯司徒雷登还没有离开中国，他是8月份离开的，还差3个月；距离毛泽东关于“一边倒”讲话，也还差一个月。:

其实在艾奇逊讲话的时候，中国的对外贸易，不用禁运，也基本上瘫痪了。华北港口航海船只洗劫一空，上海可以航海的船只有13.5万吨，8月一个月就被炸沉了2万，萧劲光的海军司令和刘亚楼的空军司令真够悲惨的。

直到1950年初巴统正式成立，对华贸易做的做多的是哪个国家呢？英国。当时陈云对外贸易是做着赔钱准备的，只要能买到东西，所以英国就很喜欢和大陆做生意，虽然刚刚在长江上被狠揍了一顿。当时来华外籍船只英国自己占了近一半。因为当时KMT军舰时有骚扰货轮的举动，英国海军还曾经派军舰护航。香港的港务局更是有意思，往天津的货轮一般都准备双份出关手续，一份往天津，一份往仁川或者日本，为的是应付路上KMT海军的检查

资本家的眼里，利益显然非常重要。汽油是禁运物资，但是整个1950年汽油的进口一直没有中断，只是在11月份有了猛降（10月25日志愿军正式在朝鲜开打），12月份有开始回升。当然到了1951年就不行了。

这个断崖式下跌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管制的加强；另一个是付款的难度急剧上升，因为要付款人家一般只收美元，但是TG本来就没多少外汇，支付渠道还被人家控制着，你付不出去钱，就算付出去了也没人敢收。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贷款协定，总数以美元计为3亿美元，5年交付，利率1%，主要用于支付从苏联采购的设备、钢材等物资，中国以矿产品、农产品、茶等还款，分十年偿还。这笔贷款现在看来是非常优惠的，不过横向对比一下就不算多了。荷兰从美国10年拿了近十亿美元的援助，意大利7年拿了20亿美元

钱不能完全这么算，苏联当时供给中国的物资，在价格上做了很大的让步，不光说买不买得到的问题，而且就算能买到，从苏联采购价格也低得多。这个时间，还没有轮到赫鲁晓夫和156个项目出场，这时候的苏联还是斯大叔说了算。不过这些并不是白拿，斯大叔对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没做过赔本生意。苏联当时极度缺乏橡胶，不光自己没有，东欧也没有，气候不行，唯一一个有可能种得了橡胶树的小弟就是中国，后来也的确种出来了

有一码算一码，这件事上老毛子的做法比较良心，但是把朝鲜战争的军火算到贷款里就不咋地了。不过这个钱咬着牙还了，比不还好。划地绝交，珍宝岛纳了投名状，中美建交，从美国那里得到的也不算少，虽然没什么现金方面的收入，但是高技术设备和武器装备方面尤其是80年代确实买了好东西。90年代，借着老毛子死得就剩下一口气，又返回去从俄罗斯和前苏联国家买了一些好东西。

中苏决裂之后，香港就成了唯一的一个进出口渠道。解放前出口有一半的出口额目的地是香港，建国后逐步下降，中苏决裂后上升明显。不过走私的比例很大，敢干的不多。当时能冒险给大陆走私东西的爱国港商，船王包玉刚、董特首的父亲、霍家都占一号，尤其是包玉刚。

包玉刚对大陆有义，大陆对包家有情。可惜包家没有儿子。

买东西得有钱，土鳖就是缺钱。美元外汇就不要说了，原子弹的起家还是用的在地底下埋了几个月的一点美元现钞。黄金还不如美元，共军进了上海，发现把所有的银行刮了个底朝天，只有6000多两黄金。黄金都去哪儿了？都去哪儿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TG政权刚刚建立，外汇尤其是美元窘迫程度就不至于拿着从地下挖出来的发霉纸币去买东西了。当时外汇最快（不是最大）的来源是侨汇，海外华人给国内家人的汇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因为缺乏外汇的阴影面积实在太大，持续时间太长，以至于土鳖在环境宽松以后对美元储备有了一种近乎疯魔的痴狂，一不留神把自己的外汇储备变成了一个连自己都还害怕的数字。

在那被封锁的可怜时期，香港是唯一的桥梁，在这个桥梁上，土鳖只有一座桥头堡，这个桥头堡叫华润，桥头堡的头头叫张平。华润有两个起源，一个是香港的联合行，最上面是朱老总，实际执行人是博古的弟弟秦邦礼；另一个起源是广大华行，最上面是总理，实际执行人是卢绪章、张平等人。广大华行1949年并入华润，是强强联合，当时华润已经在香港有了复杂的人脉网络，广大华行则有大笔现金和美日方面的一些关系。1951年初原广大华行曾经被冻结的美元存款就有一笔270万美元，这笔钱经华润的关系打官司后来要了回来。当时华润向美国出口猪鬃，向英国出口大豆，那时还没有转基因一说，中国大豆含油量不及美国大豆，但蛋白质含量高于美国大豆，很受欢迎。

右边插两支钢笔的是张平

华润作为当时无数土包子外面不多的几个洋包子，做了很多扎实细致的工作。比如商品质量参差不齐、包装混乱，以前各地的小公司就卖周围不大的地方，不算大问题，等全国各地的汇集到一起，就成了一个头疼的问题。再比如输送到香港的牲畜，往往因为内地的供应商为了省运费，结果运量大大超出运力，路上死了不少，不仅赔钱，还要因为虐待牲畜被罚款。

现在看给香港特供商品和东江水各种看不惯，但在当时，是TG为数不多能挣外汇的手段，也是维系香港这仅有的出口桥梁的利益付出。总之一句话，当时不得不这样做。

当时华润做得很重要的一件对得起祖宗还造福子孙的事情，是代持商标。当时中国人对商标重要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往往国内的品牌在海外被非法盗用，国内也不可能出去打官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华润执行了一个变通方法：以个人名义注册商标。当时华润老前辈往往个人名下挂着一大串名牌商标，上千个的都有，这是很多笔无形的财富，比如青岛啤酒，就挂在巢永森老人的名下。制约他的，只有对党的忠诚，并无其他

华润之下，还设立了一些灰色公司，办一些不方便的事情，比如向台湾出口中药材，进口樟脑。

以华润为主，中国还做了一些和日本的贸易工作，向日本出口大豆、煤炭等物资，进口钢材、发动机等等，1950年全年中日贸易总额4700万美元（日方数据为5800万美元）。甚至在1952年全面禁运之后，日本仍然有三位议员绕道来北京谈贸易问题，中方由南汉宸和冀朝鼎接待，后面掌控局面的则是总理办公室主任

能买到东西，还要能运回来。当时中国的海运一塌糊涂，自己哪有什么船，中国外贸运输公司在香港注册了一个马甲，通过这个马甲去租船，所以这个公司又叫中国租船公司。当时为了能运输，和波兰甚至内陆国捷克都建了合资公司。这段惨痛的历史给TG各级人物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缺啥补啥，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海运能力有点大得吓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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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第一艘轮船“东方号”上的海员

资本的意志是难以抑制的，全面禁运大概在1956、1957年开始松口，1956年马来亚开始对华出口橡胶、同期印尼出口橡胶，西德和日本最为积极，但是第一个拉下脸来的还是英国。1957年5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宣布放宽对华贸易管制，随后西德就把对华禁运商品名单划掉了一半，这个时间，恰恰也是中苏开始闹不愉快的时间。从1969到1972，美国政府先后七次放宽对华贸易限制，恰恰也是珍宝岛开打到尼克松访华的时间段。到了八十年代，那简直就是卖卖卖，TG买不起的程度了

