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传说中牛郎和织女相会的那一天，在北京举行了一场轰动效应极大奇特婚礼，新郎是诗人徐志摩，风流才子；新娘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陆小曼。这场婚礼曾牵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几乎所有大腕。证婚人是梁启超，主持是胡适，参加者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更加奇特的是新郎前妻的大哥中国银行总裁，二哥民社党主席；新娘前夫艾森豪威尔西点军校的同学，五省联军司令的总参谋长，都来来参加这场婚礼，盛况可谓别开生面。

不过要比起证婚人徐志摩的师长的祝词，上面那些盛况都只不过是过眼乱花了，“志摩、小曼皆为过来人，希望勿再作过来人。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你要尽妇道之职。你今后不可以妨害徐志摩的事业。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听着这不太象祝词，不过面对自己的学生，一个夺朋友之妻的人，也实在说不出“百年好合”之类话来。事后梁启超写信给他的孩子们，言语之间还颇为得意说道：“志摩找到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将来痛苦会接踵而来。所以不惜声色俱厉地予以当头棒喝，盼能有所觉悟。我在结婚礼堂上大大地予以教训，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为中外古今未闻之婚礼也。”

陆小曼的第一个丈夫是王赓，曾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西点军校。与陆小曼结婚的时候，正任教北京大学。陆小曼的父亲看到了王赓的前途，把陆小曼嫁给了王赓。王赓习惯于美国的生活习惯，星期一到星期六工作，只有周日休息，陆小曼生性风流，三天两头想到外头游乐，两人的生活就开始有些别扭，小曼常常觉得王赓对她关心不够。

陆小曼丈夫王赓也是徐志摩的朋友，徐常到他们家玩。这位徐公子可不讲哪一天，一有时间就跑他们家里去。王赓一旦遇到事情多分不开身出去的时候，便叫徐志摩陪着陆小曼外出游山玩水或钻进灯红酒绿的场合消遣。那时，徐志摩正处在失恋阶段，他拚命追求的林徽音，而林徽因和梁思成结婚了。于是便把满腹的柔情转移到陆小曼身上，恰好王赓受聘赴哈尔滨提任警察局长，陆小曼空闺独守、芳心寂寞，徐与陆越走越近，徐志摩就这样夺了朋友之妻。

从传统道德讲，徐志摩追求陆小曼算是对朋友王赓不义。然而徐志摩向来是随兴而为、不拘绳墨，一旦“邂逅赏心，相倾怀抱”就顾不了身外之事了。这一段婚姻，这一段恋爱，梁启超反对。在英国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婚时梁启超就反对，他对自己这个得意弟子就进行了批评说：“你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陆家和徐家也都认为他们是不孝子女，是丑闻，极力阻止。徐志摩与陆小曼则认为“真爱不是罪恶，在必需时未尝不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争取，与烈士殉国、教徒殉道，同是一理。”徐志摩也向世人宣示：“我之甘冒世之不韪，乃求良心之安顿，人格之独立。在茫茫人海中，访我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北京城闹得沸沸扬扬的，桃色新闻不胫而走，他浪漫的生活经历超过了他的诗名，压倒了他的诗名，所以他不得不避嫌，远走欧洲。

这时王赓受了孙传芳的邀请到了南京，在五省联军总司令部内提任总参谋长的职务，位高权重。风闻妻子行为有异，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写了一封快信给陆小曼，声言：“如念夫妻之情，立刻南下团聚，倘若另有所属，决不加以拦阻。”但是坠入爱河的女人，九牛也难以拉回来。让人敬佩的是，王赓并没有把子弹送给徐志摩，而是在和小曼办完离婚手续后，当面送给了徐志摩一句让人心颤的话“我们大家是知识分子，我纵和小曼离了婚，内心并没有什么成见；可是你此后对她务必始终如一，如果你三心两意，给我知道，我定会以激烈手段相对的。”

在胡适、郁达夫等一批朋友的帮助下，徐志摩积极的筹备他们婚礼。可是这场婚姻徐志摩的父亲不同意，提出条件费用自负；第二个条件让徐志摩和陆小曼挥汗如雨，徐父说婚礼必须由梁启超做证婚人。可梁启超是从头到尾反对的怎么能作证婚人呢？所以徐志摩只好去找他的好朋友胡适帮忙，好说歹说，磨破嘴皮，梁启超才答应去证婚。证婚人在婚礼上是要讲话的，可徐志摩不知道他的老师要讲什么话。婚礼上看见梁启超上来讲话，夫妻两人汗流浃背，两腿发抖。胡适和梁思成也都劝梁启超不要讲太过分的话，可是积愤之下，他还是讲了上面那段惊世骇俗的话。

婚后不久，陆小曼就提出要移居上海，说是要借十里洋场的五光十色，冲淡在北京积累下来的一身晦气。他们在福熙路四明村里筑起爱的窝巢，有一段时间两人过得十分甜蜜……

徐志摩不幸遇难后，很多有名人士都去了，如梁启超、胡适、郁达夫、沈从文，林徽因夫妇更不用说，在这里有几个女人很失望，张幼仪离婚后没结婚，等他回心转意；林徽因在失事现场捡了一片碎片挂在自己的房间，一直到去世，说明她们心里还是爱着徐志摩。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五年，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老师梁启超的顾虑成了无法挽留的事实。徐志摩死时三十六岁，正当有为之年。陆小曼此时刚刚三十岁，正是女人最绚烂的年华。然而顶着徐志摩未亡人的头衔，自然不得不在社交场所有所收敛。一般人尽量避免与她发生牵扯。鸦片烟不仅麻醉了她的灵魂，也深深毒害了她的健康。据苏雪林回忆：“小曼长年卧病，连见我们也是在病榻上。我记得她的脸色白中泛青，头发也是蓬乱的，一口牙齿脱落精光，也不另镶一副，牙龈也是黑黑的，可见毒瘾之深。”

1965年4月3日，一代佳人陆小曼带着她难泯的幽怨默默长眠于上海华东医院，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徐志摩与陆小曼他们的爱情轰动于世人，却难容于世人。

