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湮灭在历史中的罗马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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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当代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达曾经指出,“意大利的历史与其地理特征紧密相关”。

 

亚平宁山脉从头到脚将意大利分为两块,阿尔卑斯山则将它与欧洲其他部分相分隔,这些地理特征为意大利的历史发展设定了特殊的限制,也决定了意大利地缘目标的复杂性和摇摆性。

 

欧洲的核心区大体可以分为四大部分,波罗的海沿岸、大西洋沿岸、地中海沿岸、以及内陆地带。

 

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强权分别占据这些地带,如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占据过内陆地带,瑞典占据过波罗的海沿岸,英国控制过大西洋和地中海制海权,罗马帝国统治过整个地中海地区。

 

意大利本土的主体是自欧洲大陆延伸入地中海的亚平宁半岛,加上东南部的西西里岛(地中海第一大岛)和西部的撒丁岛(地中海第二大岛)。

 

亚平宁半岛三面环海,东北方为亚得里亚海,东南方的伊奥尼亚海,西南方的第勒尼安海,西北方为利古里亚海,半岛北面为阿尔卑斯山。

 

整个半岛缺乏战略纵深,东西宽度最宽处仅为 240公里,南北长度约 960 公里。除北部地区外,众多大城市均位于海边,例如首都罗马、那不勒斯、塔兰托,这些城市面对袭击时将直接成为前线。

 

沿海的那不勒斯城

 

意大利东部面对亚德里亚海,对岸的巴尔干一侧拥有破碎的海岸线以及众多岛屿掩护,历史上为海盗藏匿的绝佳场所。

 

意大利一侧除了威尼斯便无险可守,亚得里亚海狭长的特征使得意大利方面的防御面积过于庞大。

 

威尼斯的条件很不错

 

自东往西,希腊人曾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建立了诸多城邦,拜占庭帝国自达尔马提亚浮海而来攻打东哥特王国;自西往东有罗马渡海攻打马其顿的战争,墨索里尼发动的希腊战役等。

 

拜占庭帝国也曾向西收复了很多罗马失地

 

在亚平宁半岛的西侧,不远处就是法国的土伦港和科西嘉岛,战时直接威胁意大利本土安全。

 

如此地形,如果没有强大海军的保护,基本上如同待宰的羔羊。

 

历史上,撒丁王国派遣军队渡海自西西里登陆开启统一战争,诺曼人自西渡海而来占据南意大利,都是如此。

 

其南部有西西里岛,距离北非突尼斯、利比亚较近。罗马共和国和迦太基在此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终,罗马战胜后者,改写了日后欧洲发展的轨迹。

 

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西西里

 

同样,北非的汪达尔海盗多次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沿海为基地侵袭意大利,二战中盟军从北非登陆西西里半岛直插意大利,都显示出意大利南部的脆弱性。

 

1943年7月10日盟军登陆西西里地图

 

意大利北部的陆地边界同样也是危机四伏,尽管有阿尔卑斯山的天险可倚,但意大利与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山界多难于防守,邻国拥有更高的坡度。一战中意大利仰攻奥匈帝国,遭遇惨败即是明例。

 

位于北部边境不远的都灵—米兰—热那亚三角地区拥有平坦广阔的土地以及丰沛的工业水源,也是全意境内少有的适宜大工业发展的地区。

 

一旦边境防线被突破,整个意大利便可能陷入瘫痪。


汉尼拔率领的非洲军团,凯撒率领的13军团,神圣罗马皇帝率领的德意志骑士,拿破仑率领的意大利军团皆是翻越阿尔卑斯山,南下意大利。

 

反之,除了罗马越过阿尔卑斯山战绩辉煌外,统一后的意大利王国北上战绩糟糕。

 

此外,资源匮乏始终是意大利的软肋,意大利不产煤,也不产石油以及天然气等能源资源,过分依赖进口能源,导致意大利相对德、英、法、俄等诸强工业条件处于劣势,因此意大利二战之前国家实力长期居于列强之末。

罗马时代

 

罗马本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小城邦,依靠当时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先进的制度,逐渐在中意大利崛起,成长为一个强国,此后击败了迦太基与马其顿,占领了北非、西班牙和希腊半岛。

 

罗马共和国的扩张示意图

 

绿色是约公元前二世纪时的版图

 

黄色是其后一世纪所扩张的版图

 

当罗马击败迦太基

 

地中海便再无对手可匹敌

 

共和国末年,又通过长期战争兼并了高卢、不列颠、小亚细亚、中东以及埃及。屋大维结束内战时,罗马已经成为一个超级帝国。在图拉真皇帝时期,帝国版图达到极盛。

 

图拉真时期的帝国疆域

 

2世纪末,随着禁卫军权扩张、中央权威动摇、奴隶制经济基础逐渐被削弱、罗马人数过少以及蛮族入侵等多重因素叠加,帝国陷入风雨飘摇之中。虽经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等雄主一度中兴,但是最终陷于分裂。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意大利开始长达一千多年的分裂时期。

 

从罗马扩张轨迹我们可以看出,自意大利往北一旦突破阿尔卑斯山,防御范围和压力将数倍的增加。

 

向西要面对整个法兰西平原,向北要面对德意志广阔腹地,向东北要面对破碎的多瑙河谷地带以及匈牙利大平原,整个防线地形复杂,防守难度大。


罗马为了保障边疆安全,不断向北扩张,承载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直到极限。一旦支撑这个漫长边境线的动力削弱,防线就容易出现松动。

 

事实证明,罗马的崩溃,始于北部边疆的崩溃。当来自亚欧大陆内部的蛮族像雪崩一样涌向漫长的边境线时,帝国无法阻止蛮族大量内迁,军队也逐渐蛮族化,最后崩溃。

 

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意大利先后被东哥特王国、拜占庭帝国、伦巴第王国统治。查理曼帝国曾经将北部和中部意大利纳入帝国范围。

 

将意大利中北部收入囊中的查理曼帝国

 

帝国分解为三个法兰克王国后,最终在东法兰克王国基础上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对意大利拥有主权。但是神罗的一体化进程本身阻力重重,逐渐沦为松散的联盟。在此背景下,对意大利的控制力逐渐削弱。

 

虽然看着很辽阔,但其实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

 

随后,北部意大利城市如威尼斯、比萨、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等迎来发展黄金时期,中部基本上被教廷统治,南部则被诺曼人征服,发展较北部为慢。

 

陷入分裂的意大利:北部诸城邦 中部教廷 南部两西西里王国。

 

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共和国利用处于阿尔卑斯以北地区与东地中海路线的中间位置,控制了地中海的贸易,甚至摧毁了同样信仰上帝的拜占庭帝国,藉此积累了大量财富。教廷依靠在各国抽取的捐税以及超然的地位,也积累了不菲的财富。

 

资本主义的萌芽,为文艺复兴培植了土壤。

此时的意大利较欧洲其他部分远为发达,遗憾

的是,这些城市共和国并没有将意大利统一视为己任,只顾自己贪婪的积累财富,甚至彼此之间为了争夺贸易控制权爆发战争。

 

当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哈布斯堡等强权逐步完成集权,奥斯曼帝国统治了东地中海以及北非,以及新航路开辟后,它们不仅丧失了自己的财富地位,本身也沦为法、西、哈布斯堡等列强的板上鱼肉。

 

拿破仑战争后的德意志和意大利仍然处于分裂之中。奥地利控制了北意大利的绝大部分地区。此时本土有两个相对较大的政权,一个是西北的皮埃蒙特—撒丁尼亚王国(简称撒丁王国),一个是南部的两西西里王国。

 

但是前者较为富裕发达,后者封建落后。

 

19世纪中期欧洲风云变幻,撒丁王国借助法国击败奥利地,派加里波第从海路消灭两西西里王国,同时巧妙借助普奥战争、普法战争机会,分别收回威尼斯和罗马,终于在1870年完成了意大利统一。

 

意大利的逐步统一(动得有点慢)

 

其后意大利连续参加一战、二战,直到1943年战败投降。

 

意大利的统一过程借助大国力量尝到甜头,统一后仍然在列强之间充当砝码站队。不幸的是,意大利的战略目标与其自身实力相差过大,以至于与法国争夺突尼斯失败,殖民埃塞俄比亚失败。

 

一战中意大利转换门庭倒向协约国阵营,攻打孱弱的奥匈却连番大败。二战中意大利不自量力,进攻法国而不胜,进攻弱小的希腊在德国帮助下才险胜,在北非战役中则遭遇大败,逼得德国不得不进入北非。

 

意大利战绩如此之糟糕,一方面在于其较弱的工业实力,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央政府的权威与执行力不高,军队的征兵、动员效率低下。

 

意大利的“罗马情节”受制于其孱弱的国力、易攻难守的地形以及对进口资源的极度依赖,使得其打算投机大国之间角逐,以少量投入换取巨额收益的算盘彻底打空。

 

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是实力,国家的行为若是脱离了实力的考量,终究是不现实的,意大利的国家实力决定了它没有承担这种代价的能力。

 

二战后,意大利成为美苏对峙的前沿。苏联控制了意大利的邻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并且与诸大国分割占领奥地利。在苏联支持下,意大利共产党势力迅速壮大,引起美国等的严重不安。

 

南斯拉夫的政策独立,奥地利的回归西方,以及意大利加入北约,遏制了苏联在南欧方向的势力扩张

 

 

美国认为,意大利落人意共之手“将对整个西欧、地中海和中东产生一种挫败影响,将大大便利共产党渗透到法国、西班牙和北非。苏联使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基地也对地中海交通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出于此种考虑,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支持天民党获得1948年大选胜利。

 

战后的意大利奉行“亲美联欧”战略,军事上加入北约,政治和经济上积极融入欧洲,是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也是欧共体六个创始国之一。

 

一幅宣传马歇尔计划的海报

 

以上战略,使得意大利成为形式上的大国,在1951—1973年间,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212%,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71%。

 

冷战以后的意大利,对外政策在左与右之间摇摆(欧美之间)。左派执政,政策倾向于与欧盟保持多边互动。右派上台,则拥抱美国,冷淡欧盟。

 

意大利的地缘目标:

 

一、充当西方与伊斯兰世界、欧洲与西亚、北非地区、甚至欧盟和北约新老成员国之间的“桥梁”。

 

这是意大利一贯的目标,也是发挥其“大国”作用的指导思想。表现为试图在利比亚危机和黎以冲突中发挥作用,积极接纳欧盟新成员国对冲法德影响等对外措施上。

 

二、保持欧盟的统一和稳定。

 

2016年12月,意大利脱欧公投失败,暂时止住了英国脱欧后欧盟风雨飘摇的危机。随着马克龙上台,德、法、意三大国如今留在欧洲,对于欧盟的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意大利而言,留在欧盟,比离开欧盟收益更大,战后70余年的历史已经证明。

 

三、借助北约体系,继续保持与美国坚定的盟友关系。

 

意大利追随美国脚步,先后参与海湾战争、巴尔干冲突、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阿拉伯之春”、北约军事打击南联盟和利比亚等行动以及仍在延续的叙利亚内战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安全事件。跟随美国老大哥,是其对外重要以及一贯目标。

 

四、保持在地中海的影响力。

 

意大利海军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之间的地中海交通线,掩护北约南翼的安全,提高反潜作战和防空作战能力,以期有效应对中东和北非乱局。当然,这离不开美国地中海第六舰队的支持。

 

五、保持与俄罗斯的关系。

 

尽管意大利追随欧盟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但是意大利缺乏能源,受制于外。2009年,意大利共进口各类能源1.49亿油当量吨,占供应总量的82.4%。其中:固体能源的94%依赖进口;天然气的88.6%依赖进口;石油产品的93.1%依赖进口。显然,意大利对于俄罗斯巨大的能源储备不可能视而不见。

 

六、遏制管理非传统威胁。

 

如今意大利面临外来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威胁基本消失,但是随着阿拉伯之春、利比亚危机、叙利亚危机、伊斯兰国的崛起等,愈演愈烈的非法移民、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活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于地中海大国意大利而言不可能视而不见。


 

沙特千亿美元军火大单,美国真的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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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普这次在沙特阿拉伯,双方签署了立即生效的1100亿美元军售合同,另外,未来十年美国向沙特出售的武器价值或将达到3500亿美元。

还有两件大事是:
 
一,沙特未来会向美国投资两千亿美元左右。
 
二,在利雅德召50名伊斯兰国家领袖的大会(搞事情)。

省去一些套话,总结如下:军贸,引资,思想工作。

按台湾媒体的说法是:川大大出门就赚钱。

再看看大陆媒体也差不多一个论调:美国赚大了,俄罗斯苦逼了。

那么美国真的赚了吗?千亿美元大单的生意,卖方当然是赚了。但再深入一点,谁赚了?美国人民还是美国军火商?
 
从美国人民角度看,利益与他们没多少关系,他们的儿子在伊拉克,阿富汗送死,除了一具棺木,钱都落进了军火商的口袋。

以前骗他们是为了民主而战,结果赖斯现在承认民主没送成。

如果中东没有战乱,没有接连不断的危机,美国的军火卖给谁?谁在制造这些商机?每一张美元上面都滴着中东人民的鲜血。

美沙关系

沙特和伊朗原先都是美国在波斯湾的战略基石,铁杆盟友。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在伊朗下的本钱全部赔得一干二净,既然伊朗能反手给美国一记耳光,以后沙特呢?
 
911事件中的19名劫机犯有13名是沙特国藉,本.拉登更不必说了,甚至沙特高官也可能参予袭击策划。

为了大局,为了中东这盘大棋,美国把怒火喷向了阿富汗,还有躺着中枪的萨达姆,一直压制着国内对沙特的不满舆论。

直到2016年5月17日,美国国会才通过了《制裁恐怖主义支持者法案》,允许911受害人家属起诉沙特政府,索取赔偿金。这时,惨案已经过了整整15年。

而美国政府不参与起诉,也不提供司法援助,让受害人家属独立起诉,请问:你爱国,国爱你吗?美国政府真的是美国人民最坚强后盾?

沙特对《制裁恐怖主义支持者法案》通过是一脸的不高兴,威胁美国要抛售拥有7500亿美元资产,在这种挑衅面前,整个白宫软趴趴,一句硬话也不敢说。

沙特是不能得罪的,得罪它,就意味着得罪美国整个军火利益集团,这是要出人命的。
 
在法案通过前,奥巴马一边准备动用总统否决权,一边跑到利雅得去安抚沙特王室(2016年4月20日),却受到了沙特人在细节上的冷遇。
 
这次特朗普去沙特, 不但是天价接待场面,沙特国王还亲自到机场迎接,大公主伊万卡也闭着眼睛说沙特女权在发展。

沙特不缺钱,它对自己的安全战略已经有了新的想法,所谓“花钱买平安”的说法,现在并非成立。

老国王阿卜杜拉去世前,将王位留给了异母兄弟萨勒曼,而将王储位置留给了自己的小儿子穆克林,并留下遗言:“无论任何人,任何理由,任何情况更不能更改此令。”

萨勒曼国王2015年1月一上台,在4月29日就废掉了穆克林王储之位,立王子纳伊夫为王储。

这场宫斗戏限于篇幅就不细说了,因为涉及到各位王子母亲家族的因素,很复杂。

穆克林是沙特王室里面亲美代表,他本身在沙特没有多少政治根基,孤单形影当王储,只能依靠美国才能稳住地位。

美国一边在阿卜杜拉国王去世前答应要支持穆克林,一边却对萨勒曼国王废储立储动作,保持沉默。

穆克林被废的理由也是他亲美的理由(孤单):他的母亲是也门人,非常非常漂亮,但身份是沙特王室的宫女(女仆),老国王在位时宠幸了她,对她的孩子穆克林也是疼爱有加,确认为正式的王子,没人敢反对。

但别的王子母亲个个是沙特名门世家,早就看穆克林不顺眼,萨勒曼国王废掉穆克林自然是拥护声一片。

穆克林从政治上来说,开明,亲美,有社会改革,经济改革欲望,但美国还是眼睁睁的看着他被排挤出权力核心。

美沙关系其实一直在恶化,特别是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开始,美国策动的颜色革命浪潮也让沙特王室心怀恐慌。巴林出事时,沙特出兵镇压巴林“反对派”就跟美国产生了矛盾。

而埃及穆巴拉克的垮台,又加剧了沙特对美国不信任感,这期间美沙之间龉龃不断。

2013年开始,因为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犹豫不决,甚至同俄罗斯共同推动各方停火,始终不敢对阿萨德痛下杀手,引起了沙特强烈不满。

沙特对叙利亚什叶派政权只有一招,就是武力推翻,而美国则希望付出最小的代价去实现这一目的,在联合国却遇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联手阻击。

沙特对美国的失望可想而知。

2015年7月,美沙关系出现极大裂痕,因为美国解除了对伊朗大部份制裁,达成了核协议。沙特无法接受美国对其死敌伊朗的“纵容”,公开指责美国背信弃义。

关系修复

奥巴马的中东政策不能说对或错,从欧洲盟友的角度看,它是对的,因为沙特不是一个符合人权标准的国家,用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解决叙利亚问题是理智之举。

从美国利益集团来看,奥巴马也许是错的,认为他被那个莫名其妙的诺贝尔和平奖套晕了头,其实奥巴马自己也不知道那个破奖是怎么来的?
 
特朗普上台后,就没有这些顾虑,我是流氓我怕谁?一出手就把TPP给废了,日本直接蒙圈。

另外就开始修复与沙特关系,而沙特也在给美国脸色看,3月份萨勒曼国王带着庞大的代表团,接连访问了北京和东京。

在北京时,除了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能源和经济合作之外,两国还寻求扩大政治和军事合作,走前签了一脬650亿美元的大单。

这对美国来说是个不妙的信号,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如果让中国增大在中东影响力,此消彼长之下,就意味着美国力量减弱。

特朗普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他跟奥巴马的不一样,中美元首庄园会期间,相信大家都记得美国突然向叙利亚发起了导弹攻击。

这波导弹轰炸就是现在军火大单的前奏曲,美国要让沙特相信他对叙利亚政权态度是强硬的,搞事情的是俄罗斯这个坏蛋。

而中国很难去反驳美国这次偷鸡行为,我们后来在新一轮制裁叙利亚决议中,投了弃权票,俄罗斯还是否决票。

导弹袭击叙利亚看起来是个笑话:不是沙特在向美国纳投名状,而是美国在向沙特写保证书。

国内评论员已经习惯将美国视为理所应当的赢家,所以自然认为是沙特用千亿美元向美国纳投名状。事实上,没有美国的主动行为,美沙关系还会恶化下去。
 
台湾省却看到了希望,对他们来说买美国军火才是交保护费,破铜烂铁也能高潮一番。所以台媒对这次美沙军事大单格外兴奋。

军火交易,不能只算经济帐,更要算政治帐,特朗普举动有些冒进。以卖台湾军火来说,每一次都要被北京怼,这钱赚得心里不那么爽。

这次卖沙特这么大的单子,你让欧洲盟友怎么看?英国,法国,德国哪个会爽?

英国是最实际的国家,也是美国最铁杆的盟友,去年它问过一个问题,一个令美国不敢回答的问题:沙特到底是西方的盟友还是敌人?

按美国人权标准,意识形态划分,沙特是货真价实的邪恶国家,比朝鲜还要专制,对不对?除了中国公知,还有谁会相信这套双重标准。

德国副总理加布里尔在2015年的话说得更难听,他说沙特在全球范围支持恐怖主义。但遇上默克尔这样一位圣母总理,德国现在也是处于精分状态。

2016年2月,欧洲议会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决议:对沙特实行武器禁运,英国甚至退出了在沙特的合同竞标(监狱培训)。

这些都是得到美国认可的捍卫“人权”举动,好,结果现在美国来这套,自己卖军火卖得爽到飞起,有这么坑队友的吗? 

洛克希德·马丁这些公司是赚到了,对美国来说却绝不是利好消息,伊朗的核计划一旦重新启动,沙特再强的军力也会瑟瑟发抖,而与以色列联手公开对抗伊朗又是件难以想像的事情。
 
沙特花钱买平安?它买大单军火是为了在中东称霸,保护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领导地位,因为它政权合法性来自对两座圣城(麦加,麦地那)的保护权。它买天价军火的理由有三:
 
一,加强自身在中东的军力领先优势。

二,犹太人能得到的,它也能为伊斯兰世界得到。

三,展示与美国仍然是特殊关系。

美国这样子做,倒是会让俄罗斯得到好处,一方面美国大力武装沙特,一方面想把2015年的伊核协议撕毁(当然要说是伊朗先破坏,这种出尔反尔手段在朝鲜早就用过)

伊朗接下来同样会花大钱去买俄国人武器,可能还有中国的武器。真正难堪的是欧洲盟友们,这笔政治帐,以后肯定会慢慢跟美国算。

现在美国搞得欧洲盟友武器没处卖,对中国禁运,对沙特禁运,只能扎堆去忽悠狠宰三哥。
 
特朗普为美国利益集团赚了一票,但破坏了在中东的均势政策。

沙特的瓦哈比教派,本身就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助燃剂,它不利于中东世俗化进程,而美国正在帮它一个个摧毁世俗政权,开历史倒车。

眼前的利益,就是美国将来的惨痛代价。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不是美国CEO,再精明的商人,在政治面前也要交学费。

资本家为了利益可以出卖绞死自己的绳子!

以利相交,利散则尽!

 

碎裂的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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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欧地区曾经诞生过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政治独立,不屈身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势力,而是和广泛的第三世界国家倡导“不结盟运动”;它经济繁荣,20世纪60年代时全国36%的家庭就拥有自己的汽车,每1.8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每2.1个家庭拥有一部冰箱,所有7岁到15岁的儿童都可以免费受到8年义务教育;它工业发达,有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可以自行设计制造飞机轮船汽车;它文化繁荣,东西方艺术在这里交融,也曾拍出过影响世界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电影……然而,当时光的指针指向20世纪最后一年时,这个昔日强大的国家已经满目苍夷,不但国土人民分裂动乱连连,而且外国飞机炸弹也在这片土地上肆无忌惮地轰炸屠杀,甚至连中国驻在这个国家的大使馆也未免于难。而在此之后几年,这个国家名字就彻底消亡了。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叫——南斯拉夫。

 

生在巴尔干这个四战之地,相同的祖先却分化出了截然不同的民族

 

所谓南斯拉夫,顾名思义,就是南部斯拉夫的意思。这个国家坐落在欧洲的“四战之地”巴尔干半岛,北接东欧、东接小亚细亚、南连地中海、西边与意大利隔海相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曾有无数文明来到这里,但最持久的却是斯拉夫人。公元6世纪左右的,他们的一支从东欧地区迁移到这片原属于东罗马帝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并最终形成自己的国家。由于这是斯拉夫人向南发展的一支,所以,历史学家把他们称之南斯拉夫人——这也是这个国家名字最初的由来。

 

然而,巴尔干半岛却从来不是一个安定之地。在南斯拉夫人到达以后,这里就成为西方的天主教、南方的正东教以及东方的伊斯兰教冲突的最前沿。罗马教廷、拜占庭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沙俄帝国先后在此展开了长期残酷的拉锯战,并利用宗教作为其统治的工作。而受此影响,原来的南斯拉夫人也逐渐分化,信仰东正教的形成了塞尔维亚族,信仰天主教的形成了克罗地亚族,而信仰伊斯兰教的则被认定为穆斯林族。

 

达康同学:碎裂的南斯拉夫

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几百万人死亡的塞拉热窝事件

 

长期以来宗教及大国势力的战争冲突,使得这些原本斯拉夫一脉的人却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逐渐分成几派并势如水火,这也使得巴尔干成为了欧洲名副其实的火药桶。也许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可以窥见这种冲突的残酷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匈和沙俄各自扶持的势力仇恨极为深刻,互相间暗杀与镇压无穷无尽,最终导致萨拉热窝事件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战争中,奥匈帝国治下的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分成了两个阵营互相厮杀、死伤无数,直到一战结束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黑被并入塞尔维亚成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王国。虽然成为了一个国家,但几方矛盾依然尖锐。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克罗地亚的一部分势力干脆就借助德国纳粹的力量推翻了塞尔维亚人主导的国家政府,并反过来残酷打压塞尔维亚人。

 

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南斯拉夫?但铁托的理想主义却碰上了现实的天花板

 

战争中,民族矛盾会上升到空前残酷的程度,二战中的南斯拉夫也不例外。南斯拉夫的纳粹组织“乌斯塔沙”宣扬克罗地亚人为高贵的雅利安人,他们认为这片土地上的其他民族是低劣的种族,应该被从克罗地亚的土地上“清除”掉。该组织进行了残忍的种族清洗,杀害了不少塞尔维亚人。而塞尔维亚人也有类似组织名为“切特尼克”,他们则对克罗地亚人进行残酷的报复,同样杀害了大量的克罗地亚人。一切的矛盾看来不可调和。

 

达康同学:碎裂的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里,民族、宗教和性别从来就没有差别

 

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一股全新的力量却发展了起来。它正是铁托所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队。这支队伍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以反抗法西斯侵略、恢复国家独立为目标,其超越狭隘民族和宗教的意识形态和伟大情怀逐渐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在铁托领导的游击队里,无论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还是波斯尼亚人都成平等的同志,他们放下仇恨一致精诚合作对外,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等到二战结束前,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几乎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大半国土。这使得其与其他被苏联解放东欧诸国相比拥有更加独立的地位。

 

二战结束后,在共产党人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顺理成章地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由八个自治体组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波黑、马其顿六个共和国和科索沃、伏伊伏丁纳两个自治省),1963年又改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达康同学:碎裂的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版图

 

作为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共产主义者,铁托当政期间一心一意致力于南斯拉夫民族和解和经济改革,在其治下,南斯拉夫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并与西方建立了良好关系,其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并保持了政治独立,成为东西方阵营对抗夹缝间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是,铁托的缺点则是太理想主义了,他想要给予每一个民族高度的自治和平等权力,却不经意间强化了这种民族差别(南斯拉夫政府把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认定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穆斯林族,但实际上这些人除了宗教信仰外和塞族或克族没区别),并忽视了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而经济上地方高度自治的经济模式又加剧了这种差异。以上种种原因实际为新的更激烈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土壤。在铁托还在世的时候,由于其在所有南斯拉夫人民心中巨大的威望,民族主义尚能被中央压制住,但当他1980年去世以后,这个联邦就立刻变得脆弱了。

 

内外矛盾导致南斯拉夫一轮轮分裂解体,并最终沦为西方肆意欺辱的对象

 

铁托去世后,根据其死前制定的“既定方针”,南斯拉夫在其死后不设总统,而是由六共和国和两自治省代表各一人组成的联邦主席团执政,上述八名代表轮流担任主席。

 

达康同学:碎裂的南斯拉夫

铁托的去世后,南斯拉夫随即开始分崩离析

 

这一纯理想主义的“民族平等”机构显然注定很快就遇上了现实的天花板。由于每个代表都只顾本民族本地区的眼前利益,导致了其执政效率极其低下,并在相当多问题上产生严重对立。“中央”政令不出贝尔格莱德,大家都只在乎“分蛋糕”但越来越不愿意努力去“做蛋糕”。此外,再加上南斯拉夫经济在80年代末期陷入了困境,国家意识形态工作部全面失控,而境外外国势力的干涉之手又伸过来,因此民族主义就立刻泛滥起来了。

 

随着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和国际局势的巨变,1991年斯洛文尼亚第一个宣布脱离南联盟独立,接着就是克罗地亚,然后是马其顿、波黑、斯洛文尼亚。和独立同时发生的,就是大规模的民族驱逐、冲突甚至战争和屠杀。尤其以波黑内战最为典型,在这个还不到重庆直辖市四分之三大小的土地上,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族各自拥军进行了残酷地杀戮,整个波黑430多万人口竟然有27.8万人死亡,200多万人沦为难民,社会经济水平直接退回了几十年。内战期间,还多次出现了令人发指的种族屠杀。

 

达康同学:碎裂的南斯拉夫

波黑内战空前残酷,昔日的同胞、朋友甚至亲人因为民族的不同就开始拿起武器互相残杀

 

而南斯拉夫在此时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只剩下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加盟共和国。不但黑山早已三心二意,甚至连塞尔维亚的自治省科索沃也爆发了阿尔巴尼亚人的独立运动。南斯拉夫人试图靠武力去维护最后的“国家”完整,但到这时,已经赢得冷战并风头日盛的北约亲自给了其最后一击:为了强迫南联盟接受科索沃独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人权为借口,在联合国未授权的情况下,于1999年3月24日开始对其进行大规模空袭,空袭一直持续到6月11日。北京时间5月8日,北约的美国B-2轰炸机发射使用三枚精确制导炸弹或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击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当场炸死三名中国记者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这件事让无数中国人也刻骨铭心。

 

科索沃独立不久后,南斯拉夫把国名改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再后来,黑山也宣布独立。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国家正式消亡在历史之中。

 

而前南地区,到现在成了欧洲最贫穷最混乱的地区,历史民族宗教……种种矛盾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欧洲火药桶不知何时可以看到平息的一日?

 

而其深刻的历史教训,无疑也应该值得今天的我们认真思考。、

 

达康同学:碎裂的南斯拉夫

中国人要深思的恐怕不仅仅是国弱必被欺凌


 

漂洋过海去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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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舒平,从云南昆明,漂洋过海穿过大半个地球,跑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在毕业典礼上代表中国留学生发言:

 

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你选择来马里兰大学?我总是回答:新鲜的空气。美国的空气新鲜又甜美。我在中国的一个城市长大,每次外出都必须戴口罩,不然的话,我可能会生病。在马里兰大学,我还感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由,一种我会永远感激的自由——言论自由。

 

对于杨舒平的发言,送她五个字:人丑多作怪!四个字:臭不要脸!三个字:慕洋犬!两个字:贱人!一个字:滚!

 

大家仔细一想,就会发现杨舒平其实就是柴静的低配山寨版,可是为什么收到的效果却不同?

 

第一,颜值不同!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有人同情祁同伟?很简单,就是因为扮演祁同伟的许亚军太帅了。如果让人大张鸣扮演祁同伟的话,观众肯定分分钟都想枪毙他!这就是颜值的重要性!实事求是的说,柴静在文艺青年里面还算是颇有几分姿色的,所以柴静皱起眉头,难免会惹人怜爱。再看看杨舒平的颜值,毫不夸张的说,把她扔到印度一个星期,还可以完好无损的回来,连印度人都不愿意强奸她!用古人的话说,虽然杨舒平和柴静都是借雾霾黑中国,但是杨舒平在柴静面前就是东施效颦!

 

第二,道具不同!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人家柴静黑中国,可是拿自己亲生孩子做道具的,杨舒平就拿一破口罩做道具,你当观众都是傻子吗?

 

第三,城市不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北京有雾霾,所以柴静拿北京说事,我们无法反驳。但是,杨舒平这个蠢货,竟然睁眼说瞎话说昆明有雾霾!时间长了,大家就会逐渐发现慕洋犬眼里的世界,和我们普通人眼里的世界,完全是两个世界!比如在公知眼里印度、阿富汗、伊拉克就是天堂,但是我们普通人眼里印度、阿富汗、伊拉克,强奸犯遍地跑,战乱难民无家可归。我们普通人眼里的昆明是蓝天白云,杨舒平眼里的昆明是黑色雾霾。

第四,成本不同!人家柴静不管是自己花钱,还是基金会赞助,最起码花了几十万拍片子。观众一看,人家柴静都自己掏腰包了,肯定是有诚意的,看在成本的份上,我们就相信她吧!但是,杨舒平个蠢货,就拿几张破演讲稿,你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人家崔永元卖良心食品,都知道盗个图,你丫连个PPT都懒得做,真是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最鄙视你们这种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骗子!

 

杨舒平说自己在中国要带五个口罩,你是长了一张驴脸吗?还是五个口罩都挡不住你的臭嘴?


 

杨舒平这么赤裸裸的黑中国,没想到政协委员崔永元大半夜不睡觉,还能给她洗地!崔永元说:一个自信的民族不会在意自己的孩子说说心里话。哪怕不太中听,哪怕有些错,都没什么。

 

往小里说:崔永元,一个自信的政协委员不会在意网友说说心里话。哪怕不太中听,哪怕有些错,都没什么。但是,你崔永元为什么要恼羞成怒,疯狂攻击网友呢?你不觉得自己做人太精分,太双标了吗?你不觉得自己的话抽自己的脸,会疼吗?对了,你有脸吗?你不觉得你的良心会痛吗?不好意思,忘记了,你的良心已经卖了!

 

往大里说:崔永元,你爹可是共产党的政委,政委是干什么的?那可是专门做思想工作的!杨舒平这么赤裸裸的黑中国,这么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崔永元竟然出来为黑中国洗地!崔永元,你这么反爱国!让你的政委父亲情何以堪!你的政委父亲是如何给你做思想工作的,你就不怕你父亲看到你的网上发言,气得过不好端午节吗?一个共产党的老政委,把自己儿子培养成一个反爱国的公知,还有何老脸给别人家的孩子做思想工作!