当然，禁运是一直存在的，我们还是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比如普惠和罗罗的发动机、三叉戟D5、舰载反应堆、光刻机这些别人死都不会卖的。

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禁运是必要也是有效的。但是对中国的禁运有些麻烦，因为中国从建国之处就强调独立自主，即便是斯大林说可以有东西方两套并行的体系，中国完全可以给苏联当小弟好好过日子。中国领导人们对这些话还是面子上要维护好，该要的的东西拉的下脸来要，内部会议还是让老大哥玩蛋去。

中国人作为个体，对这个世界则是充满了不信任，只要不能落袋，那就心里不安。只要一条线的某一个点受别人挟制，心里就不舒服。这倒是中国少有的上下一心的地方

中国是个大国，资源丰富，市场广阔，而且中国人自古就重视学习，建国后更是疯狂的提高人口素质，从识字班、扫盲班到九年制义务教育，再到大学教育的铺开，学科建设上也是始终把握理工科为主。虽然少了一大堆的国学大师，但是中国的工程师数量和质量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是碾压一般的存在。至于领军人物级别的大科学家，基础打好了，上面的尖端自然会有的。7

第一次看到“尖卡斌”这三个字，立刻在脑海中反映出来一个特务机构。总感觉这个称呼应该是某个外语单词的音译，更可能是缩写的音译，这要找出这个机构的真实名字恐怕是困难的，其实不然。

尖卡斌这三个字不仅不是外语的音译，甚至可以说是现在火星文的前身。尖，不大不小；卡，不上不下；斌，不文不武。这个机构的正式名字叫励志社，听着有点像复兴社、蓝衣社之类的东东，实际上不是，虽然励志社发的制服是蓝色上衣，白色裤子。不大不小是说励志社上上下下几万人，说大不算大，说小就是侮辱别人的智商了；不上不下，说地位不高的话，名义上一把手是凯申公，总干事可以直接上达天听，比侍从室的通天能力都不差，戴老板毛人凤之类的只能靠后站，说地位不低的话分支机构也受气，没什么权力；不文不武说的是按照党国的人事规程，管文官的考试院和管武官的国防部都不承认，要说是民间团体吧还都吃军粮。

这个机构在KMT内，叫内廷供奉+总招待部更符合其性质。和今天的机构对应不上，实在硬要找一个也只能是“有关部门”。对上负责凯申公家的起居，对下到基层团一级的招待服务，对外招待美军顾问等等，权力不大，油水不少。单就抗战期间招待美军耗费经费1.76亿美元，差不多是一艘衣阿华加上一艘北卡罗来纳。励志社手里的产业可不算少，北京翠明庄、南京钟山饭店、上海的华山饭店和百老汇都是励志社手下的产业。

上海大厦，曾经的励志社第七招待所5

写一点这个机构是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了开罗会议凯申公带去的那个团队以外，这个励志社是不多的核心团队及其外围没有共谍的机构。我想大概是当时共谍们主要依靠共同的信仰和意志，这个地方不太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励志社成立于1929年，比复兴社还早。最早成立的目的凯申公的想法还是向日本军队学习，在KMT内部建立一个听话精干的小团体，上级是黄埔同学会。无奈所托非人，负责办事的黄仁霖并非军人出身，搞钱服务是一把好手，搞事不行，这才有滕杰等十三太保建立复兴社。

滕杰，黄埔四期步兵科毕业，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首倡复兴社，也是活到最后的，2004年才去世。

励志社的后台是夫人，因此一成立就给凯申公的黄埔同学会来了个鸠占鹊巢。本来励志社在上级黄埔同学会里面办公，但是励志社膨胀速度极快，很快就因为办公用地的原因把官司打到了校长那里。然后黄埔同学会非常意外又毫无意外的败诉了，只得搬出去给励志社腾地方。从那以后励志社就和国军黄埔系非常的不对付了

励志社建立之初，凯申公是非常重视的，订立了十戒，比二师兄还多两戒：不贪财、不怕死、不招摇、不骄傲、不贪懒、不嫖赌、不吸烟、不饮酒、不借钱、不说谎。

基本上来说，总干事黄仁霖不喝酒、但是是个大烟枪。凯申公的情况，四大家族有蒋家；怕不怕死看西安事变；招摇和骄傲倒是没什么；凯申公修改日记笔耕不辍，应该也不贪懒；嫖赌问题在1929年之后已经没问题了；凯申公自己不吸烟也不喝酒，当然也不需要借钱花；不说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换个问题吧。宋美龄是个大烟枪，即便在新生活运动时候，也是吞云吐雾，不过她牙保护得很好，虽然宋美龄喜欢抽的香烟并非什么高档货，还是高焦油含量的。

黄仁霖虽然是留美出身，夫人亲信，但是其实他的起家和宋美龄没甚关系，他从岳父那里起家。他的岳父是余日章，中国第一个倡导“红十字会”的人，基督教领袖，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余日章和宋美龄的关系来自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蒋宋大婚乃是一段佳话。因为宋是基督徒，所以蒋必须要先接受洗礼入教，然后在一位驰名海内外的著名牧师证婚下，婚礼才好办。但是蒋宋结婚的时候，新娘没有落跑，牧师江长川落跑了，因为江长川认为凯申公之前妻妾成群，而且休妻再娶，不符合基督精神。江长川是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副会长，这样婚礼险些泡汤，多亏余日章救场，才解了这个燃眉之急。因此宋美龄对黄仁霖也是格外高看。

只有我觉得这位落跑的牧师长得像李明博吗？

据说黄仁霖有一次亲自刷马桶的时候被宋美龄看见了，认为此人稳妥可靠，就把管家的大事交给了他。从管家而管娱乐，由管娱乐而生活服务，由此一路青云直上，直到中将联勤副总司令。管家而论，宋美龄喜欢打扮、爱用高级化妆品、爱吃烤鸡和炸猪排，经常称体重以控制自己发胖，喜欢收集名表，喜欢跳舞、看美国电影、听原声音乐，现在女孩子们呐，你们已经过上了当年宋美龄的日子了。凯申公不喜欢这些，少有的娱乐也就是听听京剧，现在的男孩子，你们的日子已经比凯申公过得好多了。

当然黄仁霖此人政治智商也非常人可比，对上忠心耿耿，对同僚滑不留手，对凯申公的身边人曲意逢迎，若非凯申公南狩，本来是一个好好的政坛不倒翁。励志社抗战前只有三个KMT员，在这个随侍左右的机构里面简直少得可怜，而且这三个人还不包括头头黄仁霖。他这个机构，文官武官系统都不要，自嘲是黑官，不需要KMT员资格，黄仁霖本人又看不起陈家兄弟。

虽然对中统后台的陈家兄弟非常不感冒，但是对军统，黄仁霖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KMT为数极少的破解TG密码的一次，就是发生在翠明庄，翠明庄是励志社的产业，北平军调部的共军代表就住在那里。当时军统的侦听站都建到翠明庄的地下室了，服务员也是大把的军统。当时李克农的手下们也非常小心，但还是因为一套密码用得次数太多，被抓住了规律，以至于康生要专门为此事发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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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公其实长期在康生之下。抗战期间周公长期在重庆，延安这边情报工作康生承担了大量，尤其是反情报工作。

