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19时23分，我国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组织实施长征五号遥二火箭飞行任务，火箭飞行出现异常，发射任务失利。后续将组织专家对故障原因进行调查分析。

长征五号火箭是我国为了满足21世纪初航天发展需要，在2006年立项研制的大型低温液体运载火箭，也是中国首枚芯级直径为超过5米的运载火箭系列。由二级半构型的基本型长征五号运载火箭（CZ-5）、不加第二级的一级半构型长征五号乙运载火箭（CZ-5B）以及添加上面级的长征五号/远征二号运载火箭（CZ-5/YZ-2）组成，中国未来天宫空间站、北斗导航系统的建设，探月三期工程及其它深空探测的实施都将使用该火箭系列。

曹世范的画像，曹世范生前未能留下照片，这是根据他的亲人为蓝本做的画像

​        曹世范出生在一个极其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和当时山东所有的贫穷的孩子一样，没鞋子穿，脚底满是老茧。夏天光着屁股，冬天只能钻草堆里取暖。1940年，山东沿海发生大海潮，曹世范他们一家四口只好寿光去要饭，住在弥河东岸兴旺庄的一位大娘家。有一天，外出讨饭的曹世范迟迟未归。原来，这位16岁的小伙子在讨饭时被抓了。他被敌人诬陷成“八路密探”，一面遭鞭打，一面被逼招供。他的父亲四处央求乡亲们，大家好歹凑了点钱，把孩子保了出来。从曹世范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敌人错抓曹世范是假，向人民群众勒索才是真。

曹世范的故居

​       曹世范被保出来后不久，马保三带着一个营的八路军到寿光活动，曹世范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尽管曹世范因为贫穷的生活经历身材并不高大，八路军的军装对他而言还大了两号。尽管衣服不合身，但是曹世范入伍后表现勇敢。在大柏山战斗中，他跟着老战士反复冲锋，击毙了三个鬼子，缴获了三支步枪。在这次战斗后，他被编入鲁中军区一团一营三连。

马保三

​        曹世范的战斗生涯在八路军攻打日伪军北阴据点时发生了转折。当时，日伪军发现了八路军的企图，不断用手电照射攻打据点的部队。曹世范和另一位战士率先冲锋，帮助部队打开了进攻的道路。据点被攻克了，但是曹世范的左手手掌被日伪军的子弹打穿，虽然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康复，但是已经算是二等残废军人了。上级想让他去生产队，但是曹世范执意地想回到战斗部队去。在这位年轻的战士的坚持下，他成了一名八路军侦察兵。事实证明，曹世范的机警恰好适合侦察兵这个岗位，1943年他被分配到鲁中一团一营二连当副班长，并在6月份光荣地入党。不过，曹世范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1944年麦收时节，1944年麦收时的一个夜里，曹世范带领战士张成利到昌乐县南部侦察。拂晓前，他俩潜伏在离敌人据点不到三里的于家岭村。村长表面上喜迎他俩，暗地里却派人到据点告密。天明后，有一个假称“新四团”的年轻人来找八路军联系。来人见曹世范紧握手中的强，料想自己已经露馅，话没说完，转身就跑。

　　曹世范从墙头上瞭望，伪军已经从北，西，东三面包围了他俩，东面伪军的枪口已经直指院墙。“屋里的是哪一部分?”墙外的伪军大喊。“胡团的，自己人。”曹世范巧妙忽悠着敌人。伪军被他的话蒙住了，一时拿不定主意，便从墙顶上伸出头来往里瞧。曹世范趁机向一个伪军军官开了两枪，趁着伪军大乱时，曹世范把屋门一关，和张成利迅速跳出后窗突围。

         这时候伪军清醒过来，他们高喊:“抓活的”，但没有一个敢向前追。但是此时情况依旧危险，北沟里的敌人进行排枪射击，东面的敌人也开始射击了。曹世范用手榴弹回敬了伪军后，和战友跑开了。伪军开始向院落里扔手榴弹，他俩隐蔽在一个角落里。一群伪军刚冲进院子，带头的就被曹世范一枪击毙，其余的吓得转身就跑。曹世范趁机缴获了一支汉阳造和一袋子弹。伪军不甘心，嗷嗷地喊叫着“往里冲”!此时，战友张成利腿上受伤了了。曹世范撕下一块裤腿，迅速地给他包扎好。在篱笆墙下，曹世范清点了一下子弹，连缴获在内的一共还有六十多发。他对张成利说:“我们要坚持到底，子弹打光就用枪杆子拼，决不当俘虏。”

        他俩商量一下，决定趁敌人还未布置好，从门口冲出去。曹世范把汉阳造横挂在身上，右手抡着匣子枪，残废的左手挽着子弹袋，带着张成利，猛虎般向门口的敌人扑去。伪军简直吓呆了,没来得及还击就被打倒了。曹世范带着张成利向南冲,来到村边一座院子里。敌人正在四处搜索,趁还没被发现,他俩猛冲出去打倒几个敌人,其余敌人慌忙向东跑了。他俩顺利突围到村外,刚出庄不远,又被埋伏的伪军用排枪压了回来。曹世范和负伤的张成利已精疲力尽。他们决定和敌人拖延,争取时间就是胜利。就这样,他们和敌人一直磨到下午五点。近200名伪军,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用了十多个钟头,不仅没有抓到单手作战的曹世范和挂了花的张成利,却白白丢下了12具尸体。伪军见天色已晚，又怕八路军主力埋伏，只好撤退。但是曹世范依旧很机警，直到伪军布置的暗哨也撤了,曹世范才带着战友一并撤离。

大众日报对曹世范的报道

        第二天一早,根据地军民就从赶集回来的老乡嘴里知道了曹世范的英勇事迹：两个八路和二三百汉奸对打了一整天!当年7月16日,鲁中军区首长通令全团,擢升曹世范同志为班长,奖以一等战斗英雄光荣头衔,并设宴招待,召开游艺晚会,祝贺他单手战胜两连伪军的胜利。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称曹世范是“单手战斗英雄”。《大众日报》以大篇幅报道还原了这一战斗过程。

        1945年3月8日，鲁中军区决心攻打蒙阴城。曹世范和另一位战友曹凤洲接到了潜入城中炸开西门里应外合的任务。可惜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日伪军加强了蒙阴城西门的部署，西关的伪军率先放枪。城外的八路军只好讲奇袭改为强攻。但是二曹坚决执行了炸开西门的命令，这一炸就让城内的日伪军炸了锅。眼看日伪军要用麻袋堵上被炸开的西门，二曹趁机换上伪军的衣服，一边高喊“八路军进城啦！”一边向日伪军开枪。一会又跑到东门，对着正在集结的日伪军高喊八路军进了西门，要他们“增援”。当日伪军火力集中到东面时，他们又跑到南面高喊“八路军进城啦！”在曹世范和曹凤洲两位机智勇敢的八路军战士的“指挥”下，蒙阴城内的日伪军晕头转向，八路军趁机发起进攻，鲁中军区第1团全歼北关守军，2分区第11团趁机全歼东关守军，将日伪军压缩至城内围困起来。曹世范和曹凤洲趁乱脱险后并没有懈怠，而是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再次投入到了攻打蒙阴城的战斗中。蒙阴城被攻克后，“二曹大闹蒙阴城”的故事，流传在山东民间。

见证了“二曹大闹蒙阴城”的王文轩将军

解放蒙阴城战斗遗址

​         当1945年5月八路军集中兵力攻打和日伪勾结的张天佐部的时候，曹世范已升为副排长了。经过激战,驻守昌乐杏山的伪军纷纷溃退。眼看敌人要跑掉,曹世范把自己的枪交给一班长,空手冲入溃退的敌群,夺下迫击炮一门。就在战斗临近胜利的时候,曹世范不幸中弹,负了重伤。经过救治无效，不幸牺牲。7月3日，鲁中军区政治部、司令部发出讣告，高度评价曹世范的英雄业绩。为纪念这位为人民英勇献身的英雄，鲁中军区发出通令，将昌乐县的杏山命为“世范山”。鲁中军区所属部队隆重召开了追悼大会。鲁中一团公葬曹世范烈士，并在临沂县城为烈士树碑建冢，1965年5月，寿光县人民委员会将烈士遗骨迁葬寿光县革命烈士陵园。

世范山旧貌

孟良崮战役已经过去70年了。然而，对于这场战役的中心人物之一张灵甫，网络上一直没有停止对他的争论。

在有些吹捧他的人眼里，他是功绩不世出的“抗日功臣”，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他是在内战中屠戮革命者的刽子手。

近年来，总有人不停以“良心”“真相”的名义大吹为张灵甫翻案的歪风。网络上微博认证为“著名抗日英雄张灵甫将军之子”的张道宇曾发表头条文章，题为《今天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位抗日名将忌日》。

将孟良崮战役中，阵亡于1947年5月16日的张灵甫，与抗日战争枣宜会战中，牺牲于1940年5月16日的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相提并论，文中措辞将解放战争污蔑为“抗俄卫国战争”，将中共污蔑为苏联傀儡，令人愤慨。

那么现实中的张灵甫究竟是怎样一个形象？我们今天就试着围绕张灵甫的道德品质、抗日功绩和军事才能三个方面，对张灵甫的真实形象一探究竟。

一

张灵甫的品质和修养究竟如何

关于张灵甫的道德品质问题。很多网友，尤其是女性网友，她们看到某张毫无PS痕迹的张灵甫照片帅气、英俊，就认为他一定是个品德高尚的人，是理想的丈夫。而对张灵甫生平稍有了解的军迷们，则带着嘲讽将张灵甫称为“柔情似水张灵甫”、“爱妻模范张仲麟”，这究竟是为何呢？

事实上，在其并不漫长的一生中，张灵甫曾先后结过4次婚。张灵甫的结发妻子始终住在乡下，终其一生未曾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第二任妻子吴海兰则仅仅因为一句戏言而被张灵甫武断地认为是“共谍”而遭到枪杀，事后张灵甫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惩处，不由得让了解同一时期黄克功案件的人感慨万分。第三任妻子是一个出身传统“书香门第”的旧式妇女，相貌平常不受宠爱，最后遭到抛弃；第四任妻子才是大家熟知的王玉龄。

对待自己的枕边人如此薄情，那在生活上，张灵甫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1944年至1945年，张灵甫曾在陆军大学学习，而当时他的同学董其武将军对他的印象极其深刻。陆军大学将官班允许将军带着一个参谋参加集训，而张灵甫搞特殊，他带了两名参谋前来上课。但如果仅仅如此的话，董其武将军的印象也不会深刻——同为将官班的学员，董其武将军每日认真上课做笔记，接受现代化的军事教育，而张灵甫却每天只上一节课，其他的课程由参谋代他去上。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陆军大学学习期间，张灵甫耗费700万元在重庆买了一栋别墅，为了炫耀，他曾请董其武前来参观。根据董其武的回忆，他的别墅“富丽堂皇，光彩夺目，简直就像一座王宫”，让董其武这个“在塞外前线吃土豆睡土炕的土包子实在是坐不住”。

张灵甫的炫耀让董其武将军陷入了深思：如此将领怎么能抗日，怎么不失掉军心民心？这样的政府怎么能不招来国难，怎么能不亡国？不光是董其武将军，我想任何人见到张灵甫那奢华的别墅，恐怕都不会认为他是一名称职的将领吧？和张灵甫的前任上司、被人戏称为“饼干厂长”、曾任74军军长的王耀武自办饼干厂，用饼干厂的收入补贴下属军资的行为比起来，张灵甫这豪掷七百万元买别墅的行为，究竟又该如何评价呢？

正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七七事变”后，面对国家危亡，同样是国军将领，许多将领，甚至是领不到军饷需要自带干粮的“杂牌军”将领的表现，光从个人品德修养这一点上讲，就都比张灵甫要强。

就拿戴安澜将军来说吧。抗战爆发后，戴安澜镌刻了一枚玛瑙章，长约 3.3 厘米，章切面为边长 1.6厘米的正方形，阳刻篆体“铁汉”二字。1938 年，戴安澜带着这枚印章参加了台儿庄战役，表达自己要以“铁汉”的精神，来激励自己英勇作战。为了学好英语，他在自己还只是团长的时候就请了一位东北大学生焦沛然当老师，一周上6天课，每节课80分钟，相当于如今在中学每天都要上两节英语课。

当1937年9月戴安澜解决了英语入门的问题时，他兴奋地写道：“余之英文，已在枪炮声中完成，数学一项亦愿在枪炮声中完成之！将来学果有成，当名之枪炮进行曲，今记于此，以待他年。”在之后的4年中他依旧苦练英语，成了远征军中不多的能和英军交流的中国军官之一。

除了学习英语外，戴安澜还打破官阶界限，他认为知识没有军阶，能者为师，所以他向基层技术官兵学习汽车，防化、重炮方面的技术。在掌握知识的程度上，戴安澜主张不仅要和日军持平，还要力争超过日军。这样一来，200师的官兵相处融洽，战斗力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再来讲讲一位“自带干粮”的“杂牌军”将领。武当太乙掌门人窦来庚在国难当头之际，自己组织义勇队在临朐一带抗日，后来成为山东省保安第17旅旅长。在这之后，他并没有因为升了官就腐化堕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而是针对部队装备差的弱点，努力教导官兵练习武术，苦练近战本领。

和兢兢业业的戴安澜以及带领官兵苦练的窦来庚相比，有着优越条件却不学无术，专心想着吃喝玩乐的张灵甫哪怕还有一点羞耻之心的话，恐怕得要给自己找个地缝钻进去，因为张灵甫的品质和修养不仅不如前辈戴安澜师长，甚至不如一个武林人士出身的保安旅旅长！

抗战爆发以来，作为战时领袖的蒋介石也一直在强调军容风纪的重要性，否则就不会在常德会战褒奖各部之余，点名批评会战期间军纪作风差的190师，暂编54师和炮1团了。那么张灵甫带兵军容风纪如何呢？我们不妨看看山东人民是怎么看张灵甫的：就在几年前，山东的人民群众在孟良崮拉出了请求收回发给张灵甫抗日纪念章的横幅，立在孟良崮的碑被砸，充分说明了山东人民群众对张灵甫的态度。

也许有“张粉”会“心在滴血”地质问：他抗过日，你们怎么能这么对他？那我们不妨看看山东人民是怎么看待真正的国军抗日将领吧：

2015年，潍坊市高调建成考斌之将军纪念馆，为何潍坊市众多群众参观，也没有人去砸纪念馆？答案很简单，考斌之将军是一位深受民众拥戴，抗日爱民的将军。

“考团”老兵、93岁村民陈守荣老人回忆，那时秦三来抓青年当兵，家长就说：“要当也不当他的兵，奸杀掳掠，可恶煞了！反正要当一回，就去当老考的兵，他为人正道，干的是领兵人那回事儿。”尽管考斌之的上级厉文礼最终投敌，但是稍微了解历史的潍坊人民都知道，厉文礼是大汉奸，而考斌之是抗日的好男儿。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讲纪律严明，谁军纪败坏，群众都有着一笔账。

总有那么一些人，试图用“内战”、“内战无英雄”这种视角来消解解放战争的正义性。我想请这些人，听听各个革命老区那些被“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百姓们的呼声吧！听听黄泛区人民、长沙城人民的呼声吧！听听解放区被残害百姓们的呼声吧！

解放战争从来就不是一场单纯意义上的内战，而是反法西斯战争在中国的延续，是对残害了无数中国百姓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清算。解民倒悬，吊民伐罪，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让残害华夏人民的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解放军如何不是英雄?

二

张灵甫的抗日功绩究竟如何

在网络上，张灵甫近年来始终被一些人描述为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上高会战等一系列重要战役的抗日名将。

事实真的是这样么？

就拿万家岭大捷中的张古山战斗来说吧。一些“果粉”们一直声称万家岭大捷是张灵甫的功劳，事实上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客观。在《薛伯陵将军指挥之——德安万家岭大捷回忆》中，万家岭大捷可不是张灵甫的功劳，是66军159师、第4军90师和74军集体的功劳，而这时张灵甫不过是个不直接带兵的旅副而已。怎敢贪天之功为己有？

具体到74军攻占张古山的战斗，74军在攻占张古山前做出的决定是从整个51师挑选突击队员400名突击张古山北麓，整个58师挑选突击队员200名突击箭炉苏。其中51师的400名突击队员更是以白刃战全歼了日军在张古山的警戒部队后，经过五次争夺一举攻克日军主阵地，并在10月10日收复了哔叽街。

在各个描述收复张古山的原始资料中，张灵甫的名字不见踪影。而主攻51师的突击队是从全师里挑选的，并不仅仅只从张灵甫所在的旅里挑选，可见张灵甫就算有功劳也只能充其量说是领导有方，但是这样说来，你让时任51师师长的李天霞将军情何以堪啊？

有人称张灵甫是抗日名将，但是事实是很无情的。1941年上高会战打响，张灵甫的粉丝称张灵甫立下功劳。诚然，74军在这一仗中居功至伟，但是可惜的是国府的奖励依旧和张灵甫没多大关系，因为国民革命军最高荣誉“陆海空军武功状”第一号花落李天霞将军担任师长的51师，而武功状第二号荣归时任57师师长的余程万，实在是没有时任58师副师长的张灵甫啥事。

有意思的是，上高会战的指挥官罗卓英因为会战胜利，诗兴大发遂作《上高会战奏捷四首》。根据罗卓英将军的自身注解，这四首诗中提到了三个人：其中“铁枪在手吾无敌”一句指的是74军军长王耀武智勇兼全。“神箭当风尔奈何”一句指的是时任51师师长的李天霞骁勇善战。“清江无恙石头雄”一句则指的是川军出身、时任49军第26师师长王克俊在会战中对进犯崇祯观和张家山之敌迅速扑灭，克保清江李天霞部对偷渡石头街进犯华阳之日军，最终予以聚歼的杰出表现的赞扬。

张灵甫会战中表现如何？至少在罗总司令的眼里，张灵甫在上高会战的表现还不够资格写进他引以为豪的诗里。

除去在万家岭大捷和上高会战中表现一般外，张灵甫可谓一个“猪队友”。而在抗战期间他“猪队友”的表现最为典型的就是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把自己的上司，58师师长廖龄奇给“坑了”。

当时，师长廖龄奇在外省亲，由副师长张灵甫带领整师前往前线。但是根据当时作战科长罗文浪的回忆，军作战参谋未能部署防空措施，导致58师在行进至蕉溪岭时遭到日军轰炸扫射，伤亡重大。廖龄奇在接到部队开拔的电文后立刻找回原部队，在26日-27日在58师伤亡过半，部分官兵跟着军直属队盲目溃逃的情况下，艰苦地把大部分部队从不利的态势的情况下安然撤出，已经勉为其难了。

客观的讲，廖龄奇此战之后被处决和他平日里目空一切得罪包括薛岳、王耀武等一堆长官，以及自己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期的各种“作死行为”息息相关。

但是倘若张灵甫真有那么一点“名将”的水平，在军作战参谋忽视防空的情况下给全师进行哪怕是伪装这种最基本最被动的行军防空措施，那么58师会成为74军在此战中的坚强倚靠而不至于一天就全军溃散了。而在此战中，相比友军57师李翰卿将军奋勇拼杀壮烈殉国，张灵甫表现更是显得毫无亮点。

大家可以去看看《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收录的  蒋公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三）说明现代战争之特性与今后整军抗战之要旨并宣布第二次长沙会战之赏罚》中公布的奖惩情况，接受嘉奖的是79军的两个先头团和阵亡的李翰卿将军，实在没张灵甫什么事。当然，廖龄奇被枪毙对张灵甫而言还是利大于弊的，因为廖龄奇帮他挡了锅，同时自己当上了58师的师长，一举两得，岂不美哉？

在之后的时间里，张灵甫的军事表现也并不突出。常德会战后，  蒋公在《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二）——对于常德会战之讲评与今后整训反攻之要务》是这么评价74军的51和58师的：

“在常德外围对抗敌人十三师团全部与其他一个师团共计不下六个联队，经过月余的苦斗，始终与敌周旋到底，并且处处立于主动地位，向敌人断行攻击，这实在是我们革命军抗战史上最辉煌的战绩。”

可见，张灵甫在常德会战期间也是和友军一起分享了荣誉罢了。要说58师有谁有突出表现的话，反而是172团副团长在战斗中勇敢督战重伤殉国，以及副师长蔡仁杰在1943年12月2-3日带兵奇袭日军侧后是58师的亮点，张灵甫充其量也就是“领导有方”罢了。

至于长衡会战和雪峰山会战，不好意思，前者大家都知道方先觉被老蒋坑了，援军是越打越远；后者张灵甫压根还在陆大混日子，哪里有他什么事情呢？因此我们不难看出，2015年给张灵甫家属发放抗日纪念章是看在张灵甫参加了抗战一系列的份上，而不是因为他是抗日名将。

三

张灵甫的军事才能究竟如何

我们不难看出，张灵甫在抗战期间并没有表现出他的粉丝们期待的军事才能。

那么他怎么当上蒋家王牌御林军整编74师师长的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在74军抗战期间师级以上干部里，比张灵甫资格老的除了牺牲的，除了被枪毙的廖龄奇，再除去蒙受不白之冤的余程万，几乎都升了一遍官。这回也该轮到被蒋介石视作“天子门生”的张灵甫了，于是张灵甫被提升为整编74师师长。不过在原74军参谋处上校科长吴鸢眼中，张灵甫的才能只适合当营长，团长，当师长甚至军长实在是不合适的。

当然，结合董其武将军目击到张灵甫在陆大的种种表现，这个评价并不为过。结合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在国民党军的整编师师长以及军长里，比张灵甫水平高，给解放军造成较多麻烦的人多了去了。比如凭险据守临汾的61军军长梁培璜，比如在东北的新1军军长孙立人，71军军长陈明仁；比如“猛如虎，狡如狐”的整编11师师长胡琏，比如在羊山集让刘邓大军倍感头疼的整编66师师长宋瑞珂，比如让一野倍感难对付的整编36师师长钟松...