 

        最后,说一句:天雾霾了,我们可以让天再蓝回来!良心黑了,就再也红不回来了!​​​​


 

潜艇和反潜力量的拉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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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战役以来潜艇与反潜的拉锯战。定性分析,反潜一方视角。横轴为对抗双方大体平衡状态,横轴上方为反潜力量占优势 (笑脸),横轴下方潜艇占优势 (哭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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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对反潜力量的第一波挑战来自安装了通气管与大容量电池组的 “真” 常规潜艇。图为汉斯 XXI 型。由于(针对各频段电磁波的)隐蔽性较战时的 “可潜鱼雷艇” 显著提高,“真” 常规潜艇极大地降低了航空反潜力量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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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气管航行的柴电潜艇完全浸没于海水之中,从柴油机逃逸的声能无处可去,尽数传入海洋环境。这就导致通气管航行时的潜艇噪声水平远高于水面航行状态。北大西洋的深海水声通道轴线较浅,通气管航行充电时,柴油机未隔振的常规潜艇可被低频被动声纳于数百海里外捕获。早期核潜艇的自噪声水平更加夸张,遭到被动探测的距离也就更远。减振浮筏由日落牛发明,最早应用于反水雷舰艇,其后逐渐成为各国潜艇普遍采用的降噪措施。随着利用深海水声通道实现远距探测的 SOSUS Sound Surveillance System 声纳监视系统部署到位,各类战术级对潜探测手段的不断改进,以及相关反潜战术的持续完善,欧美反潜力量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迎来了快乐的 “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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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苏联海军主要依赖主动声纳实施反潜作战,推己及人地认为欧美国家也是如此。苏军的早期核潜艇因此更多地强调高速深潜而非安静性。通过间谍活动意识到西方反潜体系对被动声纳的高度依赖后,苏军从 VIII 型攻击型核潜艇开始全力降噪,新建攻击型核潜艇的噪声水平在 1975-1988 年的短短十余年间锐减 30 分贝。相比之下,美军核潜艇的噪声辐射强度在半个世纪中下降了大约 60 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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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速航行时的核潜艇变得如同幽灵般寂静。潜航状态由电动机推进,安静性原本就非常出色的常规潜艇获得了化学能 AIP 系统的加持。反潜探测技术相对而言则长期停滞不前。与此同时,伴随着冷战的结束,潜艇与反潜力量对抗的舞台逐步从高纬度海域向温暖水体,从深海大洋向濒海浅水转移,水文环境对反潜力量日趋不利。上述因素叠加,导致潜艇与反潜力量对抗的天平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摆向潜艇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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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些年,“仰望式” 海底声纳监视系统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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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级主被动复合型低频拖曳声纳批量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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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布放深度 (750 米),低工作频率 (3-5 千赫,相比之下,052 改装前使用的拖曳变深度声纳,工作频率为 7.5 千赫) 的吊放式声纳定型服役。潜艇与反潜力量之间对抗的天平才重新摆向反潜力量一侧。潜艇已经享受了跨度 30 年的幸福时光,这样的好日子并不会如同潜艇制胜论者希望的那样永不终结。拉锯战才是军事技术斗争的常态,指望技术进步始终有利于对抗双方之一只能是一厢情愿。随着分布式反潜传感器网络与非声学探潜手段 (譬如高精度合成孔径雷达) 的进一步发展,潜艇在未来还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美国空军如何保持空中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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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潜在对手研发新的战机和防空系统,严重威胁到了美空军自豪的“任何地方打击任何目标”的能力,为此美空军正在考虑如何“保持空中优势”,相关人员已经研究了13年,准备把一些新装备和作战概念引入实践。

 

2016年,美空军开始一项名为《空中优势2030》的研究,以确定美空军未来10年的能力差距和填补措施。1月他们发起“替代品分析”AOA,来寻求最佳的全面解决方案——一种新的超级战机PCA(穿透防空!),能够深入最强大对手的防空体系内作战。同时需要与之配套的空空和空地武器,来保证美空军能战胜敌人的数量优势,达到目标。

 

在PCA战机以外,美空军还会寻求其他创新系统,如新一代隐身无人战斗机,不仅能力要强,还要足够便宜,不怕损失!这些无人机将承担侦察、打击和电子战任务。

 

还需要穿透型电子战机,以执行伴随干扰,也有可能用PCA战机的改型来承担。

 

同时美国空军还在进行未来机队体系和规模研究,确定2030-2040需要多少飞机和型号。其中也包含了对传统战机的结构和能力升级。第一批将在FY 2019财年预算体现,管5年。

 

虽然美军考虑了足足13年之久,但参考F-22和F-35从绘图板到投入服役都要花费20多年的研发装备时间,那么即使全力以赴,PCA超级战机也不会在2018年立项。美空军空战司令部ACC长官Herbert J. “Hawk” Carlisle 将军哀叹:“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的目标是2030年必须把空中优势部署到位!而这还是个乐观预期。”

Carlisle将军说,威胁是双重的。

 

1、  新机型挑战

 

首先是潜在对手正在研发和部署新型战机,对美国空军构成真正挑战。一个是中国稳步研发的J-20和J-31。另一个是俄罗斯的T-50。

 

虽然有人认为这些只是具备隐身能力的喷气式战机,但总有一天会接近F-22和F-35等五代机的能力。Carlisle将军认为:“这不是未来的事情,它们就在这里。中国飞机受益于网络间谍窃取的美国技术数据,使得中俄新飞机的进程比我们想象中要快!” 

 

2、数量淹没

 

其实,战斗机技术不是最大的问题,真正恐怖的是对手战机的数量。

 

虽然美军会用F-22对付J-20,但这不是“一对一对决”,美国飞机数量太少。比如在南海,中国可能集结10个J-20中队,再加上他们从俄罗斯引进的苏30,苏35,自造的J-10和J-11,还有航母上起飞的J-15。而美军能部署到西太的F-22数量相当有限。

 

3、客场作战

 

然后,对于美军来说这是远离本土的“客场作战”,而中国则是“主场作战”,会严重限制美空军的后勤支援保障。

 

中国方面几乎可以在战场上投入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力量!资源保障的力度和集结速度也远胜美军。

 

4、先进防空系统的扩散

 

最后就是先进防空系统的威胁。中国和俄罗斯在远程地空导弹和反隐身雷达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可能不久的将来就具备挑战第五代战机的能力。更可怕的是,中俄两国还把这种防空系统以“白菜价”向其他国家倾销,大规模扩散。购买和运作这些先进防空系统的花费,要远远低于美军维护先进战机和经验丰富飞官的投入,耗不起!

Carlisle将军说,未来的PCA超级战机将不得不以“宽带、全频谱隐身”为主要设计思路。目前隐身战机主要针对X波段雷达进行优化。未来不得不在更大的频谱范围内进行隐身设计,以适应C, S等不同雷达频率。此外,就是“航程、载荷和持久力”,以及“宽频航电”,先进电子战,和“反电子战”能力。

 

这样的PCA跟传统的F-22和F-35都不一样,可能机体会更大。而机动性则是一个讨论的焦点,因为它既然是渗透作战,那么需要什么级别的机动性?美军也没想好。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需要一个更大的内部武器舱,以满足隐身和大载弹量的需要,于是PCA超级战机可能更像B-21隐身轰炸机,但AOA替代品评估课题还没得出最终结论。

似乎很清楚的是,PCA是一个单一机型解决方案,而不是F-35这样的多个子型号或者“联合”攻击机计划。美空军战斗司令部ACC的空中优势核心功能团队和下一代空中霸主地位的负责人Thomas Coglitore上校也是这么认为。

 

Coglitore上校在一月份的采访中说:AOA替代品评估,专注于“高端作战环境”,多方案是不可能的。

 

当然F-22和F-35也是整个未来体系的一部分,预计部署到2040年以后,F-35会更往后。它们的首要问题是舱内载弹量不足。

 

F-22舱内只有6枚AIM-120中距弹,2枚AIM-9格斗弹。而F-35舱内只有4枚空空弹。外挂是没意义的,因为破坏隐身性。

 

在PCA超级战机以外,空军又在重新考虑空中“武库机”,搭载额外的弹药,由第五代战机F-22/35指示目标。

Coglitore上校说,海军也在寻找新的作战平台,以满足其舰载机联队未来的需求,但跟空军强调的空中优势使命截然不同。但两个团队在方案中有很多交流,虽然没有联合的方案,但分享很多新的技术和理念。未来空军和海军一定是不同的飞机,而不可能是联合机型。

 

Coglitore上校认为,2030-2040年,海空军需求不同。空军将承担战区级空中力量的责任,今后还将独立承担自己的电子进攻/电子战任务,而不是现在找海军借EA-18G“咆哮者”用。

 

另外,空军将领们坦陈,在政府层面很难提F-22的后续计划。2009年国防部长盖茨在F-22数量只有空军最初需求一半的时候就终止了F-22的后续采购。还有F-35, KC-46, B-21和TX等大项目,都要等到盖茨离任,才会有大的进展。

 

当时美空军被砍了250架飞机,前提假设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事即将结束,美空军冒着飞机数量不足的短期风险,来攒钱订购F-35。但依然是晚了。

 

比如美空军2015年希望采购110架,但每年产能只有48架,而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比盖茨在的时候更具挑战性。

 

然后现在加速采购F-35似乎也没啥用,因为它解决不了上述威胁和挑战。

 

空军不想说PCA超级战机是否是“第六代”。Coglitore上校开玩笑说“任何尝试划代的人都会被吊灯杆……所以我们不提是第几代”。因为跟F-22相比,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至少要包含类似高超音速、定向能武器等颠覆性技术吧?可这些还要等很久,而PCA穿透式战机的核心技术都是近期唾手可得的。

 

比如一些升级版的第五代武器和第五代战机。

 

AIM-120的替代空空导弹,美军几年前就在呼吁,因为中国的PL-15具有比AIM-120更好的射程和机动性。好在美军有AIM-120现代化计划,但也没有满足军方真正需要的优势。

 

Coglitore上校说同时也在探索一些新的空空弹概念,根据新武器来确定新飞机,就跟1970s的AIM-54“不死鸟”导弹跟F-14“雄猫”战机一样。

 

Coglitore上校说,美空军可以通过在新的弹体上用现在的导引头,来节约经费,这样导弹尺寸更小,战机舱内能携带更多。任何情况下,更小的导弹能带来更多的打击目标数,PCA战机将拥有比F-22更大的内部弹舱。但飞机越大,价格越贵。

 

Coglitore上校说,空军认为2030年的新导弹和传感器技术,可以叫做“小型先进能力导弹”SACM,其中必须考虑成本,让空军承担的起,因为空军要买很多。

 

雷声公司已经在做准备,其他公司也在尝试,洛马已经研制一种名为Cuba的导弹,尺寸是AIM-120的一半,一样的导引头,而射程更远。

 

当被问及AIM-120和AIM-9是否廉颇老矣?Coglitore上校说,他们库存太大,所以一定会用到未来,只不过只能覆盖一部分的需求,而新导弹则填补那些空白。于是未来的机载武器一定是混装。

 

PCA超级战机能悄悄靠近敌方目标是不够的,空军希望开发一种新的直接攻击弹药,也就是JDAM的下一代,因为2030s的防空武器有能力在现有武器的射程外拦截载机。

 

这种新的直接攻击弹药是一种“增强生存能力”的武器,能战术机动,减少信号辐射,宽频带侦察和追踪移动目标,射程更远。虽然超音速弹药也在考虑范畴内,但未来传感器的惊人进步,会让超音速武器的巨大热辐射信号成为自身短板。

 

激光和定向能武器也被抱以厚望,但空军还不认为它们在2030年成为主要的手段。但空军说,能搞定一座特定建筑物内所有电子设备的新导弹已经测试成功,将成为未来武器组合的一部分。——可能是一种常规电子脉冲武器。

 

当然美空军也跟定向能武器开发者保持密切接触,根据情况采用。

 

美空军目前对PCA 战机的定位还是有人战机。虽然美军相信有人和无人机组合的方式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重大变化,但在当前,还是在有人机上保留弹射座椅。最有可能的是有人机将协调、监督和控制无人平台行动。

 

当被问及“PCA战机离开卫星支持还能用么?”,Coglitore上校说:“PCA战机的任务之一就就是避免卫星资源遭到攻击”。PCA战机被设计用作靠近和摧毁敌人最有价值的目标和系统,当然包括接近和摧毁敌人的反卫星导弹发射阵地、卫星地面站、卫星干扰机。今天和未来的潜在对手都会动脑筋敲掉美军的天基卫星资源,而一旦美军掌握了空中优势,就能轻易消除这种威胁。

 

当然PCA服役还要很久,在这个过渡期,美国空军还要对现在的“空中优势”主力——F-15“鹰”机队进行一系列能力升级,包括更换主动相控阵机载雷达AESA,红外搜索和跟踪设备,以便用于发现越来越多的隐身飞机。还有新的处理器,“鹰主被动生存告警系统” EPAWSS取代老的电子战套件。

 

从2020年开始,F-15机队将进行又一轮延寿计划,专注于更换那些达到寿命的机体结构。主要是前后机身的连接部分。

 

至于“隼”机队,F-16后续的Block 40/42/50/52已经进行了一些处理器、计算机、显示升级,新的无线电、软件、自动地面避碰系统、AESA雷达。空军最初想让F-16都坚持到2022年以后,计划提供300架F-16的延寿计划,使其寿命从8000小时延长到13856个小时,这样可以让“隼”机队飞入2040年。

 

约180架F-22也有自己的分批延寿计划,重点是改进传感器、隐身、可维护性以及与F-35、四代机的通讯和协同能力。

 

PCA计划的另一个重头戏是加油机,未来的空中加油机可不再像客机的改装,而是一个更为隐蔽的平台,可以进入“拒止空域”来为PCA战机和五代机加油。虽然美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AMC还没动作。但ACC已经往前先走,如果PCA的确需要空中加油支持,那么AMC再跟进,反正技术上储备很多。因为只要加油杆放下,隐身就难了。

 

Coglitore上校总结说:

 

显然保持“空中优势”是空军的基本任务。但现在被一个宽容而有争议的国内环境给困住了,美国空军的确需要新的作战平台来进入那些空域,因为那些空域未来会更加危险,现有的飞机都无法安全进入,必须未雨绸缪。

 

美国空军必须突出“空中优势”这一核心任务,因为美国历次战争都是在取得空中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的,而“空中优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尤其是今天已经面临挑战。

 

空中优势是所有其他军事行动的前提条件,是伟大的推动者,这不是美军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必须努力争取来的!

 

原文:

http://www.airforcemag.com/MagazineArchive/Pages/2017/April 2017/Saving-Air-Superiority.aspx

点评

虽然有万恶的国会山,但美国空军也没睡觉,一直在警惕和思考。

 

很多新技术也都用上了,如全频段隐身,新导弹,新定向能武器,无人等等。

 

但有三点值得玩味:

 

1、  技术路线选择上,美帝口味很特别,如:

 

a)         空空弹,小而多,多发射几次,比射程远重要!

 

b)         空地弹,依然坚持隐身,亚音速,比超音速重要。

 

c)         新概念武器,对定向能不太感冒,但对电磁脉冲弹早已偷偷测试完成;

 

d)         没卫星? 预期考虑卫星被打?不如先下手敲掉你的反卫星手段!

 

2、  PCA不是一个单机,而是未来体系中一员再考虑,配套的还有F-22/35怎么改进,F-15/16怎么延寿,加油机怎么隐身……不是单平台,而是体系化思想啊!


 

当国歌响起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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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晚,军事博主@军粉发布了一段一分二十秒的视频,视频中一群小学生背着书包走进校园上学,孩子们纷纷朝教学楼快步走去。

张红日:当国歌响起

张红日:当国歌响起

在30秒处,操场上突然响起了国歌,所有的小学生全部自发地停下了脚步,目光齐刷刷的望向操场升旗处,仿佛画面都停止了。

 

随着升旗仪式的开始,小学生们笔直的站立,向缓缓升起的国旗行注目礼,直到国歌奏完,整个过程保持了将近50秒。

张红日:当国歌响起

张红日:当国歌响起

张红日:当国歌响起

直到国歌结束,孩子们才又三五成群地朝教学楼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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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粉 告诉观察者网,这一视频为网友投稿内容。视频经各大媒体号、@中国共青团网 等官方微博转发后,引发强烈反响。

 

眼尖的网友立马发现,这是河北保定联盟西路小学。

张红日:当国歌响起

保定联盟西路小学校长在接受资讯类视频平台梨视频采访时回应表示,“建国的时候宪法就有规定,有能力的企事业单位每天都要升国旗,我们周一是一个很正式的升旗仪式,除了礼拜一,每天基本上是7点半左右,时间不固定。我们就把正式的升旗仪式简化,只剩下升旗手和护旗手,孩子都已经养成习惯,一年级的学生一入学开始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基本上一周之内所有的孩子都能进入状态”。

 

这名女校长强调,国歌只要一响起,红旗只要一升起,所有的人都要行注目礼,包括老师。少先队员要行注目礼,还要行队礼。孩子听到音乐以后就不动了,即使是在校园外也不动了,家长也一样,甚至是来往的行人,瞬间全部静止,行注目礼。“这是很庄严和严肃的一件事。”

 

这一直击人心的爱国方式,让众多观看视频的网友情不自禁掉下眼泪。大家纷纷从孩子们的反应中找到共鸣,回忆起读书的时候只要听到国歌无论做什么都要停下来行注目礼,戴着红领巾要行队礼。

张红日:当国歌响起

张红日:当国歌响起

张红日:当国歌响起

张红日:当国歌响起

张红日:当国歌响起

张红日:当国歌响起

张红日:当国歌响起

有网友感慨:少年强,则国强。

张红日:当国歌响起

还有一些人联想到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演讲。

张红日:当国歌响起

张红日:当国歌响起

其实,世界各国无论其文化传统有何不同,社会制度有何差异,在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上,几乎都是共同的。

 

如美国人的国民教育,可以说从幼儿园起,爱国主义教育便浸染到日常教学的每个环节。美国在21世纪初就对中小学培养目标提出各种改革方案,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爱国精神,能对国家尽到责任和义务的公民”。

张红日:当国歌响起

资料图美国公立学校的学生课前全体起立,右手抚左胸,面对美利坚国旗朗诵一段效忠祖国的誓词(Pledge of Allegiance)

 

日本中小学品德教育的首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具有爱国忠君,维护国家政治体制、宪法、方针政策等的品质;德国也通过各种常识课,让学生不但了解德国的政治制度、国旗、国歌等知识,还要客观了解本民族在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为人类作出的贡献;新加坡政府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提出“国家至上,社会为行”等“五大共同价值观”,强调公民要把“国家利益必须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树立献身国家,热爱祖国的道德品质。

 

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里也很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并借此强化民族意识,振兴民族精神。

 

乌干达教育目标的第一条就是培养学生具有“民族自豪感,并为国家承担义务”;墨西哥政府把“热爱自己的国家”当作首要的培养目标;印度尼西亚的培养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发扬民族精神、热爱祖国,成为能为自我发展,为民族发展承担责任的人才”。

 

在中国,早在1984年中宣部就规定:“国歌要求人人会唱,小学要将教唱国歌列入课程。应根据歌词的内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2014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规范国歌奏唱礼仪的实施意见》。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其中,关于国歌法的法律案拟于今年6月初审。

 

这意味着,国歌和国旗、国徽一样,将有一部专门的法律。这将有助于规范国歌的奏唱、使用等行为,进一步捍卫国歌的尊严,促使人们更加珍视对于国歌的情感。

 

张红日:当国歌响起

新华社图


 

中美“百日计划”究竟对谁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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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平 <wbr>| <wbr>中美百日计划中国吃大亏?别天真了,那是你没看懂中国的布局~

目前中美两国正在积极推进雄心勃勃的“百日计划”,不过随着诸多设计谈判内容的公开,网上开始传出这些商贸条款都不利于中国的说法。并且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影响很大。所以我决定要出手科普一下。

 

1、百日计划不是“单方让步”

 

首先,中美百日计划绝非是中国的单方面让步,而是互补。比如中国向美国开放牛肉进口,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是不允许有瘦肉精,因为这一点上中美标准不同,中国不允许使用,而美国允许使用。第二:是美国要向中国开放鸡肉市场,当然中国也需要符合美国的标准。不过鉴于美国是一个白羽鸡都能合格的国家,中国品质和口感更好的三黄鸡显然不会有任何问题。也就是说,这个“百日计划”首先的原则是对等,公平。

 

其次,关于美国递交8项生物技术产品申请就其预期用途安全性进行科学评审。有人认为,即便转基因食品是无害的,但这有可能导致中国的种子以后被美国公司控制,这样就等于把粮食安全拱手让人。但实际上,这也是不对的。早年其实中国就已经引入了转基因作物,主要是玉米、棉花和大豆。这三种美国的种植率也都在70%~90%之间,且美国人自产自食多年也没有任何问题。当然一开始这些种子进入中国市场以后,的确很快就占领了国内的大部分呢市场。但是,中国人最不怕的是什么?最不怕的就是挑战啊!

 

比如,一开始中国家电怎么扶都扶不起来,后来就开放日立电视、三洋洗衣机啥的进来,那时候人人都说中国要完蛋了,家用工业制成品市场拱手让人。但结果呢?你看现在,满大街的乐视、长虹、海尔,且畅销全世界!日立、三洋?除了在少数经济殖民地国家垄断销售着之外,中国都快要看不着了好吗。

 

再比如,一开始中国手机什么的通讯产业怎么都扶不起来,后来就开放让三星、摩托罗拉、诺基亚、苹果等手机进入。那时候人人都说中国要完蛋了,通讯和个人终端市场拱手让人。但结果呢?你看现在,满大街的华为、中兴、小米,且畅销全世界!摩托罗拉早不见踪影,诺基亚、索爱销声匿迹、就连苹果都卖不动了。

 

再再比如:基建、火车、电脑乃至通讯甚至互联网等领域,当初无不被人视为外资企业就是洪水猛兽,但最后的结果是它们都死在了沙滩上,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企业和品牌。所以,我们得出一个定律,中国是最不怕竞争的国家。

 

包括转基因种子也是如此。早年,的确棉花、大豆、和玉米都被外国种子覆盖过,但很快中国人就奋起直追了。开发出了自己的转基因棉花、大豆、和玉米,这些品种很快就将美国的种子市场给取代了。从而把这些作物的质量安全和粮食种子主导权全部抓在了自己的手里。因此,在这些领域完全不用担心,甚至今日平说认为,中国各个领域只有且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走入开放竞争,才能变得强大。

 

至于金融和贸易结算的部分协议,太过专业我们跳过不讲,但从央行过年时候应对美联储加息的果断措施和卓越效果,广大吃瓜群众就可以完全放心了。中国的金融人绝对不比美国那帮搞金融的傻,都精着呢。我们重点谈一下,这次中美贸易谈判当中最最核心的关键。

 

2、中国的布局

 

在“百日计划”谈判过程当中,中方的一个条款很值得玩味。即要求美国拆掉在通讯产业设置的贸易壁垒,给中国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此外,还有关于基建、重型设备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构想。

 

从中美各自提出的需求来看,大家看出点什么没有?表面上美国是在要求中国消化他的农业产品,而中国是在要求美国消化自己的工业产品。这样看起来岂不是美国变成了一个农业国家,而中国变成了工业国家?我去,这简直和三十年前整个掉了个头啊。可仔细一看,你就会发现并不完全如此。美国实际是在向中国输出他的技术最强领域,而中国也同样如此。

 

美国有部纪录片叫《食品工厂》,大家看了就知道,美国的畜牧业和农产品产业化和科技化是含量最高的。什么瘦肉精、激素鸡、转基因都是美国掌握的王牌技术。无论是在牛还是鸡的饲养周期上,工业化的生产保证了美国肉的出栏快速和肉价低廉。同时转基因技术的运用又使得美国农作物在全世界成为霸主,别的农作物根本竞争不过他。所以实际上,美国是希望通过自己的“生物技术”力压中国一头的事实,来获取广泛的市场利益。

 

坦白地说,这对中国有挑战吗?当然有。不过这个技术壁垒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其实并不算太高。只要稍微加把劲,我们就可以做到赶超美国。在棉花、大豆和玉米三个领域,我们已经证明过这一点。要知道,今天中国不仅有清华、北大这样的顶级名校在不断培养各方面的高材生,更有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下的海外人才回归大潮。所以,美国的这一优势支撑不了多久。

 

中国两部纪录片叫《超级工程》和《大国工匠》,看完这些你就知道,中国的工业产能和技术水平是多么厉害。世界超级桥梁前100名当中有83名是中国的,美国港口的集装箱总吊也都是中国卖给他们的,前一段时间中国快递公司数千个机器人繁忙工作的场景更是引发了美国网友的惊叹,而在电子通讯领域,华为中兴更是无可匹敌。最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出手用政治干预市场竞争,一方面封杀华为,一方面重罚和调查中兴。也就是说,美国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竞争不过中国,所以打算开启贸易壁垒。但这就很容易引发中国的报复性措施,从而导致贸易战。因此,通过“百日计划”的谈判,如果中国的电子通讯领域,基础建设可以大规模挺进美国的话,那么按照某些人的逻辑,是不是就等于美国把通讯安全和国家基础建设安全拱手让给中国了呢?当然也不是。

 

但是,坦白地说这对美国来说,其实压力是很大的。前不久中国航天公布数据说,好几个项目组的研发人员平均年龄才33岁,而美国你知道是多少吗?是60!而在其它包括生物科技领域也是同样如此。这就说明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国拥有无可匹敌的后发优势。美国的转基因三大种子到了中国以后,中国人很快就能将其击败。而中国的华为和中兴可以自由在美国展开竞争之后,思科还能招架得住吗?

 

所以这才是中国的布局和中国的雄心所在,也就是说,现在谈判的结果是:“各自拿出自己的压箱底绝活进行一场公平的竞争。”我相信在生物技术领域我们会赢,我也相信在电子通讯领域我们也会赢。这就是大势所趋。微信号:chn007cn

 

同时在金融领域大家要明白一点的是。5月4日,微信支付宣布携手CITCON,进入美国市场,从此用户在美国的衣食住行,都可以通过微信支付,直接用人民币买买买!那么一旦美国的支付体系感受到威胁,它又制裁微信怎么办呢?所以,中国在金融领域也适度对美国开放一些,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引发新的贸易战。

 

至于有人担心的说,万一在竞争中美国突然断掉粮食不给中国人吃不就完了吗?对于这样的想法,今日平说也只能回应说:那美国也会担心万一在合作中,中国突然绑架了美国的电子通讯,封禁了美国的网络支付怎么办呢?——这种事情是很难发生的,即便发生了也没有什么用。且不说中储粮有三年的储备粮食支撑,并且中国还有自己的18亿亩耕地红线,采用高分卫星监控着呢!以中国这么庞大的生产力和内循环体系,美国“旧势力”若掀起贸易战,肯定坚持的时间不会有中国长。因此如果美国“旧势力”真的推翻特朗普新政,转而进行贸易战的话,呵呵,谁怕谁还真说不定呢。

 

(旧势力:等收拾了特朗普,我就来搞敲诈)

 

所以,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中美贸易“百日谈判”都是一场值得进行的尝试,因为它至少带来了相对公平的贸易竞争环境,比中美开打贸易战的后果要好太多了。


 

英国朋友谈马里兰大学中国女生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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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午后,贝克街寓所。

壁炉前的大沙发上,我和大波波娃紧紧挤在一起,半躺半坐,抱着一只手机咯咯咯的笑着。

起居室房门突然呯的一声被推开,福尔摩斯披着风衣勿勿走了进来,神情冷峻。

他鹰鹞一样的眼神扫过我俩,“华生,请尊重一下沙发的感受。”然后径直向书桌走去。

我俩赶紧起身,大波波娃红着脸跑进卧室去整理衣服,“福尔摩斯,是伦敦出事了吗?”我试着找些话题。

“伦敦很好。”福尔摩斯冷冷答道。

“谢天谢地,看你的神情我还以为又被恐怖袭击了。”

福尔摩斯欲言又止,“华生,你们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很幸福。”

“哪有,我们也关心社会,平时还点个蜡什么的。”

“那你有得点了。”他似乎话里有话,他不想说的事问了也是白问。

“福尔摩斯,你觉得美国的空气味道如何?”

他对我这种跳跃式话题很淡定,“你是指马里兰大学那位中国女学生的毕业演讲?”

“是的,福尔摩斯,她说美国空气是香甜清鲜的。”我把手机拿到他面前。
 
福尔摩斯挡开了我的手机,“华生,看起来她更像一个被剧组精心挑选的演员。”

“但美国的空气质量就是好。”

福尔摩斯点燃了一根香烟,“华生,你觉得伦敦空气如何?”

“比狄更斯时代好多了,我们要有信心,福尔摩斯,虽然,呃,我不喜欢伦敦的空气。”

“华生,但你会在美国佬面前通过侮辱英国来取悦他们吗?”

“侮辱自己国家取悦美国佬?在毕业典礼上?很低贱。”我摇了摇头。

“而且是用谎言来取悦他们。”

“昆明在哪里?听她的描述,出门要戴五层口罩。”
 
“华生,有机会,我可以带你去昆明,一座四季如春的旅游城市。”

“空气质量比马里兰好?”

“是的。”

“那她为什么要抹黑自己的故乡?”

“她不懂尊重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却很懂得如何去取悦美国听众。”

“其实令她陶醉的是美国自由的味道。”我接过他递来的烟。

“ 她是想努力表达对自由的向往,可她为什么不去索马里?那里比美国更自由,没有监听,没有政府。”

“但她踩了自己国家一脚。”我推开了窗子。

“就算在冷战时期,毕业演讲也没有这么浓的政治意味。”

“在中国不能呼吸,只是一个故作幽默的梗?”

“华生,你很睿智,她铺垫的最终落脚点是政治。”

“可是她代表的是马大的中国留学生,她说她来自中国。”

“她是被校方精心挑选的道具,讲稿也经过了审核。”

“中国留学生被她绑架了?”我起身去倒了两杯水。

“谢谢。”福尔摩斯接过水杯,“其它学生也在通过别的渠道来反驳她的言论。”

“但是她道歉了。”

“不需要,而公知们会浑水摸鱼。”福尔摩斯轻轻喝了口水。

“一般这种毕业典礼,总是讲科技改变人类,知识改变命运这些话题。”

“是的,华生,励志为主,能加点轻松的小段子就更完美。”
 
“她是被马大的意识形态灌输洗脑了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日本女学生是不是要说自己在电车上要戴五个胸罩?”

“哈哈,日本的电车痴汉很多。”这方面我有足够的发言权。

“但那绝不是日本的全部,对不对?你可以讲樱花,讲富士山。”

“有人说她是小品演员乔杉扮的。”
“不能这样黑乔杉。”福尔摩斯笑了笑。

“抹黑昆明是演讲的死穴,从头到尾全是谎言。”

“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她在公开作伪证。”福尔摩斯严肃的说着。

“作伪证?天哪,她把毕业典礼当成政治审判了吗?”

“她完全清楚演讲的政治内涵,赞颂美国,贬低中国。”

“福尔摩斯,但是美国有爵士乐,好莱坞,NBA。”

“但也有抢劫,强奸,凶杀,吸毒。”

“演讲那天,马里兰还有人被枪杀身亡。”我喃喃道。

“她可以在昆明的凌晨独自上街,但她在马里兰绝对不敢。”

“作伪证很可耻。”

“华生,马大校长就是个华裔”。他扔给我一张照片。

“天哪,要在美国立足,一定要仇恨中国?”我有些吃惊。

“还必须表现得比白人更敌视中国,不惜作贱自己。”

“这会损害马大的声誉。”

“华生,应当反思的是,为什么美国大学如此重视意识形态构建,而中国的讲台却有大量的反华反共小能手?”

“她的演讲稿很肤浅,难道是CIA代笔?”

“一篇浅显易懂的政治宣传稿。” 福尔摩斯坐到了书桌边。

“美国的空气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味道。”

“不,华生,美国空气充满了血腥的味道。”

 

如果当年刘胡兰们不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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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山西文水云周西村。

 

瑟瑟寒风中,一位14岁的女孩被凶恶的宪兵推到一个铡刀面前。那里已经躺着着几具无头的尸体,血还在流还是热的。她应该尽量很小心的躲避脚下的血污,但还是不可避免的沾上身上。不过这貌似已经没必要在意了。

 

躺着地上这几个人她都认识,甚至就在刚刚她也亲眼看到了几人身首分离的过程——就那么一小会儿,活生生的熟人已经变成了血淋淋的抽搐着的尸体。

 

 

​现场行刑的宪兵们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这个小女孩,他们大概想捕捉到令人兴奋的恐惧感,最好是吓得瘫倒不起痛哭流涕然后跪地求饶。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男人在铡刀面前都会屈服,何况这个年纪的女孩?

 

然而,令他们失望了,这一幕并没有出现。

 

女孩镇定地走向了铡刀,睁大的眼睛显示着只有她年龄才有的清晰和明亮。他先是扫视了围在一旁的父老乡亲们,又愤怒地看了看那些即将要杀死她的刽子手们,再然后闭上眼睛平静地迎接死亡。但铡刀落下之前,她突然发出了一声声嘶力竭的怒吼……这声怒吼被周围的人们记住、传播,并最终写进了我们小学的课本里。

 

女孩的名字你我都应该知晓,她叫刘胡兰。


二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她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在脑海中就曾浮现出这样的疑问:那个仅仅14岁的女孩,是什么使她在如此血淋淋的杀人现场,毫无惧色、慷慨赴死?