黄曾经在西安事变中飞去西安跟随凯申公，是南京方面第一个去探望被困的蒋介石的人。当时张学良亲自陪同黄仁霖去探望蒋介石，张学良要求黄不能对蒋说一句话，黄表示除了问好一句绝不多说。然而见面之后黄仁霖和蒋介石拿起笔来开始当着张学良的面互相递纸条，张学良干瞪眼不知道说什么好，对少帅的智商在这里鄙视一下。

少帅既不高，也不帅，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智商上也总是差对手们不止一点点。但是高富帅的核心他抓住了。少帅这个词不是什么好词。

因这次陪驾的功劳，黄仁霖被高升到新生活运动做副总干事，不久就擢升到总干事，原来的总干事阎宝航反而成了他的副手，好在阎宝航并不在乎位置的升迁，副手也照样做

设立励志社目的自然不是给凯申公家里内务总管，这样干也来不了大钱。励志社早期来说更像个军官服务部，给某些地方的军官们提供生活和娱乐服务，顺便赚他们的钱。

抗战期间的励志社是大发展时期，先是慰劳伤兵，再是招待苏联援华航空队，当时笑话苏联红军飞行员太土的人里面，不少是负责招待励志社的人，这批红军飞行员出了好多苏联英雄，有人还是两次。而励志社的最大头的花销，则是用在了抗战期间招待美军上。作为深刻了解美国的人，黄仁霖曾经特意要求手下，给美军安排舞会要非常小心，美国人喝多了经常闹事，一闹就是控制不了的事。

随着抗战胜利，一九四六年七月励志社接管了军委会战地服务团、美军顾问团联络处及其办事处和招待所等五十处，分别改称为励志分社和励志社招待所。到一九四七年四月，在全国各地的直属机构有九江、武汉、重庆、成都、昆明、南昌、兰州、台湾、青岛、长春、沈阳等十一个分社，还有南京、华北区盟军用品供应处、下关冷藏厂、龙潭煤矿及南京、北平、上海、徐州、武汉、天津、杭州、青岛等地三十个招待所。

随着全国解放，励志社也走进了历史。不过励志社手下的产业却没有走进历史，比如励志社的总部就成了江苏省委的招待所。

当年的励志社总部礼堂，也是南京审判战犯的地方。  

如今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习惯，从清早起来到晚上睡觉，都断不了发牢骚骂娘：这年头，空气污，食品毒，物价高，交通堵，就医难，官员腐，儿不孝，日子苦……活脱脱就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主要骂谁？政府站着躺着都中枪。

其实政府挨骂完全正常，无论哪个国家何种制度，对外就要以追求国家利益为唯一的行动准则，而对内的唯一宗旨就是为民服务，就该接受老百姓的监督，全世界都一样，它就好比是你住的小区的物业，你不满意，马上找它，训两句它也得乖乖听着，马上照你的意见改，所以公务员也叫公仆，公仆者，服务员也。如果颠倒过来，它成了发号施令的主子，只顾自己享乐捞好处，完全不把百姓的冷暖疾苦当回事，那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大问题。政府也有自知之明，都建立了一些沟通渠道，比如热线电话市长接待日啊，干部联系群众扶贫点啊等等，‘’110‘’不就是每天代表政府东跑西顛处理各种麻烦事么？每年召开“两会”，不就是广泛征求提案听取民意么？

老百姓并非是天生刁民，对现实不满，自然心生怨气，生活在底层，才知生活艰难。堪称讽刺的是，凡重要的地方皆是冠以“人民”，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人民银行，人民公安，人民铁路，人民法院…连钞票，都叫人民币！可怎么觉得它们有时候离人民那么远！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都有提出意见和批评的权力，有向上一级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力，实际呢，呵呵。

政府部门执法机关与群众联系最多的，当属人民公安，公安两大职能，治安管理和刑事侦查，刑事侦查更是重头戏。传统公安破案，手段主要有三：线人，指纹，痕迹。近些年出现第四大手段，监控。监控探头真是个好东西，你看如今破案，它俨然一大功臣，依靠监控破案的比例，已上升到26—30%。法制日报曾推出一个以监控保治安的典型，西安市高陵区投入700万元，筹建农村监控全覆盖工程，1533个高清红外监控探头，遍布82个行政村的出入口和交叉道路。高陵区全区共安装探头10743个，其中居民小区8787个，各类刑事案件下降了37%。

监控不仅在破刑案上挑大梁,在家庭防范犯罪上也居功至伟。这些年频频曝光的保姆摔打幼童和掌掴老人，幼儿园虐待孩子案,都是靠着监控探头才真相大白!不是录相铁证如山,这些人渣会低头能承认么？当然还有居心不良的人依靠探头“反腐”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目的,重庆的贪官雷振富等人,至今在大牢里提起探头,还恨得牙齿咬得咯咯响哩!

咱们当年的自行车大国，早华丽转身为汽车大国，老女老少都开车，开车就得上马路，难免有时打打违章的擦边球，怕谁？当然是交警，可交警毕竟有限，还得下班，有时还可以私了。其实最怕的，还是监控摄像头，拍到了，就跑不了，也没法说情，它高高在上，不怒自威，震慑力不容置疑。

回到监督政府上来，如果百姓每双眼睛就是一个监控探头，那监督政府的工作，还有死角吗？别指望一个早上政府就廉洁高效了，除非做梦。(全世界就没有任何十全十美的政府)为了国家更像“家”，也为了自己的生活质量，不如擦亮眼睛，向负面的东西说不，帮助政府改进，比单纯骂娘好得多。

有两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一个是打假英雄王海，一个是抓公车私用的区伯。23年前，戴着墨镜的王海就开始007般出入各商场找假货，弄得许多人伤透脑筋恨他入骨。据说他现在开公司混得不错，这样风云变幻的大环境，他毫发无损走到今天，真是人精。广州区伯区少坤被许多人尤其是官员看作长着反骨的精神病，吃饱了撑的，大街小巷瞎转悠，专查私用的公车，逮到就立此存照，上网举报，（现在粉丝有几十万）挨骂被打无数，还整出一个被嫖娼，尼玛居然愈挫愈勇，撞了南墙不回头，真是人杰。

王海与区伯，非议不是没有而是太多，对他们个人评价不是本文的宗旨，只是仅仅对他们敢于履行公民权利仗义执言本身的赞同。对他们这种你不知道用优秀还是异类来形容的人，一般人只能感佩，学是学不到的。如果说他们的行为太奇葩高处不胜寒，那对身边影响民生的事应当解决的事当回‘’监控‘’，难度系数立马就下来许多了吧。

有个朋友的胞兄，就是这样一个“探头”，一处交叉路口没红绿灯，小交通纠纷从没断过，别人都习以为常，他却一连写了四封信给政府有关部门，没回音，就上门。衙门官僚习气办事难，他又是写信又是电话“举报”，上面终于来人彻查，不光装了灯，机关不少人还挨了处分。对这类喜欢死磕的“刺头”，政府不仅不能冷落和打击报复，还要感谢并发点奖金才好，才能落个体察民情海纳百川的好口碑。由人组成的政府,自然多少会体现人的惰性，好比一部车,有时速度慢了上不去坡,大伙下来合力推一把,车就上去了,不是比光躺在车里骂汽车怪司机好么？

