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史上的新疆吐鲁番盆地，曾有一个繁荣的西域古国，其名为高昌。高昌是一个由汉人组成的国家，他们在众多胡人的包围下，大体上保持了汉人的风俗和政治体制。从五胡十六国时期开始，高昌在中华大乱，中原政权无暇西顾的情况，小心翼翼地维持着独立的地位。但是到了唐朝，战乱终归结束，天下归于一统，雄才大略的李世民将目光投向了高昌，投向了这个坐落于碛西要道的最后一个汉人政权。但是在唐朝的统一攻势下，高昌统治者却选择了对抗，甚至不惜借助于外族的力量。

      高昌与中原相距遥远，气候恶劣，同事还有外敌支持。唐朝所面临的高昌问题，并不比今天的台湾问题更好解决。然而，唐太宗却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消灭了高昌国，实现了中国的真正统一。那么，唐太宗到底用了什么方法呢？


一：西域的汉人王国

      高昌是由汉魏遗留在西域的戍卒所建立，它位于碛西东端，扼守丝绸之路的咽喉，是一个拥有八座城池的华人国家。自晋末大乱之后，高昌国成为众多汉人难民避难的港湾。高昌汉人在吐鲁番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逐渐加强了高昌国的实力。高昌国历经四代政权，并在公元460年进入了鞠氏高昌统治的时期。在鞠氏的统治下，高昌国政局稳定，并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

      虽然高昌国深处胡人的聚居区，但是他们仍然在大体上保持了汉人的风俗和政治体制。

      在高昌国，通用语言和文字为汉语，同时兼用胡语；典章文物，一如汉晋之旧制。同中原一样，高昌也尊崇儒学，据《北史·西域传》记载，高昌国城内曾挂有“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周书·高昌传》记载，在高昌国内人民皆诵读《毛诗》《论语》《孝经》，政府也专门设置了学官。

      虽然高昌人努力保持着汉人的风貌，但是在外族文化的熏陶下，也不可能避免地出现了胡化现象，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发型和服饰的变化。据史书记载，高昌男子均为辫发髡头，着左衽之衣，就像胡人一样。


      由于高昌距中原十分遥远，所以历代政权皆服从于强势的游牧政权，比如柔然，比如铁勒，再比如突厥。在隋朝时，高昌国被突厥所攻破，高昌人被迫臣服于突厥，并与之通婚，接受了突厥人的官号。

      虽然，高昌国与隋唐等中原政权有着友好的交往，但是从实质而言高昌仍是强势游牧政权的属国，胡人君主们对于高昌有着隋唐无法企及的影响力。例如，高昌在隋朝时曾立志于恢复华夏衣冠，但是这个行为立刻被铁勒视为叛逆，并且令行禁止。高昌对游牧政权的依附，对于中原政权的貌合神离，最终酿成了巨大的战祸。

      二：唐朝的棘手问题

      唐朝建立后，中原在李渊、李世民两代君主的统治下，逐渐恢复了活力。出于商业和军事、政治方面的考虑，唐朝希望通过经略西域来控制丝绸之路，并且降服西突厥在内的西域诸国。而在这个背景下，同为汉族又扼守丝路要道的高昌，成了唐朝争取的重点对象。


      从高昌的特点来看，与我国今天的台湾问题很像。从政治上看，高昌是汉魏的遗留政权，从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前代的法统。而唐朝，却是脱胎于自北魏以来的鲜卑政权。降服高昌，唐朝便可更有效地声明自己的正统性。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看，高昌国是唐朝经略西域不可绕过的位置。而台湾，也是现代中国进出于太平洋的要道，同样也不可绕过。

      与现代中国难以解决台湾问题一样，高昌对于唐朝也十分棘手。若用强行用武力解决，那么便会遇到两方面问题。一方面，高昌和台湾一样，地理位置险要，并且拥有相对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是那么好解决；在另一方面，它们两者的背后都站有强大的“西方国家”，若强行开启战端，恐怕会遭到他们的干涉。由于使用军事手段的结果无法预测，所以从一开始，唐朝就想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高昌问题，实现两国的和平统一。


      唐朝建立后，高昌王鞠文泰曾向唐皇示好，并且带着自己的妻子宇文氏入朝。唐朝对于鞠文泰极尽笼络之能事，不仅对鞠氏夫妇厚加赏赐，同时还赐予其妻李氏之姓，封常乐公主，入了皇室宗籍。

      然而，鞠文泰对于唐朝的“示好”，不过是其蛇鼠两端的秉性的掩饰而已。鞠文泰只想享受唐朝给予的好处，却丝毫不想履行对于唐朝的义务。在入朝后不久，鞠文泰便开始对西突厥“一边倒”，并且帮助突厥人攻杀西域亲唐势力，同时阻截西域国家去往唐朝的使节。

      对于鞠文泰来说，民族与大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龙椅。虽然西突厥是胡人，但是他们大体能让鞠氏继续坐稳高昌王的位置；唐朝虽然为同族，但崇尚大一统的他们可不能保证自己还能统治高昌。所以，鞠文泰为了自己的地位，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异族的怀抱。然而事实上，对于高昌人民来说，加入富裕的唐朝要比加入西突厥要有利的多。毕竟唐朝可以给他们援助，而西突厥只会向他们索要贡赋。

      面对唐朝使节的斥责，鞠文泰甚至大咧咧地说：“鹰在天上飞，野鸡在蒿草中窜，猫在堂前游玩，老鼠安处于洞穴，各得其所，岂不快哉！”同时，鞠文泰还公然与唐朝分庭抗礼，不仅模仿中原设置百官，还劝说漠北的薛延陀政权不要服从于唐朝。

      鞠文泰不断出格的越轨行为，最终昭示着唐朝“统战”政策的破产。当鞠文泰拒绝了李世民的入朝召唤后，战争的阴云终于笼罩在西域大地之上。李世民下令，明年对高昌开战，“武统”已经不可避免。

三：雷霆万钧克高昌

      对于唐朝的进攻，鞠文泰可谓是自信满满。在他入朝于长安之时，曾仔细观察沿途情况，发现当地早已民生凋敝，远远比不上隋朝之时。唐朝国都离高昌有七千里，其中沙漠地区就有两千里，而且气候冬冷夏热。如果唐军大举出击，恐怕不要二十天就会把粮草吃完。即使到达高昌，唐军也不过是疲敝之师，可以轻松击败。然而，鞠文泰完全低估了唐军的实力，更低估了李世民的魄力。

      在决定攻打高昌之前，李世民曾受到了许多大臣的谏阻。这些大臣认为国家刚刚结束战乱，不宜劳师远征，特别是像高昌这样遥远的国家。但是，李世民却力排众议，决意对高昌发动远征。

      贞观十三年（629年）12月，李世民下诏讨贼。他命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并协同契薛万均、牛进达等名将，率领十五万汉军出征；同时，大将契苾何力率领突厥、契苾部落数万之众从征。一时间，“铁骑亘原野，金鼓动天地，高旗蔽日，长戟彗云”，自秦汉出师以来，未有如斯之盛。为了攻打高昌，李世民可谓是大花血本，而这也取得了奇效。

      唐军在李世民的全力支持下，可快便通过了碛西大漠。姜行本、牛进达等汉将突入罗曼山要塞，唐军就地伐木制造攻城器械，并且迅速攻破了该要塞。在另一路，契苾何力的胡人骑兵风驰电掣般地突入可汗浮屠城，并且将之迅速攻破。

      鞠文泰怎么也想不到，唐军居然来得那么快，打得又那么猛，一时之间计无所出，在急火攻心之际暴病而死。而鞠文泰心心念念的西突厥呢？他们一开始的确想声援高昌，但看到唐军强大的阵容后，也不得不选择按兵不动。西突厥还犯不着为高昌这样的小国伤筋动骨。

      鞠文泰死后，其子鞠智盛继位。他忙不迭地向唐军请罪，并且向侯君集盛言高昌之所以叛唐都是其父的过错。鞠智盛之所以选择服软，其实也是缓兵之计，他仍然幻想着来自西突厥的援助。但是经验丰富的侯君集根本不吃这套，他对鞠智盛说，如果他真心归降，那就请自赴军门请罪。

      鞠智盛见侯君集不中计，于是幻想着凭借城池负隅顽抗。然而唐军攻城技术出色，他们首先填平了护城河，并且利用投石机猛烈攻城。鞠智盛见城破在即，为了保住性命，于是正式向唐军投降。

      高昌从此灭亡，唐朝收取了当地的户口版籍后在该地设置了西州。唐朝终于打开了通往西域的窗口！


这里想起一首诗

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
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讲的大概就是这回事。

看来所谓的民族情怀，在现实和利益面前，从来都是次要的，这一点古今皆同。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远离民族主体，孤岛一般在异域异族环境中立足，时刻受周围环境影响，就是所谓的同化。还一个就是，天然的离心力，天高皇帝远，自立一国，做个土皇帝岂不快哉，什么民族大义，跟我有什么关系？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近代例子就很多。

   其实我不止一次的幻想过，假如，在远离中原的异域或者说西域，类似高昌这种，有一批汉人建立了强大并且持久的汉人政权，改朝换代也不影响汉人主体地位，奉行汉文化，如中原政权一般并行发展，那会是怎样的场景？假设一下，宋朝人忽然发现，越过葱岭，西边竟然还有一个中原！汉人当政，自称华夏，儒学昌盛，类似中原，那会是怎样的奇观。可惜了，高昌和西辽从两个方面证明我这只是幻想。

大家经常提的文明古国印度，指的是古印度文明。有这个说法的时候，古印度河文明没有被发现呢。古印度河文明和古印度文明其实是两回事，而且两者既不在一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传承关系。二者之间的差距，大概有咸豆腐脑和甜豆花那么大。这个就是古印度河文明比较坑的一个地方。

刚有文明古国这个提法的时候，印度文明指的是以雅利安征服为起点的恒河文明，大致相当于商朝前期，夏末时期。恒河就是那个某小清新美女去净化心灵和肺腑的恒河，虽然大肠杆菌和重金属严重超标，虽然浮尸有一些。这些小清新们真信了印度教还不如去冈仁波齐峰，当然为了保护西藏的环境，她们还是去恒河更好点。

冈仁波齐峰，是比珠穆朗玛峰显高。

印度河文明比恒河文明早得多，但是发现的很晚，现在往往笼统的把他们归到一起，都叫古印度文明，其实两者是两回事。古印度河文明还要更发达一些，有完美的城市规划，有了以棉、麦种植为主的农耕活动以及相应的灌溉系统；产生了饲养牛、羊、猪、象、骆驼等的早期畜牧业，在遗址街道的拐角处，发下了驴车蹭出来的痕迹；手工业已经从农牧业中分化出来，轮制陶器、青铜的冶炼加工、棉花纺织、宝石和象牙的雕琢等手工作坊已普遍；青铜工具和器皿得到广泛使用;烧制的红砖是主要的建房材料；并且出现了两层、三层的古代楼房,家庭都有厕所，有发达的下水道系统，下水道的拐弯处甚至设置了圆角以免堵塞；产生了由大约500个符号构成的古老文字体系。单单以厕所而论，不输于当代印度，摩亨佐达罗城市内，不同的家庭住宅大小不同，但都是独门独院，房子的居室隔开，很多都是小楼，每家都有水井、下水道、厕所

为什么古代文明首先出现在印度河流域，而不是同样是大河的恒河流域？通常来说，古代文明往往诞生于大的河流附近，水源供应不成问题，河流泛滥留下了肥沃的土地，河流也能更便利的交通。但是，在公元前6000到4000年前，这个文明史上的关键时间恒河所在地域气候太过温暖，还是热带雨林气候，林木茂密。我们知道，即使在现代，热带雨林也不是一个宜居的地方，印度河流域要更干燥一些，适合于人类生存，林间的空地也有利于早期农业的发展。

比较坑的地方，还有印度河基本不在印度，虽然印度河是印度这个名字的来源，印度河是巴基斯坦的主要河流。如果按干流来算，印度河发源中国的青藏高原，在中国境内叫狮泉河，孔繁森的烈士墓就在狮泉河烈士陵园。狮泉河出中国后，流经克什米尔这个争议地区，就进了巴基斯坦，支流倒是有阿富汗和印度

当然1947年印巴分治之前，印度河还是名副其实的。那时候，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通通都叫印度。印度河文明倒不是完全不在印度，有几个城市还是坐落在今天的印度境内的，比如当时航海的港口城市罗塔尔。

古印度河文明以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为主要核心，这两个城市相距650公里，大约是北京到沈阳的距离，位于宽阔的印度河的两岸。摩亨佐•达罗控制着商路，哈拉帕控制着矿产地，在印度河两岸，有一串串的文明遗迹，并不是只有这两个城市。整个文明的统治区域可能达到50万平方公里，比当时的其他文明都大。所以虽然有人称之为哈拉帕文明（哈拉帕遗址的考古更为彻底，摩亨佐•达罗地下水位太高，没办法深入考察），现在还是更多的称为古印度河文明。

摩亨佐•达罗位于巴基斯坦这个伊斯兰教国家，有当地的文物工作者把能在摩亨佐•达罗工作（这毕竟是份相当不错的工作，收入稳定而且不低）归功于真主。摩亨佐•达罗的历史目前大约是4000-5000年前，当地最引人注目的是2000年前的一座佛塔，遗址是佛塔周围的残垣断壁及地下好几层的旧城。伊斯兰教的诞生于一千多年前，真是天不生买买提，万古TMD如长夜。

印度河文明的发现是个漫长而且偶然的过程。，首先是在1875年英国人在哈拉帕附近修建铁路，在拉来做路基的碎砖上发现了符号和印章，当时的人们把这些印章归到了佛陀时代，对应到中国就是大约孔子时期，然后就被搁置了，直到1921年，才认识到这是一个遥远而未知的文明。

一个很有趣的流言，这个流言的历史远比网络历史发明家的悠久，即根据印度两部诗歌史书，摩亨佐•达罗因类似核武器的攻击而被毁坏。实际上，《摩诃婆罗多》大约成型于公元5世纪，描述的是公元前十四世纪之后的事情，和古印度河文明没什么关系。古印度河文明是怎么毁灭的，还是不得而知。不过在遗骨上，发现过麻风病和刀砍的痕迹，毁于战争和瘟疫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另外摩亨佐达罗是一层层叠加的，每当上一个古城毁于洪水，当时的人们就在原址上面重新修建一座城市，这一点和开封颇有类似。城市越来越高，但是地下水位却也在跟着涨，今天这里的地下水位只在地面下三四米深。从印度河文明的发展看，哈拉帕文明的人在后期离开了印度河边，前往南方地势更高的地方，或许可以作为佐证。同时期恰好也是地质历史上比较温暖的时代，因为水灾而放弃城市并非不可能。

摩亨佐达罗的历史其实很可能比现在发现的要久，因为遗址一共有九层，受地下水位限制无法发掘到最下面，而巴基斯坦70年代之后的在其他地方的发现可能将这个文明的上限再向上延伸一千年，而这个文明的港口城市罗塔尔很可能会把下限延伸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个就和雅利安征服接上了。罗塔尔发现了巨大的船坞和两河流域及古印度河文明的遗物，这里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贸易港口。

但是在雅利安人是有文字的，但是根本没有提到这两个巨大的城市，按说这不太合理。雅利安人入侵是在这两座城市被废弃200-300年之后。雅利安人征服古印度河文明的一些旁枝是有可能的，但是最多只能是打扫战场那一类。

从发掘出来的文物看，当时的人们生活富足而且安逸。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这两座城市大抵类似，城市里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地势较高的上城，建筑在高出地面十几米的人工平台上面，有坚固的城墙，城墙内部有大浴池、谷仓、大厅等公共建筑，大浴池的底部还用沥青做了防水处理；更多的是地势较低的下城，大街小巷纵横交错，最宽的街道有十米左右，街道两边是各家各户的房屋，有楼房也有平房，有了明显的贫富分化，但似乎还不到阶级分化的程度，最简陋的民居，一两间低矮的房舍还是有的。上城类似功能区，下城类似居民区，家家户户有自己的下水道，通往街道下面的下水道主干道，然后排往城外。当时这两座小城里面居住着3-4万人，人口密度相当之高，人口密度大约是12000人/平方公里，作为对照，北京2015年二环内的常住人口密度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摩亨佐达罗遗址

以摩亨佐达罗为例，上城的中心是个大浴池，深两米多，长12米，宽7米，这么核心的位置，恐怕是为了某种宗教仪式准备的。浴池东边是大片房屋和带回廊的庭院，西边是大谷仓，南边是四行五列20个石柱础，中间有些矮凳类的东西，可能是个开会或者举行仪式的地方，北面可能是个城堡之类的遗迹。

大浴池

那么这么大的城市使用什么做建筑材料呢？这里发现了最早的火烧砖，别的文明使用的是泥砖、石头，我们中国是夯土和干栏式建筑，都是直接取自大自然，但是印度河文明已经有意识的使用了火烧这一人工加工。在当时煤炭还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下，只能采用自然界的绿色植物作为燃料来源，可见这一步跨越还是很巨大的。这可能也是被逼出来的，洪水不断，没有石块，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也就这点解决方案了。而且在当时的建筑中，砖块只有两个型号，同一型号的砖块大小几乎完全相同，非常令人震惊

遗迹里的房屋有个特点，门都开在大街背后的小巷里，从小巷到大街地势逐渐降低，门很狭小。一般来说，这么不方便，要么是为了好看，要么是因为有危险。我觉得更可能是因为洪水的原因，至少洪水不会从大街上直接灌进自己家里把东西冲走。不过他们的房子还不会使用梁和柱子，因此房屋的墙都特别厚，靠街的一面甚至三到四层砖。不过这也带来一个麻烦，烧制这么多的砖块，要烧掉多少绿色植物啊。限于当时的生产能力，也不可能从远处运来燃料，光按着城市周围这一块羊毛使劲薅，早晚能给搞成葛优，而且越往后，气候越干旱，人口对资源的要求恐怕却是越来越多。

这个文明还有一个和其他文明不一样地方，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王权。没有与众不同的豪华宫殿，没有一件出土的器物显示这一点，也没有强力机构的痕迹，那么这么大的城市怎么治理的呢？莫非这里已经到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发达阶段？

从遗迹上看，当时的社会协作已经十分发达，水利工程,交通设施,城市建设 ,度量单位等等,无一不体现着各行各业乡村城镇之间的协作。奇怪的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上层建筑在主导这一切的运行，他们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无论是其他文明遗迹或者近代被发现的原始部落，都有一个辨识度很高的权力中心。这种现象倒确实很奇怪。前面提到的上城与下城之间的划分，上城倒更像平时一个举行仪式、存放粮食，洪水来了大家去避难的高地，不像宫殿区。从印章和文物上看，有明显的女性崇拜的痕迹。女神像在不少民居内被发现，女神像赤裸上身，乳房非常突出，下身则有织物围绕，按说这么发达的社会，应该已经走完了父系氏族社会这个阶段了吧，所以这也是个有趣的地方。男神像也有，数量少，体积大一点。

古印度河文明的人们在当时已经出现了标准化和度量衡的统一。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两座古城，距离650公里，横跨大河两岸，但是城市建筑所用的砖块标准几乎是统一的，只有两种规格。在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尺子，好先进。这比当地后来上千年的文明都要先进。

这有可能与他们发达的海外贸易有关，在苏美尔人那里和伊朗，都发现过古印度河文明的文物，确认这一点的一项依据来源于印章，古印度河文明的确认也来源于他们的印章，这些印章上目前已经发现了500多个符号，还没有被解读。这些印章最初被认为是某种图腾，现在一般被认为是商品的标志，大概是最早的注册商标。印章不仅在当地被发现，也在两河流域被发现，结合C-14，古印度河文明的时间才被准确的确认。

印章是1912年被发现的，1923年才确认这属于一个未知且久远的文明，恰好在这时期，在古巴比伦和古波斯发现了类似的的印章，在那里文明被确认为公元前3000年，这才使古印度河文明的历史突然上朔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年代。当时的猜测是古印度河文明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分支，或者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强大影响。后来随着发掘，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文明，而且和外界的交流之广阔，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因为在泥板书上的楔形文字里，有大量的关于古印度河文明的记载

楔形文字里提到了三个地名，第尔蒙、马干、抹露哈。有趣的是这三个地名就像一二三班一样，不是一二三，就是三二一，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三二、二三一、二一三、三一二。现在人们认为这三个应该是三个贸易点，是古印度河文明和两河文明之前的三个贸易中间商，以距离两河流域的距离，由近及远，分别是第尔蒙、马干、抹露哈。现在一般认为第尔蒙应该是波斯湾的巴哈兰岛及其附近海岸的一些地区，另两个还没确认。因为在巴哈兰岛的古坟场发现了带有古印度河文明印章的遗物，还有一些明显不属于当地的东西。

在两河流域的文字记录里，有从抹露哈进口象牙梳子，在摩亨佐达罗也发现了这种象牙梳子；在两河流域发现了蚀花红玛瑙珠，但是没发现过加工作坊的痕迹，作坊却在古印度河文明的遗址找到了；两河流域文明大量进口和使用天青石，也发现了有天青石的痕迹，天青石在两河流域周围都不产，最合适的来源是今天的阿富汗。再远一点也有，那就要到中国了，那基本不可能。

两个文明之间的贸易很有意思，两河流域青铜手工业很发达，农业也很好，显然是需要奢侈品；但是奢侈品的产地实际上并不在这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这两个城市，却在印度河文明的边远地区如今天的阿富汗的一些地方。印度河文明找不到他们很缺乏的东西，没有明确的王权和阶级分化，奢侈品不是特别有市场（有来自今天西藏的宝石和伊朗的黄金）；粮食可以自给自足；当地是棉花的最早产地，不缺织物；羊毛也不缺。实在要说缺什么，就是缺乏青铜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在当地，石器制作的农具已经够用了，土地条件太好，而且在遗址中，几乎没有发现青铜兵器。

在古印度河文明的印章上面，发现了万字符。我一直以为这个符号是唐僧他老人家从印度带回来的，是个原产印度的舶来品。直到这几天才发现我错了，错的好离谱。在印度、两河流域、迈锡尼、波斯等都发现了这个符号，而最早的，居然可能是在中国的一个陶罐上，七八千年以前。