 

 


请原谅,那时的我也没有想明白。直到我前几年的一天,回了趟农村老家看望爷爷,我才仿佛懂得了什么。

 

我的老家在鲁西南一块富饶的土地上,那里空气新鲜、人口众多、土地肥沃。当我从大城市回到这里,一切感觉都很美好。然而,当我陪着爷爷走过村子旁边的一座小山头时,爷爷突然告诉我,这里解放前叫狼食岗子。这里以前居然还有狼这种野生动物?我饶有兴趣。不过,接下来在我爷爷的口中,我听到了毛骨悚然的故事。

 

所谓狼食岗子,是狼吃食的地方,而它们的食物则是——人类的婴儿。那个年代,产妇婴儿死亡率奇高,死亡的产妇往往还有口薄皮棺材埋进地里,但死婴往往就被一把茅草裹着丢到了这里,成了野狼们腹中之食。弃婴之多,以致养活了诸多野狼,几乎每个村子旁边都有这样的狼食岗子。

 

爷爷还告诉我,那时候人们生活之惨是现在人无法想象的。生到男孩的话,那是家里的壮丁无论怎么着都要努力养活的;但如果生到女儿的话,有时则往往也会被溺死后丢到这里。他小时候,偶尔能看到肥硕的野狼在这里转悠,嘴里还咀嚼着什么。

 

我看着那片山岗,山色青青一片葱绿,可谁能想象当年小生命们尤其是女孩还未出生就要面临的残酷?

 

不知为何我突然想到了刘胡兰,如果她还活着,应该和我爷爷一般大吧,八十多了吧。可当年的她,面对这种命运,是否坦然接受?


我以前从张爱玲笔下曾读到过一个小资的充满情调的民国女性,但后来读的书多了,我才知道能优雅的坐在夜上海咖啡厅里喝咖啡的女性不到这个国家女性比例的千分之一,而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女性,她们的生活圈里有狼食岗子这个词。

 

那是个令人绝望令人窒息的年代。老一辈的人曾告诉我,那个年代,当一个女孩幸运地出生并活下来后,她的命运就几乎注定了。从小的贫穷使女孩们不得不四五岁就开始帮做家务干农活,因为高额的地租和税收正压垮着每一个家庭,待到了七八岁时就被打发出去当童养媳,直到十三、四岁就会嫁人,再然后是目睹着自己的孩子被扔到狼食岗子或者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为繁重地租而劳累一生。

 

不要试图去反抗命运,因为早有乡绅们在严格的维持着一切。我曾在黄河边上的一个地方看到过解放前留下的一种石碾子,了解后发现这石碾子居然有一种用途是把女人沉河——那些是被认为忤逆了家族传统的女人。我想象她们被绑在石碾上推进黄河的情景,围观的是优雅喝茶的乡绅和看热闹的人群们。我突然想到在网上那些新闻中被当做奇谈怪论的“荣誉谋杀”,谁能想象,就在六十多年前,这种“谋杀”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曾如此普遍和自然。


 

这还是平常年份,而当灾难和战争来临时呢?1942年河南大饥荒时,灾民把妻子卖掉只为了换几升小米,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被卖到妓院或给有钱人家为婢为妾也是这个价钱;1949年解放军曾统计国军一个师投诚的2451名士兵中,母亲、姐妹、嫂嫂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总计达850人;1948年,在刘胡兰老家山西的太原郊区,饿死和被杀害的农民不下6000人,晋祠南大寺26户人家卖妻的就有5户,卖子女的有9户,还有28人活活饿死。

 

我可以感受到,绝望几乎渗透在那个年代几乎每一个女孩的骨髓里,一如刘胡兰这个年纪。


能够对抗恐惧和绝望的是什么?今天在和那一辈人对话后我知道了,是对绝望的反抗。因为反抗,所以无畏,所以有着无以复加的愿望去改变这个世道。

 

现在人很难想象,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为什么会有那么一批中国女人如此勇敢地站立起来,她们叫秋瑾、陈铁军、杨开慧、赵一曼、江竹筠还有刘胡兰,她们是进步知识分子、地下工作者、游击队员、妇救会长或者其他的什么职业,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就是为了新中国。

 

你们以为只有一个刘胡兰?不是的,仔细凝视那段历史,你会发现曾有千千万万个刘胡兰:她们从安稳的国外归来,她们背叛自己的阶级家庭,她们甘愿去冒杀头的危险,她们无畏任何牺牲。那种反抗绝望的力量是那么的强烈,以致于像刘胡兰那样的牺牲比比皆是,只不过时间久远,不为我们所知罢了。其实从王树增《解放战争》中收录的一封信可以一点一滴的感受到:

“……亲爱的同志们,看见了你们,我们又悲又喜,喜的是可得救了,悲的是这几个月我们受尽了亘古未有的大大灾难。国民党伪军自占领潍县后,烧、杀、抢劫、抓丁、抢粮,无所不为,潍北全县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精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残杀。两年多来,潍北人民被残杀者已有千余,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纸房区李家营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残暴手段更令人闻之毛骨悚然,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蒋匪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搞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妇救会长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

 

高里区一个妇救会长,死时曾对大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们报仇!”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军,你们是胶东的子弟兵,你们屡打胜利,有了你们就有了希望,有了依靠。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能让你们走,要你们给咱们报仇。要求你们坚决彻底消灭蒋匪军和“还乡团”,要求你们像在孟良崮一样消灭敌人,在潍县留下英雄的胜利,立下大功,这是我们对你们高贵的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

 

今天我们的教育缺失了很多,问题是我们没有告诉那些质疑英雄的人们,烈士们当时处于什么样的人间。当他们知道那人间的残酷后,他们还会质疑嘲笑她们面向屠刀的勇气么?


如果当年刘胡兰们不反抗呢?

 

2017年5月,在一个平行世界朝气蓬勃的国家,几个观众正从电影院出来,他们刚刚看了亚洲东部一个贫穷国家反映女性的电影《摔跤吧!爸爸》,并被电影情节感动一塌糊涂。

 

在回去的路上,他们会讨论这个被当成笑话的国家居然拍出了这么好的电影,也会讨论那个国家依然存在的落后与野蛮,讨论网络上流出那些强奸、性侵或者其他的笑话,讨论被封建束缚看不到希望的女性生活……

 

​末了,他们会感慨,为什么当年这个民族没人反抗啊?

 

他们寻思:如果她们当年反抗了,现在说不定这个国家的女童入学率会达到98%,妇女平均寿命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0岁,孕产妇死亡率会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说不定这个国家的女性可以从事飞行队表演、可以在世界各国元首面前威武霸气的阅兵,可以在也门海岸手牵手接回自己的国民;说不定这个国家的女性可以设计火箭卫星潜艇、可以走上诺贝尔领奖台、可以在奥运会赛场上一遍遍把金牌拿到手软,可以作为世界第二大国的代表为世界未来发展建言……

 

然后他们对自己脑子里冒出来的奇怪想法哑然失笑。那个国家,呵,现在还有家长在教育孩子不要相信民族英雄,不要相信高尚和牺牲,不相信光荣的历史,so,怎么可能呢?

但因为她们反抗了,所以今天——换了人间!

 

 

 


 

中国女权主义的先驱吕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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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2月,天津《大公报》为呼吁重视、兴办女学,从女性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意义,以及女性教育应该如何开展等话题,连发多篇文章进行评论。当月20日,《大公报》上刊发了一篇关于“女德”的评论文章。

 

在中国,“女德”这种东西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以前。儒家经典的《礼记·昏义》说:“是以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祢未灰,教于公宫,祖祢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德言容功,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女德”的具体要求。

 

东汉的班昭专门在其所著的《女诫》里,详细地对这四项进行了介绍:

 

“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学知识是男性的活儿,女性只要保持贞操就行,这叫妇德;男性能说会道是本事,而同样的特长放到女性身上,就成了不守妇道、不够温顺的表现,是属于可以被丈夫休掉的“七出”之一,所以妇言就是少说多听别犟嘴;女性长得美丽打扮的漂亮,雅一点叫祸水,粗一点叫勾引野男人的狐狸精,所以妇容只要干净整齐就行;洗衣做饭端茶倒水,老老实实当好保姆、厨子、清洁工,这就是妇功。

 

九江学院请去做所谓公益实则公害演讲的丁璇所提倡的如“贞操是女性最好的嫁妆”、“非处女和妓女没有区别”、“穿着暴露非常低宿”、“女人整容是为了勾引男人”等等所谓的“女德”,其实和两千多年来的《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里规定的“女德”是一脉相承的糟粕,并不是什么从天上掉下来、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妖精。

 

 

但是,1906年2月20日《大公报》上关于“女德”的评论却不是这样的陈词滥调,相反,它通过对中国传统“女德”批判的方式,来提出论者自己的主张。

 

文章的作者说,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不能仅仅注重知识上的教育,品德教育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故凡儿童入学之初,虽教以种种科学以发达其知识,而尤须引掖、诱导,养成道德之心,以定其立身之基础,否则各种学业虽极发达,而如无能之舟,漂流靡定,所有智慧适足以济其恶败其德而已。……况青年之女学生学识浅薄,志操不坚,易于摇惑真其具文明之资格者,固不乏人,其弁鬓道德踰闲荡检,授顽固以口实者,尤比比然也。”

 

但是,文章的作者主张女校应该重视对学生的品德教育,却不是传统文化对妇女特别要求的“德言容功”。作者强烈反对传统文化里,这种按性别对道德进行区分,分出什么“女德”来的做法。

 

“道德者,人类所公共而有者也,《世每别之》曰:‘女德,推其意义盖视女子为男子之附属物,其教育之道只求就男子之便利为目的,而不知一室之中,夫夫妇妇自应各尽其道,无所谓男德女德也。’《泰西伦理》分四大纲,曰:对一己之伦理、对家庭之伦理,对社会之伦理、对国家之伦理,而未闻偏限于一部分也,立此优胜劣败之世界,既欲以教育为强国之本者,而教以不完全之道德,乌乎可?”

 

同时,作者在文章里还对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女性温顺、贞节的“女德”的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激烈的谴责。

 

“吾国之论女德者,曰温顺,曰贞节,此外无可称者。夫温顺、贞节固优美矣,而其丧德败品隐然而潜伏者,殆百十倍于此也。盖女子不事生业,嗷然待哺于人,一生之苦乐胥视一人之好恶,故一切卑屈、谄媚、嫉妒、阴险、寡廉、丧耻之事,势不得免浸久遂成固有之物性,且以之传染其子女。故吾国民格之卑鄙者,未始非母教有以胎之也。”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一个女性只要像丁璇说的那样,当牛做马任打任骂、保持节操从一而终,这就叫“女德”。可是,这种做法真的能让女性有“德”吗?恰恰相反,这种把女性当作男性附属品、没有人格的“女德”,实际上导致的结果却是中国女性品德败坏。为什么呢?因为女性丧失人格没有自主能力,要想活下去、活得有质量,就必须去迎合自己的父亲、丈夫。这样的生活,必然会使得女性性格扭曲,寡鲜廉耻品德败坏。更糟糕的是,因为女性还负有养育子女的责任,这种糟糕的品德,还会传给子女。所以,中国人品德低劣,就是从母亲开始的。

 

怎么扭转这样的局面呢?

 

作者说:“今苟欲养成道德之国民,则必自培养女子私德始;培养女子私德,必授以实业,使得自养始。管子曰:‘仓库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子曰:‘富而后教之,旨哉言乎。’盖私德者,立身之本也,必能自养,而后能自立,能自立而后能讲立身之道。”

 

要想提高整个国家的国民道德,就要先从提高国民的母亲——女性的道德开始;要想提高女性的道德,就要从提高女性就业,保障女性经济独立开始。女性能做到经济独立,不靠依附男性生存,才能谈得上是个人格完整的人。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名叫吕碧城。

吕碧城 (1883—1943)吕碧城(1883—1943)

 

吕碧城是安徽人,12岁的时候做官的父亲去世,她的母亲回乡处理祖产。结果,由于家里没有男丁,同族人想要霸占财产,就找土匪将其绑架。吕碧城得知母亲被绑、家产被夺的消息后,向父亲的朋友、学生写信求助,最终救出了母亲。

 

12岁的年纪,猝然遇到父死母危、同族人变仇人的变故,却能处变不惊,想办法将事情解决。吕碧城能够有这样的表现,本是应该大赞特赞的。但没想到的是,吕碧城的未婚夫汪家知道了全部经过和吕碧城的表现后,反而心生忌惮,害怕吕碧城嫁过来后,不够温顺,无法驾驭。于是就不顾当时退婚对女子名节的影响,欺负吕家只有一个寡妇和四个小姑娘,提出了提婚。

 

父亲已死,和同族人翻脸,未婚夫家退婚,接连的变故让吕家在家乡待不下去,全家只好随着母亲投奔舅舅家。但到了舅舅家后寄人篱下的吕家母女还是没有过上安稳的生活。舅舅家里的人嫌弃吕家母女吃闲饭,是累赘,于是就千方百计将她们撵走。

 

逃了出来的吕碧城由于机缘巧合,其才华得到了《大公报》创办人的赏识,后来就做了《大公报》的女编辑。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或许是现实的残酷让经历了种种的吕碧城明白了,当牛做马任打任骂的“女德”教育,只不过是为了让女性在被压迫的时候毫无反抗的能力。而依附的地位,就是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源。

所以,她呼吁兴办女学,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反对传统文化里按性别划分道德的做法,以及对温顺、贞节的“女德进行批判”,强烈谴责女性依附的地位,提倡女性自养、自立。

 

从1906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111年。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吕碧城提出的这些主张,可谓是习以为常的东西,并不出奇。可是在111年前的1906年,那时候还是“我大清”,吕碧城反对“女德”,认为女性和男性平等,提出女性自养、自立提高道德这样的观点,可谓是惊世骇俗了。虽然那时候这样的观点并不是没有人支持和赞成,但和反对、诋毁者比起来,那点人数不过是寥寥而已。

 

未央的暗夜中,手持火把呐喊的“先知”,因为领先时代,需要承受反对者的诽谤、诅咒和诋毁带来的精神痛苦,不是当事人,是很难感同身受的。

 

时间过去了111年,当鼓吹“女德”的丁璇在九江学院的公开课内容被曝光到网络上后,虽然并不是没有真心认同那些臭不可闻的糟粕的支持者,但和反对、批判的声音比起来,他们反而成了汪洋大海中的蚂蚁。

 

少数和多数的111年前,多数和少数的今天,这是个颠倒过来的世界。

 

1906年,吕碧城说:“培养女子私德,必授以实业,使得自养始。管子曰:‘仓库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子曰:‘富而后教之,旨哉言乎。’盖私德者,立身之本也,必能自养,而后能自立,能自立而后能讲立身之道。”

 

今天批判丁璇的声音之所以能够一呼百应,其基础就是女性的自养和自立。

2015年中国高中及以上学历男性、女性人口占比

2015年中国高中及以上学历男性、女性人口占比

2010年中国不同职业性别构成

2010年中国不同职业性别构成

 

打倒丁璇们鼓吹的“女德”,让它永远无法翻身的最彻底的办法,不是用批判的武器——辩论,而是能够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并记住这个基础——教育、就业——并牢牢地捍卫住,一刻也不能放松。​​​​


 

美空军未来战机曝光,直面中俄四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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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潜在对手研发新的战机和防空系统,严重威胁到了美空军自豪的“任何地方打击任何目标”的能力,为此美空军正在考虑如何“保持空中优势”,相关人员已经研究了13年,准备把一些新装备和作战概念引入实践。

 

2016年,美空军开始一项名为《空中优势2030》的研究,以确定美空军未来10年的能力差距和填补措施。1月,他们发起“替代品分析”AOA,来寻求最佳的全面解决方案——一种新的超级战机PCA(穿透防空!),能够深入最强大对手的防空体系内作战。同事要需要与之配套的空空和空地武器,来保证美空军能敌人的数量优势,达到目标。

 

PCA战机以外,美空军还会寻求其他创新系统,如新一代隐身无人战斗机,不仅能力要强,还要足够便宜,不怕损失!这些无人机将承担侦察、打击和电子战任务。

 

还需要穿透性电子战机,以执行伴随干扰,也有可能用PCA战机的改型来承担。

 

同时美国空军还在进行未来机队体系和规模研究,确定2030-2040需要多少飞机和型号。其中也包含了对传统战机的结构和能力升级。第一批将在FY 2019财年预算体现,管5年。

 

虽然美军考虑了足足13年之久,但参考F-22F-35从绘图板到投入服役都要花费20多年的研发装备时间,那么即使全力以赴,PCA超级战机也不会在2018年立项。美空军空战司令部ACC长官Herbert J. “Hawk” Carlisle 将军哀叹: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的目标是2030年必须把空中优势部署到位!而这还是个乐观预期。

 

Carlisle将军说,威胁是双重的。

 

一、来自中国空军的四大挑战

1、  新机型挑战

 

首先是潜在对手正在研发和部署新型战机,对美国空军构成真正挑战。一个是中国稳步研发的J-20J-31。另一个是俄罗斯的T-50

 

虽然有人认为这些只是具备隐身能力的喷气式战机,但可能有一天会接近F-22F-35等五代机的能力。Carlisle将军认为:“这不是未来的事情,它们就在这里。中国飞机受益于网络间谍窃取的美国技术数据,使得中俄新飞机的进程比我们想象中要快!”

 

2、数量淹没

其实,战斗机技术不是最大的问题,真正恐怖的是对手战机的数量。

 

虽然美军会用F-22对付J-20,但这不是“一对一对决”,美国飞机数量太少。比如在南海,中国可能集结10J-20中队,再加上他们从俄罗斯引进的苏30,苏35,自造的J-10J-11,还有航母上起飞的J-15。而美军能部署到西太的F-22数量相当有限。

 

3、客场作战

 

然后,对于美军来说这是原理本土的“客场作战”,而中国来说是“主场作战”,会严重限制美空军的后勤支援保障。

而中国方面几乎可以在战场上投入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力量!资源保障的力度和季节速度也远胜美军。

 

4、先进防空体系扩散

 

最后就是先进防空系统的威胁。中国和俄罗斯在远程地空导弹和反隐身雷达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可能不久的将来就具备挑战第五代战机的能力。更可怕的是,中俄两国海拔这种防空系统以“白菜价”向其他国家提供,大规模扩散。购买和运作这些先进防空系统的花费,要远远低于美军维护先进战机和经验丰富飞官的投入,耗不起!

 

二、全频带隐身,不仅是X波段

 

Carlisle将军说,未来的PCA超级战机将不得不以“宽带、全频谱隐身”为主要设计思路。目前隐身战机主要针对X波段雷达进行优化。未来不得不在更大的频谱范围内进行隐身设计,以适应C, S等不同雷达频率。此外,就是“航程、载荷和持久力”,以及“宽频航电”,先进电子战,和“反电子战”能力。

 

三、更大,载弹更多

 

这样的PCA跟传统的F-22F-35都不一样,可能机体会更大。而机动性则是一个讨论的焦点,因为它既然是渗透作战,那么需要什么级别的机动性?美军也没想好。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需要一个更大的内部武器舱,以满足隐身和大载弹量的需要,于是PCA超级战机可能更像B-21隐身轰炸机,但AOA替代品评估课题还没得出最终结论。

 

似乎很清楚的是,PCA是一个单一机型解决方案,而不是F-35这样的多个子型号或者“联合”攻击机计划。美空军战斗司令部ACC的空中优势核心功能团队和下一代空中霸主地位的负责人Thomas Coglitore上校也是这么认为。

 

Coglitore上校在一月份的采访中说:AOA替代品评估,专注于“高端作战环境”,多方案是不可能的。

 

四、跟F-22F-35搭配

 

当然F-22F-35也是整个未来体系的一部分,预计部署到2040年以后,F-35会更往后。它们的首要问题是舱内载弹量不足。

 

F-22舱内只有6AIM-120中距弹,2AIM-9格斗弹。而F-35舱内只有4枚空空弹。外挂是没意义的,因为破坏隐身性。

 

PCA超级战机以外,空军又在重新考虑空中“武库机”,搭载额外的弹药,由第五代战机F-22/35指示目标。

 

五、海空军依然分道扬镳

 

Coglitore上校说,海军也在寻找新的作战平台,以满足其舰载机联队未来的需求,但跟空军强调的空中优势使命截然不同。但两个团队在方案中有很多交流,虽然没有联合的方案,但分享很多新的技术和理念。但未来空军和海军一定是不同的飞机,而不可能是联合机型。

 

Coglitore上校认为,2030-2040年,海空军需求不同。空军将承担战区级空中力量的责任,今后还将独立承担自己的电子进攻/电子战任务,而不是现在找海军借EA-18G“咆哮者”用。

 

六、五代机数量不够啊

 

另外,空军将领们坦诚,在政府层面很难提F-22的后续计划。2009年国防部长盖茨在F-22数量只有空军最初需求一半的时候就终止了F-22的后续采购。F-35, KC-46, B-21TX项目等的,都要等到盖茨离任,才会有大的进展。

 

当时美空军被砍了250架飞机,前提假设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事即将结束,美空军冒着飞机数量不足的短期风险,来攒钱订购F-35。但依然是晚了。

 

比如美空军2015年希望采购110架,但每年产能只有48架,而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比盖茨在的时候更具挑战性。

 

然后现在加速采购F-35似乎也没啥用,因为它解决不了上述威胁和挑战。

 

七、PCA不是第六代

 

空军不想说PCA超级战机是否是“第六代”。Coglitore上校开玩笑说任何划代的人都会被吊灯杆……所以我们不提是第几代。因为跟F-22相比,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至少要包含类似高超音速、定向能武器等颠覆性技术吧?可这些还要等很久,而PCA穿透式战机的核心技术都是近期唾手可得的。

 

比如一些升级版的第五代武器和第五代战机。

 

八、空空导弹,载弹量比射程重要!

 

AIM-120的替代空空导弹,美军几年前就在呼吁,因为中国的PL-15具有比AIM-120更好的射程和机动性。好在美军有AIM-120现代化计划,但也没有满足军方真正需要的优势。

 

Coglitore上校说同时也在探索一些新的空空弹概念,根据新武器来确定新飞机,就跟1970sAIM-54“不死鸟”导弹跟F-14“雄猫”战机一样。

 

Coglitore上校说,美空军可以通过在新的弹体上用现在的导引头,来解决经费,这样导弹吃寸更小,战机舱内能携带更多。任何情况下,更小的导弹能带来更多的打击目标数,PCA战机将拥有比F-22更大的内部弹舱。但飞机越大,价格越贵。

 

Coglitore上校说,空军认为2030年的新导弹和传感器技术,可以叫做小型先进能力导弹”SACM,其中必须考虑成本,让空军承担的起,因为空军要买很多。

 

雷声公司已经在做准备,他公司也在尝试,洛马已经研制一种名为Cuba的导弹,尺寸是AIM-120的一半,一样的导引头,而射程更远。

 

当被问及AIM-120AIM-9是否廉颇老矣?Coglitore上校说,他们库存太大,所以一定会用到未来,只不过只能覆盖一部分的需求,而新导弹则填补那些空白。于是未来的机载一定是混装。

 

九、对地武器依然亚音速

 

PCA超级战机能悄悄靠近地方目标是不够的,空军希望开发一种新的直接攻击弹药,也就是JDAM的下一代,因为2030s的防空武器有能力在现有武器的射程外拦截载机。

 

这种新的直接攻击弹药是一种“增强生存能力”的武器,能战术机动,减少信号辐射,宽频带侦察和追踪移动目标,射程更远。虽然超音速弹药也在考虑范畴内,但未来传感器的惊人进步,会让超音速武器的巨大热辐射信号成为自身短板。

 

十、新概念武器也考虑

 

激光和定向能武器也被抱以厚望,但空军还不认为它们在2030年成为主要的手段。但空军说,能搞定一座特定建筑物内所有电子设备的新导弹已经测试成功,将成为未来武器组合的一部分。——可能是一种常规电子脉冲武器。

 

当然美空军也跟定向能武器开发者保持密切接触,根据情况采用。

 

十一、继续有人机

 

美空军目前对PCA 战机还是有人战机。虽然美军相信有人和无人机组合的方式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深大变化,但在当前,还是在每个有人机上保留弹射座椅。最有可能的是有人机将协调、监督和控制无人平台行动。

 

十二、卫星被打掉咋办?PCA来阻止

 

当被问及“PCA战机离开卫星支持还能用么?”,Coglitore上校说:“PCA战机的任务之一就就是避免卫星资源遭到攻击PCA战机被设计用作靠近和摧毁敌人最有价值的目标和系统,当然包括接近和摧毁敌人的反卫星导弹发射阵地、卫星地面站、卫星干扰机。今天和未来的潜在对手都会动脑筋敲掉美军的天基卫星资源,但一旦美军掌握了空中优势,就能轻易消除这种威胁。

 

十三、老“鹰”延寿到13800小时,飞入2040

 

当然PCA服役还要很久,在这个过渡期,美国空军还要对现在的“空中优势”主力——F-15“鹰”机队进行一系列能力升级,包括更换主动相控阵机载雷达AESA,红外搜索和跟踪设备,一边用于发现越来越多的隐身飞机。还有新的处理器,“鹰主被动生存告警系统EPAWSS”取代老的电子战套件。

 

2020年开始,F-15机队将进行又一轮延寿计划,专注于更换那些达到首名的机体结构。主要是前后机身的连接部分。

 

至于“隼”机队,F-16后续的Block 40/42/50/52已经进行了一些处理器、计算机、显示升级,新的无线电、软件、自动地面避碰系统、AESA雷达。空军最初想让F-16都坚持到2022年以后,计划提供300F-16的延寿计划,使其寿命从8000小时延长到13856个小时,这样可以让“隼”机队飞入2040年。

 

180F-22也有自己的分批延寿计划,重点是改进传感器、隐身、可维护性以及与F-35、四代机的通讯和协同能力。

 

十四、加油机也要隐身

 

PCA计划的另一个重头戏是加油机,未来的空中加油机可不再像客机的改装,而是一个更为隐蔽的平台,可以进入“拒止空域”来为PCA战机和五代机加油。虽然美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AMC还没动作。但ACC已经往前先走,如果PCA的确需要空中加油支持,那么AMC再跟进,反正技术上储备很多。因为毕竟只要加油杆放下,隐身就难了。

 

 

十五、美军离不开空中优势,而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Coglitore上校总结说:

 

显然保持“空中优势”是空军的基本任务。但现在被一个宽容而有争议的国内环境给困住了,但美国空军的确需要新的作战平台来进入那些空域,因为那些空域未来会很危险,现有的飞机无法安全进入。必须未雨绸缪。

 

美国空军必须突出“空中优势”这一核心任务,因为美国历次战争都是在取得空中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的,而“空中优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尤其是今天已经面临挑战。

 

空中优势使所有其他军事行动的先觉条件,是伟大的推动者,这不是美军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必须努力争取来的!

 

 点评:

虽然有万恶的国会山,但美国空军也没睡觉,一直在警惕和思考。

 

很多新技术也都用上了,如全频段隐身,新导弹,新定向能武器,无人等等。

但有三点值得玩味:

 

1、  技术路线选择:美帝口味很特别,如:

 

  1. 空空弹,小而多,多发射几次,比射程远重要!

  2. 空地弹,依然坚持隐身,亚音速,比超音速重要。

  3. 新概念武器,对定向能不太感冒,但对电磁脉冲弹早已偷偷测试完成;

  4. 没卫星? 预期考虑卫星被打?不如先下手敲掉你的反卫星手段!

 

2、 体系中的单机: PCA不是一个单机,而是未来体系中一员再考虑,配套的还有F-22/35怎么改进,F-15/16怎么延寿,加油机怎么隐身……不是单平台,而是体系化思想啊!

 

3、  空优也是争取来的:最喜欢最后一段: 美军打仗历来有空中优势,但空中优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努力争取来的!


 

美国防部已将“常规快速全球打击”(CPGS)项目更名为“常规快速打击”(CPS)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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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17日,美国《防务内情》网站报道称,美国防部已正式将“常规快速全球打击”(CPGS)项目更名为“常规快速打击”(CPS)项目,删除了原名字中“全球”(Global)一词。新名字重新定义了这种高速助推滑翔武器的潜在需求。

 

据美国参联会某官员透露,美国防部领导正在重新定义CPS项目的目标图像,并为此正在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能力需求框架,以囊括美军在极短时间内打击关键目标即“时敏目标打击武器”(TSTEW的能力需求。美参联会发言人丽莎·劳伦斯少校(Maj. Lisa Lawrence)向《防务内情》透露,由参联会副主席保罗·席尔瓦上将领导的联合需求监督委员会(JROC)在2016927日召开了一次研讨会,集中研讨了相关事务,其中包括对高超声速打击武器的需求。“TSTEW这个新词基本涵盖了这些能力需求。20169月达成的JROC会议纪要再次确认了此前已经批准的快速全球打击项目初始能力文档(ICD)的有效性,并更新了今后该主题进行进一步分析的指南”,劳伦斯少校表示,CPS项目“只是国防部计划用于应对时敏打击挑战的庞大‘系统家族’的一部分”。

 

2003年以来,美国防部探索了一系列可一小时内打击全球任何高价值时敏目标(从恐怖分子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卫星武器等)的潜在手段。它认为该能力将使美国能够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打击非常重要的目标,能够在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下实施“精确且快速响应”的打击行动,同时还可以将军事、政治、环境、经济和文化等附加影响将至最低。2013年,JROC确认了高超声速武器的需求,并明确指示CPGS项目(现在已经更名为CPS项目)应聚焦于验证采用高超声速助推滑翔武器方案来实现可独立部署的中程打击系统的可行性。CPS项目的目标是完成技术验证,以试验验证成果支撑在2020财年完成里程碑A(进入技术成熟与风险降低阶段)决策,以正式启动一项高超声速打击能力的采办项目。

 

美国防部战略系统采办部门负责CPS项目的发言人帕特里克·埃文斯中校(Cmdr. Patrick Evans)向《防务内情》证实,CPS正式取代了之前的CPGS。他透露,该项目曾遇到了一个可能导致进度推迟的问题,但好在现在项目又回到了正轨,将按计划在2017年完成一次重大试飞。“这个问题发生在20162月,但目前已得到解决,原定的FE-1试飞仍将按计划在2017年完成”。美国会刚将国防部之前申请的1.81亿美元2017财年预算削减了2000万美元,原因就是“进度推迟”。

 

 

2014年美陆军“先进高超声速武器”(AHW)项目第二次试飞因低级错误遭遇失败之后,美国防部战略系统采办部门随即选择由海军在陆军AHW项目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开展下一段的飞行试验工作,科研重心主要聚焦于基于AHW方案进行改进改型,以适应潜艇发射要求,并利用陆上试验设施完成武器原型的试飞。美国防部文件显示,由美海军主管开展的首次试飞FE-1将主要验证先进航电、子系统小型化、可制造性和制导算法等;美国防部官员还证实,组件小型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可以将高超声速助推滑翔飞行器部署在陆基、海基和空基等各类平台上。

 

 

埃文斯中校披露,“截止目前,科研团队已经通过一系列地面和飞行试验成功验证了大量可用组件和子系统。FE-1试飞就是下一步即将开展的系统级技术验证”。

 

CPS项目采用了国家队的形式来开展科研工作,吸纳了来自美军各军种、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业界的大量参与者。项目的重心是通过各种风险降低活动来验证组件和子系统技术的成熟度,最终完成作战相关的飞行试验。项目科研内容包括助推器、载荷投送飞行器、常规弹头、热防护系统、制导系统等设计、发展和试验,以及测试场改造、任务规划和相关支撑能力等。

 

JROC去年向美国欧洲司令部和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承诺,将在2017财年到2022财年期间为其列装“一定”的高超声速打击能力。


 

洪秀柱惨败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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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史上最激烈的国民党主席选举落下帷幕,挺洪团体原本预估有机会在二轮取胜,却在一轮选举中仅获5.3万(19.30%)的选票,惨败给挑战者、台湾前副领导人吴敦义的14.3万票(52.17%)。洪秀柱无缘进入二轮,更显现票数大幅低于预期、比起去年还少2.5万多票,套用台湾政坛经常引用的话,“潮水退去,就知道谁没穿裤子”。

 

一位知名陆生评价道,洪秀柱是“民选后国民党第一个寻求连任未能成功的党主席”,也是第一个不因败选承担责任而落选的党主席。洪阵营铁杆支持者不断传出剪党证退党的声音,或者公开表示以后不再投票支持国民党;大陆挺洪粉丝也反弹极大,颇有一种“统一无望”之感,将国民党的重振、两岸的复杂局势仅仅寄希望于洪秀柱一人,真的好吗?说句稍微不礼貌的话,洪秀柱有这个能力和分量吗?