有个美国老太太不得不说，洛杉矶市辖内的贝尔市，年近六旬的简·艾丽斯是个以捡垃圾为生的妇人。有一回，她收到从政府倾倒的一堆废纸，其中一张详细记录着市长赫尔南德兹，警察局长兰迪·亚当斯，助理执行官吉拉·斯帕希等公务员的年薪数字，其中市长高达79万美元，（比美国总统还高得多）警察局长46万，助理38万。市议员尽管只是非全职性的职务（大概相当于我们的人大代表，除了开会平常不上班），年薪也高达10万，而根据美国政府的标准，贝尔这类城市议员每月应当是400美元薪水。

贝尔是个穷市，人均收入只是全美人均收入的一半，大多数居民住在简陋的房屋中。艾丽斯看到这张账单，感到“无比的愤怒和厌恶”，她走上街头，以演讲的方式揭露了这件事，记者和洛杉矶地方检察官立即着手调查，确认属实。结果引发洛杉矶至全美高度关注，群情激愤。

东窗事发，警察局长和助理执行官等人狼狈辞职，官员们都自减薪水90%，市长还表示“因为惭愧”，在剩余的任期内不再领取薪水。事情引起白宫高度关注，当时的白宫发言人托尼·斯诺代表奥巴马政府给艾丽斯打电话，为政府的管理不力和她热心监督表示歉意与感谢，还郑重其事送上200美元补偿，因为这些天耽误了她拾荒。艾丽斯很快成为一位妇孺皆知的红人，甚至被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敬称为“最具政治影响力的拾荒妇”。

看来反腐不只是中国一家的事，让人民群众都来监督政府，也不只是美国一家的事。

忽发奇想，这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老太太，她上街举报的事，如果发生在俺天朝呢？哼，想象力，还是收起你的翅膀……

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国度，缺的不是这样容不下沙子的眼睛，缺的是对‘’监控探头‘’的尊重和臣服！

美国一位艺术家雕塑了特朗普的像,这不稀奇,稀奇的是雕的是全裸像!并在五大城市旧金山、纽约、洛杉机、西雅图、克里夫兰同时隆重展出。大家都来欣赏,嘻嘻哈哈、插科打诨。这塑像驼背腆肚肥肉松弛没一点美感,其男性生殖器又小得可怜,一位黑人妇女居然用手捏着总统的小丁丁,笑着拍照。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并没有成为一起影响恶劣的“政治事件”，不见警察跨省抓捕，连“受害方”牛逼哄哄的特朗普和团队屁都不敢放一个!在美国就是这样,你绝不能拿社会底层人寻开心,(像赵本山这样专门嘲讽农村人、盲人、矮子、口吃和残疾者的，恐怕早吃了官司)对政府大员倒是可以言论自由，就是天天骂总统也没事，因为政府和总统就是用来监督的。

什么叫主人,什么是公仆,诠释得那叫一个形象。

什么是制度造就的宽容和大国自信,你一看就懂。

1． 邓稼先的绰号：“Pure”，这个青年时期的绰号太适合他了，简简单单的描述了一个纯粹的中国人。

2． 中国的氢弹之父于敏大学时候差点病死；美国的氢弹之父泰勒出过车祸，被压掉了一只脚。老天爷还真是眷顾这些命硬的人哪。另外，泰勒虽然只有一只脚，但是乒乓球打得很好。泰勒曾经深深的罪过奥本海默，因为不愿从事分配给他的工作，但是奥本海默还是给了他机会，让他去做他愿意做的工作。奥本海默还找了个人接替泰勒当时的工作，这个人就是不爱美元福克斯。

3． 泰勒曾经和自己的导师海森堡住上下楼，而泰勒喜欢晚睡晚起。泰勒写论文用一台手摇计算机，这台手摇计算机的噪音让生活习惯规律的海森堡很痛苦。后来泰勒说是海森堡受不了他才让他博士毕业的。

4． 泰勒曾经做出过对奥本海默不利的证词，以至于很多老朋友都疏远了他。泰勒也是叫嚣对中国用核武器的著名人士之一

5． 奥本海默曾经因为内爆法原子弹的引爆迟迟得不到解决而几乎疯掉，得罪过了很多人，甚至想重组洛斯阿拉莫斯。后来他请到了来自前苏联的基斯塔科夫斯基，后者一共请了600名助手和一台IBM的大型机，另外还有加州理工的一个小组配合他工作。在中国解决这个问题的是郭永怀和他的研究组，而且同期郭永怀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精力能集中在引爆方面。加一句，那个试图在钢罐内引爆原子弹以便于回收核原料的就是基斯塔科夫斯基，没用钢罐的原因是钢罐装不进去测量仪器，而不是威力太大。

6． 关于引爆，直到1945年7月，炸药引爆问题还没解决。以至于美国的郭永怀——基斯塔科夫斯基——不得不带领手下用牙医的工具修整模具，以解决工艺问题。

7． 奥本海默是美国原子弹的核心人物，但是他的婚外女友却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他家的女仆是个德国人

8． 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爆炸前，奥本海默的体重降到了115磅，不到110斤。他甚至怀疑爆炸威力能否达到300吨TNT。当时原子弹的流言飞舞，不明真相群众压力太大，以至于橡树岭的精神病医生不得不整装待命，以迎接可能到来的莫名的群体性事件

9． 这天装弹芯的时候居然卡住了，一直装到了晚上十点。奥本海默当时亚历山大。然后吊装原子弹，一对钢丝绳的滚轮掉了下来。于是一大群人就看着这个恐怖的家伙在铁塔内部狭小的空间晃来晃去，好在没碰坏、也没炸。

10． 爆炸头一天晚上居然下雨了、还打雷了，奥本海默再次亚历山大，因为电雷管已经接上了。这要是一个雷劈上或者雨水让雷管失效了……格洛夫斯将军神经过敏到他坚持认为日本人会突然空降到铁塔上搞破坏，于是几位科学家不得不带着一些已经快疯掉的美国大兵带着手电筒和冲锋枪在大雨中到铁塔下面站岗。因为大多数人都已经撤离了。

11． 奥本海默喜欢读《神曲》，于敏喜欢古诗词，邓稼先爱读《红楼梦》、唱京剧。这些人都不是书呆子

12． 1986年7月17日下午，邓稼先悄然来到天安门广场，最后一次看降旗，并在纪念碑的基座上坐了一小会，问警卫员20年后会不会再来纪念碑，这个警卫员后来要去学医，因为他见过邓稼先在直肠癌折磨下的痛苦样子，邓稼先向他哭诉自己好疼。20年，已经过去了……

13． 邓稼先、杨振宁是发小。邓稼先老实、年龄又小，中学时屡屡被同学欺负，杨振宁多次出头平事

14． 邓稼先1938年还在北平上中学，学校组织拥护日本的游行，邓稼先也参加了，不过是把膏药旗扔地下踩了去的。第二天校长说做的不错，但是被人抓住就不对了。校长建议他爸还是把他送走吧。于敏当时也在日占区读书。中国核武器的两个关键人物那时就这么脆弱。

15． 邓稼先逃出北平之后，到了上海胡适家里。胡适当时在美国，胡夫人招待了他和他大姐。聊天时胡夫人说了句“日本人用武力征服不了中国人，得征服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16岁、第一次出远门的邓稼先听完很是惊悚。忍了20多天，终于坐船经越南去了昆明。