就张灵甫的军事水平而言，他在国民党军的中级军官里，可能比颜值，张灵甫可能会因为艺术照名列前茅，但是要是比才干的话，只能说是中人之姿而已。

直到涟水战役期间，张灵甫才真正获得了一点军事上的声望。但是这个名出得并不是那么轻松的。在张灵甫第一次进攻涟水时，尽管张灵甫手下的整编74师装备好，还在一开始的进攻中占了点便宜，但是，华东野战军11月23日全歼74师突入城内的部队，在次日把74师逼退到了废黄河南岸。74师在整编28师一个旅的增援下继续攻城，但是截止到11月1日，国民党军被歼灭9000余人。张灵甫第二次进攻涟水虽然让华野有关部队倍感艰辛，但最终还是成功撤出了战斗。

张灵甫两战涟水，让整编74师元气大伤之余最终只得到了涟水一座空城，并没有达成原本的战略目的。与此同时，他只能看着友军整编第69师戴之奇部被解放军干净利落地吃掉。在莱芜战役之后，张灵甫远远不如以往那么骄狂，他甚至产生了怯战心理，声称“本师装备不适合山地作战”，打报告要求休假离开山东战场。

张灵甫的最后一战孟良崮战役往往被人成为“中心开花”式的战略构想。其实，这个构想并非他想出来的，而是张灵甫视作“智囊”的李运良提出的建议。但是李运良被张灵甫信任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善于察言观色，口齿伶俐。张灵甫选择这样一个人作为“智囊”实在是让吴鸢一语成谶。李运良坚决主张退守孟良崮，认为有险可守，不像垛庄容易四面受敌。但他没有考虑到孟良崮是个无草无水光秃秃的穷山，正如 蒋公在《仁和墟与孟良崮两次战役之讲评及其教训》中所总结的那样：

“孟良崮是石山，既没有水源，而且敌人的砲火易增威力，怎么可以选作阵地呢？但是第七十四师各级官长事先疏忽大意，对此不侦察，不研究，所以后来要牺牲在这个阵地上。”

虽然诸多网友笑话 蒋公是“微操达人”，但是在对孟良崮张灵甫的这一决定评价上，  蒋公还是比较客观实际的。总而言之，张灵甫式的“中心开花”本质上是犯下战略战术错误前提下进行的得不到有效后勤支援及人员补充的静态防御，是固守待援的无奈之举。

张灵甫式的“中心开花”构想到底可行不可行？我们不妨来看看孟良崮战役前后十年在世界各地发生的典型战例，比如装备先进的美国人。美军在二战期间有类似“中心开花”的尴尬：

1945年1月，美军作战经验较为丰富的45步兵师157步兵团协同友军作战，并拿下了两个高地。但是德国党卫军第6山地师的一个团迅速从两翼包抄，将157步兵团驻守在山上的5个连包围。

157团出动了包括两辆轻型坦克在内的所有机动力量不断地进行解围行动，但是在德军炮兵和山地步兵的密切配合下，解围行动屡屡失败，包围圈内5个连的美军在抵抗了7天之后被德军全歼，仅有2人活着返回美军战线。

事实也证明，就算装备精良的美军，在张灵甫式的“中心开花”绝境下，也是没辙的。

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战争中，除了孟良崮战役本体外，最为著名的张灵甫式的“中心开花”那还得数奠边府战役。奠边府战役可以说是张灵甫式“中心开花”中最为夸张的案例了。

在奠边府战役初期，法军的兵员素质远超越军，外籍军团中更是有前德国国防军的老兵助阵；法军掌握了制空权，拥有装甲部队，火力也占优。法军因为有“中心开花”钓鱼成功的案例，对越军的狂妄和傲慢更是超越了孟良崮战役前张灵甫的狂傲。可以说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及其悬殊的。但是战争的结果则出乎意料。

在中国人民对越军和物质支持和战术指导下，奠边府逐步被越军在陆地上孤立，空中补给线被越军用奇袭机场和加强防空火力的方法逐步断绝，同时集中火力兵力进攻，最终让奠边府成了远东法军有生力量的坟墓。

纵观现代化战争初长成的20世纪30-50年代的这三十年，包括孟良崮战役在内的种种战例都证明了现代化战争中某些基本原则:

张灵甫式 “中心开花”的静态防御只是 “等死的靶子”。无论被包围的部队多么强大 , 如果他们得不到后勤和人员上的有效支援和补充 , 其失败将是命中注定的。可见，放眼世界，张灵甫在讲究现代化战争的世界潮流下，是沦为反面典型的失败者。

四

张灵甫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客观地来说，

◆ 作为一个人，张灵甫对家庭不负责，生活腐化，无视民众，不仅谈不上优秀，连勉强合格都算不上；

◆ 作为一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军人，张灵甫参加了诸多战斗，有一定的功绩，但是远未达到“抗日名将”的程度；

◆ 作为一名手握军队基本战略作战单位—整编师的高级军官，他的军事素养在国军内部并不突出，而放眼世界，他更堪称是现代化战争中背离基本作战原则的反面典型。

那么就是这样一位各方面都并不突出的“爱妻模范”，为何会成为诸多“果粉”吹捧的对象呢？

◆ 他们为什么不会去吹捧不肯喝兵血、自办饼干厂补贴军资的抗日名将王耀武？

因为王耀武“晚节不保”，不仅被共产党击败之后没有“不成功便成仁”，最后反而成了新中国的一名文史工作者；

◆ 他们为什么不会去吹捧“非法抗日”的吉鸿昌将军？

因为吉鸿昌将军不仅“通共”，而且是被“果粉”们敬爱的蒋委员长杀害的；

◆ 他们为什么不会去吹捧真真正正参与了淞沪会战，从黄浦江口的尸山血海中幸存下来的郭汝瑰将军？

因为郭汝瑰将军“太清廉，沙发上还打着补丁，这种人不是共产党谁是共产党？”（杜聿明语），而且最后确实是倒向了人民的一边；

◆ 他们为什么不会去吹捧血战域外为国捐躯的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

因为戴安澜将军是新中国的烈士，“共匪”褒扬过的，怎么能显示出他们的与众不同来呢……

最后，他们只好找出颜值还不错，抗战中确实有一些功绩，最后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对抗人民军队最后“杀身成仁”的张灵甫来，然后不切实际的大肆吹捧一番了。

归根结底一句话，这类人的思路就是“反共先于事实”，为了体现自己的与众不同“独立思考”，为了反共，夸大事实PS照片又算得了什么呢。

话又说回来，张灵甫在国军内部已经算是中上之姿了——

他至少能够知道自己手下有多少兵，能够不用依赖师徒义兄弟会道门的封建关系就能指挥得动手下的部队；

他不抽大烟，他的部队虽然摆脱不了买办军阀雇佣兵的本质，给还乡团当后盾残杀解放区军民，但至少还没有像其它一些国军部队那样贩卖大烟、倒卖军火、火并友军、杀害同僚；

他在整个抗战中确实也算是尽到了自己的本分，没有像有些长腿又长寿的飞将军一样临阵脱逃出卖友军，更没有以日军势大等等理由“曲线救国”叛国投降。

这些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只能算是勉勉强强马马虎虎的行为，在当时已经足够让他跻身国军精英的行列了。

在评价一个人的历史地位时，我们应当懂得一分为二地看，辩证地看。

对于经历过抗日战争也经历过解放战争的国军将领们，我们更应该客观地看待他们的功绩和罪行。在过去的某些时间段里，我们只强调他们在解放战争中对人民群众犯下的罪行，而忽视了他们卫国御辱的功勋。

而当代的某些人，则试图用这些人在抗战中立下的功劳，去掩饰这些人逆历史潮流而动镇压革命的污点。

对于张灵甫这类人来说，我们在评价他时不能因为他曾经是还乡团残害山东人民的帮凶而抹杀了他在抗战中的功劳，但我们更不能因为他参加过抗战，打过日本人，就把他对人民群众的罪行一笔勾销。

希望大家在了解过去的历史时，切不可抱着“追星”的心态，而是应当静下心来，多读多想，客观看待史实和人物，真正做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中世琉球在三山时代和王府时代扩张吞并诸岛，原有本土势力（三山各王国及离岛地方豪强）和琉球王国所修筑的城堡要塞，即现琉球王国16世纪鼎盛期范围内，大约残存二百多近三百坐各类要塞城堡遗迹。

分布图如下，各红点为要塞遗迹所处位置。

“刘梦龙”回复：海防要塞化了？那陆战战斗力为什么被萨摩藩灭呢？很努力的修建了海防啊。

“不二尚书范景文”回复：琉球三山王国时代倾国出动兵力不过千人级，琉球王国鼎盛时期北伐奄美大岛南征八重山期间最多一次的兵力出动也只有三千人的规模，葡萄牙人过来之后琉球丧失了东南亚航线。

倭寇兴起和日本统一以及南蛮船、唐船对日贸易破坏了之前琉球对日本的贸易垄断地位，万国津梁那个实际上在十六世纪中已经衰落了。汪直去的种子岛当年是琉球对日贸易的港口，海贼王去那就是去替代琉球的。

等岛津三千军队南下的时候，王府武备大约只能武装500人，那会又不是割据时代全民皆兵，琉球地方守备能力很薄弱，那点王府卫队只能维持那霸和首里部分防务，全盛期的三千琉球王府军已经进入历史了。

琉球王国看地图其实是个岛链，三山统一和琉球北扩南征的本质，是把整个琉球岛链弧上的零散的小型贸易据点全部集中到那霸港，以提升琉球王府的实力并借以压制国内各豪强。

首里——那霸港体系完成之后，琉球链弧上没有也没必要有多的大型贸易枢纽，地方没有财力和能力继续之前割据时代的武力和防御工事维护了。

就算有，除开那些势力较大的按司，绝大多数地方豪族全族不过几十百来号人，弄十来二十个个壮丁蹲一个小型石构要塞里也没有对抗三千岛津军的能力，一样是被秒着玩的。

“枪战南京孔二姐”回复：地方太小，人太少。就没想过搞自个儿的船队么？好歹当个威尼斯什么的。地中海那些以商立国的国家不都海军乌央乌央么。

“不二尚书范景文”回复：琉球有自己的贸易船队，但是琉球王国的建立本身是抢夺整个琉球岛链的零散贸易据点完成的。

琉球王国境内最早期的中日中转站所在地其实是奄美，冲绳岛反而是后来的。

然后三山统一抱中国大腿，中山获取军事航海技术之后先整合了冲绳的贸易港，然后将商贸据点集中在了那霸港，最后攻打奄美和八重山初步完成对岛链的贸易港整合要到16世纪初，但是实际上王府在16世纪中后还在镇压奄美本地豪族。

早期在中国技术支持下琉球可以出动载员三百人的大船，后来朝贡贸易冷淡下来，加之琉球走私贸易被明知晓，大型船只技术提供被断绝，琉球在16世纪40年代后只能出动载员一百多人的中型船只。

福建那三十六姓或者说三十六户人本身族群太小，在被中国技术封锁后无法维持大型海船制造，加上琉球刚刚统一琉球岛链之后，葡萄牙人也来到了东南亚，琉球海上贸易的重要航路东南亚航线实际上已经丢失了。

葡萄牙人的武装商船贸易模式实际上把明初在东南亚扫荡后留下的安全环境破坏掉了，琉球人轻武装或者说无商船无力和葡萄牙人的火炮商船对抗，随即而来的倭寇直接摧毁了琉球的海上贸易航线，琉球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一开始就是在那霸那边搞，实际上琉球王国的首里城——那霸港核心区是在16世纪初才初步完成，然后随即就被葡萄牙人和倭寇双重打击了。

琉球王国统一琉球岛链实际上完成是在明朝的嘉靖初期，然后花了差不多二十年构建那霸港和首里城以及两者之间的贸易区以及港口防务，但是这都嘉靖中期了。

到16世纪五十年代的嘉靖中，琉球王国的海上敌人是忒木倭寇……那票一波波浮海而来动不动几万的海盗团伙，你让威尼斯来他也只能翻白眼啊。

琉球人口还没有威尼斯一半，而且又不能跟威尼斯一样在周边招募士兵水手，中国、朝鲜没人会理他，琉球要在日本招募浪人妥妥被中国当倭寇同伙处理……

台湾人口不多不少，但是是那忒木一堆千年不开化的生番~去个招募官说不得就被杀来吃了，再不借人头去挂树了。

把16世纪中的威尼斯空降过来他也是个死啊……

“征华伐日小棒棒”回复：琉球还是太小了。

“不二尚书范景文”回复：崛起太晚，碰到竞争者葡萄牙人了，琉球所处的文明圈地位不能给琉球带来葡萄牙人的地位。

好比葡萄牙人人到来之前，琉球对马六甲出口武器，然而葡萄牙人到来之后这生意他怎么继续做下去？

琉球的成功是建立在朝贡制度里的和平贸易环境下，可以无武装和轻武装商船到处跑。

加上天主教势力和伊斯兰教势力手都没伸到东南亚，琉球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技术严重滞后和物质匮乏的日本和东南亚伊斯兰贸易城邦，16世纪除了伊比利亚人，奥斯曼土耳其人也到了阿拉伯海和红海沿岸，琉球失去了之前的贸易环境，违禁品贸易被发现又得罪了宗主国，他自己本身没有有竞争力的商品，就算军事输出，他也不能从宗主国获取最先进的武备，琉球一直没有能获取并普及火绳枪，琉日战争琉球军以火门枪为主火炮数量上也明显被限制住了，那霸港炮台火力密度按他炮位间隔，本还可以提高三分之一，但是石火矢他只有32门，多八门位置也足够，未见其他地方有中大型火炮安放记录，他实际上失去贸易垄断地位了，这才是衰落的主因。

伊斯兰贸易城邦去找奥斯曼土耳其提供军事技术支持了，一开始往东南亚贸易城邦卖武器的琉球没有了市场，火器技术没有明显优势，而且他自己都不够用的。

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人。

孔子是个大思想家，他创立了儒家学派。

首先，他提出“仁”的学说，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爱惜民力，不要过度压迫剥削人民，以缓和阶级矛盾。

其次，他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的学说后来成为我国2000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对后世影响极大。

孔子又是个大教育家。在奴隶社会里，只有贵族子弟能够受教育，文化教育被官府垄断了。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突破官府的垄断，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

据说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教育。他教育学生：学习知识要经常复习，“温故而知新”，学习态度要老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要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

相传，孔子晚年编订了古代的文化典籍《诗》、《书》等几部书，还根据鲁国的历史材料编成《春秋》一书。这对古代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

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

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老子

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约生活在春秋末年公元前580年～500年之间，《史记》载“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楚国苦县厉乡，即现今的亳州市涡阳县闸北郑店。

老子曾担任“周藏室之史”，深懂周朝的图书典籍，学问渊博，见周王室衰微，弃官西去，至函谷关遇见关令尹喜。尹喜请求他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最终成了隐士，“莫知所终”（《史记》）

《道德经》又名《老子》，文约义丰，虽仅五千言，却包含着十分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说，把宇宙看成一个自然产生、自然演变的过程，天地万物是依照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而“道”是世界的本源。老子哲学的精髓是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相反相成的。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 ，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还提出对立面双方可以互相转化，事物总要走向它的反面。为了防止走向反面，他主张要把自己放在弱者地位，认为“柔弱胜刚强”。这种观点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它忽视矛盾双方的斗争，把转化看成是无条件的循环往复。

在政治思想上，老子主张“无为”，认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无力，企图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但他对“侯王”的告诫，如“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却是很精辟的。《老子》的历史观是落后的，要求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

老子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后代不少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自汉以后注释《老子》者不下千家，在中国古籍中是罕见的。老子不但创立了我国三大宗教之一的道教，而且他的思想可以说影响了后来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

庄子

（约公元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蒙城县城东郊人(今城关镇东城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

庄子一生著书十余万言，书名《庄子》。 这部文献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玄远、高深的水平，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

因此，庄子不但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予了我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思想吏、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庄子做过蒙城漆园(在今县城涡河北岸的漆园故址)吏的小官，但不久辞去。他布衣草鞋，糁汤野菜，安居陋巷著书。生活难以维持时，曾向监河侯借过粮食。

楚威王闻境内庄周是有学识而贤德的人，就遣使备千金厚礼前来漆园(蒙城)，请庄子为楚国宰相。使者言明楚王许以为相的旨意后，庄子笑谓楚使说：“千金可算是重礼了，相位可谓尊贵至上。可是，你没见祭祀时的牛吗?人们把牛喂养肥了，祭祀时披红挂彩，还不是牵到太庙杀了作祭品？我宁愿在淡泊无为中度日，不去做牺牛”庄子在谈笑中“喻牛辞相”，终未为楚国宰相。

战国初年，诸侯兵戎相见，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学术流派竞相而起，形成了他独特的哲学体系和思想畔，相距仅百里，故又称他们的学术思想为“老庄涡河之学”。

庄子晚年常垂钓于濮水(今城南芡河)、涡水，游于濠梁(今安徽凤阳临淮城西南)观鱼，与鱼鸟共乐，甘于清静闲居的生活。

唐天宝元年(742年)，玄宗皇帝颁布沼书，赐号庄子为“南华真人”，称其书曰《南华真经》。

历代均有一些研究庄子的学者，其著作数百种，近年又有《庄子白话》、《庄子现代版》等问世。

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和国外一共缔结过将近一千二百个条约，基于“弱国无外交”这一基本丛林法则，这些条约基本都是不平等条约，涉及对中国的割地、赔款、租界、驻兵、关税、法权、传教权......，除此之外，很多条约还规定了列强的势力范围。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山河纵横的巨大国家，并且距离欧美列强很远，这种遥远的距离，加上欧洲列强近代史激烈的斗争，因此欧美列强不可能靠军队来占领中国。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换在国际关系上来说，那就是“远方的强盗，身边的恶邻”，后者对中国的直接伤害要大得多。近代史上，抢走中国领土最多的是沙俄帝国，对中国人民伤害最深重的是日本，而在抗战时期，那些来自朝鲜的“皇协军”，对中国人民杀戮之凶残，一点不亚于日本“皇军”。