看指文的那些越战的书。以越军自己承认数据为标准，所谓的南越春禄大捷也只是死了460人。溪山也只死了2441人。

 而松毛岭一战，越军自认死了上千人好像（论坛里有这个帖子，我也贴过链接，越南国家电视台今日越南节目说越军356师光在三个高地上就死了六百多人）。

“—〇—”回复：网上这些部队的统计可靠吗？越军兵力为313师两个团，316师一个团，312师一个团，345师一个团，一个特工团，共计六个团的兵力。

“一旁围观”回复：把“从六个团抽调的精兵”曲解成“六个团的兵力”。

“刘梦龙”回复：这种做法不会导致混乱吗？来自六个不同团的基干单位。

“tankdisband2”回复：死几百人就趴下了，越南这是自黑吗？

“—〇—”回复：实际规模多大，1、2个团？

“wang.h.robin”回复：进攻方死了几百人，轻伤、重伤不能继续进攻的那不得上千人？

“kgb1059”回复：你说的轻巧，还有伤，就是攻坚战，也有1.5倍的伤。

“硕果仅存的纪纲”回复：伤亡数按照阵亡数的3倍率算没问题，正经是打残了一个精锐步兵师。

“生嚼高丽棒”回复：一天之内死几百人你以为少了？黑山阻击战平均一天的伤亡也不过三四百人。

“唯有天使生双翼”回复：主攻老山主峰772高地的的越军356师（原316B师）876团阵亡600多人。其他几个部队，包括313师，316A师，312师等阵亡人数加起来有上千。

“天下无谍戴雨农”回复：塔山打成那样的惨烈程度，我们牺牲烈士三千多人，还是六天的累积。就这样，林彪就还差一点要把总预备队一纵调上去了。几百人这么短时间的损失，对越南是很恐怖的了，还都是抽调的精锐。

“节饮缩食加菲猫”回复：一天在这么有限的战场里损失1000精锐，受伤怕有2000多，加上后送的护卫的，合计怕有4000人失去战斗力。就算是一个师，也要失去攻击能力了。

“LilyWhite”回复：塔山我军是伤亡3700不是阵亡3700啊，不过不到6个团的正面6天伤亡3700，一线基本也差不多打光了。

“专业丰胸隆美尔”回复：此战主要是破片杀伤，按1：4的死伤比例计算，阵亡800人就意味着还有3200的伤员，总共有4000人失去战斗力，两个师被打残了。你说损失大不大。

“winter_z”回复：越南的数字靠不住（大幅缩小）这个我们都知道了。要信那个，南沙海战的越军得有50%具备游泳过海的能力呢。一般来说咱们国内的口径是“毙敌三千阵前越军遗尸上千”吧，这个似乎更靠谱一些。

“枪管偏移”回复：七一二战斗，除去我军掩埋的，越军自己收容的尸体都有1200余具。

“tankdisband2”回复：越南野战卫勤似乎不咋地，更何况当时对越南后路进行了火力封锁，伤员后送应该不快。1:4 的死伤比例恐怕不适用于这里。 

“枪管偏移”回复：712战斗之前，越军开辟的通路、集结地、交通线和攻击出发阵地即已被我掌握并标定，战斗中，通过监听等技术侦察手段和前观报告，一般越军一有异动，便会遭我炮群火力覆盖。

“哪吒三公主”回复：出发阵地在进攻之前被炮火覆盖、在战斗过程中特别是攻到张又侠指挥所前30米时炮兵沿李海欣高地为中心打火墙时又对着那块出发阵地猛轰打后援，这个区域的尸体都是碎块渣状，我方根本无法统计人数，只有越方自己才可能知道实际损失。

“枪管偏移”回复：战后，通过监听监控越军电台和通讯，结合内线情报，越军自己收容的尸体都有一千余具。

“唯有天使生双翼”回复：712大捷那次，按照越军的数字，356师876团主攻老山主峰772高地，死亡600多人（其中光营级干部就近20人，包括1营和3营营长，连级干部阵亡20余人），光是死亡人数就占全团总人数的一半！是所有参战部队伤亡最大的单位，协同876团3营从侧翼进攻老山主峰我军炮兵阵地的特工一部约70人全军覆没，无人生还。该团战后仅收容尸体80余具，其余的再也没有找到；316师174团主攻233高地，死亡200多人；312师141团主攻1030高地，死亡200多人，这3个团的部队死亡就超过1000人；314师参战部队伤亡情况不详。

712大捷越军参战部队为316师174团、312师141团、313师266团、356师149团、876团及198特工团、821特工团等部队。炮兵部队是356师150炮兵团和168炮兵旅。

“枪管偏移”回复：还有356师153团、炮兵150团、炮兵168旅第1、第3营以及炮兵368旅2个营。

关于七一二战斗越军损失，个人觉得我军战史记载还是比较严谨和客观的，歼敌1500余人。而越军内部战斗记录统计损失3000余人。

“avante”回复：那时的越南人大概不缺兵员吧，对基层官兵的抚恤补偿应该也较低。

“枪管偏移”回复：恰恰相反，越军兵员短缺情况比较严重，而且一线部队逃兵很多。

“avante”回复：很多逃兵？在80年代时的越南社会当逃兵风险很小吗？即使离队逃走，也容易隐藏起来不被惩罚地继续生活？

“枪管偏移”回复：风险当然不小，但与上前线被炮轰相比，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赌一把的。

“avante”回复：战时的越南正规军有这么怕死？不是据说被生俘占歼灭的比率接近二战日军吗？

“枪管偏移”回复：横向比较来看的话，越军正规部队战斗意志、战术素养都要比地方团队和生产部队强，但这是大的方向，再顽强的部队有人临阵怯敌甚至于出现逃兵现象都不奇怪。要说战斗意志，在80年代中期以前，越军普遍比较顽强，但随着时间推移，越军战斗意志的确在衰减，厌战情绪普遍比较严重。

国人体质逐年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统计局每年都给我们报告人口平均寿命怎么怎么提高，但我们周围童年患白血病的，少年得癌的，学生体测猝死的，青年、中年过劳死的新闻，已经不再是新闻。

这些，都早已摆在我们面前。

有数据显示，2015年全民医疗支出已达4万亿，这意味这什么？意味着全民生产总值的近百分之十，被用于看病看掉了。

我在评论中认为，全民饮食垃圾化是体质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缺乏合适的锻炼，也是诱发体质下降的重要因素。

缺乏体质锻炼，不是因为国人懒，而是各个年龄层次的人把日子都过错了。

请让我简单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个道理。

人的孩提时代，应该怎么过？

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世界，锻炼体质意志，从而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兴趣和身体的好底子。

但我们的孩子，现在在幼年时期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地学习。一句极具煽动性的口号，把全国的儿童都推进了深渊，那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于是，你家孩子两岁学唐诗，我家必然一岁就学，你家孩子一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学外语！