16． 邓稼先到昆明后去了四叔那里读中学，一位西南联大的教授送他和他大姐上路，然后邓稼先留在四川江津读书，大姐回昆明谋生。再然后这个教授成了邓稼先的大姐夫。

17． 西南联大期间邓稼先住姐夫家，发现教授们生活清苦。闻一多一家八口，还把自己家的小房子分出一半给了华罗庚，因为他一家六口也没地方住。闻一多家贫，不得不刻印出售以糊口。多说一句，闻一多被暗杀前很久就被告知他成了暗杀的目标，但是没钱，走不了。

18． 邓稼先只比于敏大两岁，但是按辈分于敏得喊邓稼先老师。邓稼先在北大当助教的时候，于敏还是学生。两人都爱玩、爱京剧。在九院有次雨太大看不清人，走在路上的邓稼先戏瘾上来了哼了几句，突然背后有人跟了几句，一回头，是于敏。顺便说一句，他们当时都是自己打着伞

19． 邓稼先隐姓埋名搞原子弹，但其实596炸响不到两个月，美国人就推测到了邓稼先会是重要参与人之一。

20． 苏联专家来讲课，要求只能让宋任穷、钱三强等四五个人听，发现有人记笔记。这位专家要求销毁笔记，宋任穷多精明一人，立刻把话头接过去要求负责销毁。后来这笔记被一群两弹元勋们研究过，一致认为这是真经。另一个印证是这个专家很快就被召回苏联，临走前手指天空、含泪不语。

21． 程开甲非常固执，曾经和海森堡争得天昏地暗，以至于泡利当裁判都解决不了。

22． 程开甲曾经在食堂用筷子在餐桌上演算，问题是您老人家不能蘸别人碗里的菜汤啊!

23． 彭桓武负责给邓稼先他们的计算把关。他曾经有十几套西服，从来不洗，编上号每天轮换着穿。

24． 彭桓武当上副院长之后，边走路边考虑问题，他那脏不拉几的西服和西服里的钞票引起了警察的怀疑，然后他老人家在派出所喝了半天茶才反应过来自己是在被审讯，还是李觉少将打电话把他要出来的。

25． 彭桓武有个学生叫周光召。程开甲和彭桓武是师兄弟。程开甲写了一块半还多黑板的方程，让周光召一小块黑板给他推翻了，还让彭桓武出来评判。

26． 苏联专家曾经留下一个错误的数据，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来回算了八次，都进了死胡同。最后是邓稼先提出、周光召验证。当时他们俩在30出头，那三位是他们的老师辈的，王淦昌资格更老一些。

27． 金银滩上原子科学城。李觉少将一来就发现一批好房子被分配给了领导，有些年轻的科学家不得不住地窝铺，随后搬上自己的铺盖到最冷的地窝铺去了，住到离任。MD有时候也好不到哪里，洛斯阿拉莫斯的某个冬天三十个大兵曾经每人每天只有一桶水，冲厕所都要统筹使用，而且因为保密不能晋升。这群大兵里面只有一个人不抱怨，他叫大卫格林格拉斯，苏联著名核武器间谍。

28． 原公浦负责车原子弹核心，质检员就是自己老婆。第一刀合格，当场老婆奖励一吻，在场压阵的副部长命令“所有人闭眼静坐一刻钟”。切削一次成型，原师傅的爱人还没记完数据就晕过去了。于是丈夫抱着妻子坐着副部长的车回家去了

29． 于敏研究氢弹时候入迷，老婆让他去看病。到了医院护士不收他，因为他把老婆的病历带来了。

30． 于敏解密前以普通学者身份和美国专家交流。有个美国科学家说：“那个站在墙角，左手插在裤袋里的科学家很了不起。给他一个研究所，配两三个助手，一定会创造震惊世界的成就。”英雄惜英雄。

31． 于敏算出氢弹原理，邓稼先察觉到政治气氛不对，立刻去说服了刘西尧。刘部长立刻向总理汇报，终于赶在政治环境大变化前让氢弹的这个工程走上了正轨

32． 21基地有座桥，建成后载重车队怕桥不结实不敢过，桥的设计者于是就站在桥墩边上，对着司机喊“开过去，从我的肩头开过去。”

本文实名发表在《坦克装甲车辆》2017年4月（下）上，以下是正文：

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的福建，自古交通不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改变。如今的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不仅海陆空交通高度发达，而且境内高铁联网成片，成为全国高铁密度最大的省份之一。 

和高铁相比，修筑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坡陡弯多、列车运行速度受限的鹰厦铁路不免相形见拙。不过，如今颇显落伍的鹰厦铁路，当年不仅终结了福建没有铁路通外省的历史，而且对改善我国东南沿海战略态势起到了巨大作用。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解决美国第7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以及台湾问题，要看‘二王’：一个是王炳南在华沙和美国谈判；一个是王震率领10万大军修建鹰厦铁路。”

东线方案

1952年，因战略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提前修建闽赣铁路，以“国防为主，结合经济发展”，并暂定名为昌（南昌）厦（厦门）铁路。当时，勘测部门提出了西线、中线、东线三个设计方案供决策参考。其中，西线由南昌、樟树、赣州经瑞金、到厦门。中线由南昌、南城、石城、瑞金至厦门；东线由鹰潭、资溪、经永安、漳州、到厦门。

决策部门经过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了东线方案，并正式命名为鹰厦铁路。该方案在浙赣铁路鹰潭站接轨引出，经江西资溪向南翻越武夷山脉大禾山垭口进入福建，沿富屯溪东岸南行，经光泽、邵武、顺昌、来舟，前跨富屯溪至外洋，改沿沙溪右岸西南行，经沙县、三明，在贡川和永安间跨越沙溪，过永安后，在岭头穿过戴云山分水岭进入九龙江流域，转而东南行，三跨新桥河至漳平，沿九龙江左岸经华安、郭坑、角美、越杏林海湾至集美，再越高崎海峡而达终点厦门。线路全长723公里，较中线方案缩短62公里，比西线方案缩短144公里，不仅在三个方案中工程量最小，而且也考虑到了货源流向及与浙赣铁路接轨的便利。

根据当时的技术及沿线地质条件，鹰厦线大部分线路限制坡度为12‰，部分区段为20‰及以上（资溪至园岱间采用20‰双机坡度方案，北段翻越大禾山地段采用单方向的20‰双机坡度，西洋至城口间采用250米曲线半径的22‰双机坡度）。此外，南山至集美间采用“海堤线”方案。

鉴于国防上需要甚急，工程量浩大，且线路直通海防前沿，因此中央决定，鹰厦铁路由刚完成整编不久的铁道兵部队为主施工。

铁军出征

我军铁道兵的起源，可追溯到解放战争初期成立的东北护路部队。这个年轻的兵种无论是在解放战争中，还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都立下了赫赫功勋。

1953年9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在朝鲜的6个志愿军铁道工程师，与国内铁道兵团的4个师、1个独立团，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1954年2月28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任命王震为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3月5日，铁道兵司令部正式在北京成立。截至1954年5月，整编后的铁道兵部队共有10个师（第1至第11师，每师均辖5个团，其中第8师番号空缺）、1个独立桥梁团、1所学校及2所文化速成中学，总兵力约10万人。