在古印度河文明里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比如说很少发现武器（不是没有，少量的铜和青铜的箭镞、匕首、矛还是有的，他们也狩猎动物），但是没有什么更大的器械，比如别的文明里的战车之类的。这很不正常。那么大的文明，难道就一点威胁也没有吗？古印度河文明的青铜冶炼水平不低，并不是没那个能力，而且就算没有外敌入侵，内部的威胁难道也没有吗？但是在城外胡乱埋葬留下的遗骨上面，却发现过刀砍的痕迹。或许这也是他们毁灭的一种可能吧。摩亨佐达罗的房间和街道上都发现了遗骨，男女老少都有，身上带着首饰，但是还没看到他们的死因方面的文章。过着富足的生活，毫无国防概念，毫无忧患意识，简直就是一只待宰的大肥羊，历史上过得这么好还被落后而野蛮的外来者给蚕食鲸吞的多了，古印度河大概算是比较早的一个，但是这个进程恐怕会不断重复下去。

这好像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国度，简直就是乌托邦或者低配版的“外国”（公知口中的）。经济高度发达，人民生活富足，无忧无虑，贸易高度发达，四海通商，小政府甚至没有政府来干涉日常生活和收税，更不用担心打仗死人。依仗着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人们的勤劳智慧，兴起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只需要循着一条自然发展的轨道运行到地老天荒即可。但是一旦维系这种发展的脆弱平衡被打破，大的自然灾害、人口的过度增长、外来的侵略，就只能无可奈何地任凭一度的繁荣衰落下去，甚至连留给以后兴起的文明一点明显的影响都不能够做到。

写完了，突然想起了三星堆。也是富庶的文明，也是没有发现什么武器，也是本地不产青铜，也是大河附近，也是土壤极佳，也是莫名其妙的消失，也是金沙遗址远不如更早的三星堆，三星堆还发现了来自印度洋北部的海贝（三星堆的上限和古印度河文明的下限在时间上有交叉），不知道他们怎么沟通的，也许走缅甸？当然三星堆的阶级划分是非常明显的，这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是一致的。

在海工市场持续低迷和巨额债务的重压下，全球最大海工船船东也是中国船厂的最大客户——潮水公司（Tidewater）终于还是抵挡不住轰然倒下。

债务总额约16亿美元申请破产保护

5日12日，美国上市海工船船东Tidewater和主要债权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将于5月17日申请破产保护，涉及的未偿债务总额约为16亿美元。当天，Tidewater价大跌31%，创历史新低。

Tidewater预计，这一破产方案将能消除约16亿美元的未偿债务本金。根据预先制定得破产计划，债权人将按比例分享2.25亿美元现金、普通股和收购普通股的认股权证，相当于Tidewater重组后95%的形式上普通股；以及8%固定利率有担保票据，2022年到期，总计本金金额为3.5亿美元。

另外，Tidewater现有的普通股将被注销，现有普通股股东将按比例分享Tidewater重组后5%的形式上普通股。现有股东还可以获得收购Tidewater重组后额外普通股的六年认股权证。

 订造近百艘！已经撤销和推迟中国船厂订单

Tidewater是全球最大的海工船船东之一。过去十年来，Tidewater每年持续更新其船队，总投资额达到约50亿美元。在其350船队中，只有18艘建于2000年以前。据克拉克森数据统计，Tidewater船队规模超过350艘、156万修正总吨，平均船龄17年。

Tidewater是中国船厂的最大客户

Tidewater旗下船队中近三分之一总计仅百艘海工船由中国船厂建造，包括锚拖供应船 51艘，PSV 38艘，操锚拖船4艘，维修工作船3艘和供应船 1艘。其中福建东南造船、马尾造船和广东粤新海工和广新海工为Tidewater建造的海工船超过半数，总计61艘，分别有22艘、18艘和12艘和9艘。

2015年6月，Tidewater撤销了在中国船厂订造的5艘海工支援船（OSV），包括1艘三用工作船（AHTS）和4艘平台供应船（PSV）。据了解这家船厂很可能是广新海工。Tidewater此前曾在广新海工订有6艘AHTS和6艘PSV，其中前3艘AHTS订单已经于早些时候撤销。这些合同的预付款保函均由中国银行（BOA）提供。

当年6月，Tidewater还与广东中远船务达成协议，推迟2艘4000载重吨PSV交付日期。

据了解，Tidewater在中国船厂的订单已经全部交付或者撤销，目前手持订单仅一艘。

1995年进入海工市场！遭遇史上最严重的危机

海工市场的持续低迷是Tidewater破产的主要因素。

据悉，2015年10月，巴西国油为了削减成本撤销了与Tidewater签署的10艘工作船定期租约。在巴西国油撤销租约前，Tidewater可能有20至25艘海工船在巴西作业。数据显示，在Tidewater的总收入中，巴西市场占12%至13%。

Tidewater首席执行官Jeffrey Platt此前表示，目前海工市场表现非常糟糕，Tidewater自1995年开始进入海工市场，当前海工行业的低迷可能将成为Tidewater曾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

Platt称，手持订单是海工市场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由于海工支援船（OSV）领域正在经历严重的低迷，市场需求不断减少而船队运力却在稳步上升。因此，海工船市场撤单情况越来越多。

Tidewater公布的2016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收益超预期，该季度收入为1.292亿美元，净亏损2.977亿美元，好于分析师的预计。不过，即便如此，对于债务缠身的Tidewater来说，显然还是无法熬过这一轮海工市场史上最严重的危机。

昂茨是一个犹太裔的商人，哈佛本科，斯坦福理论物理硕士。他试图获得共和党1994年加州州长竞选的党内提名但没有成功，但当时他获得了34.3%的选票，被人笑称为“物理学书呆子的竞选”。他写于2012年的这篇38页长文《美国任人唯贤的神话》（TheMyth of American Meritocracy）在美国教育界如同重磅炸弹，其翔实的资料（有120处引文）和严密的逻辑使得他的论点极难被反驳。他甚至在论述中逐一讨论了反方论点和论据，让人更难以挑战他的论述。

可惜的是，这样的真知灼见不能为今天的主流媒体所容，这篇文章很快就“沉下去”了。他这篇文章的篇幅如此之大，以至于连华裔家长也没几个读完。

正因为此，我特意写了一个浓缩篇，算是节约一下大家的时间，但是本人水平有限，还是强力推荐大家去读原文：http://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the-myth-of-american-meritocracy/

昂茨文中第一页就点明了整个问题的大背景：今日美国贫富悬殊愈演愈烈，中产阶级每况愈下。在这种向上流动性大减，“胜者全拿”的社会里，对绝大多数家庭而言进入常春藤名校是保证子女将来有出息的唯一道路。

This situation, sometimes described as a “winner take all society,” leaves families desperate to maximize the chances that their children will reach the winners’ circle, rather than risk failure and poverty or even merely a spot in the rapidly deteriorating middle class. And the best single means of becoming such an economic winner is to gain admission to a top university, which provides an easy ticket to the wealth of Wall Street or similar venues, whose leading firms increasingly restrict their hiring to graduates of the Ivy League or a tiny handful of other top colleges.

上图显示了美国社会顶层的1%人口占有了35.4%的财富，前5%的人口占有了63.1%的社会财富，剩下的95%民众只有36.9%的社会财富。

昂茨无情地揭开了美国常春藤名校录取程序的老底，设计出这种独特的的超复杂和充满主观因素的录取程序（uniquelycomplex and subjective system）的最初动机是：解决常春藤名校里犹太人太多的问题。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年之前包括哈佛在内的常春藤名校是按学术成绩来录取的，渐渐的学术成绩优异的犹太裔学生大量涌入常春藤名校。掌控着常春藤名校的盎格努撒克逊后裔们在二十年代发明了这套号称考虑多方面条件的录取制度好把犹太学生的比例限制在15%之内。

During the 1920s, the established Northeastern Anglo-Saxon elites who then dominated the Ivy League wished to sharply curtail the rapidly growing numbers of Jewish students, but their initial attempts to impose simple numerical quotas provoked enormous controversy and faculty opposition. Therefore, the approach subsequently taken by Harvard President A. Lawrence Lowell and his peers was to transform the admissions process from a simple objective test of academic merit into a complex and holistic consideration of all aspects of each individual applicant; the resulting opacity permitted the admission or rejection of any given applicant, allowing the ethnicity of the student body to be shaped as desired. As a consequence, university leaders could honestly deny the existence of any racial or religious quotas, while still managing to reduce Jewish enrollment to a much lower level, and thereafter hold it almost constant during the decades which followed.

其实其中的秘密说出来一文不值，基于学习成绩的录取制度也许谈不上是什么好制度，但是至少公平透明，客观性强。但是哈佛大学在二十年代年引入的这套复杂，充满主观因素的录取制度最妙之处就在于完全失去透明性，你很难直接对比两个学生，而校方就可以一手遮天，一方面把犹太裔学生数目限制在一定比例下，一方面脸不红心不跳地否认自己有任何歧视性政策，是不是听上去很熟悉？

那犹太人社团最终是怎么打破这种歧视的呢？无他，掌握了权力而已。

Indeed, Karabel convincing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collapse of the long-standing Jewish quotas in the Ivy League during the decade following World War II only occurred as a result of massive media and political pressure, pressure surely facilitated by very heavy Jewish ownership of America’s major media organs, including all three television networks, eight of nine major Hollywood studios, and many of the leading newspapers, including both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By contrast, Asian-Americans today neither own nor control even a single significant media outlet, and they constitute an almost invisible minority in films, television, radio, and print. For most Americans, what the media does not report simply does not exist, and there is virtually no major media coverage of what appear to be de facto Asian quotas at our top academic institutions.

Different political blocs waged long battles for control of particular universities, and sudden large shifts in admissions rates occurred as these groups gained or lost influence within the university apparatus: Yale replaced its admissions staff in 1965 and the following year Jewish numbers nearly doubled.

昂茨说的很直白：二战之后，犹太社团通过靠着大规模在媒体和政治上造势给予常春藤名校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犹太社团几乎接管了美国的主流媒体，所有三大电视网，九个好莱坞制片厂中的八家，很多大报社，包括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被其控制。而掌握了权力的胜利果实如此甜蜜：1965年耶鲁更换了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第二年，犹太裔学生数量翻番。

与此相反的是，今天亚裔啥也没有，在电影电视电台和出版物上亚裔几乎毫无踪迹。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主流媒体不报道的事情就不存在，亚裔被歧视当然也就不会有多少人注意到了。

亚裔成为新的“犹太人”，成为被歧视的新目标。

昂茨列出了触目惊心的数据：Princeton sociologist Thomas J. Espenshade and his colleagu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among undergraduates at highly selective schools such as the Ivy League, white students have mean scores 310 points higher on the 1600 SAT scale than their black classmates, but Asian students average 140 points above whites. The former gap is an automatic consequence of officially acknowledged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ies, while the latter appears somewhat mysterious.

也就是说，常春藤的白人学生平均SAT分数要比非洲裔同学要高310分（满分1600分），但是亚裔要比白人同学平均还要高140分。310分差距应该是反映了对非洲裔学生的照顾政策，但是140分差距则很难解释。

在过去二十年里亚裔的人口，特别是18岁到21岁年龄段人口（上图虚线）大幅增长，于此对应的是，录取时不考虑种族因素的加州理工的亚裔学生比例也随之增长（和虚线伴随增长的那条实线）。但是奇怪的是所有八所常春藤名校（其他八条实线）的亚裔比例都被稳稳地控制在15%-20%区间，而这一切，据校方说，只是巧合！

今天犹太裔学生学术成绩的崩溃（The StrangeCollapse of Jewish Academic Achievement）

昂茨没有停下来，他用大量数据揭示了一个很多人不清楚的事实：今天犹太裔学生学术成绩的崩溃，如今犹太裔高中生的学术成绩不但远不如亚裔，连非犹太裔的白人学生也不及。以下段落大家可以仔细阅读，其中数据实在惊人：哈佛大学录取的新生中45%是白人，而犹太裔学生高达25%，也就是非犹太裔学生只有20%。而实际上只占总人口2.1%的犹太裔学生的学术成绩不如非犹太裔的白人学生，离亚裔差得就更远了，但是他们占了常春藤大蛋糕里最大的一份。

In fact, Harvard reported that 45.0 percent of its undergraduates in 2011 were white Americans, but since Jews were 25 percent of the student body, the enrollment of non-Jewish whites might have been as low as 20 percent, though the true figure was probably somewhat higher.The Jewish levels for Yale and Columbia were also around 25 percent, while white Gentiles were 22 percent at the former and just 15 percent at the latter. The remainder of the Ivy League followed this same general pattern.

This overrepresentation of Jews is really quite extraordinary, since the group currently constitutes just 2.1 percent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about 1.8 percent of college-age Americans.52 Thus, although Asian-American high school graduates each year outnumber their Jewish classmates nearly three-to-one, American Jews are far more numerous at Harvard and throughout the Ivy League. Both groups are highly urbanized, generally affluent, and geographically concentrated within a few states, so the “diversity” factors considered above would hardly seem to apply; yet Jews seem to fare much better at the admissions office.

在昂茨看来，犹太裔学生学术成绩的崩溃是如此明显，你无论用哪个指标去衡量都一样。原因呢？无他，新的一代犹太裔学生失去了父辈和祖父辈努力向上的动力，读到此处不禁让人唏嘘，二战结束之后的那一代星光灿烂的犹太裔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和律师们，如果知道后辈如此不长进，不知道会有何感想。昂茨甚至不留情面地指出，要不是苏联解体为犹太社团带来了一波勤奋好学的新犹太移民，犹太学生团体的平均学术成绩还要更糟。

他极其伤感地指出：几十年前，当一流高中生中25%是犹太裔的情况下，犹太裔占据25%的常春藤席位是非常合理的。如今犹太裔在一流高中生的比例已经跌到了6%，可是犹太裔学生在常春藤大学中的比例还略有增加。

My casual mental image of today’s top American students is based upon my memories of a generation or so ago, when Jewish students, sometimes including myself, regularly took home a quarter or more of the highest national honors on standardized tests or in prestigious academic competitions; thus, it seemed perfectly reasonable that Harvard and most of the other Ivy League schools might be 25 percent Jewish, based on meritocracy. But the objectiv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in present day America, only about 6 percent of our top students are Jewish, which now renders such very high Jewish enrollments at elite universities totally absurd and ridiculous.

我觉得耐人寻味的是，抨击现行体制的昂茨(RonUnz)和诉讼现行体制的布鲁姆(EdwardBlum)都是犹太裔，难道他们都是我们常说的“自恨”类型么？当然不是，他们反对现行体制因为他们看出现行体制是不可持续和损害美国的长远利益的。

昂茨雄辩般的总结陈词：

Power corrupts and an extrem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even more so, especially when that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s endlessly praised and glorified by the major media and the prominent intellectuals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 such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at power. But as time goes by and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notice that they are poorer and more indebted than they have ever been before, the blandishments of such propaganda machinery will eventually lose effectiveness, much as did the similar propaganda organs of the decaying Soviet state. Kahlenberg quotes Pat Moynihan as noting that the stagnant American earnings between 1970 and 1985 represented “the longest stretch of ‘flat’ inco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of North America.” The only difference today is that this period of economic stagnation has now extended nearly three times as long, and has also been combined with numerous social, moral, and foreign policy disasters.

但2017年最大的谣言，是一款30多年的老谣了，借着C919的升空，再次被人翻了出来，各种自媒体，包括很多大号，不但不加任何核实，为了阅读量和赞赏量继续带节奏，把运十的下马的原因，往阴谋论上带，往腐败上带，甚至目标直指286，直指改革开放。

谣言是这样说的：作为民航总局局长的沈图，收了麦道MD82项目的巨额回扣，力主运十下马，后来在1985年畏罪叛逃到美国，这个说法在C919试飞前后几天，铺天盖地，流传甚广。

我也给大飞机写了一篇，很多读者留言抗议，抗议我分析运十下马分析的不够深刻，没有提真正的原因“沈图叛逃”事件。

说实话，一向乐观自信的我，真的很心痛，网络就这样抹黑一个曾经的抗日英雄，我黨优秀的理论教员，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还是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创始人。

沈图1987年12月离休。此后，他担任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对外联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理事长、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顾问等职。

你见过哪个叛逃以后，还在国内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的？你讲过哪个叛逃后还担任对外联络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你见过哪个叛逃后还担任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理事长的？你见过哪个叛逃后还担任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顾问的？

还有我们都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他是中国名声最显著、规格最高的园林式公墓，一般只有为革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才有资格葬于此地，而沈图死后就葬于八宝山。你讲过哪个叛逃后可以葬于八宝山的？

还有《人民日报》的讣告，一般只刊登副囯级以上级别的讣告。蛋总特意去翻了1993年的人民日报，在1993年3月1日的第四版，也就是沈图去世后的头七，有了这样的版面。

电子稿，再放大一下：

你见过哪个叛逃的死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会发讣告的？

在中国，一直没有对民资放开的领域就是出版行业，目前为止，所有的出版社全是国有或者国有控股的。蛋总说这个意思是：图书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出的，都要经过出版社审核把关。 

但是很多大号口中的“叛国者”沈图竟然出了一本书《沈图回忆录》。

第五次住进医院的沈图，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他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给这本书做了《后记》。

你见过哪个叛逃的还能五次在北京住院治疗？还能躺在北京医院里写回忆录并且最后出版？

既然沈图叛逃是谣言，淡总就有责任站出来正本清源，给老人家正名。沈图不但不是个叛国者，还是个老革命，有过卓越的贡献。

他生于1918年，上学的时候就加入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国会和民族解放先锋队，18岁就入党了，然后就奔赴了延安，在延安抗大担任教员，后来又到晋察冀军区担任宣传部长，所以他还是一位思想政治工作的老手。

解放后的1950年，接受周男神的调令，沈图脱下军装，投身于民航事业，接受周男神的直接领导。

蚊革的时候，周男神关于“飞出去”的指示，受到严重干扰，开辟新航线的计划搁浅，沈图遭到迫害，一关就是5年。

在他精神几乎要崩溃的时候，他总是反复念叨周男神的教诲：一个领导者，在必要的时候，要蒙受一点耻辱！就靠着这句话，他坚持了下来。

1977年沈图再次担任民航总局的局长。沈图参加和主持了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通航谈判。

他本身就是政治工作的老手，所以善于驾驭谈判，在棘手的谈判中，通过曲折迂回而最终达到目的，连他的谈判对手都对他高超的谈判艺术十分钦佩。

他还曾经参与过劫机谈判。1983年5月5日，他接到一个电话，声音焦虑而激动，沈图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大了一圈，因为一架沈阳飞上海的飞机被歹徒持枪劫持了，飞机上还有100多名乘客。

这可是新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恶性劫机事件，国家紧急启动了处置劫机领导小组，气氛非常紧张，沈图向机组高喊：一定要保证旅客安全！旅客安全第一！

劫机者有六人，为首的叫卓长仁，是沈阳体育学院保卫处的，任职期间曾因盗窃、持枪斗殴、流氓等行为被多次拘捕。

经过一番斗智斗勇后，飞机最后降落在韩国军用机场，当时两国还未建交，所以谈判也是个头疼的问题，沈图亲自出马了。

最后经过一番周旋，机组人员和乘客被成功接回（飞机也回来了），劫机者被韩国当局审判并判刑。后来被韩国特赦又给赦出来了，由于中韩尚未建交，六个人被遣返到台湾。

这六个人受到了蒋茎国的热情接待，被封为反g六义士，授锦旗，做演讲，抹黑大陆，一时间风光无限。

不过，比较讽刺的是，1991年当年劫机的卓长仁、姜洪军等人本性暴露，旧毛病复发，绑架了人质，并且把人质给杀害了，狠狠打了台湾当局的脸，最后被枪决，人渣毕竟是人渣，逃到哪儿都一样。

但是这起劫机案却给了国内某些犯罪分子以暗示，通过劫机可以逃脱惩罚，还能通过装逼，获得台湾的青睐，过上风光无限的生活，于是从1983年到1993年，劫机事件不断（十几起），而且目的地大多都是飞往台湾。

民航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安全地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反劫持是民航一项重要工作。除此之外，还有飞机自身的安全性能问题。

在1982年4月26日，一架由广州飞往桂林的三叉戟飞机，在桂林撞山失事，机上112人全部罹难。

后来调查的结果是自动驾驶仪故障。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较为高级的客机，常作为领导人的专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重大人员伤亡的民航飞行事故，为困难的民航工作雪上加霜。

作为民航的职责所在，乘客安全大于天，其他的所有问题都得靠边站。安全之外，还有服务意识。

 在改革开放之初，民航也面临重大改革，也得军企分开，实行企业化运作。然而这对于庞大的民航业来说，如何扭转职工这种观念，其实阻力还是很大的。

比如我们一般都以空姐为服务业的标杆。中国的空姐培训就是沈图搞的，当时选送空姐到日本学微笑服务，学习日本先进的服务经验，学习衣着风度，学习说话语气，微笑表情，紧急救助服务。

从美联航打人事件可以看出，中国民航的服务还是不错的。而且美国航空为了压缩开支很少用空姐了，经常是空婶，甚至空奶。

目前我们都习以为常了，但是当时却面临了很大的压力，遭到了很大的非议，上升到了路线高度，说是有失国格，丢面子。

除了扭转观念，还得扭亏为盈。因为之前都是国家拨款，虽然连续十四年年年全局性亏损，反正有国家来买单。但国家断奶之后，就不得不考虑经济成本。

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初，艰难的民航业。

再回到运十上，那么运十下马的帽子能否扣给沈图呢？我觉得肯定不能。从目前公开的资料看，民航方面的确从安全性和经济性能提出过自己的建议，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负责任的表现。

1982年5月24日（桂林空难发生后的第2个月），民航总局给出了自己的几条意见，认为认为运十飞机在取得适航证前，不宜加入国内长途航线。

局座也曾在节目中披露，运十下马主要是中国整体配套工业链还十分薄弱，无论是材料加工、还是零部件生产、还是装备工艺控制，都存在很大问题。从试飞开始，就不断暴露出多种故障。

平心而论，运十相对于我国当时的工业水平，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不考虑安全性（隐患），不考虑经济性（油耗），可以比肩两弹一星。