洪秀柱败选后表示谦卑接受结果

大陆网民勿把两岸统一系于台湾一人

 

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无论谁当选国民党主席,在两岸现状的变化上能做的都相当有限。两岸政策论述上,各候选人也都有“一中”前提,区别在于其后的“各表”还是“同表”,而各表、同表到底是“一中”、还是“两中”,仍不能完全排除争议。吴敦义当选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搞“独台”,蔡英文在台上也压根不敢“法理台独”,洪秀柱当选就能统一了么?说到底,还是洪秀柱“骗选票”的能力不如其他二位。

 

选前,洪阵营的支持者打出一串悲情牌力图催票,“洪秀柱不能当选,两岸和平无望”;“洪秀柱不能当选,国民党没有未来”。这似乎就让隔岸观火的大陆民众认为,洪秀柱真的一人独立承担两岸和平、国民党的未来。选后败选,一大堆人开始剪党证退党。部分洪粉认为洪秀柱是国民党唯一正确解,排斥其他可能性,选后大骂代理党中央(洪秀柱参选连任,林正则主持中央日常事务)未能解决“人头党员”,大有一副“阿柱错了吗”之感。洪粉若因洪秀柱参加补选、竞选连任而入党,又仅因洪落选而声称要退党,又与他们所痛恨的“人头党员”有何差异?

 

1994年、2014年两场台北市长选举,泛蓝阵营都打出,谁谁谁不能当选“中华民国”就亡了、“台独”就实现了。不仅被现实所打脸,也被选民所摈弃,更关键的原因是,地球离了谁照样转,国民党不会因为洪秀柱当选就马上统一,也不会因为吴敦义当选就走向“台独”。

 

很早之前,深蓝的这一套论述就被认为是“选举毒药”,跟“独派”梦想不得人心是一类道理。没有能力整合全党应对失败的执政党,在“领土公投”这样重大议案上都没有制衡能力的政党,谁还想让他分担统一之责?邓公说,国家的安定不能寄望于一两人身上,同样的,一个政党的未来也不能被一两个人绑架,两岸终极统一也不能被国民党所绑架。台湾前途终究是中美博弈(现阶段暂可讲陆美台三方)所致,勿高看台湾的作用,更勿高看国民党的作用,也勿高估洪秀柱的作用。

 

洪秀柱、吴敦义的“两岸政策”异同

 

洪秀柱、吴敦义看起来两岸政策南辕北辙,却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追求“两岸永久和平”,在洪秀柱看来是同大陆“签订和平协议”,在吴敦义的设想里是“两岸和平制度化”。洪秀柱的设想于国民党在野时期不仅难以在台湾实施,也有框限大陆对台策略的危险,吴敦义同样,而且其构想则尚无明确路线图。

 

简单来讲,若出现《反分裂国家法》所认定的三个情形,大陆方面具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法理授权,而且大陆从未放弃对台使用武力。这让台湾方面有所顾忌,不断要求大陆承诺不使用武力,也被绿营操作为“中共威胁”,蓝营部分人士想要取悦台湾民众,就以自己能带来“两岸和平”为政治能量,意图谋取更大利益。当然,也不能排除这部分人士是真心避免生灵涂炭,不过在21世纪的第2个十年,我更愿意相信是为了获得政治资本。

 

台湾选举首任领导人时,两岸陷入危机。当时就有统派人士说,他自己既能见到江总书记,又能见到国民党主席李登辉,要求赋予他足够权限,穿梭两岸、避免战争,被传为一时笑谈。如今,对于洪、吴来说,最差的状态是“两岸和平使者”的美好形象,假如大陆方面不同意“永久和平”,就可以告诉台湾民众,国民党有很努力争取,“奈何大陆不予”?假如同意,洪吴因之获得政治能量,可更图高位,大陆就会陷入“不能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怪圈:三项法定动武要件出现,却不能使用武力。虽然大陆同意的可能性很低,但不得不防。在算计大陆方面,国民党不比民进党少,但却没有民进党“精明”。

 

败选原因之一:理念为先,却打传统选战

 

开票结果显示,洪秀柱仅在海外党员部分小胜吴敦义,其余几乎全输,大本营新北、台北都丢了,总干事坐镇的嘉义市只有吴敦义一半选票。这跟预期二轮攻克吴敦义的预想对比,称“惨败”并不为过。

仔细分析,洪秀柱强调理念先行,其区别于其他候选人的因子就是理念、路线,既然给了支持者极高的热血和期待,就要打出不一样的选战。可惜的是,理念者也要吃饭,洪秀柱也拿不出打选战的新策略,陷入国民党旧式打法的藩篱,这自然被熟谙选举操盘的吴敦义看破了手脚,败下阵来。吴敦义早跟地方派系达成利益交换,互相取暖,又在选举末期大动作松动洪秀柱的铁票,“义起来挺国民党”的标语不断抢占“一柱擎天”的市场,光看这个,就知道洪秀柱的选举“高开低走”。

 

为了激起党内自认正统派的支持,在党主席选举中引入“蓝绿之争”,暗指吴敦义与绿营的联结,强调洪秀柱是获得蓝营认证的合格人选。这在还未决定选择的党员看来,吃相难看无须多言,而黄复兴本就被郝、洪分流,洪营能多拿到的票数有限,此时若不寻求扩大支持来源,无异于提前告败。

与之同时,包游览车送支持者参加竞选造势集会、招募自己的支持者在投票资格确定前“火线入党”以扩大支持者群体、投票日包游览车在支持者聚集区送选民去投票等等做法,别的阵营在做,洪阵营也在做。看在其他支持者眼里,尽管洪阵营强调理念,然而其行为与其他阵营一样难看,而且洪阵营的选战缺乏调度、强调洪秀柱为唯一解,排他性倾向明显,故而对其他选民吸引力薄弱。摇摆选民需要在几个都比较不好的苹果里选择一个不那么烂的,党政经历完整、融合本土与外省,能募款、能叫得动党团和地方派系的吴敦义就成了选择。

如果洪秀柱要打一场理念的选战,就请按照理念式的打法,至少是不能照抄国民党旧式传统,一方面认为国民党组织战很差、批判不已,另一方面又使用,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么?洪秀柱招募人头党员、吴敦义也招募人头党员,虽然可能后者更多,但是“五十步笑百步”,大力批判吴阵营的人头党员问题,难道自己就干净了么?真的理念打法,李敖打过,不搞选举造势,不乱登广告,坐等选民选他,李以垫底的名次当选“立委”,并大闹“立法院”;陈致中也打过,诉求他爹就好,还拿下全台第二高的议员票。很明显,洪秀柱并没有找到这样的路,或者说,这样的路在台湾已经走不通。

 

能提想法、理念的,叫政治理论家,应该在大学里教政治;能指责到位的,叫政治评论员,应该上电视;能提出可行的路线图或实际执行的,叫政治实干家,应该搞政治。洪秀柱属于第一类,韩国瑜属于第二类,詹启贤、吴敦义属于第三类,如果搞错了自己的位置,那就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百害而少利。

 

败选原因之二:用人屡失误、缺乏政治算计

 

与之同时,洪秀柱也实在无人可用,原本拜托的几位老资格操盘手都不愿出来担任总干事,洪只好邀请党内资历尚浅、仅担任过一届不分区的吴育仁担纲。吴育仁原本是中正大学劳工系教授,2012年被马英九延揽担任不分区,2016年竞选嘉义市“立委”大败,虽然吴在关键时刻为党牺牲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但他的确不会打选战:既不会打国民党传统战,也不会打新式战法。哎,总干事就是用来打选战的,洪秀柱偏用了一个不会打的。

 

国民党秘书长是要负责调和鼎鼐、选战操盘的,洪秀柱偏用了没有选举经历又调查局出身的莫天虎,关键时候不能出马为洪秀柱挡子弹、让洪直接跟各大佬肉搏,形象大为损伤,也没有为洪秀柱的选战操盘,更没有用以制衡各大佬的“黑资料”,号称史上最没有声音的秘书长,当然翻译一下就是被台湾网民笑称的“最无能的秘书长”。

 

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传统上由现任“立委”担任,负责“立法院”国民党团的操盘,以及党中央和党团的沟通。洪秀柱出身“立法院”,但跟“立委”关系不好,改善关系非常迫切,但洪秀柱提名了一个非现任也跟“立委”们关系不好的蔡正元。蔡非现任不能进“立法院”沟通,也因为性格原因而被排斥,党团大有一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感觉,将蔡大领导束之高阁。结果蔡正元果然没发挥好本职工作,却在批评民进党的副业中发光发彩,甚至让专门负责文宣的文传会主委周志伟丢了饭碗,由蔡正元督导文传会。由此看来,应该让蔡正元担任文传会主委,派出党团较亲洪的比如林德福出任执行长,才算是知人善任啊。

 

早在去年10月,副主席郝龙斌就邀请副主席胡志强帮忙选举、剑指2017,洪秀柱除了傻乎乎的任命他们当自己的副手,还准备让胡志强代理党主席,结果就在正式宣布前几天,胡志强倒戈郝龙斌,给了重重的一记耳光。洪秀柱原本希望外省籍郝龙斌、本省籍詹启贤、客家籍的林正则、军系的陈镇湘,广泛团结起国民党,结果只有陈镇湘一人力挺,林正则神隐而其余两人倒戈。副秘书长安排一大堆本土派人士,最后为洪秀柱助选的,也没有几个。

 

此外,新北市“议员”陈怡君、台中前“立委”沈智慧、台南市“议员”王家贞号称北中南三大挺柱女将,5月6日陈怡君站台挺郝,5月17日沈智慧“带走2千眷村票”公开挺吴,三大女将夭折其二,洪秀柱甚至连自己人都保不住而被他人算计。

 

败选原因之三:缺乏执行力、决断力,没有行政资历

 

洪秀柱的选举资历仅限于复选制“立委”选区,没有参选过县市首长,没有在行政系统历练,最多算有党务资历。“立法院”任职主要是在教育委员会,社团经历也主要是在教育界,在其他界别无甚渊源。所以同样是民代,2015年洪秀柱还是党候选人的时候,就有党内议员批评称,很多民代都是在各个委员会轮流待,洪秀柱只待教育委员会,在其他界别没有渊源,怎么获得其他界别的奥援?也对非教育议题并不熟悉,要如何推出对应政策,如何告诉选民有能力处理?总不能选上了再来熟悉吧。

 

没有行政首长(各“部会”和县市长)历练,使得洪秀柱对团队的掌控力、议题的制造能力以及政策的执行力均堪忧。换作在大陆,你能想象一个只有北京市人大副主任、教育工委主任的资历就能当好北京市委书记或者北京市长么?这一方面是民主选举制度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洪秀柱只想做好民代,从未考虑参选行政系统所致。

 

洪秀柱出身台湾最蓝的选区,其政策主张为深蓝所喜爱,而与一般选民有差异。此前洪秀柱的所有竞选经历都在复数选区,复数选区是一大堆人在一大块区域争一大堆名额,只要有特定阶层就可以获胜,所以不搞竞选活动的李敖选上“立委”、控诉被“迫害”的扁子陈致中选上高雄市“议员”。当复数选区换成单一选区,就是几个候选人在一个小区域争夺一个名额,各个候选人就要靠近中间选民来获得胜利。李敖就去参选文山区,被国民党籍赖士葆击败;陈致中不听劝阻选小港区,造成泛绿分裂泛蓝得利。

 

无论是领导人选举还是党主席选举,都可以视作单一选区,因为只有一个获胜者,出身深蓝区的洪秀柱曾面对外界抨击说,我就是中间路线。她已然把自己所坚持的路线当做中间选民也喜欢的路线,缺乏政治家的调整空间和政治精算。类似的,民进党的一位前主席也认为台湾最大的问题是“正名制宪”的问题,是要“台独”的问题,也曾选过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宣告失败,这就是如今在政坛外发光发热的林义雄。吊诡的是,也正是林义雄促成民进党两岸路线向中间靠拢。

 

在台湾,深蓝深绿一样远离主流民众,但是深绿主张有人讲,深蓝主张缺乏力道。民进党的文宣能力让泛绿政见成为全民共识,国民党却只有跟着走的份。对洪秀柱而言,熟谙演讲能够为统派发声,重视年轻人又出身教育系能够培养下一世代,改良统派的论述也是必要。洪秀柱应该做一个统派的神主牌,不要被现实政治所污染,该出来的时候接力五小时绝食强迫国民两党让步,从事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为两岸交流发光发热才更合适。

败选原因之四:策略屡出错而“道歉行情”不再

 

很多大陆看客并不知道,这不是洪秀柱第一次参选党主席。2007年,马英九因特别费案辞去党主席,各派加持的吴伯雄对上资深“立委”洪秀柱,吴以15.7万(86.97%)大胜洪秀柱2.3万(13.03%)。此后,吴伯雄安排洪秀柱进入不分区名单,马英九拔擢洪秀柱为“立法院副院长”、邀请担任副主席,才开启了洪秀柱的“政治星途”。

 

去年的补选中,洪以78829票,56.16%的得票率当选国民党主席。两个原因非常关键,一个是对手太弱,一个是道歉行情。本来郝龙斌想要参加党主席补选,后来听闻吴敦义要选,就礼让吴敦义而自己不选,后来吴敦义临时变卦,放郝龙斌鸽子(也种下了今年吴郝不合的因子),本土派派出次级别的黄敏惠出战,黄不想选、缺乏奥援,故而打不过洪。此外,洪秀柱在2015年遭遇“换柱”,引发基层选民的不满,被换以后仍然四处奔走为党籍候选人辅选,更是感动了很多深蓝民众。“2016年一定要还给洪秀柱”成了选民心声,由此促成洪秀柱当选。

 

今年选举时,这股行情已不再,选民给了洪秀柱一年,洪秀柱没有做的很好。倒戈挺吴的洪秀柱闺蜜“沈智慧”就说,“现在的国民党,正需要一个精明干练的人,才能对付民进党这些‘地痞流氓’。”而洪秀柱的竞选策略失策太多,比如,军公教抗议、反核灾食品输台,党中央不敢表态,后来却被郝龙斌等人挖角。马英九遭遇官司、蔡英文民调走低,各个阵营遵马,唯独洪阵营大动作反马。民进党执政以后,都不敢同明确贪腐的陈水扁切割;国民党尚且在野,就要清算前领导人,笔者颇觉讶异,曾询问亲洪者,得到的原因是“经过精算,能争取到的黄复兴反马,批马能有票”。如今看来,这个策略也不对。

 

后记:

 

洪秀柱理念宣传已达到,她该休息了

 

笔者跟很多蓝营基层选民聊过洪秀柱,大家最佩服的都是洪主席的勇气、担当和理念,同样的,对于她能力有限、无法团结全党,以及面对惨兮兮民调的蔡英文无所作为大为不满。选举结果结束后,一位朋友发了一篇高赞的状态,“只要不是她,谁当选都行,现在放心了”。“她”是女字旁,各种意味不言而喻。

 

能理解深蓝、大陆民众被压抑了很久的“统一”热情,但是洪秀柱明显“德不配位”,过高的期待反而会造成对她的伤害,请大家放过快70岁的老人吧,让她从事她热爱的教育事业、两岸青年交流事业,借由各种平台传播理念,大陆各色大学、事业单位也可以邀请她做演讲,但千万别走政治路,那是在害她。

 

深蓝是一种怎样的统?

 

在大陆,不少政论文章及前辈大德以统独为唯一评判标准,以洪秀柱落选放大解释,认为两岸统一无望、国民党“维持华独”等,甚至成为各大门户网站的主流,但凡有不同意见就开喷,随意冠上“果粉”、“台独支持者”的帽子,这样的风气是令人可怕的。

 

对于很多深蓝老伯伯来说,统一可以,但只接受“中华民国式”的统一,要帮助“大陆民众走向自由民主”。一位权威深蓝民代也曾声称,“统一对台湾当然好,我们就可以核废料送到西北去”。类似言论不一而足,反正大陆就是一个“穷到厕所没有门”的地方,需要被“另一边的中国人解救”。

 

只是如今“台独”泛起,深蓝与大陆的矛盾才退居后位,大家同样坚持一个中国、一起“反台独”,但若真想统一,寄望于他们是危险的。大陆民众都不会要“中华民国式统一”,我们只可能接受“两岸同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打铁还需自身硬”,大家一起加油!


 

扒一扒莫言和杨舒平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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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舒平出名了,出名到自己的微博必须要改名才能躲避网友的轰炸的程度——

 

​这当然是她咎由自取!

 

杨舒平是美国马里兰大学来自中国昆明的留学生,2017年5月21日作为毕业生代表之一受邀在毕业典礼上演讲。

 

​这是一个荣誉、也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场景,无非念念稿子、讲讲口水话,比如感谢学校、感谢老师、感谢同学、感谢摄影剧务化妆烟火送盒饭的之类,有点文化的话还可以喊喊口号,比如中美友谊万岁、特朗普一定会把美国搞大什么的,再抹上两把眼泪效果就好得不得了——插播一条广告:如果想提高类似即兴演讲的水平,可以请师老师来上上课!

 

然而杨舒平一张嘴就开始胡说了——她说自己来到马里兰大学是为了“新鲜的空气”,刚从飞机上下来就“感到了自由,这儿的空气太新鲜、太甜美”。随后她接着说:“之前在中国历史课上学到的人生、自由、对幸福的追求,对于我而言毫无意义……人们公开谈论着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政治话题,我非常震惊,我从来不知道这样的话题可以公开讨论”。

 

​坦白讲,这种恶毒弱智的调调在十年前可能还有点市场、能蒙几个糊涂虫,可是现在已经是2017年了!

现在是中国刚开完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美国忙着收缩、玩心眼都玩不过金正恩的2017年!

 

现在是老奶奶买菜都刷手机的2017年!

 

现在是网络发达、信息流畅的2017年!

……

现在但凡正常一点的人,早就被公知言论锻炼得百毒不侵了,你杨舒平得瑟什么啊,说什么自己在昆明上街要带五个口罩、要不就会生病,说自己的眼镜上时刻沾满了雾霾,说自己在中国无法谈论政治话题。

 

别给昆明人丢脸了好不好!

 

​看看冬天的昆明——

 

​要是在昆明都病得不行,那北京人早死光了吧?然而北京人现在的人均寿命已经超过80了(美国人是78),在全国仅次于上海。对了,上海的空气也不如昆明!

 

而且空气新鲜还像个人话,甜美是个什么鬼?

 

​所以杨舒平的龌龊言论自然遭到了大家的批评,包括在场的中国留学生、包括大陆的网友、甚至包括有点思想的美国人,蒙在鼓里的大概只有她当时在台下的父母吧——杨舒平胡说得到了美国人的鼓掌,她的父母不懂英语、所以或许为此还会开心!同时我不信校方对此事没一点设计——马里兰大学,留神你们后续的招生!你们会因为自己的阴暗伎俩付出代价的!

 

看穿杨舒平的胡说并不是难事,而且网上的分析文章已经很多了。我想说的是,杨舒平现象并非个案,其实就是改开后猛一出国被西方物质震撼到的那一帮没见识的人的延续,这些人能力一般、视野狭窄,所以轻易跪拜西方,虽然后来有人渐渐发现跪错了,可是承认这点不但丢人而且白白跪了,心有不甘!恰好这些人目前还掌点小权、还能造点声势,所以可能有点影响力,比如我有些在体制内的同学就被影响得对国家感情淡薄、相信饿死三千万之类的谣言、甚至对毛主席不敬。可叹这些人还是党员!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类似杨舒平胡说的现象虽然在快速减少,然而一下子就完全消除也是不现实的,我们不比为此忧心,出来一个打一个就是了,而且一定可以把这种现象打下去!

 

比如莫言——此人2012年靠瞎写小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颇为风光、不可一世,穿着燕尾服领奖,致辞中大放厥词,说自己小时候穷得整天光着身子象小狗一样到处跑,饿得会把一切能吃的东西塞进嘴里,十岁之前不知道啥叫照相——结果网友马上贴出它八岁时和堂姐的合影,胖乎乎的,衣服合体整洁!

 

​而这个事情当时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直到2015年莫言才渐渐大面积败露,现在你看看周围,对此人持正面看法的还有多少?

 

而瞎编《软 埋》的作家方某今年获得了山寨的路遥文学奖,立即被大家扒得体无完肤。

 

至于走相同路线的杨舒平,不到一天就阵亡了。

 

所以说,杨舒平胡说整体上当然不是好事,然而谁说一点正面意义也没有呢?

 

这符合辩证法!

 

​最后顺便回答一下某些网友的问题——经常有人私信问我是否应该让孩子到国外留学。

 

我的看法是看情况,同时整体稍稍倾向于不支持。

 

因为让孩子出去的好处无非是取得更大的进步,然而这个可能性的前提是国外更加先进——现在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中国的软硬件实力都在快速进步,有些已经在全球领先了了,所以出国学习的必要性越来越低;

 

而出国的坏处同样值得家长考虑:家长无法监护、孩子得不到及时的监护,不确定因素就多了,学坏的风险变大,比如李天一,他的事情当然有被别人设计仙人跳的因素、然而自己的不检点毕竟也是必要条件。说起来他在国内算是个好孩子了,可是去了美国就放荡了——他在美国打冰球,美国很多女孩子常找冰球队员滥交什么的,在那样的环境下李天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可想而知。

 

有李天一这样学坏的、还有杨舒平这样学傻的(也是是更坏的坏),家长一定要想清了。

 

进展之一:她的微博改名了、别人无法轻易搜到了,而且大批量删帖了,模式跟之前的深圳四胞胎、央视朴抱一、流氓徐晓东之类一样一样的;

 

进展之二:她的家庭被快速人肉了,父母的姓名、职业、履历、住址、甚至她留学花了大约200万都被查到了,很多网友还根据其家庭经济收入情况建议政府查查她的公务员父母收入是否有问题。当然按照国家法律,人肉是不合法的,所以我就不把这些细节贴上来了,但杨舒平不忠不孝的结论是跑不了了——她的信口雌黄对饱受公知污损的中国倒没什么,但她的父母从此要承担本不需要承担的压力甚至面对纪委,而她本人,也许出门要好好戴一段时间口罩了:不图挡嘴、只为遮脸。

 

 

​进展之三:她巧言令色地道歉了,态度桀骜、通篇瞎扯,来来去去就是我没错、我对国家并无恶意、你们别再烦我了!

 

 

所以这厮不但人很丑、而且心更脏!

 

昆明的空气好不好?即便没去过的人都能猜出来:云南是全国旅游大省,以自然风光而著称——你说空气好不好!

 

当然我们还是要以数据说话的——昆明是中国空气质量是全国最好的城市之一,PM2.5数据很低,2016年的平均为28、属于最好的级别。而且自从2003年底开始对主城区空气质量监测以来,昆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已连续13年保持在90%以上。

 

而美国的马里兰州是美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污染指数9.6,根据美国指数与中国的指数的对比,昆明的空气质量与马里兰州的空气质量应该差不多甚至优于马里兰州。

 

具体比较在这里——

 

 

28/35和9.6/12都是0.8,考虑到昆明是城市的因素,能达到这个水平相当不错!

 

而杨舒平2012年到美国下飞机的地方是达拉斯机场——就是她号称闻到甜美空气的那个地方——可是达拉斯是全美污染最严重的前十个城市之一。所以她应该是闻到了空气中什么化合物而产生的感觉,一心崇洋的她傻掉了而已。

 

也许有网友会说,也许她在昆明生活的区域确实空气很差啊。那好吧,看看下图——

 

 

这是昨晚七点昆明东风东路的空气监测数据——这个地方和杨舒平的家就隔一条马路(不直接贴她家地址的是因为人肉不好)。东风东路属于市中心,而且是污染最严重的晚高峰时期,数字才是89——这样的环境怎么需要出门准备五个口罩?而杨舒平说自己不戴口罩就会得病,这不是公然撒谎是什么?这不是心怀恶意是什么?

 

杨舒平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在自然环境上撒谎,更在于以此为引子开始对中国政治的攻击,说什么“(在美国)人们公开谈论着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政治话题,我非常震惊,我从来不知道这样的话题可以公开讨论”!

你个骗子!

 

你个智障!

 

你个纱布!

 

中国有种族主义问题吗?需要大谈特谈吗?而且想谈怎么就不能谈了?我现在就说中华民族很优秀,而日本人韩国人没有历史大局观、国家战略很差!这不很自由吗?

 

中国有性别歧视问题吗?需要大谈特谈吗?中国的男女同工同酬问题早就解决了,而美国妇女在同等工作情况下、收入只有男人的78%!而且在中国,要谈难道不是逆向性别歧视吗——中国的妇女几乎是全球最强势的妇女,是个人都知道!

 

中国有政治话题问题吗?需要大谈特谈吗?中国可以说是全球最能轻松谈论政治话题的国家,甚至对毛主席不敬的混蛋也大行其道。而在美国,说奥巴马媳妇像猩猩的播音员已经下岗了,在飞机上谈论特朗普的乘客已经被赶下飞机了。

 

所以杨舒平啊,你算是栽了,你会为自己的丑行付出代价!

 

所以马里兰大学啊,你算是栽了,我不信你们对这个演讲没有一点倾向性!

 

看看马里兰大学的最新表态,你还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偶然的事情吗?

 

 

看了这些弱智的发言和顽固的表态,我想你都要被气笑了吧。

一群逆历史潮流的玩意!

昆明滇池的红嘴鸥都比你们有脑子——

 

​昆明石林的石头都比你们有思想——

 

马里兰大学的表态体现的只不过是表面的愚蠢、傲慢,内心的慌张、暴虐而已。

 

至于耍小聪明的杨舒平,操守甚至不如柴婊——人家好歹还生个孩子当道具的、也不如崔抑郁——人家至少编个SGS的认证号骗粉丝的。

 

年纪轻轻就这么恶毒奸诈,除了中学就出国留学导致的淮南淮北效应,我就不信家长一点问题也没有!

看后面的连续剧吧!


 

有人刻意在用谎言带给中国人自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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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缺乏自信的根源并非神秘不可知,因为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拉丁美洲分析师爱德华多•加利诺曾撰文描写因美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控制和入侵而引发的类似问题:“拉丁美洲一直被训练成为阳痿。殖民时代沿袭下来的教育方法,加上暴力的士兵、胆怯的教师和意志薄弱的宿命论者的施教,在我们灵魂中深深植入以下观念,即现实不可捉摸,我们只能默默忍受每一天的灾难。”
 
    但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极大的客观成就与自信心缺乏形成鲜明对比。此外,还存在一个社会阶层系统性地撒谎以努力维持现状。
 
    客观地说,中国的民族复兴是当代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也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中国民族主义者们从没有提出过傲慢自大的主张,只是局外人对这一现状作出过清醒的陈述。
 
    中国的经济增长使6.2亿人口脱贫,约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两倍,超过拉丁美洲人口总和。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使全球19%的人口直接获益,而直接受益于美国或日本工业发展的人口仅为全球3%。过去10年,中国的生活水平提升速度是大国中最快的。从来没有其他国家能取得中国这样的成就。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危险本应是陷入过度自信。然而,自我贬低却荒谬地存在于各个阶层,如系统性地低估其经济规模,一些中国人宁愿被人称呼西方名字等。
 
    这一自我贬低的历史缘由显而易见。1949年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国被外国列强践踏。正如马克思所言,“过去的传统会像噩梦一样影响活人的头脑”,中国将外国列强的羞辱内化为民族自卑感。因此,毛泽东1949年的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对中国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句话也给国际社会带来广泛影响,凸显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
 
    今天中国面临的具体问题是,特定的社会阶层试图通过系统化的谎言来维持这种“自卑感”。中国最近正打击虚假网络谣言。跟踪微博信息的外国人会发现,中国存在“爱丽丝梦游镜中世界”式的奇特讨论,通过镜子观察到的现象与现实世界都是相反的。
 
    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惊人之语:“中国工业陷入危机之中,而美国则在经历工业复兴。”而过去6年中,中国的工业产出增长一倍,而美国的工业产出则没有任何增长。还有两名“大V”以虚假数据为依据,得出“俄罗斯经济增长远远高于中国”的结论。而自1992年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年增长率仅为1%,而中国则为10%。
 
    此类系统性谎言目的很明显,就是阻止中国认识到自身成就的伟大之处,并推翻引导中国取得如此成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其背后政治目的的掩饰下,这些谎言意图维持中国根本不应存在的“自卑感”。

 

100年前的世界是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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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水鹱:100年前的世界

上世纪初欧洲殖民帝国的扩张达到顶峰,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亚洲国家和冰封的南极大陆之外,地球表面已被区区十几个欧洲殖民帝国及其美洲分支瓜分一空。



剪水鹱:100年前的世界



 

当时白种人气焰之嚣张从上图可看得更加清楚。紫色为欧洲殖民帝国的“母体”,蓝色为其直属殖民地及美洲分支。

 

剪水鹱:100年前的世界 

一战导致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沙皇俄国这四个帝国的瓦解。然而大英帝国尽管在 18 世纪末的北美独立战争中受挫,却通过在其它地区的扩张及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者的遗骸,使幅员在一战后达到历史顶峰,控制着全球近 1/4 的陆地和超过 1/5 的人口,殖民地人民谋求独立的反抗遭到铁血无情的镇压。

 

剪水鹱:100年前的世界 来自欧洲的白人殖民者则通过历时 300 余年的印第安战争(1622-1924),将北美印第安部族(上图)压缩至鸟不生蛋的 “保留地” 内自生自灭,完成了世界近代史上最为彻底的种族灭绝行动。

 

 剪水鹱:100年前的世界

沙皇俄国虽然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其历任君主的扩张成果(上图)却被浴火重生的红色帝国照单全收。

 

当新兴的明治日本环顾世界时,它发现过去几百年的历史证明 aggression does pay,且落后民族缺乏反抗能力。既然如此,向尚未被欧美殖民帝国占据的东亚大陆扩张,无疑是大和民族 “富国强兵”,与白种人分庭抗礼的唯一逻辑选择,而白头鹰,北极熊,约翰牛三大帝国的存在,则意味着日本必须吞下整个中国,才有可能在 “巨人” 漫步的世界上,跻身一流强国行列。

 

对 "日出之国" 而言不幸的是中国远非一盘散沙,逆来顺受的印度(何况就连印度也爆发过红头兵之乱),且进入 20 世纪之后,随着殖民地人民政治意识的逐步觉醒,帝国时代的丧钟已即将敲响。

 

日本在错误的时代选择了错误的侵略目标(但这却是理性分析的必然结果,只有以中国为扩张对象才能避免与白种人殖民帝国迎头相撞,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落后民族的力量被所谓文明世界直接无视的时代,母体远在万里之外的欧洲殖民帝国似乎是比 4 亿中国人更为可畏的对手,据称 “狂妄不可一世” 的日本只是在纳粹德国将雄鸡,风车等碾在战车履带下之后才敢放胆踏入东南亚),惨遭失败的命运从开始即已注定。

 

若与华为善,帮助天朝实现工业化,则虽仍将不免沦为二等强国,却可避免成为异族军事殖民地的羞辱结局。然而要求日本帝国的掌权者具备甘于为人作嫁的胸怀气度和洞彻殖民帝国灭亡前景的政治远见,未免也过于不切实际了(号称老谋深算的大英帝国在二战之后仍挣扎多年,试图 “挽狂澜于既倒”,实在看不出比战前的日本高明到哪儿去),何况在自视 “优等” 的日本人看来,“劣等” 的中国乃是扶不起的阿斗,天生就该被奴役,“日本协助下的工业化” 不啻天方夜谭。

 

喜欢义正词严的西方国家总是选择性失忆地遗忘二战爆发前,其 “统治” 之下的地区多数并非通过公民表决,自愿投入帝国怀抱的,美利坚合众国当然更不会承认历时 300 年的印第安战争与沙俄向太平洋海岸的 “东进” 实际上不存在本质差异。


 

商飞启动C929,​再接才能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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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19在5月5日首飞刚刚成功,C929就箭在弦上,“嗖”地一声发出去了。5月22日,中国商飞与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集团(简称UAC)在上海正式成立中俄国际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CRAIC),正式启动新一代远程宽体飞机(简称LRWBCA)项目,在中国称为C929。

晨枫:商飞启动C929,​再接才能再厉

C919首飞,图片来源:中国商飞

 

CRAIC按照双方对等的原则运作,首任董事长为UAC副总裁、苏霍伊民用飞机公司总裁乌拉基斯拉夫·马萨诺夫;总经理为商飞总经理助理、宽体客机项目总经理郭博智。董事会8人中,4名中方人员为:商飞副总经理史坚忠,担任副董事长;公司发展规划部副部长章引平,担任董事;郭博智担任董事和总经理;公司发展规划部项目办公室副主任、商飞宽体项目部部长王荇卫担任董事。4名俄方人员中,已知来自UAC的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任副总经理。另还设有2名监事,一名来自中方,一名来自俄方。其中,中方监事李明还担任商飞职工监事。

 