早在1954年4季度，勘察设计尚未完成之时，铁道兵第3、5、7师便已经在鹰潭至光泽间120公里的线路上展开，进行前期施工准备。1955年2月21日，鹰潭至资溪60公里地段正式开工建设。

 铁道兵首任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上将。

1955年4月，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代表国防部和铁道部，会同以谢尔巴可夫为首的苏联专家工作组在南昌召集三局（西南设计局、第七基建分局、鹰厦线工程局）会议，对鹰厦全线施工组织作出初步安排：1955年底通车至大禾山北口，1956年通车至永安，1957年通车至厦门。会议同时决定，设计、基建、施工三方均集中在福建南平办公，由铁道兵党委统一领导。铁道兵领导机关也于5月移驻福建省南平。

4月下旬至5月底，铁道兵第1、2、10、11师陆续调至鹰厦线施工路段。第6师和独立桥梁团也分别于9月和10月调正至鹰厦线。至此，参加鹰厦线施工的铁道兵部队计有8个师和1个独立团，总兵力约8万余人（号称10万铁军）。

总长723公里的鹰厦线被划分为11个施工段。从北南到分别是：

鹰潭至高阜60公里路段为第1施工段，由第3师负责修筑，师部驻鹰潭；

高阜至铁关村19公里路段为第2施工段，由第7师负责修筑，师部驻资溪；

铁关村至光泽49公里公里路段为第3施工段，由第5师负责修筑，师部驻光泽；

光泽至拿口59公里路段为第4施工段，由第2师负责修筑，师部驻邵武；

拿口至来舟88公里路段为第5施工段，由第10师负责修筑，师部驻顺昌；

来舟至沙县44公里路段和南平支线为第6施工段，由第1师负责修筑，师部驻西芹；

沙县至桂口93公里路段为第7施工段，由第11师负责修筑，师部驻沙县；

桂口至麦园47公里路段为第8施工段，由第6师负责修筑，师部驻永安；

麦园至梅水坑76.5公里路段为第9施工段，由第3师负责修筑，师部驻漳平；

梅水坑至溪南坂52公里路段为第10施工段，由第5师负责修筑，师部驻华安；

溪南坂至厦门110公里路段为第11施工段，由第7师负责修筑，师部驻漳州；

独立桥梁团配属第7师施工。

铁道兵开进工地进入营房

根据这一安排，最早介入鹰厦铁路建设的第3、5、7师承担了最多的工作量。它们在集中力量完成北线第1、2、3施工段的修筑任务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南线，继续在第9、10、11施工段施工。

不过，计划没有变化快。鹰厦铁路建设全面铺开后不久，根据东南沿海局势的变化，中央军委要求铁道兵部队务必加快修筑速度。1955年9、10月间，王震亲率专家组对永安以南分水岭地区进行工程量摸底，然后集思广益，提出了两头铺轨，接轨点在漳平，提前一年于1956年底全线贯通的施工组织方案。

根据新的施工组织方案，铁道兵各师普遍采取了快速施工法。重点土石方工程采用大、中爆破，尽可能增加机械施工比重。桥涵工程集中力量于枯水期将基础抢出水面，免除洪水威胁。隧道施工普遍采用机械开挖（风钻，台车等），铺轨、桥梁工程采取了预铺砟、预铺枕、预架梁的办法。

鹰厦线施工难度很大，虽然采取了诸多措施，但如果仅靠铁道兵的力量，要想提前一年完工还是困难重重。关键时刻，闽赣两省政府组织了4207名干部和12万民工，组成8个民工大队，分别配属给铁道兵8个师，极大增强了施工力量。福建省组织成立了“青年志愿筑路队”，首批719名队员于1955年12月5日到达南平铁道兵领导机关所在地报到。沿线各级政府还组织了一支庞大的生活供应队伍和运输队伍，并发动沿线群众上山伐木、送粮送炭，支援鹰厦铁路建设。施工高峰时，参与建设的军民达到了20余万人。

闽赣两省12万民工的支援，大大加快了鹰厦铁路建设速度。

穿隧建桥

武夷山山脉是闽赣两省的分水岭，由赣入闽的必由之路，而戴云山则是横贯闽中的一座大山。两山都是山高坡陡，地形复杂。鹰厦铁路要翻越这两座大山，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打隧道，从大山底下穿过；二是在坡度上做文章，从山脊上爬过。建设长大隧道，当时的技术手段还达不到，且建设时间也不允许。从山坡上爬过去，也存在两个问题：坡度大了，火车牵引吨位减少且难以爬坡翻越；坡度小了，则需修筑更长的线路和隧道，大大增加土石方工程量。因此，鹰厦铁路要翻越武夷山、戴云山这两座大山，只能选择适当的线路坡度和适当长度的隧道。

根据设计，鹰厦铁路从资溪走大禾山豁口中翻越武夷山脉，资溪至园岱站间采用20‰双机牵引坡度方案，在大禾山豁口处以隧道方式穿越武夷山山脉 。大禾山以北地段采用单方面的20‰双机牵引坡度，大禾山以南地段仍按铁路技术规程采用12‰坡度。翻越戴云山的坡度设计，均采用了250米小半径曲线和22‰的双向双机牵引坡度方案。小半径曲线和双机牵坡度方案，大大减少了翻越这两座大山的土石方工程量。

尽管如此，鹰厦铁路挖填方总量仍达到了6800多万立方米，平均每公里约10万立方米。在翻越武夷山山脉段，平均每公里挖填方量达到了13万余立方米。路堑开挖最大的凤坳深挖地段，在1公里长度范围内深挖28米，土石方量达34.5万立方米；路堤填筑最高的茅店高填工程，在200米长度范围内，路堤中心填高37米，土石方达24万多立方米。同时还需在8公里范围内，开凿3座长大隧道，最长的大禾山隧道1460米，最短的也有530米。

大禾山隧道施工

大禾山隧道位于鹰厦铁路北段K89+618处，为穿越武夷山分水岭之隧道，海拔460米，最大埋深370米。隧道处在10.6‰的坡度上，隧道出口处在半径300米的缓和曲线上

大禾山隧道穿越的地层为花岗岩，石质变化较多，节理疏密不一，开挖时经常遇到裂隙水。按施工计划，隧道的日掘进速度应达到2.4米。但刚开始施工的头两个月，负责施工的铁道兵第5师第23团缺乏经验，日掘进速度始终徘徊在在1至2米间。

铁道兵第5师由第7军19师改编而成，其前身是晋绥军区独10旅，是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遇到施工困难后，23团充分发动群众，在施工组织上作了调整，并建立了专业导坑组，采取四班制作业，将上部开挖改为底部引进，并加强了出砟组织，开展劳动竞赛，使隧道掘进速度大大加快，新纪录不断出现。特别是1955年5月23日，王震司令员到大禾山隧道工地视察，和指战员们一起研究改进施工方法，并亲自进洞打风枪，给23团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该团发扬“双手磨掉千层茧，汗水冲开万重山”的英雄气慨，开挖工效不断提高，每端日开挖进度由1.66米提高到4.9米，并创造了两端合计日进34.05米的纪录，为提前118天打通隧道奠定了基础。