总之，恨不能把孩子的起跑线划到妈妈的肚子里。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又是画画，又是弹钢琴，凡是天下的知识，恨不得三岁前全部灌到孩子的肚子里。

孩子在玩的过程中锻炼的机会和天性被生生剥夺，太多的孩子还没上学，就已经戴上了眼镜。

谁都知道这不对，但谁都不会带头纠正，因为变态的社会竞争必然带来变态的被动适应，人人觉得危机，便人人不能自拔。

再看看青年人都在干什么？青春期本来是用来学习的最好时光，可今天的年轻人，都在拼命的玩手机、玩游戏。

正所谓玩物丧志，玩垮了意志，玩毁了青春，也玩坏了体质。这里也有一句迷惑人的口号，叫“我的青春我做主”。

我的儿子，考取的是国内一流的大学，可自从进入大学校园之后，就完全沉溺于网络游戏，四年大学，居然只去过两次校内图书馆。每天晚上，上网玩到深夜两点不睡觉，白天经常因为起不了床而逃课。每门功课基本都是60分万岁。

可怕的是，今天的大学里，基本都是这样。

刚刚走上社会的青年人，为了扩大人脉，适应黑色竞争，争相出入吃喝场所，动不动喝得烂醉如泥，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却被活生生地糟蹋掉了。
 

中年人能顾及一点身体的健康吗？

更不能了

因为上有老要孝敬，下有小要培养，一个家要经营，一套房子的贷款要月供。

职场打拼从来就是没有人性可言的，除了拼命赚钱，还能有什么别的奢望？

我们冷静地看看，也只有老年人因为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为了能在这个世上多看几眼，才开始拼命地健身！

那帮跳广场舞的老头老太，才是把身体当回事的人。

孩子们该玩，却在拼命地学习；

青年人该学习，却在拼命地游戏；

中年人该顾惜身体，却在拼命赚钱；

老年人该颐养天年，却开始拼命地健身。

中国人从小到大，全把日子过错了，过反了，这不仅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悲哀，更是这个社会的悲哀。

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想，该有人出来说说了。

1923年9月1日上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里氏规模高达7.9级的地震。地震对东京、横滨这两个大城市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尤其加上地震引起的火灾等二次灾害，共有超过14万人遇难，建筑物总计破坏栋数超过50万以上。

彼时，中国刚刚被迫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看到邻国遭受如此天灾，还对日本咬牙切齿的中国人，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日本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援助，包括温州在内的不少中小城镇也建立了赈济日灾团体。日本轮船甚至直达温州，运载木炭、大米、蔬菜、鲜蛋等物品。然而沉浸在赈灾援日热情里的中国人，当然不会想到，就在这个他们一心一意伸出援手的国家里，大批的朝鲜人与中国同胞们正在遭受极其惨烈的屠杀。

中国红十字会赴日救护队回国时与东京赤十字社人员合影

这是《绝版甲午：从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战争》的一部分。而就在今年4月中旬，这段在日本土地上发生的针对朝鲜和华人族群的大规模屠杀事件，被日本政府从内阁府辖下中央防灾会议小组编写的《灾害教训报告书》中删除了，给出的原因是经常被投诉，争议性过大。这场几乎是板上钉钉的历史事件，缘何在日本社会争议过大？日本到底是因为什么争议而删去报告内容的？

让我们重新回看这场被称为“海外华人史上的第三次大屠杀”（第一次为1603年西班牙人对菲律宾华人的屠杀，第二次为1704年荷兰人在印尼对华人的屠杀）。关东大地震过后，由于灾区的电力、水力、交通、通讯系统完全瘫痪，信息隔绝，沟通不畅，灾区人心惶惶，一时间谣言四起，比如“富士火山喷发”、“名古屋整城燃烧殆尽”、“首相被暗杀了”、“伊豆群岛全岛沉没”，这些看似十分荒唐的流言，竟然堂而皇之地登载到了当时的众多报纸上，依托大众媒体的公信力，在当时蛊惑了无数灾民。而在这些流言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关于朝鲜人的谣言新闻。

地震中报纸上的谣言新闻

与灾害相伴的消息中，慢慢开始出现了与政治相关的谣言。从最开始的“被日本统治的朝鲜人要趁机复仇了”“社会主义恐怖分子越狱，要趁机报复社会了”，随后谣言越传越玄，产生了“灾后产生的大范围火灾都是朝鲜人放的”，“朝鲜人抢劫，杀人，强奸，井水投毒，在灾区无恶不作”“朝鲜人团伙在灾区屠杀日本灾民”，最后甚至出现了“关东地震是由于朝鲜人在伊豆大岛上引爆炸弹造成的”等说法。三人成虎，加上大众媒体的加持，以及背后公权力的介入，灾区的普通日本民众对这样的谣言深信不疑，继而面对朝鲜人时变得无比仇恨且失去理智，一心只想报复，于是一场比自然灾害更加恐怖的种族大屠杀开始了。

《读卖新闻》上称朝鲜人趁乱烧杀抢掠，侮辱妇人，无恶不作

报纸上称朝鲜人与社会主义分子向自来水投毒

震后第三天，9月3日，东京和神奈川开始实行戒严，政府通过紧急敕令向全国发送了“朝鲜人在各地放火，欲达到其不逞之目的”，自此“不逞鲜人”（不法的朝鲜人）成为了军队和警察大肆逮捕的对象。同时，政府还号召市民提高警惕，各地组织了以退伍军人与地方青年组织为主体的“自卫团”。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的自卫团，用军刀、竹枪等冷兵器武装起来，四处围捕朝鲜人。由于警察机构采取放任甚至默许的态度，这些自卫队抓到朝鲜人就杀，手段极其残忍。

灾后的一些地方属于无法无天地带，日本的流氓与黑社会也开始加入了这场屠杀中，他们逢人就问“十五円五十銭と言ってみろ”（你说一下，十五元五十钱），“君が代を歌ってみろ”（来唱一下日本国歌君之代）。由于朝鲜人的语言发音系统里没有区分日语中清音和浊音，所以原本的十五元五十钱（JUGOENGOJUSEN），朝鲜人会说成CHUGOENKOJUSEN。这些发音出错的、不会唱国歌的人，就被看作是“作乱的朝鲜人”，男的被劫杀，女的被奸杀。由于尸体大多被毁尸灭迹，使得日本官方的统计只有200多人被杀害，实际推算约有6000-10000名在日朝鲜人被屠杀。