一般来说，战争爆发得快结束也快，即使是最惨烈的持久战，抗战的持续时间是14年。相对于1840-1949的一百多年历史，并不算是特别长。但是在战争之后，被迫签订的条约却是长期有效。这一纸纸的条约，作为列强的“战利品”，成为一条条捆绑中国的绳索，交错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把整个中国牢牢地绑住动弹不得。

除了这一张张白纸黑字的不平等条约，还有毒品和宗教，特别是西方传过来的基督教，加上中国的各种封建传统糟粕，配合着消磨中国人的体格和意志——捆住了不算，还要拼命下毒打麻醉药。对于中国这一条大龙来说，战争失败就是被对手快枪放倒，而各种不平等条约，就是随之而来的“钝刀割肉”，通过零敲碎打的“敲骨吸髓”，把这个巨大的国家一点点压榨到油尽灯枯。

谁最终解开了这些绳索？是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仅废除了全部的不平等条约，而且再也没有签订过不平等条约。到了今天，中国一力主张“全球化”，提倡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并且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便车”，一百多年前主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美国，却走向了“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

重新审视新中国废除近代史不平等条约的历史，就能够更好理解共和国之创业艰难，以及老一辈革命家大无畏的历史担当。

【从《南京条约》到《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在所有的近代不平等条约中，这几个条约有特别典型的意义：《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和《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1842年，清朝在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清政府代表被迫签下《中英南京条约》。这是近代上史中国人民被迫接受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遭到破坏的开始。英国强占香港岛，也标志着中国的领土不再完整，五口通商以后，国门被迫大开，不仅国家利益源源不断被掠夺，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输入各种毒素的管道。同时，巨额赔偿也转化成清政府的沉重财政负担。可以说，南京条约打开了近代中国苦难史的恶魔盒子。此后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成了一个文本模板。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海水师全军覆没。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新约》。马关条约充分体现日本作为中国恶邻之狠毒，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后花银子赎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外加一笔赎辽费）。增开通商口岸，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与《南京条约》相比，《马关条约》是一个典型的“割肉饲虎”条约，“以地事敌，敌欲岂足？”，日本获得巨大利益以后，野心和战争实力同时快速膨胀。可以说，抗战时期的每一颗子弹，都有中国人赔偿的血汗钱。这里引用一小段话，签马关条约的时候，李鸿章曾经说过:“若勒令中国割地赔款，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中日必结世仇，两国子孙永为仇敌，传之无穷矣！”

——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战败之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近代史上赔款数额最多（4.5亿两白银，中国人一人一两，以表达羞辱），而且主权丧失极为严重，虽然没有割地条款，但是条约规定的外国驻军和使馆区制度，让中国的核心地带彻底暴露在列强枪口之下，北京的东交民巷作为使馆区域，成为国中之国。可以说，《辛丑条约》是压垮清朝的最后一块巨石，在慈禧太后以及李鸿章等晚清重臣离开人世以后，清政府终于在内外交困中走向终结。

——1946年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是一个看上去非常平等的条约。由国民党的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条约最重要的几点包括“缔约此方之国民有在彼方“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与从事商业、工业、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种职业的权利，以及采勘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的权利；并且在经济上享受国民待遇。”

这个条约看上去有点像“中美联邦”条款。但是放在那个中美实力差距天壤之别的时代，这样的条款，无疑等于整个中国全做了美国的殖民地。美国人有的是金钱和实力，踏入中国任何一块领土。而中国有多少实力，有多少能力，可以踏上美利坚的领土呢？所以，这是一个看上去平等，实则全盘出卖的条款。

【民国外交家为中国解套的努力】

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虽然有一代代的外交家，努力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为中国利益据理力争。然而国力孱弱，应了那句话“军事家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外交家也不可能得到。”

李鸿章一生虽然算不上清官（那个时代清官也不可能当得成），却是晚清内政、洋务、外交的能臣。但是他不幸生在贫弱晚清，经手对外条约大多只能是丧权辱国，无论在当时还是此后百年，他的名字常常和卖国贼关联在一起。为了在《辛丑条约》中为中国争取一点点利益，他竭尽心力周旋列国，然而终究回天无力。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两个月，在无限的悲凉中，李鸿章在北京逝世。

此后的民国时代，一代代的外交官都在不停活动在国际舞台，无论是巴黎和会，还是其他的国际会议上，顾维钧等外交官们都曾经希望通过国际谈判，解开套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这些绳索，然而成效都不大。因为这背后没有强大国家，没有强大军队，自然就没有谈判桌上的筹码。

国民党在解除中国不平等条约绳索中，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1943年英美废止辛丑条约。那个时候抗战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而中国和英美站在反法西斯战争同一条阵线上，为了取得这个成果，中国军民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英美国家的带头作用下，其他国家要么是敌对国，要么是同盟国，在二战硝烟的背景之下，辛丑条约其他关联国家，相关条款纷纷取消。

但是在1946年中美达成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实际上把中国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在国共内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他原本希望新中国能够承认这个条约，不管新旧中国政权怎么切换，只要美国的利益能够维护，美国并不会在乎谁当政。毛主席对此事的态度，就是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做《别了，司徒雷登》。

【新中国不承认任何不平等条约】

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如果承认之前中国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那么新生的贫穷新中国，还会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不要说发展，这些外国的债，能够一百年还清就不错了，更不要说旧账还了，新账又来。

这里说一件很见TG性格的事。1950年，北京市军管会接到毛主席从莫斯科发来的指示，要求他们强行征用北京市全部外国兵营（就是逐客令）。军管会代表李焕山，在回敬美国兵营代表抗议的时候，说了一句豪气干云的话：“抗议是你个人的事，我是来执行命令的。”

在接收行动开始以后，新中国以雷霆速度执行“去西方化”，外资企业、学校、神学院、教堂、各种文化组织，在几年时间里，或冻结或关闭。新中国以决绝的姿态，割掉了百年来西方列强套在中国身上的枷锁，同时也逐渐断绝了与西方的联系。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这算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延续，也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西方列强的“上门讨债”之战。不管后人怎么看待这场战争，我只想说一点，如果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失败，然后被逼着签订条约，那么这个条约一定会让中国百年都无法再抬头。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让中国后来获得了工业化的第一桶金，而且在全世界面前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也断了西方列强“再续条约”的念想。胜利者是不应该受到谴责，更不可能去背历史的黑锅，从此，中国人民轻装上阵，仅仅70年不到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300年的工业化道路。

所以，为中国解套的是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人民军队。

【警惕隐形的现代“条约”】

现在，不会有任何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国际友人，有此念头的，请与我们的“东风”兄弟们对话。

但是现在有一种隐形的“条约”。那就是所谓的国际价值观，还有意识形态的渗透，包括各种“政治正确”和圣母病，各种“人权”指责，包括“言论自由”等等的叫嚣，“接收难民”的诱导，还有前两天我怼过的“同性恋”，以及所谓的“zongjiao自由”等等。

新中国已经成立快70周年了，当年种种的不平等条约早已经离我们远去。中国就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要做什么，要怎么做，轮不到这些“外国友人”指手画脚。

然而，现在从上到下，还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那么多精英阶层，主动给自己套上了新的“国际条约”，那么在乎外国人如何评价，真是可怜又可悲。以前王阳明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套用这句话，要树立中国人的自信，破除很多人心中的“国际条约”，建立“四个自信”，确实是任重而道远的事。

被击毁的德军坦克

​         看上去库尔斯克会战失败，是可以让意大利“背锅”的。在突尼斯战役结束后意大利最后一支比较有战斗力的主力部队消耗殆尽。德军为了防止自己“柔软的下腹部”被盟军侧击，必须派遣力量防卫南线。持这一观点的网友们总是拿着德军著名元帅曼施坦因在自己的回忆录《失去的胜利》里的这么两小段来支撑自己的“意大利猪队友害得德军库尔斯克战役失败”的观点。

​        “七月十三日，当战斗达到了其高潮，胜利似乎即在目前之际，两个集团军的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往汇报。他在开会时首先宣布西方联军已在西西里岛登陆，所以情况是已经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逆转。意大利人甚至于不想抵抗，这个岛要算是已经丢定了。因为联军的次一个行动可能即为在巴尔干或意大利南部登陆，所以在意大利和巴尔干西部都有成立一个新军团之必要。这些兵力必须从东战场上去抽调，因此“卫城”作战必须要停止。”“说到我们这个集团军方面，我就指明出来战斗现在是正好达到了其顶点，此时若是摆脱战斗即无异于放弃了胜利。我们至少要把敌军的机动预备都完全击溃才罢手。”

曼施坦因

​

库尔斯克会战期间正在从南面进攻的德军坦克

​

库尔斯克会战期间德军杀向普罗霍洛夫卡

​

西西里岛登陆战期间被俘虏的意军206海防师的士兵

​       看上去言之凿凿，无懈可击，但是如果结合曼施坦因对库尔斯克战役的全部叙述就会发现这完全断章取义。首先，曼施坦因自己都认为，发起战役的最佳时机在1943年5月，因为德军的作战计划建立在苏军尚未整补完毕的基础上。其次，曼施坦因也承认了德军失败的两个根本原因：1.苏联的坦克产能已经完全超过了德国，2.库尔斯克战役在七月发起的时候，“先下手打击的利益已经早已丧失殆尽了”。

苏军的坦克集群

​         第二，曼施坦因称德军为了保卫巴尔干和意大利要建立新军团，这些部队要从东线抽调。实际情况如何呢？从德军后来一系列的调动来看，这并非实情。在决定结束作战后，曼施坦因的几个师被调给了中央集团军群，可见他的师从总体上看，可以说不过是左手经过右手，还在东线。至于这个新军团，那毫无疑问指的就是1943年再次重建的B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从建立到9月基本动员完毕为止，下辖11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至于他们是哪里来的，我们不妨算一笔账吧：B集团军的序列里，第3装甲掷弹兵师和第2伞兵师早在6月就从法国到达了意大利。第65步兵师是7月从法国圣奥梅尔花了一个月时间机动到意大利北部的费拉拉。305步兵师1943年2月在布列塔尼重建，经过了五个月的训练后才在7月26日接到了控制阿尔卑斯山口要道的命令。76步兵师同样也是1943年2月在法国布列塔尼重建，不过这个师比同在布列塔尼的305步兵师要磨叽，8月才到达意大利。第24装甲师也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于1943年重建，3月调往诺曼底，然后前往意大利前线。第44步兵师在1943年7月还在中欧的因斯布鲁克地区，7月底才和友军305步兵师一起控制进入意大利的要道。71步兵师1943年4月在挪威重建，8月才到达奥地利境内。94步兵师在1943年7月的时候还尚未组建完毕，直到秋天，该师才算形成战斗力。比94步兵师还要苦逼的那还得数第4伞兵师，该师1943年5月11日起在威尼斯开始组建，直到1944年初才形成战斗力。集团军群所属的党卫军全国领袖突击旅这时候还在科西嘉岛上呢！可以说B集团军群中10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和1943年库尔斯克会战期间的德军没啥子关系。

德军44步兵师占领意大利北部重要城市博尔扎诺，快速解除意军武装

​         这时候也许小伙伴们会问，B集团军群不是有11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么？还有一个师呢？这个师是党卫军第1装甲师，该师确实是从东线来的，但是这个师离开库尔斯克前线之前把重装备统统打包送给了友军党卫军第3装甲师，可以说人家离开东线一身轻松，同时加强了友军的持久战斗能力。也许有人会问为何意大利投降后党卫军1装甲师进入意大利是带着四号坦克等重装备过去的？答案很简单，为什么人家非要直线去意大利呢？人家不能先去奥地利接收新装备再去意大利吗？我们不难看出，种种迹象标明，曼施坦因的表述并不是那么确切。而大家也清楚地看到，德军B集团军群新组建的10个师又一个党卫军突击旅里，按照库尔斯克战役的标准，能够具备有效进攻的只有第3装甲掷弹兵师和第24装甲师。这两个师去南线解除意军武装尚可，但是面对库尔斯克苏军强大的草原方面军预备队，实在是杯水车薪。

党卫军第1装甲师的坦克在米兰

​         至于党卫军全国领袖突击旅，大家可不要因为该旅顶着个党卫军的名号就认为突击旅战斗力和党卫军的装甲师一样强，事实上因为该部队是从营扩编到旅，但是有战斗经验的人员极度缺乏。当意大利投降时，该旅要解除岛上两个意军师的武装，但是，这个旅不仅没有解除意军武装，反而差点被意军和前来增援的盟军吃掉。要不是非洲军的老前辈90轻步兵师前来接应帮助撤退，该旅恐怕要创造“第一个被全建制歼灭的党卫军团级以上部队”的记录了。我们不难看出，就算德军能超时空转换让这新组建的10个师又1个旅前往库尔斯克前线，不仅不能挽回战局，反而会把这个集团军群给坑了。

党卫军全国领袖突击旅的摩托化步兵在罗马横行无忌

​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事实上，时任装甲兵总监的古德里安则非常清醒。正如1943年5月他面对凯特尔的“我们因为政治上的理由，必须要进攻!”的回答:“你想想看，到底又有几个人知道库尔斯克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攻下了库尔斯克与否，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件无关大雅的事情?所以你为什么又一定要在今年发动攻势呢?”可见，首先在政治上，德军统帅部都犯了错误。其次，古德里安也清醒地看到德国统帅部在决定进攻的前提之下反而做了分散了自己的用于进攻的装甲部队这一令人费解的决定。德军第1装甲师在1943年后整补完毕并装备了新型的豹式坦克，但是凯特尔竟然命令其开拔希腊防止英军登陆。古德里安当时提出反对：希腊是多山地地形，你与其派装甲部队不如派山地师前去防守比较适宜。而凯特尔的回答则令古德里安听后压根就不想搭理他，因为在凯特尔元帅的眼里，山地师所需要的牲畜的饲料占用太多的运输工具，麻烦！虽然经过力争，第1装甲师的豹式坦克营留下来了，可是在库尔斯克会战期间，德军的这个最强大的预备队在希腊，无所事事。至于曼施坦因在库尔斯克会战期间在南线的进攻战果，视察过前线的古德里安得出的结论远比身在局中的曼施坦因清醒：南线的德军战果看上去确实不错，但是，南线的德军实力在苏军的顽强抵抗下，“既不足以封锁住突出地带，也复不足以强迫敌军退却。”8月苏军的反击也证明，曼施坦因的判断确实是太乐观了。

1943年在东线的古德里安

​

库尔斯克会战期间苏军的反坦克小组

​

苏军的节节抵抗迟滞了德军的进攻

​

苏军进行步坦协同，展开反击

​       我们不难看出，德军统帅部战前的错误，苏德在1943年期间实力的对比的根本性变化，才是德军库尔斯克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所谓“德军从库尔斯克抽兵到意大利导致库尔斯克战役失败”的说法，把库尔斯克会战失败归咎于意大利的说法，实在是不知从何谈起。也许在信奉这些说法的人眼中，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就如同国足输球怪草皮的关系，也许他们更适合当国足的铁杆粉丝。

​

朱可夫围观缴获的虎式坦克

经常有家长说，“我要好好教育教育孩子”;也有家长会讨论，“到底哪种教育适合我们家孩子”;更有专家学者说，“教育是开启每个人生命的钥匙”。那么，到底什么是教育呢?教育，到底是让孩子怎样更好的学习到知识，还是更好地成长呢?

其实，教育，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以哪种方式去活着，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活的方式”。而教育，应该称之为：生命方式。就是选择哪一种方式，度过自己的生命。

当这种方式适合这个生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生命充满着活力和激情——和外在的评判标准不一样，这种感受，只有生命的主体，也就是这个人才会知晓。

而这个地球上，有多少个人，其实就有多少种生命的方式。有的机缘巧合，表现的充分，就成为大家瞩目的对象，更多的，则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一生。但，就本质上，其实没有任何的不同。

最好的教育，就是帮助每一个孩子，去找到自己的生命价值。从事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就足够了。

如果他所做的事情，还对社会有一些帮助，那就太好了，就算没有，也没有什么关系;他所过的生活，如果是健康幸福的，那就很完美了，如果不是，只要不影响他人，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对于生命，每个人，只有他自己，才能对它负责。这是任何人都代替不了的，无论你是他的亲爹，还是亲妈。

孩子渴了，饿了，悲伤了，快乐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同样的，孩子的生命里，最需要什么，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哪一种生命的方式，最适合自己，也只有他才知道。

　　家长选取哪种教育，其实是来源于自己的价值观

家长给予孩子哪种教育，其实是家长期待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度过怎样的人生。

作为家长，你所给予孩子的教育方式，就是你对生命的理解体现。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你觉得一个人最宝贵的是什么，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期望孩子得到。

譬如，你觉得一个人最宝贵的是平安和顺遂，你就会让孩子不要去冒险、拼搏，只要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就好;如果你觉得一个人最宝贵的是个性和自由，你就会鼓励孩子做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不要受到太多规则和制度的限制，追求自己的人生。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两种比较的方式。一种，是我曾经这么度过人生的，并且我对自己很满意，那么，我就要把这么宝贵的人生体验都教给你。

另一种，是我曾经没有度过的人生，我现在很后悔遗憾，觉得如果那样的话我会很幸福，那么，我就要告诉你，你应该学习我没有学到的，过着和我不一样的人生。

拿商人的角色来说吧。很多商人自己做事业，做得很好，既有成就感，也过着自己认可的生活方式。于是，就想自己的孩子，也要和自己一样，不仅从小就给孩子进行各种相关的知识、技能、礼仪等的培训，甚至每天早餐的时候，让孩子看公司的财务报表。这就是典型的第一种类型。

再来看看第二种。也是商人，事业也做得很好，但一点也不喜欢剧烈的竞争，背负的巨大责任，更不享受繁重的会务和频繁的外出。那么，他就会告诫孩子，干什么都行，就是别做商人。然后，不仅不让孩子接触任何和商业有关的信息、知识，还会专门注意孩子的艺术、文学等等的培养。

可是，很多刻意培养下一代商业经营的家庭，孩子成为了艺术家;而刻意不想让孩子从商的，孩子却无比热衷于商业事业。

　　无论哪种方式，请尊重每个孩子的内在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与生俱来的某种东西，科学家叫它基因，哲学家叫它天分，宗教家叫它命运。叫什么就不多做纠结，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内在”。

每个孩子都有着自己的内在。而且，每个孩子的内在，都是不一样的。这种内在，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性格品质，一种是才华技能。

于性格品质来说，大多是一诞生就体现出来的。养育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就算刚刚出生的孩子，所表现出来的个性脾气都会不同。

最明显的就是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姐妹，同样的父母，可能打小就可以感觉到有的孩子很乖巧，有的孩子很霸道，有的孩子很敏感，有的孩子很任性。这些，真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上天注定”，而且，很难改变和扭转的。

而且，我们所说的，“性格决定命运”，其实就是指的这一部分。家长无论要给予孩子怎样的教育，都要首先考虑到这个因素。否则的话，就会遇到很多的冲突和矛盾。

这部分是孩子的根基，那么，才华和技能，则是生长在其上的枝条。这一部分，是随着孩子的身体成长，以及认知程度，还有知识学习的变化，逐渐呈现出来的。

譬如，有的孩子性格活泼，随着开始掌握语言技能，就变成了一个小演员，能说会道爱表演。有的孩子生性沉稳，刚开始能够拿到东西，就会一个人琢磨很久，再大一点，还要研究内部的结构。

同样的，我们所说的“知识改变命运”，指的大多是这一部分。家长无论想要孩子在哪些方面有很好的发展，也要考虑到这个因素，就是和孩子品行所一致的“天分”，顺应、鼓励，并发展它。

　　让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教育方式

“知识”是应该长在“性格”之上的，这才能构成统一的“内在”。有了这个统一的内在，你才不会在乎一个孩子在数学课上看惠特曼的诗集，或者一个热爱数学的孩子从来不读文学经典。

理想的状态，是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教育方式。可是，这可能吗?