1956年1月24日，大禾山隧道胜利贯通，并于5月6日竣工。该隧道前后工期349天，平均日成洞4.2米，共使用劳力295628工天，平均每米成洞仅203工天。共打炮眼138888米，开凿石方60610立方米。由于两端洞口都在沟谷中，大禾山隧道进口端路堑长107米，开挖土石方12000多立方米，出口端路堑长233米，开挖土石方达31000多立方米。

铁道兵指战员跳进湍急的河水中架桥墩。

除了隧道，鹰厦铁路沿线建还有桥梁181座，总长8704米。

为加快建设进度，节省投资，这些桥梁跨度类型设计较为统一，多采用钢筋混凝土梁，不仅简化了施工架设，节约了钢材，而且也减少了养护维修工作量。架桥施工中普遍采用麻袋围堰明挖和快速灌注墩台混凝土的施工方法，加快了建设进度。特别是在鹰厦铁路建设后期，为了加快铺轨进度，采用了预架梁的办法，即先架设日式军用梁，让铺轨前进，待到达前方车站，储备足够多的轨料能继续前进后，再遮断线路架设正式的钢梁或混凝土梁。

来舟大桥位于鹰厦铁路K285+228米处，距来舟站约1公里，连接着鹰潭、厦门、福州三个方向的车流，是全线最为重要的大桥。桥长344.6米，共13跨14个墩台，由1孔16米钢筋混凝土梁、10孔24米钢钣梁和2孔32米钢钣梁组成。大桥于1955年10月开工，1956年5月建成。

机械施工

鹰厦铁路修建时，主要靠原始的手挖肩挑、抡大锤打炮眼，以及铁道兵战士和民工的小发明，小革新。不过，尽管条件有限，但铁道兵部队还是在施工中尽可能加大机械施工的比重，以节约人力和抢时间。

永安与漳平交界的戴云山岭头土石方工程颇为艰巨。尽管铁路线路的坡度突破了设计规范的极限，并采用了小半径曲线和双向双机车牵引的设计方案，但按22‰的坡度延伸展平铁道线，戴云山脉岭头段的山头也必须削下近百米，火车才能通过。要在40公里的距离内开凿13座隧道，修建7座大中桥梁、103座涵洞，填挖土石方总量达869万立方米，平均每公里18万立方米。路堤填筑最大的地方，在977米长度范围内挖填方60.4万立方米，路堤填筑最高处42米，边坡长达70米。

连绵几个山头，均要削下近百米。如此大的土石方工程量，如果用人工挖山填平，即便有愚公移山之志，也不知要挖到猴年马月。通过开诸葛亮会，铁道兵部队决定采取大爆破方法和机械施工，削平山头、填平沟谷。

 铁道兵首次大爆破

施工期间，铁道兵爆破工程师会同苏联专家反复研究，总结出“铁道兵经验公式”，连续进行了20多次大爆破，硬是在戴云山区海拔600米的分水岭上，一举削平了6座山头，开凿出深26米，长750米的铁路通道。最大的一次爆破，发生在1956年4月，在分水关南侧的3座山头上，铁道兵战士开凿了总长866米的41条大爆破导坑和69个药室，装进了234吨炸药，接上了总长达7310米的起爆电线。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巨响震天，满天飞沙走石。硝烟散后，80米高的山头不见了，被掀翻的18万立方米土石，将右侧的山谷填平了。

据统计，鹰厦铁路沿线116处大爆破工点，共爆破土石方310万立方米，节省劳力188万工天。

火车开进戴云山区

戴云山北麓的宫子湾大填方工程也是鹰厦铁路建设的奇迹之一。王震在回顾鹰厦铁路建设历程时曾说：“戴云山是鹰厦铁路的心脏，宫子湾是铁路穿越心脏前的一把铁锁”。铁锁打不开，火车就过不去。由此可见，宫子湾大填方工程的艰巨性。

 鹰厦铁路翻越戴云山脉分水岭是从永安市西洋镇开始的，从西洋至岭头一路爬坡而上，还要跨越3条数十米深的深谷。这3条深谷横断了铁路，勘测队的同志给这段无名的地方起了个“宫子湾”的名字。

由于填方量大，铁道兵决定使用苏联支援的机械施工。施工部队进场时，这里谷深山陡，连羊肠小道也没有，大型铲运机械根本上不去。但在英雄的铁道兵战士面前，任何困难都不在话下。1956年4月，宫子湾大填方正式开始，47台大型铲运车轰鸣声声震山谷，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时值雨季，机械施工进展缓慢，师领导曾想调用3000人力进场，但被施工部队拒绝了。因为宫子湾地形狭窄，3000人进场施工，不仅施展不开，就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团领导向师首长保证：“只要有45个晴天，我们就能按时完成任务。”

重点工程宫子湾大填方

到了6月，天气放晴，施工部队争分夺秒，采取了人停机不停的连轴转战术，并开展劳动竞赛，铲运车数纪录不断被打破。13吨的车拉了13吨的土从80米高的高坡往下冲，一个班一台车竟创出了运土103车的纪录。42℃的外温，驾驶室的地板能把胶鞋烤出糊味。铁道兵们光着膀子，穿条短裤坐在驾驶室里，还被热得满头大汗，一个人2小时就要喝掉3、4壶水。经过120天奋战，铁道兵铲平了5个山头，填平了3个深谷，于8月底打开了进入戴云山区的铁锁。硬是把22‰坡度的铁路线从戴云山脉穿越而过，并留下了“华东铁路第一坡”的美誉。

精卫填海

厦门海堤的建设，既是鹰厦铁路建设的一项艰巨工程，也是该线建设的最大亮点之一。

鹰厦铁路如何从南山进入厦门，曾经颇具争议。原设计方案为“绕海线”，即绕道杏林海湾至集美，经海峡长堤进入厦门。陈嘉庚先生得知后，认为“绕海线”方案不妥，并提出了“海堤线”方案，建议在杏林与集美间也筑一条长堤，穿过杏林海湾。鹰厦铁路通过海湾长堤和海峡长堤进入厦门。他提出了三点理由：一是改道后可缩短铁路路程8公里，虽基建费用会增加20%，但可永久节约缩短路程段的燃料、机车损耗、养路等开支；二是筑堤后，杏林湾可发展水产养殖，垦田3万亩，受益无穷；三是上头筑水库蓄水，除农业灌溉外，可增加厦门市区工业和居民用水，一举多得。

王震在铁路施工现场调研。
 

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亲自与苏联专家组和技术人员进行了反复研究，认为陈嘉庚先生提出的“海堤线”方案是可行的。其后，国防部长彭德怀又与王震一起到厦门，同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共同研讨，最后敲定“海堤线”方案。

厦门海堤包括两处，一处是高崎至集美海堤，简称集高海堤，长2215米。另一处是杏林至集美海堤，简称杏集海堤，长2820米。杏集海堤为西东走向，集高海堤为北南走向，两堤均采用斜坡直墙混合式结构，施工用于砌筑和填料的花岗岩石块达172.5万立方米。全堤就是用这些石块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填筑起来的，可谓工程浩大，施工艰巨。

两条海堤中，集高海堤由厦门市人民政府组织施工，杏集海堤则由铁道兵第7师及配属该师的独立桥梁团组织施工。该师系由步兵第96师与第86师合编而成，经受过解放战争的考验，战斗作风硬朗。