内阁发布的关于“因朝鲜人作乱实行戒严”的敕令

在屠杀朝鲜人的同时，华人族群也惨遭波及。一部分因为日语发音与不会唱国歌而被当作是朝鲜人给“误杀”，更大一部分则是，某些自卫团赤裸裸地趁着屠杀的动乱，抢劫和强奸在势单力薄的外国人，并为了掩盖罪行而将他们杀害。当时，很多浙江温州人在日本打工，这些华工聚集的地方比如东京的大岛町就被一圈拿着斧头、铁钩、竹枪、砍刀的自卫队员包围，光是这一个地方就有200多名华工被杀害。据不完全统计，约有700多名中国人在这次屠杀事件中遇害。

当时在日本的华工领袖王希天，听到了有中国人被杀害的消息，连忙跑到大岛町想去弄清真相，结果就被军警抓住，因为担心王希天向中国国内泄露屠杀事件，于是也把王希天给杀害了。同年11月份，因为王希天去调查之后就下落不明，当时的北洋政府派调查团来日本调查，当时的外务省采取了隐瞒策略，导致此事调查一直进展不顺，直到二战结束后，日本老兵证明了王希天是被杀害的。

位于温州的义士王希天君纪念碑暨温处旅日蒙难华工纪念碑

为何灾后出现了这样的谣言，并在灾区大肆流传，无论政府人员还是平民都参加到了这场对于外国人的杀戮之中呢？这和当时日本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

1910年，日本正式吞灭朝鲜，开始对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并把朝鲜人划为二等公民。这样殖民了七八年后，一战结束的巴黎和会上，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和平原则，其中包括反殖民的民族自决原则。这直接鼓舞了全世界的朝鲜人，朝鲜人迫切希望摆脱日本人的奴役，实现民族自觉。

1919年，致力于朝鲜独立的高宗突然死亡，广大朝鲜民众认定高宗是被日本人毒死的，朝鲜全国群情激愤，纷纷酝酿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并起草了《独立宣言书》，要求国际社会帮助朝鲜独立。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全国范围的示威游行，仅仅是京城就有30万人走上街头高呼“独立万岁”。从这一天开始，朝鲜半岛有超过200万以上的群众参加了上千起反日游行与武装起义，史称“三一运动”。时至今日，朝鲜每年在“三一节”还会举行纪念活动，把这场运动看作是一次民族解放运动。

2017年3月1日，韩国首尔，“三·一独立运动”纪念日当天，活动家扮成二战时期的日本士兵，重现“三·一独立运动”场景

但是这场运动遭到了当时殖民朝鲜的日本军队的残酷武力镇压。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1日到5月31日，共有超过7000名朝鲜人被杀死，15000人以上受伤，4万人以上被逮捕。虽然日本政府勉强镇压了“三一运动”，但是由于日本军队在镇压过程中犯下了很多诸如集体屠杀平民、焚烧教堂的罪行，导致朝鲜社会充满了仇日情绪。日本人自身也明白这一点，对于朝鲜人的报复十分恐惧。

同时，20世纪10年代-20年代，日本社会诞生了“大正民主”思潮，社会上涌现了很多“尊重邻国自治”“对邻国政治不干涉”“日苏友好”之类的开明学说，社会上的民权运动、女性运动、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影响日本社会。当时的日本政府上层，担心未来朝鲜人与共产主义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同时想转移政府救灾不利的视线，于是在灾后捏造了关于朝鲜人与共产主义分子搞破坏的谣言，趁机在日本社会除掉上层认为的“安全隐患”。

这些关东大地震中针对朝鲜人、华人的屠杀事件，在日本历史学界向来是被全面承认的事件，无论是自由学派，还是保守学派，可以说在证据确凿的史料面前，没有任何历史学者予以否认，连最为保守的育鹏出版社编纂的中学教科书，也对此供认不讳。在2008年，日本内阁下中央防灾会议专门调查委员会编纂的《1923关东大地震报告书》上，明确记载了“这是一场军队、警察、市民都参与的屠杀事件”，“在日本的灾害历史上是最恶劣的一次事件”。可以说，原本这件事毫无洗地的可能性。

但是近年，自从安倍当上首相后，日本政界、经济界、文化界的保守主义色彩明显越来越重，宣扬“南京大屠杀是编造的！”“关东大地震屠杀事件是编造的！”“日本人是中了中国的阴谋才卷入二战”这类毫无根据、荒唐可笑的言辞，在社会上越发频繁地进入了大众视野里。

2009年，由右翼小说家工藤美代子执笔，产经新闻社出版了《关东大地震?屠杀朝鲜人事件的真相》。在这本书里，工藤极力为当时的日本政府开脱，举证朝鲜恐怖分子的确有在日本犯罪，自卫队对于朝鲜人的杀害行为属于正当防卫等等。其书通过一系列对于老兵的采访，证据的搜集，以及作者的脑补内容成书，可以说史料虽然完全经不起推敲，但是却写的有故事性，自成逻辑，在网上成为了众多右翼分子否认关东大地震屠杀的素材库。

工藤美代子的《关东大地震?屠杀朝鲜人事件的真相》

2014年，同为右翼小说家的加藤康男也出版了一部《关东大地震不存在屠杀事件》的书，在工藤书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些旁门左道的“证据”，比如不列举“富士山要喷发了”“名古屋全部烧毁”之类的报纸新闻，单单列举“朝鲜人犯罪”的报纸新闻，以证明朝鲜人的确是先犯罪才会被自卫队杀害的正当性。

这些在证据上粗制滥造的小说，虽然在史学界没有一点影响力，但却符合了很多保守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以及右翼分子的需求。在Youtube上搜一下关于“关东大地震”的关键词，其中置顶的视频基本上全是基于这两本书内容，对日本屠杀的洗地视频。日本近几年网上右翼势力的言论以及存在感是空前的，很难说不会对那些涉世未深的未成年人有影响。毕竟，这是个拥有名校校长是首相夫人的右翼幼儿园的国家。

搜索关键词，Youtube前几位视频全部是“开脱屠杀”的内容

正是由于右翼分子对于内阁府登在主页上的《灾害教训报告书》里的屠杀内容不满，于是在七年间，不断地向网站抗议。终于在这个月，网站负责人不堪压力，表示批判声音太大，不得不撤下。

曾经被评为“在日本灾害历史上是最恶劣的一次事件”，却在政府的《灾害教训报告书》上找不到踪影，并且用的理由是国内异见分子的抗议。作为国家，这是一种非正视历史，逃避历史责任，缺乏国际正义的一种行为。结合1月份名古屋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4月份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我们可以认为日本政府无论是人员组成，还是行事做法，右倾现象都相当严重。在东亚形势紧张的今天，如果国与国之间再次发生战事，一个不承认历史罪行的国家，即使现在仍然有和平宪法与美国挟制它，一旦有了机会，可以预想的是，它会不可避免地重蹈覆辙