在民航界,宽体是指双通道。与此相对,单通道的C919就是窄体飞机。尽管有例外,宽体通常用于中远程,窄体通常用于中近程。C929基本型的定位是280座、12000公里航空,与波音787十分接近。当然,与C919的航程为中国市场量身订造相似,C929的12000公里航程刚好是上海到纽约的飞行距离,也有很强的量身订造的意思。C919对准波音737的定位,C929对准波音787的定位,商飞的型号谱系简直是精确瞄准波音来制定的,这不是偶然的。波音对机型的定位是经过长期仔细研究而确定的,有大量的数据支持。最优的就是最优的,商飞得出同样的结论不奇怪。业界有错位竞争的做法,那是打擦边球,在产品定位上让开主流,避免与强硬对手直接竞争。但这是甘居第二梯队的做法,要打进第一梯队,只有正面竞争,没有捷径。

 

点击查看大图

中俄合作宽体机项目发布会,图片来源:观察者网

 

新一代远程宽体飞机的合作研制协议在习近平与普京的见证下于2016年6月25日在北京签字。项目将在近期转入初步设计阶段,计划在2018年底之前完成详细设计,未来将根据市场需要,进一步研发230座的缩短型和320座的加长型。近期将开始对系统和设备供应商展开问询,总装将在上海完成,预计7年内首飞,2027年开始交付使用。这是比C919更快的速度。C919在2008年启动,用了11年达到首飞。如果按照商飞所说在2022-25年间交付使用的话,那就用了14-17年。C919的研发时间是比较长的,但这是成长的代价,C929如果能如期完成,证明学费交到地方了。

 

按照CRAIC总经理郭博智的说法,未来20年里,全球双通道客机的需求量大约在8279架,中国市场对250座以上的需求将在1020架左右,还有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需求。C929不可能把这些需求统统吃下来。如果还是以500架为盈亏相抵的分界点,确保盈利还是做得到的。如果大飞机的盈亏点低于500架,那盈利就更有保证了。

 

中俄的有关合作早在2012年就开始了,商飞和UAC在2014年5月签订备忘录,合作研制宽体远程飞机进入了快车道。计划由UAC设计和制造复材机翼,商飞设计与制造复材与金属混合结构的机体与尾翼,并负责最后总装。机翼是核心技术,这是飞机产生升力的部分,高效、低阻、坚固、耐用的机翼是客机设计的关键技术。复材比铝合金更轻、更坚固,复材机翼是新一代客机的典型技术,波音787、空客A350、庞巴迪尔CS100/300、俄罗斯MC-21都采用了复材机翼。

 

UAC属下的伊尔库特飞机公司(主要包括伊尔库茨克飞机厂和雅克福列夫设计局)的MC-21比C919略大,由UAC属下的雅克福列夫设计局设计,是210座级的单通道客机,采用两台普拉特-惠特尼PW1400G齿轮驱动涡扇,未来可能改用俄罗斯航发PD-14涡扇(型号认证计划在2018年获得),最终可能采用PD-14的齿轮驱动改型PD-18R。MC-21的设计在2008年完成,预期在2016年投入使用,但计划几经推迟,现在推迟到2020年投入使用。2016年6月,1号机在伊尔库茨克下线,目前首飞尚未进行,但计划在2018年取得俄罗斯的型号认证,2019年取得欧盟EASA的型号认证。

 

晨枫:商飞启动C929,​再接才能再厉

俄罗斯MC-21客机

 

MC-21采用复材机翼(包括中央翼盒)和平尾、垂尾。UAC的复材技术比较特别。一般复材结构采用热压罐固化技术,需要预先将复材织物在树脂中浸渍,然后经过升温、加压、保温、降温和卸压过程达到构件固化,构件尺寸受到热压罐尺寸的限制,加工时间长,工艺要求严格,制造成本高,但技术成熟,质量有保证。MC-21采用的是树脂转移工艺,在闭合模具中放置的复材织物不需预先浸渍,树脂注射进入模腔时,真空系统把模腔内的空气抽吸出来,确保树脂流动流畅和彻底浸润,然后加热固化。树脂转移工艺不需要昂贵的热压罐设备,构件尺寸限制小,便于整体成型,而且表面光洁,制造工艺简单、时间短,成本较低。这样的复材工艺在轻型飞机上早有使用,但在大型飞机上还是首次使用。应该指出的是,波音787的机翼采用传统的热压罐工艺,庞巴迪尔CS100/300用的也是树脂转移工艺,但是加压法,而不是真空法。UAC的真空法也不是俄罗斯自己发明的,而是从奥地利FACC引进的技术,富有轻型运动飞机制造经验的奥地利钻石飞机公司也参与帮助UAC的复材机翼制造。

 

复材使得雅克福列夫得以设计大展弦比机翼。像滑翔机一样细长的大展弦比机翼的升阻比更高,这不是秘密,秘密在于如何在细长、轻巧的同时做到坚固、刚硬,这只有复材才能做到。有意思的是,FACC的东家是中航工业,C919在设计初期有意采用FACC工艺的复材机翼,本将先于MC-21,但商飞为了降低技术风险,选择了保守路线,还是采用金属机翼和中央翼盒,以后可能改用复材,以降低重量,进一步提高经济性。MC-21的复材机翼在2017年2月的第一次极限应力测试中失败,中央翼盒在复材蒙皮与钛质桁梁的结合处发生裂缝,需要重新设计补强,将增重25公斤,看来不是大问题。这倒不是前所未有的,空客A380在研发的时候也有过同样的问题。

 

据报道,商飞最初把C929定位于7400公里航程级,这是与空客A300相当的宽体中短程飞机,除了载客量比C919大大增加外,航程实际上没有增加多少,主要还是用于国内和地区航线。UAC则主张12000公里的远程飞机。C929最后采纳了UAC的主张。事实上,UAC力图主导合作项目,主张主要设计和关键制造都在俄罗斯进行,中国主要负责总装和销售,这还是因为中国是主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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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787使用的GEnx发动机,图片来源:GE官网

 

发动机的选择还没有确定。首飞和最初生产型的发动机还会来自西方,通用电气正在积极推销,商飞也瞩意长期合作伙伴通用电气,估计是波音787使用的GEnx。但UAC更加瞩意空客A330-900使用的罗尔斯-罗伊斯Trent 7000。据报道将在9月发布问询。长期来说,俄罗斯正在研发PD-35,计划在2030年可供使用;中航发动机正在研发的CJ-2000也有机会。与飞机相似,俄罗斯在发动机方面有更多的经验,俄罗斯也提议过联合研发,但不清楚进展情况。

 

但商飞紧紧抓住设计和制造主导权不放,新飞机是C929而不是图波列夫或者伊柳辛,市场主要在中国,出资也主要是中国。果然,抓住实权的合资公司总经理郭博智来自商飞,他将领导C929的研发,而俄方的董事长只负“领导责任”。合资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原定设在莫斯科的工程设计总部现在也设在上海,当然,莫斯科还是有一个100人的工程中心,设计人员将在两地分工合作。

 

俄罗斯对这样的安排未必满意。总体设计必然要涉及各部分的具体设计和整合,俄罗斯或许会认为对商飞敞开复材机翼设计和其他技术吃亏了,如果发动机要联合研制,俄罗斯需要分享的技术更多。在制造方面,中国也过多受益,毕竟在制造上,俄罗斯的工作份额只有机翼(可能还有尾翼),而商飞不仅制造机身,还负责具有更高可见度的总装,商飞的工作份额显然更多。事实上,C929作为型号名称都是有争议的,C929本来就在商飞的产品系列内,合作是原计划的延续,飞机最终也将在商飞的生产线下线,用C929顺理成章。但这是商飞的型号,显得合资以商飞为主,或者UAC是为商飞打工的,UAC并不乐见,但现在还是暂定以C929作为型号名称。合资公司挂牌推迟了至少6个月,部分原因就是双方对于“对等”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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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尔-96

 

UAC对于宽体远程飞机有具体的设想。UAC一直打算把90年代设计的伊尔-96现代化,以加长版货机伊尔-96-400T为基础,座位数从300座增加到390座,最快可以在2019年首飞。另外还打算研发双发版,采用PD-35涡扇,设计从2016年已经开始了。这对UAC是短平快的做法,可以最快速度、最低风险推出翻新的设计,适合俄罗斯的市场,维持俄罗斯的技术和制造主导。但这样的设计是不能符合商飞的需要的,而且是接近波音777而不是波音787的定位,完全不是C929的定位。伊尔-96的基本技术是30年前的,还是标准较低的苏联技术,远远达不到商飞的要求,如果UAC试图强推伊尔-96方案作为C929的基础,几乎可以肯定要导致合作将要破裂。UAC的MC-21研发经历也不足以使人们巩固信心。

 

商飞在与UAC合作之前已经对C929有很具体的设想了。C919的研发过程不仅使商飞熟悉现代民航客机的市场定位与具体的设计、测试、制造方法,也使商飞走过一遍在现代最新适航规范设计指导下研发、定型民航客机的过程。

 

商飞也未必认为俄罗斯过去的经验对现在有太了不起的指导意义,俄罗斯最近的大型客机设计都是在苏联时代后期,伊尔-96在1988年首飞,图-204在1989年首飞,材料技术、适航性标准、舒适性、气动设计都远远落后于时代。而且30年的空缺必然导致经验的流失,当年年富力强的骨干现在不是退休了,就是手生了。经验更多地存在于人才队伍,而不是技术文件。恶魔总是在细节之中,没有任何技术文件可能记录下所有的细节,最详细的技术文件依然要靠知情人才能有效解读。

 

关于俄罗斯的大飞机设计和项目管理水平,MC-21的机翼需要补强,进度落后于计划,安东诺夫帮助商飞设计的ARJ-21的传统的金属机翼在最初的极限应力测试中也失败了。安东诺夫是乌克兰的,但苏联解体后,安东诺夫活得比图波列夫和伊柳辛更滋润,实战经验更多,更贴近当前实际。另外,翼梢小翼在过去20年里新设计或者改型的民航客机上成为标配,但至今还没有任何俄罗斯客机采用,包括新近的苏霍伊SSJ-100和伊尔库特MC-21,而C919已经采用气动效率更高的新一代浅弧形翼尖小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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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浅弧形翼尖小翼的C919

 

UAC实际上包含了俄罗斯的整个航空工业,俄罗斯所有飞机设计局统统划入UAC名下,包括米格、苏霍伊、雅克福列夫、图波列夫、伊柳辛、米亚西斯切夫、别里耶夫,还有格罗莫夫飞行研究院,以及乌里扬诺夫、索科尔、喀山、沃罗涅兹、伊尔库茨克、共青团城飞机厂。与印度HAL和乌克兰安东诺夫合资的子公司也在UAC名下。近20年的俄罗斯军用飞机研发也在侧面说明了UAC的真实实力,苏霍伊T-50作为重中之重,设计水平和研发进度都没有了苏联时代的雄风。

 

中国在制定大客蓝图时,已经规划了单通道的C919和双通道的C929,投资不是问题,市场也不是问题。商飞在商业上不需要俄罗斯市场,在技术上也不是非UAC不可,离开合作,C929依然会进行下去;UAC也对伊尔-96改进型早有规划,UAC在技术上不需要商飞,在商业上也不是非中国市场不可,同样,离开合作,伊尔-96改型也会继续下去。合作是有利的,但双方也是要做出让步的。双方在技术路线、经济对等和利益得失上的分歧有可能在未来发酵,导致合作破裂。事实上,中俄合作的宽体远程飞机项目走到底的可能性或许只有70%。在某种意义上,商飞与UAC的对等合作是中俄两国的政治需要,而不是技术和商业上的必要。这正是问题之所在。

 

C919才首飞,现在谈成功还为时过早。但C919要是成功,最大的原因在于把商业项目当作商业项目来运作。在宽体远程飞机项目上,商飞希望自成体系,只需要针对性的技术合作,而不是捆绑手脚的对等合作。UAC更希望主导设计与制造,通过中国市场来造血。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航空工业曾寄望于与西方的合作,但这证明是一厢情愿。当前俄罗斯经济发展依然乏力,借助中国资金是俄罗斯航空工业基础得到维持与发展的最好机会。商飞有市场份额和有保证的政府投资的优势,争取到了较大的工作份额,但作为对等合资,UAC的工作份额需要补足,如何做到,可能对项目的商业性造成影响。

 

UAC提出,机载系统应该以中国和俄罗斯的厂家为优先,合资公司其次,全引进再次。在中国配套体系尚且不齐全的现在,这实际上就是要多用俄罗斯的机载系统了,这也是俄罗斯补上工作份额最现实的途径。但商飞未必看得上俄罗斯系统,在近期更瞩意合资公司产品和全引进产品,中国或者俄罗斯系统更适合远期选用,毕竟商飞的原则是择优录用、不问出身。如果为了对等的工作份额而放弃这个原则,可能会对C929的竞争力造成不利影响。

 

合作肯定是最好的选择,但要是合作破裂,商飞就需要接过UAC负责的部分。按照分工,UAC负责机翼、襟翼、发动机吊架、主起落架,商飞负责机身、平尾、垂尾、机头、前起落架和翼根整流罩。按照要求,C929的复材使用应该超过50%,其中大头是复材机翼、平尾和垂尾,机身也是复材与金属混合结构。C929还要求大量采用电驱动技术,减少发动机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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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787的各部件供应商图示

 

UAC的工作份额显著低于50%。UAC对超临界翼型有经验,MC-21的复材机翼经验当然更是有用的。发动机吊架对阻力有很大作用,乌克兰的安-72从翼上发动机改为翼下吊挂,就是因为吊架与发动机的气动整合不成功,导致阻力很大,最后成为项目失败的原因之一。主起落架是承力最大的部件之一,强度和可靠性要求非常高。但除了复材机翼,商飞在C919的研发过程中对相关技术都已经练过一遍手,更大的C929是工程放大的问题,而不是对基本技术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问题。西飞也通过运-20获得了大型飞机的机翼设计经验,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对商飞提供援手。运-20是运输机,不是客机,但机翼技术其实是两者差别最小的地方。当然,运-20是金属机翼,但UAC的复材机翼的基本技术来自FACC,商飞无疑是可以从FACC的东家中航工业获得有关技术的。商飞并非对复材机翼毫无经验,本来就打算在C919上用复材机翼,最后改主意是为了控制技术风险,不在第一步里迈得太大,也为了避免当时还没有解决的若干细节问题影响总体进度,如雷击在复材结构中的导电途径、复材与金属结构的不同热胀冷缩率等。C929是第二步了,这是适当的迈出这一步的地方。

 

客机应用电驱动是波音787开始的新技术。传统上,发动机压气机有一股高压引流,小部分用于机翼和进气口前端除冰,大部分经过减压、降温、除湿后,用于机舱加压,还用于气动舱门开关的助力,机舱开门时“噗哧”一声就是气动助力在工作,否则单靠人力打开沉重而且密闭的舱门太费劲。机上抽水马桶的真空抽吸也是气动抽真空的系统。但引流这部分空气流通过压气机加压升温后再减压降温,这是浪费。不同高度需要不同程度的机舱加压,但引流只能按照高空加压需求决定,在较低高度上只有向环境空气泄放,增加了浪费。除冰气流在机翼表面小孔泄放时,扰乱机翼表面的气流,降低机翼升力,带来阻力。压气机难免泄漏微量滑油,混入引流中还可能污染空调空气,给舱内旅客造成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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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问题都可以用电动来解决。在波音787上,空调、除冰、气动助力等都由电动代替,不再需要大量高压管路、阀门、换热/除湿装置等,提高了发动机效率,降低了系统重量,空调和增压可以按需运转。电动也避免了机舱空气污染问题。压气机在升压的同时,空气温度也增高,可以高达250度。高温高压引流来自发动机,换热、除湿装置在翼根,为了确保万一漏气不至于造成结构损坏,引流所到之处,周围结构都要加强,电动系统把这部分的重量也节约下来了。另外,襟翼、副翼、刹车的液压系统由电动泵驱动,不再需要从中央液压系统拉高压液压回路,或者用高压空气驱动液压泵。

 

波音声称,采用电动系统后,波音787可以达到3%的省油效果,对于已经高度优化的新一代民航客机来说,这很可观了。当然,发电机和后备电源需要加大功率。这部分本来就是商飞的责任。

 

商飞通过C919开了一个好头,现在是技术积累和人才队伍状态最好的时候,趁热打铁是技术进步最快、最有效的做法,再接才能再厉。战后美国、苏联航空工业的突飞猛进离不开众多型号的接力研发和投产。商飞能与UAC合作到底,那是双赢。如果不能,商飞的大客路线图还会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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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飞的步子很大,很快,但也很谨慎。ARJ-21已经交付商业运作一年了,只有两架交付。这未必是商飞的产能问题,更不是对飞机的安全或者质量有疑虑,那是型号认证中已经解决的问题。商飞的谨慎是为了积累更多的商业运作经验,通过实际的商业运作,校验设计中对经济性、维修性、出动率的估算,完善维修规范和备件、技术服务体系,充分体现了商飞大步快跑又小心谨慎的作风,这是符合高风险工程技术领域的实际的。

 

西方对C929的态度是酸溜溜的。西方媒体坚持把C929与空客A330-900相比,从座位数和航程来说,这确实是最接近的。但A330的机舱是2+4+2座,而C929是3+3+3座,与波音787相同。机身宽度和每排座位数是客机设计最重要的基准数据,这决定了飞机的容量和起飞重量的范围。硬要把C929与A330-900相提并论,就像把奔驰S级轿车与加长的奔驰E级相提并论一样。西方媒体(包括专业航空媒体)不顾专业常识,坚持罔顾这一基本差别,只能使人联想到鸵鸟心态,因为波音787代表了最高水平,而A330-900是再包装的25年的老设计。把C929悄悄定位低一点,似乎就能否认C929的真正水平了。

 

与C919一样,C929寄托了沉重的期望。前景是乐观的,回报是丰厚的,研发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困难和挫折也是从来不会阻挡商飞人的脚步的。再喊一嗓子:波音空客听好了,中国商飞来了。

 
附:独家探访C919锻件车间
 
据红星新闻5月25日报道,5月5日 C919一飞冲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川造”元素有成飞民机的机头,有位于成都的中电科航空电子有限公司担纲的通信导航系统,还有毕业于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的首飞英雄机组团队。这些是C919“四川造”元素的标准代表,但绝非是“四川造”的全部,四川还有很多幕后团队一直在为C919默默无闻地奉献,位于德阳的中国二重万航模锻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二重万航)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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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锤子下去一个飞机起落架已经成型 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包括C919大飞机起落架、上下缘条、发动机吊挂、垂尾等130余项锻造件都来自二重万航。这些功绩离不开一群在幕后默默奉献的大国工匠,也离不开服务大飞机生产、有“大国重器”之称的八万吨模锻压机。是他们的付出,才让飞机能顺利安上 “翅膀”,在5月5日飞机稳稳高滑后,潇洒地冲上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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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700多公斤C919起落架锻件正在锻造(二重万航供图)

 

近日,红星新闻记者获得特许后,独家进入走进二重万航神秘的C919锻件车间,了解大国重器如何操作,寻访C919关键锻件锻造和那些大国工匠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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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起活塞杆在8万吨锻压机上锻造 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一)     一锤定型

 

锻造 C919飞机起落架主起外筒就像 “压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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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19的很多部件出自于这台被誉为大国重器的8万吨模锻压机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红星新闻记者在二重万航大型压机车间里看到,一台巨型“重器”赫然摆在车间中间位置。这正是为大飞机生产制造大型锻件、有“锤八万”之称的大国重器——8万吨模锻压机。

 

“相当于13层楼高,这是8万吨大型模锻压机。”二重万航C919型号总师罗恒军介绍到,该模锻压机地上27米高,地下还有15米,总高42米,重约2.2万吨,单件重量在75吨以上的零件68件,迄今为止,仅有美国、俄罗斯、法国3个国家有类似设备,最大锻造等级为俄罗斯的7.5万吨,而我国的达8万吨。“压机尺寸、整体质量和最大单件重量均为世界之首。”

 

这台大型模锻压机是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船舶等领域所需模锻件产品的关键设备。8万吨大型模锻压机作为“国之重器”2003年申请立项,中国二重开始了10年的追梦历程,在吸收、消化、再创新的基础上,研制出8万吨大型模锻压机,使中国成为拥有全球最高等级模锻装备的国家。

 

二重万航为红星新闻记者独家模拟演示了模锻压机锻造C919飞机起落架关键锻件主起外筒的过程。

 

在操作师娴熟的操作下,机械启动,机械手从高温箱里缓慢夹起一个类似“Y”字形状的锻件,它浑身散发着橙色的光,一股热气袭来,随即,机械手将其送至10多层楼高的模锻压机的锻压台。“轰”的一阵响声之后,锻压台面合拢,一簇火团从缝隙中“哗”地蹦了出来,伴随着不断飞溅的火花。

 

操作人员目不转睛地盯着锻压台,锻压台台面缓缓张开,一个用于C919飞机起落架的,宽1.2米、高2.8米、重达1.6吨的大型重要锻件—主起外筒就诞生了,整个过程3分半钟,但锻压成型过程只需要几秒。

 

主起外筒再和另外锻造的1.5米长、1.4米宽、重达700多公斤的主起活塞杆连接,就基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C919起落架。

 

   “如果说以前生产锻件需要千锤百炼,那么有了8万吨大型模锻压机则是一锤定型。”中国二重副总工程师陈晓慈形象地比喻,该锻压机是通过强大的压力作用,使性能普通的金属材料在模具内流动,细化内部晶粒,实现大型模锻件的整体精密成形,这些金属材料可以蜕变为飞机的“骨骼”———框梁,可以蜕变为发动机的“脊柱”———涡轮盘,可以蜕变为油田的“血管”———输油管三通等。陈晓慈将运行原理比喻为“压月饼”,通过液压传递能量形成压制力,并解决一次性成型问题。

 

(二)精益求精

 

 “四川造”为C919插上“腿”和“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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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设备正在对C919钛合金缘条拔长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除了一吨多重的起落架,用于连接机翼和机身的钛合金上下缘条锻件、用于连接发动机和机身发动机吊挂等130多个部件都出自二重万航。

 

“二重所供的C919产品除起落架外,还有130余项产品,都是关键的重要部件。”二重万航模锻有限责任公司模锻厂副厂长齐占福介绍,C919国产大型客机于2008年开始研制,光是起落架,从最初的预研到最终形成产品,二重走过了艰苦的攻坚克难过程。通过持续科技攻关,起落架终于在二重“出生”。

 

  “我们生产的起落架,相当于给飞机安上腿,上、下缘条锻件,相当于给飞机连上翅膀。”罗恒军介绍,起落架在飞机安全起降过程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起落架是飞机起飞、着陆、滑跑、地面移动和停放所必需的支持系统,是飞机的主要部件之一,“它的性能优劣直接关系到飞机的使用于安全。”

 

此外,机翼是飞机的重要部件之一,主要作用是产生升力,机翼的翼梁是承受弯矩的唯一构件。翼梁有上、下缘条和腹板组成,上、下缘条以受拉、受压的方式承受弯矩载荷,要求标准非常高。

 

发动机吊挂也是飞机的重要部件,在飞行时要承受较大的发动机载荷并传递发动机推力到机翼,吊挂的强度和刚度性能直接关系到飞机的整机安全。

 

   “C919飞机结构是否坚固,中国二重的生产配件很重要。”罗恒军介绍,为了保证飞行安全,每一个部件都是精益求精,中国二重的工匠精神也在这些工程中一一得到体现。

 

(三)  7年铸剑 

一个起落架让C919材料国产化率提升了2%左右

 

整个演示和锻造过程说着很简单,但在飞机起落架等关键部件一锤定型的背后,二重万航却整整走过了7年的攻坚克难历程。“从2010年项目上马、开始研制到持续攻关,到今年C919首飞成功,7年来虽然一路不易,但结果是我们也形成了自己高水平的民航工业生产能力。”

 

罗恒军介绍, C919起落架系统是由国际知名供应商德国利勃海尔做总系统集成,利勃海尔作为全球知名起落架供应商,所出产品在加拿大庞巴迪C系列客机、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系列客机以及A350等客机上,已有成熟应用和技术验证。

 

2010年,中国二重与德国利勃海尔合作,作为国产C919大型客机的起落架系统总集成商,利勃海尔对产品的稳定性、一致性和批量交付能力都提出了高标准和高要求。

 

“刚开始,德国人认为中国人制造能力不行,任何一个环节都非常严苛,非常挑剔,项目上马3年,审核都没通过,一些年轻人都打退堂鼓了。”罗恒军回忆,合作初期让他印象深的事,则是德国专家最初的偏见,“德国现在提的是工业4.0,专家对中国制造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觉得我们技术差。”

 

但当时的标准和精度也的确非常高,“在材料控制上,一个起落架主起活塞杆重700多公斤,在下料的时候,正负不能超过5公斤,超过这个参数,就是废品。”

 

为争一口气,在二重万航,由10多名学材料出身的研究生团队攻坚克难,推进研制工作。此外,还聘请了一名俄罗斯和一名奥地利外籍专家参与技术攻坚。

 

“时间紧,任务重,经常为这个事情着急上火,我还因此生病。”说起那段日子,对罗恒军和他们团队来说都是煎熬。

 

经过长达3年的民航体系改进和2年的产品工程验证,最终建立起满足国际适航要求的国产材料锻件制造体系,2015年年底,中国二重生产的起落架在德国通过中国商飞公司和德国利勃海尔公司组织的评审,可以装机使用。“那一刻才找到有那么一点点成就感,觉得自己干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他介绍,光一个起落架让C919大飞机材料国产化率提升了 2%左右,外人并不知道7年时间的艰辛,“光在实验阶段,制造了30件起落架,现在都成了废品,耗费了六七百万。”但这种航空工业生产能力的实现也带来了可以预见的效益。“只按目前C919拥有的570架订单计算,我们为C919提供的一系列锻件就能实现60亿元左右的总收益。”

 

后来,德国专家也服了中国人的干劲,改变了对中国制造的看法,主动帮助二重万航去改进工艺,提高制造水平。到目前,中国二重已经提供了5套合格起落架。

 

据介绍,下一步,中国二重还将同德国利勃海尔公司合作,推进ARJ21支线飞机、A350空客飞机、庞巴迪C系列飞机起落架系统用锻件等其它项目,在航空零部件锻件加工、智能化制造等方面开展合作。

 

在罗恒军看来,通过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等多种方式,引进德国先进工艺技术并吸收和创新发展,提升中国二重航空模锻件制造水平。

 

幕后人物>>>

 

87年生的班组长: 廖利

 

“能给这样一个伟大工程贡献一份力量,感觉很自豪”

晨枫:商飞启动C929,​再接才能再厉

廖利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廖利,二重万航模锻车间8万吨模锻压机班组长,这个1987年生的年轻班组长,操作他的世界上最大模锻压机,为C919锻造出了30—40个关键部件,包括C919起落架,连接机身和机翼的上、下缘条锻件等关键部件,都出自廖利之手。

 

廖利表示,作为一个模锻工,自己之前对自己一手生产的锻件,并没有太强的感觉。但从正式给C919锻造锻件后,想到自己生产的锻件能装到中国自己的国产大飞机上,便觉得意义非凡,骄傲感很强。“这是我们中国自主研制的大飞机,并且锻件是从我们手上交出去的,能给这样一个伟大工程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们在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

 

廖利介绍,虽然技术团队前期的论证和准备都做得非常充分,到一定要求才会让一线车间开始试制。但现场实操和技术团队的理论还是有差异的,一线车间会根据实际操作的结果给技术团队反馈一些意见,据实做一些修正,进行相互探讨实现工艺改进。整个锻造远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简单。

 

廖利表示,自己2009年从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锻造专业毕业,毕业后不久就开始接触和服务C919部件的锻造。“所以既是自己见证了二重C919部件锻造工程的一路历程,也是整个工程陪伴了自己的成长。”

 

二重万航C919型号总师: 罗恒军

 

“我告诉儿子坐C1919一定坐机翼位置, 这些部件是老爸做的 ”

 

罗恒军,2008年从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加工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原本有机会到国外读博士,他放弃了这一机会,选择到地震重灾区德阳,到二重万航上班,从此和C919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C919 大飞机起步阶段,刚好赶上了。”据介绍,两年后他的女朋友也来到了二重万航,和他一道开始参与C919等型号飞机部件研发和制造。后来两人组建了家庭,并有了自己的儿子。

 

对C919 的每一个部件,罗恒军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每一个部件都像我的孩子一样,这些都凝聚了我们团队的汗水和心血,我是看着他们生产出来的。”

 

C919 首飞当天,他也受邀参加首飞仪式,飞机起飞后,从他头上飞过“抬头看着飞机冲上蓝天,心情特别激动,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很有成就感。”在生活中,朋友知道罗恒军参与了 C919部件的制造,很多人会问“你敢乘坐C919 吗?”