可以说，运十是数百名航空科技人员和设计人员，历时十年的呕心沥血之作，凝聚了他们大量的心血，也是国家和民族的自豪，运十的下马对他们来说的确是痛彻心扉的事情。

但是，爱国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强行上马必然会酿成大错。好比印度不顾国力发展航母，三度下水至今仍未完工，就算完工，舰载机还得另外买，空耗了国力，最终沦为笑柄。

印度发展航母还好，无论是搁浅、还是起火起码还可以逃生，飞机在高空中一旦发生事故，几乎难有生还机会，必将给中国航空、乃至民族工业蒙上阴影，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而且这跟两弹一星还不一样，比如火箭，火箭发动机是一次性的。核潜艇是军用的，而且研制本身就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并且极度保密，发生了故障影响也不是很大。

另外，经济成本在商业竞争中也是致命的。比如国产坦克油耗比美国比俄罗斯大一点儿，这问题都不大。国产战机发动机寿命短一点，也没问题，管够就成，还能常用常新。

但民用航班却受不了。比如北京到合肥航班，假如运十安全性跟波音737相当，但运十贵50块钱，我估计最终还是会被市场淘汰。

爱国热情可以会让大家支持个一次两次，甚至十次，但最终还是要回归成本。

有人说，最不该让运十的生产线下马，图纸什么都烧了。这事儿倒是要说道说道，事实上当年主管单位三机部直接下令要求运十的资料和生产线进行保留，但是上飞自己拆了生产线，销毁了所有资料。至于为什么，大家脑补吧。

反正当时好几家公司比如上飞，还有西飞和陕飞，都在积极争取麦道的合资项目。只可惜上飞砸了自己的生产线后，虽然成功地跟麦道签了合作协议，但没过几年麦道自己却破产了，上飞又去搞房地产……

“证据”毁灭后，现在为了抢C919的蛋糕，又有人把锅甩给了沈图，甩给了决策者，甚至甩给了286，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阴谋套路。

有人说无论如何，停止大飞机的研究，作为一个大国是不应该的。其实我们造大飞机的梦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只是道路很曲折。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等老科学家，联名给286上书，要求跟踪世界先进科技，建议马上得到286拍板，这就是著名的863计划。

在这个背景下，胡溪涛联合北航校长沈元、南航校长张阿舟、西北工大校长季文美也向286上书搞大飞机，这就是“四君子上书”。

四君子上书之后不久，囯院召开常务会，决定研制干线飞机，参考运十的方案研制运16。囯务院要求在1996年取得适航证。

1993年10月，李总理在上海再次召开了研制干线飞机的会议，要求下决心，不失时机地研制出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和总体设计技术的150座以上的干线飞机，力争在2000年取得适航证。

然而转折在1998年，那一年长江发了大水了，发展大飞机的近百亿资金，被挪用于抗洪抢险了，大飞机项目就此再次搁浅了……

洪水过后的1998年10月，几十位航空领域专家联名上书给朱中堂，要求像抢险救灾一样抢救民用航空工业。

不过这次囯务院觉得，搞大飞机这么多年，没搞出来，还是先从简单的开始，搞支线客机吧，于是ARJ21就上马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路也是对的。

航空工业最重视基本功，谁基本功不扎实，迟早要吃亏，迟早会被卡脖子，大飞机搞了这么多年，又回到了支线客机。

再往后，我们的C919大飞机就上马了。由此看来，几十年来我们历届的86们都没忘记追求大飞机的梦，只是限于工业基础发展很坎坷。

 有很多事情，看似走了弯路，其实是在补课，还工业技术的债。运十是民族工业的一个骄傲，起码我们能飞上天空。但是不能神化，更不能因为迷恋运十，去伤害对民族做过贡献的人。

至于沈图叛逃谣言的出处，其实最初是日本媒体，后来被国外很多媒体转载，最后辗转到了香港媒体《南华早报》。

叛逃的消息传来后，最先受不了的是沈图的那些一起从战火中摸爬滚打出生入死的老战友，不断打电话、写信来求证，甚至还有人专门跑到沈图家来求证。

谣言传出后，沈图气坏了，找民航总局，找囯务院，要求澄清事实，很快得到答复，中新社的两位记者写了《京城访沈图》的专访，几十家报纸进行转载辟谣。

而C919胜利升空，有人把这古董谣言再次翻了出来，有的别有用心，有的是为了赚取眼球。

说到“母舰”，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航空母舰，这是最典型的一种母舰舰种。其实海军舰艇中，除了航母之外，还有不少以“母舰”命名的舰种，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些千奇百怪的“母舰”们。

1、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简称“航母”、“空母”，是一种以舰载机为主要作战武器的大型水面舰艇。舰体通常拥有巨大的甲板和坐落于一侧的舰岛。

航空母舰一般是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核心舰船，舰队中的其它船只为其保护和供给，而航母则提供空中掩护和远程打击能力。发展至今，航空母舰已是现代海军不可或缺的武器，也是海战最重要的舰艇之一。依靠航空母舰，一个国家可以在远离其国土的地方、不依靠当地的机场情况施加军事压力和进行作战。

航空母舰已是现代海军不可或缺的利器，也成为了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象征。

图片：中国001A型航母的下水，可以看到所有国人的雄心壮志：建设远洋海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水上飞机母舰

水上飞机母舰的历史非常悠久。在飞机刚刚起步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设计水上飞机。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水上飞机蓬勃发展，洲际航行、远程侦察等都是使用的水上飞机。

为此，水上飞机母舰营运而生。1912年，英国海军把一艘老巡洋舰改装成了世界上第一艘水上飞机母舰，后来，英国海军又征用了3艘英吉利海峡渡轮，并把它们改装成装载水上飞机的军舰，分别是"女皇"号、"恩加丹"号和"里维埃拉"号。水上飞机母舰的出现让战舰的侦察能力大大提高了，武装后的水上飞机还可以用于袭击潜水艇和轰炸潜水艇基地。

美国、日本在二战中先后研制了一大批水上飞机母舰。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军阀混战的北洋时期，张作霖的奉系海军就曾经打造出一艘叫做“镇海”号的水上飞机母舰，并曾伪装成商船进逼黄浦江，轰炸位于浦江上游的上海江南造船厂，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舰载机出击。

目前，水上飞机母舰这一舰种已经消亡。

图片：1927年3月27日，奉军“镇海”号水上飞机母舰在上海黄浦江杨树浦江面回收出击江南造船厂的水上飞机，船身上涂有“大昌”字样，将自己伪装成商船。

图片：日本“秋津洲”号水上飞机母舰。

图片：由世界上第一艘航母“兰利”号改装的美国“兰利”号水上飞机母舰（AV-3）

图片：英国皇家海军“贾斯丁”号水上飞机母舰。

3、潜水母舰

所谓的水下航空母舰其实就是将大型潜艇改装成可以起飞战机的舰船，所以又叫载机潜艇。

这并不是科幻中的故事，早在一战时期就有德国潜艇艇长将自己的潜艇搭载上水上飞机去轰炸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种水下航母。

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岁月中，美、英、法、德、意大利、日本等国都曾经研究建造过水下航空母舰，最大的是法国的“絮库夫”号水下航母，既拥有一座双联装203毫米巨炮，还有一个搭载水上飞机的机库。二战中，日本水下航母发展势头迅猛，先后建造了数十艘水下航母，最庞大的伊-400级水下航母可以搭载3架“晴岚”水上攻击机，用于攻击南美的巴拿马运河。

二战结束后，水下航母的发展势头并没有减弱，苏联提出了可以搭载战斗机的水下航母方案，美国波音公司更大胆地设计了垂直发射喷气式战斗机的水下航母方案，而英国利用其开发的“天钩”系统，也在设计具有自己特色的水下航母。

图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海军潜艇战第二号王牌沃尔特•弗斯特曼指挥他的U-12潜艇，搭载FF.29a单引擎双翼水上飞机，完成了首次载机潜艇实战。

图片：美国S-1号潜艇搭载水上飞机，注意其拥有一个小小的机库。

图片：英国M-2号潜艇有一个大型机库。

图片：法国海军“絮库夫”号潜艇是一艘拥有重炮和飞机相结合的大型潜艇。

图片：日本乙级潜艇也是一种载机潜艇，注意其水上飞机机库。

图片：日本伊-400级潜艇是水下航母的集大成者。

图片：苏联在二战后研制的621工程潜艇，可以搭载3架拉-11战斗机，并拥有滑跃起飞甲板。

图片：波音公司设计的AN-1水下航母方案。

图片：英国设计师在冷战末期设想的使用“天钩”系统进行收放“鹞”式战斗机的潜水航母方案。

4、潜艇母舰

潜艇母舰和潜水母舰一字之差，其概念就千差万别。

比如，日本海军在二战前研制了一艘“大鲸”号潜艇母舰，主要是作为潜水舰队的母舰，负责潜艇的指挥、补给、维修和提供潜艇乘员的休息场所。

潜艇母舰与潜艇支援舰又有差别，潜艇支援舰主要是指潜艇遇到故障或出现事故时可以对潜艇进行维修的一种军用特殊舰种，而潜艇母舰主要是起到潜艇部队的保障作用。

中国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将一艘货轮改装成“泰山”号潜艇母舰，服役于东海舰队潜艇某支队。

图片：日本二战中建造的“大鲸”号潜艇母舰。

图片：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建造的潜艇母舰“泰山”号。

图片：美国潜艇母舰和核潜艇部队。

5、反潜母舰

反潜航空母舰(ASW carrier，舷号为 CVS)是冷战中出现的一种航空母舰，主要使命是反潜作战。它是二战中大西洋战役中出现的护航航空母舰的后继，美国海军的大部分该舰种是由“埃塞克斯”级航母改来的。

而其实苏联研制的莫斯科级、基辅级航母、英国的无敌级航母，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反潜航母的一种。

此外，日本近年来研制的多种直升机驱逐舰，其实就是一种反潜母舰，主要用途还是搭载反潜直升机进行反潜护航作战。

图片：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号（CVS-14）反潜母舰，与攻击航母相比，舰上主要搭载的是固定翼反潜机、反潜直升机和早期预警机。

图片：苏联“莫斯科”号直升机母舰主要用于反潜作战，是一种反潜母舰。

图片：日本建造的所谓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也是一种反潜母舰。

6、扫雷母舰

扫雷母舰是一种大型扫雷舰艇，用于携带扫雷直升机和扫雷遥控艇的大型反水雷母舰。它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的新型扫雷舰艇，在扫雷过程中，扫雷母舰可担任旗舰、指挥舰或支援补给舰，为小艇和直升机供应燃料、淡水、粮食，并携带小艇不能携带的各种扫雷具。

比如，美国在退役的硫磺岛级两栖直升机攻击舰基础上改装了“仁川”号扫雷母舰，主要用于扫雷作业时的指挥支援，能够搭载8架MH-53E“海龙”扫雷直升机，3架SH-3“海王”或3架UH-46“海上骑士”直升机。

日本也建造了“浦贺”级扫雷支援母舰，是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中吨位最大的扫雷/布雷舰，可以承担远洋扫雷等作战任务，可做为扫雷队群的旗舰，同时可以作为补给舰，为扫雷舰艇编队提供生活用品、水、医疗健康保健等，也可用于自然救灾等。

图片：美国海军“仁川”号扫雷支援母舰。

图片：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浦贺”级扫雷支援母舰。

7、两栖攻击母舰

这种舰艇包括平甲板的两栖攻击舰、两栖直升机攻击舰和另一种船坞登陆舰。这些两栖舰艇最大的特点是可以使用航空力量和两栖登陆兵力进行登陆作战。

比如两栖攻击舰是一款用来在敌方沿海地区为两栖作战提供支援的舰艇，除了运输直升机以外，也能搭载垂直起降战斗机和攻击直升机进行对地攻击。而美国的两栖攻击舰更是比一些国家的轻型航母还大得多。

图片：美国“塞班岛”号两栖攻击舰。

图片：美国硫磺岛级两栖直升机攻击舰，这种军舰没有坞舱，主要依靠直升机作战。

图片：中国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也可以视作是一种两栖母舰。

戴笠，是一个很神秘的历史人物。有人说他是中国版的“盖世太保”，他领导的军统组织十分可怕，据说当年世界各地都有军统的特务。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的私生活却很混乱，让我们看看戴笠的情妇都有谁呢？

邹志英（戴笠部下的妻子），施剑翘（民国著名侠女，曾刺杀孙传芳）, 川岛芳子(日本女间谍), 叶霞弟(胡宗南的妻子),赵霭兰(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的妻子)，而影星胡蝶戴是戴笠最爱的女人，当然还有很多这里就不提了。

纵观世界上已经服役和在研的几种第五代战斗机，只有美国的F-22和中国的歼-20采用了内置侧弹舱设计。那么，内置侧弹舱设计到底有哪些好处？与F-22相比，歼-20的侧弹舱到底有哪些不同？歼-20的侧弹舱设计水平到底有多高呢？ 

侧弹舱能充分发挥重型五代机优势

五代机内置弹舱的设计并不相同，目前以F-35、歼-31等为代表的中型五代机，因为机体尺寸的限制，均不约而同选择了只设置机腹主弹舱方案。而俄罗斯T-50则选择在机身两肋设置保形茧包结构以容纳发射格斗弹，中距弹等大尺寸武器则放置在机腹主弹舱。只有F-22和歼-20选择了机腹主弹舱+机身两侧侧弹舱的设计方案。

歼-20和F-22为什么要选择主、侧内置弹舱结合方案？

首先， 主弹舱的尺寸是科学设计决定的，既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内置弹舱的容量需要统筹考虑其深度和宽度。深度不够，一些体积较大、弹翼翼展较大的弹药就不能装入弹舱中，宽度不够则会限制弹药的数量。但如果想要大幅扩大内置弹舱，过大的弹舱门，容易在强气流中被撕裂，增强其结构强度又会增加飞机的重量；而弹舱过大，其结构强度要求也会随之提高，同样也会增加飞机重量。

其次，对于格斗弹而言，由于是需要近距离发射，特别强调其发射的快捷性，对于载机的发射姿态和包线也有相应的要求，而对于机腹内置主弹舱而言，放置和使用格斗弹是很不方便的。需要打开大型弹舱门，然后放出导轨，这个时候飞机的发射姿态和迎角限制也更多。因此，将格斗弹和中距弹等其他机载武器分开来装载，专门在机身两侧设置侧弹舱用于发射导弹就非常有必要了。

而对于唯一没有侧弹舱的重型五代机T-50而言，茧包内埋近距格斗弹虽然是一个巧妙的设计，但由于茧包尺寸远小于侧弹舱，因此只能搭载2枚近距弹，火力容量不如F-22和歼-20的侧弹舱，同时茧包可用空间小，兼容性也较差，给未来升级改进机载武器带来麻烦

因此，拥有侧弹舱的F-22和歼-20，在火力容量和载荷利用效率上优于T-50和F-35等其他机型，在格斗弹发射效率上优于只有主弹舱的中型五代机，侧弹舱设计，能充分发挥出重型五代机的“重”和“大”的优势。

歼-20侧弹舱有多牛？

同样都有侧弹舱，但歼-20的侧弹舱设计与F-22也有不同。

从结构上来说，F-22的侧弹舱采用两片式设计，发射时上下两片舱门分别打开，露出内部的格斗弹和发射导轨，发射导轨探出，格斗弹在导轨上直接发射，相当于半伸出发射。而反观歼-20，其侧弹舱采用单片式整体设计，在发射时向上打开，导弹则通过铰链式机构作动整体伸出侧弹舱外，然后点火进行发射。歼-20的导弹整体伸出侧弹舱的发射模式，相比F-22的发射模式，导弹发射后能更快远离载机，也能减小高温尾流对机身隐身涂层的伤害。歼-20的侧弹舱在设计上，比起F-22而言，更为稳妥和科学。

此外，从发射反应速度来看，F-22这种半开舱的侧弹舱导轨发射方式，肯定比歼-20侧弹舱打开后伸出导弹来得更快。那么这会不会造成格斗时歼-20因出招慢导致吃亏呢？实际上，像F-22和歼-20这样的五代机，并非是在格斗时才打开侧弹舱发射导弹，而是在从中距离超视距作战即将进入近距格斗战射程时，就会早早把格斗弹舱打开，格斗弹是以待发射状态迎来格斗战的。F-22和歼-20等五代机的近距格斗模式，并非是西部牛仔式的拔枪决斗。

当然，歼-20的侧弹舱在技术上也有妥协之处，从技术原理上来看，导弹的出舱方式是从弹舱内“翻出”弹舱外，这需要液压作动机构来控制完成。所需的力量、载荷都要比F-22的半伸出导轨要大，加上PL-10格斗弹的质量105千克，本就比美制AIM-9X要重10多千克，因此歼-20这套侧弹舱发射机构的结构重量，要略大于F-22。

结语

从内置弹舱和侧弹舱设计看，歼-20在五代机中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对歼-20的总体技战术性能，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对李家钰的认识一向不算太多，只知道他是四川割据混战时期的一路诸侯，军官系（川军中一个派系）的首领；后来领兵出省参加抗战，于战争后期牺牲于河南战场，时任第三十六集团军的总司令，是抗战中阵亡的国军将领里军职最高者之一。李部在川军中本是一个相对小一些的集团，出川抗战后的战绩也并不抢眼，所以对其关注不多，只是敬仰李家钰为国捐躯，知道他是抗日烈士。不过前几天在本坛看了一篇日志，里面转述马励武将军的说法，指李家钰将军其实不是死在日本人枪下的。马励武的爆料，其实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只不过在我是第一次看到，和写日志的同学一样，感到很惊奇，李家钰一直好好当着抗日烈士，怎么突然之间却变成被民团打死的呢？这就引起我探一探究竟的欲望来。

先来看看马励武是怎么说的吧：当日寇迅速地攻占了郑州、洛阳，继而攻占了叶县、临汝这些要地之后，……溃不成军的汤恩伯部，便在山区里乱窜，……当时，豫西土皇帝别庭芳遗留的武装力景，以“地方自治”、“守望联防”为名，纠合地方人民，袭击汤军。由于汤军自溃乱之后，纪律荡然，人民恨之入骨，这样就被地主豪绅武力头目所利用。……汤军各部已成惊弓之鸟，溃乱的部队也闹不清情况，只要一闻枪声，即以为日寇追到或挡住了去路，甚至在一声吆喝之下，就相率缴械逃命。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就是这样在豫西被乱枪打死的……汤恩伯的卫队也被如此缴了械，指挥全军的电台同时丢失，汤本人化装伙夫才逃了出来。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所率的总部直属部队，被地方团队包围在一个土寨中缴了械，损失很大。

马励武是汤恩伯部的军长，那一次战役的亲历者，他来曝光家丑，说汤部的状况，自然算第一手资料。但是关于李家钰的死状，是不是一手呢？要知道马励武虽然当时跟李家钰同在第一战区，平时却是桥归桥路归路，不在一个系统的。马励武的说法，上下文看，通篇是在讲汤恩伯部的状况，是不是李家钰部在战役中划归汤恩伯指挥了呢？汤恩伯是第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这当然是可能的。

于是就去查一查。结果疑问就来了。根据史料，当时第一战区下面的部队形成两个战略集团，亦称豫中集团和豫西集团，豫中集团（第十五集团军、第十九集团军、第二十八集团军和第三十一集团军）由第一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指挥，指挥中心是在叶县；豫西集团（第四集团军、第十四集团军、第三十六集团军和第三十九集团军）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直接指挥，指挥中心在洛阳。马励武的第二十九军属于豫中集团，一度因保卫洛阳的需要调走，但前脚蒋鼎文调，后脚汤恩伯向蒋介石告状，立刻又要了回去

顺便说一句，蒋鼎文和汤恩伯虽然都是中央系的大将，互相却是不和的，所以战后陈诚说第一战区除军政不和、军民不和、官兵不和之外，将帅不和，两个集团之间缺乏配合，也是造成大败的一个原因。而马励武，既是汤恩伯的长期部下，又和蒋鼎文有师生关系，加上因为没有做成主力第十三军的军长，对汤恩伯已经有所不满，所以蒋老师一调二十九军，汤恩伯自然就怕黄鹤一去不回头了。而李家钰率领的第三十六集团军，则一直是属于豫西集团的，从来没有划归汤恩伯指挥。这个集团军一共有三个军，但只有四十七军是李家钰的子弟兵，陈铁的十四军是卫立煌的旧部，十七军则是陕西老牌军阀高桂滋的家务。

豫中集团和豫西集团各有防守区域，战败撤退时怎么样了呢？有没有挤到一起去呢？从有关史料来看，还是桥归桥路归路。汤恩伯指挥的豫中集团，是由临汝、登封、禹县、叶县一带向西南撤退的，终进入伏牛山地区，而途中很多部队都曾在嵩山一带打转，其中就有马励武的第二十九军，其在禹县受击后就曾在嵩山躲避。这些情况，无疑跟马的说法都是对得上号的。至于马励武所说豫西土皇帝别庭芳，他其实是宛属十三县的民团首领，权力中心在内乡县，但名义上的指挥部在南阳。别庭芳死后继续统领河南第六区自卫军的是他的族侄，照旧驻南阳；内乡县民团则由另外一个副手接替指挥，人称刘司令；至于别廷芳的儿子，因为能力有限，根据他老子的遗嘱，仍然留任内乡县第二团的团长。

十三县联防势力范围的北界，确实是跟汤恩伯集团防区及撤退区域的南界有不少交集的，内乡县民团的刘司令，抗战后就曾搞过一个伏牛山九县的联防。所以马军长怀疑是别氏遗留的势力搞他们一把，还是说得过去的，不过民团的上层，还不至于公开与国军冲突，汤总司令逃到伏牛山时，内乡县民团的刘司令还专门跑了好多路去隔壁县迎接，好听话说了几萝筐，汤恩伯也没有怎样他，刘司令当土皇帝一直当到死。