谈及日据时代的台湾反日运动，不可否认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作为台湾思想启蒙的关键组织“文化协会”，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大本营。1920年代后的台湾各种社会运动，背后都多少有文化协会的影子，其酝酿与诞生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

甲午之后，台湾人民对日本殖民者的反抗就从未间断。在日本占有台湾的头二十年的时间里，台湾人民的反日运动以武装抗争为主要形式。但自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被残酷镇压后，台湾社会元气大伤，台湾有识之士也开始思索下一个阶段的抗争运动的方式。

蒋渭水先生

恰在此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解放运动和俄国革命的影响，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民族自决、妇女运动等思潮在日本百花齐放。受此影响，日本社会自由民主气息浓厚，政治上也较为开放，对殖民地态度也较为开明。

此时在日本负笈的台湾留学生首先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礼。他们积极探讨台湾的现状和出路，并相继在日本成立了一批进步组织和社团，如东京台湾青年会、新民会等，这两者拉开了台湾学生在日反抗活动组织化的序幕。此外，1920年7月，在蔡惠如的襄助下，台湾人的第一份刊物《台湾青年》发行，读者涵盖在日留学生和部分在台湾学生，其所刊载的内容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有深远的影响。

新思潮同样影响到了台湾本岛，并很快形成了一批新潮流下的知识精英群体，如二林事件的重要发起人李应章，在读书期间便接触了不少日本左派的书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本地的知识精英成长背景多和李应章相似，虽然并没有留日的经历，但在接触新思想上并不落于人后，如蒋渭水、简吉。除了这些接受了教育的年轻人，台湾士绅之中，也有不少受了新思想的影响，如蔡惠如、林献堂等，他们不仅热心公共事务，也在经济上支持各种组织和社团。

台湾文化协会第一届理事会

随着知识分子群体的壮大，组成较大团体构想的呼之欲出。成立文化协会的构想，最早来自《台湾青年》创刊成员林仲澍。这个想法来自他本人的经历，1920年的《台湾青年》创刊号的“祝辞”中，有“大正民主旗手”之誉的吉野作造，提出台湾人要成为文化独立的民族，形成独立的人格，并对他们日后的计划表示欢迎。林仲澍将此放在了心上。不幸的是，林仲澍25岁便英年早逝，成立文化协会的实践则交棒到了他的好友蒋渭水的手中。

1920年11月，台湾第一个飞行家谢文达返台进行访乡飞行，蒋渭水等人以欢迎会名义，成功汇集了全台各校学生于总督府台北医学校，使各校学生产生思想交流与联结。1921年4月，毕业于医学校的李应章和吴海水、何礼栋等人在台北筹组全台湾青年会，向林献堂、林熊征劝募资金时，因此认识了蒋渭水、蔡培火，蒋渭水认为“不作便罢，若要做，必须做一个范围较大的团体才好”，于是决定组成台湾文化协会。

台湾第一位飞行家谢文达

为了取得官方的信任，1921年7月，蒋渭水和朋友拜访了当时的总督府警务局局长川崎卓吉，向其作了不会涉及政治活动的保证。1921年10月17日，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静修女中正式成立，会员一百零三人，成立宗旨定为“图谋台湾文化之发达”。

初期文化协会活动的形式是举办读报、讲习等局限在知识分子层的活动，影响范围局限，这种情况到文化演讲会出现才发生转变。从1923年开始，文化演讲会深入群众，在全岛范围内进行文化启蒙运动，受到了地方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文化演讲会内容包罗万象，也夹带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因为文化协会的启蒙与鼓舞，民众克服了恐惧，对当时的底层群众理解社会现状起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一个全台性的综合性知识阶层组织，文化协会囊括当时台湾的主要知识分子，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重要平台，也成为了新阶段各种抗日社会运动的母体。就连日本人也觉得，“文化运动”只是文协的表面，其真正的用意是反抗日本当局的民族自决运动。台湾人民的抗日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

“治警事件”和“二林事件”被誉为是台湾社会运动史上的两个纪念碑。前者对应的是“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的主要成员都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而文化协会成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支持议会设置运动。

1919年朝鲜高宗李熙逝世，同年3月1日朝鲜民众以高宗的葬礼为契机，宣读《己未独立宣言》，爆发朝鲜独立运动，有200万以上的民众参与了示威和武装起义。这场席卷半岛的运动很快被日本殖民者血腥镇压，血的代价也给台湾知识分子带来启示。早先围绕废除日台区别待遇的“六三法”的争议，台湾知识分子徘徊于独立和同化的双项选择中，独立会面临流血，同化则会丧失自我。

1920年，长期钻研殖民地政治的台湾知识分子林呈禄，在发表的《六三问题的归着点》一文中提出了第三种道路——强化殖民地参政权力，由殖民地选出议会，通过预算权和立法权抗衡总督的行政权，换句话来说就是在不脱离日本的情况下实现台湾的自治。在林献堂等名流的资金支持下，一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从1921年到1922年，台湾知识分子发起了两场请愿运动，派出代表团前往日本国会表达意愿，但日本两院均以“不采纳”的回应。虽然请愿运动失败，但却引起了日本总督府的高度重视，在劝说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人放弃运动未果的情况下，总督府采用胁迫、造谣分化等手段，向主要成员施加压力，造成一些成员的动摇，如因“八骏马事件”而被迫在第三次请愿运动中放弃领衔的林献堂。

1923年2月22日，第三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委员会林献堂、蒋渭水、蔡惠如、蔡培火、陈逢源等抵达东京火车站，受到东京台湾留学生热烈欢迎

为了回应总督府的压力，知识分子们意识到结社的必要性。在筹备第三次请愿运动时，蒋渭水和蔡培火开始筹组“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但总督府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否决了报备。不得已的情况下，同盟会由台北转战东京，并在东京经批准后正式成立。此举令台湾总督府大为光火，并很快在全岛发动了逮捕知识分子的“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治警事件）。蒋渭水、蔡培火、蔡惠如、林呈禄、石焕长、林幼春和陈逢源等6人遭判刑3到4个月不等。