 

“答案是肯定的。”罗恒军介绍,不仅他自己会去乘坐C919,还会让自己的儿子去乘坐“我告诉儿子,坐C1919一定坐机翼位置,这些部件是老爸做的,放心。”

 

罗恒军坦言,近期他们团队的目标是实现大飞机窗框锻件的国产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大飞机上,通过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窗框看外面的风景。”

 


 

胡媚娘与白素贞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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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跟朋友们说,我喜欢白娘子,爱的却是小青和胡媚娘。是的,胡媚娘,这只仅有五百年功力的武夷山玉兔精。

小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差距,同是一人所演,为什么厚此薄彼,再大点,认识的红男绿女多了,才发现胡媚娘是多么难得的一个女子。




白素贞是报千年之恩,道行有成之后,跑到西湖边寻寻觅觅找那小牧童。

胡媚娘是一见钟情,乱使鬼打墙,装作山间民女路遇许仕林。

白素贞结婚的速度相当快,见过夫家人品,问过家世,打定主意,忽略过程,直奔主题。

胡媚娘是情窦初开,逛街要的,喝茶要的,出游要的,约会多多益善,重视过程中的享受。

白素贞有一千八百年道行,够实力,够从容,敢到处走,蛤蟆精蜈蚣精都滚边去,法海没个金钹早归西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她爱得光明正大。

胡媚娘差了一大截,五百年只能受制于金钹老妖,对于上头给的命令,她用尽心力做到了“阳奉阴违”,确保情郎安全,她爱得小心翼翼。

白素贞为了报恩,花了很大功夫给许仙装门面,还要打点四周,在应酬中我们看到了她充分的职场社交能力,出发点是好的,只是不经意惹下N起官司,受害者是许仙。

胡媚娘一没这个心思,二没这个条件,街坊邻居里的大娘大婶们都看她不爽,本身低人一等,只能低调做人。但是涉及到许仕林,那可是豁出去了,听说生病,二话不说跑去探望,还千里迢迢跑到梁王府改名单,受益者是许仕林。

白素贞骨子里是很传统的,言行一致,内外兼修,表现出来的是端庄大气,观之可亲,人缘一等一的好。男人羡慕许仙有这么一个老婆,但也只是羡慕,所以女人也不会妒忌。

胡媚娘特有的是青春期的活泼,于是放得开,巧笑倩兮,明艳有余,说的是一个“媚”字。女人一般都不会喜欢比自己媚的女人,你瞧瞧,左邻右舍的男人看傻了眼,丢了魂,有犯罪冲动,女人们怎么会不生气。

白素贞为了许仙,顶着大肚子,联合小青发动水漫金山,拼得你死我活,这是出于爱情,也是出于义务——他是我丈夫,他是孩子的爹,他得回家。





胡媚娘为了许仕林,五百年功力不要了,命也不要了,只求能陪伴在他身边多些时间,最后终于被金拔拍得魂飞魄散,这是小女子给她的爱情交的一份答卷:拼了命我也要护他周全。他好我便也好。

白素贞也落了俗套,要和许娇容搞什么指腹为婚,给以后两位的近亲结婚埋下了伏笔。她自己跳过了恋爱这个步骤,也想让下一代接着走这条老路,让我很怀疑这二十年的雷峰塔苦修一点理念的进步都没有。

胡媚娘从不敢奢望能与许士林结为连理,做鬼了还来告诉李碧莲“他是属于你的,我不能强求”。从最初对许仕林的执着,到最后的放手,是种历练,终大彻大悟,原先没有的从容和镇定死了以后都有了。这是她的轮回。

白素贞终于得道升仙了,老公对他从一始终,孩子孝顺,姐妹感情好,世人对她景仰,她的结尾是美满十分。

胡媚娘形神俱灭,投胎后只能从头做起,前世爱的人已经娶了青梅竹马的姑娘为妻,与她是彻底的陌路人,好姐妹和参王都升了天,没有人会再提起她,仿佛从未出现过这个女子。悲剧早在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白素贞的爱情,帮忙的人太多了,小青之外还有一大堆良民,外带几个神仙。尤其是观世音,帮了她好几把。

胡媚娘的爱情,阻挠的人太多了,打头的就是许娇容母女,左边是二奶奶,右边是金钹老妖。不得不说的是,那观世音非要等她死了才出场收金钹。

白素贞在传说里永世不被人所忘,世人想到西湖和断桥的时候,自然地带上了这种幻想色彩。

胡媚娘没名气,她和许仕林的故事里,没有什么可承载的物事和地点。没多少人会想去故事中青龙坡这样黑店林立的山林。

可以说胡媚娘是年轻时的白素贞,这一点从白素贞偷法海仙丹这一出就看得出来了,一样的娇俏,一样的明丽。但胡媚娘到她这个年纪未必就成了另一个白素贞。

白素贞目的性明确,报恩结婚生子飞仙。她身上背负着报恩的责任,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修道的责任,她还要想着天谴何时来。枷锁太多,注定不可能有太多活力,她也不需要彰显她的爱情。世人传说里,既定地认为这是一段佳话。而事实上,也只是佳话而已,经不起推敲。

胡媚娘在最好的年纪里遇到了最好的人,许仕林比许仙好了不是一倍两倍,这是她的运气也是眼力。她可以为他放弃修炼,跑到隔壁开了绣庄,只求能常见面,她没有多余的心念去关注别的,她只关心她的小爱情。

白素贞是人见人爱到夸张的类型,放在现实里基本不可能,在她身上看到的更多的是神性,好像对什么事都胸有成竹,什么都能包搞定。万能型的贤妻良母,表面是挑不出错的。

胡媚娘是非常不待女人见的,但是她比修炼多年的白素贞更像一个人,会惊慌失措,会意乱情迷,会说错话做错事,会吃醋赌气,会哄人开心,有情有趣。

相比白素贞的水漫金山淹死那么多人,胡媚娘的爱情没有对大多数人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她毁掉的只是自己一个人。她固执地把爱情控制在两个人的范围里,小品小酌,清楚来龙去脉的只有她。她不是人,但是她谈了一场太了不起的恋爱。



 

如何理解1960-1970年代期间的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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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经济不正常,是战备状态的经济,按照和平发展的眼光看未必经济,但是有战略意义。

一个国家,从农业国进化为工业国,如果没有海外殖民地,又没有外援的话,就需要自己勒紧裤腰带积累。这个过程很艰难,剩余产品很少,生产效率低下。与当年美国和苏联不同,中国人多地少,山地、丘陵多,化肥不足,剩余粮食少,靠本国农业积累尤其艰难。

如果要加速发展,就需要先发工业国的援助。以本国的农产品换取先发工业国的制成品,尤其是工业母机。或者用本国的廉价劳动力与先发工业国的资本结合,以较高的生产效率生产,同时获得生产技术。

前者是中苏蜜月,后者是中美蜜月。作为战略盟友,苏联、美国的要求是在关键时刻,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中国的要求是经济合作,也就是当年苏联帮助中国兴建的156项工程和四三方案。

中苏蜜月,在1950年代末终结,中美蜜月,在1970年代初开始。

前者终结的原因,是苏联在二战中损失的人力资源获得恢复,赫鲁晓夫在党内,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地位巩固,中国触碰到苏联设定的技术天花板。这时,赫鲁晓夫要把中国整合成卫星国,中国希望成为独立的一极。于是,分道扬镳。

后者开始的原因,是美国经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发现凭借自己的实力,无法对抗苏联,甚至保留立足点都难。反之,如果把美国的装备与中国人口结合起来,那就是可以征服世界的力量。任何一个国家,与这样的国家长期交战,都会极大消耗国力,最终难免崩溃。

中苏蜜月,中美蜜月的背后,都是大国博弈。

有没有资格参与博弈,并要求对应的报酬,要看本国实力。说到底,就是军事力量。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中国集中力量发展两弹一星、三线、核潜艇,在一个很穷的国家搞这些烧钱的项目。

不仅如此,当时中国并没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制度。大量新增人口在16岁以前,都是消耗者。与1980年代,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之后两夫妻供养一个孩子相比,那时两个夫妻往往要供养两个、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孩子,劳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明显偏低。不过,不能忘记的是,人口是重要的战备资源。

当年,毛泽东曾经想和美国合作,但是国力太弱,没谈下来,司徒雷登走了,毛泽东一怒之下,写下《别了,司徒雷登》。

到了1970年代,中国有了核弹、三线工程、弹道导弹、相对落后,但是数量庞大随时可以接受美国或者苏联装备升级的准现代化军队和数量更惊人的民兵组织。

这时,如果中国与苏联合作,美国在东亚、东南亚,就难有立足点。如果中国与美国合作,就可以极大地牵制苏联,拖垮苏联。事实上,拖垮苏联的阿富汗战争,就是中美合作的结果之一。

两个超级大国,谁进攻中国,谁会被拖垮,联手进攻中国,也占不到便宜,很可能拖垮本国,给另一个超级大国机会。

在这样的基础上,中美之间开始了合作,中国工业化开始再次进入加速过程。四三方案引进的化肥、化工、钢铁项目,让中国进入了加速阶段。尤其是四三方案,让中国农业进入石油农业阶段,彻底结束了几千年来困扰中国的人的粮食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年不勒紧裤腰带,没有成为独立一极的实力,基辛格会不会来呢?如果来,会以什么价码来?如果不能成为独立的一极,中国作为人口第一大国,有多大发展空间?

反过来看,一个人多地少的农业国、落后的工业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把大量的资源用于与直接提供生活水平相对无关的领域,最终达到能够拖垮一个超级大国的水平。期间支付的代价,自然远远超过相对发达国家,更超过那些抱美苏两国大腿的小国。从今天的角度看,当然可以批评当年的经济机构不合理、工业结构不合理、国防开支过高、人民生活困难。

这是一种剑走偏锋的发展模式。

一国的发展,其实是在国际舞台上跳舞。

如果承认市场经济的主导权在强者,自由交易会导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话,就会知道弱国与强国合作以前,必须首先争得与强国讨价还价,改善本国在国际经贸合租中分配权的权力。只有拥用这样的权力,才能保证本国在国际经贸合作中有机会获得足够的物质回报和发展方向的自主权,进而获得不断积累良性发展的机会。

获得这种权力,要依靠本国军队。然而,对一个落后的国家来说,要建立一支准现代化的军队,是成本极其高昂的。越是后发国家成本越高。

所以,许多希望成为独立一极的国家,都要经历类似的过程。比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勒紧裤腰带发展现代化的海军,争夺海外殖民地加速本国发展。不过,今天没有人指责日本工业化起步阶段,那段艰苦的过程。他们只看到今天日本投靠美国,成为美国全球体系一环之后,相对安逸的生活。

关于司徒雷登的事情,说几句:

当时,中共的要求,是希望司徒雷登北上。国民党政府仓皇逃窜时期,司徒雷登北上,就意味着美国政府承认中共的合法性。承认合法性,就为中美建交,美国和国民党断交,中美开展经贸合作铺平道路。

司徒雷登的要求,是保证美国在华既得利益。司徒雷登回忆录里多次提到这点。也就是说,如果中共答应保护美国在华既得利益,那么司徒雷登就可以考虑北上。

中共没同意。

没同意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第一,美国资本当时已经深入中国内地,美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如果同意保护美国在华利益,那么中国本国工业就难以发展,金融主权难以控制。

第二,美国是移民国家,如果各地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加入美国国籍,那么如果承诺不伤害他们的利益,怎么改善多数人的处境?

第三,不触动这些人的利益,新政权怎么可能巩固?看看今天的香港就明白了。

第四,如果同意了美国的要求,那么其他国家的既得利益要不要保护?明确地说,要不要收回苏联在东北的权益?怎么收回?

第五,如果答应了司徒雷登的要求,那么不过是一个新的买办政权替代一个旧的买办政权,解放还有什么意义?谁还会支持新政权?农民不会,应为他们无法获得经济解放。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们也不会,因为他们会投靠美国。这样的话,新政权还能存在多久?

最终,司徒雷登没有北上,中共开始了独立自主的建设新中国的过程。

《同盟异梦》

中苏关系,说来话长。

苏俄成立以后,没有促成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却首先遭到各国干涉。当时号称十四国武装干涉。干涉最重要的的重要还是利益,有几件事,直接影响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比如,一战期间俄国向法国、英国欠下的天文数字的战债怎么解决?比如,发达国家在沙俄时期拥有的种种经济特权和既得利益还能不能保留(比如诺贝尔家族在巴库地区拥有的石油利益。这里提到的诺贝尔家族,就是搞诺贝尔奖的诺贝尔家族。每次看到诺贝尔和平奖都觉得特虚伪,为了钱不要和平的家族搞的和平奖奖励的是什么样的人)?

如何巩固社会主义苏联,这是苏联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发展本国经济,强大本国军力自然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还要输出革命,让每一个可能威胁苏联的帝国主义大国,都变成泥足巨人。

理论上,那些受苏联支持的国家的党派的利益与苏联的利益是统一的,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帝国主义垮台,苏联自然就稳固了。现实中,则难免出现矛盾。比如,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势力太弱,短时间内难以成气候怎么办?再比如,列强愿意以与苏联打成部分妥协,交换条件是牺牲当地共产党的势力,苏联愿不愿意答应?比如,支持其它国家共产党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保留,是量力而行,还是毁灭掉苏联也无所谓?再比如,其它国家的共产党为了维护苏联利益,应该做出多大牺牲,是量力而行,还是为了保卫苏联毁灭自身也无所谓?

这些问题,说到底,就是苏联国家利益至上,还是全球无产阶级革命利益至上。列宁以后的主要领导人,都是选择了前者,除了戈尔巴乔夫。与毛泽东打过交道的苏联领导人有三位,分别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三位在处理国际事务上都是实用主义的。斯大林支持国民党,勃列日涅夫和台湾合作,都不考虑意识形态。中国也没有必要做出无谓的牺牲。所以,两党两国之间的合作,就是基于利益。

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一直采取实用主义原则。斯大林长期怀疑中共的势力,怀疑中国人发动自下而上的革命能取得胜利。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弱小,无力领导、发动革命,并取得最终胜利。相比之下,蒋介石是实力更强的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来说,争取蒋介石,使之不完全倒向英美,不投降日本,才是对华外交的重点,如果前一点做不到,至少要避免蒋介石投降日本。当然,可能的情况下还要蚕食中国领土,扩张势力范围。至于中共则只是牵制蒋介石的棋子。中共的行为,要配合苏联对蒋的外交工作。至于中国解放事业,是否成功,则不在斯大林考虑问题的关键。为了拉拢民族主义者,斯大林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支持远远多于对共产党的支持。为了避免疏远蒋介石,他几乎从未给予中共成规模的援助。可以说,苏联对中共异常吝啬,甚至不如对待盛世才大方。当然,如果苏联稍微大方一点,中共的领导人就会是王明或者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

中共历史上,苏联为了改善和蒋介石的关系就多次使中共陷入困境。中国能革命成功,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取代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为中共领导人。解放前,苏联对中国革命就一直指手画脚,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俄国抗击拿破仑的时候,采取主动撤退和大规模游击战,不死守一城一池。斯大林的铁杆支持者伏罗希洛夫就是靠游击战起家的。莫斯科真不懂以中共的实力去攻打大城市是以卵击石吗?真不知道反围剿的时候,步步为营,必然伤亡惨重吗?苏联一直反对毛泽东以农村为根据地,保存实力,发展力量。当时,稍微有一点实力,就让中共向敌人势力最强的地方进攻。每次都把精锐损失殆尽。因为苏联的指手画脚,中国革命的火种差点被扑灭。直到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军队领导人,才改变了这种不利的局面,中国武装斗争才走上正轨。抗战时期,王明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也是苏联的意思。这种路线完全不顾国民党的防共、限共、溶共、反共。当时,如果没有整风运动,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国革命又不知道会发展向何方了。以本国革命为重、领导本土武装的毛泽东和以苏联命令为重、不接地气的学生派领导人,在中国革命路线问题上,必然发生冲突,这是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在起因之一。考虑到这一层,就会明白即使当时中共武装力量的领导人不是毛泽东,整风运动也无法避免。当然,如果不是毛泽东领导中共武装,那么这种冲突的结局可能是中共武装兵变以后,堕落为军阀武装;或者学生派领导人继续掌权,中国革命走向衰落。

给予资助异常吝啬,万里之遥指手画脚,随时准备牺牲中国和中共的利益……读者想到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与莫斯科(斯大林)的关系,一直不融洽。

毛泽东的个性之中,有反抗的精神。苏联不把中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毛泽东也不会盲从苏联的指令(毛泽东决不会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的。张学良年轻气盛想扬名立万,不自量力招惹苏联捻虎须,以苏联的实力,用得着中共保卫吗?)。对莫斯科的指示,经常识具体情况选择对中国有利的执行,不利的缓行或者不执行,从未无条件地听命于苏联。在斯大林看来,他远不如王明、张闻天、李立三之类学生出身的领导人俯首帖耳。当然,那样一来,中国也就不会有独立自主的前途。(王明等领导人如果领导中国共产党的话,中国共产党只能是苏共的儿子党、卫星党,不可能成为兄弟党,即使革命成功,中国也不过是东欧国家或者蒙古的扩大版。)

对毛泽东来说,苏联不是一个好老师。对苏联来说,毛泽东不是一个听话的好学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统一全国,是一个差强人意的既成事实。“父慈子孝,兄仁弟爱”。父不慈,子不孝,兄不仁,弟自然不会无条件地爱。双方能够合作甚至结成同盟,无非是有共同的利益而已。

与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不同,解放战争初期斯大林并不支持毛泽东领导解放全中国的战争。与早期斯大林要求实力弱小的红军采取盲动政策不同,此时斯大林要求毛泽东以妥协求和平。在斯大林看来,经过二战苏联损失大批壮丁,势力范围却大大扩张,实力相对势力范围显得空虚薄弱。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已经捞到了足够的好处,在实力恢复以前,应该暂时适可而止。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是美英的代理人。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可能导致美英武装干涉,造成东北亚局势复杂化,危害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获得的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这段历史,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解放战争初期,苏联曾经给予解放军一些默许和便利。给予这些支援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苏联在东北和蒙古的既得利益。这些有限的支援,远远不及苏联曾经给予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援助。毛泽东要过长江时,斯大林又不满意了,希望国共划江而治,与美国达成一种默契——统一的中国有全球第一的人口,对任何一个大国都是潜在的威胁。但是,毛泽东的力量来自民间,所以斯大林不满意,百万雄师照样过大江。后来,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斯大林自然也就默许了。仗打胜了,斯大林又曾一度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中国革命虽然胜利了,但是根不正苗不红,不是莫斯科钦定册封的胜利,是离经叛道的胜利,缺乏合法性。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

在这种不平等,不友好的基础上,新中国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基于利益的合作关系——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不欠斯大林领导的苏共什么,对苏共也不俯首帖耳,苏共也休想对中共颐指气使,指手画脚。新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的。

中苏外交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平等的外交关系替代原有的不平等的外交关系,或者说替蒋介石善后。

要说明这件事,首先要从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说起。

1943年,经过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和库尔斯克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已定。这时,虽然能看到光明,但是通向胜利的道路仍然漫长曲折,仍然需要巨大的牺牲。因此,盟国有必要团结一致,密切合作分工,争取最终的胜利。盟国之间有必要明确战争期间的分工,并就战后胜利果实打成初步协议。1943年11月22~26日,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召开会议,协商远东战局。两天以后,11月28日~12月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召开会议,协商全球战局。两个会议时间间隔很短,远东战局是全球战局的一部分,中国是远东战局的主要战场,为什么不能把两个会议合二为一呢?原因很简单,斯大林不想见蒋介石。当时,苏联要求美英在法国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美英也要求红军从西伯利亚南下,夹击日军。红军可以南下,但是南下就要有损失,用什么补偿红军的牺牲呢?大国之间,人命是交易的筹码,流血一定要有回报!很显然,苏联要求的回报,必然涉及中国的利益。这就是斯大林不愿意蒋介石参加德黑兰会议的原因——当着蒋介石的面,不好谈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反过来,蒋介石是美英的代理人,只要罗斯福、丘吉尔答应了,蒋介石也只能答应,蒋介石不答应,罗斯福、丘吉尔有办法让他答应。在德黑兰会议上,除了提出要求整个库页岛归苏联以外,斯大林还提出红军可以进入中国不冻港大连,大连可以在国际监督下成为自由港。

1945年初,经过阿登战役、解放华沙、马里亚纳大战、莱特湾大战,德日轴心国败局已定。这时,胜利在望,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有必要再次聚会。这次聚会的重点已经从协调战争期间的分工,变成瓜分胜利果实,也就是瓜分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确定战后格局。于是,三巨头在雅尔塔召开会议。会议内容中涉及中国的利益部分包括:外蒙古独立;维护苏联在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并使该港国际化;恢复旅顺港口苏联海军基地的租借权;中苏设立公司共同经营合办中长铁路、南满铁路,并保障苏联的优先利益。同时维护中华民国在东北完整的主权。控制了大连港、旅顺军港、中长路和南满铁路,就控制东北的交通,平时可以控制东北经济,战时可以迅速投射军事力量。以上这些内容完全是背着蒋介石做出的,是罗斯福、丘吉尔替蒋介石做主,蒋介石事后同意的。

对蒋介石来说,自己的力量来自美英的援助,没有美英的支持,自己很难坚持继续抗战。美英希望红军南下,减少自己的伤亡。从随后的局势看,如果红军拒绝南下,那么关东军会不会在东北负隅顽抗,不好说。美军在硫磺岛、冲绳损失惨重,美军不希望与日军展开大规模地面战。如果苏军拒绝南下,那么美国会不会和日本媾和?这是日本的目标。虽然美英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但是只要日军给美军造成足够的伤亡,媾和的风险是可能出现的。如果美国和日本媾和,那么以蒋介石的实力,是无力恢复东北和台湾的。

进一步考虑,苏联红军南下以后,蒋介石对斯大林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蒋介石对付不了日军,红军远远强于日军,他能把红军怎么样?红军应美英的要求南下,歼灭关东军以后,在东北造成既成事实,长期盘踞,蒋介石还有能力把红军撵走吗?红军长期盘踞在东北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外蒙古就是例子。所以,对蒋介石来说,与其无可奈何地眼看红军对东北事实上的长期占领,不如在中苏条约约束下有条件地丧失东北主权。

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斯大林为了苏联的利益对外实行大国沙文主义,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中处理不当,他领导的中国积贫积弱无力保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如果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全歼关东军,有能力捍卫主权,就不会有满洲国。如果国民党的军队能靠自己的力量在二战后期全歼盘踞在东北的关东军,那么苏联红军也就没有南下的借口。说到底,蒋介石作为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作为美英的代理人,自身力量由国外力量衍生而来,而不是来自本土民间,没有资格对东家说“不”。既然实力不足,就要仰人鼻息,自然无力捍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然会答应这种损害中国利益的要求。

因此就有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一不平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按照条约,外蒙古独立,红军控制旅大和中长路。到台湾以后,蒋介石不承认这个条约,重新在画地图,在地图上搞扩疆。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除了蒙骗一些不了解历史的人,没有任何意义。

1949年,解放军席卷全国,使苏联意识到,中国已经事实上易主,维持与国民党签署的条约已无可能。中国有必要更改这个条约。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大国,这对于新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要主动放弃在中国东北的利益。

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毛泽东除了希望获得军事和经济援助,更重要的是要收回雅尔塔会议期间,丢失的部分主权。

这并不容易。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任何人都不愿意。不是为了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权益,斯大林能让红军南下,歼灭关东军吗?红军用血从关东军那里抢来的东西,要交给中国人?国际上,用血得到的东西,要用血交换!所以,这件事情斯大林并不积极。斯大林最终同意换约的原因,是外媒造谣他软禁毛泽东,要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企图。当时的斯大林,还是比较注意影响的。一般来说,强者讲实力,弱者讲道义。相比美国,苏联当时是弱者,还不敢扔掉全世界受压迫人民解放者的那面道义的旗帜,以免授人以柄,让美国有口实。

可以说,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是一次受辱的经历,纯粹是用面子把东北的权益要回来的。为了要回东北的权益,他承受了胯下之辱。要想和其他国家平等合作,就要有实力,与苏联也不例外。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完全没有和苏联谈判的筹码。现在,一些后人不理解中国失去外蒙的前因后果,不理解毛泽东收回东北主权的艰难,还信口开河。

毛泽东从苏联回来的路上,特意参观了沿途苏联城市的工厂。他既羡慕,有觉得自己也能有。他看到:苏联现有的许多大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很小或者还没有。汽车工厂、飞机工厂在十月革命时只能搞修理,和刚解放的新中国差不多,不能造汽车,不能造飞机。过了若干年以后可以造一些,但造的数目也很少。苏联那时比欧洲小国丹麦造的还少,而现在一个工厂一年能造出几万台汽车。他认为,中国现在可以从极小的修理汽车、修理飞机的工厂,发展到制造汽车、制造飞机的大工厂。其他方面,将来中国的发展也是很大的。现在没有的,将来中国可以制造出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中国提供了最好的经验,中国可以用苏联的经验。这就埋下了一五计划、二五计划和大跃进的伏笔。

毛泽东来做到了苏联人根本没有预期他能做到的事情,理应受到礼遇,相反却受到了明显的冷遇。这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不是斯大林钦定的中共领导人,他领导中国解放对斯大林来说不过是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势力弱小,一穷二白,完全没有和苏联讨价还价的资格。可以说,如果不是考虑到国际影响,斯大林完全不必交还在东北获得的既得利益。

不久,抗美援朝战争彻底改变了中苏、中美关系。经过抗美援朝战争,中苏可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流。

经过二战,苏联的势力范围,向西大大扩展。在东欧的红军占领区,斯大林扶植了大批亲苏政权。巩固这些政权,镇压当地反抗力量,肃清亲纳粹势力残余,需要大批军队。此外,与美英军队在欧洲对峙,也需要大批军队。苏联国内战后重建,同样需要大批壮劳力。然而此时,苏联壮丁严重不足。经过卫国战争,苏联损失了2200万人口,其中很多是壮丁。二战结束后,虽然出现婴儿潮,但是大批青少年会成长起来,需要10-15年的时间。苏联长期扣留大批德日战俘的原因,除了报复,与其二战中损失大量壮丁也有密切关系。一方面苏联急需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是避免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兵被敌对势力再次武装起来,趁苏联壮丁不足的时机进攻苏联。当时,苏联虽然有大量二战剩余的武器装备,却苦于壮丁紧缺。所以,当时的斯大林很怕需要苏联出兵的战争——可以打对苏联有利的战争,但是苏联不能出兵。

相比之下,中国经历过解放战争,有一千万久经沙场的老战士。这些老战士战斗经验丰富,不怕死,不怕苦,斗志昂扬。这是当时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具备的宝贵的战略资源。这些老兵装备落后,但是一旦被现代化装备武装起来,就是一支可怕的军事力量。

“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中国有刚刚经历完解放战争的老兵,苏联有工业技术。双方有互补的资源,就有合作的基础。不过,这个基础需要在外来的诱因下起作用。中国的人力资源发挥作用需要战争,朝鲜战争是外来促成中苏合作的诱因。朝鲜战争对新中国是一个意外,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朝鲜战争的起因,是美苏大国博弈的结果。从战略上看,对中国来说,一方面是中国需要一个战略缓冲区,缓解美国支持的军事力量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是中国要把美苏斗争的冲突前沿转移出中国本土,推到朝鲜半岛。从冷战期间的局部战争看,美苏的势力分界线划在哪里,那里就会成为美苏势力拉锯的地区,也就是潜在的冲突地区,要么美苏双方重兵对峙,要么直接爆发热战。对中国来说,决不能允许美国把战略前沿推到鸭绿江一线,否则中国东北将被被苏联长期控制,甚至可能爆发激烈冲突。从历史上看,日本的势力就是以朝鲜半岛为踏板,向东北亚大陆扩张。最终,日俄势力在中国东北冲撞在一起,展开大战,中国惨遭蹂躏,无辜百姓伤亡惨重。日俄大战以后,日本对东北形成了实际控制,为九一八事变埋下了伏笔。所以,对新中国来说,日俄大战这样的事情,决不能重演。在毛泽东看来,与其外军在本土长期盘踞或者等着境外力量打进来,不如主动出击,与其本土遭受蹂躏,不如把战争推出去。说朝鲜战争是为了维护金家王朝的人,没有这样的战略眼光。

毛泽东一声令下,80万中国志愿军先后“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饮冰卧雪,喋血沙场,把联合国军撵回了38线,打出了威风和志气。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从此改变。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看到了中国的战争潜力,对中国提出的正当要求,不敢再置若罔闻。从此,新中国历史上再无大规模长期战争,奠定了长期和平建设的基础。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志愿军付出了鲜血的代价,38万战士伤亡,其中18万烈士为国捐躯,埋骨他乡。18万烈士中也包括毛泽东的长子。

当时战争的艰苦,是今天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无法想象的。比如,在苦寒的长津湖地区,志愿军向美军精锐部队发起了“冰血长津湖”战役。当时,气温零下40度,滴水成凌。因为温度低,伤员不用止血,因为血流出来就冻住。这样的环境中,志愿军只有单衣,而且不能生火取暖——火光和烟雾会引来密集的炮火。志愿军的冻伤减员,超过战斗伤亡减员。看过《兄弟连》的人应该知道寒区作战的艰苦,当时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和装备远远不及在《兄弟连》中的美军,气温则低得多。当时的艰苦,是起居在暖气房间内的人无法体会。苦寒的环境并没有削弱双方的斗志。零下40度的条件下,一些美军的机枪由于整夜都在连续射击,也打得滚烫发生卡壳。美军猛烈的火力,没能阻止志愿军的攻势。“只要美军火力稍弱,四处就响起冲锋号和哨声、喇叭声,又冒出凶猛进攻的中国人和横飞的手榴弹”。与狂热、蠢笨、呆头呆脑,只会自杀冲锋的日军不同,久经沙场的志愿军战士却冷静和老练得多,遇上扫射就迅速卧到,利用地形不断跃进。美军的机枪很难打中作战经验丰富的志愿军战士,美军火力稍有间歇,便会遭到猛烈的机枪与手榴弹的猛攻。长津湖战役,只是朝鲜战争五大战役中第二战役的一部分,其它战役同样残酷。想到志愿军战士用鲜血换取今天的和平,每一个有理智的爱国者都会热血沸腾,心存感恩。

志愿军战士的鲜血换来的不仅仅是和平,还有中国的工业基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虽然有互相经济协助的条文,但是如果不能落实,不过是一纸空文。苏联的慷慨,是有机遇期的。中国用18万条人命,抓住了这个机遇期。朝鲜战争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朝鲜战争使斯大林意识到,在苏联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有必要长期拉拢中国,利用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在远东对抗美国的势力。对此,中国提出的价码就是要有工业基础。所谓“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国防工业。按照前面的分析,一旦苏联青少年成长起来,人力资源恢复,中国建立起基本独立、完整的工业基础,两国合作互惠的基础就大大削弱了。历任苏联领导人一贯坚持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在处理外交事务中,始终坚持中国利益为重。所以,一旦没有合作互惠的基础,两国就很难长期友好相处下去。从这个角度看,在中苏合作之初,就埋下了日后分道扬镳的种子。当然,这是后话。

每一个后发国家的崛起过程都要流血,国家崛起的成本是人命。每一个国家崛起的过程,都要改变原有世界格局,这必然遇到重重阻力。绝大多数情况下,在丛林世界中,崛起与压制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间的冲突,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对后发的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要不断发动战争侵略、瓜分、争夺殖民地:一方面要把弱国踩在脚下敲骨吸髓,一方面要抢夺原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既得利益。对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为了挣脱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落后国家的枷锁,避免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也必须使用暴力推翻帝国主义国家的代理人,维护本国领土、主权完整,获得必要的安全缓冲区。这就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

外国出装备,中国出人力,联合作战的事情,在抗美援朝之前也有过,比如中国远征军与日军作战。中国付出了20万远征军伤亡的代价,但是蒋介石获得了什么呢?美式装备、联合国安理会的虚席,外加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出卖了中国的利益。有人说,蒋介石时代,中国已经是五常之一,中国外交地位大大提升。问题是,中国投票要看美英的脸色,不能维护本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说话列强当儿戏,这样的虚席有什么用呢?

美英对待蒋介石,始终严防其做大。美国虽然给予蒋介石大量军事援助,给了很多武器、装备、救灾物资,但是一直没有给予蒋介石完整的工业基础。蒋介石本身是否有要“鱼”不如要“渔”的眼光不好说,美国方面很清楚给中国“鱼”,绝不能给“渔”——蒋介石的实力太强,就容易不听话。

同样是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美英仅仅给了一点小恩小惠就打发了蒋介石。这是因为在军阀林立的中国,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并不独立,其存在仰赖于美英的支持。美英扶植蒋介石的目的就是为了廉价利用中国的资源,其中当然也包括人力资源。蒋介石是美英在中国的代理人,无法拒绝美英的要求,也就没有太多的讨价还价的余地。蒋介石可以要求东家慷慨一些,但是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东家手中,东家给什么就只能接收什么。说到底,与力量开自中国本土底层劳动者的毛泽东不同,蒋介石始终没有和美英翻脸的资本。美英使用中国的人力进行对日作战,与使用印度等殖民地国家的土著人作战,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虽然中国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并没有获得像样的回报。

朝鲜战争奠定了中苏平等互惠合作的基础,斯大林去世则使中苏进入了蜜月时期。1953年斯大林去世,形成了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三驾马车的局面,中苏合作继续稳步进行。不久,赫鲁晓夫陆续搞掉了贝利亚、马林科夫。1956年,为了排挤斯大林遗留下来的高层干部,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彻底否定了斯大林。这个报告捅了大篓子,直接动摇了苏共甚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波兰、匈牙利发生了动乱。在匈牙利事件中,许多共产党员被杀。最终,苏联军队武装干涉,平息了事件。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还派米高扬专程来中国,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通报了情况。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支持的,并公开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支持电。

赫鲁晓夫的做法鲁莽、愚蠢而短视,斯大林的霹雳手段确实错杀了不少人。但是,没有斯大林强力推行工业化,苏联能不能熬过二战,还有没有都不好说,更不用说有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后面会分析,霹雳手段是后发国家工业化的必然副作用。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是滥杀无辜的恶魔,不公允。

虽然不满意赫鲁晓夫的鲁莽,但是毛泽东其实并没太计较。甚至在东欧发生骚乱时,还声援了被孤立的苏联——此时,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多了一项新的需求,就是执政的合法性,无论是赫鲁晓夫在苏共内部,还是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都需要中国的声援。毛泽东也抓住时机,对苏联援助有了进一步的要求,要求苏联转移更多的国防新技术。于是,就有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这是一项交换。赫鲁晓夫需要毛泽东的声援,毛泽东给予了声援。投桃报李,赫鲁晓夫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那段时期,中苏关系异常亲密——赫鲁晓夫威望不足,毛泽东迫切需要苏联的军工技术。那时,毛泽东形容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

蜜月注定是短暂的。苏联答应给予中国核武器、核潜艇、导弹和尖端战斗机技术,有内部原因。赫鲁晓夫树立威信,压制东欧,弥补国内壮丁不足,都需要中国合作。但是,谁都不愿意在自己身边,培养出一个核大国。在核武器、核潜艇、导弹和尖端战斗机的问题上,苏联是否真打算落实?不可能。事实上,最终也没有落实。赫鲁晓夫的目标是希望中国自制武器系统始终落后于苏联一到两代,国防工业长期停留在仿制阶段。这就类似美国允许日本生产常规潜艇、战斗机、坦克,但是不逊于日本生产核潜艇、核武器,拥有远程轰炸机一样。这一点,毛泽东很清楚。在协定实施过程中,涉及尖端技术的部分,比如原子弹教学模型,苏联用各种理由百般拖延。许多技术只给样品不给图纸,或者只有图纸没有样品。对中方关于尽快落实技术合作的要求,苏联人采取各种理由百般敷衍。双方都在争取时间。1959年以后,赫鲁晓夫在苏共内部稳固了,苏联对东欧的统治稳固了,赫鲁晓夫也就悔棋了。1959年6月,苏联以正在和美国等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子试验的协定为由,停止对共产党中国的核项目的援助。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苏分裂是逐步积累。1957年,赫鲁晓夫安排大使向中国提出组建联合舰队、设立长波电台的建议。毛泽东当时很不满意。当时,中国海军实力弱小,完全没有能力平等享受对等的权力。联合舰队的主导权必然在苏联人手中。不仅如此,按照有关内容,双方共享海军基地,苏联舰队可以重返旅大。赫鲁晓夫通过大使转达的建议被毛泽东驳回以后,在1958年亲自来华,旧事重提。结果,被毛泽东再次驳回。至此,毛泽东也好,赫鲁晓夫也好,都感觉到中苏蜜月即将结束。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寻求与美国缓和关系。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1959年3月中国西藏武装平叛,在赫鲁晓夫看来,都不利于和美国搞好关系。在毛泽东看来,这是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必要的做法。赫鲁晓夫可以美国搞好关系,但是绝不能牺牲中国的利益。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已经统一了中国大陆,拥有足够的实力,决不允许当年斯大林为了苏联利益牺牲中国共产党利益、中国革命前途和中国利益的类似事件重演。毛泽东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决定,蒋介石不能,因为两者力量来源不同。赫鲁晓夫在一些国际会议上不点名地影射指责中国,毛泽东则同样不点名地反唇相讥,这是中苏论战的起点。

毛泽东曾经总结过中苏分裂中赫鲁晓夫利用各种国际场合攻击中国的过程,“从1958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是1959年9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年10月,我们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当时,周恩来插话:还有个华沙会议。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论战也是。若看不到背后的利益冲突,单纯认为中苏关系分裂的原因是意识形态之争,就无法理解中苏关系破裂的过程。

武侠小说中经常有这样的经典桥段:帮主死了。少帮主为了夺权,把老帮主说成恶魔,干死了老帮主的亲信。少帮主拼命诋毁老帮主,其实也动摇了自己的合法性。毕竟,他是老帮主提拔起来的,他接受的摊子是老帮主留下来的。如果老帮主是个十恶不赦的恶魔,他是什么?于是,整个帮大乱。二当家的站出来,支持少帮主,肯定老帮主。少帮主感谢二当家的撑门面,大力支持二当家的工业建设。过了一段,少帮主坐稳当了,要端帮主的架子,重新树立帮主至高无上的权威,要让二当家的为奴,甚至要出卖二当家的利益。另一方面,二当家在老帮主去世以后的混乱中处事沉稳,威信骤增。于是,少帮主和二当家的闹翻了。中苏关系其实与这样的桥段类似。不过,如果双方合作的基础还在,那么闹翻了也最多是面合心不合,但是到了1960年,双方合作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经过15年时间,苏联战后一代壮丁已经成长起来了,更高新的技术苏联不能给了,中国也初步具备了工业基础,也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包围本土安全了。

中苏合作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平心而论,50年代,中国经济迅速腾飞,除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也离不开苏联的大力支持。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遭遇三年困难时期也与苏联有关。三年困难时期有内因有外因。内因是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运动,外因则是苏联停止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毛泽东为什么会在1958年发起大跃进?一些人的说法是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盲目乐观,认为中国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建成世界强国,于是在建设热情的鼓舞下,主观盲动,发起了大跃进,最终遭受失败。这样的说法,忽视了当时有两个背景:一是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但是世界大战的阴影始终存在,战争的威胁并没有走远。一战和二战相隔了21年。如果以朝鲜战争为二战的尾巴,20年为周期的话,那么70年代初,就可能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如何在新的世界大战中成为独立的一极,这是毛泽东必然考虑的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那么在大战中很难保全自己的利益,即使选边充当仆从国也是如此。蒋介石名义上是四强领导人之一,实际上却不能保住外蒙和东北。如果要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至少要在实力上达到英国的水平,倒排工期,时间很急迫。二是毛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很能继续和睦下去。苏联的壮丁已经成长起来,赫鲁晓夫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已经坐稳了。中国领导人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威望,一度远远超过办事孟浪的赫鲁晓夫。这些因素,决定中国和苏联的蜜月就快结束了。乘着中苏关系还没破裂,能多捞一点是一点,毛泽东是否这样想过?1958年发起大跃进有没有这个因素?后人只能揣测。毫无疑问,如果当时苏联不翻脸,大跃进虽然不能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是也能获得很大的成功。在那样的情况下,应不应该迈跨度那样大的一步呢?