不过豫西集团的情况，就更马军长讲话的背景不太碰得上了。他们战败后，是向西北方向撤退的，进入豫西山区，即北界黄南沿洛水的一个区域，换言之，是在伏牛山地区以北，并没有与汤部在一起。具体到李家钰部，其防守作战及撤退地区是在新安县、渑池县、宜阳县、陕县等境内，这个，当然就跟别氏势力范围不搭界了。那么，豫西集团在撤退中有没有遇上军民关系的问题呢？也有的，根据李家钰参谋长的回忆，李家钰在撤退途中接到过第四集团军第九十六军军长的一封信，告知该部遭到民团攻击的情况；后来遇上第三十九集团军新八军军长，得知他们在渑池也受到攻击。而三十六集团军自己也有类似经历，总部的行李队，在撤退一开始就曾遭到抢劫。李家钰在死前曾有一电报给蒋介石和蒋鼎文，内有军粮匮乏、民情刁捍等语，可见也是很困难。

但是，李家钰是不是民团打死的呢？这个，看来还是问题。李部田参谋有个说法:“敌人居高临下，……李家钰当即被击中阵亡。正在近距离的激战中，第四十七军特务营赶到高地，姓袁的营长(湖南人)看见敌人多穿便衣，……用杵路棍挑起雨衣，还向敌人喊话：‘不要弄错了！’话音未落，一排机枪扫射，把他两脚打断，他咬紧牙关滚下高地，才向军长报告战情……必须强调的是：这次战斗，日军多数化装为河北民军，曾谣传‘李家钰是老百姓打死的’。为了澄清事实，特追记于此，以供参考。”

似乎意在解释，为啥有谣传。也未必有必要，事实上，李家钰未必就是被便衣日军打死的了，李家钰的参谋长对撤退的过程有比较详尽的回忆，根据他的回忆，当天他与李家钰在特务营一个连的护卫下，走在四十七军大队的前边。总部自己也有一个前卫小队，由一个上校带领，侦查前进，结果上校拆烂污，还是首长们自己发现两边高地上有状况，就派身边的一个侦察兵去看看谁在上边，一小会就跑回来了，说是日本人，都戴着钢盔，于是首长们赶紧跑，可惜已经来不及了，警卫部队也没有或没能组织有效掩护，参谋长被抓了俘虏，好在情况比较乱，不久就逃了出来，还没有回到自己部队，先遇上三十九集团军高总司令，高总就告诉他，你们李总被打死了。高总说，那些日本人是追着他来的，但是他带着战斗部队，爬上山头蹲着，并且在山上看见李总他们在下面走。日本人弄不上他，就越过去，结果截住了三十六集团军总部

参谋长回自己部队后，又找李家钰的弟弟打听，李家钰的弟弟在四十七军当师长，那天走在总部的后面，他告诉参谋长，那天听见前面打起来，就赶紧上来，可惜都已经晚了，跟随总部行军的一个军属，带伤跑了出来，告诉他们看见李家钰中弹了，于是根据她指点的方向，派兵去把李家钰的遗体抢下来了，中了两颗子弹，还有一个弹片。那里已经是陕县的地界了，叫秦家坡

马军长怎么会有前面一说？现在查不清楚了，或许两边隔膜，误听误传；不过既然是大批判汤部，怎么真要点名时，拿一个外路人来顶呢？大概汤部里朋友多？总之是搞不清楚了。当时的情况也确实非常混乱，三十六集团军撤退时，确实与地方上的势力有冲突，也遇上过换上便衣的日军，李家钰遇上的，看来是日军了，而且是军装的可能性比较大了。李家钰系死在日军的枪弹之下，恐怕没有多大疑问，不能因为马军长的一句话而轻易改变。当然有讲战斗故事的，说李将军身先士卒冲上去，结果以身殉国云云，又或者，中弹之后还要写作战命令，就只能……当故事听听了，从我所读的情况看，李家钰遇难，运气是一个好大的因素，唯该部撤退的组织与指挥，实在也算不上高明，但既然是死在抗日战场上的，烈士总是当得起的。

   1996年的“台海危机”，坚定了中国高层为海军采购“拳头”装备的决心。这年的下半年中国多个军事代表团，密集访问俄国，集中讨论：苏-30MKK战斗轰炸机、“现代”级驱逐舰、“基洛”级常规潜艇、S-300防空导弹等项目。

     经过一轮轮细致的谈判，双方终于在1997年8月签署合同，中方将花费8亿刀向俄订购2艘“现代”级驱逐舰。（整个合同包含一些重要组成设备的配件、保修，以及中方官兵的培训）

  在执行过程中，俄方把2艘前苏联时代就开建，但是一直未能完工的驱逐舰，建造好然后销售给中方。中方出于节省时间的考虑，答应了下来。

       截止到2000年底，这两艘军舰先后交付中国海军服役。分别被中国海军命名为“杭州”号和“福州”号，在中国的海疆挑起了大梁的重任。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中国海军对“现代”级驱逐舰的性能表示满意，但是也意识到了它原始设计时固有的一些缺陷。

  新世纪伊始，国家的安全环境更趋于恶化。而中国随着经济的起步，家底的丰厚，可以为军队投入更多的军费。应海军的强烈请求，在2002年1月3日，中国正式向俄订购2艘改进型“现代”级驱逐舰。

  这款军舰，在设备配备上主要是取消了舰尾的AK-130舰炮，近程防御系统更新为“栗树”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反舰导弹换装成最新的3M80MEB（射程增加了一倍），防空导弹也换装成最新式的9M317（射程增加到45公里），舰载的作战系统、电子战系统也做了相应的升级。

       这笔高达14亿刀的订单，本来按照中国的预想，会很快顺利完成。不料就在签署完毕的当年，它竟然成为引爆矛盾的导火索，在三个国家上演了一幕幕闹剧。

  从前苏联时代开始，所有建成服役的“现代”级军舰都是由北方造船厂（以下简称北方厂）完成的。有之前的顺利合作打底，TG和北方厂、北方设计局（以下简称北方局）的沟通十分顺畅，在TG大方的支出设计费等相关费用后，新舰的开发、升级和预备生产工作正按照计划展开。天有不测风云，就在2002年1月19日，俄罗斯国营武器出口公司宣布他们要改变之前的委托发包的工作模式，改为公开招标模式来来生产这批订单。结果在招标过程中，“黑马”——波罗的海造船厂（以下简称波海厂）以“低报价”拿到了订单。

       此时，已经不是前苏联刚解体时，各个军工企业孤军奋战的年代，各大军工企业已经大多被那常动乱中崛起的“新俄罗斯人”所掌控的财团控股。北方厂在瞠目结舌之余，除了和客户联系之外，紧急通知自己的老板想辙。两厂身后的财团通过自己在莫斯科的关系开始互掐。一场起始于圣彼得堡的商业纠纷（两厂仅一墙之隔），演变到莫斯科之后成为了政治角力。同样瞠目结舌的用户，稍后就坚定的表态：如果这笔订单不让北海厂接造，那么我方就要撤单。

       北方厂得到这样的重磅支持，顿时在角力中占到上风。3月14日，北方厂夺回了订单，且在上次招标中主持的此事的俄副总理克列巴诺夫也因此丢官，波海厂似乎损兵折将。一切看似回复原样，实则只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而已。

       不久，波海厂身后的大老板发动俄财政部，让财政部派出了调查组审计北方厂的账目，紧接着财政部便要求北方厂尽快归还拖欠的6亿刀贷款，否则法庭上见。北海厂的主要股东，NPK财团的库泽克被割肉给俄国金融寡头国际工业银行总裁谢尔盖.普加乔夫，才算摆平了此事。

      波海厂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次干脆来一剂猛药，2003年8月，波海厂致函俄总理：揭发北方厂在之前的订单中，使用了库存的旧部件，这些部件都是1980年代生产的。波海厂对这种以次充好的行为不齿。为了挽回俄罗斯的声誉，为了对客户负责，波海厂绝不与北方厂同流合污。 )

（波海厂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就算在新舰的建造中不能成为总包，也会顺利拿到蒸汽轮机、艉轴、螺旋桨等重要部件的订单）

 这个重磅炸弹“轰”的一声把北方厂逼到了悬崖的边缘。一时之间北方厂千夫所指。与此同时，TG国内也展开的紧急排查。一时之间从总参、海军司令部到东海舰队都在鸡飞狗跳。然而经过一轮轮严密的排查后，TG方面发现波海厂说的都是不实之词。俄方调查组调查北方厂后反馈给中方的信息也显示，波海厂在这件事情上信口开黄腔。 波海厂背后的人未免也太过胆大妄为啦。

       由于波海厂成功的勾出了用户的怒火，此事很快就惊动了普京。经过普京的一通威逼利诱，“刺头”最终保证不再捣乱，协助北海厂顺利完成订单。

      俗话说：好事多磨。TG订购的新舰在克服重重磨难后先后在2005年和2006年交付服役。

      点炮仗的家伙给中俄两国高层来了个一炮双响，把大家雷得不轻。然而，世界上的事情总归是有借有还。看到波海厂四处煽风点火，高叫要拿中国订单，这可把三哥唬得不轻。三哥的心头肉——“塔瓦尔”级护卫舰还在波海厂的船台上呢。“万一这帮毛子得了手，我家的军舰和TG军舰在一家造船厂建造，那岂不是会泄密给TG。”戒心极重的三哥致函俄国营武器出口公司，要把后续订单转移到加里宁格勒琥珀造船厂（注1）。偷鸡不成的家伙立即有了蚀把米的报应。俄方好说歹说，才让三哥收回成命。但是三哥的驻俄军事代表此后定期要到波海厂检查，以防范“TG窃取三哥宝贵的军事机密”。更要命的是，三哥的第二笔订单再也不敢交给波海厂，第二批3艘护卫舰竟然真的交给了琥珀厂生产。始作俑者是不是也有被雷得欲哭无泪的感觉？ 做人要厚道，知道不！！

注1：三哥的做法其实也情有可原。在这种大型军事设备的采购中，确实要严密防范的。比如TG在共青城联合体和伊尔库茨克厂都订购过苏-27战机（分别是单座和双座教练型）。但是在后来高达上百架的战斗轰炸机的采购中，TG采购的就是共青城联合体的苏-30MKK系列，除了该系列技术上更贴近TG的需求之外，该企业和三哥没有像伊尔库茨克厂那样有联合研发项目，更能保守TG的机密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加分点。

 本文实名发表在《坦克装甲车辆》2017年4月（下）上，以下是正文：

在这个好莱坞特效大片大行其道的年代，仅靠200万美元的众筹资金，就想拍出一部震撼人心的战争片，听起来似乎有点像痴人说梦。不过，于2016年11月公映的俄罗斯影片《潘菲洛夫28勇士》却创造了一个奇迹。

没有小鲜肉加盟，没有美女吸睛，更没有浪漫的战地恋情，有的只是对战场的真实还原。全片见不到炫目的特效，《潘菲洛夫28勇士》靠着纯写实风格，用呼啸的炮火、轰隆的坦克声，用血肉之躯与钢铁对抗的意志，用生命不息、战斗之死的精神，用考据严谨的武器、服饰和战术动作，真实还原了伟大卫国战争的惨烈以及苏军各族指战员的英勇无畏。全片风格宛如伏特加般直白、浓烈、后劲十足，却足以让观众震憾、动容。

该片的剧情很简单，反映的是1941年11月16日，发生在沃洛科拉姆斯克西南8公里的杜博谢科沃地区的一场阻击战。防守方是隶属于苏军西方面军第16集团军步兵第316师第1075团的1个反坦克支撑点，由该团第4连一部加强1个反坦克炮排组成；进攻方是德中央集团军群第4装甲集群第46装甲军第11装甲师下属的一个得步兵加强的装甲营。

近处是Ⅲ号G型坦克，远处是Ⅳ号F1型坦克

片中这个英雄的苏军群体之所以被称为“潘菲洛夫28勇士”，一方面是因杜博谢科沃阻击战两天后，步兵第316师因战功卓著而被授予近卫步兵第8师的新番号，并以11月17日牺牲的师长、苏联英雄潘菲洛夫少将的名字命名。另一方面，1941年11月28日，《红星报.》刊登了一篇名为《28位英雄的遗愿》的社论，对这次战斗做了详细描述。从此，“潘菲洛夫28勇士”的事迹不仅在苏联家喻户晓，而且还被编入苏联中小学历史教科书。

考据严谨的装备细节

坦克

《潘菲洛夫28勇士》反映的是场反坦克阻击战。因此坦克和反坦克武器，自然成了全片的主要道具。若细心分辨，片中出现的德军坦克分属两个型号：Ⅲ号G型和Ⅳ号F1型。

3号坦克G型

 Ⅲ号G型的识别特征是：6对负重轮、3对托带轮；50毫米的L42主炮使用外部防盾；防盾右侧的并列机枪仅有1挺；采用了新型指挥塔；指挥塔前加装了一扇通风扇；炮塔后部焊有杂物箱；此外还采用了新型驾驶员观察窗。该型坦克生产于1940年至1941年间，出现在影片中是合情合理的。

三号G型坦克

拥有8对负重轮、4对托带轮的Ⅳ号F1型则是最后一款配有短车身以及24倍75毫米短管炮的Ⅳ号坦克。同时也是第一款炮塔两侧的逃生门改为两片式左右开启的Ⅳ号坦克。此前的Ⅳ号A、B、C、D、E型炮塔逃生门均为单片式向前开启。影片中，德军装甲兵曾从炮塔逃生门里探出身子，打算使用MP40冲锋枪向苏军战士射击。也有苏军战士跃上被打瘫的Ⅳ号F1型坦克，一脚将正准备从逃生门中爬出来的德军踢回炮塔里，并顺手扔进去1个燃烧瓶。从这两个桥段中，观众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逃生门的细节。除此之外，该型号坦克车体前装甲重新改回一片式平直型；加厚型驾驶员观察窗上方有一个可以放下挡住窗口的保护装甲，该设计从F1型开始一直延续到IV号生产结束。此外，炮管护罩下方那个弯折的支架（用于在炮塔转动时提前将车体上的天线压倒，避免并例机枪误射到天线）明显是用角铁弯折而成，这与早期用铁管弯成的支架完全不同。

德军装甲兵从炮塔逃生舱门中探出身体，准备用MP40冲锋枪射击。

1辆炮塔后部未焊杂物箱的Ⅳ号F1型坦克

炮塔后部加焊杂物箱的Ⅳ号F1型坦克

影片中的部分Ⅳ号F1型坦克炮塔后部并没有焊杂物箱。例如冲进苏军步兵阵地，用履带反复辗压战壕，企图活埋苏军战士的那辆。实际上，Ⅳ号F1型初始生产型上没有焊杂物箱，生产过程中厂家才根据前线意见反馈予以加装。该型号坦克的生产从1941年4月持续到1942年3月，共生产了487辆。在1941年的德军装甲部队中，该型坦克无疑是新锐。

Ⅳ号F1型坦克正面特写。

在影片中，Ⅳ号F1型坦克炮管里的膛线清晰可见。将备用履带板、备用负重轮安置在坦克车体甚至炮塔上，这种战时装甲兵用来增强坦克防护的通行做法，在影片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展示，让人不得不佩服俄罗斯电影人的细致和用心。

将备用履带板放在炮塔上增强防5护，是一线装甲兵的通行做法。

    反坦克炮

说完坦克，就该谈反坦克武器了。影片中苏军的主要反坦克武器，是2门M1937年型45毫米反坦克炮、2枝PTRD西蒙诺夫反坦克枪，还有就是RPG-40反坦克手榴弹、RGD-33集束手榴弹以及燃烧瓶了。

M1937年型45毫米反坦克炮防盾形状很特别。

M1937年型45毫米反坦克炮是在M1932型45毫米反坦克炮基础上改进而成。主要是改用了金属质炮轮并在轮轴间加装悬挂装置；火炮整体宽度增加0.24米；击发装置移至高低机边；炮闩改为直立楔式，能够实现半自动闭锁，射速提高至15～20发/分钟。该炮外观上的主要特征，是从炮尾方向往炮口看，炮盾整体向后倾斜了一定角度，两侧向后折了45°角，炮盾中间部分左高右低，炮盾上沿在中间位置形成一个半圆形缺口，炮盾左侧开有一个方形的观测窗口。该炮使用UBR-243SP型被帽穿甲弹时，100米垂直穿深51毫米，500米垂直穿深43米。考虑到1941年德军防护最强的Ⅳ号F1型坦克正面装甲厚度为50毫米/80°，炮塔侧面30毫米/65°，车体侧面20毫米/90°，故而M1937年型45毫米反坦克炮若战术运用得当，仍然可以对德军最强坦克造成一定威胁。而对付防护弱得多的Ⅱ、Ⅲ号坦克，这种反坦克炮则更加得心应手。在编制上，1941年的苏军步兵营下属的反坦克炮排，装备有2门该型炮。每个步兵师有1个M1937型45毫米反坦克炮营，装备12门炮。独立反坦克歼击炮团拥有4～5个连、16～20门M1937 型45毫米反坦克炮。

 反坦克炮紧急转移阵地。

反坦克枪

除去M1937年型45毫米反坦克炮，《潘菲洛夫28勇士》还重点展示了PTRD西蒙诺夫反坦克枪。这是一款充分体现了苏联武器设计思想，简单到极致的战时应急产品。

PTRD反坦克枪

PTRD西蒙诺夫反坦克枪是一种手动操作的单发步枪。该枪采用传统的回转枪机，在机头有两个径向的凸锁突耳，射击时枪管进行长距离后坐，并压缩枪托内的弹簧缓冲器以缓冲后坐力。由于枪口安装了高效的制退器，枪托底板上又有橡胶缓冲垫，因此PTRD射击时的后坐力比较低，一般士兵都可以承受的。由于全枪长达2米，重达17.3千克，因此PTRD在枪管下方安装了可折叠两脚架，并装有一个提把便于携行。该枪的翻转式表尺和准星均位于枪身左侧，发射覆铜钢被甲硬钢芯穿甲弹时，100米垂直穿甲约35毫米。发射BS-41钨芯穿甲弹时，100米垂直穿深度约40毫米。

 PTRD反坦克枪膛口有高效制退器

影片中出现的2枝PTRD西蒙诺夫反坦克枪，射手均在枪托贴腮板上裹上了一层棉织物，以避免脸部冻伤。考虑到时值隆冬，因此这个不起眼的细节真实反映了战场实情。

根据苏军条令，PTRD反坦克枪由两人组成的反坦克小组操作。其中副射手携带冲锋枪，除保护射手安全外，他还要负责给反坦克枪装填弹药。因为PTRD体积颇大，如果由射手一人独立完成装填过程，则耗时太长，射速太慢。在影片中，当1个PTRD反坦克枪小组全体牺牲后，一位从未接触过反坦克枪的步枪手便冲过来试着操作反坦克枪，居然也无师自通。这充分反映了PTRD构造极其简单，很容易上手的特点。同时，由于没有副射手帮助装填弹药，这枝PTRD的射速远低于另1个反坦克枪小组。

反坦克枪射手正推弹上膛，副射手正从帆布弹药包中取弹。

在影片中，还有个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充分反映了俄罗斯电影人的严谨。那就是步枪手抱起PTRD反坦克枪转移阵地时，也顺手抓起了弹药包。PTRD反坦克枪的弹药包是帆布制成的挎包，内分两层，共可装20发14.5×114毫米子弹，恰好是PTRD反坦克枪的1个弹药基数。满载的弹药包重量超过4千克。按条令，PTRD反坦克枪的正副射手均携有1个弹药包。

手榴弹和燃烧瓶

片中出现的RPG-40是苏军最早装备的反坦克手榴弹，由一个光滑的圆柱形弹体和相对细长的圆柱形手柄组成。由于没采用空心装药技术，单纯依靠弹体内的200克TNT炸药爆炸形成的冲击波来破坏装甲，实际反坦克效果非常有限。但其胜在结构简单，便于战时大量生产，且对碉堡工事攻击效果较好，因此到卫国战争晚期，战场上仍可见到它的身影。

右边是RPG-40反坦克手榴弹，左边是RGD-33手榴弹。

相较于RPG-40，影片给RGD-33的镜头更多。影片快结束时一个细节充分表现了这种手榴弹的特点：弹药耗尽的苏军战士在阵地上到处搜集弹药。有人拉过一个RGD-33手榴弹箱，掀开盖子后发现里面只剩1个手柄和2个预制破片套。没错，RGD-33是一种弹体、引信分开存放、运输，用前需要临时组装的攻防两用手榴弹。影片中手榴弹箱内分成两格，其中窄的那格就是用于存放引信的。

处于待击状态的RGD-33手榴弹立体剖面图

RGD-33加上预制破片套就是防御手榴弹，不加就是进攻手榴弹，还可以将5枚捆绑在一起，只保留中间那枚的手柄和引信，用于对付坦克和坚固工事。从这一点来说其设计理念是领先于时代的。但悲催的是，由于过于强调安全性，因此其使用前的组装和引信的安置非常烦琐，容易贻误战机。更麻烦的是，使用时要求用爆发力奋力掷出，否则就很难解脱保险造成瞎火。因此该手榴弹恶评如潮，很快便被F1手榴弹取代。

RGD-33手榴弹可5枚捆在一起对付坦克。

苏制RGD-33 手榴弹

除去以上两种手榴弹，燃烧瓶也在影片中很抢眼。这种在其他国家被戏称为“莫洛托夫鸡尾酒”的简陋武器在苏军中被统一了制式，并被命名为“混合物燃烧瓶”。其特点是在伏特加酒瓶中灌入汽油，并混入一些焦油或碎橡胶，瓶身两侧绑有火柴和磷片，使用前迅速拔出磷片，以划燃火柴后再掷出。可别小看这点改进，它可以在严寒条件下，大幅提高瓶体碎裂后汽油流出被引燃的成功率。相较于德军“制式燃烧瓶”投掷前需要用火点燃瓶口缠绕的浸油布条，苏联的设计使用时更加方便。

燃烧瓶侧面绑的火柴已经引燃。

在影片中，苏军战士在使用“混合物燃烧瓶”前，均抽出了磷片，暗红的火光和袅袅的青烟清晰可见，

枪械装具

影片中苏军使用的枪械，计有M1910型重机枪、DP27型轻机枪、M1891/30型莫辛-纳干步枪、SVT-40半自动步枪、PPD40冲锋枪、PPSH41冲锋枪和TT33手枪。德军使用的枪械主要有MG34机枪、MP40冲锋枪和毛瑟98K步枪。