从1921年开始，在此后长达十四年的时间里，“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共计展开15次，是日据时期规模最大，跨度时间最长的社会运动。运动采取温和的“请愿”和“游说”等方式，并以进入体制内为目标，实现台湾人地位的提升，具有近代政治运动模式的特征。这场运动不仅普及了宪政和法制的观念，也显示了台湾人民从殖民者手中争取自身权力的决心。然而1923年的“治警事件”造成了政治恐怖，在全岛引发恐慌，一度导致了第四回和第五回请愿运动的人数大幅度减少。议会设置运动的挫折，也使温和改良的抗日方式受到了左翼知识分子的质疑，为同一时期的类似二林事件这样的阶级斗争方式留出了实践空间。

二林事件

甘蔗是台湾重要的经济作物。日本在占有台湾之前，日本的砂糖消费依赖进口，其主要的进口对象就是台湾，时间可上溯至秀吉家康时代。1898年台湾进入儿玉源太郎任和后藤新平时代，日本殖民者开始着力经营台湾，糖业则是发展的重点。1901年新渡户稻造出任台湾殖产局局长，根据他的建议，殖民当局颁布《糖业奖励规则》，从资金补助、确保原料和市场保护三个原则支持资方发展糖业。

此后台湾糖业的发展一日千里，全盛时期，全台有19%的耕地种植甘蔗，15%的人口为蔗农，产糖业占工业生产的48%，砂糖输出占台湾总输出的43%，台湾的糖业生产模式也因此被经济学家矢内原忠雄称为日本治下的“糖业帝国主义”。

日据时期制糖厂分布图

作为殖民地的台湾，其经济势必服从于母国的经济分工体系，经济结构单一，具有较大的依附性，台湾人民承受着沉重的经济剥削。具体到岛内为了充分榨取台湾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日本颁布了许多利于资方的条款，比如《糖业奖励规则》中的“采收区域制”，将台湾划分为各糖厂的专属区域，蔗农不能跨界贩卖甘蔗，只能接受属地糖厂的采收价格。而甘蔗过磅和采收价格都是由厂方来定，蔗农无权过问，因此缺斤短两的事情时有发生。传说当时有蔗农不相信台车的称重，三个保正（里长）跳上台车过磅，结果才增加八十公斤。日据时期，台湾蔗农中流传三句俚语：“第一戆，吃菸歕（吹）风；第二戆，吃槟榔吐红；第三戆，插甘蔗给会社磅。”其中的第三戆就是指此而言，也因此日后就有了一句形容商人偷斤短两的话“三个保正八十斤”。

“二林事件”的爆发和当地知识分子李应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李应章也是文化协会的成员，他于1897年出生于台湾彰化二林县。在小的时候，就经常听祖母说起日本人的残暴，父亲也常常遭受日本警察的凌辱和刁难，年少的经历在他的心底植下了反抗日本的思想感情。求学期间，由于接触大量左翼书籍，思想上倾向马克思主义。毕业后，李应章加入了文化协会，并成为了二林地区的干事。他回乡开办诊所，在行医期间时常目睹蔗农被盘剥，同情他们的遭遇，于是开始组织农民运动。

当时的二林地区的六千户人家中，有四千多户从事采收工作。属林本源制糖会社的采收区域，但其采收价格比临近的明治制糖会社溪湖工场、新高制糖会社会彰化工场要低很多，且收购价格由厂方在收购后决定，蔗农承受着极大的剥削。

1923年，李应章就和二林地区文化协会的同志们，开始研究蔗农被剥削的问题，他们计算蔗作成本、肥料价格、蔗价比较、蔗糖会社的利润等等，以作为与厂方交涉的证据。此外，他还亲自举办讲座，编写甘蔗歌，动员基层种蔗群众，激发同仇敌忾的情绪，唤醒了他们为自身权益抗争的勇气。

台湾蔗农在耕作

为更好地与厂方交涉，1925年元月，李应章召集农民在二林仁和宫前召开蔗农大会，决议组建农民组合。同年4月，林献堂等文化协会成员来到二林演讲，极大地鼓动了当地的农民热情。两个月之后，二林农民组合成立，参与农民计404人，李应章为理事长。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农民组合，也是现在台湾农会的前身。9月27日，农民组合议决对制糖会社提出五项要求：

1.甘蔗收购前公布收购价格

2.肥料任由蔗农购买

3.会社与蔗农协定甘蔗收购价格

4.甘蔗过磅应会同蔗农代表

5.会社应公布肥料分析表

但是蔗农的请求并未得到厂方的认真关注。1925年10月22日，在蔗农和厂方仍在交涉期间，厂方在警察的保护下开始强行采收甘蔗，遭到蔗农的强烈反对，并爆发了冲突。两名巡查的佩剑被蔗农抢夺，总计有5名巡查在这次冲突中受伤。

事件发生时，李应章出诊未在现场。事件发生后，蔗农群情激奋，要求包围警察局，进行武装起义，被李应章等组合干部劝阻。但李应章的克制并没有换来殖民者的好心，23日清晨，警方发动“大检举”，李应章、刘崧甫等二林协会成员，以及蔗农共93人被逮捕。李应章被判八个月徒刑，入狱期间，家中大火，父亲病逝，为农民运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二林事件拉开台湾无产阶级运动的序幕。以二林事件为开端，受到鼓舞的农、共阶层觉醒，开始主动要求自己的权益，各式各样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二林事件也对日后台湾左翼重要人物简吉带来了影响，原本是教师的他，在事件发生后，辞掉了工作投身到凤山地区的农民运动中，成立了“凤山农民组合”。在成功帮助凤山地区佃农赢得抗争后，简吉开始了巡回演讲，唤醒民众的自觉意识，陆续成立一批农民组合，并进一步发展为全岛性质的“台湾农民组合”。

二林事件的战友简吉与李应章（简吉与日据台湾农民运动特展官网）

无奈的坚守

“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和“二林事件”这两个日据时代具有指标性的社会运动，在实践中反映了台湾知识分子阶层内部的分歧，也揭示了文化协会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思想库的脆弱性。自“二林事件”之后，文化协会关于抗争方式的分歧越来越尖锐。

1927年1月，在长期的内讧之中，以连温卿和王敏川为代表的左翼阵营取得文化协会的领导权。新文协形成后，以工农群众运动为发展方向，政治运动的参与热情也更加高涨。支援台湾农民组合的抗争，并发展工人运动。1927年3月，连温卿协助成立“台北机械工会”，开启了一波台湾工人运动。此后，随着共产国际支持的减少、殖民当局的打压和台湾民众党的竞争，新文协的影响力逐渐衰退，并最终成为台湾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另一方面，在左右之争败下阵来的温和派从文化协会中出走，最终组成台湾民众党，继续进行“台湾议会设置运动”。随着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态度收紧，在台湾民众党解散被迫解散后，由于没有组织上的支持，议会设置运动也在1934年终止。