杏集海堤位于鹰厦铁路K677+370至K680+190处，为鹰厦铁路而修建，于1955年10月11日开工建设。海堤堤面标高8.73米，公路7.53米，堤身上部为直墙式，下部为斜坡式，坡率1：1.5。堤面宽11.2米，其中铁路5米，公路3.5米单车道，每隔100米设避车道一处，宽2.5米。单侧人行道1.5米，单侧胸墙宽1.2米。

在波涛汹涌的厦门海峡和杏林湾修筑海堤，在中国建筑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修建过程中，不仅要战胜海上的狂风巨浪，而且还要对付台湾国民党空军的袭扰，建设难度可想而知。

高射炮兵为保护海堤顺利铺轨而严阵以待

杏集海堤工程分为5个工段施工：第1工段沙滩宽阔，低潮时露滩，可作石料堆场。

第2、4段基底淤泥夹沙层厚达5至16米，低潮时不露滩。第3段低潮时露滩地少，且露滩时间不长。第5段为深水段，基岩石覆盖沙砾厚约2至4米，地质条件较好。该海堤工程施工基本分为三阶段：1955年10月至1956年1月为第一期工程，主要是做好施工测量及沙石场地的勘测等准备工作；1956年2月至8月为第二期工程，主要是堵口及堤身加固。1956年8月至12月7日为第三期工程，主要任务是镶砌部分护坡及堤面，建筑胸墙及栏杆。

为做好填海工程，第7师和厦门市共同组成海堤工程指挥部，动员3000名民工，近百条船只，并调集高炮部队在两岸掩护，从近海的小岛上开山采石，装成石笼，运到海上填海筑堤。

在海上进行线路走向测量放样和人工抛填石块作业，难度不亚于隧道桥梁建设，需要掌握潮汐资料及其规律。施工人员以铁路中心线为基准线，沿基准线在岸边或浅滩上每隔150米打入木桩，树立中心标杆，白天挂旗晚上挂灯，浅滩中桩上插花杆，海上多桩位则安置浮标及色旗，深水地段固定船只2艘，挂旗挂灯，然后放置边桩或浮标，以控制抛填位置。抛筑作业利用潮汐进行，强潮时抛浅滩，弱潮时抛深水，普通潮位时抛深滩。同时还结合海底高程及堤底地质情况做到抛填石料有针对性。即在堤底软弱土层上抛填石料时做到均匀分布，两侧有压载时一并筑线。随着堤身逐渐增高，填石标高和断面尺寸也及时补宽、找平和利用更高潮位步步升高。当堤身远低于满潮水位时，则布置一两条石船对准中线，令其它石船看齐，排成直线，构成一列式抛石，不仅提高了工效，而且提高了抛填石料的准确性。堤身露出水面后，则利用堤面转运石料分段填筑。

鹰厦铁路建设者向海峡投放石料修筑海堤

在海堤填筑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海浪“吃石”：刚抛下的巨石一下子就被凶涌的海水冲走，不知去向。最后，建设者们想出“条石插砌”法，在抛下的巨石缝隙里插入坚固条石，再在各条石间抛入石块，终于成功抵御住风浪对海堤的冲击。

1956年5月9日，杏集海堤合龙。正待加宽巩固时，却遭受到10日至13日的大雨和台风巨浪袭击，把刚合龙的石堤冲开一个大缺口。100多米的缺口，海水流速达每秒近10米，刚抛下的石头一会儿就没了影。最后，建设者们创造出“竹笼捆石快速抛撒法”，把巨石用韧性十足的竹子捆绑住，在缺口两边同时快速抛石，终于在8月6日堵住了缺口，杏集海堤再次合龙。1957年1月，杏集海堤竣工，铁道兵历时15个月，创造出“精卫填海”的现代神话。

功勋永驻

厦门各界群众热烈欢迎铺轨大军

20余万铁道兵指战员和闽赣两省民工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开山架桥，移山填海，鏖战22个月，以惊人的建设速度，于1956年12月建成了举世瞩目的鹰厦铁路。1957年4月18日，两列客车分别从江西鹰潭站和福建厦门站始发对开，标志着鹰厦铁路投入运营。

庆祝鹰厦铁路胜利通车

1957年，鹰厦铁路共发送旅客28万人次，发送货物175万吨，客货换算周转量为1.11亿吨公里。1958年1月，鹰厦铁路正式交付国家运营，当年发送旅客198万人次，发运货物232万吨，客货换算周转量为14.1亿吨公里，分别是1957年的707%、132.5%、1270.3%。其中，军交运输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也正在是1958年，中央军委根据国内外形势，作出了炮击金门、牵制美帝，反对“两个中国”图谋的战略决策。无论是解放军炮兵的弹药物资，还是入闽空军的油料、航材，甚至包括东海舰队鱼雷艇6支队1大队的12艘鱼雷艇，都是通过鹰厦铁路运至战区。如果没有鹰厦铁路，我军很难在短时间内、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厦门前线完成如此大规模集结。没有鹰厦铁路提供的强大运力，我军炮击金门的战略行动也不可能持续那么长时间。从这个角度说，铁道兵们虽未直接参与“炮击金门”，但胜利的功劳簿上，也有他们浓墨重彩的一笔。

和金一南讲座里提到的叛徒比比，你可曾见过如此强大的叛徒阵容

向忠发：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

张国焘：中共缔造者，红四领导人，军委副主席。

徐锡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为中统特务，“南委事件”主谋

卢福坦：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克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叛变后整天逛大街抓地下党

庄祖方：共青团组织部长，后为中统特务，“南委事件”主谋

顾顺章：特科负责人，他的叛变是最危险的。

盛忠亮：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叛变了等于中统军统拿着名单抓人。

叶青：枪毙再补枪都能活下来，却被策反成了KMT的宣传部副部长。策反他的是徐恩曾的老婆费侠。费侠从未入中统，除任中共卧底期间外。

龚楚：红四军的团长，小平的参谋长，曾短期代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

何畏：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许世友的军长。（何畏曾给党国特务们上课讲共军的战术，是不折不扣的叛徒。）

余洒度：秋收起义的师长，被凯申公处决，罪名“走私、贩毒”

郭炳生：彭德怀的外甥红五军师长，叛变后围剿红军被击毙

兰国清：115师的团参谋长

宋一夫：吉东特委书记，周保中的政治部主任。

叛变的省委书记及以下太多，实在没法一一列举

然后列几个抗联的叛徒：

朱镇，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独立师师长，

罗英，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政治部主任，

兰志渊，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2师师长，

于九江，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七师长

胡国臣，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需部长，

安光勋，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参谋长

高世魁，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10师师长，

程斌，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第1师师长

王子孚，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3师师长，

曲成山，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1师师长

董宪章，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5师师长，

韩铁汉，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2师参谋长，

关文吉，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2师师长

洪喜波，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参谋长

郭成，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1师师长，

关书范，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1师师长，

滕松柏，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副军长，

李华堂，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

谢文东，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

郑鲁岩，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总指挥部宣传科长、七军政治部主任

全光，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需处长

齐云禄，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副军长，

白云峰，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参谋长，

尹夏泰，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1方面军参谋长，率部投日。

林宇城，东北抗日联军师长，

吕歧山，东北抗日联军师长，

就这么一支强大的叛徒阵容，组成一个国家的领导班子压力估计不太大。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出了大批叛徒的TG，大浪淘沙之后留下的金子，把中国从泥潭里带了出来。

从此，那些JY们才有了一个能卖得上价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