在家里，家长要发现孩子的内在，并给予适合孩子发展的环境。在学校呢，则不进行标准化的教学，给予每个孩子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学习自由。

在纽约，已经有一位前GOOGLE的员工，创办了基于尊重每个孩子学习规律的学校Altshool。在那里，每个孩子可以根据自己的特性，选择上什么课，以及课程的进度。

而老师则会根据这个孩子的所有学习数据，以及行为兴趣的评估，给孩子完全属于自己的课程表和评价体系。也就是说，一个10岁的孩子，可以上一年级的阅读，而同时上五年级的数学。反过来，也可以。

在这种教育方式之下，每个孩子都会发现自己比别人做的好的地方，同时也会发现自己有不如别人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帮助别人，也需要向别人学习。自然，也就不会有“优生或差生”的评价体系了。

有人会问，这适合吗，会不会变成放羊班，让孩子失去了进取心?的确，我们不能对这种教育方式打包票。但是，需要承认，这种教育在方向是对的。而且，尊重了每个孩子的成长。适合这个孩子的教育方式，对于这个孩子的生命，不就是最好吗?

那么，类似Altshool这样的理想的个性教育方式，于我们遥远吗，我们永远也不会达到吗?

在北京，也有教育机构自己编课本、进行全人教育(关注每个人智力、情感、社会性、物质性、艺术性、创造性与潜力的全面挖掘)、还有大课制的公立学校，不设期末考试，而是进行五天的闯关游戏活动，分为讲故事、数字游戏、唱歌跳舞等等的关卡，不打分数，只分过不过关。

所以，就算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我们依然能够做很多事情，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相对自由个性的成长。

而作为家长，你多做哪怕一点，你的孩子就会因此而受益很多。而我们的学校、社会和每个家庭，其实都应该为个性化的教育，积极去努力。

所以，请多做一点，不要在乎别人的评价，因为你所改变的，是自己孩子的命运。

6月30日，南昌市解放西路上的龙王庙立交桥，在两百辆大型机械的“围攻”了，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相关的报道显示，这座立交桥只使用了25年。对一座体量庞大的建筑物来说，25年的“寿命”，大约只相当于人的40岁，40岁而殁，让人惋惜。

现在城市交通发展太快，城市建设步伐太快，25年前建造龙王庙立交桥时，城市规划部门绝对想不到南昌的马路上会有这么多汽车，龙王庙立交桥会有这么堵。如果我们苛责当初的规划、设计人员没有远见、缺乏眼光，没有将立交桥设计成四层的全互通模式，那是不公正的。谁后脑上长了眼睛呢，谁能料想到25年后的事呢？可是，料想不到25年后的事，三年后的事应该想得到吧？一年后的事应该想得到吧？再退一步说，眼面前的事应该想得到吧？但在我看来，南昌市市政规划部门或人员，在规划的科学性、周密性和预见性方面，确实差了一把火。 

还是拿龙王庙立交桥来说事。我家就住在龙王庙立交桥附近，每天上下班都要从立交桥下过。大约在三年前，龙王庙开展大规模的加固施工，工期逾一年。我是外行，不知道加固工程的细节，但长达一年的施工期，工程量的浩大是可想而知的。工程结束，拆去挡板，桥墩变粗了，桥下总算可以通行了。但时隔不久，又围了起来，这一回是给立交桥粉刷打扮，将整座桥刮瓷，粉刷一新。接下来装灯，密密麻麻地安装装饰灯。经这一番改造，立交桥坚固了，漂亮了，但花的钱肯定不少。遗憾的是，不到三年，一夜之间，立交桥拆掉了。三年前加固的立交桥变成了尘土，变成了垃圾。美化、亮化立交桥的钱打了水漂。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井冈山大道至南莲路的快速公交道改造上。两年前，南昌市开始开膛剖肚式地开挖井冈山大道，建设首条快速公交道。其时的官方描述是，建成后，公交车可以快速通行，可大大压缩运行时间。当初我就觉得疑惑：马路没有拓宽，车辆还是原先一样多，没有新建上跨立交桥，没有新挖下穿隧道，红绿灯一处也没有减少，公交车怎么就能大幅度压缩运行时间？

此工程至今两年多，做做停停，停停做做，这个月围挡左边，下个月围挡右边，原本还算通畅的道路生生被堵了两年。快速道变成了慢速道，弄得市民叫苦连天。其间有纸媒报道，工程做做停停的原因是原设计存在不合理之处，需要改进。

我的天哪，这项耗资几十亿的工程，竟然也能当成“拉链工程”吗？想开工就开工，发现不对劲就停工，边做边改，边改边做，这玩笑开得太大了吧？当初的设计，连我这个完全的外行都知道不合理，为什么专业设计人员就不知道呢？专业的管理机构就不知道呢？工程做到一半了再来修改，脚下踩块西瓜皮，溜到哪里算哪里，这不仅是没有远见和预见性的问题，而是没有职业操守和道德情怀，让在这条道路上通行的人吃了多少灰，浪费了多少时间！ 

一条主干道改造工程，做了两年发现没有人行天桥，再来修改设计，架天桥。要架天桥，才发现还要拆房子。要拆房子，还得要安置房和补偿资金！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年多呀，这条路就没有一天是好走的！这条“快速公交道”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建成，眼下谁也说不清楚，当初定下的竣工日期再也没人提了。或许，规划与设计人员又发现了新的不合理，又要开始新的“修改设计”也未可知呢。

一项浩大的城市建设工程，尤其是与民生紧密相关的工程，决策之前应该慎之又慎，想了又想才对。不说站得高、看得远，为子孙后代造福，至少是不能眼下就漏洞百出，不能挖了填填了挖，饱受诟病吧？一念之下，一拍脑门，一人说了算，冲动性做决定，既无长远规划，又缺乏科学认证，实在是对不起老百姓。 

本文发表在《坦克装甲车辆》2016年6月（下）上，以下是正文：

1953年7月的东山岛战役，标志着我军通过在东南沿海通过公路机动兵力，已能挫败台湾国民党军军级规模的进犯。 1957年4月12日，随着鹰厦铁路的通车，我军在东南方向上的战略投送能力有了空前提高。在1958年的炮击金门和1962年的东南沿海紧急战备过程中，建成不久的鹰厦铁路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鹰厦铁路的起点鹰潭。这是1958年的鹰潭站站景。

刚建成时的厦门火车站

鹰厦铁路示意图

厦门海堤首次通车场景

车过山涧

             钢铁动脉

1957年4月12日，虽是鹰厦铁路通车的纪念日。但此后鹰厦铁路仍然只是试运营，目的是检验工程和设备质量，解决试运营期间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直到1958年元旦，鹰厦铁路才正式交付给南昌铁路局转入正常运营。当时的南昌铁路局辖江西、福建两省。驻局军代处归福州军区领导。时任处长是郭生，副处长是高福祥。

鹰厦铁路是王震率8个铁道兵师，在闽赣两省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仅用22个月就修通的急造军路。由于所经之处多为高山峡谷，路陡弯多，桥隧比例之高，乃建国初期所罕见。因此鹰厦铁路的平均运行时速，仅有三、四十千米。开通初期每天通行2对客车和9对货车。机车牵引总吨数为1250吨。也就是说，除去货车自重，每列货车实际载货量在千吨以下。铁路部门的档案中记载，1958年鹰厦铁路共发达人员198万人，发送货物232万吨。其中军运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1958年，在鹰潭编组场里的军列和民用列车混在一起，等待起运。

1958年炮击金门行动虽于8月23日傍晚才开始，但早在当年5月份，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便已秘密展开。福州军区在厦门组成前线指挥所，下设军交组。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政委叶飞召集南昌铁路局、铁道兵11师，福建省支前委员会、福建省交通厅和福州军区后勤部，组成运输指挥所，由南昌铁路局局长刘白涛任指挥，下设运输、工程抢修、组织动员等机构。该运输指挥所成立后接到的首个任务，就是限时秘密输送2000个车皮的军用物资入闽。这个重任之所以交给铁路，是因为当时长春一汽虽已投产，但年产量尚只有数千辆。中国汽车保有量不足，军队汽车保有量就更少了。如此之多的物资，如果都走公路运输，耗费极大，时间也将拖得很长，而且很难保密。

此时的福建上空，仍是台湾国民党空军的训练空域。整个福建省从沿海到纵深，都是国民党空军肆意妄为的靶场。作为运输动脉的鹰厦铁路，自然也是对方的重点攻击目标。与此同时，当时沿海一带潜伏特务、派遣特务的活动极为猖獗，要在这样复杂恶劣的条件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大批部队和作战物资调入厦门前线，难度不是一般地大。

军列奔驰在厦门海堤上 。

不过，诞生在解放战争炮火硝烟中的人民铁路，号称半军事化管理，绝非虚言。在这种关键时刻，铁路部门“全路一盘棋”、“令行禁止”的优良传统就显出优越性来了。南昌铁路局一声令下，鹰厦铁路沿线各单位秘密转入了战时状态。但凡有军列装卸或通过，各单位均挑选党员干部和通过了严格政审的可靠群众参与作业。

在严格保密的同时，如何尽可能提高运力，是摆在铁路局和军交运输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如果按常规，鹰厦线上既有的9趟图定货车即便全转为军列，也无法满足需求。而停掉2趟图定客车，虽可增开6趟货车，但时间一长，难免会让台湾方面察觉到异常。为达成战役行动突然性，铁路部门决定鹰厦线的客车照开不误，但货车采用“平行运输法”，以最大限度提高运输能力。

炮击金门前，大批作战物资经鹰厦线运抵前线卸载点。

制约运输速度的，不仅是运力，还有卸载回空速度。由于急于抢进度，鹰厦线开通时，各货运站的股道偏少，有效长度仅450米，卸载设备也不充足。对此，南昌铁路局所属工程部门会同铁道兵部，在一些卸载站抢修卸车股道，并将一些客运站改为客货混合站，新增不少卸载点，极大提高了卸载能力。

为进一步提高卸载速度，避免物资积压，驻南昌局军代处会同南昌铁路局调度所，把牢新余、金华两个货车接入口，根据福建境内各卸载地域情况，采取保留待运的办法，控制进入鹰厦线的军列次序与数量，并及时向物资接收部队通报军列到站时间、品名、批数、车数。以便各部队提前做好卸车准备。车一到便组织不间断卸车。

沿途的崇山峻岭，为行驶在鹰厦线上的军列提供了天然保护。

在安全方面，解放军增调了不少高炮部队，严密掩护鹰厦铁路重要的桥梁、隧道与卸车点。铁路方面于8月初，在厦门岛北部的高崎抢建了一个货运站。该地位于金门敌炮兵射程之外，供应厦门岛驻军的物资，从8月起便大部分在新建成的高崎站卸车。

沿途桥梁多，是鹰厦铁路一大特点。

     据统计，在当年6至7月间，仅南京军区就通过鹰厦铁路向前线输送了3588个车皮的部队和弹药。其中从7月20日至8月9日，入闽空军所需的22109吨各型油料、1722吨航空弹药、1604付副油箱，以及20163吨其他物资，就通过鹰厦铁路运入了福建境内。为入闽的空军6个航空兵师、17个飞行团的520架各型飞机提供了战斗保障。

民兵运送炮弹到 金门前线

     在炮击行动开始后，铁路方面一度停开了鹰厦线上的客车，腾出运力全力保障前线作战物资，特别是消耗量最大的炮弹供应。

人民解放军炮兵某部在炮击金门前表决心

                  特殊军列

如果说铁路运送其他物资还相对好办的话，那么运输鱼雷艇就是个天大的难题，值得大书特书一笔。

炮击金门是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中央军委决定调东海舰队6支队1大队的12条P-4鱼雷艇到厦门。摆在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面前的，有两个运输方案。一是走海路南下，航程约700海里。走这条路，在温州以北海域没问题。但自洞头岛以南，便是国民党军占领的岛屿海域。鱼雷艇编队的一举一动都在对方监视之下，根本无密可保。而且鱼雷艇连续航行700余海里，会对主机造成巨大损耗，不利于之后的作战。二是通过铁路从鹰厦线运抵厦门海域。铁路运输保密系数虽高，但鹰厦铁路沿途多为崇山峻岭，鱼雷快艇要随车驶过很多桥梁和隧道，技术要求高，有一定风险。最后，陶勇拍板决定走铁路运输。上海铁路局、南京军区军运处，会同东海舰队军运处，于1958年7月初便开始秘密研究装载方案，逐一解决问题。

P4鱼雷艇

他们遇到的首个难题，便是P-4鱼雷艇艇长19.5米，超出了铁路平板车长度。鹰厦线弯道多，最小半径曲线仅为250米，列车过这种弯道时，鱼雷艇极易超出限界。打坏铁路行车设备事小，损坏鱼雷艇影响作战行动事大。最后，上海铁路局货运处提出以3节平板车运载2艘P-4鱼雷艇的方案：装载时两艇艇首相对，鱼雷艇的重心落在前后两条平板车上。过弯道时，两个艇首可在中间一节平板车上左右摆动，不至于因超出限界而受损。

第二个难题，就是鱼雷艇军列的伪装问题。其他军用物资，可装在封闭的铁路棚车内，让人无从判断物资品类。运输坦克、大炮、汽车虽用平板车，但铁路运输这些装备乃家常便饭，也不至于引起太多关注。但鱼雷艇就不一样了，更何况是要运往情况复杂敏感的厦门前线。军方和铁路方面最后决定，拆卸鱼雷艇上的部分设备和天线，在平板车上的空处堆木箱，搭木架，再外罩帆布。如此一来，从外观上再也看不出是鱼雷艇。

第三个难题，便是运到厦门后，在何处卸车。鱼雷快艇自然应该在海边卸下。炮击金门时，我军炮兵阵地分为三大块：金门东北方向的围头，金门北面的莲河，以及金门以西的厦门。运往前线的物资，尤其是炮弹，大多在集美及其以北的各站卸车。供应厦门岛上各炮兵阵地的炮弹，则集中在高崎站卸载。集美和高崎虽在国民党炮兵射程之外，但在此卸车却难逃对方的空中侦察。正为难之时，南昌铁路局相关部门为部队的同志献计献策：当初修厦门车站时，就考虑到了防炮防空需求，因此厦门车站虽为尽头站，但车站向西南方面修了一条3600余米的延长线，直通海边。靠近这条延长线的尽头，修了座500米长的“鸿山隧道”。这是厦门岛上唯一的铁路隧道。平时，客货列车抵达厦门站后，一般都立即将车底拉入“鸿山隧道”防空。此隧道出口处离和平码头很近，鱼雷艇在此下水不难。得到这个信息后，东海舰队厦门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清率部仅用几天时间，在和平码头抢修出200米长的铁路线。

鸿山隧道

1958年7月底，12艘P-4鱼雷艇在上海港张华浜车站秘密装车和伪装。在现场作业的，全是上海铁路局精挑细选出来的科以上干部，清一色党员。上海铁路局局长、局党委书记亲自到现场指挥装载和伪装。

和普通军列一样，这趟军列由客货车混编而成。硬座车厢里，坐满了改穿陆军制服的东海舰队指战员。7月31日，这趟编号为10689次的特殊军列从张华浜站鸣笛启程，驶往千里之外的厦门。在机头开火车的，却是来自沈阳铁路局锦州机务段的包乘组。

铁路方面之所以如此安排，绝非不信任上海铁路局的司机，而是因为火车司机平时跑一段交路，办完交接便折返。从上海到厦门，按常规有许多机车折返点。一路上交接的次数越多，出纰漏的可能性越大。而要让上海局的司机跨局一路跑到底，则出乘的时间过长，容易引起家属的好奇，增加了保密难度。因此10689次军列编成前，铁道部特意以执行部专运任务的名义，从锦州机务段调2个经受过抗美援朝战火考验的包乘组进京。当他们一行6人风尘仆仆抵达北京车站时，铁道部派专人在站台迎接，并没让他们出站，直接领着大家踏上了驶往上海的列车。抵达上海后，这2个包乘组直接向上海铁路局局长报到，接受相关任务指示。直到此时，他们才知晓此行的真正目的。

今日鸿山隧道内景

8月2日拂晓前，10689次列车一路畅行无阻地抵达厦门岛，直接开进靠近海边的“鸿山隧道”隐蔽起来。车上所有人员，均按命令在隧道里隐蔽了整整一天。天亮后，彭德清等人着便装进入隧道，见到了熟悉的老部下们，但却对车上载运的特殊货物毫无察觉，直到部下们一语道破，彭德清这才恍然大悟，连称“没想到，没想到”。

 “鸿山隧道”附近有厦门大学的家属区。从8月2日下午，相关部门动员居民们暂时疏散转移。当晚，1台50吨的吊机开到了和平码头附近，于深夜开始卸车。8月3日拂晓前，12艘鱼雷艇均顺利下水，由帆船掩护，开到虎屿集结待命。10689次特殊军列顺利完成使命。

海岸炮兵第21团装备的铁道炮接收受自旅大苏军。该炮参加了二战。

除了运输鱼雷艇，在炮击行动开始后，还有4趟特殊军列经鹰厦铁路来到了厦门前线。这是因为美国紧急援助了国民党军不少远程火炮。为压制敌炮，中央军委决定调驻防大连的海军海岸炮兵第21团急赴厦门前线。1955年苏联从旅大地区撤军时，该团接收了苏军的4列铁道炮。每列装有4门B-13型130毫米舰炮，最大射程25.5千米，超过了金门岛上国民党军射程最远的M59 155毫米加农炮的23.2千米最大射程。

这次特殊的军运，要比运输鱼雷艇要容易得多。因为此时人民空军已经掌握了福建上空的制空权。炮击金门行动已经持续了数月之久，对保密的要求也已远不如战前那么高。1958年11月底，这4列铁道炮陆续经鹰厦线抵达厦门前线。1959年1月3日，该团第171连协同陆军炮兵部队对金门国民党军炮兵阵地进行压制性炮击。1月7日，该团第171、174连协同陆军炮兵部队对金门国民党军进行惩罚性炮击。此后，金门国民党炮兵再不敢轻易向大陆炮击。

海岸炮兵第21团的铁道炮在厦门前线压制金门远程炮火

紧急战备

1962年夏初，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下，妄图大举窜犯我东南沿海地区。为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福州军区于5月底转入紧急战备。6月10日，中央军委下达加强东南沿海地区战备工作的指示，命令63军189师、66军196师、1军1师、39军116师、26军76师、60军179师、42军124师，共7个战备值班师，以及2个铁道兵团，2个舟桥团，加上从全军抽调的补充福建前线的数万老兵、新兵，共计12万人和各类装备物资，紧急增援福建。

外福支线于1959年4月建成。图为架桥机在闽江大桥上辅架作业。

鹰厦铁路，已于1959年修通了一条由外洋至福州的支线，使得整条铁路呈“人”字型，能同时兼顾福州和厦门两个重要方向。福州铁路局也于1959年初挂牌成立，脱离了南昌铁路局建制。由于此次紧急战备运输是鹰厦线投产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运输任务，入闽参战部队涉及7大军区，11个省市，几乎在同一时间装车，向福建开进。每天有70列军列在千里铁道线上运行，在短时间内密集到达金华、株州两个分界口接入浙赣线。因此总后勤部军交运输部在鹰潭开设了运输司令部，统一指挥此次紧急战备运输。南昌、福州铁路局均成立由军代表、车、机、工、电、辆、卫、公安等部门参加军运联合办公室，主要领导亲自挂帅。铁路业务部门积极对军运车辆检查、修补、清扫、洗涮、消毒、整备，在代客车内安装火炉、架床板，铺草席，为武器装备的装载加固准备了大量的三角木、扒钉、绞棒、铁丝、渡板等器材，满足军队的需要。