文化协会的分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和台湾知识分子阶层的不成熟有一定关联。一方面，台湾近现代第一批知识分子阶层，成长在日本占有台湾之后，虽然在年少时经历了台湾的武装抗日运动时期，但普遍在青春年少时接受近现代教育，在新思潮的滋润下完成了价值塑造。当他们开始直接领导台湾的抗日运动时，整体的反抗形势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他们有心改变台湾的处境，但没有非暴力斗争的经验，也没有组织维护、团结同志的经验，这让他们在日本殖民者面前屡遭挫折。很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一腔热血，而选择来到中国大陆，如“二林事件”的领导李应章，刑满释放后来到大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与了中国的革命，并成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另一方面，作为殖民地的知识分子，本身也承受着殖民当局的打压和围剿，成长和历练的空间有限，且在文化协会活动期间长期受到台湾总督府分化策略的影响。在《台湾文化协会对策》中，就详细记录了总督府警务局分化文化协会的手段，如促使林献堂离台，间接支持温和派，加深派系嫌隙，激化派系矛盾等。

随着大正时代的结束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台湾原本的社会运动抗争方式也被迫转向了以“乡土文化”为核心文学抗争的形式，以对抗日趋激烈的皇民化。这是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坚守，也是他们的无奈，但至少他们的所作所为，足以让当前的一些台湾精英们感到汗颜。

大迂回战略是最高军事统帅智慧与胆量的结晶，一般来说，在实施大迂回战略时，首先要明确退却敌人之兵力，撤退方向和企图，以及在退却中可能的抵抗地区和低抗方式，然后椐此确定迂回战略的目标，主要方向，使用兵力等。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最高军事统帅决策中的智慧与胆量。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成吉思汗和毛泽东堪称泰斗。

远见卓识是智慧与胆量的灵魂。

早在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就曾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旱可用，宜先取之，借以图金，必得志焉。”郭氏这番高论，无疑对“一代天骄”有所启示。于是，成吉思汗在临终之前，便以超人的胆识和气魄，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这一杰出的战略构想，后由其子窝阔台和拖雷，蒙哥，忽必烈等大显身手，付诸实施。

七百年后，即公元1949的5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渡过长江之时，岌岌可危的国民党政权，为避免与中共正面作战，企图立足西南，进行顽抗。对此，雄才大略的毛泽东果断地提出了，对敌实施大迂回作战的决策。毛泽东确定，一野进军西北，四野从两湖进军两广，三野进军福建，二野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进军川，黔，康。他指出：“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洞悉战争态势是智慧与胆识的精髓。

从战争的实际出发，着眼与其特点和发展，制定符合一定战略阶段要求的作战原则，是实施大迂回战略的关键。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之构想，就是基于当时金朝与蒙古军隔黄河对峙这一战场势态的产物。对南宋的大迂回战略，同样是在透彻地分析了当时双方政治，军事，地理诸形势之后而做出的决策。而毛泽东只所以在1949年5月提出了大迂回作战这一战略构想，也是对政治，军事形势正确分析的结果。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早已支离破碎，且后方空虚，各防御集团之间更是矛盾重重。此时，对敌实施迂回包围无疑是最佳时机。

我们说，在战争艺术中，胆识是智慧的基础；智慧是发挥胆识的途径。但这并不是说任何智慧都体现出胆识。因为，没有智慧的胆识是蛮勇。历史已经证明，成吉思汗和毛泽东的大迂回战略是符合战争形势发展，适应战争规律的正确的指导方针。而这一切正是他们胆识与智慧的结晶。

当然，由于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形势，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与毛泽东的大迂回战略，也必然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例如，在当时蒙古军与金军或蒙古军与南宋的军力对比中，虽然，在总体上双方可谓势均力敌，但在局部上，蒙古军则处于劣势。不过，蒙古军却能巧施以实避虚，声东击西之战术，变劣势为优势而最终取得了大迂回战略的。相反，从1949年之下半年，国共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中来看，无论是在全局还是在局部，解放军无疑占有优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成吉思汗在大迂回战略中所表现出的胆识与智慧，比之毛泽东，略胜一筹。

实施大迂回战略，必然依托于广阔的战争空间。反之，不能营造一个广阔的战争空间，就很难对敌战而胜之。

公元1244年，根据成吉思汗生前的战略构想，蒙古军开始实施“先下西南，迂回夹击南宋”的第一次大迂回战略。即避开南宋的长江防线，首先攻取川，滇，然后从后方攻打长江中下游重镇襄樊。为此，蒙古军在进攻四川的同时，派出另一只部队，从金沙江上游的丽江进攻大理，企图绕道云南直达川南。

到了公元1253年，忽必烈兴兵十万开始对南宋的第二次大迂回战略。蒙古军首先经临兆进入藏族地区，然后兵分三路向大理进军。同年12月，三路大军合力进攻，大理城遂破。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域之间纵横驰骋，实乃十三世纪的战争奇观。

毫无疑问，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所营造的战争空间，历史上是空前的。

然而，毛泽东在1949年所营造的大迂回作战的战争空间，无疑更为广阔。因为，当时的长江以南和西南，横跨500公里的战线均是解放军的作战区域。为了营造广阔的战争空间，毛泽东分别制定了对广西和西南的双层大迂回和大包围。他指示四野和二野的陈庚兵团在占领广州之后，即从两广最南端向滇南进军，以切断企图退往海南岛和国外的国民党军之后路，全面包抄与围歼广西和西南之国民党军。以上是第一层包围圈。接着，毛泽东又指示二野主力从华东速往湖南和湖北以西，从南面攻入四川，与川北之贺龙部配合。以上是第二层包围圈。

无独有偶，在蒙古军对南宋的大迂回作战中，也实施了双层包围圈。公元1251年，蒙古大军自临兆行青海山谷二千余里，渡金沙江，攻丽江，大理，昆明。灭亡大理国之后，又西进攻取吐蕃。以上是第一层包围圈。公元1258年，蒙古军兵分三路：一路自陕西入成都攻川东，一路自南向北进围潭洲。一路自河南以南进攻鄂州。以上是第二层包围圈。

当然，毛泽东和成吉思汗继承者们，所营造的这双层大包围圈，绝不是互为翻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二者有着不同的特征。但两位军事奇才这前无古人的大手笔，堪称交相辉映。仅此一点，二人实在难分伯仲。