在外交孤立加口诛笔伐不灵,军事打击不便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对中国进行了经济制裁。他想以此逼迫中国就范,遏止中国进一步发展。1960年,赫鲁晓夫单方面提出停止中苏经济合作。当时,中方提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

苏联突然停止经济合作,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但是,毛泽东誓不低头。今天看来,如果当时低头,中国再也不可能有成为三足鼎立的一足的机会。最终,中国挺过去了,并没有达到足够动摇毛泽东领导权的效果。从此以后,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利用外资,以我为主的原则。中苏论战高潮时期,赫鲁晓夫曾经提出两国恢复密切的经贸关系,毛泽东反应冷淡——上次苏联突然中断经贸关系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是没有致命。难道还想再来一次吗?有人说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这是误解。《论十大关系》之中,毛泽东谈到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毛泽东会见外宾,经常谈到引进成套设备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并不反对对外开放,但是前提是对外开放不能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危害中国国的基本的经济安全。

1962年,中苏论战达到达到白热化。当年4月发生了“伊犁事件”——这是由克格勃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一手策划、指挥实施的一次震惊世界的边境居民集体叛逃事件。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共有边民六万七千余人逃到了苏联,有两个县跑得还剩几百人。事件发生之后,祖农·太耶夫和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两位少数民族将军写了报告,要求到苏联去。毛泽东知道后说:“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我也不相信他们这样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愿意走,可以欢送嘛!”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中国还想再看看有没有继续中苏合作的可能,结论是不行。这是因为,苏联不再需要中国的人力资源,为了保持对中国的军事优势,也不可能转移给中国和苏联武器同代水平的更尖端的军事技术,再说苏联国内并没发生斯大林死后群龙无首的局面,苏联在东欧的势力也已经非常稳固了。巧合的是,赫鲁晓夫下台后第二天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中国有了自己的核武器,中苏关系最后一点存在的必要也没有了。从密切合作到,斗而不破,到分道扬镳,到势不两立。背后的主线,是中苏实力增长,相互依存度下降,斗争性增加。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必然和苏联分道扬镳。一山不容二虎。欧亚大陆容不下两个世界大国,社会主义阵营的金字塔不能有两个塔尖。苏联不想主动放弃社会主义阵营董事长的职位,这个职位是苏联用2200万人口的生命换来的,当然不会随便放弃。苏联从二战的伤亡中缓过来了,不想当老大哥想当老子。中国获得了工业基础,不想当小弟,想平起平坐。双方的目标相差太远,自然谈不拢。大国之间,本来就会因为利益分分合合,只有小国,因为国力衰弱,无法自立,为了自保,才会抱定其它大国的大腿,成为仆从国。当然,这样的国家,往往也无力摆脱宗主国的控制。

中苏虽然交恶,但是越南战争期间,中国仍然允许苏联途经中国运输各种物资,支援北越。国际上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所以,只要有共同的利益,双方还是可以继续合作。

1969年,中苏关系彻底闹翻,双方在珍宝岛和新疆铁列克提兵戎相见。

不过,“东方不亮西方亮”。“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建国20年,经过中苏合作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国已经拥有两弹一星,基本完备成体系的工业基础,和庞大的人力资源,不是1950年一穷二白的时候了。当时,中国手里已经有米了。虽然不多,但是也有讨价还价的筹码了。于是,基辛格这只“鸡”就来了。

《三足鼎立》

1971年7月9日凌晨,一位伦敦《每日电讯报》巴基斯坦籍记者在伊斯兰堡机场,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登上了飞往中国的飞机。他当时就惊呆了:那个身影是基辛格!基辛格飞往中国去了!他立即给伦敦报社发急电,报道这一重大消息。伦敦值班编辑枪毙了这条消息,并骂这位记者喝醉了,不要乱报道假消息,基辛格怎么可能去中国!一位忠于职守的记者,第一时间获得的足以震动世界的消息,就这样被一位同样忠于职守的编辑扼杀了。7月16日(北京时间),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尼克松将访问中国。世界震惊!不知道那位巴基斯坦记者怎么咒骂伦敦编辑。

中美关系要从另一位记者说起。中共与美国最早的接触,源于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按照前外交部长黄华的回忆录,1936年,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斯诺希望实地考察中共,在宋庆龄的支持下,访问了陕北苏区。斯诺一行三人,分别是斯诺、马海德大夫和黄华。按照公开的说法,1936年春末,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正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去陕北,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情况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宋庆龄推荐了斯诺和马海德大夫,斯诺邀请黄华同行作翻译。

不论是中共主动邀请了斯诺,还是斯诺主动要求去陕北访问,最终的结果是经过宋庆龄介绍,斯诺访问了陕北。毛泽东热情接待了斯诺,抽出时间接受他的采访,并安排斯诺去各处走访。斯诺看到红军领导人是知识丰富、举止文明、懂得革命理论和政策,善于组织领导和爱护人民的英才,完全不是蒋介石宣传的“打家劫舍、共产共妻”的“土匪”。红军战士都是顽强、团结、守纪律和好学的工农子弟,满怀革命斗志和抗日精神。他从多方面证实了红军的高昂士气和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衷心拥护。看到了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中国,看到了与国军不同的另一支武装力量,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回到北京以后,斯诺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

当时,苏区的情况并不乐观:经过长征,干部战士大批减员;底盘狭小,遭受封锁,延安还在国军控制中;军队干部信服毛泽东路线,知识分子干部多数信服王明路线;张学良虽然与中共达成谅解,但坚持“抗日不反蒋”,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平定两广事变之后,随时可能大兵压境(事实上,斯诺离开苏区不久,就发生了西安事变)。毛泽东需要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努力得到各方面进步势力的支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红星照耀中国》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在舆论工具被蒋介石控制的情况下,斯诺的报道,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多爱国青年知识分子,读了斯诺的报道和《红星照耀中国》,深受感染,毅然奔赴陕北。这些人中的多数,后来成为建国初期的中级干部的骨干,个别甚至成为高级干部。美国高层对中共的了解最初也是来自《红星照耀中国》。

为此,毛泽东一直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尼克松访华的过程中,斯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后话。

然而,中美官方合作却并不那么友好、顺利,可以说是不打不成交的历史。朝鲜战争以前的历任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定位都是经济殖民地,朝鲜战争以后的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定位都是遏制的对象。简单地说,美国希望自己为主,中国为奴,如果不行,也不给中国发展、增强国力的机会,避免中国和美国平起平坐,分庭抗礼。毛泽东开展对中美合作的底线是平等互惠,不承认美国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特权,不接受不平等条约,不允许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目标是分庭抗礼则。双方的定位差距太大,只能经过激烈的武斗、文斗,充分展示实力以后,才能就双方合作的身份达成共识,开展合作。美国官方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的态度,经历了不熟悉、排斥、间接打击、直接武装冲突、长期遏制、主动合作的过程。推动这个过程发展的是毛泽东领导下中共实力和中国国力的增强,促使美国最终被迫接受既成事实。

中美最早的官方接触,是在抗战期间。

按照《红星照耀中国》的说法,毛泽东曾经明确地向斯诺表明过希望与罗斯福合作的想法。毛泽东希望能与美国建立一种同盟关系,对抗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愿意与美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开展一切合作。1941年3月,美国通过租借法案。1941年6月23日,即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第二天,毛泽东即对党内发出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其中即有在外交上与美英联合对抗法西斯的内容。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公开加入盟国,开始公开支援蒋介石。

抗战初期和中期,中共与美国的合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的阻挠,一方面是因为史迪威与陈纳德之间兵种政治。

当时,中共控制的敌后根据地大约有一亿人口。这些庞大的人力资源,在战争期间尤其重要。相比国民党腐败无能、内部倾轧,国军挥霍人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组织性、纪律性、战斗力、民众支持等方面,有明显优势。这引起了美国外交官的注意。1943年,史迪威在三位外交官“约翰三杰”的建议下,给罗斯福总统写信,提出与中共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联手抗日。该建议获得罗斯福的支持。罗斯福希望与中共合作,获得华北地区的情报,并计划在中国开展对日登陆作战时利用中共的武装力量,减少美军伤亡。建议遭到蒋介石的强烈反对。此外,陈纳德也不支持史迪威的建议,认为美国完全可以依靠驻华空军的压倒性优势,结合国民党陆军,战胜日本。这种情况持续到1944年。

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在拥有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国民党陆军一溃千里,日军从地面端了美军的空军基地。国军的表现实在垃圾,愧对美国在华空军和美国的援助。陈纳德提出的美国空军加国民党陆军联合作战的模式,彻底破产。实践证明,单纯依靠空军,不能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若要取得中国战场的胜利,必须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参加对日作战,涣散、腐败的国民党陆军显然不能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这时,美国再次提出与中共进行军事接触,提出需要与中共合作,营救美军被击落战机的飞行员。至此,蒋介石难以拒绝了。

于是,美军向延安派去了观察组。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至少有三个目的:一是摸底八路军的战斗力;二是观察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三是观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美国虽然没有给予中共直接的军事援助,但是派往延安的军事观察组,本身就是对延安的一种官方的承认。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陈毅、林彪、聂荣臻、贺龙等领导人也分别设宴欢迎或与美军观察组密切交流。毛泽东起草电报给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的负责人,邓小平、罗荣桓、张云逸请他们选择合适地点开辟飞机着陆场。中共中央还致电山东军区和新四军军部,请他们搜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和连云港的情报。

随着豫湘桂全面溃败,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全面爆发。最终,史迪威要求全权指挥中国军队,调动封锁边区的数十万蒋介石嫡系部队去抗日前线,给与中共平等军事援助。蒋介石则要求撤换史迪威,并以停止军事合作相威胁。

如何处理中国战区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是否按照作战效率给予中共平等的援助,这是一个需要罗斯福反复权衡的问题。

既然纳粹是美国在欧洲的头号敌人,罗斯福可以和斯大林合作,那么日本军国主义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头号敌人,为什么罗斯福在与毛泽东合作的问题上这么犹豫呢?

这是因为中国战区的政局,相比欧洲东线战场苏德对决要复杂得多。当时,中国存在日本、美国、蒋介石、毛泽东,四方势力。美日矛盾在珍珠港事件后,妥协的可能很渺茫,蒋介石与毛泽东的矛盾,日本与毛泽东的矛盾,也没有妥协的可能。毛泽东与美国之间,日本与蒋介石之间,则存在合作的可能。

罗斯福必须反复权衡如下几方面因素:首先,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盟友,罗斯福与毛泽东存在合作的可能。但是如果罗斯福与毛泽东合作,那么蒋介石与罗斯福就存在反目的可能。其次,美国与毛泽东合作的基础是日本的势力是双方共同的敌人。但如果日本的势力消失,那么美国和毛泽东就会失去统一的敌人。要维护殖民地的美国与争取民族解放的毛泽东,失去共同的敌人以后,反目只是时间问题。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很可能成为一支比日本更强的敌人(日后的历史也证明,确实如此)。罗斯福显然不愿意为了眼下消灭日本势力,付出长期失去中国的代价。再次,如果不与毛泽东合作,那么可以保证蒋介石暂时不投降日本,也可以避免培养出一个日后的强敌,但是谁来收拾盘踞在中国的数以百万的日本陆军?不消灭这些日军,就难以结束太平洋战争。美国不想参加伤亡惨重的登陆战,蒋介石显然没有这个能力。苏联虽然有实力消灭日本百万陆军,但是在欧洲战场东线作战彻底消灭纳粹以前,一时半会儿抽不出手。最后,蒋介石能不能撑到苏联参加远东地区作战?在此之前,蒋介石会不会垮掉?当时豫湘桂战役正在进行,国军全线溃败,日军战略意图并没有完全表现出来。日军会不会乘势兵锋向西进攻重庆?万一日军兵锋向西,蒋介石能不能挺住?如果蒋介石不能挺住,美国还是要与毛泽东合作。

如果按照作战效率给予援助,那么中共毫无疑问将获得绝大多数美国军援,如此一来,美国援助重点也就从蒋介石变成了毛泽东。那么蒋介石集团有可能投降日本,使远东战局复杂化。以国军的一贯表现看,蒋系军阀投降日本并不是不可能的。即使蒋介石本人不投降,蒋系将领也可能大批倒戈——一旦美国对蒋介石表现出不信任,导致蒋介石可支配的美国军事援助减少,大批蒋系军阀的忠诚度必然下降,蒋介石威信下降。国民党的统治是建立在国军基础上的,国军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阀联盟。对每一名军阀来说,占地盘、筹军饷、抓壮丁是三项核心任务,与建筑施工队的包工队长的核心任务,是抢市场、催工程款、招人手,大同小异。维持这样脆弱的军阀联盟靠的是将领的个人利益、军事威胁、特务统治,而不是理想、纪律和底层的支持。保持这个集团不解体,既需要外来的军事、经济援助,也需要以中央军为基础,以军统和中统为打手,还需要蒋介石的政治手腕平衡脆弱的体系。

对蒋介石来说,在中国维护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选外国主子都是要务,不过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对处在殖民地国家金字塔尖的军阀来说,有枪就是王,有奶就是娘,投靠哪个列强,无非是哪个列强给的援助更多,更有利于维护其统治。蒋介石失去美国的援助,没“枪”了,没“奶”了,谁还拿蒋介石当回事呢?这就如同冷战时期,许多战乱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阀,今天投靠美国宣布信仰资本主义,明天投靠苏联宣布信仰共产主义。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蒋介石提出的与美国的停止军事合作不是吓唬人的。

史迪威是职业军人,来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现状和国民党内部的利益纠葛缺乏理解。他擅长军事指挥,没有蒋介石的政治手腕,也没有管理这样一个军阀联盟的经验。他一旦获得联军领导权,就会取代蒋介石成为这支军阀联盟事实上的领袖,必然破坏由蒋介石细心维护的联盟内部的脆弱的平衡。最终,他必然会发现,他要么彻底改组国民党和国军,切断军阀军队内部军官与士兵之间的私人经济联系和暴力胁迫,使各级将、校、尉、士兵之间的联系不再是私人间的雇佣或臣仆关系关系,使国军成为统一的整体,使国民党政权拥有现代国家的结构,要么模仿蒋介石继续维护微妙的平衡或者任由这个松散的联盟迅速陷入内乱之中,然后土崩瓦解。彻底改组国民党和国军,强化国民党和国军的集体利益,需要削弱各个军阀的个体利益,削弱各个军阀个体的军权,建立统一的财权、人事权和司法权。这个过程与商鞅变法中削夺贵族权力、强化中央集权的部分大同小异,必然触犯各个军阀的利益,带来巨大的政治动荡。考虑到各个军阀都拥有独立的武装,史迪威的出身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改组失败或军阀联盟瓦解的可能性更大。

既然蒋系军阀战斗力实在不堪,又几乎无法改组,那么如果把合作的重点从蒋介石转移到毛泽东,大力援助中共,由中共武装抗衡日军,制衡蒋系军阀,如果蒋系军阀投靠日军,就由共产党的武装消灭之。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呢。

这个方案似乎不错。当时罗斯福很可能也确实有在中国战区“换将”,或者各种抗日武装竞争上岗的想法。

不过,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罗斯福肯定能看到,一旦日本垮台,中日、美日之间的矛盾消失了,那么毛泽东与美国的矛盾就要摊到桌面上了。这就类似二战刚结束,美苏之间的冷战立即开始。如果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彻底消灭掉蒋介石集团,那么对美国来说事情可能更糟。这不是因为毛泽东无能或者中共腐败,而是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定位是经济殖民地。

从《望厦条约》开始,中国就逐步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与英国直接割地不同,美国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主要方式表现为要求中国协定关税、开放市场,扩大领事裁判权,允许美国军舰在中国港口巡查贸易。第一项要求,导致美国商品长驱直入,中国本国工业无法发展。中国只能输出廉价原料,沦为原料产地。第二项要求,使中国政府无法有效行使职权,任何涉及美国、美国人的纠纷,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名义上双方公平处理,事实上都由美方处理,美方自然偏袒本国资本和本国侨民。于是,美国资本、美国人在中国具有高人一等的特权,中国资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人无法与之理论。第三项要求是前两项要求的基础。一旦中国政府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美国军舰可以封锁中国对外贸易,攻击主要沿海城市,陆战队可以登陆占领沿海发达地区,迫使中国政府妥协。美国是英国前殖民地,所以深谙建立殖民地、控制殖民地的技巧——直接建立殖民地政权耗资巨大,而且要经常投入兵力镇压当地民众反抗,有时甚至得不偿失。只要能控制殖民地国家的资本,抑制殖民地经济发展,派海军监视、制约当地政府,何必建立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政权呢?

毛泽东的最终目标是使中国脱离列强的控制,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这在《红星照耀中国之中》可以看得很细明显。实现这个目标,必然要摆脱这类不平等的条约,触动美国的既得利益。美国的目标则是要维持这样的状态。双方的最终目标是完全冲突的,所以根本谈不拢。毛泽东独立性强,他领导的中共效率高,完全有实现他的目标的能力。《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他(毛泽东)说:‘红军,由于他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里,争得自由,而成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反日义勇军从日本侵略者的手里夺得行动自由,也同样地武装了自己。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武装,组织,他们也会变成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的。’”任何一位列强领导人读到这句话,都不会舒服。很显然,美国要在中国建立代理人制度管理经济殖民地,但是毛泽东不适合作美国的代理人。美国不与毛泽东结盟,不援助中共,不是看不到蒋介石的腐败无能,而是不希望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做大,导致中国脱离美国的控制。

美国这方面的顾虑是无法消除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抗日效率越高,美国的顾虑越强。反过来,如果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的抗日效率不如蒋介石领导的国军,那么美国也不会浪费物资。美国与斯大林结盟,是因为苏联已经是既成事实,苏联是欧亚大陆上最强大的而且唯一的能对抗纳粹德国的力量。美英援助法共,是因为法国国内已经没有独立统一的反纳粹政权。中国国内,好歹还有自己的代理人蒋介石,蒋介石暂时也没投降。如此考虑,就不难理解,只要有蒋介石存在,蒋介石就是美国优先援助的对象,不论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的能力强弱,都很难从美国那里获得援助。

史迪威是职业军人,看到了军阀联盟的弱点,对国民党挥霍人命和抗战美援感到愤慨,看到中共的效率明显高于国民党,希望统一指挥权,给予效率更高的中共以平等的援助。华盛顿的国务院从建立半殖民地的角度考虑,希望维持蒋介石的低效的统治,以免彻底失去对中国的控制。华盛顿敌视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不是不了解,而是太了解。按照多次接待斯诺、与美国亲中共外交官关系密切的前外交部长黄华的说法,罗斯福读过《红星照耀中国》,还多次和斯诺面谈询问了斯诺耳闻目的中共的详情,并读了大量由亲中共的美国外交官写的有关毛泽东和中共的详尽的报告。

那么,如何解决盘踞在中国的数以百万的日本陆军呢?以国军的实力,显然无力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这也是罗斯福打算与毛泽东合作的初衷,如果这个难题没有解决,那么罗斯福与毛泽东还有合作的可能。

1944年10月,这个难题渐渐不成为问题了。当时美军即将可以直接轰炸日本本土,原子弹成功在即,斯大林在东线势如破竹,只要价码合适,苏联红军南下消灭关东军应该不成问题,所以美国在中国本土军队中寻找盟友的压力已经不大了。——把这个任务交给中共,中共可能在推翻蒋介石之后,使中国彻底脱离美国控制。相比之下,由苏联承担这个任务,美国要支付给苏联的代价更低,只要承认蒙古独立,以及苏联在东北、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的利益即可。考虑到这个难题将迎刃而解,罗斯福也就没有和毛泽东合作的动力了。

最终权衡之后,罗斯福决定与蒋介石妥协,撤换史迪威。史迪威回国后在《》发表文章称美国政府“消极地支持了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民所信任的政权。”蒋介石要维护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蒋介石的政权自然被越来越多的社会中下层仇视、不信任。反过来,一个政权越是不得人心,便越需要来自境外的支持,越会对境外势力俯首帖耳。所以,这样的政权,恰恰是美国维护经济殖民地必须的政权。一个在国内获得广泛支持的政权,如果控制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面积辽阔的国家,还会听境外势力的话吗?这样的政权一旦实力强大,必然会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也必然会损害美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罗斯福虽然是开明的总统,但是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且在维护美国利益上毫不含糊。何况,西方国家的总统,不过是资产阶级推选出来的职业经理人。所以,即使罗斯福本人比较开明,愿意与毛泽东合作,也不能不考虑本国大资产阶级的意见。史迪威作为一名职业军人,而不是政客,显然不能理解这一点的。1946年,史迪威在愤懑中郁郁而终。

史迪威回国,亲蒋的赫尔利上任以后,史迪威力推的美军观察组也就难有大的作为了。抗战期间,中共与美国有限的合作,最终无疾而终。1947年,胡宗南进攻边区,美军观察组(时称美军联络组)撤离延安,回到重庆。

有人认为,如果当时史迪威将军不被调回美国,或者美军联络组能够一直保留到新中国建立,那么也许中美关系会在1971年以前取得重大突破。这是很难的。毛泽东与美国的冲突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相互之间的关系自然好不了。两国交往的外交地位,取决于背后实力的较量。早期中共和建国初期的中国的实力很弱,毛泽东的目标则是要中国彻底摆脱半殖民地的处境,最终必然否定美国通过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的既得利益。以中共这样的实力,提出这样的目标,自然很难获得美国的认可,也就难以获得平等的外交地位。国家间的平等不是靠施舍得来的。不平等的外交地位,是毛泽东无法接受的。在美国看来,中共的实力,并没有强大到有资格和自己平起平坐,要求自己放弃既得利益的程度。在大陆的美国人,比如史迪威,看到蒋介石的腐朽与毛泽东的进步,认识到与中共打交道是迟早的事情,而在华盛顿的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个弯儿,尤其是这个转变涉及巨大的美国在华利益。所以,中美关系,注定要经历激烈冲突和反复较量,在中共充分展示实力,美国被迫接受既成事实以后,才可能步入正轨。这个过程就像美国人开始不承认苏联,最终不得不承认苏联一样。

随着日本这个共同的敌人的消失,毛泽东与美国的冲突自然浮出水面。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与美国有四次大规模的较量,分别是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炮击金门和抗美援越战争。第一次较量,是在解放战争之中。

二战结束以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实力极大增强,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治国路线上的分歧难以统一。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代表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利益,要求走群众路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代表社会顶层的买办、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要求走精英买办路线。两种路线代表的利益尖锐对立,没有调和的可能。所以,国共内战自然箭在弦上。

毛泽东能力强,而且奉行独立自主、中国利益至上原则。没有哪个列强喜欢这样的人——美国更喜欢蒋介石,苏联更喜欢王明。毛泽东取代王明,苏联虽然不愿意,但是无可奈何,只能默许。毛泽东要取代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美国就插手了。

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帮助国军调兵遣将,到安排马歇尔调停,暗中偏袒蒋介石,直接提供大批军援。毛泽东勃然大怒:“鉴于蒋介石的历史,如果美国希望继续支持腐朽的蒋介石政权,那是美国的权利。然而我们相信,尽管美国能做他要做的一切,蒋介石注定要失败。”毛泽东一语成谶,三年内战,蒋介石一败涂地。输了大陆,去了台湾。

蒋介石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呢?蒋介石的说法是美国援助不利。为了驳斥蒋介石的说法,美国发表了《美国与中国之关系》(就是毛泽东多次提到的白皮书)。按照白皮书,美国对蒋介石的各种援助共计45亿美元之巨。这45亿美元的援助,还不包括各种运输军队等服务。按照共产党的统计口径美国提供的援助是59亿美元。当时45亿(或者按照中共口径的59亿)美元价值多少呢?不妨找个参照物,中共与苏联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低息贷款,对中国经济就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再举个例子,1949年,钱三强要外汇买设备,周恩来特批了5万美元,当时中共手中的外汇有多少呢?30万美元。考虑到购买力就知道当时给的援助力度之大。

得到这么多的援助,蒋介石被毛泽东打得丢盔弃甲,说明蒋介石集团太腐败了,是扶不上墙的烂泥。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一群来自大后方的接收大员,如同恶虎下山,扑向沦陷区的百姓,到处充公逆产,洗劫这些饱经战争折磨的幸存者的最后财富,救济物资在黑市倒卖,变成私人存款。国民党员们忙着个人发财,更谈不上赈灾。将领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军官视士兵如奴隶,士兵视军官如仇敌,军队靠严酷的军法维持基本的纪律。这样的情况下,国统区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军心涣散,怎么可能不出大乱子?

不过,如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从美国选择并支持蒋介石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失去中国大陆。

二战以后,美国获得了广大的势力范围,但是如何控制这些势力范围却并不容易。各国底层在反侵略战争中学会了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拥有了武器。各国共产党实力普遍增强。比如在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本国战争期间的反抗斗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又使其声望急剧增长。战后的普遍贫穷为共产党势力增长提供了充分的养料。在这些国家战后的选举中,共产党取得了普遍性的成功。法共一度成为了法国议会第一大党。——反侵略战争给来自底层的共产党提供了机会,中外都一样。为了抑制红色势力扩张,稳定社会,美国援助欧洲130亿美元,经过四年的援助,欧洲世界稳定下来。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世界金字塔中上层,他们一旦恢复到战争前的水平,其社会底层的生活就会大大改善,群众斗争性下降。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处在世界金字塔底层,就是恢复到战前水平,社会底层照样民不聊生,还是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闹革命。比如,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为了在内战中取得美国更大的支持和援助,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按照条约,美军驻扎中国不走,同时,美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形成独占地位,这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工商企业大量倒闭破产,工人失业,国统区的工业体系趋于瓦解。这样的条约,对与美国工业水平相当的国家造成的影响,显然不如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严重。

在抗击外国侵略过程中,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买办管理层与本国底层民众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其腐朽无能彻底暴露,民众在对外斗争中获得了战斗经验和斗争的勇气。于是,底层民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买办精英。这时,想继续维持买办精英的统治,是很难的。

除非把这些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进化为中等发达国家,或者第三世界中的顶层国家,抛弃原有声名狼藉的买办精英的统治,让底层人民的生活大幅度改善,削弱其斗争性。否则,这些殖民地很容易变成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中国的体量,显然没有哪个列强愿意让中国进化为中等发达国家。美国控制的西方金字塔的中上层,容不下中国的体量,中国挤进去,必然改变原有的分配格局,使之不利于美国。在选择扶植代理人这点上,列强的想法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与其选择一个深孚众望、能力过人的英明领袖,不如选择一个千夫所指、唯利是图的狡诈政客。前者太容易摆脱控制,自立门户了。乌克兰、前东欧各国政客能被选中,获得支持的原因即在于此。

代理人太腐败无能,就可能弄出个卡斯特罗来。选择根基比较弱的代理人,削弱代理人的同时,也就削弱了镇压底层反抗的能力。代理人自是无力摆脱宗主国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无力有效统治。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正是美英选择了内部矛盾重重的军阀作为代理人,所以星星之火才有存在的空间。如果蒋介石不能用中央军垄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就难以有效实行军事指挥。反过来,美英愿意蒋介石垄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吗?显然不愿意。地方军阀对蒋介石是有力的牵制。

除了让中国进化为中等发达国家或者更换国民党代理人,还有一条路,就是拆分中国——按照种族、信仰、地域文化,把中国拆分成若干矛盾重重的小国。这样,一是有利于削弱这些小国的社会底层的共同利益,使之内斗不已,难以联合起来。二是有利于武装干涉。三是可以在这些小国内部建立金字塔式的结构,那些处于金字塔顶层的小国,将成为美国的忠诚盟友,镇压其它国家社会底层的反抗。若那些处于顶层的小国之间彼此势不两立就更好了。这些小国既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又无法凝聚成一股力量违背美国的意志。

从经济的角度看,只要把各个国家拆分得足够小,使各个国家的经济不能闭锁内循环,这些国家就要向美国开放市场,那时就不难控制目标国家。这些小国可以有卡斯特罗、金胖家族,或者军政府,但是只要美国封锁这些小国,就能保证它们的经济无以为继,让它们屈服。

不过,这招对中国不灵。首先中国本身有大一统的传统,难以拆分成若干小国,各个地区之间社会底层容易有共同利益,即使拆分了也很容易再次联合;其次,蒋介石必然强烈反对,没有蒋介石的配合,这种拆分过程很容易演化为军阀混战;再次,中共当时实力已经做大,盲目将中国拆分为若干小国,这些小国很可能被中共各个击破,最终很可能是中共趁乱胜出;最后,苏联很容易乘机渗透,逐步蚕食。所以,对美国来说拆分中国为若干小国,建立经济殖民地的路,也走不通。

对美国来说,前者的模式类似西欧和西太平洋岛链各国和地区,后者的模式类似中东阿拉伯诸国和印度。两种模式都有困难,又没有探索出一种新的模式控制中国。美国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一味维持蒋介石领导的军事同盟苟延残喘,最终必然失去中国。

满清垮台以后,美英在中国选择一个领袖作代理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听话与无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小国的强有力的统治一个高效的政权的统治者,可以被美国选为代理人。相反,在中国扶植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做代理人,即使意识形态与美国接近,也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

蒋介石领导的军阀联盟是一群乌合之众。选择蒋介石作为美国在中国的统治工具,好处是听话,好控制。因为手下的大多数将领都是唯利是图的,所以蒋介石无力拒绝美英垄断资本的要求,也必然高度倚赖境外势力。蒋介石的实力在各个军阀中比较强,且乐于维护金字塔体系,于是成为军阀集团的首领。但是,这样的统治工具注定腐败低效,所以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军阀都是唯利是图、欺软怕硬的。各个军阀几乎各自为战,军阀联盟内部矛盾重重,松散的结构决定其只能欺压百姓或者镇压劳动人民零星反抗,经不起强敌的挑战。这样的军阀联盟既不能抗击日本的侵略,也不能有效镇压由羽翼丰满的共产党组织、动员起来的社会底层的武力反抗。一个拥有独立军事力量的高效强力的组织集团,可以把中国的资源汇聚起来,形成合力,既能有效对抗外来侵略,也能镇压内部工农起义,但是这样的集团显然不会老老实实地受美英资本的摆布。所以,选择了蒋介石作代理人,选择了他领导的乌合之众作统治工具,就要接受失去中国的必然结果。

解放战争末期,美国一度产生换将的想法,减少对蒋介石的援助,希望从换一个强有力的代理人或者与中共合作维护美国在华既得利益。于是,先后出现了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李宗仁担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司徒雷登逗留南京试图与中共接触。

从1948年下半年,司徒雷登就减少了对蒋介石的公开支持。于是,蒋介石被迫第三次下野,李宗仁踌躇满志,担任代总统,走马上任。不久,他就发现除了自己的嫡系桂系军阀,谁也指挥不动。当时国民党政权出现了“三权分立”: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孙科(时任行政院长)在广州办公——毛泽东撰文嘲笑此为“一国三公”。

实践证明,除了蒋介石以外,没有哪个新的买办精英领袖,能够使原有的已经彻底腐败的国民党起死回生,提高效率,重获人望。如果要提出新的领袖,那么买办精英集团需要进行大规模内部调整,腐败、亲蒋的原有买办精英要大批下野,确而代之的是更加有能力有人望的买办精英群体。蒋介石为领袖的买办精英集团本来就是以利益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军阀同盟,整合利益,必然引起激烈的内讧。蒋介石的地位源自中原大战和其后若干年的苦心经营,嫡系中央军的实力远远超过地方军,主要将领有相对独立的指挥权和财源。一般来说,否定一场战争的结果,需要另一场战争。若要否定蒋介石为核心、中央军为主体的军阀联盟,必须再来一次中原大战,否则李宗仁难以树立权威,有效领导中央军。在中共内部高度统一,以武力推翻买办精英集团为首要任务时,买办精英集团若发生那样规模的内讧,必然加速其倒台。所以,史迪威做不到的事情,李宗仁也做不到。

1949年4月20日,百万雄师过大江。许多国家大使纷纷南迁。这时,司徒雷登没有走。时任天津军管委员会外侨事处处长(相当于今天正司局级外事办公室主任)的黄华,奉命调任南京,与司徒雷登进行秘密接触。4月至7月,双方曾多次进行接触,黄华曾邀请司徒雷登北上,司徒雷登也曾经表示乐于北上。但是,最终因为司徒雷登接到了艾奇逊禁止其北上立即返回华盛顿的命令,司徒雷登北上一事半途而废。

司徒雷登逗留南京似乎是有想与中共接触尝试发展外交关系的意图。既然中共派外事官员黄华与其接触,那么为什么司徒雷登没有北上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正式见面,就打道回府了呢?