1962年，中央军委一声令下，7个战备值班师乘火车向福建机动。图为运载坦克部队的军列。

当时适逢鹰厦铁路沿线暴雨成灾，塌方断道乃家常便饭，列车通过能力显著下降。南昌、福州两个铁路局一面组织工程部门会同铁道兵抢修线路，一面将鹰厦线上的客车全部停开，每天开行的13对货车中，军列占用10对，在保证最低限度民用需求的同时，尽最大可能保证军运运力。铁路调度部门与鹰潭前进指挥所密切合作，一方面挖掘运输潜能，提高通过能力，开设线路所，加固慢行区间，提高运行速度和通过能力，在行车组织上做到图满线，列满轴，车满载，充分挖掘运输效能，另一方面则对鹰厦线一时接不进，卸不下的列车，有计划地保留在浙赣线或广州、上海局管内待命。

蜿蜒在崇山峻岭间的鹰厦铁路对东南沿海国防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图中的柯周坑站，当年也是军列的卸载站之一

26军76师、60军179师原计划通过铁路输送到外福线上莪洋以东卸载集结，由于外福线闽江特大桥被洪水冲下的木排冲断两次，中断通车长达52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央军委决定这2个师在上饶站卸载，改由公路行军至集结地域。

6月1日至7月10日，是此次紧急战备运输的第一阶段，经军地双方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将2个军前指、7个战备师、3个团及数万余吨军用物资运至指定地域。6月1日至7月10日通过鹰厦线入闽运的202列列车，5562节车皮中，部队占用了179列，5033车。其中新兵4列，94车，老兵15列，354车，其他4列81车。军用物资合计602车，20485吨。其中弹药183车，7320吨。油料119车，4155吨。其它300车，9010吨。

1962年东南沿海应急备战期间，山洪频发，鹰厦线时常因水害塌方而中断运行。图为铁道兵抢通线路后，欢送军列路过。

由于部队通过铁路密集机动，而军交运输部门在江西境内只有上饶、鹰潭、新余三个军供站，因此福州军区提请江西省政府在萍乡、宜春、樟树、向塘、东乡等地，迅速及时地开设临时茶水、饮食供应站。在副食品供应紧张困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调配充足，为运行中军列，特别是受阻军列上的部队，提供了较好的供应保障。沿线供应站的水、电供应得到了铁路的大力支持。

8月5日至23日，是紧急战备运输的第二阶段。为适应持续战备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将在闽的3个战备师，调至战役纵深地区。需由福建经鹰厦铁路运至江西境内的浙赣线上卸载。第一阶段的战备运输，有强烈的“示形”意味。而第二阶段的调整运输涉及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因此需要高度保密。

鹰厦铁路以山高路险，沿途情况复杂而著称。

福州军区司令部为此成立了装卸指挥所，分别在漳州、龙岩、莪洋（含白沙）成立装载指挥所。在宜春（含新余、分宜、萍乡），上饶（含玉山、江山），童家（含贵溪、东乡、弋阳）成立卸载指挥所。有关装载工作以部队为主负责，所需车辆，备品、装卸设备以及有关车辆检查、清扫、消毒、计划组织，调车作业等工作，由铁路局负责保障。各部队另成立装卸作业队，负责装备物资及时装卸。

由于铁路领导重视，在机车、车辆、装卸设备、捆绑加固材料方面给了很好的保障，南昌局赵国栋局长，福州局董道副局长等负责同志均亲到装卸现场指导，就地解决问题，因此圆满完成了国内首次大批隐蔽运输，共开行军列77列，计1993车。

任务完成后，福州军区于1962年9月1日致电铁道部和南昌、福州铁路局，电文如下：

            表扬南昌、福州铁路局

8月份的战备运输任务，在铁道部的大力支持下，福州、南昌两铁路局党委十分重视，对这次任务尽了最大努力，达到了军区要求，迅速、准确、安全、机密的目的。胜利完成了此次任务，受到了部队的赞扬，军区亦极为满意。为此，我们除表示感谢外，并建议铁道部，对两个铁路局予以表扬和奖励。

鹰厦线上共有47座隧道。

面对大陆方面的铜墙铁壁，以及变化的国际形势，台湾国民党方面感觉无机可乘，遂悄悄放弃了“反攻大陆”的原订计划。随着东南沿海形势的缓和，从10月23日起至11月16日止，入闽参战部队开始回撤运输。输送5个师、2个舟桥团，共106列，3122车。由于党政军和铁路领导重视，各方面协同配合好，再加上有了前两次运输的经验，组织与实施方法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因此，历时23天的回撤运输，进行得相当顺利。

据统计，此次东南沿海紧急战备运输自6月1日开始，至11月16日结束，共运输部队387列军列，10669车，18.2万人，各类物资8.3万吨。各军用饮食供应站，对乘运部队供应粮食175，158斤，开水64249担，马草8460斤，马料8550斤。充分保证了乘车部队沿途的饮食和开水供应。

 

驻厦门海堤附近的高炮部队，为过往列车撑起了保护伞。

山岳铁路鹰厦线

满洲里，一个从二十世纪初因边境铁路交通而逐渐成长起来的北方名城。它“一眼望俄蒙，鸡鸣闻三国”。

在今天的中国，凡是做小商品交易的，都知道这个著名的边贸集散地及口岸城市。融汇着中俄蒙三国风情，被誉为“东亚之窗”。翻开中国版图，宛如一颗璀璨的钻石，镶嵌在昂首的鸡冠之上。

​作为城市，它是年轻的，而在中国革命史上，尤其是中共早期斗争史上，它更是一座英雄之城，且是“无名英雄”之城。以其对中国红色革命而言，它和上海，北京等中共早期组织萌发地一样，见证了一个政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变迁。

这个魅力无限北疆边陲城市，蒙语原名“霍勒津布拉格”，意为“旺盛的泉水”。

1901年因东清铁路的修建而得俄语名“满洲里亚”，随着来往于中俄蒙的国人日益增多，念成汉语发音，“亚”字发音越来越轻，变成了今天的“满洲里”定名。

伪满洲国时期的满洲里一景

百年前的满洲里，有一条通向前苏联（今俄罗斯边境）方向的小土路，在1920年到1937年的十八年间，年轻的中共与共产国际、前苏共，就是通过这条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完成了人员往来，取得了红色“普罗米修斯火种”。

满洲里，迎来送往了几乎囊括了中共初创开始，早期所有的领导人，以及各类重要干部、文件（情报），物资等，被誉为“一座红色的国际桥梁”。毫不夸张的说，这条中国边城的神秘小道，曾左右过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而这座“无名英雄之城”，当与上海、瑞金、延安，西柏坡等并肩而立在中共斗争史上，毫不逊色。

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遗迹碑

​民国初年，中国军阀拥兵自重，各霸一方。

 1918年，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他在东三省的势力得到北洋政府的承认。不久，张作霖又兼任蒙疆经略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东北军阀张作霖

​​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俄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以后，随着前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建立，带动了世界共产主义的蓬勃发展。当时的满洲里是游牧民族放牧牛羊的地方，地广人稀，反革命势力相对薄弱，并且交通便利，距前苏俄国境站86号小站只有9公里，每天有一列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开往海参崴的旅客列车对开，前苏俄86号小站则每天有一列开往赤塔至莫斯科的旅客列车。因此，这条经哈尔滨、满洲里到苏联莫斯科的路线要比乘轮船节省很多时间和经费，也相对安全。

当苏俄在十月革命后，建立了世界上首个红色政权后，中国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爱国者们，就即开始寻求革命成功的真理，并因此接受了共产国际和前苏共的帮助，为自己积弱积贫，并屡受帝国主义和旧军阀压榨的祖国，寻找一条光明的出路。

​这些在民众中逐渐觉醒的新的革命意识，包括因为前苏俄的成功，大量涌入中国境内的白俄盲流，让张作霖感到不安，它向呼伦贝尔等边境地区派遣了军队。

1920年，苏俄红色政权愈益强大，前苏国内战争已经分出胜负，远东红军对白俄武装（谢米诺夫白费武装）的追歼势如破竹。谢匪兵败，但武装骚扰满洲里等中苏边界地区。

1920年3月，张作霖任命张奎武为呼伦贝尔镇守使，丁超为海满（海拉尔，满洲里）警备司令，加强了一度消失了的边境防务，严格盘查来往行人

 。

白匪及首领谢米诺夫，披大衣坐椅子者

​1921年，张作霖决定，不许华人越境回国，也不许无官方证件的人出境，对边境实行戒严。以后还曾在满洲里四周掘壕为界，不许任何人随便出入，以防止被苏俄“赤化”。

随即，张作霖召开了军事行政特别会议，决定从东三省抽调5个旅的兵力组成临时边防军，分驻满洲里至绥芬河一线中苏边境。从此，中俄边境上的交通要道哨所林立，军警密布，车站、旅店、饭馆等处设有许多密探，严防中俄“赤色分子”出入中俄边境。整个满洲里犹如龙潭虎穴一般，机关重重。

也正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的中共党人，与共产国际，前苏共一起，完成了中共建党初期及以后多年的“红色大动脉”。

红色交通线从上海为起点，满洲里为国内最后一站，漫长而凶险。而从满洲里所负担的任务，以历史节点来看，则可以分成三部分。

分别是，建站前时期，满洲里秘密交通站（即“晋丰泰”杂货铺）时期，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站群时期。

建站前时期：

1920年至1931年。1920年前后，共产国际和苏共为了帮助还在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分子统一思想，建立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便是利用了满洲里的地利之便，开辟出了早期红色国际交通线。

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责成国际联络部的丽雅.伊萨耶芙娜专门主持该项红色国际交通工作，以来保证来往于中苏之间革命者的安全，在长长的旅途中，分别从上海、北京、哈尔滨等地设立了交通联络站（处），并在赤塔、86号小站、满洲里和海参崴、格罗捷阔沃、绥芬河等地设立了秘密交通点。在苏俄境内，前共产国际方还负责协调好中苏（前苏）边境驻防的前苏边防部队和保安部门（格鲁乌）做好接送工作。

满洲里老火车站

当时在哈尔滨的前苏俄驻满代表阿勃拉姆松采取多种方式经常来往于这条“红色交通线”，派交通员护送许多中国革命者赴苏俄和接送从苏俄入境的中俄革命者。

旧满洲里郊区乡镇街道上的路人景象

​ ​1921年夏始，中共正式建党后，中共的革命事业开始了第一轮蓬勃的发展，为了取得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在中共早期第一代满洲省委的领导组织下，实际上在东北地区开辟了3条地下交通线：

1.绥芬河徒步进入前苏。

2.黑河到苏联，

3.满洲里徒步出（入）境，由共产国际远东部门汇同前苏保安机构护送，火车至莫斯科。

这第三条通道，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线便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经过这条交通线进出中苏国境的人数今天已经无法确切统计。

如早年帮助成立中共，指导中共早期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越飞、李德等

而中共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基本也都是经满洲里去共产国际和苏联以及从苏联回国的。

中共创建人、早期领导人，重要干部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闻天、刘少奇、何叔衡、林伯渠、吴玉章、王明、张国焘等，也是由满洲里出入国境的。其中，还有越南，朝鲜的共产主义者。

“红色交通线”通过满洲里的具体通道一般为：

一，由上海乘海轮到大连（或营口），然后乘火车经沈阳、长春抵达哈尔滨。

二，由北平乘火车经天津、沈阳、长春抵哈尔滨。

三，哈尔滨作为中转总站，乘中东铁路火车北至满洲里，由满洲里中共秘密交通站负责等待时间的起居和联络，后秘密交接给前苏接应人员，徒步出境，到达奥特波尔（今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镇）上火车、经过赤塔等站点，在西伯利亚铁路上行驶，向着莫斯科行进。

​往来于中苏之间的革命者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在当时，共产国际，前苏共和年轻的中共都为建立和保障这条最为重要的秘密国际交通线付出了最大努力，甚至是血的代价。

该线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中共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护送使命，即中共唯一一次在境外的全国党代会，中共六大的代表们安全出境。该项任务由中共中央委派杨之华、龚饮冰和满洲省委唐宏经（六大代表）共同负责。

该时期，这条交通线在满洲里并没有建设成固定的交通站，全凭人脉关系和临机应变进行护送任务。

满洲里秘密交通站（即“晋丰泰”杂货铺）时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为了完成在东北（含东蒙地区）地区实行殖民化统治，并根据日本战争总策略，对前苏严格实行军事隔离（对峙）。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哈尔滨特务本部（关东军情报本部），满铁等日军，日特机构加强了中东铁路东西两线严查和防谍事务，这条工作了十余年的国际秘密通道受到了干扰。

满洲里是通往前苏的最重要节点，中共北满特委高度重视国际交通线工作，建设稳定的满洲里秘密交通站工作迫在眉睫。危难时刻，依然用尽最大的努力，保证该通道的畅通。

1931年11月初，中共北满特委负责人李大昌（即武胡景，后任上海中央军委书记，曾是中央特科后期领导人）亲自选派具有多年秘密工作经验的纪中发（化名司杜其卡）、李芳（原名关玉梅，又名关碧云。曾化名王妈、李兰芳、丽达等）以夫妻的名义到满洲里开设“晋丰泰”杂货铺（道北三道街北头，今83号），以此为据点，季中发负责外联，李芳负责“住机关”，建立了满洲里秘密交通站。

满洲里红色纪念馆里仿制还原的“晋丰泰”杂货铺

​1932年初到1934年5月，满洲里秘密交通站共送走了70余名中共最重要的高级干部去往前苏。同时，经满洲里秘密交通站过境的还包括朝鲜、越南等国的革命志士。

采用的形式或者是马车，或者是徒步过境。为了安全，该站只负责出境，不负责入境护送联络事宜。

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站群时期：

1934年，中共上海中央的组织遭到巨大破坏，加之东北（含东蒙地区）全境沦陷，并在日寇的策划下，建立了伪满洲国。中共满洲省委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这条由上海经哈尔滨、满洲里去前苏联的交通线被迫中断。

伪满洲国时期满洲里一景

1934年4月，原中共满洲省委交通局吉东交通站的站长杨永和（原名杨殿春，化名王玉山）、林凤珍（又名李秀贞）夫妇调到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站接替纪中发和李芳的工作，仍以“晋丰泰”杂货铺为掩护。

1935年，中共中央与满洲省委终于联络上，根据东北地区的形势，立刻通知满洲省委，原上海经哈尔滨去前苏的交通线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领导，联络工作（具体业务）由共产国际交通局负责。

1935年8月，国际交通线完全由共产国际所属的国际交通局领导，在哈尔滨设哈尔滨国际交通局。

1936年1月，根据形势要求，中共满洲省委撤销，设置了哈尔滨特委，韩守魁（后叛变）任书记。共产国际根据国际交通工作的迫切需要，从人力、财力方面加强了国际交通组织，在哈尔滨成立了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在前期，共产国际国际交通线已经在扎赉诺尔地区完成了交通站建设，作为满洲里交通站的辅助线，负责人杨殿成（杨永和之兄），助手是王化民（后调张发接任，对外一般称老李头）。

​为了完善交通线，和保障交通线沿途的安全，由共产国际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出资，在中东铁路东西两线和中苏边境地区接管和新建了5个交通站和5个联络处。

5个交通站是：

满洲里交通站。

扎赉诺尔交通站。

满洲里直通交通站。

博克图交通站。

密山交通站。

5个联络处是：

满洲里及扎赉诺尔方面联络处。

满洲里直通交通站联络处。

外国人会见处。

哈尔滨特委联络处。

密山方面联络处。

每个站（处）都配备了一至两名专职交通员，并制定了严格的工作程序，各交通站都必须按国际交通局的规定，在指定的联络处，按照事先规定好的暗语接头。

1936年4月，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委派前满洲省委交通局李子文、宋恩来负责建立了“满洲里直接交通站”。该站设在满洲里道北三道街，以开承和顺估衣铺为掩护。这个交通站不与满洲里交通站发生横向联系，建站的目的作为备份，如果满洲里和扎赉诺尔交通站发生意外，则由此站接过满洲里国际交通站的任务，保证中共同共产国际及前苏的联系不再中断。

​

满洲里传统的俄式木质建筑木刻楞

​而在满洲里的各类国际秘密交通站（点）不少于10个，形成了以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站为中心的交通站群（网络），包括“承和顺”沽衣铺、俄国人浴池、苏联人修鞋铺、苏侨诊所等等都曾安全护送过各类革命干部和国际友人。

如同中共工农红军一般，在艰难困苦中以长征的大无畏气概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上海到满洲里的红色国际交通线，在十八年间，何尝不是一条中国革命的“秘密长征路”。

从上海为起点，至满洲里为国内终点，再由满洲里出境，经86号小站（托利亚小站，即奥特波尔，今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由西比利亚大铁路经赤塔等地去往莫斯科的中国红色交通线，“秘密长征路”，在满洲里交通站，共产国际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和众多默默无闻的中共、前苏共党人的悉心保护下，安全运行了十八年。

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一景

​然而，祸起萧墙，打败我们的不是敌人，正如列宁所说的那句话：堡垒往往在内部被攻破。这条中国革命的大动脉线，终于，因为叛徒的出卖，在全民抗战的前夕，戛然而止。

1937年，中国历史上灾难深重的一年。中国已经经过了前面六年的局部地区抗战，如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联斗争，中国参与组织的抗日同盟军斗争（中共党员吉鸿昌部）等。当然，还有国民党军的长城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等。

​在这年，北平的卢沟桥枪响终于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但经过了第二次淞沪抗战的失败，时中国的首都南京，遭到了侵略军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震惊世界。

在中国东北地区，在日本侵略者的直接操纵下，一个涵盖今中国除关东州【注：今旅顺（原俄名：亚瑟港）和大连（原俄名：达利尼），当时因中国积弱等历史原因，该地区先后为俄、日租借地，并以此建立和发展了日本关东军。伪满成立后，该地区独立于伪满，仍为日本侵略殖民者的租借地区】以外的东三省全境，以及内蒙古东部（五盟市）及河北省的承德市、秦皇岛市等地区，非法占有中国国土面积达1133437平方公里的伪满洲国已经成立了五年。

时伪满洲国疆域

​日本在该地区除了掠夺资源，压榨中国民众，进行残酷的宪兵统治外，更是在国家意识形态上企图彻底改造当地人群。用强力高压的残暴手段，开始了侵略者的皇民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及伪满制造的伪宣传画

​这一切的重中之重，便是要彻底要剿除反对日本侵略军及伪满统治的抵抗运动，其中尤以中共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即东北抗联、城市地下斗争，即情报和交通为首要任务。

日本侵略者及伪满制造的伪宣传画

​为了进一步侦破伪满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切断该地区中共力量与共产国际及前苏的联系，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哈尔滨特务机关本部（后兼关东军情报本部）派出大批伪治安力量、宪兵队、特高课、各种暗探，汉奸等，四处张网对中共嫌疑分子和地下抵抗运动志士进行监视、跟踪、搜捕，加之各类引诱、收买等手段。从地下党组织内部进行破坏。