PPD-40 冲 锋枪

这位苏军战士使用PPD40冲锋枪射击

这位苏军战士手里的是PPD40冲锋枪。

这位苏军战士手里的是PPSH41冲锋枪

PPSH41冲锋枪

以上枪械多为人们熟知，但PPD40冲锋枪较为罕见，因为该枪产量并不高。和PPSH41冲锋枪相比，PPD40冲锋枪在弹鼓前方有一段护木。其枪管护套是圆形，护套上开有4列、每列3条狭长带圆形倒角的散热孔。枪管突出于护套前套，周围开有5个小孔。而PPSH41弹鼓前方并无护木，枪管护套横截面为带圆弧倒角的正方前，端部有一个明显的斜切，枪管并不突出于护套端部，这个简单的设计更改能有效抑制连发时枪口上跳。此外，PPSH41枪管护套上的散热孔开得更大，数量也更多。

 这支缴获的MP40冲锋枪机匣机柄槽的前端有缺口，弹匣仓侧面是光滑的，无冲压出的横向加强筋，因此是MP40的早期型。

同样是冲锋枪，德军手中的MP40是早期生产型号。与MP38相比，MP40式的拉机柄由单体式改为双体式，并在机匣机柄槽的前端增设一个缺口，使枪机也能挂在前方位置，从而增强了保险作用。和后期型相比，早期型MP40弹匣仓侧面是光滑的，无冲压出的横向加强筋。这些细微之处在影片中均有所体现。

苏军手中的SVT-40半自动步枪则是中期生产型。与其前身SVT-38相比，SVT-40枪托的前护手部位较短，且由上、下两块冲压成形的钢制护盖组成，完全包住枪管和导气装置，上、下钢护盖上都开有多个圆孔。护箍也从两个改为一个，并在前托上增加了手指凹槽。之所以认定影片中的该型号是中期型，是因为该枪早期型在枪口制退器两侧各开有8条狭长的泄气槽，而晚期型则改成两个面积较大的长方型泄气孔，只有中期型才是6条泄气槽。

SVT-40半自动步枪中期型（上）、晚期型（下）膛口装置特写

SVT-40半自动步枪

影片中，SVT-40枪手腰带上挂的，是和M1891/30型莫辛-纳干步枪手完全一样的M1938型子弹盒。这是因为SVT-40出厂时每枪只配3个10发弹匣，而且可以使用莫辛-纳干步枪的5发桥夹压弹，因此二者的子弹盒完全可以通用。M1938子弹盒由软皮制成，分成左右两个并列的包，每个包内可放3个5发桥夹，各有独立的口盖。口袋盖底端左右两侧分别用铆钉固定一根皮挂带作为口袋盖挂带使用。口袋盖挂带采用上宽下窄的设计，底部带有一个扣眼，用于扣合小口袋底部中间设置的铆钉扣。子弹盒背面顶部左右两侧分别用两个铆钉竖向固定一根皮挂带，皮挂带的底部设有扣眼，与子弹盒正面口袋盖挂带均扣在底部的铆钉扣上。而每个小口袋背面底部分别用两个铆钉横向固定了一根皮挂带，用于固定竖向皮挂带。背面的两根竖向皮挂带可作为腰带环使用，穿入士兵的腰带上携带。枪弹包背面四周和中间分别用缝线进行加强。子弹盒顶部中间用皮带环固定一个D形环，用于穿过士兵的肩部挂带进行携带枪弹包。苏军步枪手一般在腰带上穿2个子弹盒，分别位于左右腰部，携弹量60发。

M1938子弹盒由原本的单包设计更换为两个包的设计式样

这位战士腰间的M1938型子弹盒，手里的RGD-33集束手榴弹清晰可见。

说到M1891/30型莫辛-纳干步枪，影片中有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战斗间隙，有位战士将M1891/30型莫辛-纳干步枪枪身翻转，打开弹仓底板，一颗一颗往里放子弹。这并不是标准的装弹动作。打开弹仓底板一般是用来排除供弹故障，当然打开后向弹仓里装弹也并无不可。不过，莫辛-纳干步枪的弹仓容量实际上只有4发，用5发桥夹压弹时，最后一发弹必须要推进弹膛才行。影片中，苏军战士往弹仓中丢入4发子弹后便合上了弹仓底板，这份细致和严谨足以让中国电影人汗颜。

打开弹仓底板，往莫辛纳干步枪弹仓里装弹。

右边这位战士使用M189130型莫辛-纳干步枪、左边这位战士手里的是SVT-40半自动步枪

影片中那挺起了极大作用的重机枪，是古老的M1905/10式马克沁机枪。冷却水筒外表光滑，不像M1910式那样在在水筒上冲出纵向凹槽，是其主要识别特征。该枪产于一战时间。卫国战争时再度披挂上阵，反映了战争初期，苏军装备损失严重，以至于不得不搜罗库存，让老古董重出江湖的窘迫。

M1905型马克沁重机枪后部特写

影片结尾处，马克沁机枪在怒吼。

此外，苏军的M1940型钢盔，1940式军衔标志，炮兵和步兵军衔底色分别是黑色和红色，德军的M35钢盔和严寒环境下保护脸部的面罩，都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支援火炮

影片中，为进攻德军提供火力支援的，是SFH18型150毫米榴弹炮。该炮于上世纪20年代末期研制成功，二战期间作为德军师级火炮，每师都装备有12门。影片中给了该型火炮不少特写，无论是火炮细节还是开火、开闩退壳的质感，都无懈可击。由于拍摄角度的缘故，该炮在影片中看起来显得炮管特别长。实际上，该炮炮管长度仅为30倍径。

SFH18型 150毫米榴弹炮

德军炮兵在装定射击诸元。

苏军的支援火炮，是大名鼎鼎的M1938型122毫米榴弹炮。23倍径的该炮性能优异，在苏联的生产从1940年一直持续到1955年，中国的仿制型号被称为54式。

苏军的M1938型122毫米榴弹炮在试射。

值得注意的是，二战期间苏德双方的大口径支援炮兵连均为4门制。但在影片中，德军炮兵连的SFH18型榴弹炮4门一字排开，而苏军炮兵连的M1938型则只有3门。历史上，卫国战争初期苏军人员、装备损失惨重，即使部队缩减了编制，欠编现象仍很普遍。这个火炮数量的细节真实还原了历史。

阵地构筑

《潘菲洛夫28勇士》不仅对武器装备考据细致，而且对敌方双方战术的表现也非常写实。

影片中的苏军阵地，系由1个2门制反坦克炮排加强1个步兵排组成的反坦克支撑点。

2门反坦克炮位间用折线型战壕相联。

整个阵地可分成三部分：正面的两道战壕，由步兵排防守。战壕前面布置了1个假火炮阵地，以引诱德军上当。反坦克炮排部署在步兵阵地侧面的小树林边缘，唯一一挺重机枪也部署在这个方向上。重机枪阵地与反坦克炮位拉开有相当距离，2门反坦克炮之间相距10余米，之间挖有折线型的交通壕。这既便于集火射击，又便于炮兵隐蔽防炮，还避免了同时被一发炮弹毁伤。

苏军反坦克炮排阵地。

主要反坦克兵器位于侧面，这是正确的选择。如果将它们布置在阵地正面，不仅发射时极易暴露炮位，而且直面的是坦克防御最强的正面。反之，将这些炮部署在侧翼小树林边缘，不但炮位更隐蔽，而且获得了更大的方向射界，炮位机动的选择余地也大。

影片中的苏军重机枪阵地，在以往的战争片中从未见过：机枪射击台左下侧掏出了人员防炮洞，右下侧是武器弹药存放区。平时人员和武器均隐蔽不冒头。需要射击时，正副射手再合力将重机枪抬上射击台。这样的阵地很难被敌事先发现，能予敌突然打击。

苏军步兵阵地，战壕上方支有伪装网。

苏军的步兵阵地由两道折线型战壕构成。战壕挖得比较窄，勉强能容两个人侧向通过，这就大大降低了敌炮弹落入战壕中的概率。战壕上方用小木桩支起的伪装网，骗过了敌空中侦察。德军第一次火力准备时，炮弹基本都落到假阵地上了。战壕每隔几米，都修有一个武器发射阵位。壕壁上挖出了放置弹药的小平台。战壕里除了筑有四周及顶部由圆木加固的隐蔽所外，还在向敌一面的壕壁底部掏出了不少防炮洞。这些防炮洞低矮狭小，仅容一个蜷曲在内。洞四面用木箱外框进行了加固处理，洞口还挂上了帘布，可减少尘土进入。

苏军防炮洞四壁用木箱进行了加强。

战术运用

影片中敌对双方采用的战术，非常写实。

德军坦克引导步兵冲击。

德军发起冲击前，先出动侦察机，然后炮兵先试射，再实施效力射。射击停止后坦克引导步兵发起冲击，这是德军进攻的标准战术。德军步兵大多数时候是跟在坦克后面，沿着车辙前进的。这么做的好处是积雪已被坦克压实，步兵可提高前进速度，节省体力。缺点是不能很好地掩护坦克。这是德军两害相较取其轻的结果，在莫斯科会战中是普遍现象。

德军发起冲击后，苏军支援炮兵在前方观测所的指挥下，先由连基准炮试射，修正射击诸元后再实施全连4发急促射，是苏军炮兵的标准战法。当发现敌机临空时，炮兵为防空而后撤，也是合情合理的。

德军炮火准备时，反坦克支撑点各阵地上的苏军官兵均进入防炮洞或隐蔽部，待炮击结束才各自进入阵地待机。德军进攻队形被苏军炮兵拦阻射击打乱时，反坦克支撑点各种火器均严守射击纪律，保持沉默。这是因为炮弹爆炸腾起的烟尘严重影响了苏军武器的瞄准视线，此时若贸然开火，命中率不高，白白浪费弹药是小，更重要的是暴露了阵地，得不偿失。

步兵阵地上的德普式轻机枪。

当德军逼近前沿，苏军指挥员一声令下，步兵武器才率先开火。在头两轮齐射打倒了不少德军步兵后，德军坦克明显减速，以便与步兵保持协同。此时位于侧翼的苏军反坦克排才突然集火射击，第一轮射击即打瘫了1辆Ⅲ号G型坦克。

德军坦克受到打击后，选择了车体转向，攻击反坦克炮。对于德军装甲兵来说，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将防御最强的正面朝向最大威胁，不仅获得了最强防御力，而且还减少了自己在反坦克炮瞄准镜里的外廓尺寸，降低了被对方命中的概率。但如此一来，装甲薄弱的坦克侧面便成了反坦克枪的绝佳目标，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这是苏军正确部署的必然结果。德军在此情况下，坚持先压制对已威胁最大的侧翼反坦克炮和重机枪火力，再转向正面继续进攻，这也是对的。否则的话，德军的损失将会更大。

影片中，苏军反坦克枪射击坦克时，射手不仅对同一辆坦克反复射击，而且尽可能攻击驾驶员观察窗之类的防护薄弱处。这是因为反坦克枪弹虽能穿透Ⅲ号坦克正面和Ⅳ号坦克侧面，但穿透后效很差，需要连续命中才有可能让坦克瘫痪。为了提高攻击效果，苏军条令中规定反坦克枪应优先攻击敌坦克的观察窗、舱门和观瞄装置；火炮及机枪等武器装备；车体和炮塔侧面，车轮、履带、油箱以及发动机。影片中，苏军反坦克枪连续发射后，终于有一发子弹穿透了坦克驾驶员观察窗，将驾驶员击毙。行驶中的坦克也由此失去了控制。

在战斗中，苏军步兵武器频繁更换发射阵位，这是符合实战要求的。苏军步兵近距离攻击坦克时，只要有可能，苏军都尽可能形成配合。即一个人使用手榴弹或燃烧瓶攻击坦克，另一个人用冲锋枪掩护同伴。手榴弹和燃烧瓶主要攻击部位，是坦克的发动机舱，履带或车底部，这些都是坦克的薄弱部位。苏军步兵还利用两道战壕，从坦克后部发起攻击，这样成功的概率更高。

从坦克后半球发起攻击。

德军第一次进攻失败后，坦克使用倒档后退，而不是掉头加速脱离战场，这也足见其优秀的战术素养。因为掉头逃跑虽然速度快，但却把防护比侧面还薄弱的尾部暴露在苏军反坦克火器面前。倒档后退，不仅可始终将防护最强的正面对敌，而且发现苏军暴露的人员、火器时，坦克仍可以随时短停射击。

马克沁机枪使用帆布弹带。

第二次进攻接近尾声，步兵阵地上的苏军官兵已所剩无几，且弹药基本耗尽，准备用刺刀和工兵锹进行殊死一搏了。关键时候，复苏的重机枪火力点重新发出怒吼，密集的弹雨打得德军步兵血肉横飞，进攻随即宣告瓦解。考虑到战场上的德军坦克所剩无几，残存的步兵也成强弩之末，因此这个结局是合理的。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挺起了关键作用的重机枪既没有打长点射，更没有打短点射，而是长时间的扫射。如果说战场形势迫使机枪手顾不了那么多的话，或者说被炮弹震晕后苏醒过来的机枪手神智和体力均未恢复，无力精确瞄准，只能死死按住发射机构的话，还能说得过去。只是那条250发的帆布弹带，却无论如何没法让M1905/10式马克沁机枪连续扫射1分钟。

结语

除去结尾处那个小小的瑕疵，《潘菲洛夫28勇士》简直可以看作是一部拍给军迷看的军教片。一部小成本电影能把武器装备和战术细节考据到如此细致的地步，堪称奇迹。尤其值得国内那些神剧的编导们好好学习一二。 

 苏联解体后蛮多质疑其真实性的，这也是专制制度解体后的一种必然的思潮吧。

不过我是始终觉得，哪怕没有具体的潘菲洛夫28勇士，但是类似的甚至更壮烈的英雄事迹只会更多更普遍，最客观的评价应该是潘菲洛夫28勇士是一个提炼、总结出来的典型和代表，是无损于红军的真实形象的。

 如果从影视剧的角度来说，苏文纨在围城里面至少也应该是女二或者女三。她的形象也很符合目前日下里流行的大龄剩女系角色。留法女博士，大龄未婚；家世背景也颇为可观。这样的女子搁在现在，估计也是非诚勿扰和百里挑一之流的相亲节目中风华绝代的人物。但是从苏文纨出场时的描写看来，钱老的叙述不免有些刻薄：“皮肤在东方人里，要算得白，可惜这白色不顶新鲜，带些干滞。她去掉了黑眼镜，眉清目秀，只是嘴唇嫌薄，擦了口红还不够丰厚。假使她从帆布躺椅上站起来，会见得身段瘦削，也许轮廓的线条太硬，像方头钢笔划成的。”试着抓一下这段描述的关键词，肤白、清秀；嘴唇薄，身段瘦。这似乎是一个典型的美女。但是肤白的干涩、清秀需要去掉眼镜，口红掩不了薄嘴唇，身段像方头钢笔的线条。似乎带着一种微酸的挑剔语气。而苏小姐的作风呢，更是冰霜美人扮矜持。让方鸿渐敬而远之。

    细细想来，总是会推测钱老写围城此书里的用心。但是仅仅从写苏文纨来看，就可以做一些大胆的推测。方鸿渐当然不是钱老自身，但是从钱老一生的著作来看，描写男女之感情似乎只有在围城中有所涉及。而对于方鸿渐的感情生活的描写并不生涩；以不擅写情的作家写起来往往会不自觉的绕到自己身上为观点。方鸿渐的感情生活似乎也应该是钱老这样的典型知识分子的情感经历的投射吧。温度计的妙喻放在钱老身上似乎也很有意思，只是杨绛先生并不肯承认罢了。

        绕回来说，苏小姐的感情经历似乎也很可考究的与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女性重合。苏小姐年轻时珍惜自己的情感，不肯轻易施舍；到了渐渐年长恨嫁之时，却对于一个看起来“不那么讨厌，经济上也还宽裕”的方鸿渐动了些真情。试图下降身段，给方鸿渐一个机会。但是却没料到被方鸿渐这样的一个曾被笑话为温度计的笑话弄成了自己感情经历的一个最大的笑话。而这也正成为了后来在香港再次重逢时，她努力羞辱方的动因之一。 

钱老的春秋笔法质疑过苏小姐是否是真的有才华：在里昂大学学习法语，博士论文却是《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这个很成了怀疑苏文纨是否有真才实学的佐证。细细分析一下这个杜撰的十八家白话诗人的说法，十八家似乎是承继于曾剃头的十八家诗抄，但白话诗人却其实很有讲究，唐诗里的最有名的白话诗人是王梵志，王梵志的诗存世并不多，很有一些是敦煌出图，被斯坦因弄到欧洲的。大英博物馆现在还有十几个藏本的王梵志诗集。而敦煌出土的王梵志集散轶在英法俄日也是个不争的事实。推测一下，基于以上的背景，苏文纨真的是在法国研究中国的白话诗人也就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事实。至于后来苏小姐抄的欧洲民歌；这个做法在诗歌界实在是比比皆是。弄不好了就是“生吞王昌龄，活剥郭正一”；弄好了还可以像主席一样把天若有情天亦老玩的天翻地覆、花样翻新。所以说对于苏小姐学问的质疑，其实从根子上也透着些嫉妒的味道

        从上述的分析看来，苏文纨作为一个才貌兼备的女子，似乎是一个颇有道理的事情。比起欧洲游学生方鸿渐来说，强的不是一点半点。但方鸿渐或者是钱老却从感情上如此的厌恶和鄙视这样的一个女子，一面不得不承认她的貌还不错，一面却又挑剔的品评；对于才学还皮里阳秋的冷嘲热讽。这其中的原因似乎很值得深究。个人以为，和方鸿渐后来的情感经历、唐晓芙、孙柔嘉相比。苏文纨最突出的是天生的掌控心理。不管是方鸿渐还是钱钟书，在情感上都无法接受这种掌控；所以才会转而挑剔她的相貌，她的才学甚至是她的品德。这一点上，赵辛楣的认识比方鸿渐清醒的多。虽然他后来说：嫁给曹元朗的女人的眼光就配不上我赵辛楣。但是赵辛楣对于苏文纨还确实是能够正确认识她的才和貌的；只是他也无法接受苏文纨的控制，他和方鸿渐的那一段话就很能说明问题：“我近来觉悟了，决不再爱大学出身的都市女人。我侍候苏文纨够苦了，以后要女人来侍候我。我宁可娶一个老实、简单的乡下姑娘，不必受高深的教育，只要身体健康、脾气服从，让我舒舒服服做她的Lord and Master。”而下嫁曹元朗对于苏小姐的控制欲来说似乎也确实是一件好事。曹元朗的才学从那篇杂拌诗中确实体现出了不学无术，但是他却是一个最好的可以控制的傀儡；这对于苏小姐来说也就够了，求仁得仁，这二人的结合似乎却还是一种天长地久式的搭配组合吧

        拉拉杂杂的说了这些，其实苏文纨的形象已经立体的凸显出来了。才和貌都有，只是控制欲太强。从根子上来说，这样的女子是易卜生《玩偶之家》里娜拉的一个反面。但是在民国年代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这样的女子势必会是人群中的异类。所以也就难免会有更为挑剔的目光和评论

      再把目光拉回到影视剧中，记得我看到过这样的一篇文章。钱老在看了围城的电视剧之后，点评苏文纨、方鸿渐确实是他想要描写的样子。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李媛媛扮演的苏文纨太漂亮了，远比书中的苏小姐完美太多；但钱老对于演员的评价印证的我之前的分析。其实钱老所想描画的苏小姐，确实就应该是个才貌兼备的美女；只是方鸿渐和他自己都无法接受罢了。所以围城里描绘的苏小姐和后面我要写到的唐晓芙一样，都是加了感情滤镜的，只是一个是挑剔的放大镜，一个是自带玛丽苏光环的炫光镜罢了。
 

        题目的华丽七言句是摘自一首元诗，其实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式的愤青之语。不适合全篇引用。干脆引用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异常喜欢的王梵志的诗来作结吧。

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

围城人物谱写了高松年，一反常理的分析了一下高松年的其人其行。却发现并没有太多的龌龊，反而多了些尊敬。但是这次写道的这三个人就只能是蝇营狗苟之类的文人代表了，也许这也是民国文人的好大一部分代表。就好像有朋友看了我的人物谱之后感叹，也许三闾大学的韩学愈、陆子潇甚至是顾尔谦，只要能活到现在，离世之时估计都能得到个民国大师称谓。所以说，学的好不如名气大，名气大不如死的晚……#

这三个人按照围城书中方鸿渐认识的次序一一写来。如同一路看到的小人嘴脸，却似乎是一站更比一站高。人物的地位一个比一个高，才学似乎也应该一个比一个好；但是小人的嘴脸却一个比一个难看。先从顾尔谦说起吧。

 方鸿渐认识顾尔谦是从去三闾大学的旅途上开始的。围城的文字里写到的顾尔谦主要就是三件事，恭维李梅婷，保护自己，调笑男女之事。顾尔谦的出身围城里并未清楚交代，但是从身着长衫而不穿西服而又教历史看来，似乎也是一个传统的文人，应该也没有留学背景——否则也不会被高松年歧视的比方鸿渐还低两级。这样的人物倒使我想起来了一个鲁迅先生笔下的历史老师，高老夫子，高尔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来彷徨一观。我想顾尔谦的形象大约也就是此类形象罢了。半通不通的学问，猥琐的思想都在笼在一袭传统的长衫里。

   顾尔谦恭维李梅亭的背景书中似乎从没有提及，而且顾似乎也是高松年的旧识。但也还是可以推测，很有可能顾尔谦是李梅亭拉来一起去三闾大学的，才会一路上感恩戴德不停恭维李梅亭。这和方、赵二人到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钱老描写顾尔谦恭维的文字更是犀利的令人发指：“上帝会懊悔没在人身上添一条能摇的狗尾巴，因此减低了不知多少表情的效果。”如此的文字不但辛辣而且诛心。

   相形之下，顾尔谦的另一个习惯保护自己倒变得让人能够接受一些。比方说旅馆中竹榻与门板的争执和看到风肉之上的蛆虫的表现。都是一个经历过事情的旅人的正常反应，并没有什么特别。不过顾尔谦的调笑男女之时到是切实的体现了一下某些民国传统文人的龌龊。典型的两个场景，一个是旅馆里看到姬女的丑态，这个不消说了。另一个却是看到方鸿渐扶孙小姐过桥的时候，李梅亭与他讨论八股文《扶小娘儿过桥》；这个八股文我会在单写李梅亭的篇幅里细说。但是从李顾二人的讨论看来，似乎这中淫邪的讨论是比较经常的状况