司徒雷登与中共高层接触一事,究竟是其个人的意思,还是美国国内高层的意思?如果是个人的意思,那么很好解释,司徒雷登擅作主张,华盛顿知道后立即将其召回。不过,司徒雷登有一定外交经验,知道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大事,必须经过华盛顿拍板。所以,这种可能性很小。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华盛顿安排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当然,也许是在司徒雷登要求下,默许其留在南京),观察形势,及时汇报,相机而动。正常情况下,司徒雷登的来去都受华盛顿指挥:他留下来,是华盛顿有人希望与毛泽东合作;他打道回府,是华盛顿最终决定不与毛泽东合作。

如果华盛顿安排或默许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观察形势,及时汇报,相机而动,为什么在司徒雷登还没有北上,接触毛泽东以前,或者说,没有正式摸毛泽东的底牌以前,就把司徒雷登召回,使可能的接触半途而废呢?

按照黄华的说法,若干年后,黄华从周恩来那里得知,司徒雷登当年曾经托陈明枢、罗隆基等民主人士给毛泽东带去口信。司徒雷登托陈明枢转达自己希望北上的愿望,并托罗隆基说,只要中共不一边倒,完全亲苏,美国愿意提供50亿美元贷款。参考美国在马歇尔计划中不过拿出130亿美元,就可以知道,在当时这是一笔天文数字的援助。陈铭枢给司徒雷登的信中说,中共的外交路线是明智的、正确的和坚定不移的,并向司徒雷登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不仅如此,因为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态度很明确,所以罗隆基完全没提50亿美元贷款的事情。

按照司徒雷登的驻华报告,当时黄华代表中共明确表示希望能与美国建交,获得美国承认,并希望美国放弃蒋介石政权。司徒雷登则找借口躲闪。中共当时急于发展国际贸易,并想充分利用上海,促进工业、交通、生产和建设。因此特别需要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关系,而华盛顿对建交并不积极,只是想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只要毛敢于自立为亚洲的列宁,苏联与中共之间势必产生分裂,如果不是一场战争的话。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司徒雷登的报告之中,而并没有更多的援助或外交计划,根本没有提50亿美元贷款。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阐述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新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等。7月6日,司徒雷登给华盛顿的报告中称,“毛现在不会被收买”,决定回国。有趣的是,6月30日司徒雷登的报告中,他还盼望北上。司徒雷登什么时候知道的报告?显然不会是7月6日刚知道。

本文认为,司徒雷登应该早在7月6日以前就知道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全文,但是仍然盼望北上。是什么情况使司徒雷登一直充满希望,却又最终放弃北上,可能性之一,他在等国务院的对《论人民民主专政》看法,可能性之二,他在等罗隆基的回话,结合他的报告中的“毛现在不会被收买”,可以认为罗隆基确实带去了诱饵。他是在最终确定与中共建立预期中的外交关系无望的情况下,才决定离开中国的。

虽然毛泽东和美国都希望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最终没有谈拢,没谈拢的原因,是双方对两国未来外交关系的定位相差悬殊:毛泽东希望建立平等、互惠的外交关系;美国则希望建立类似美国与蒋介石之间,那种主子与代理人之间的外交关系。

司徒雷登通过陈铭枢提出的要求毛泽东不完全亲苏,具体包括什么?如果仅仅是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保持中立,对毛泽东是求之不得的。实际上,毛泽东一直反感斯大林遥控中共,插手中国内部事务。不完全亲苏的要求,即使美国不提,毛泽东在事实也会做的。除非美国要求毛泽东公开发表声明与苏联决裂,这样的要求,毛泽东显然不会答应。1949年的新中国实力弱小,不会主动与一个接壤的超级大国公开决裂。

本文认为,司徒雷登当时要求更高的建交条件。美国的要求究竟是什么呢?司徒雷登的驻华报告中没有提,不过多次提到他在努力维护美国人财产安全和社团活动自由。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的约法八章之中已经明确指出要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条件不必他提出,毛泽东已经主动承诺了。很显然,司徒雷登所强调的财产安全和社团活动自由的范畴远远大于毛泽东提出生命财产安全的范畴,指的是美国在华一切既得经济、文化、政治利益。他是否会要求毛泽东承认,1946年美国与蒋介石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条约》?这是很可能的,这个不平等条约是美国在中国一切既得利益的基础。如果毛泽东承认这个不平等条约,美国在华的一切既得利益就均可得到保障。

毛泽东决不会答应《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条约》,且不说条约中涉及的关税、主权的内容,就是其中保护美国人财产这一条,毛泽东也不会答应。因为美国是移民国家,如果答应这一条,大批大官僚、大买办、大地主就会纷纷加入美国国籍。这样一来,中共就无法把他们的财产充公或者分配给贫民。无法完成财产再分配,也就无法使多数人摆脱被奴役、被压榨的经济地位,无法颠覆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将不再是金字塔底层人民的解放者,而变成金字塔结构的维护者。

再说,旧中国与列强签订了大批不平等条约,如果全盘接受与美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那么涉及其它列强的不平等条约要不要废除?根据这些条约,列强在中国拥有很多特权,比如驻军权、自由经营权、内河航行权、海关管理权和司法权等。由于拥有这些特权,外国法人、侨民、团体在中国境内享受高人一等的待遇。拥有大量工商企业、金融机构和房地产。这些外资集中在公用事业、航运业、制造业、金融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核心行业,垄断关键行业,控制中国经济基础。外国势力还控制不少宣传、文化、教育、卫生、救济、宗教机构,扩大列强在华影响,操纵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建国前夕,毛泽东曾经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这样做目的是要肃清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如果不能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直接与美国建交,就是“不打扫房子直接接待客人”。那样中国怎么能摆脱半殖民地的处境?

何况,司徒雷登的报告之中只字未提50亿美元贷款的内容。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可能不与华盛顿商量呢?本文认为,罗隆基带去的5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的口信,很可能是司徒雷登不负责任的画饼。就像当年美国答应给叶利钦俄罗斯的援助,一旦叶利钦接受并落实美国的条件,美国准备落实多少援助,那就另说了。马歇尔计划不过130亿美元,援助对象主要是美国的盟国,即使这样还要经过国会反复讨论。司徒雷登作为一个大使,怎么可能不经过国会,作主这么大的事情呢?即使国务院同意这件事情,杜鲁门能不能同意呢?即使杜鲁门能同意这样一笔巨款,国会能不能同意呢?要国会同意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拨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显然,毛泽东肯定要复出巨额代价,杜鲁门才能说服国会。一旦毛泽东公开表态愿意接受美国援助,并落实美国的要求,美国能给多少援助,就不好说了。

如果毛泽东为了接受外来援助,保留对国家民族不利的条约,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结构,那么与蒋介石有何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什么意义?与美国建交是手段,不是目的。为了建交而建交,甚至不惜丧权辱国,那样的事情,毛泽东是不会作的。

毛泽东很可能经过与陈铭枢的谈话,已经摸到了司徒雷登的底。6月15日,他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表明了立场,即“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知道毛泽东的态度以后,罗隆基甚至没敢提司徒雷登的画饼。

司徒雷登提出的价码是毛泽东无法接受的。这就是双方最终无法谈拢的原因。于是,谈判最终破裂。司徒雷登接到命令,7曰6日决定打道回府。

最终,实践证明,除了蒋介石没有人能有效领导维护大买办、大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利益的军阀集团。毛泽东也不愿意承认美国在华的既得利益。于是,美国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蒋介石。不过,在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对美国的意义已经由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变成了遏制中国崛起、牵制中国大陆的力量了。

毛泽东拒绝司徒雷登的“收买”以后,中美之间不可能相安无事。武侠剧里经常有这样的桥段,某大侠干掉了黑帮的金牌打手,老谋深算的黑帮老大一般都要考虑招安大侠,取代被干掉的金牌打手——对黑帮老大来说,用一个更强有力的打手替代一个被打倒的废物继续维持其统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事实上,许多人也确实接受了黑帮老大提出的交易。但是,如果大侠拒绝招安的条件,下一步就是大侠决战黑帮老大。新人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既得利益分配模式,新人又不同意招安,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避免新人分一杯羹,还是为了树立威信维护统治,都有必要消灭不懂事的新人,杀一儆百。反过来,从大侠的角度看,有必要用实力证明自己的存在,进而提出合理要求。毛泽东推翻蒋介石,司徒雷登希望收买毛泽东,由毛泽东替代蒋介石担任美国在中国的代理人。毛泽东拒绝了——“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司徒雷登黯然回国。不久,新中国和美国在朝鲜打起来了。毛泽东的要价是平等互惠,美国的还价是主仆胁从,到底建立什么样的关系,需要双方真刀真枪干一场,彼此试试斤两再说。

有人说朝鲜战争是金家惹祸,中国善后,中国为了维护金家的统治卷入朝鲜战争,白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朝鲜战争确实是一次意外之战,但是没有朝鲜战争,中美苏三方也会在东北亚某个地区较量,比如台湾或者印度支那。这些战争或冲突是决定的彼此关系,划分势力范围的必要之战。

朝鲜战争有深刻的背景,美苏要在东北亚划界,中美要经过真刀真枪的较量确定彼此关系,中国要展示实力确保与苏联平等交往。可以说,朝鲜半岛,是中美苏三方展示实力的舞台。

有人认为,朝鲜战争导致美国介入台湾海峡,阻碍了大陆统一台湾的进程。事实上,不论朝鲜战争是否爆发,美国都会阻止中国解放台湾。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麦克阿瑟向国务院递交了《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提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应立即给予蒋介石广泛的军事援助,并派出海、空军“保卫”台湾。6月27日,杜鲁门宣布,派遣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驶向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台湾的进攻”。杜鲁门并称,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目的是要保持台湾海峡的“中立化”,美国海军不仅要防止共产党从大陆进攻台湾,同时也将阻止国民党向大陆进攻。

10月25日,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在美国进入台湾海峡之后4个月,中国才正式卷入朝鲜战争。也就是说,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前4个月,美国海军已经侵入台湾海峡了。

南北朝鲜打仗,美国海军跑台湾海峡来算什么呢?在美国看来,朝鲜半岛与台湾海峡都是美国整体远东利益的一部分,南朝鲜也好,台湾也好,都是美国维护其在东北亚利益的关键战略支点。南朝鲜出现了危险,有必要及时巩固所有战略支点。

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已经严重危害了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国没有直接参与中国内战的原因,一是解放战争初期不相信毛泽东有能力击败接受美国援助的蒋介石,二是不愿意卷入可能付出巨大人员伤亡的地面战,三是解放战争后期对招安毛泽东抱有侥幸心理。1950年,蒋介石已经失去大陆退缩海岛,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冲突前沿已经在海上了,毛泽东已经明确表明了立场,美国海空军拥有绝对优势,自然可以积极介入了。

虽然当时毛泽东并没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但是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统一,不希望看到毛泽东彻底消灭蒋介石的武装,更不希望失去在整个远东地区极具战略价值的台湾——尤其不能让台湾在不听话的毛泽东的控制下,因此美国必然会先下手为强控制台湾海峡。至于朝鲜战争,则只是一个导火索——这就如同萨拉热窝的那一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但是不论有没有那一枪,第一次世界大战都要爆发。即使美国没有朝鲜战争,日后也会找借口侵入台湾海峡——比如在毛泽东试图以武力解放台湾的时候。

进一步考虑的话,即使毛泽东接受司徒雷登的条件与美国建交,美国也很可能继续支持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作为牵制大陆的有效手段。1979年以后的历史,即可证明这种可能性。

从美国的角度看,朝鲜战争是维护美国远东利益的必然一战。美苏在雅尔塔会议订下来的分界线,由于毛泽东的出现,被彻底打乱了。美国在远东还能不能保留立足之地?从毛泽东的角度看,美国已经直接插手中国内战,苏联异常轻视毛泽东领导的新政权,新政权将以什么身份与美、苏开展外交关系?美国已经插手中国内战,蒋介石叫嚣要趁“第三次世界大战”反攻大陆,新政权能不能巩固?这些需要一场战争来证明。从军事上考虑,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意味美国战略前沿从琉球群岛一线,前移到中国大陆沿海。陆地上,美国仁川登陆后,越过38线直奔鸭绿江。中国海军没有能力把美军撵回去,但是陆地上显然不能坐视美军把战略前沿推到鸭绿江。所以说,朝鲜战争是奠定新中国内政、外交、军事基础的战争。

朝鲜战争是整个中美关系的缩影,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不打不成交。双方都想结束争斗,但是具体价码谈不下来,只能以打促谈。美国提出本国在军事上有优势,要建立对美国有利的外交关系。中方提出美国在战场上得不到,也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美方叫嚣让大炮和机关枪谈判。中方回应那就战场上见,你打累了,打不动了,咱们再谈。

1953年,美国终于认识到,经过毛泽东整合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结合苏联的武器装备,在朝鲜的地形上,可以发挥出惊人的战斗力。美国不直接进攻中国本土,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然而,进攻中国本土,必须动员数以百万计的军队,承受巨大的伤亡,还可能陷入持久战的泥潭。苏联则完全可能趁美国疲惫的时期,在欧洲进一步扩张。所以,进攻中国本土,必然得不偿失。对美国来说,既然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继续陷在朝鲜毫无意义,不如尽早脱身。1953年7月27日,交战各方终于签订停战协议,朝鲜战争暂停。

建国初期,华盛顿无力使中国倒退回半殖民地时代,中国实力不足,不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双方自然谈不拢。经过朝鲜战争,美国已经知道,除非中共内部出现问题,否则无力使中国回到半殖民地状态。这时,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由支持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维护半殖民地,变成遏制、围堵,坚决防止中国崛起。由于多数西方国家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因此,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也只能暂时搁置一旁。

虽然从抗战前夕,毛泽东就曾多次明确表达愿意与美国建立平等、互惠的关系的愿望,但是美国不愿意与中共和新中国发展平等、互惠的关系,对中国采取遏制、围堵的政策,中国自然要两条腿走路,东方不亮,西方亮,不会一棵树上吊死。这时的外交政策倾向于苏联是情理之中的。“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一场战争的结果,只能用另一场战争去改变。1840年的鸦片战争的结果,要用1950年朝鲜战争去改变。经过朝鲜战争,列强不能再对中国开展炮舰外交了。对美国来说,适应这种情况还需要一段时间,甚至需要一场更严重的失败才能使美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不再是殖民地的奴隶。这就像清政府适应自己的从万国邦主到殖民地傀儡政权的身份转变,需要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会异常傲慢。

解放战争,动摇了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的远东格局。朝鲜战争,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彻底颠覆了原有的远东格局。由雅尔塔会议上确定的美苏割据远东地区的格局,变成了事实的中美苏三方势力并存。此外,英、法两大老牌列强,由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国力衰退,无力继续维持其在远东的殖民地,有意在维持既得利益或者损失最小的情况下,体面地退出远东。当时,由中国支援的越军发动的对印度支那战局有决定性影响的奠边府战役胜利在望。这种情况下,各大国自然有必要重新坐在一起划分势力范围。

可以说,日内瓦会议是真正的大国聚会。从那次会议起,中国已经不再是美英的傀儡,而是是事实上的五大国之一了,真正具有了与其它四大国平起平坐的资格。美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坚决反对邀请中国作为五大国之一出席会议。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无论是朝鲜问题还是印度支那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美国最后只好妥协一步。

美国人是带着对中国的敌视来到日内瓦的。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是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他在制定与会方针的时候,特别强调要孤立和打击中国代表团,不许跟中国代表团人员接触,包括不许跟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在会议期间,除了美国人之外,其他代表团跟中国代表团的交往大都比较融洽,虽然会议之上难免有尖锐的交锋,但会里会外的礼节还是讲究的。相反,杜勒斯却感到很窘,会议开始刚一个星期,便打道回府,由副国务卿史密斯留下应付门面。

因为中美之间的较量还不够充分,美国对中国的实力还不够认可,所以日内瓦会议并没有谈出什么实质性成果。不过,日内瓦会议后,中国与美国建立了秘密的官方性接触。1955年8月1日起,中美大使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至1970年1月,双方会谈136次,促成了钱学森回国。

日内瓦会议后,1950—1960年代,中美暗战、热战不停,军事、外交激烈斗争。美方支持蒋介石集团,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中情局策划西藏叛乱。中方积极参加万隆会议,毛泽东热情接待蒙哥马利,尝试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1956年5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中国政府隆重接待。两国总理的会谈中,详细讨论了中美举行谈判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访问结束后,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把会谈情况向美国方面作了通报,得到的答复是,拒绝这样的谈判。印尼政府的斡旋虽然失败了,但事实使印尼领导人看到是谁在真诚地谋求和平。毛泽东在外交上争取了道义制高点。

1958—1959年,先后爆发了金门炮战,西藏平叛。

1955年3月3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后,美国加强在台湾的力量。1956年下半年的波匈事件,使美国误判,中国政府是一个没有人民支持的、很快要崩溃的政府。1957年5月,美军在台湾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蒋介石以为自己反攻大陆的机会来了,再次蠢蠢欲动。国军的飞机深入大陆内地达到云、贵、川、青海等地,空投特务,散发传单,甚至轰炸福建沿海。到1958年夏季,金门、马祖的国军达到十万人,占其地面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1957年12月12日,美方直接通过代表降级的方式,使中美日内瓦大使会谈陷于停顿。1958年6月30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声明》,提出:“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在从今天起的十五日以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对此声明,美国置之不理。

美国加强台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停止日内瓦会谈,蒋介石上蹿下跳,激怒了毛泽东。1958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问题。毛泽东说:和美国接触的问题,在日内瓦会议时我也说过,可以有所接触。事实上美国也不一定愿意接触。同美国闹成僵局二十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后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一百零一年你一定会承认的。毛泽东决定对美斗争采取针锋相对,以文对文,以武对武,先礼后兵的做法。

1958年8月23日下午解放军炮击金门。大规模的炮击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发射炮弹近3万发,击毙击伤国民党军中将以下官兵600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被击毙。这两次打击,对金门地区形成了严密封锁,金门岛的军需补给只相当于炮击前的5.5%。储存在金门地区的军需物资,只能维持30天。

金门炮战好像兜头一盆冷水,让美国和蒋介石清醒过来。使他们认识到对大陆只能徐图之,短期内不能有非分之想。炮战至少达到三个目的,一是牵制了美军,影响其对黎巴嫩的武装干涉,粉碎了美国在东南沿海动武、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二是在美蒋关系之间打进了楔子;三是确立了中、美在台湾海峡的底线,宣示了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主权。

藏区也不安宁。美国中情局直接雇佣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19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赫尔营军事基地,秘密训练四水六岗卫藏志愿军,并于1957年至1961年间,空投到西藏参战。不过,让美国人失望的是,解放军一出手,叛乱分子立即变成土鸡瓦狗。

说到西藏武装平叛,有必要顺便说一说1962年的中印自卫反击战。英国离开印度时,将印度拆分成印度与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两国之间一直长期敌视。与中国不同,印度国家内部各阶层高度稳定,一直实行稳固的大地主、大买办的精英统治。所以,印度一直是美苏双方都在拉拢的对象。尼赫鲁本人野心颇大,一面支持中国扩张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对美苏打中国牌,一面对中国藏区和新疆有领土要求。

1959年,中印之间发生朗久事件,印度吃了亏。19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也未好转。中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尼赫鲁觉得时机来了。1962年中印战争的时间对印度很有利。时值秋末冬初,中国很难再从内陆向西藏增加补给。印度挑选这个时点挑起战争,用心良苦。

当时的西藏并不安稳,随时可能再次发生叛乱。从辛亥革命到西藏和平解放,40年间,西藏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藏民内心之中,民族认同感很低。1949年解放的时候,西藏几乎就是另一个外蒙。和内地不通汽车,几乎没有汉族,经济自给自足,没有中央政府驻军,和印度的经济联系比和内地紧密得多。所以,印度觊觎西藏。如果不是毛泽东及时统一了全国,西藏真可能独立出去。1959年,西藏叛乱。藏族叛军之中,不乏来自社会底层的穷苦人。这些人追随叛军的原因,无非是对北京缺少认同感。叛军最终投降,不是因为幡然悔悟,弃暗投明,而是暂时力竭,无力再战,不得不暂时认输。如果在藏南发生“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兵败华沙”,那么西藏就很可能再次陷入叛乱之中。那时,平叛的成本更高。不仅如此,如果西藏的平叛不能速战速决,蒋介石在东南沿海,也不会老实。

当时中国进行自卫反击战,还有诸多不利因素:中国刚遭遇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际上孤立无援,印度背后有若干大国支持、默许;中国军队后勤补给困难,印度军队在开春以前都有后勤优势。印度人一切都算计到了,所以才会主动挑衅。不过,尼赫鲁精心盘算了一切,唯一失算的就是被毛泽东整合以后的中国士兵的战斗力,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印度士兵的战斗力可以比拟的。印军遇到解放军,如同华雄遇到了关羽。

中印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速战速决,有理有利有节。取得重大胜利以后,中国没有恋战,而是主动后撤。从军事上看,解放军补给困难,继续作战很可能因为弹尽粮绝而失利。从国际环境上看,一旦中国与印度陷入长期战争,美苏很可能联手支援印度。那样一来,中国将陷入长期代理人战争。中印战争如果失利,必然影响西藏稳定。如果久拖不决,必然影响长期经济建设。从国际影响上看,中国战胜印度并不能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反之,如果中国受挫,则可能直接危害经过抗美援朝、付出巨大代价才树立起来的大国形象。宣扬国威以后,主动后撤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多说一句,如果当年美军在仁川登陆,击溃朝鲜人民军以后主动后撤至38线,也不会栽那么大的跟头。

中印自卫反击战虽然与中美关系无直接联系,却不能不受中美关系的影响。那些认为毛泽东主动后撤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根本没有看到更深层次的潜在的中美冲突。

美国对中国搞颠覆,让中国边境不宁,毛泽东也不闲着,来而不往非礼也:“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帝斗争,抛开道义不说,也是有效的牵制美国,减轻美国对中国压力的手段,是全球反帝运动的一部分,是挖美国的墙角。实践表明,第三世界反帝运动越旺盛,美国对中国的压力越小——如果没有黎巴嫩,金门炮战美国会不会武力介入呢?不好说。有人提出毛泽东时代援助数额巨大,其实当时的对外援助也是一种变相的国防开支。

1954年奠边府大捷后,法国决定撤出印度支那。美国接手法国的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1964年,发生北部湾事件。越南战争升级。1950-1970年代,东亚环太平洋一线,是中美苏三方在东亚角力的主战场。美国控制的主要战略支点,都发生过战争。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原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民间掌握了武装,如果不能进化为半发达国家,本身就难以难以安定;二是因为中国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雅尔塔会议中划分的美苏势力范围,各大国势力又角逐其中重新靠武力确定彼此实力的割据线。越南战争是这些战争中耗时最长,作战最激烈的。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伤亡超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对美国综合国力的打击更是远远超过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在东南亚丛林的完美实践。在此之前,一个超级大国被一个不起眼的小国拖垮的事情,并不常见。在此之后,又出现了阿富汗战争。

中国给予越南大量援助。截至1968年3月,中国先后派遣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保障部队,总计32万余人进入越南执行任务。其中最高年份,达到17万人。不仅如此,中国还提供了大量物资支援越南。越军的吃穿用,包括中低端武器,都来自中国。

中苏虽然交恶,但是中国允许苏联支援越南的防空导弹等武器过境。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与中苏都有尖锐的矛盾,苏联愿意提供武器打击美国,中国何必作梗?一方面是为了争取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威信。如果中国作梗不许苏联武器过境,那么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会怎么看中国呢?

越南的人力资源加上中苏的军事、经济资源,使美国深陷越南泥潭难以解脱。美国实际上是在与三个国家作战。不进攻中国本土,不切断越南的外援,就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不仅如此,美国国内反战运动日益高涨。这验证了毛泽东在持久战理论中指出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会出现强有力的反战力量,甚至革命,最终帝国主义国家会内外交困,不得不退出战争的思想。

1968年,尼克松以尽快结束越战为口号,赢得了大选。对尼克松来说,如何体面地结束越战,是一道难题。他想到的是两条腿走路。一是加大战争力度,给北越以沉重的打击,然后见好就收,速战速决。二是和中国接触,寻求中国合作,结束越南战争。

1969年3月,美国开始秘密轰炸柬埔寨国内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基地。5月,汉堡高地战役爆发。1970年3月18日,担任柬埔寨王国首相兼国防部长的朗诺将军,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废黜西哈努克,建立高棉共和国。朗诺上台后,加强与美国合作,美国侵入高棉共和国,进攻那里的北越军事基地。地面战异常惨烈,美军伤亡惨重。到1971年美军死亡人数已超过4万。第一条路显然走不通。

1967年秋,尼克松在准备竞选期间,即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暗示愿意与中国进行接触,毛泽东认为尼克松上台的话,有可能调整对华外交政策,请周恩来等人阅读此文。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再次暗示他有意改变对华外交政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69年1曰28日,《人民日报》破例全文刊发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不久,毛泽东委托徐向前、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四帅就中美关系开展相关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的研究。

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了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事件,苏联威胁要对中国开展大规模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使尼克松进一步坚定了可以联合中国遏制苏联的信心。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约见基辛格,试探:如果苏联打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如何反应?苏联意图让美国保持中立。尼克松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因此把此消息透露出去。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透露:“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单方面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文章还声称“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得知它”,并提到苏联对设在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的可能性。维克托·路易斯的真实身份令人怀疑。据熊向晖回忆,中方注意到此人经常向外界透露苏联重大决策。基辛格则认为“他很可能是苏联政府的一个代言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称他是间谍。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赤裸裸的威胁。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的考虑,尼克松决定,故意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发出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指令,以牵制苏联。为了展示抵抗决心,9月23日和29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多吨当量的原子弹爆炸和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爆炸。对此,美联社播评论:“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尼克松认为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可以解决越战,也有利于牵制苏联,避免苏联一统欧亚大陆。于是,中美开始了秘密接触。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美国乒乓球队、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都在中美接触过程中穿针引线,为中美建交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过中美双方的努力和中间人的撮合,发生了本文最初提到的基辛格秘密访华。

杜鲁门下台,杜勒斯死了,艾森豪威尔下台,肯尼迪死了,美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一直不睦。最终,主动访问新中国的却是坚定反共的大右派尼克松。不可否认,个人因素在外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关键作用仍然是国力的博弈。

毛泽东时代,中美关系由斗争到合作,中苏关系由合作到斗争。这看似不好理解。但是如果放到冷战大背景下,考虑到中国实力由弱变强的过程、美国经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实力逐渐衰弱的过程、苏联从二战的损失中回复过对外推行沙文主义咄咄逼人的过程,便不难理解了: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对美苏都是威胁。中国和其中任何一个结盟,都可以在常规战争中击败另一个,夺取其海外势力范围。苏联与中国结盟,美国在欧亚大陆上便难以立足。美国与中国结盟,则直接威胁苏联本土。以对方本土为目标的核战争中,没有赢家。何况,在核攻击之后,中国有希望剩余更多的人口。1960年代末,中国已经拥有了基本的工业基础,庞大的人口资源和核武器,已经有实力成为三足鼎立之中的一足,在苏联咄咄逼人的情况下,美国自然要考虑与中国联合。这与罗斯福和斯大林结盟类似。

从1936年,毛泽东就希望与美国结盟联手对抗日本法西斯主义,到1967年尼克松主动暗示要与中国接触,1971年基辛格秘密来中国访问探讨与中国结盟联手对抗苏联的可能性,中美关系走过了漫长曲折的35年。这35年中,中共由地方武装到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不断由弱变强。因为中国实力强大了,美国才会主动来与中国结盟。国际上,没有实力,不会有公平的盟友关系。

1972年2月21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周恩来到机场欢迎。当天下午2点,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通俗地说,当时毛泽东说:我们之间不会打仗,你从越南撤军,我们也不控制越南。尼克松说:苏联作大威胁美国的新形势下,现在美国首先要考虑的不是中国的内政,而是中国的外交立场。2月27日,中美联合公报终于谈定。28日,公报在上海发表。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

毛泽东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由于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领袖,所以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1972年,中国与英国、荷兰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与希腊、日本、西德和澳大利亚等18个国家建交。加上1964年建交的法国,1971年建交的加拿大。中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然而中美关系却不太顺利。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虽然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却仍像斤斤计较的生意人一样讨价还价,希望达成尽量有利的合作条件,获得尽量多的好处;一方面是因为1972年6月即发生了水门事件,直到1974年被迫辞职前,尼克松一直被水门事件搞得焦头烂额。

当时,美国仍然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作梗,以增加谈判的筹码。虽然美国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作梗,其它国家却乐于做顺水人情。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2758号决议进行表决。表决以压倒多数通过。当然,出现这样的结果,也离不开毛泽东长期注意搞好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外交政策。遗憾的是,1976年毛泽东去世。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台湾问题一直成为遗留问题,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棋子。

还有一个讨价还价的方面就是中美联合对抗苏联,中国能发挥什么作用?是关键核心作用,还是牵制作用。中国认为是前者,美国认为后者。

1973年11月10日、12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基辛格反复强调苏联核武器对中国的威胁,他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

这不是吹牛。当时中国不但拥有完整的工业基础,大量的人力资源和核武器,还投入巨资修建了大量人防工程,具有巨大的军事潜力。无论美国或苏联进攻中国,都会陷入长期人民战争之中。美国和苏联联手进攻中国,中国也撑得住。再说,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担心中国与另一方联手,拖垮自己。一个小小的越南能拖垮一个超级大国,何况中国呢?

楚汉相争的时候,武涉曾经游说齐王韩信:“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经过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已经从任人宰割,无足轻重的半殖民地,变成了三足鼎立的一足。美苏争霸,双方势均力敌,胜负的关键在中国与哪一方合作对付另一方。

中苏结盟,中苏分裂,中美结盟,中美分裂,中美俄三足鼎立,中俄联盟。从毛泽东时代以后,世界格局,就是中美苏(俄)三国博弈为主。欧洲一直想成为独立的一极,却一直没有机会。从美国的角度看,自然不愿意出现统一的欧洲。从欧洲各国的角度看,不经过惨烈的战争,难以形成统一的权威。

中国能获得这样的国际地位,离不开毛泽东统一全国,离不开他全力推行工业化,也离不开他一直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

中美建交始终始终是打打谈谈。这不是因为毛泽东或者美国领导人好斗,而是世界的游戏规则。国家的崛起,一靠实力,二靠战争。没有实力便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列强绝不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默许新兴国家分一杯羹,更不会老老实实让位。毛泽东一直努力制止战争,但从不惧怕战争。幻想与列强和平合作就能自动晋升到大国地位,那是天真的想法。

大国之间,争斗是常态,合作是暂态。所以,中美之间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也将长期存在下去。“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当年的话,今天看来也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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