大浪淘沙，总有忠骨为国抛头颅洒热血，也可窥宵小魑魅魍魉徒为耳。

傅景勋（又名傅有、杜里、王守一），依兰县人。“九一八”事变前后，曾是东北军将领李杜部士兵。

1932年，在李杜部受到日寇进攻撤向梨树镇途中他脱离军队，后加入中国抗联队伍。

1934年1月，由战友吴成林介绍，成为中共党员，被派往前苏学习。

1935年12月下旬，与后任中共哈尔滨特委书记韩守魁等人一起从前苏经满洲里国际交通站返国。被任命为中共北满省委哈东特委宣传部长。

在日伪加紧对伪满统治地区的管制与政治肃查的环境中，意志力薄弱的傅景勋对革命前途感到了悲观和沮丧。继而在人格上急速堕落，叛国投敌逐渐成为了他的思想主导。

1937年3月1日，其借着外出给饭馆购买物资的时间，主动到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埠头区分遣队自首投敌，供述了他所知道的中共地下斗争组织，以及共产国际在伪满的组织情况。在整个供述过程中，他供述了：

1.1935年12月下旬，他由莫斯科回国时的国际交通关系和满洲里地下交通站交通员杨永和的情况。

2.供述了哈尔滨国际交通局中国方面负责人崔光棣。

3.满洲里交通站和扎赉诺尔交通站与哈尔滨联系人张发（俗称老李头）的情况。

4.供述了扎赉诺尔交通站负责人杨殿成、满洲里交通站负责人李子文、宋恩来的情况。

5.供述了哈尔滨外国人会见处负责人张宗伟等多处交通站及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并详细告知日为特务机关，供述出的这些人员的年龄、住址、交通联络站活动方式等信息。

6.供述了中共哈尔滨特委书记韩守魁，及他所掌握的其他各个中共组织关系。

7.供述了中共哈尔滨特委下属中共海伦县委的情况，致使该县委及县委领导下的46人被捕入狱，破坏殆尽。

根据他的交待，日伪哈尔滨警务统治委员会、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立刻采取了联合行动，指挥哈尔滨地区的日伪警察对各地区交通站的联络员及抗日爱国人士实行了镇压大逮捕。

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条伟大的红色交通线因为一个个领导级的叛徒出卖，终于走到了它使命的尽头。

1937年4月16日，中共哈尔滨特委书记韩守魁被抓捕，没有经受住日伪的威逼利诱，同样成了可耻的叛徒。他交代的口供，更加丰富了国际交通局及中共哈尔滨特委的情况。

1937年11月，共产国际哈尔滨国际交通局中国方面负责人崔光棣被捕，随即叛变。向日特务机关供出了各交通站和联络处的人员姓名、住址、各地区联络特点等情况，大批交通员随后相继被捕。至此，满洲里、扎赉诺尔、博克图等地，在中国境内伪满洲国地面上的共产国际国际交通局及其交通站和联络处被日本特务机关悉数破坏，除少数几个人如王化民（扎赉诺尔站），刘熄林（博克图站）等逃脱，后不知下落外，其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坚持地下交通线工作的反日本法西斯战士（含国际战士，因历史原因和形势需要，归属为共产国际交通局中共人员组织关系曾划归共产国际）计约二十余人，都被日本特务机关和宪兵队抓捕。

​中共地下斗争历史上遭受到的几次大破坏何其相似，皆由领导级人员的叛变，而造成了地区级组织的大面积破坏。

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中央先后的顾顺章、李竹声、盛忠亮，秦曼云等人的叛变，导致上海中央被迫撤至苏区。

如抗日战争时期，涂振农，郭潜等人的叛变，导致了中共南委的被破坏。

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石坚等人的叛变，导致了中共北方情报系统中一个重要部分被悉数破坏。

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冉益智、刘国定，蒲华辅等人的叛变，导致了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川东临委，川康特委等组织的大面积被破坏。

如建国初期，蔡孝乾等人的叛变，导致了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全面被破坏等。

掩卷回首，血雨腥风中，共产党人有上述的可耻变节者，但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更多的志士从来都是铁骨铮铮。满洲里两个站的领导人杨永和（“晋丰泰”杂货铺，即满洲里交通站负责人）、李子文，宋恩来（“承和顺”估衣铺，即共产国际满洲里直通交通站负责人，助手）等人，在红色秘密交通线全部毁坏，被抓捕进日特务机关后，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没有向侵略者以及汉奸卖国者低头。

1935年，满洲里火车站一景

​1937年，在残酷的斗争中，满洲里红色交通线落下帷幕。许多共产党人、抗日义士坦然面对死亡，为了民族，为了祖国将热血洒将国土之上。

​革命的火种从未熄灭过，在前赴后继中，依然有志士接过烈士的旗帜，坚持斗争，直到迎来胜利的曙光。

中共党员夏尚志就曾在日伪的高压统治下，不但保存了自己，还发展了力量，成为呼伦贝尔和东北地区中共坚持斗争的一个标志。

戴墨镜者夏尚志，1982年工作视察时留影

​而抗联队伍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从1938年12月到1942年2月25日，他们五进呼伦贝尔地区，坚持武装斗争，对日作战。虽然，在历经了日本关东军及伪满警察的重兵围剿后，依然保持了抗日火种。5进呼伦贝尔，正是处在在抗日战争最低潮时期，但抗联队伍卓有成效地开辟了呼伦贝尔抗日游击根据地，唤起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觉醒，在敌人腹地掀起了抗日斗争高潮。

满洲里交通站（“晋丰泰”杂货铺）第一任工作人员李芳，她就是锡伯族中共党员。

李芳前辈

​1934年5月20日，纪中发被调走，李芳被组织上派往前苏学习。先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民族殖民地研究学院学习。

1936年6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李芳回国，任命为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2师4团政委，兼道南特委委员、妇委书记等职。她先后在穆棱、宁安等地区领导，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

李芳的第一任丈夫，陶翙鸣，字鹤皋，（原名陶绍经，曾用名陶振邦、王玉星、王生田、陶尚谦、祥尚谦等）曾是东北地区的早期党员。

1930年3月，李芳与丈夫一起，跟随欧阳强创建了东北营口第一个党组织，营口特支。欧阳强任书记，陶翙鸣、李芳担任支委委员。

欧阳强烈士，辽宁第一个基层党组织建立者，铁路工运领袖

​1930年11月，陶翙鸣在赴哈尔滨工作，一次开会中被敌特抓捕。随后，传出陶翙鸣被处决的误信。

事实上，经过党组织的营救，陶翙鸣两年后出狱，并继续在奉天（沈阳）为中共工作。在此期间，曾将经过详细调查，揭露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领土的事实，写成资料亲手交给国联李顿调查团团长李顿，为国联调查团在以后的调查报告中添上了重重的不可或缺的一笔历史记录。

1935年，陶翙鸣因为该材料再次被日特抓捕。一年后出狱。

1943年，陶翙鸣又因为反满抗日嫌疑第三次入狱，直到抗战胜利，东北光复出狱。

出狱后，他和组织迅速接上了关系，组织联系人时为前苏红军卫戍司令部中国司务部的负责人张大川（即冯仲云，曾任抗联政委、满洲省委负责人）。

抗联著名将领，建国后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冯仲云

​1945年，担任沈阳市副市长焦若愚秘书。

1946年，奉命潜伏在沈阳的陶翙鸣被留任的原伪满时期狱卒徐俊清告密，被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抓捕，当晚便在沈阳小河沿被处决。陶翙鸣烈士牺牲时年仅37岁。

1948年11月沈阳第二次解放后，沈阳市人民政府追认陶翙鸣为革命烈士。

这一切李芳几十年后才恍然得知。在丈夫第一次被捕并传出处决的误信后，李芳依然坚持从事着中共地下秘密工作。

1936年12月，她随抗联第2师政委王润成（后改名马英）越国境去前苏找中共代表团请示工作，因联络方出现差错而遭到前苏当局无理羁押，流放到罗佐夫卡农场，在此期间李芳、马英这对患难的战友成婚。

1938年10月，马英、李芳再次遭前苏内务部无理逮捕，流放到布德尔那监狱被服厂强制劳动。组织结论为，这是一起冤案，

1946年10月他们被释放后，但仍被命令又不准离开当地。

1954年6月，经中国政府交涉，李芳与马英才得以领着小儿子回到了北京。

1957年5月，北京市委组织部于正式恢复他们党籍。

1957年5月，李芳随丈夫马英来到吉林省蛟河煤矿工作，她先后任蛟河煤矿医院监委干部、舒兰矿务局工会副主席，

1963年，离休。

1987年9月24日，于舒兰逝世，享年78岁。

李芳老人生活一景

​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党，但生活依旧是残酷的，虽然李芳夫妇的冤案最后得到了澄清，这点他们比李芳的老上级李大昌，即武胡景幸运的多。

1935年，武胡景奉中共中央之命赴莫斯科学习，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1936年，在苏联肃反期间，因反对王明、康生的错误，武胡景受到诬陷迫害被害，时年37岁。

1953年，苏共中央为武胡景平反。

1957年，中共中央追认武胡景为革命烈士。

曾任中共“临时中央”军委书记，主持过中央特科的武胡景烈士

​但李芳也失去了事业中的第一位导师，第一任丈夫陶翙鸣。更为难过的是，她的4个儿子中，有两个留在了苏联，可是最后不知所终，想来唏嘘。

满洲里红色交通点从机动到季中发，李芳开建常设联络站，直至1937年被破坏，十八年的风雨，见证了年轻的中共从幼稚到成熟，也切实有效的保障了每个过境的中共干部、共产国际人员的安全。 

​前中共重要领导人，建国后任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回忆：“六届四中全会后，去苏联国际部短期训练班学习8个月毕业。短训班快结束时，王明找我谈话，要我回国。他说：国内的党组织被破坏的很厉害，要人回去工作，决定让我回去做特科工作。我答应了，准备立即回国，回国的路线是经西伯利亚到满洲里。与我同行有伍云甫的爱人熊天荆。路过赤塔时，在那儿呆了40天。一位工人前来接我，准备从满洲里过境。这时，满洲里已被日军侵占。在火车刚过境还没到车站时，那位工人就带我跳下火车，到他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给我换了一件很不合身的长袍，还给我一只绿色小帆布箱，里面装些牙具。此时，我又准备了必要的“口供”，以便应付意外事件。这是搞地下工作的人，每搬一次家或到一个新地方所必须准备的。那位工人把我送上了火车。”

李维汉

而中共历史上著名左倾冒险分子代表王明亦曾回忆：“一年冬天，我经过满洲里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当时，我打扮成商人从哈尔滨乘火车到达满洲里车站后，在指定的车厢前站住，将皮箱（里面是参加会议用的文件）放在站台上。这时，便过来一个伪警察，他用脚踢踢箱子，骂道：'什么私货？拿去检查！'随即把我领到站里，把箱子妥善锁到一个小屋子里后，便领着我吃饭去了。半晚时分，伪警察与另一个伙计套个雪爬犁，假装监视我，把我送到边境线苏联铁丝网旁停下来。估计当时伪政权在边境上也有哨所，但黑暗中我未看清。只听到协助我的那位警察又连踢带骂地说：“你是从哪爬进来的，快说！快滚回去！”一下子把我推到苏联境内，并将箱子也递过来了。这样我便顺利地来到了苏联。”

王明

​十八年，从上海到满洲里。一条漫漫的红色“秘密长征路”，承载着中共党人的懵懂、觉醒、坚定，成熟。也正是由满洲里交通站安全护送的那些人，最终缔造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向所有为我们今天能吃得好，睡的香，有一个丰裕物质生活环境付出过鲜血的前辈先驱们，刀尖上的舞者，鞠躬，致敬！

外界原本推测卡塔尔断交时间不会延续很久，在国际大国的调解下已经被严厉制裁的卡塔尔可能会很快服软。但没想到的是，面对沙特等国家伸出的复交橄榄枝，卡塔尔选择了高调宣布增加30%的天然气产能。这一举措似乎就旨在表现卡塔尔有打破经济封锁的实力，对复交与否很无所谓。

虽然加入了海合会，卡塔尔一直都对沙特的大哥地位不服气，背后的底气也就是它庞大的天然气储量。但也许正是受限于与伊朗共享的这片油气资源，使得卡塔尔只能选择和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翻脸。

要搞清楚卡塔尔断交事件发展到今天的始末，研究清楚卡塔尔的天然气产量何去何从极有必要。今天的文章就来起底卡塔尔最强气田的历史。

自上月初的绝交事件以来，几乎每一篇介绍事件背景的文章都会介绍到卡塔尔坐拥世界上第三大的天然气储藏量。但是很少有人能提到，这巨大储气量中99%则来自世界第一大的天然气田北方-南帕斯天然气田。

北方-南帕斯油气田总面积大约是9700平方公里，北部3700平方公里位于伊朗水域内，被称为南帕斯气田；其余南部6000平方公里位于卡塔尔水域内，被称为北方气田。

和俄罗斯巨大的储气量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国内各处不同，卡塔尔只要抱住这一根大腿，经济收入就完全不是事了。分散和集中的气田自然各有各的好处。零散的气田会有大量剩余资源因气压不够难以采集，建设多处开采设施也需要额外的经费；但反过来说，分布式的气田有利于国家分步开采、雪藏实力。

地大物博俄罗斯，注意下左下角的乌兹别克斯坦也是中国的重要能源合作伙伴

集中式的气田就完全相反，尽管开发成本低，但所在国也就失去了狡兔三窟的选择余地。卡塔尔的现状正是如此。卡塔尔所拥有的北方部分和伊朗拥有开发权的南帕斯部分紧密相连，要想撇开伊朗单独开发绝不可能。

随着国际天然气需求水涨船高，卡塔尔面向未来的能源国转型计划和伊朗的态度息息相关，当然要和伊朗搞好关系。否则伊朗一旦封锁北方-南帕斯天然气田周围的海域，对卡塔尔经济造成的打击就太大了。尽管到时候可以找海合会的小伙伴一起反击，但与其绕这么大一个弯子把生死权交予人手，倒不如自己想办法看住这一亩三分地。说是一亩三分地，这北方油田的面积和天然气储量可是惊人：6000平方公里的海域内蕴藏了世界14%的天然气储量。这个面积相当于卡塔尔全国面积的一半，让其他的中东土豪们好不羡慕。

但这么大的一片气田，以卡塔尔自己的技术实力是吃不下来的，必须引入外界力量。

卡塔尔主要的油气田

最早发现这片气田的就是一支外界力量：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这家知名的石化公司在中东驻有大量勘测队，经常扮演新油气田开采急先锋的角色。1971年，壳牌公司的勘探队就发现了北方气田的存在。

很奇怪的是，当时的伊朗仍然处于亲西方的巴列维王朝，荷兰人却没有能够进入伊朗领海发现和北方气田紧挨着的南帕斯气田。后者一直到了二十年后，才由伊朗石油公司发现。但此时伊朗已经在霍梅尼的影响下和西方彻底决裂，跟半岛上的逊尼派国家更是不对付。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能源需求大背景下，卡塔尔即使发现了这块气田也没有开发的动机。而且当时卡塔尔刚刚建国，国内国外有很多更紧急的政治任务要完成，气田的开发便被搁置了。

这么拖就一直拖到了1989年，卡塔尔终于授权壳牌公司在北方气田小规模地开始开采天然气。主要目的还是试验性的，对于当时已经建设起了国有石油公司和比较完善的沙漠农业的卡塔尔来说，天然气的开采不过是试试水。
对皇家壳牌公司而言，在海湾的这个新业务倒是期盼已久了。此时第三次石油危机还没有爆发，但人们经历了前两次动荡之后早隐约感觉新一轮动荡将会出现。各大石油公司加紧跑马圈地，想在下一轮危机到来之前完成布局。尤其是已经被探明拥有极大油气储量的中东，更是成为了石油公司争夺的肥肉。

油田与气田分布，伊朗北面的里海也是一个聚宝盆

皇家壳牌的位置在几大公司里稍显尴尬：论资本实力，它不如世界第一的美孚公司；论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它不如来自英国的bp。如果不能在海湾打开新的供应链，公司的未来就很灰暗了。

在积极参与勘测并被卡塔尔埃米尔（君主）钦点之后，皇家壳牌一直负责北方气田的开采工作。这种开采工作不可能避开的窘境是本土的油气公司会在政府支持下跟大公司捣乱，争抢油气田的控制权。这也很好理解，没有人希望自己家的资源被大公司用先进技术全部开采光，完事付点税费就算完事了。从长远的国家利益考虑，在大公司开发油气的同时培养本土油气技术人才是很合理的做法。卡塔尔也就这么干了。

1974年组建的卡塔尔石油公司在当时已经具有了比较完善的石油开采流程，但在天然气开采方面仍然缺乏经验。

卡塔尔政府指派这家公司对皇家壳牌作业流程的考察自然遭到了壳牌的抵制。卡塔尔当时的埃米尔哈利法·阿勒萨尼本就是一位执政思路比较内向的君主（以至于后来被主张自由的儿子篡了位），面对壳牌的抵抗感到不满但也无奈，只能怪自己家的石油公司学艺不高。

虽也不至于闹到一拍两散的地步，但终究是有不快的，后来的事情的急转直下并非没有伏笔。卡塔尔的这座北方气田虽然储量丰富，但以当时的海洋天然气开采技术来说，开发难度还是很大。如果当地政府配合，让大公司能控制住自己的风险，继续合作还有可能。

既然已经有点闹翻，皇家壳牌便转投了更有利可图的澳洲气田，把北方气田撂下了。

可能很多人都没听说过澳洲的天然气，其实澳洲的LNG产业规模不小

只要气田还在，就不怕没有公司愿意来开发。赶走了皇家壳牌的卡塔尔适时引入了老宗主国英国的老牌石油公司bp，和技术不到家的卡塔尔石油合作成立了一家国有的天然气开采公司。这就是今天的卡塔尔天然气，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开采企业之一。

在供应链的下游，此时世界的东方正有一个处在高速增长期的强国需要大量能源——日本。

日本自身几乎没有任何能源产出能力，完全指望外界输入。它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输出国的态度。日本石化公司的向外扩张欲似乎也不如其他老牌发达国家那么旺盛，在能源问题上经常是通过政治的交换来获得补偿。此时日本经历着泡沫爆炸前的最后疯狂增长，正好给了卡塔尔喘息的空间。北方气田输出的液化天然气，大量都运往了日本。

波斯湾能源出口至日本的两条主要路线

泡沫破裂，股市回到十年前

1990年代正好是世界变化最剧烈的一段时间：海湾战争爆发、冷战结束、日本奇迹崩塌、中国正在走上新的道路，乱局中卡塔尔气田的产品又发生了滞销。此时一直提供技术支持的bp也到了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被埃米尔清理出局，该轮到第三家巨头埃克森美孚进场了。

引入埃克森美孚的时代，正好是卡塔尔上一代君主哈迈德·阿勒萨尼的改革年代。颠覆了父王的政权以后，这位锐意革新的君王在卡塔尔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使整个国家向西方世界靠拢，面目为之一新。

充满争议的半岛电视台就是在他在位期间创设的。被中东兄弟们拉黑之前的卡塔尔和美国亲密无间的配合，也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基础。作为美国代表的埃克森美孚接管北方气田的工作，显然有向美国示好的考虑。

但就在2005年，埃克森美孚的天然气产能达到每天2100万立方米，并宣布将在2009年提高两个数量级的产能时，卡塔尔突然宣布禁止对北方油田进一步的开发。

官方的说法是为了避免出现开采过快导致气田失去压力，影响进一步开采的潜力。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可能仍然是北方气田开采难度过大造成的无奈。这里有一个间接的证据。

2010年，卡塔尔天然气召集壳牌石油和中石油签订了联合勘探D片区天然气储量的合约，由壳牌领衔，两家配合勘探北方气田。最后的结果，居然是经过四年的勘探，壳牌撤了。

理由很简单：在卡方极力宣传气量充足的区域，壳牌打了一眼空井。这就很尴尬了……又一次觉得自己被套路了的壳牌只能选择离开。不管是不是卡塔尔隐瞒了真实情况，至少从壳牌的遭遇来看，北方气田巨大的储量背后，是颇高的开采难度。2005年的封存决定，正是在等待新技术的到来。