        再说陆子潇，陆子潇其人是围城里明确描述过相貌的。当时我看到忍俊不禁的也正是这一段，“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傍横溢。”如此动感的描写一个人的鼻子，钱老实在是不太厚道。而如此真实的鼻孔描写不禁让我觉得重拍围城的话似乎有必要选择著名的鼻孔达人周杰来客串陆子潇才合适。围城之中所写的陆子潇似乎也只有两个方面比较突出，简而言之就是装13和追求孙小姐；反而对于他的教学能力并无提及。陆子潇的装在围城这一部书里也确实是骇人听闻。对外装；办公桌上大秀自己的外交部和行政院信笺。对内装；对着方鸿渐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是为了不拆高松年的台才勉强留校。甚至对着自己的追求对象也能装，把求爱信写成选择题也真是绝无仅有的教授做派。

     陆的另外一个方面似乎就正常了许多。追求孙小姐的情况至少从一开始看起来是非常正常和自然的一件事情。毕竟三闾大学这样寂寞的足以消磨意志的地方，看到足以使自己倾心的女子，追求一下也是人之常情。大部分读者这个时候对于陆的厌恶主要还是基于主角方鸿渐来的，只是因为陆子潇不凑巧的做了主角的情敌。

        但是陆子潇一个着墨并不多的细节却更凸显了他的小人本质。在和方鸿渐闲谈的时候说道克莱登大学的时候，陆异乎寻常的注意方鸿渐的反应；同时也专门报给了韩学愈。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陆其实并不知道方和爱尔兰人的克莱登交涉始末；但是却如此敏感。很有可能他也对韩学愈的学历有怀疑，却没有实证。而反过来密告韩学愈却是心知肚明的投靠之举

        最后的主角当然是韩学愈，韩学愈的名字就像是前面说到的高尔础一般，让人一目了然地觉出他的本来面目。钱钟书在围城中的名字设定少有这么开门见山的。其实从高松年对于这些系主任的分级来说，韩学愈似乎应该和汪处厚是同等级别的最高者。汪处厚因为深厚的背景；而韩学愈却似乎大半是因为他的克莱登博士文凭，小半是因为他的外国老婆。这两大因素导致韩学愈比高校长自己的嫡系赵辛楣的薪水都高。这个似乎也是学术界的通病；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个标签在三国时期就已经被曹丕贴在了文人的身上。所以理工科的高校长本能地按照自己的一套体系进行了生物学上的分类，背景深的和博士是一档，出过国的和自己的嫡系是一档……这也就很好解释为啥方鸿渐比顾尔谦高两级了

        有点儿跑题，再说韩学愈吧。方鸿渐这样的尖酸刻薄人物都差点儿在韩学愈的木讷诚朴前缴械。说话结巴加上木讷诚朴，又有着足够傲人的外国博士招牌和外国老婆。韩学愈在三闾大学的地位确实相当稳固。就算是汪太太这样的狠角色也只敢在自家的宴会上指桑骂槐的说两句。韩学愈在发现方鸿渐的可能经历后施展出来的辣手却也让人不得不佩服这教历史的玩起阴谋来确实相当有水准。我的判断，韩学愈很有可能也是一个像方鸿渐这样的游学生，只是他有足够的厚黑本事。把克莱登大学的博士作为金字招牌死打到底，把自己在国外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说的斩钉截铁让人不得不信。这脸皮厚的确实是达到了系主任的水准。而一旦发现异己方鸿渐，便下狠手，施展连环计置之死地；这黑心确实也还是相当了得。如此的厚黑人物，估计高松年这样八面玲珑的主也降服不住。

三闾大学原型国立师范学院的一任历史系主任，皮名举。从他在57年的反应看起来倒不像是坏人。更像是书生，所以也熬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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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起来，看看三闾大学的这些人物。似乎有这样的一个感觉，钱老对于中文系和历史系有着本能的仇视和轻蔑。这个不是鄙视链的问题。而是三闾大学的历史系中，从系主任到两个台柱教授都是如此的龌龊不堪的小人。系主任是深谙厚黑学的骗子；陆教授是拉大旗做虎皮的小人；就连一大把年纪的顾教授也是个高老夫子一般的混混儿。这样的历史系能教出怎样的学生不得而知，可是按照事实的脉络推演，当年国立师范学院的历史系的学生如果坚持到现在的学术界大约也都是精英级别的存在，如果再写上一两篇文章追思自己当年的恩师；那我估计这历史系骗子、小人和混子的三人组也会有名耀后世的那一天。

  所以说，历史都是人写的。历史系的历史也是。

题目用的诗句出自一个清朝文人的七律。
纪某枢臣事（清·张洵佳）

蝇营狗苟剧奔忙，市井翻身到庙廊。早有声名传狡狯，居然军国预平章

佞臣头仗强邻保，暮夜金为狱吏偿。三次飞书飞不到，可怜公子更无肠

        诗人并不出名，张洵佳的人生顶峰不过是上蔡知县。诗句隐晦的说出的事情根据我的感觉似乎涉及到一个脍炙人口的才子，纪晓岚。这个似乎也是历史的另一面。历史里的纪晓岚并不是铁齿铜牙的电视剧里那般清廉耿介的角色。一样有躲产逼人，横行乡里的恶劣事迹，一样有为亲戚泄露重大案底的徇私之举，甚至还因此被流放新疆。所以流传在人们嘴里的历史和国史馆里的历史是不一样。围城里的文人和后世无数民国纪念文章、民国学者笔记中的文人也类似。

围城人物谱已经写了四个人了。本来打算写写唐晓芙和孙柔嘉的。但是这么写下去很容易写成方鸿渐的感情史，这确实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还是从男子入手，配角做起吧。整部围城里写的大多是方鸿渐平辈论交的人物。对于切实有足够出场时间的领导和长辈也大却只有高松年和方遯翁了。方遯翁是父亲，高松年是领导；偏偏就是这个领导在钱老的刀笔之下显得是如此的诡诈不堪。后面就索性来细细分析一下这样的人物

    按照评书的说法，高松年出场时开脸的描述并不是很地道。钱老用的是冷眼观察的白描手段来讥嘲这个曾经是方鸿渐领导的人物。不过条分缕析一下描述的言辞，我们似乎会发现一些不同的东西。先引文如下：

 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不大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将来国语文法发展完备，终有一天可以明白地分开“老的科学家”和“老科学的家”，或者说“科学老家”和“老科学家”。现在还早得很呢，不妨笼统称呼。高校长肥而结实的脸像没发酵的黄面粉馒头，“馋嘴的时间”（Ｅｄａｘ  Ｖｅｔｕｓｔａｓ）咬也咬不动他，一条牙齿印或皱纹都没有。假使一个犯校规的女学生长得很漂亮，高校长只要她向自己求情认错，也许会不尽本于教育精神地从宽处分。这证明这位科学家还不老。他是二十年前在外国研究昆虫学的；想来三十年前的昆虫都进化成为大学师生了，所以请他来表率多士。他在大学校长里，还是前途无量的人。大学校长分文科出身和理科出身两类。文科出身的人轻易做不到这位子的。做到了也不以为荣，准是干政治碰壁下野，仕而不优则学，借诗书之泽，弦诵之声来休养身心。理科出身的人呢，就完全不同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度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在国外，研究人情的学问始终跟研究物理的学问分歧；而在中国，只要你知道水电，土木，机械，动植物等等，你就可以行政治人——这是“自然齐一律”最大的胜利。理科出身的人当个把校长，不过是政治生涯的开始；从前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现在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并且是条坦道大道。对于第一类，大学是张休息的靠椅；对于第二类，它是个培养的摇篮——只要他小心别摇摆得睡熟了。

        描述主要是分三大部分，首先是老科学家，俏皮话说的很利索；主旨只是想说高的学问似乎过时了。接下来是对学生的态度，主要说的也是对于漂亮女学生的态度。最后一段看起来更像是牢骚，一个不得烟儿抽的文科生发自肺腑的牢骚——当然这似乎也是中国文人未达阶段的一个普遍状态。这三个主旨，分析起来却都不是什么关键性的问题，学术难免过时，第一条对于一个校长来说未免苛刻。第二条涉及私德，捕风捉影则君子不言；第三条之前所述，钱老的身世之感而已。

    围城后面的对于高的描写，我记得的也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细胞之于有机体”的教授大学论，涉及高的办学宗旨；一是适者生存的学问多面通，涉及高的个人手段；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高松年对于方鸿渐的手段，对于韩学愈、刘东方之间的平衡，对于小人李梅亭的信任使用和对于汪太太的撩骚；等等一大堆的林林总总人际关系。

这些描述之中，先不说第一个办学宗旨。这个是有典故的。第二个适者生存的状态：

高松年研究生物学，知道“适者生存”是天经地义。他自负最能适应环境，对什么人，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旧小说里提起“二十万禁军教头”，总说他“十八般武艺，件件都精”；高松年身为校长，对学校里三院十系的学问，样样都通——这个“通”就像“火车畅通”，“肠胃通顺”的“通”，几句门面话从耳朵里进去直通到嘴里出来，一点不在脑子里停留。今天政治学会开成立会，恭请演讲，他会畅论国际关系，把法西斯主义跟共产主义比较，归根结底是中国现行的政制最好。明天文学研究会举行联欢会，他训话里除掉说诗歌是“民族的灵魂”，文学是“心理建设的工具”以外，还要勉励在坐诸位做“印度的泰戈尔，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呃——法国的——罗索（声音又像“噜口苏”，意思是卢梭），德国的歌德，美国的——美国的文学家太多了。”后天物理学会迎新会上，他那时候没有原子弹可讲，只可以呼唤几声相对论，害得隔了大海洋的爱因斯坦右耳朵发烧，连打喷嚏。此外他还会跟军事教官闲谈，说一两个“他妈的”！那教官惊喜得刮目相看，引为同道。

   对于一个大学的一把手校长来说，能够如上述所说的八面玲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个似乎也是必备的生存技能。区别只是自己是不是拿来得意的和别人讲述。从围城里看，高松年的这多种模式是自动切换，重点是为了应付不同的场景。而并没有自得其乐的扮演多面手。钱老借方鸿渐的眼睛和自己描述的文字冷嘲热讽，似乎也不过只是一种聊博一笑的笑话。反正就算是当今的很多一把手的校长，能够三院十系的通达学问也就算是并未脱离实际人物了；这些是在算不得劣迹。

 对于高松年的人际关系，先不说以上的那些手段是不是合理。但是我觉得赵辛楣评价高松年的时候一句话说得很到位——以前他做我先生的时候头脑很好，但现在似乎地位高了却变糊涂了。方鸿渐接上的那个比喻更是妥帖的让人不得不笑：

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臂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

  高松年对方鸿渐的手段，钱老的文笔有如金庸写的高手过招；不仅描述的招法华丽美观，当事者的反应也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对于不谙江湖世俗的方鸿渐，高松年狮子搏兔的手段体现的淋漓尽致。先扬后抑，察言观色；反客为主、旁敲侧击。一个老于交涉平衡的世故人物仿佛就在眼前。而方鸿渐在这样的人物手里吞下谎言被揭穿和老实人被欺负这两种相反的痛苦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处理韩学愈与刘东方、汪处厚与李梅亭之间的矛盾纠缠；高松年所表现出来的技巧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其实映射到现实生活里，多少领导的处理方式也未见得比高松年高明到哪里去。汪处厚与李梅亭，高松年的策略是让当事人直接挤破脓包，最后找到李梅亭的马斯洛需求，满足后委以重任。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汪与李是同争一位的直接矛盾冲突；间接处理矛盾难以调和。所以先让汪处厚迎头痛击再让赵辛楣安抚李梅亭，然后借着别人的口再三强调汪处厚舍侄的次长背景，绝了李梅亭争竞的念头。再赎买药物满足了李梅亭对于物质的马斯洛需求，再委以训导长满足权力需求。处理韩学愈和刘东方之间的矛盾，高松年的做法就截然相反，韩与刘之间是间接矛盾，无非是韩夫人教英语的权力。本来刘的妹妹到历史系是最好的平衡手段，但是二人之间之前已经吵得水火不容；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这种条件下，只能先搁置再找机会。所幸的时候后来找机会献祭了倒霉的方鸿渐，令韩与刘达到了和平共处。

     对于汪太太的撩骚，这一点却是高松年的弱点，但却也使高最真实的地方。虽然有些龌龊。围城里钱老写的场景颇为暧昧。但是对于男女之事，我倾向于相信高松年和汪太太只是嘴上的打情骂俏而已。否则以汪处厚这样的人恐怕不会只为了一个文学院院长而隐忍此类事情的。但是这其中的高松年却比很多道貌岸然的形象真实，而且这似乎也是之前所述的适者生存的案例之一。

廖世承

梅贻琦

   对于高松年的原型网上众说纷纭。根据三闾大学原型是国立师范的说法，推理而来，当年成立在涟源蓝田的国立师范的校长应该是廖世承。此人并不出名。但却也是勤勤恳恳的教书育人的校长，和高松年这种万金油似的风格差距太远。而另一个甚嚣尘上的说法是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这个却正好补一下前面没有说的关于办学宗旨的典故。著名的京城闻人萨苏出的书里描述过梅贻琦的办学宗旨和高松年的对比。先把其罗列于下：

1931年12月，梅贻琦正式到校视事。在全校集会上发表就职演说，提出他办学的至理名言：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主要看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 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更成为广为流传的名句。不过，对梅贻琦的“大师论”，不能停留在表面上，有必要把握它的完整含义。他认为好教授不是肯花钱就 能请到的，好教授也不只是学问优长的学者。他说：“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指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 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他还说：凡一校精神 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请好教授之机会，故能多聘好教授来校。这是我们非常可幸的事。从前我曾改易《四书》中两 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吾还是这样想.

这一段话，熟悉的人一眼就看出这是相当有名被经常引用的“大师与大楼”之论。常常被现在很多人拿来抨击当代的教育体制并趁机怀念民国范儿的文人。但是这其中的核心主旨，个人以为并不比高松年的“细胞之于有机体”高明多少。高松年在抗战的乱世之中临危受命，能够勉强维持一个在乡下地主园子里的新建大学已经是非常不易的坚持了，而随行就市的聘任教授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而梅贻琦当年说话的时候却并不是乱世，不致力于如何扩张学校的规模，为大师营造配得上身份的大学，反而以大师为幌子沾沾自喜。这个实在是书生治校的大忌。记得之前一篇写古文的文章和网友争论了一下书生之气。这其中的道理也是这样，当年的积贫积弱的中国缺少的不是花团锦簇，头头是道、粉饰太平的文章；最缺少的是大国崛起所急需的完整工业体系。而大学最缺少的是有各类科研实验环境的大楼，不是仙风道骨、洒脱飘逸的国学导师、风流诗人。从这个角度看高松年的理论也算是裱糊匠般的务实之举了。以此类推，其实单就教书来说，哪怕我们再鄙夷李梅亭的人品，也不得不承认，李教授教书的水平要远胜于方大游学生。这个似乎也是高松年务实的一个佐证。

国立师范学院校园

        综合以上的分析，高松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混迹于学术教育界的学棍。并不以学问为荣，却能油滑的处理很多平衡协调的事务。该板脸交涉修理年轻人时拉的下面皮，该调和内部矛盾是分得清轻重缓急，甚至环境要求谑浪笑傲的时候也可以插科打诨的来几段荤段子。这样的领导放在一般的单位里都还算是不错的老大。而这样的人物在书呆子颇多的大学里应该也还是很有些意义的。而电视剧围城里饰演高松年的是英若诚，这可是文化部副部长级别的演员，所以说电视剧里的高校长领导范儿更足

题目的诗句是从一首隐逸气十足的明诗中摘出来的，并不符合高校长灵活入世，积极务实的风格。但是高松年这个名字便自含了一派古意。钱老以此来为校长命名，而围城之中所写又多是些玩笑嘲弄之语。我想就算是作为一介书生估计也从内心里是赞同这个务实的老科学家校长的吧。虽然他并不完美，甚至就耍弄手段来看可以说是让人厌恶

为潘复轩题画（明·邵宝）

两山藏古寺，一道泻清泉。

老衲偏知路，高松不计年。

桥通采蘋涧，林起煮茶烟。   

更爱王中舍，长谣庐岳篇。

这首诗的作者邵宝也是个传统书生的角色，后来重修过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在自己老家惠山创办尚德书院。也算是钱老的同乡。但是他的老师却也正好是李东阳。李东阳为人却油滑务实，曾被人讥嘲为“伴食宰相”。这二人的组合似乎也暗合钱钟书写高校长的情形吧。#

也许重新回顾审视一下围城里的文人百态，也更有利于不惑之年的我们更便捷的看清楚文艺青年和读书人的一贯嘴脸。今天要写的这两个人里就有一个在围城的文字里被拿来和杜慎卿作比较。这也足可以说明钱老写围城时似乎是有所思的，至少曾经参照过儒林外史里的人物。但是儒林外史和围城的最大区别就是一个是无情的批判和嘲弄之后希望可以回归到儒家正道上来而终于给了祭先贤的完美结局；一个却是冷漠的嬉笑嘲讽之后返回到文人自己的内心，通过个人的情绪表达了一套懦弱loser的无奈。以纯正的公知体话术来说，围城充满人文关怀的表达了完整的知识分子自身境遇…… 

  我猜想，董斜川和褚慎明二人其实也是或者曾经是钱老生活圈子之中的人物。不然哪里写的那么栩栩如生。董斜川让人绝望的梯子一般的侧影和褚慎明光滑无须的下巴；都让人存在这身边旧友的既视感。就好像是我们自己在用这种文风嘲弄身边的朋友一般。据说董斜川的原型是冒效鲁，既是世家贵公子也是钱钟书经常相互开玩笑的好友。这就很好理解文中的老友玩笑般的嘲讽了。褚慎明其实也有原型，据某些人考证说是许思园；连文中那戏谑的描述褚慎明成名的经历也对照着进行了映射。不过真实的许思园看起来还是蛮帅的。杨绛在后来评价围城的文章里也说，褚慎明和董斜川都有着几个人的影子。并不单单是针对一个人。

   但是从围城里描摹文人百态的样子里面看，董斜川和褚慎明却实在是非常典型的两个；也代表了非常典型的两类人——遗老派的名士和高蹈派的散仙。这似乎是不希望与时俱进文人的两个龟壳，古已有之。围城的文字里对于这两类人戏谑的调侃，把遗老的腐朽和散仙的无法脱离食色为本性的苦恼都摊在了白纸黑字的文章里，让人看起来忍俊不禁。

        遗老从来都是中国文人中的传统流派。不管是改朝换代而未能搭上车的失落，还是时过境迁而未能跟上步伐的遗憾；总会有一些能诗能文能画的人物在痛悼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然后追思远上先皇五代，近至前朝古人；发黍离之叹，再以诗以文渲染。围城里写董斜川的时候，你都能感觉得到钱老在纸背后的冷笑。董斜川的才是有的，从文中摘录的几句工稳的诗句看，也颇符合同光体和陈三立老先生的风格；只是和当时的时代格格不入。一个驻捷克大使馆军事参赞如此的遗老气味实在是太诡异了。说到这里不仅要从围城描述的时代背景说说，方鸿渐归国已经是1937年，这正是全面抗战的开始。而捷克大使馆军事参赞和抗战最密切的关系估计军迷也都想得到，那估计就是当年抗战名枪捷克式ZB-26轻机枪了。当年国内颇多兵工厂仿造的都不一样，在一二八之后，国民政府曾经试图引进生产线。按理说董斜川应该是参与此事忙的不可开交。却能在这个档口去批评上司文理不通，然后借此去职之后在租界陪着赵辛楣方鸿渐喝茶。如此的文人也真是不知亡国恨了。所以基于之上的推论，什么陵谷山原，什么同光体；在如此这样的乱世中，需要为国为民披肝沥胆的时候，却打了遗老的牌子高蹈徜徉的文人，实在是让人无法苟同。也许遗老就是这样，喟叹前朝之盛世，却不愿为陆秀夫、文天祥一般；无非是躲进龟壳之中，吟风弄月聊度余生。所以董斜川的人物做派，盛世之时一笑置之，可以为一景；乱世之时却难免被人所不齿。董斜川的原型，冒效鲁也曾出仕汪伪政府；只是因为并无恶行才在凭着才华教书为生。所以说董斜川这样的人物，才固然是让人心折，德却并不怎样。

 
扮演董斜川的张建亚
 

原型冒效鲁，还是有几分相像的吧, 

   再说散仙一般褚慎明；钱老开玩笑的说褚慎明小学到大学都没有毕业，因为觉得没有人配教自己。此等狂人倒确实是仙气十足。而且围城的具体解释也是褚慎明说起的。这倒让每次说起围城的人都会说起褚慎明。而且褚慎明的发家史也是如此的诡异，靠给各大哲学家发仰慕的信件，然后借此狐假虎威欺世盗名；而所谓的问方鸿渐的哲学问题又显得此人要么是痴，要么是笨。但是钱老写褚慎明最出色的两个场面却完美的揭示了所谓散仙的内心。一个是喝牛奶，一个就是研究数理逻辑时的心理活动。喝牛奶不用说了，娘炮外加对于自身健康的无比恐惧，还有看见苏小姐和自己谈内心时的莫名激动。仅仅就那个可以从X联想到Kiss的心理活动，都会使我想起一个古人的笑话：

一群青年人在一起聚餐，有歌妓陪酒。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唯有坐在首席的一位长者闭目叉手，端坐不看。酒席散，歌妓向长者索要重赏，长者拂衣而起，说道：“我又没看你，要什么赏钱！”歌妓用手拉着他说：“看的倒也无妨，倒是闭眼的想得独狠！”——明 《笑禅录》 潘游龙

褚慎明的形象就和这笑话一样，寥寥数语，一个场景之后。一个表面狷介不羁谁都不服的学者文人，内心的龌龊与心理扭曲已经跃然纸上。不得不佩服钱钟书的提炼整理的能力，据说喝牛奶的场景和给众多哲学家写信的事迹并不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喝牛奶的典故来自于钱老在欧洲游学时的一个同学，平常不苟言笑，却跟着一个妓女走进了特殊的店里喝牛奶……散仙的这个流派在文人中的存在似乎还先于遗老。散仙也看不惯世事，和遗老不同的是散仙看不惯并不是因为这些事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却只是因为看不上。散仙的套路是早早的给自己打造一套可以傲视世人心态；然后以此为基础表现自己的狷介不羁。褚慎明做得很成功，但是却也被钱老的文字剖析的最彻底。

 褚慎明的丑态
 

许思园，差别有点大

民国范儿的文人里面，这两个型号的不少。遗老首推辜鸿铭、散仙当属章太炎，但是此二人都是学界泰斗和思想界的领袖。围城里的人物董斜川和褚慎明也只是遗老散仙的影子。但是我还是要说，鲁迅先生所说话到如今还是深以为然，中国的脊梁从来就是拼命硬干和埋头苦干的人。其他的人就算是走对了改朝换代的路数，搭上了时代的列车；进而成为操权柄执牛耳之人。骨子里也还是脱不了遗老和散仙的路数。所谓的《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这样的玩意儿罢了。对付这种路数，白乐天的诗句最好，更何况这首是送给写得出“前度刘郎今又来”来的朋友的

雪夜小饮赠梦得（唐·白居易）

同为懒慢园林客，共对萧条雨雪天。

小酌酒巡销永夜，大开口笑送残年

久将时背成遗老，多被人呼作散仙

呼作散仙应有以，曾看东海变桑田。

        看围城应该是很久远的事情了；至少也应该远过三毛。记得那个时候的围城还只要4块8；人民文学版本，墨绿色的封皮。本来是一个同学央我借钱买下的，但是我买了之后先翻看了一下，觉得这个作者的文风是如此的有趣，于是也就看了起来。反正后来借的钱是没有还，书我们一起看了最后留在了我的手里。那个时候我大约6年级吧，之前的口味被妈妈暑期带进学校图书馆里的国产硬科幻和俄式科幻提得很重，郑文光、叶永烈和别利亚耶夫描述的世界让我颇为神往。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一本小书围城却带我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后来的岁月里，围城成为了厕上马上枕上的最好的休闲书籍。我也在努力的学习着钱老那种小聪明般自嘲夹杂着奚落式的文风。高中的作文风格尤甚，经常自作聪明的独辟蹊径；语文老师也就经常单独的和我谈话。还记得当时那个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是教书没多久的新手，被我这种古怪的风格撩拨的难以言表地郁闷。现在想来，老师和我的谈话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不停重复的三个字：“说人话、说人话、说人话……”
 

　虽然我也为此付出了第一年高考作文跑题的代价；但是毕竟后来的路我还是走着这个时代的正常轨迹。书单的读透活动又勾起了我码字的一些欲望；所以重拾这已经读了有近百遍的旧书，散开的看看其中的人物吧。

　　围城在现代的文学作品里有着别样的风采。和正统的郭鲁茅巴老曹不同；钱老似乎并不擅长讲故事，除了和自己切身有关的故事。不少评论说围城描摹了民国文人百态；没错，这是客观效果。但是细想起来这个文人百态又何尝不是钱老自身看过或者经历过的世间文人百态呢。所以说，个人以为，围城是一部颇有自传体嫌疑的文字。而其中的人物也因为如此，充实而颇有烟火气的立在读者的思想之中；和现实之中身边的一个个人物影像重叠幻化。读围城而识人间百态确实是一个并不虚假的传说。我也据此而试图写写围城中一个个鲜活的文人形象，并以此来纪念一下陪了我少年到中年的文字。

我写金庸小说人物的天书论情系列是从女子发源，逐步过渡到男子；围城里女子形象不多，从主角的角度看的个人烙印太多，所以从男子写起。而男子又不好直奔方鸿渐的主题；所以从鸿渐最好的朋友开始吧

　　不知道大家读围城的感觉怎样？如果从代入式的读者情感看起来，要大家选择一个围城里最羡慕方鸿渐的地方会是什么样的答案。从一个一事无成的海归小知识分子来说；最可值得羡慕的要么是感情，要么就是仕途或者事业。可从我的角度看起来，我最羡慕方鸿渐的，却是因为赵辛楣。说得更直接具体一点，因为方鸿渐有赵辛楣这样的一个朋友。一部小说的作者尤其是有自传体嫌疑的作者，在作品里描摹的最完美的，就往往是在实际生活中他自己所最缺乏的。从这一点来说，也许不仅仅是我，也许就连钱老也在羡慕方鸿渐有这样的赵辛楣作为挚友——其实从杨绛后来的文字中就能或多或少的感觉到钱老的孤独无友的寂寞

　　赵辛楣的形象，是从一个胖子开始的。虽然站定了身材高大、气宇轩昂，但是从对待方鸿渐这个他以为的同情兄的角度看来，心胸并不开阔；但是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友好。吃醋也吃的颇有些可爱。不得不说，从基础设定上，钱老造了一个自己心目中的最佳友人的形象。对于方鸿渐来说，赵辛楣和自己的感情观、为人处世的原则都颇为契合；而从能力上来讲又高出鸿渐一筹。此等朋友又是鸿渐习惯于依靠的对象。而对比与方鸿渐的欧洲游学经历，赵辛楣的背景和履历要踏实很多。在后来的乱世长途旅行中，赵辛楣表现出来的能力也是方鸿渐完全不能匹敌的。而方鸿渐对此产生的依赖感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二人之间的友情表现又不完全是这种依赖关系。毕竟，当方鸿渐问起赵辛楣对于自己在旅途中的表现评价时；赵的评价一针见血：”你是一个好人，但全无用处“。能够这么评价方鸿渐，足以说明赵辛楣对方的了解，也足以说明他对这段友谊的认可程度。

其实说得更直白一些。赵辛楣对于方鸿渐来说，是一个志趣相投、处事原则接近；相互之间颇可以分享众多隐私的好友。而这样的一个好友，如果能力还远胜自己，那自然就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依赖。不过我觉得整部围城里，让我觉得最能为这段友谊动心的桥段，还得是那个滑稽的让我每次想起就忍俊不禁扬起嘴角的场景。

汪太太邀约二人到家里吃饭，并以吃饭为名安排相亲。二人本想婉拒，却又却不过情面。勉强来赴宴。席间赵辛楣被喜好话剧的女生督导吴老师相中，极力维持二人的小圈子。在回宿舍的途中，吴玩弄了一个小手腕，假装自己的脚崴了继而又说是落了手提包在汪太太家。试图营造和赵辛楣的二人世界。正在尴尬的时候；方鸿渐却极到好处的跳出来，假装问自己的帽子，并假装也遗落了东西，回汪家一起取回。算是解救了赵辛楣。然后二人相对埋怨后大笑……这个桥段写的二人心灵相通般的和谐友谊实在是让我羡慕。朋友之间的友情的最高境界就是彼此默契，并同时为对方着想。虽然上面的场景颇有些玩笑的意味，但是经过些世事的人都知道；如此这般的友情是最值得让人艳羡，也是最值得自己珍惜的事物

　　话题再回到赵辛楣身上，从一个读者观察的角度，借着方鸿渐的视角，对于赵辛楣的感情观、处事原则等无不表现出明确的认同。感情上，从苏小姐结婚，赵辛楣得知新郎是曹元朗之后所说的“这样眼光的女子就配不上我赵辛楣”；到狡黠的评价曹苏二人联姻至少会相互读得懂对方的诗。表现出来的对于痴恋已久的感情的决绝和准确的判断。都让我佩服不已。人世间能够从情字中跳出来人物也不过如此吧。虽然之后的痴缠汪太太有些不智，但是却不让人讨厌；礼失求诸于野，而情失呢？从这一点看来，赵辛楣依然对于自己迷恋的那个苏小姐的影子有些念念不忘把。

　　对于赵辛楣的处事原则。一个有些能力的政治系学者也不过就是赵的样子。他最擅长的是用英文演讲，演讲的声音像抹了油一般，一滑就是一个全场。团队的领导能力也还能使他在乱世能够带着李梅亭、顾尔谦加上孙小姐这样的老弱妇孺长途旅行到三闾大学。路上碰到一些无赖的挑衅还可以通过手上的动作和好像老式舰炮一般的烟斗威慑宵小。如此这般的全能人物，不由得方鸿渐不产生依赖。

　　在群里呢和人说起的时候，赵辛楣的归途是做官。做官的此类人物也许在同时期的描摹中有所体现。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中的那个不苟言笑，沉默而阴鸷的党棍、官僚也许很有可能是赵辛楣在仕途顺达之后影子。而后面呢，抗战胜利，返回上海做接收大员；然后再在1949的大江大海之中漂泊到孤岛或者是美国。这也许就是民国文人的一些宿命。我想也没有人脑洞大开到描写一下赵辛楣入党或者是留在大陆经历运动的样子吧。

　　说到这里，不禁感慨，其实小说也好，影视剧也好；作品描摹人物都是截取了一个人生的片断来看的。在这个片段里的悲欢喜怒可以被我们这些读者看到，但是身前身后却都似乎隐含着些值得推敲的动心。有的时候甚至是细思恐极的。有人曾经说过，路遥平凡的世界结束了；孙少平幸福的在矿上组建家庭的结局实在是细思恐极的。因为那个时期过去了，后面是什么？就是某人嘴里的地雷阵，广大国企职工命运里无法躲避的下岗大潮……到了那个时候，世界又如何平凡得下去。

　　所以说，看围城的愉悦体验也就够了。不要去想方鸿渐、赵辛楣后来的日子。我们只需要艳羡他们的友谊。艳羡那个可以在书里自由自在气宇轩昂的胖子吧。

　　借宋朝赵藩的一首六言诗拿来做题和作结吧，不甚贴切，只能将就

　留衢州王彦博周钦止徐审知 其三

　　宋·赵蕃

风日端可举酒，溪山尽堪赋诗。
　有怀尔山中友，应念我天之涯。

原载微信号看空天（kankongtian）

　　对于战斗机飞行员而言，空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空战的奥秘在于它的复杂性，它与技术息息相关，也受到空战理念进步的推动。不同的人对空战的理解也会有不同的视角。此次，我们对话一位大牛飞行员。听一听他对空战战术条分缕析地解读。

　　以下，以“飞飞”代表该飞行员，“天天”当然是看空天（ID：看空天）啦。

　　这位飞行员曾两次参加空军组织的对抗空战比武竞赛，均获得“金头盔”（空战能手）。和他交谈，能感到他开阔的思路，他对当今最前沿的航空武器装备、新技术的发展感知很敏锐，他的话总是能直抵要害。这让人看到了中国空军新一代战斗机飞行员的视野和研究问题的深度。

　　这位飞行员认为，如何打赢空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涉及的技术、战术很多，“如果技术前进一小步，那战术就需要迈进一大步”。他说，从接敌到近距格斗，可能一个动作、一个判断就决定了空战的结果。在他看来，获取空战胜利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以能击其不能”。

接敌：速度高度均需“有度”

　　三代机和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的四代机比，就好比是步兵和骑兵的关系，能超音速巡航的飞机会突然杀过来砍你一刀，然后就走了，你追也追不上。更大的问题是，你还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天天：如果我们把空战人为的分为几个阶段，是不是可以这样划分：接敌、占位、中距空战、近距离空战。那么，我们就从接敌谈起吧。在空战打响之前，你首先要知道敌人在哪。这就涉及如何搜索的问题。理想的情况是有预警机或者地面雷达进行引导和目标信息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搜索目标？何时开雷达？

飞飞：在有外部信息支援和引导的情况下，通常是在目标进入你的导弹射击包线之前的某一段打开机载雷达。这样开雷达之后，锁定目标便可发射导弹。在有外部信息支援和引导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过早地打开雷达，这样一方面可能暴露自己的位置，不利于隐蔽。另外一方面，相当于给了对方一个预警的时间，他可以考虑如何干扰你的雷达。最好就是开雷达——锁定——发射导弹，一气呵成。

天天：导弹的射击包线其实涉及的因素很复杂，在没有打开雷达之前，没有获得目标足够的参数之前，是不是很难精确确定这时候的射击包线？

飞飞：那就需要你对自身装备的深入了解，作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你必须很清楚目标什么时候进入你的导弹射程。这就要求你对自己的装备吃透、钻透，对不同距离、高度、速度下的发射距离牢记在心。我们都说要“人机一体”，你要知道你的拳头能打多远、有多有力，这就是“人机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难。

天天：如果一方有外部信息支援，而另一方没有，对作战会有什么影响？

飞飞：如果一方有外部信息支援，而另一方没有，那没有的一方将处于极大的被动局面，这是一种不对称的、单向透明的状态，没有信息支援的一方不管武器多先进也没法打。

天天：这使我想到，在越南战争的时候，包括我们人民空军的国土防空时期，很多以弱胜强的战例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地面引导的好，可以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飞机。

飞飞：是的。如果双方都没有地面引导，而完全依靠机载雷达搜索，在一个很广阔的空域内搜索目标会很困难。因为歼击机的火控雷达搜索范围小，完成一个大扇面的搜索需要较长时间，而且很容易漏掉敌人。总之，用歼击机的雷达进行大空域的搜索，并不是一个好办法，最好还是有外部的信息支援。

1963年9月20日，我海军航空兵大队长高翔和黄凤生驾驶歼-6战斗机，在雷州半岛上空，以291米的近距离，开炮击落美军入侵的F-104C型战斗机

天天：在这一阶段，先敌发现能带来哪些具体优势？

飞飞：先敌发现，就会在一定时间内造成单向的战场透明。我先发现了你，那么我就有准备了，我是在打有准备之仗，而你是打无准备之仗。我们都讲OODA循环，也就是观察、判断、决策、执行。谁先观察到目标，谁就先做判断，先做决策。我在几次自由空战对抗中能够获得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先于对手目视。

天天：发现目标之后，可能就会涉及一个占位问题。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多数飞行员会爬升、增速，获取能量优势。在高位的时候，同样的导弹射程会远一些，但是对于雷达而言，往下看会有地面杂波，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探测距离，特别是型号较老的雷达；而低位的一方，雷达看对方时的背景就很干净，可能看得更远，但导弹在低空，是往上打，射程就近。那么什么时候选择哪种占位更好？

飞飞：通常是占据高位更好一些。你和目标机有正高度差，导弹打得就相对较远，同时战机也有势能优势。现在的机载雷达都具备下视能力，当然，可能会比上视的探测距离近一些，但是减小的幅度非常有限，未来会更小。雷达下视距离仍然远远大于导弹的发射距离。当然，高度也不能说越高越好，因为太高了空气稀薄，不利于飞机的机动。

天天：在接敌的时候，战机通常会增速，但也并非越快越好吧？

飞飞：对，更大的速度能将导弹“扔”得更远。当然，未必速度越大越好，你的速度增大了，对方飞机的导弹攻击包线也会扩大。这也会涉及转弯半径的问题，速度太快了转弯半径就越大，不同的飞机有不同的优势高度和速度。比如三代机在有外挂的情况，在高空飞出1.5马赫以上的速度，那么飞机的机动性损失就太大。如果对方释放电子干扰，你的导弹打不出去，而别人打你时，规避都不容易。

　　另外，对于三代机而言，从亚音速巡航状态加速到超音速，需要一个过程，速度再往上冲需要一定时间，开加力时间过长会导致耗油过多，不利于持续作战。空中态势是千变万化的，你用那么长时间来加速，就可能给对手留下机会。

天天：三代机的设计原则是在中低空亚音速进行格斗，这是它的优势区间，让它进行超音速空战可能就不适合了。另外一方面，打开加力也会增加对方红外制导导弹导引头和红外搜索跟踪系统的探测距离，所以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吧。既然速度并非越快越好，那为何国外的四代机，还追求1.5马赫的超音速巡航能力？

飞飞：四代机的超音速巡航和三代机的开加力冲超音速完全不同。前者就如同用百米的速度跑一万米，它的持续力很强，耗油相对较小，而且四代机是隐身的，它在超音速状态下发射导弹能单方面增大导弹的发射距离。而三代机冲超音速则是像百米冲刺一样，只能坚持一段时间。三代机和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的四代机比，就好比是步兵和骑兵的关系，超音速巡航的飞机会突然杀过来砍你一刀，然后就走了，你追也追不上。更大的问题是，你还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中距：先发后发皆可“制敌”

　　空战中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不可能总是按照你的预想发展。需要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

天天：从国际上看，设计一款战斗机往往强调先敌发现、先敌开火、先敌摧毁。但是在空战中也有人提出，避其锋芒，后发制人。在超视距空战的时候，到底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哪个更好一些？

飞飞：空战最根本上是扬长避短，不管是同型机还是异型机，你把你的长处发挥到极致，你的短处让敌人抓不住就是优势。这里，我们还要谈OODA循环。你能够比对手更早地看到，就意味着你能更快地做出判断和决策、尽远把对手打掉，这就是最好的战术。

　　当然，空战中的情况是千变万化的，不可能总是按照你的预想发展。需要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这需要理论上的研究、学习，但更多来自于实践层面。反复训练，让你和你的战机所擅长的方面更强，也要知道你和你所驾驭的战机所不擅长的，并尽量改进。所有的战术都是围绕扬长避短去制定。

　　当对手试图抑制你的特长时，比如你的优势在于打中距弹，对方采取种种措施抑制了你的优势，你就要有耐心，保存好自己，不要盲目进攻，以防陷入对方的圈套。进入等待时，最关键的就是你的观察、判断，抓住对手出现的失误，并迅速扩大为优势，再把优势转化为胜势，胜势转化为战果。当然，对手也会抓住你的失误。实际上，关键也就是对自己要求得更严一些、更准一点，心态轻松一些，头脑清醒一点。如果这个过程中对手始终没有犯错，那说明你遇到高手了。这种情况下，拼的是毅力。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天天：在中距阶段，如果让你选择，你是需要更强的态势感知能力，还是射程更远的导弹？

飞飞：我会选择态势感知能力。导弹打得再远，对方可以通过干扰、机动让你打不出来，弹打出来命中不上。如果态势感知不好，我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就会有失误。就拿规避导弹来说，最好要明确判断出对手雷达的锁定时机，发射时机以及导弹逼近的时机。所以，增强态势感知能力，是飞机设计师一直努力的方向。现在，设计师为很多飞机安装上了雷达告警器甚至是精密的无源探测系统、导弹逼近告警器、激光告警器，就是这个目的。

近距：重在“以能击其不能”

　　空战的真谛就在于先敌发现，扬长避短，“以能击其不能”。

天天：如果在中距空战中双方都未能击落对方，很可能就面临近距离空战了。但实际上，中距和近距之间并无明显界限。就像有的导弹，可以兼顾中距和近距格斗一样。但是一般而言，是不是存在一个标准，就是目视发现目标？通常能在多远的距离目视发现目标？这时候雷达以及光电传感器能发挥什么作用？在中距转近距的时候，最关键的是注意什么？

飞飞：还要看当时的天气条件和对方飞机的大小、涂装。在对抗中，我目视能在30公里上发现目标。我们有时候在地面上感觉雾霾、浮尘很大，但是在数千米以上的空中，往往能见度就很好了，除非有很多云。当然，近距的时候也可以通过雷达和其他传感器探测目标，然后发动攻击，只不过在近距离的时候，更容易目视搜索。

近距离空战如同电话亭中拿着匕首格斗

天天：国外有人形容近距离格斗是“两个手持匕首的人在电话亭中的厮杀”，用来形容其风险和不可预知性。你认为，近距离格斗中的危险体现在哪里？

飞飞：这个比喻很好。在电话亭中用匕首格斗的结果是什么？只有一个人能走出来，甚至都走不出来。在近距空战中，你只有干掉对手的权利，没有要求退出的权利，因为没有脱离窗口。你跑，人家追过来就是一枚导弹。因此，在近距离格斗时，要么击落对方，要么被对方击落。

天天：如今，空战从超视距开始打，然后打到视距，格斗弹也都具有全向发射能力，这使得很多战斗可能在两机对头交叉之前就结束了，今后空战留给战斗机做筋斗、盘旋、咬尾的机会还多吗？你所经历的空战中，哪种情况更多？

飞飞：至少在目前来讲，格斗的机会还是很多。导弹先进了，对抗导弹的技术也会发展。比如说隐身、电子对抗、诱饵等等，都能很好地对付中距弹，对付红外成像格斗导弹的技术也会慢慢发展出来。空战远不是在迎头的时候相互发射几枚导弹就能解决的。特别是在双方武器装备性能、态势、技术、训练水平比较接近的情况下。

歼-10、歼-11在模拟空战中留下的尾迹

天天：推力矢量喷管往往被视为迅速获取优势的先进技术之一，特别是在近距离空战中。但是，之前网络上流传的一份视频中，美国飞行员在点评美国的F-15和印度的苏-30MKI的对抗时认为，苏-30MKI启动推力矢量喷管后，能量损失很大，结果在空中就成了靶子。你对矢量喷管对空战的影响有何看法？

飞飞：推力矢量是一个好东西，不能说飞机损失能量过快就否定这种技术。它能迅速改变机头指向，如果配合大离轴角的导弹，能够快速截获、发射的导弹，那将具备极大的杀伤力。如果推力矢量技术不好，苏-35、T-50、F-22还装它干什么？但是具体说能带来多大的优势，或者如何变成“倍增器”，还要看实战检验，同时也要看人的运用。

很多人认为正在拐弯的是一枚导弹，其实那是一架一边放油一边压坡度转弯的飞机

天天：当然，推力矢量喷管最好还是和大推重比的发动机配合。这样推力矢量控制会降低飞机的能量，而大推力发动机又能快速为战机补充能量。而且我们感觉推力矢量通常在低速飞行时能够充分发挥。在通常的接敌速度，依靠空气动力就已经能够达到战斗机的最大裹在了。你刚才谈到，在空中击落目标并不容易。进一步讲，随着隐身技术和电子对抗系统的广泛采用，在空中击落一架先进飞机是不是越来越难。这一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的战果中似乎也有所体现。而击毁地面的飞机似乎更为容易。那么空战会消失吗？或者说，空战还能成为主要的作战样式吗？