全球天然气储藏量前两位的伊朗和俄罗斯自身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而国小民富的卡塔尔则可以把天然气全部打包卖出。所以尽管封存了大量资源，这十几年来卡塔尔始终保持着世界第一液化天然气输出国的地位。

中国现在是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东南沿海已经有了8个接收站可以用于进口卡塔尔的液化天然气。其他排在卡塔尔出口前列的国家分别是日本、韩国、印度和西班牙，大多是能源需求量巨大的亚洲国家。

仅卡塔尔未被封存的天然气产量，就满足了世界1/3的天然气需求，供应能力令人侧目。

终于到了2017年，卡塔尔解禁了北方气田的开采，开始利用自己的天赋资源。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全球石油价格持续走低对石油输出国的收入压力是诱因之一，天然气自身的价格看涨则是诱因之二。随着环保能源在各国越来越受到重视，天然气在能源市场中的地位正在逐步变高。虽然目前国际市场上的液化天然气产品供过于求，但等北方气田的二期工程投产，这一形势可能已经被逆转。

憋着大赚一笔的卡塔尔在这个时候急着二次进场，是一场赢面很大的豪赌。毕竟这次被海合会兄弟们拉黑之后还高调宣布增产30%，卡塔尔确实有着这样的天然禀赋可以做到。

但这背后究竟是卡塔尔确实有心和海合会叫板，还是因为撇不下伊朗这个合作伙伴而需要打肿脸充胖子，从外界视角仍然无法看出。连特朗普都说“有趣的事情正在发生”，那我们就跟着看戏好了。

抗战开始后蒋与日一直采取各种秘密渠道联系，到了40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也更为艰苦。同时国际上纳粹德国一路凯歌，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日蒋和平运动”有何影响呢？日蒋又采取了哪些渠道进行为了“和平”而努力的工作呢？

冬季攻势

面对日寇的伸出的“橄榄枝”，蒋介石一方面剿共给日本人看，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蒋介石有了新的想法。1939年５月中苏签订《中苏通商条约》，７月26日美国废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约》，８月23日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９月１日，德军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于３日对德宣战。９月19日，美国在东京公开表示坚决反对“东亚新秩序”。

10月29日，国民政府在南岳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蒋介石在讲话中介绍了国际形势，认为“我国的抗战局势，已临到胜利的一个大转机，国际外交形势，亦随之一天一天好转”，“足以助成我抗战的胜利”。“我们的战略，应该是见到敌人的破绽、见到敌人厌战怕战不敢前进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采取攻势，决然攻击前进。所以我们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于是1939年国民党军队发动“冬季攻势”。

日军战史承认：“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及其战斗意志远远超过我方的预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战区的反攻极为激烈。”“敌人的进攻意志极为顽强，其战斗力量不可轻视。在战术上，鼓励采取夜战，隐蔽中接近和包围我军据点，善于利用工事和以手榴弹进行近战。武器弹药充足，补给能力也很强。”还认为：“这次冬季攻势，对于缺乏进攻作战积极性的日军来说，也是一次教训，使之有机会重新估计敌人的战斗力量。”

但是结果用曾遭到中国第三、第五、第九战区同时攻击而陷于困境的日军第11军话说：“就此次攻势的结果看，敌用了约71个师的兵力却未收复尺寸土地”，而日军“各守备队以寡兵完全守住了阵地”。¹冬季攻势的效果使得蒋介石重新思考军事打击的效果，自此以后的时间国军再也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攻势作战，日本也重新估量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能力。这样双方大有一拍即合的态势，双方谋求“和平”解决中国事变的想法越来越接近，决定蒋介石抗战决心的不仅有敌我双方的实力等因素，还有各位洋老爷的态度。

苏联援华物资经萨雷奥泽克-乌鲁木齐-兰州运输军火

远东慕尼黑阴谋

首先看抗战前期援助中国数量最多的苏联态度。整个抗战期间苏联一共提供给中国2.5亿美元贷款，中国实际应用为1.7亿美元贷款购买苏联武器，美国外交文件说是五亿美元，这是苏联援助中国武器在国际市场上的实际价格。1938年6月9日，孙科到巴黎后跟顾维钧交谈说，他从莫斯科所得到的新贷款1.6亿卢布“在国际上这实际是４亿卢布”，“苏联给中国订货所定的价格特别便宜，只相当于国际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例如每架飞机价格折算美金仅３万元，装备每一中国师的费用仅合中国货币150万元。”

孙科说的还少了一些。1937年9月孔祥熙向英国购得飞机20余架，法国44架，全付现款，而且价格比苏联的飞机贵了一倍。不仅如此还有一大部分飞机直到1939年才运到中国。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闻名天下的崔可夫将军曾任苏联驻华武官，来华前斯大林对崔可夫说；“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的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入侵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²一方面积极援助中国，一方面避免过分刺激日本，一切皆源于国家利益。

美、英、法对华态度：武汉会战后英国大使克莱琪说：“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拖延时间，期待双方完全筋疲力尽，允许我们帮助实现这个悲剧的合理解决。”美国也赞成英国的态度。这一切源于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1937年美国对日输出额为28,967.5万美元，1938年为23,957.5万美元；1937年对华仅为4970.3万美元，1938年3,477.2万美元。美国对日的石油出口从1931年的2,281万美元增加到1940年的3,530万美元，占日本进口石油的一半。

1937年美国对日废钢铁的出口是1931年的40倍，价值达3,741万美元，占日本废钢铁进口的90%。就投资而言，据1940年5月估计，美国在日投资总额达5亿美元。另外美国资本还持有日本一亿美元的日本政府公债。美国驻日大使、对日绥靖派代表约瑟夫.格鲁声称：“我们的切身利益在于，日本应在和平、公正、稳定和安全条件下，保持一个强大、繁荣和富有生产力的国家。我们之间的相互贸易和其他关系在未来应该像过去那样蒸蒸日上。”³

英国向日本的出口额占美国对日出口的20%，不仅如此还在1937年提供了日本把军队和军需物资运到中国所需的船舶的40%，1938年也大致如此。

此时日本正与柏林、罗马进行谈判，准备结成全面军事同盟。因此罗斯福和赫尔相信，如果美国在远东采取强硬的措施就会加强日本国内主张签订轴心国盟约条约的鼓吹者地位。⁵

1939年2月9日，路透社重庆电称，中国官员昨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中日问题将由列强以压力加诸中日两国之，中建议‘维持中国领土完整，中国尊重日本在华之条约权利’，并说，‘讨共问题，将成为一争点，此一错综事件，至今未获妥善之解决方法。”（注：十一日上海导报社论对中国官员谈话评称：“今天中国之所以继续抗战，而不能造成远东慕尼黑前途，完全是因为讨共问题无法解决，如果没有共产党，中国早可接受日本条件而‘媾和’了。”）⁶

法国不仅与日本有经济利益还因为德国入侵法国自顾不暇，也和英美一样希望牺牲中国的利益以保障其殖民地的安全。

反应在具体事件上就是《有田一克莱琪协定》，1939年6月，日军突然封锁英国在天津的租界，强迫英国签订了协议，规定：“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正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之中国之实际局势，在此种局势继续存在之时，英国知悉在华日军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持其侵占区内公安之目的计，应有特殊之要求。”同年日寇抢走国民党政府放在英租界的白银。

英美一方面少量输送援华物资，比如美国通过“桐油法案”借给中国2500万美元，英国也少量援华；一方面英美对日绥靖，希望日本陷在中国这个泥潭，牺牲中国的利益，保留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以便自己全力对德。随着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胜利，英美法等国对日“和平”氛围越来越浓。

1940年美国前国务卿塞亚赴菲律宾就任高级事物官，4月30日到神户，自5月2日至6日与外相有田举行了三次会谈。探听日本对华和平条件。据《畑俊六日记》记载：那是美国受蒋介石委托以个人身份以下述和平条件探听日本真实的行动：（1）：日本尊重长城以南的完全独立。（2）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的商谈（或者不触及承认问题而暂时搁置起来，或者就承认的时间和方式进行协商。但是，有田外相等日本首脑对赛亚的要求并不想积极加以利用，5月6日会谈失去了这个机会。

1940年4月12日晚，英、美、法三国大使一同会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劝告及时对日“媾和”。

英大使说：“目前英法要以全力挫败德国的野心，无暇顾及中国。英法不愿使中国灭亡，所以再三劝告中国采取对日和平方针。日本方面在英法美的监视下也不会提出过苛的要求。……对中国方面来说，也会使巨大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如果加紧建设不能恢复到战前状态。愿蒋委员长和诸贤达再次考虑。”

法大使说：“上次本人奉本国政府之命，会同英大使劝告贵国与日本媾和但未见成效，以后本人也一再表示愿意贵国和平能早日实现，问题只在于条件。现在法国面临欧洲危急，在不得已时为了维持法属印支的安宁，停止滇越铁路的运输也未可知。若走其他路线则代价太大。……”

美国大使说：“我代表本国政府向贵国进行忠诚的劝告，即日停止战争，在英美法三国援助下和日本进行谈判。如果能很快达成停战协议，中国因有英美法的帮助，日本绝对不会提出过苛的和不合理的条件和要求。愿中国政府加以考虑。”⁷

威逼利诱兼而有之。蒋介石对于日寇看的还是很明白的，蒋介石说：上述英美法三国的劝告是不可能实现的，反复提出要和平日本必须先撤兵，加以拒绝。看的明白也和土共有本质的区别，以毛泽东为首的土共始终坚持抗战是“打到鸭绿江边”，而蒋介石的底线是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状态”。

化名宋子良的军统特务曾广（《今井武夫回忆录》）

“桐计划”

1939年12月中旬，铃木桌尔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斡旋，提出与宋子良见面。宋子文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和财政部长，当时未参加重庆政权住在香港。宋子良以需要其兄宋子文的同意为理由，予以拒绝。12.27日夜铃木桌尔和宋子良会面，这次是宋子良主动要求而进行会谈的。铃木认为大概是反映了宋子文或重庆政府的意向。宋子良曾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当时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该公司经营香港至重庆及香港至河内的航运业务。会见时宋子良表示了如下要点：

一、重庆政府继续抗战的真意（摘要）

1、日本方面破坏了陶德曼工作。

2、对日本所说的尊重中国主权、保全独立大有疑问。

3、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举行会谈的态度。

二、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摘要）

1、日本若尊重中国的名誉和主权，就准备和日本会谈，因此希望在承认新政府之前协商。

2、中国希望美国等第三国进行调停。

3、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方面提出撤兵保证。

4、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镇压共产党的抗日活动。

5、希望日本避免干涉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等内政。

三、中国方面对日本的质疑。（照录原文）

1、日本是否想重新考虑不以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若想重新考虑，那么用什么办法使中国方面确认此点？

2、日本对华态度果真是采取中日提携的话。那么在能够达到此目的之前。是否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局面。

3、日本政府有没有向国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的意思？如果有能不能暗中向蒋介石本人递交有关和平问题的亲展函件，因为公开进行会对蒋介石的对日和平工作造成极大妨害。你方的《近卫声明》就是因已公开，以至使蒋介石的立场陷于极端困难。⁸

今井武夫1月17日到南京将详细情况向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照汇报。29日在东京向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陆军大臣畑俊六汇报。同参谋总部和陆军省协商后，决定同意蒋方提出的召开圆桌预备会议的方案。2.21日由参谋次长向天皇禀奏。大本营派第八科长臼井茂树大佐，中国派遣军派今井武夫和铃木桌尔三人为此次会谈代表，命名为“桐工作”。

从左至右为周隆庠、高宗武、梅思平、今井武夫

1940年2月14今井武夫与铃木桌尔中佐，中方宋子良、张治平在香港台湾拓殖公司东肥洋行会客厅见面。宋说：“日华两国政府在正式和平会谈前，希望在二月底首先在香港举行两国私人名义代表各三名的圆桌会议，对和平条件进行商讨。”并称：“重庆政府对此次秘密讨论寄语莫大的期望，所以命其代表都携带着委任状。另外宋美龄也准备来香港，从侧面给予援助。”蒋方在会议期间除了有无线电联络，还设有联络组每天乘班机往来香港和重庆之间，可以在次日的会议前就接收到政府中枢部门的指示。蒋方谈判代表向日方夸耀和在重庆开会没有什么两样。

3.7日后，每晚从9点到深夜，在香港日东肥洋行二楼举行日华预备会谈。日方参加人员有：今井武夫大佐、铃木桌尔中佐、臼井茂树大佐，出示了陆军大臣烟俊六的证明书。蒋方派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及前驻德大使馆参事，现任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的章友三为委员，侍从处长陆军少将张汉年为预备委员，张治平为联络员，陈超霖、章友三出示了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确认身份后双方开始讨论。

蒋方首先发言，陈超霖说：“蒋介石特别指示注意这三件事：一、必须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证；二、明确日本方面的和平条件；三、会谈要在秘密中进行。”会议争论中心议题是满洲国问题、华北驻军问题，汪政府的处理问题，结果没有结论。关于承认满洲国的问题,蒋方最初主张日华两国共同保护，但日本方面反对。经向重庆方面请示，改为避开这个问题。原因在于在政治上即使对坚持收复失地的中共不加介意，但会因国民党内部东北系和西北系的坚决反对，而引起党的分裂，可能造成国内大乱。国府知道一旦承认“满洲国”独立他的政权就没有合法性了，便有垮台之忧。

谈判中蒋方竟然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满洲国的独立，在中国看来，好像一个不贞之妻投奔到奸夫哪里去。逼迫中国承认满洲国，等于逼迫本夫承认奸夫和她两人结婚。本夫即已默认，不持异议，即使不出一个同意结婚的证明文件，但随着时日的推移不就自然解决了吗？作为蒋方“精英”谈判代表竟能做出如此无耻的比喻，这个政权真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关于驻兵问题，蒋方承认把内蒙作为特殊区，但反对华北驻军，说这个问题可在恢复和平后再行协商。关于汪兆铭问题，因为中国国内反汪气氛极为强烈，现在实在不能和其合流，但由于日本政府也有自己的立场，将考虑作为国内问题妥善处理。

日本方面9日夜提出：

一原则上承认满洲国；

二放弃抗日容共政策；

三缔结防共协定，以秘密条件规定在内蒙及华北若干地区驻兵；

四经济合作；五保证两国人民的居住、营业的自由；六招聘日军事及经济顾问；

七停战协定后，国民政府与汪派合作；

八日本尽快撤兵。

3月10日蒋介石训令中方谈判代表“不要签字，以相互领受对方意见的形式，暂时妥协”⁹

日方拍摄蒋方意见照片《今井武夫回忆录》

此次会谈蒋方的意见如下：

和平意见（中国委员）

中华民国、日本帝国为谋取确保东亚永久和平，基于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原则上，结束中日战争的研究，兹经详细协议后获得结论如下：

第一条、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行商议之。

第二条、关于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问题，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得之必然步骤（此条应在第三条范围内）；

第三条、关于共同防共问题，原则上同意，但军事秘密协定在和平恢复后秘密协议；

第四条、关于经济合作问题，原则上同意，但资源开放，中国应处于主权者地位；

第五条、关于中日两国臣民居住、营业自由问题，绝对同意，同时，日本帝国应考虑取消在中华民国之治外法权及租界地；

第六条、关于顾问问题，中日两国为提携合作，如中国需要技术顾问时，得招聘日本帝国之军事经济专家为顾问，但不得干涉中国之内政；

第七条、关于汪兆铭问题，此纯为中国内政问题，在和平恢复后，以汪氏与国民党历史之关系，中国当有适当处置，无庸提为和平条件之一；

第八条、关于撤兵的问题，日本帝国应于和平妥协时，将在华军队全部从速全部撤退，不得另有借口延迟撤退，至各地方治安，由中国政府维持之（撤兵步骤另行订之）。

附则：

以上意见，日本帝国不得视中华民国为被征服国。中日两国应在平等立场，以最高诚意的公平互让为结束战争之基案。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日（据原书所刊中文原件相片抄录，标点为译者所加）¹⁰

根据蒋方要求，一致同意正式会议避免在香港，另行选定在马尼拉等第三国地方进行。宋子良约定一周内携带正式答复返回香港。3月23日夜宋子良拿出蒋介石转告板垣征四郎的急电说：蒋介石对于非正式代表提出的备忘录基本上无异议，但在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上遭到东北将领的反对，现在正努力说服，最后不得已将用镇压的手段的考虑，奈何距离成立新中央政府的时间已迫在眼前，因此可否将正式的最高代表的会谈延期到4月中旬，新中央政府成立的日期也请重新加以考虑。

铃木向日总司令部报告后得到答复说：会谈即使延续到4月也不要使对方失望。在南京伪政府的周佛海几次收到蒋方电报说“等一等成立新政府。”（如3月27日教育部次长樊仲云的书信、3月28日段祺瑞的侄子段光纲的电报）¹¹

5月7日日方接到章友三来港的消息，5月11日报纸上刊登了宋美龄来港治疗牙疾。5月13日日蒋在香港九龙半岛旅馆234号房进行会谈，章友三发言说：“关于前次商定的‘备忘录’，在重庆成为问题的是满洲国和驻兵问题。我想如果把这些问题暂做悬案留在和平后在进行商谈，即使在王兆铭政府善后问题有些困难，也不会成为决定性障碍，华北驻兵问题，其目的在于防共，但希望不要把‘华北’提出来。现在先是秘密进行，以后讨论签订防共协定时再解决。表面如此，实质上会毫不留情的讨伐共军，不久将来日本方面会了解其真相。总之蒋介石衷心希望和平，这一点请转交给日本首脑部，只是不要进行高级会谈。”

对此今井武夫强调：“如果这样的话，就先停战吧！接着宣布防共亲日，然后进行和平谈判。”今井始终强调高级会谈，其目的是把强硬坚持承认满洲国的板垣征四郎拉到谈判桌前和蒋方一起会谈，板垣也将会因此改变认识而让步。对此章友三说：“所谓高级会谈，其实你现在就是在和蒋介石会谈，没有比这更高级的了。请相信我们，要大人物出面，也得会谈成功时才行，这是躲避不了的事。”¹²

日本方面对宋子良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今井在香港格兰特饭店布置了他自己跟宋的一次会见。他精心地将来安排在正对门上钥匙洞的座位上坐下，当二人谈话时，铃木在门外蹲下来通过钥匙洞，拍了几张照片。当这些照片交给周佛海和陈公博去看时，一个人说这人是宋，另一个却说不是。但因为把宋当做“日蒋和谈”的钥匙，对这个问题没有追究。

5月17日宋子良邀请今井武夫到香港岛南岸的仔芦山酒家共进晚餐。宋子良说：“蒋介石委员长表面如何暂且不谈，他内心希望和平确属事实。……在重庆方面反对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祥。对共产党，如果秘密会谈一旦达成协议，当然要进行讨伐。讨共计划已制定，如可能的话，希望在七月份就实行。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薛岳等将领已纷集重庆，并已协商完毕。因此恢复和平后，恐怕要向日本请求武器补充。对于国民党内反对派元凶冯玉祥，准备使用强硬手法挫伤其锋芒，实不得已，甚至将采取最后的强硬手段。”

根据蒋方提议，6月4日在澳门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谈。在此之前，参谋本部第八科在5月16日做出了《长沙会谈准备要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幕僚们聚集在板垣宿舍，研究谈判中如何引导对方态度问题，板垣说：“在判明对方确有诚意之前，要警惕过于迎逢。”今井一直负责日、蒋和平运动，深知蒋方意图，他说：“自交涉开始以来，对方一贯主张的最大问题，总得来说是承认满洲国，满洲国已是严然存在的事实，所以对日来说是一个没有实际损害的形式问题，再也没有拘泥于这个问题给结束事变造成更大的破坏的了。”

板垣说：“蒋介石曾在国民大会上全国人民说过把满洲国委托给日本。现又吞吞吐吐提出这一问题，只能是下面人干的，是不是张群之流干的？中国方面如果对此反对，那么这一工作可以停止。”满洲国问题是横亘在日蒋方面的壕沟，只有解决满洲国这个问题日蒋之间的“和平”才能到来。今井武夫在后来的工作中设计的方案极有可能解决这个难题。

日方委托书《今井武夫回忆录》

6月4日开始每晚在澳门市郊一家像凶宅一样的空房子的地下室点着蜡烛进行“日蒋和平谈判”日本方面增加了参谋本部第八科科长臼井茂树大佐，出示了参谋总长闲院官的委任状；蒋方出示的委任状有军事委员会信笺盖有该委员会的大印和蒋中正小印。¹³

陈超霖说：“一、过去，日华两国处于互不沟通心意的状态中，但自香港会谈以来，使两国的隔阂显著缩小，从而使中国相信有与日本接近的可能性。二、中国的青年将领一向很难消除日本企图完全征服中国的想法，通过这次会谈逐渐得以了解日本的诚意。……对积极推进日华和平表示赞同。三、以往中国对日本进行外交活动时总抱有怀疑心理……我们明确了尽管过去若干和平路线曾被拒绝，但认为我们这次的路线是最为可靠，堪称捷径。四、中国共产党料到和平到来之时，国民党将立即企图发动共产党的剿灭，因而企图尽可能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扩大自己的势力。国民党各要人在香港会谈后，对于进一步加紧防共意见，愈趋一致。蒋委员长也派了有魄力的军政要员数人到西北地区，命其担当防止共产党反抗的任务。中国的防共政策已开始转入逐步实行的阶段。五、五月二十八日已经和反对和平的急先锋冯玉祥及其他将领进行商定，得知他们也有和平的意思，日本的条件若不苛刻，则表示不反对和平。”¹⁴

谈判的难点依然是满洲国问题和驻兵问题，陈表示“有蒋无汪，有汪无蒋。”日方表示反对。当天晚上凌晨三点宋子良搭乘澳门启航的联络船去香港，与重庆的要人会见，接受训令后返回。日方从蒋方言行和报纸往来人员推断，这人很有可能是宋美龄。6日下午2时宋子良和张治平到日方代表宿舍。宋提出：“希望今后的谈判，留待蒋介石的代表（张群）去上海等地与汪精卫会谈，解决了汪的安排问题，然后再由蒋介石与板垣中将在重庆会谈。”今井武夫提议由板垣去长沙。但宋不同意。又提议板垣、蒋、汪三人会谈，宋认为有可能答应了。

今井于6月10日返回南京向总司令部首脑汇报，谈到“蒋、汪、板垣三人会谈”提议时板垣表示了去敌区的决心当场同意。今井武夫在战后的回忆录中说：“如果把满洲国作为毕生事业的板垣将军请到与蒋介石一起商谈和平，也许将军就不会那么坚持了。”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延续，谈判桌上的优势地位需要战场上的胜利加以巩固。

以打促和

苏联援华武器物资一部分是由苏联奥德萨港运抵越南海防然后转运至中国内地，据统计1937-1939年约有六万吨武器物资通过海运运抵中国。除了苏联国民党政府从英美法等国购进的物资也从滇缅公路入境。日本参谋本部则认为：“一旦进入南宁，以该地为基地，则交通四通八达，远可通往广东、湖南、贵州、云南。所以南宁至凉山的道路，形成了蒋政权联络西南的大动脉。为了直接切断它，首先必须夺取南宁。南宁一旦占领，无须置重兵于东京湾附近，即可完成作战目的。

另一方面，占领该地后，可将飞机场向前推进，缩短由海南岛起飞的距离，可更有效地轰炸蒋政权在西南的两大补给路线——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达到切断的目的，并可直接威胁法属印度支那。”从1939年1月10日日军集结完毕到1940年2月日军成功的达到自己的战役目的。

日第11军于1940年２月25日制定了《会战指导方策》。其作战目的是：“拟在雨季到来之前，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五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指导方针是：“在最短期间内作好准备，大概在５月上旬开始攻势。首先在白河以南捕捉汉水左岸之敌，接着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该河右岸之敌核心部队。”并不准备占领宜昌。日军攻打宜昌时，重庆顿时流出“日军开始进攻重庆”。

另外从欧洲传来英法联军肯定要失败，国民党内亲德派迅速抬头，对日和平气氛进一步高涨。5月31日日军开始进攻宜昌，6月12日攻占宜昌，6月17日凌晨1时开始按计划回撤，国军“收复”宜昌。当时参谋本部被急剧变化的欧洲战况所吸引，认为现在已至世界变革时期，南进论顿时沸腾，因而强烈要求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对促成桐工作极为关键，很快形成确保宜昌的趋势。15很快又发出确保宜昌的命令，走在最后的13师团已撤出宜昌52公里，掉回头冲破国军阻拦，于6月17日重新占领宜昌。

日寇又利用英美极力对德，压迫英国停止援华物资经滇缅公路及香港。7月16日英国关闭滇缅公路运输。18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下院演讲说：“英国为本身生死斗争不能顾及对中国的义务。”这时援华物资只有苏联帮助修建的萨雷奥泽克-乌鲁木齐-兰州的公路一线。对于这一切毛泽东一针见血的指出：“日本企图以截断中国西南交通迫使中国言和，而蒋介石没有外援将不能继续抗战，所以中国抗战有和平妥协的可能。”¹⁶战场上的胜利导致蒋方急于与日寇媾和，“日蒋和平”就在一线之间。

长沙三巨头会谈

6月6日，从重庆回来的宋子良暗示重庆准备接受板垣征四郎、蒋、汪会谈，但蒋介石认为有关三方会谈及和平条件问题，需要得到中央委员会同意。几天后，20日宋告诉铃木。一、板垣、蒋、汪会谈可以接受。二、准备提前于七月上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现在大致可以肯定三者会谈在七月中旬举行，准确时间待确定中央委员会期时决定。三地点为长沙。如果日本方面同意，对水路或机场的使用决不发生阻碍，准备在会谈前进行清扫或修理。

《畑俊六日记》6月25日：“在桐工作上因对方已肯定答复于7月中旬举行三巨头会谈，参谋次长及来华指导总军，应借此机会尽快导致停战。因此要使这一转变适应国际形式，不再变化。一、承认满洲国问题；不一定作为此时的条件，可改在缔结和平后协商。二、驻兵问题也不一定作为此时的停战条件，可提出如缔结日华互助条约这样的条件，必要时也可收回租界等问题发展到日华军事同盟。”¹⁷作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畑俊六为了“和平”准备在满洲国问题上进行让步，也就是不强迫蒋方必须承认满洲国，保持默许态度即可。

“日蒋和平”一波三折，终于在40年7月23日夜交换备忘录。备忘录一、记日华代表关于进行停战会谈事系分别遵照板垣征总参谋长及蒋委员长意旨，并互相确认各自上司有关进行会谈的亲笔证件后，约定事项如下：

一、时间：八月中旬；

二、地点：长沙；

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蒋介石商谈日华停战问题。

代表铃木卓尔印

代表宋子杰印昭和

15年7月23日 54页

为表示诚意近卫文磨和板垣征四郎分别给蒋介石写了亲笔信。

蒋介石阁下：

闻悉过去半年多来，阁下委派的代表与板垣中将的代表于香港就日华两国间的问题交换意见的结果，近期阁下将与板垣中将会见。余深信此次会谈，定可奠定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

近卫文磨

八月二十二日

关于蒋、汪合作问题，为了支援日华，尤其是为了达成中国内部的圆满和平，我方应有提供善意的意见的机会。但基于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作为一项停战条件。

                            特此保证

板垣征四郎¹⁸

日本天皇极为关心“桐计划”，6月14日去叶山，7月23日去吴时还问宫内大臣木户幸一，去好还是不去好。美国通信社驻重庆记者毫不讳言地说，由于英国封锁滇缅通道，中国人关于对日和平问题讨论上升，战争将在六个月内结束，政府将还都南京。就在日蒋“和平”即将到来之际百团大战开始了。

1940年7月22日百团大战战役预备命令

聂、贺、关、刘、邓并报军委：

一、情况与任务：

1.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路线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消息，似此，一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战绩，影响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这是目前的政治任务。¹⁹

百团大战给了蒋方以信心，在日方人员焦急的等待中宋子良9月17日到香港，谈到自13日到15日重庆首脑会议情况，说会议决定：“目前不应马上召开长沙会谈。”理由为“第一主要和平条件。……”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人们纷纷议论：中国的抗战力量还很强，今天没有必要谋求屈服性和平。”铃木说：“日本不考虑缓和和平条件。……中方若有抗战能力，愿意打就打吧。”²⁰

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曾计划如果“桐计划”失败就走向长期战争。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为期十年同盟条约，蒋介石曾经去信质询斯大林对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对中国的影响，斯大林说：“一方面对日有利，打破了日本孤立的状态；……一方面打破了英美对日中立之基础也。……美国对日禁运废金属及其他数种货品之禁运，以及滇缅公路之开放可谓明证。”²¹

德、意、日三国同盟标志着英美等国对日绥靖政策彻底的失败。美国于10月16日全面禁止废钢铁运往日本，接着给予国府1亿美元贷款；英国给1千万英镑贷款。这之后日蒋虽频频秘密接触但再也没有如“桐计划”双方如此接近，蒋介石已经看到了美国一定会参战日本必败，虽然不大谈“和平”，但是只要日寇不攻我绝对不反攻，保存实力用来剿共。

1945年6月“桐计划”的日方译员板田诚盛当时从上海附近某集中营一群中国俘虏中正好认出了这位“宋子良”。经审讯后，他招供他的名字叫曾广，是蓝衣社成员，他的确冒充过同他长得挺相象的宋子良，直接受蒋的特务头子戴笠指挥。1955年曾广给今井武夫去信说：对于其在上海被拘留期间今井武夫对其照顾表示感谢，对于冒充宋子良表示歉意。并表明其在日华和平事业方面没有任何不实之处。

将“宋子良”介绍给铃木的张志平1953年拜访了今井，张说：“会谈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直接领导下的极端秘密的工作。重庆方面也曾抱有很大的期望。因中途泄露了机密，受到行政院院长和驻美大使追究责问，致使进行上势必受到了很大挫折。”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土共情报系统不仅有潘汉年还有日籍土共中村龙功等；日本内部也有对“日蒋和平”运动的不同意见，今井武夫的一个对头和智高次少将向上海报界泄露和谈在进行的手法，企图破坏“和谈”。

周佛海在日记中忧虑的写道：“和平实现后的一年左右；蒋还可能认为我们对于同日本人谈判是非常重要的；但时间更长一点，也许我们全都会被干掉。”泄露“日蒋和平运动”的有可能是日方，也有可能是汪伪内部为了争权夺利或为自身安全角度考虑作出的决定，也有可能是土共自己情报系统探听出的消息。光有情报不一定能打胜仗，还需对情报加以分析，反共即意味着要投降，用日寇的话说“中共在其力量扩大至能以支配中国的程度之前，可以看出期所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表面上对重庆表示服从，另一方面则阻止重庆方面媾和的动向。”²²

“桐计划”之后还有“钱永铭工作”，钱永铭是著名的江浙财阀——蒋介石好友，由日本内阁外相松冈洋右主持这项工作。由于日本军方主持外交等大政方针，效果不如“桐计划”令双方如此接近。虽然百团大战有不足之处，但百团大战成功的打破了日蒋媾和的企图给全国人民以胜利的信心，从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日蒋双方媾和一触即发时候，土共用自身的牺牲换来了国军、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另眼相看。

试想一下如果日蒋媾和成功，蒋日联手剿共，这个其实在皖南事变中就已经发生了，土共的形势会极为危险，英美等国会毫不犹豫的牺牲中国利益以维护自身利益。日本已经是一个工业国，当时的中国还是农业国，一旦日寇利用中国的资源解决了其自身问题将毫不犹豫的吞并中国，中国人将无法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没有土共在华北牵制大量日军兵力，当苏德战争苏联最危急的时候日本可以毫不犹豫的进攻苏联远东，也可以和德国军队在中东会师，历史就会成为另外一个模样。

蒋介石集团主动和日寇媾和不是偶然的这一切源于其阶级本性，日寇全面侵华侵犯了其经济利益，其必然要抗日，当日寇伸出“橄榄枝”时宁肯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也要与日寇媾和，这也就决定其未来在中国的命运。“如果蒋介石不犯这些错误的话，他的统治还能维持得长久一些，但是他必然会犯这些错误，这是他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刘伯承。

作为从宏观总体和长远建设上来认识和把握全局的思想方法，战略思维的前瞻性，是战略指导能动性的源泉。战略思维的一切成果，无不体现着预见和预置。缺乏前瞻性，思维对实践的指导价值必然大打折扣。

抗战后期曾驻延安任美军观察团负责人的谢伟思（上图），对毛泽东为什么在共产党人中具有那么高的威望不得其解。他后来回忆说:“我曾问过很多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们，毛主席为什么能战胜他的许多敌人，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他们的答案都是一致的，归根到底，他高瞻远瞩。”

所谓高瞻远瞩，就是预见。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说过一句话:“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毛泽东还说:“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叫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我们今天谈“领导就是服务”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领导的服务就是搞好生活保障、弄好福利待遇，就是排列好职务晋升次序、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千万不要忘记，前瞻与预见，是领导者提供的最大服务。

这种前瞻与预见从来不全神贯注于前方的庆功、颁奖、表彰、剪彩，而是全神贯注于前方可能出现的风暴、冰山、悬崖、沟坎，以及风暴与冰山、悬崖与沟坎之后还有的绚丽与灿烂。唯此，领导者才能在心理准备、组织准备和力量准备之上，产生大眼光，生成大境界。

宋代名家苏洵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糜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即身为将帅，首先应当修治思想心志。哪怕泰山在面前崩塌，脸色也不会改变；哪怕糜鹿在身边奔跑，眼睛也不会眨一下。不是不知道“泰山崩于前”，不是不知道“糜鹿兴于左”，而是能够以大眼光和大境界超越眼前的纷繁万象，通过更大的气象和更大的格局，最终实现更大的利益追求。
        

以抗美援朝和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为例，两次作战都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做出用兵决定，十分艰难。朝鲜战争发生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军队长期作战急需休整，整编复员、边疆剿匪等任务也相当繁重。

面对美韩联军向鸭绿江挺进，出兵即出境，即要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迎头相撞，我军武器装备落后、缺乏海空力量的弱点将暴露得十分明显。如此困难情况下决定用兵，毛泽东提出：出去了，即使被打回来，也说明我们是局内人；不出去，连入局的可能性都没有。这一思维表现出的眼光和胆略令人印象极其深刻。

在毛泽东的战略视野里，战场胜败不是出兵或不出兵的标准，“入局”或“不入局”才是出兵与否的标准。这就将“跨过鸭绿江”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战略境界。这位伟大战略家的视线穿越硝烟弥漫的朝鲜半岛，看到了比战场得失更加重要的东西。

所以哪怕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哪怕美国海空军攻击中国沿海地带、轰炸中国城市和工业基地，哪怕新中国刚刚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被破坏、民族资产阶级及部分群众对其产生不满，都阻挡不了毛泽东为了新中国更加长久的安全，一定要“入局”的坚定决心。

这就是“跨过鸭绿江”这一新中国战略决心的根本来源。

无独有偶，1962年中印自卫还击作战前，再次出现类似处境。当时中国刚刚经历三年经济困难，国力虚弱。军事斗争主要方向又在东南沿海，重点防范蒋军窜犯大陆。与苏联老大哥刚刚吵翻，对方撤专家、停援助，“中苏同盟”已成废纸。得到西方支持的印度则气焰嚣张，一进再进。

不得不做出自卫还击的决定做出后，因我军从未与印军作战，并不摸底。毛泽东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上图）之间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毛泽东问:“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张国华肯定地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中毛泽东的战略决心，同样超越了战场胜负。

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成为新中国历次军事斗争中赢得最为漂亮的胜仗。这些经典事实说明，要想准确或大致准确完成战略前瞻与预见，思维主体必须以全部智慧和魄力完成对种种决定性因素的切实把握。

在这其中立足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还不够，还要能够用更加长远利益的追求超越眼前困境，最终为价值久远的战略决策开辟通路。

不被“泰山崩于前”慑神障目，不被“糜鹿兴于左”乱意分心，领导者才能获得一种持久定力，以更高更远的战略眼光，作为关键时刻进行战略决策的心理底数。

只有这样的心理底数，才能由大眼光生大境界，由大境界生大决心。

大眼光、大境界、大决心之综合，便是大格局

顺治帝亲政后，虽然没有把国家治理得国富民强，但基本上还是做到了兴利除弊。在历史记载上，有关他治理国家的部分并不占主导地位，更多的还是他个人生活的记录。顺治帝的婚姻，是从他亲政后开始的。他的皇后是是蒙古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孝庄文皇后的亲侄女，顺治帝的亲表妹。这位皇后不仅聪明机智，还是出了名的美女，且出身高贵。按说，这样一桩亲上加亲的婚事，顺治帝怎么会不满意？为啥执意一定要废后呢？

通过史料发现，顺治帝执意要废后的原因是，原来顺治帝的这个皇后有很多致命的弱点：

首先，生活极其奢侈。据史记载皇后“凡诸服御，莫不以珠玉绮绣缀饰，膳时有一器非金者，则怫然不悦”。就是说皇后的服饰都必须有珠光宝气的佩饰，她所用的食具，也必须是金银制品，如果不是则会大发脾气。而顺治帝自小就崇尚节俭不喜欢浪费，所以两个人的崇尚的理念不一致。

其次，心胸狭隘，嫉妒成性。史料上记载：“每见貌少妍者，即憎恶，欲置之死。”这在复杂多变的后宫之中，作为皇帝是会有很多后妃的，中国的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如此，这就需要每个后妃要有良好的心态，否则就会很危险。而皇后作为后宫之主，不但没有大度的心胸，相反却嫉妒成性，这让顺治帝很反感，所以顺治帝坚定了他的废后决心。

再有，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这桩婚姻是顺治帝的叔父，也是他的政敌多尔衮给包办的。顺治帝一想到这里就恨得咬牙切齿，所以，废除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实际上是顺治帝报复多尔衮的方式之一。

这桩婚姻从顺治八年八月大婚开始，仅仅维系了两年的时间，到顺治十年八月二十四日，顺治帝终于忍无可忍，向王公百官提出要废后。孝庄文皇后得到消息之后极为震惊，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精心策划的儿子的婚姻会出现问题。她一面极力阻止，一面调动王公百官的力量，企图化解这个危机，于是众百官纷纷粉墨登场：

大学士冯铨等率先上折反对。他列举了废后的种种弊端，历史上光武帝、宋仁宗、明宣宗都因为废后的事情，搞得灰头土脸，告诫顺治帝不要轻易地做出决定。

礼部尚书胡世安等紧接其后，胡世安等提出皇后的重要地位，如果废掉定会招致非议，还会遭到谴责。

孔子后裔孔允樾在旁策应。孔允樾作为孔子的后裔，又在礼部做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孔允樾指出，如果说皇后无能的话，那恰恰是她的优点，因为这个皇后不会像吕后和武则天那样，秽乱朝政，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郑亲王济尔哈朗表明态度。济尔哈朗召集宗室王公，大家一致通过决议反对废除皇后。顺治帝看着这强大的阵势，并没有被吓到。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改变。他指出我们大婚以来，已经分居三年了，婚姻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不结束等什么呢？态度极为坚决。

济尔哈朗一看皇上的态度很坚决，没有回旋余地，便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率先支持皇帝废后“所奉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是，无庸更议。”王公大臣一看只有支持皇帝了，不然会丢掉乌纱帽的，于是谁也不再反对皇帝废后了。

顺治帝一看达到了目的非常高兴，如愿以偿地下了一道圣旨，废掉了皇后，把她降为静妃。这位静妃后来回到了蒙古大草原，再没有回到让她伤心的皇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