飞飞：空战不会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局部战争，特别是近20年的局部战争，基本上是以强凌弱，都是大国打小国。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空战的。北约空袭南联盟的时候，南联盟的空军仍然与北约进行了空战，尽管结果是一边倒。但再往前回溯，越南战争、朝鲜战争，空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势均力敌的空军之间的冲突必然进行空战，因为你很难一下子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我是赞同把敌方的空中力量消灭在地面，但是两个势均力敌的国家，特别是大国，在均衡的情况下，那是不太可能的。

苏-35是我国装备的第一种带推力矢量的战斗机

天天：你曾两次获得金头盔，你认为你取胜的关键在哪里？

飞飞：我在对抗中近距离空战获胜的多一些，刚才谈到，从技术上讲就是先发现了目标。如果概括一下，空战的真谛就在于先敌发现，扬长避短，“以能击其不能”。

天天：空战历史表明，多数飞机是被占少数的王牌飞行员击落的。那么如何培养王牌飞行员？如何把“金头盔”飞行员的经验复制给其他飞行员？

飞飞：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我只能谈谈我作为一名飞行员的看法。优秀的飞行员首先必须热爱飞行，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在这个条件下，飞行员要学会“研究式学习，验证式实践，检讨式总结，自主式创新”。

　　先说说学习，我坚持的原则就是学以致用。我喜欢学空战方面的知识，角度与能量、雷达、电抗都要学深学透。只有在学习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战术、招数。其次，是真招还是绝招，需要反复的实践，证明它是不是好用。把别人会用的练精了，就是好招；想到别人所没想到的，那就是真招、绝招。检讨式总结，就是你需要通过总结来反思：学习实践过程中，哪些好使，哪些不好使，哪些走对了，哪些走错了，在总结的基础上你才有创新。创新是一点点积累的，创新往往不是跨越式的跃进，任何人的成就都是日常积累的，厚积薄发，战术的创新也是一样的。

C919之前的几十年，我国航空工业在“大飞机”上有哪些尝试？

　　最广为熟知的就是运-10了，这是我国独立自主研制的第一种大型客机。诚然，1970年研制的运-10在整体设计上完全由国内的技术力量完成，除发动机以外主要部件都是国内自主研制，国产化程度远远超过了ARJ-21和C-919客机，以及当时在苏联安-12和图-16基础上仿制的运-8和轰-6。但运-10身上这种看似成功的彻底国产化，背后的代价就是对现代大型客机性能指标的背离，特别是在可靠安全性和商业经济性上的背离，也最终使运-10全无民航营运化的可能。对于运-10的讨论，在笔者《孤雁难飞 技术问题和资金困难下的运-10之殇》中已有详实的观点阐述。

　运-10所呈现的残酷事实是：当时我国航空工业限于自身设计和制造能力尚无法提供满足民航要求的大型客机。在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为大飞机的发展提供的道路是：引进国外成熟技术或与国外厂商合作研制，在生产中掌握大型客机的结构特点和生产工艺，为以后的自主研制打下基础。这便有了1987年的《征求合作研制干线飞机建议书》，在与波音、空客、麦道的合作研制生产招标中，最后选择了“中外联合研制”的麦道公司MD-90。虽然这次通过引进生产解决了国内技术水平不足的问题，项目前景一片光明，但转眼麦道公司就被波音公司收购、MD-90客机项目下马。受此影响，这次“以市场换技术”的尝试在损失了数亿美元后失败了。

在MPC-75项目上，我国第一次系统的学习了西方民航客机的设计要求，我国的很多飞机设计师都曾参与其中，包括C919总设计师吴光辉。后来西飞在NRJ项目失败后，将MPC-75项目上的知识和经验运用到运-7上，造就了新舟60系列支线客机

　　八九十年代除了这为人熟知的MD-90外，我国在“大飞机”上还曾与波音的UHB、德国MBB的MPC-75、空客的AE-100项目进行过合作尝试，西飞还自主尝试了NRJ项目，都因多方面因素没有成功。最后，在经历了完全自力更生和以市场换技术的两条大飞机发展道路的探索后，2000年，我国决定集中力量自主研制出具备世界水平的新型涡扇支线客机，开始了对国产大飞机的“第三次”冲击。

采用桨扇发动机的波音727UHB

空客AE-100想象图

　　在ARJ21涡扇支线客机的研制上，我国航空工业确定了飞机总体设计和机体生产以我为主，发动机和机载设备国际招标选购的思路。大量引进国外成熟设备在保证飞机机载设备先进性和可靠性的同时，更使我国航空得以集中科研力量在飞机的总体设计上，极大降低了ARJ21项目风险，加快了项目的总体进度。在ARJ21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我国正式启动了更大型客机的研制工作。继承ARJ21项目的成功经验，C919也采用了主制造商-供应商研制模式。中国商飞作为大飞机主制造商，负责设计集成、管理体系、总装制造、市场营销等方面，把发动机、机载设备、航电系统等外包给国内外供应商来负责。

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已经列装，我国航空工业较于七八十年代已有长足进步，那商飞在C919上为什么还要选择与国外承包商合作？

　　的确，近些年来我国中航工业在军机领域可谓高歌猛进，硕果颇丰，两型四代机的研制，运-20的成功研制、试飞工作的稳步推进都表明我国已经具备大飞机的自主设计和生产制造的工业基础。而大飞机C919的最大载客量为190座，最大起飞重量72.5吨，最大航程4075公里，这样的数据与国产军用运输机相比其实就是运-8/9中型运输机的级别，远小于最大起飞重量250吨级的“大飞机”运-20。在民机领域中，C919也并不算是标准意义上的“大飞机”，只是相当于国内航线上波音737-800和空客A320这样的中短程干线客机，而非我们印象中运营在跨洋航线上的波音777、空客A340这般的庞然大物。

C919与波音737体型大致相当，而后面的正是波音777

　　与C919同级的运-8/9中型军用运输机在我国已经生产使用几十年，技术上已经全面吃透，全面国产化。但限于大飞机军用型号和民用型号性能指标和设计理念上的巨大差异，我国在运-8/9和运-20上的经验成果还不足以支撑起C919的全面自主化。特别是民机上很多的配套系统设备是专有的或性能是不同于军机的，我国航空工业此前并未涉足过，还属于研制空白或在综合性能指标上还不能达到适航标准。所以请洋先生领进门是必要的。

大飞机军用型号和民用型号的差异，具体体现在…？

　　军用运输机与民航客机的差异和设计理念的不同归根到底是其背后的需求不同。我们百度下C919和运-8的尺寸数据就会发现前者长38.9米、宽35.8米、高11.952米，后者长34.02米、宽38.0米、高11.16米，虽然二者尺寸差不多，但运-8机体要宽也就是货舱尺寸要宽。因为现代军用运输机需要运输的武装直升机、8×8的轮式装甲车族、机动雷达、导弹发射车等武器装备吨位虽不算大，但尺寸上都是很宽的，所以军用运输机的货舱截面积特别是宽度都要大幅增加，机体呈短租的特征。

运-9运输机，摄影：威猛

　　对比C919和运-8，除了尺寸上的差异外，你还会发现发动机的类型和安装方式也不同，这同样是需求和设计理念差异导致的。前者是涡扇动力，后者是涡桨动力，涡桨的优势就是场地适应能力好，“皮实”可以在未经过铺设条件简陋的野战前线跑道上起降。而涡扇动力对道面质量的要求远高于涡桨动力的，由于民航客机在精心维护保养的跑道上起降，所以不存在吸入异物的风险。而且为了降低耗油率，民用涡扇发动机涵道比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涡桨动力凭借高场地适应性在运-8/9和C-130（上图）这类战术运输机的动力系统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在运-20（下图）、C-17、伊尔-76这类大型战略运输机上，虽然也如民航机采用涡扇动力，但涵道比/尺寸上不会那么大，翼吊发动机的位置距地面也相对较高

　　除了外观和动力上的差异外，军机在设计中可以在保证货舱尺寸、载运能力、航程等关键性能指标的前提下对机体寿命、使用成本、耗油率、维修工时、维修成本、检修间隔等经济性和可维护性方面的指标做适当取舍。军机必须在国产率上力争最大化，以免战时卡脖子，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大国。即便因选配国产设备导致性能有所折扣也在所不惜。在军机的研发中还会出现适当降低性能来解决有无问题，在后续服役中再不断对性能进行完善、改进提高的情况。

　　但对于民机而言，因设计理念上的天壤之别，上述情况几乎不会出现。客机的关键性能指标与市场竞争力和商业前景息息相关，寿命和耗油率关乎营运的经济性问题，维修更是关乎飞行的安全性。此外客机相对于军用运输机还有着更为严格的机舱环控系统，还要考虑客舱噪音和乘坐舒适性，所以说民机的性能指标是综合性全面性的，如果像军机那样在任何一方面进行妥协就可能因“木桶原理”导致飞机无法获得适航证，不能投入商业营运。客机和军用运输机的差异有些像悍马勇士这类战场高机动越野车与我们日常私家车的区别。

C919的两台LEAP发动机距地面很近

为什么以“两弹一星”精神/模式来造大飞机是不现实的？

　　以“两弹一星”的精神或者说模式来集中航空工业力量对民用大飞机的所有子系统进行性能攻关，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而且凭借近年来我国航空工业取得的成果和技术积累，完全有可能做到在性能、质量、安全性和经济性上全部达到大型客机的需求。

　　但这种两弹一星举全国之力，以航空工业系统的大动员大协同来推进大飞机的科研攻关工作，必然会影响到我国多型军用飞机的正常研制进程。而大飞机所有子系统都全部自行开发研制，整个项目进度势必会有数年的拖延。同时从经济角度看，包含了研制成本的设备采购费用必将变得极高。最后我国航空工业在付出巨大代价下，自主研制的C919必将会因漫长研制周期和高昂整机采购成本变得几无经济性可言。而作为民用客机，违背了商业上的“赚钱”这个根本性宗旨，整个大飞机项目其实就彻底失败的了。

C919的先进座舱设计

　　所以说在国内航空工业实力和精力，以及国际航空制造或明或暗的规则面前，对于C919的国产化率的纠结和讨论要明辨主次抓住本质，不要被全面国产化的情绪蒙蔽双眼。C919大飞机的设计制造于我国而言已不是两弹一星那般关乎民族存亡，也不是昔日的运-10关乎国力和航空工业水平的展示，更不是运-20那样关乎我军战略投送能力的提升。C919作为商业客机，最核心目的还是在商业盈利！项目最基本的目标是通过C919来满足国内民航机市场庞大的需求，进而抢占国际市场实现更长期更大规模的盈利。

作为数码爱好者，感觉民航客机的制造的这种“主制造商-供应商”与手机行业类似啊，那C919不就是商飞来件组装的攒机吗？

　　目前的手机行业，手机的屏幕、CPU、摄像头、电池、ARM处理器等零部件也都是全球化采购了，手机品牌商集中在设计、代工厂外包、性能调试检测、销售和售后服务等这些关键环节。虽然看似降低了手机行业的准入门槛，教英语的脱口秀的新媒体的娱乐圈的都可以杀入这个行业，但“搞机”其实没这么容易，要在产品设计上、在ROM优化上、在供应链维护上、在工程师驻厂良品率产能爬坡上、在门店售后上不断砸钱。

　　再看手机行业内已是现象级的国际品牌在牢牢掌控市场份额的背后，是对全产业链上下游的控制和整合几乎已成垄断地位，同时他们不仅是手机品牌商，手头还紧握专利技术、又是行业内处理器、屏幕、摄像头等硬件的供应商。

XPERIA旗舰机虽然已进入小众机型行列，但索尼作为几乎所有手机商的摄像头供应商，依旧可以在手机行业中屹立不倒，依旧可以“并没有！”

　　同样在飞机制造业，发动机、导航、通信、数字飞控、驾驶舱显示、机舱娱乐，甚至座椅、卫生间等都有现成模块，所以在国外的私人飞机和轻型运动飞机领域，攒小飞机如同今日在华强北攒手机那么容易。在民航客机制造领域的几家国际大厂，主要工作也是集中在设计、总装、试飞、销售等关键环节。与手机行业神似的还有民航客机配套的系统模块已经非常成熟，在空气动力学的边界下机翼机身的设计和制造也形成了诸多常规。但既然是新机型的设计，就是对现有的边界再拓展，必然在新技术采用、系统整合和总体优化上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就是设计和试飞的难点。即便近些年来大型民用客机领域已鲜有革命性的标新立异（正如今天智能机一水触摸屏+两大阵营的操作系统），但波音787和空客A380都曾在技术漩涡中挣扎过。

　　最后再看手机行业，富士康是iPhone组装生产的代工厂，但也就仅此而已。因为“苹果”负责产品软硬件的设计、供应商渠道链的建立、产品性能优化调试、门店销售售后以及获取利润。同样在C919上，之所以说是商飞的C919正因为商飞掌控着设计的知识产权、供应商的渠道建立、总装、试飞、销售售后环节。

这种关键环节的掌控对于C919国产化而言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日后会有那些好处？会不会实现百分之百的国产？

　　在C919上，商飞对自主知识产权、整机研制的核心团队和研制关键环节进行了牢牢把控，C919整个项目的管理说到底就是最终的决定权的掌握。虽然目前C919所需的国产相关配套系统设备还存在空白或不成熟的情况，需要选购大量国外系统设备，但只要C919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只要我国掌握大型飞机的总体设计和试飞技术，就能为大飞机项目带来良性发展所需的资金和空间。在后续设计和制造中，只要国产设备系统能达到了国际水平，C919及后续机型就可以使用。

　　但要特别强调的是，即便商飞最终成为ABC客机三巨头之外的实力竞争者，但也只是意味着国产客机国产化率的提高，并不可能实现百分百国产化。因为客机制造行业的“潜规则”就是国际合作，这样的全产业链、复杂的超级大工程被一家独食也是不现实的。当然这个过程中，我国的民用客机制造配套产业也能获得发展升级，在掌握航电、飞控、液压、燃油等关键机载系统核心技术的同时，自然要把下游低端配套工作让给国外企业。此时在掌握整机设计和核心技术的前提下，大飞机的国产化率就不应该再是大家纠结的问题。

呵呵，C919内部系统设备都是进口外国的，在外形上和波音空客的飞机那么像，又是山寨！

　　首先这个认识的第一个错误是“进口国外的”！国外系统设备供应商很可能是C919诸多“争议”的原点，多家媒体所绘制的C919供应商列表很是误导大家，导致出现了“系统设备都从外国进口的”印象。但详细查阅C919大飞机项目中实际的主供应商中航工业的工作范围，得到的信息是：“作为919大客机的主供应商，中航工业旗下的航电、飞控、电源、燃油和液压等系统研制单位，陆续与国外航空制造商合作，成立一批合资企业，共同为C919飞机提供包括航电系统、飞控系统、电源系统、燃油及惰化系统、液压系统、辅助动力装置、起落架系统、空气管理系统、防火系统、内饰系统在内的多种系统和设备。”

也许你看到的供应商列表是这张

或者这张图注

但综合作为C919主供应商的中航工业方面信息全面来看“供应商”是这样的，是国外厂商与中航系成立的合资公司

　　那么简单说来就是，在C919的机载系统和设备的配套上，并非如此前新舟、ARJ21那般直接采用国外成品设备，而是外国供应商按照商飞的设计要求转让相应的技术给中航系企业，与相应的中航系组成合资公司在国内生产和改进研制。多数媒体并为全面说明这种“技术合作、合资生产”方式，导致很多人误认为C919只是进口了国外成品。在新闻背后，两种模式的差异对C919对国产大飞机项目的未来发展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和影响。

　　“中国商飞自行研发了C919飞控系统的核心技术即飞行控制律的算法。霍尼韦尔公司作为飞控系统的供应商，受制于美国法律，在研发过程中只是负责将中国商飞设计好的算法与方案进行功能的实现。当出现故障时，由中国商飞自行定位或更改。”通过这则飞控系统研发的报道，不难理解这种外方进行技术转让并与中航工业组建合资公司进行研制生产的方式更利于对引进的核心技术进行消化吸收，更利于在未来的C919、C929国产大飞机上提高机载系统设备的国产化率。

　　再看C919的外部设计，虽然前文已经阐明当下航空制造业的现状之一是在空气动力学边界下，机翼、机身的设计和制造形成诸多常规，但即便在人们对目前民航客机外形傻傻分不清的情况下，C919还是让我们看到了超临界机翼和曲面弧形式风挡的亮点。

　　C919项目常务副总设计师陈迎春在此前的采访中对C919机翼设计曾进行过介绍，另外他也谈到C919飞机自主创新的五个标志：第一，飞机的总体方案自定；第二，气动外形由中国自主设计、自己试验完成；第三，飞机的机体从设计、计算、试验、制造全是中国自己做的；第四，系统集成由中国自己完成；第五是中国自己的特色管理。

　　机翼是“飞机的灵魂”，关乎起飞重量、运营效率和经济性，C919采用的超临界机翼是目前国际航空设计中较先进的机翼设计，在减少5%飞行阻力的同时能依旧保持燃油经济性。C919的超临界机翼是国内完全自主化设计的，从500多副机翼设计中优选出8副机翼进行风洞试验，前后共计“吹风”15000多次，背后同样离不开我国风洞等基础航空科研设施的系统化建设。民航客机机头座舱的风挡玻璃多为正面2块、侧面4块，共6块挡风玻璃组成，而在C919只有4块挡风玻璃，机头更具流线型。这样的曲面设计不仅让飞行员在驾驶舱的视野更开阔，还能减少了阻力、提高了燃油经济性，当然工艺更加复杂、制造难度更大。

C919标志性的4块曲面风挡玻璃

作为客机制造业的新人，为什么商飞能得到供应商的技术合作乃至转让，波音和空客为什么没有打压？

　　目前商飞与国外供应商的积极合作，波音和空客对这个新兴者的态度还是默许的，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全球航空器市场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空客在2014年发布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报告中称：未来20年不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中国航空客运量均将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增长率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在未来10年时间里，中国国内的航空客流量将超过美国国内的航空客流量，成为全球第一大民航市场。波音公司则预测：未来20年，中国的航空客运航线将至少需要6330架新飞机，总价将高达9500亿美元左右。

　　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显然不是国内航空制造业所能满足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块超大蛋糕还是要被波音和空客分走大部分，所以波音和空客在与我国签订的大单合同中同意作为附加协议在我国本土设立装配工厂，并且对待C919的态度并没有出现此前对加拿大庞巴迪C系列干线客机那般通过供应商进行围剿和打压。但无论从最大化商业利益、稳定配套供应链、掌握核心技术等角度而言，目前中航工业与国外系统设备供应商展开的合资生产和研制都是非常必要的。

加拿大的庞巴迪公司，若以员工人数计是世界上第三大的飞机制造商,其在C系列干线客机的发展上并不顺利

战后的日本在民用大飞机领域也是野心勃勃，也还是有着一定实质性成果的，YS-11后目前三菱重工主导研制的MRJ支线客机即将首飞。但商业前景上亦如往常、依旧不乐观

　　“如此庞大的市场需求显然还不是国内航空制造业所能满足的”换句话说，国内的市场已经足以支撑起C919的商业前景，能够做到收回前期研发投入的成本。甚至即便C919未来遭遇FAA取证不顺利的情况，仍可以依靠国内市场生存。C919目前订单就已经达到了500多架，这种对C919的信心和国内庞大市场需求下的底气是也想开发大飞机的俄罗斯、乌克兰、日本、加拿大、巴西等国都是不具备的。

FAA、EASA、CAAC是什么概念？未来C919商业化营运后你敢不敢坐？未来我国大飞机会有今天高铁的成就吗？

　　对于商业化的民用客机而言，商业营运也是要“持证上岗”的，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取得适航证。C919除了获得我国民航总局（CAAC）颁发的适航证外，面向国际市场就还要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和欧洲航空安全局（EASA）颁发的适航证。FAA和EASA颁发的适航证一方面是对以往血淋淋飞行事故进行调查分析、教训总结后制定的繁杂严苛标准和程序细则，另一方面则是从商业利益角度出发为新兴后来者设立越来越高的竞争准入门槛。C919走向国际市场时必然会面对FAA和EASA这两座大山，否则可能就是第二个伊尔-96。有着扎实航空制造实力的俄罗斯为了让伊尔-96获得美欧适航证，最终妥协升级了美欧的航电设备和普惠的发动机，形成利益捆绑共同体后才顺利“闯关”FAA。

伊尔-96的“国际版”采用欧美航电设备和发动机，获得了FAA但也没有打开国际市场，而本土版限于俄国内的市场需求在商业化上也并不成功。图为作为普金总统专机的伊尔-96

　　所以在目前商飞C919的主制造商-供应商研制模式背后，是客机制造的国际合作，是这全球化供应分包的商业规则，是既是适航遵守者也是适航标准的制定者的GE、霍尼韦尔、柯林斯、利勃海尔等系统设备提供商。这是一个冰冷的事实，这些厂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C919作为刚上场的新运动员用利益捆绑拉拢裁判是必要的，因为国际赛场也有“黑哨”！这种“统战工作”下的利益共同体在另一个侧面其实也提高了C919的竞争力和安全性，是取得适航证的保障。

ARJ21漫漫试飞取证的过程，可能对C919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考虑到ARJ-21试飞适航取证的慢慢历程，所以说C919的首飞其实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于C919而言，在目前的研制模式下，在相对便利合规的取得FAA和EAES的同时，我国民航更要完善CAAC，并争取在国际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可。最后获得适航证投入商业营运的C919在面对敢不敢乘坐C919、C919安全不安全这类问题时自然就是一笑了之。

C919的首飞其实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梳理下来，我国大飞机的发展模式可能就是对我国高铁“从引进技术到成套出口”的复制。但较于铁路系统在国内主导下的相对封闭，目前的民航机制造业不仅有着FAA、EASA跑完马圈完地后主导的明细框架标准，同时还要在成熟自由开放的市场上直面波音空客的竞争，即使有国内政策的扶持，C919面对的竞争压力也远非当年的高铁可比。

　　此外，对于C919的军用化讨论，笔者还是颇为消极的，毕竟主制造商-供应商模式下商业化是首要是根本。但即便是C919实现核心系统设备的自主国产化之日，考虑到时间节点和与运-8/9类似的吨位尺寸，其军事用途前景不大。相较而言，远期的C929平台才能做更大文章，应用在加油机、大型预警机、战略侦察指挥机等特种机型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