此外，毛泽东的大迂回战略是以一系列战役而体现的。譬如，在解放军对长江以南的大进军中，相继取得了歼灭白崇禧集团的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的；歼灭胡宗南，宋希廉集团的贵阳战役，重庆战役和成都战役的。虽然，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的大迂回战略，也是以一系列的战役所体现，但就大迂回战略中所贯穿的战役数量而言，毛泽东无疑略优之。

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的大迂回战略所函盖的战役中，大都是追击战和伏击战；成吉思汗继承者们的大迂回战略中除了追击战外，大都是攻坚战。

所以，从战争的残酷性分析，后者自然略胜一筹。

大纵深作战是大迂回战略之法宝。在战争中对敌实施纵深打击，古已有之。我国三国时期的官渡之战和西方的坎尼之战，都是因为攻击敌方的纵深而制胜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大纵深作战打击方式则获得了重大发展。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英联军就是在左翼实施纵深迂回作战而一举围歼伊拉克军的。

相比之下，成吉思与毛泽东的大迂回战略之大纵深作战，足以令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相形见拙。

先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成吉思汗继承者们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毛泽东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中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敌方。具体地说，蒙古军是在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解放军则是在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国民党军实施大纵深作战的。

再从大纵深作战之方式看。对蒙古军而言，以骑兵大兵团实施大纵深迂回作战，无疑是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比如，蒙古军骑兵大兵团的锋芒所向，往往是以密集的队形冲击敌方的。据《圣武成吉思汗战书》载：“我们蒙古骑兵的冲杀拼搏极为厉害，我们的骑兵在冲锋临阵时大喊：‘喔噢’杀声，真是震天动地地吓破敌人。”

到了20世纪四十年代，曾经是大纵深作战杀手剑的骑兵大兵团，已经逐渐失去了以往的威力，因为，在敌我交战中更多的是倚重于大炮和坦克等重兵器。所以，我认为，在大纵深作战中，比之于成吉思汗时代，毛泽东无疑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众所周知，在20世纪四十年代末，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之装备大都是小米加步枪，而他们的对手，国民党军之装备无疑优于自己。因此，就一般的战争规律而言，装备劣势的军队实施大纵深作战，其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大迂回战略比之于成吉思汗继承者们，无疑增添了几分亮色。

速度，大迂回战略之魂“快“，乃战争之父。

十九世纪欧洲有句名言：“速度和突然性，可以代替数量。”意指战场上的迅速和突然的攻击，可以改变兵力多寡对比。而速度和突然性，是基于时间这一前提之下的。对大迂回战略而言，速度则是战争突然性的前提，是远距离奔袭而对敌人形成迂回包围的基础。

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著名军事家孙子，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战略思想。他在《孙子。作战篇》云：“兵贵胜，不贵久。”意思是用兵贵在速胜。在《三国志。魏书。郭嘉传》中则归纳为“兵贵神速”。

军队的迅速突击，是战争的灵魂。古往今来，以突然袭击而直捣黄龙的战争奇迹，举不胜数。

早在我国的三国时代，魏国大将邓艾，曾率精兵走阴平小道，在蜀军尚未明确魏军的进攻意图之前，便接连攻下江油，涪城而直取绵竹。绵竹一战，魏军彻底摧毁了蜀军的抵抗能力和意志。此时，刘禅出了开城投降之外，别无他路。

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林彪以擅长用速度打击敌人而著称。如长征中的抢渡大渡河，辽沈战役中的围歼廖耀湘兵团，都是典范之作。林彪就曾说过，“时间是战争的一大要素，有时候兵力增加一个团，增加一个师，不能解决问题，而抢足十分钟，就可以夺取。”同样，拿破仑指挥战争的特点，也是速度。因而，他被称之为“行走的诗人。”

如前所述，在大迂回作战中，蒙古军往往是清一色的轻骑兵。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比步兵或其他兵种优越的地方，并不是冲刺力的大小，而是其作战速度和灵活的战术。所以说，骑兵具有灵活多变，突击力强的特点，尤其适应远程快速奔袭作战。

如在蒙古军对金的大迂回作战中，拖雷当时所指挥的三万人的西路军，均是清一色的轻骑兵。因而，仅就作战速度来说，金军是无法与其抗衡的。

除此之外，蒙古军的作战特点，也是“快”的原因之一。比如，蒙古军在对金的快速迂回作战中，每当遇到敌方坚固城堡时，通常只留下少数部队以待后续的攻坚工兵，主力部队仍然继续高速向前推进，因而，使敌人无法作出战争准备。

作为兵家泰斗的毛泽东，当然也深知“快”之真谛。1949年7月，根据他的远距离包围迂回而后再回打的战略方针，解放军的一，二，三，四野战军在追击国民党军中，利用夜间快速行军而与敌人比速度比时间。而后，以突然的作战方式击敌侧背，断敌后路。

当然，在大迂回作战略中对敌实施打击，是基于最高军事统帅对敌方军力部署和指挥失误的洞察力和决断力的。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无论是成吉思汗还是毛泽东都可圈可点。

孙子曰：“军事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又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盖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在战争中，“迂”与“直”即指作战路线，取胜途径；也包含作战中的谋略，战术运用。从路线和途径上说，好比建隧道桥梁和高速公路一样，有迂有直而视不同情况作不同选择；从作战谋略和战术运用上说，作战中的以退为进，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再由迂变直，犹如拳击争霸赛中要出重拳时，必须也必然要先虚晃几招一般；也亦如棋句中需通盘谋划乃灵活运用。通俗地说，就是迷惑敌人，战而胜之。

同样，在大迂回作战中，巧施诱敌之策，变“迂”为“直”，乃必不可少。

遥想当年，蒙古军往往利用自己骑兵部队迅速敏捷的条件，常常以出其不意的反击或追击歼灭敌人。例如，蒙古军在对金实施的大迂回作战中，有意不攻战略要地潼关，却出没无常，假道唐县，邓县，大张旗鼓而直捣汴梁，引诱潼关金军移师援汴而破之。

在大迂回作战中，巧施诱敌之策，变“迂”为“直”，毛泽东比之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玩’得更是得心应手炉火纯青。1949年6月，毛泽东指示一野，暂不进攻退守陕西汉中的胡宗南部。同年10月，他又指示正从华东向南进军的二野，作疑兵之态。根据毛泽东的部署，10月23日刘伯承到达郑州之时，故意在公开集会讲话后便隐蔽行踪，使国民党军事当局误以为二野将开往西安，与贺龙部回合后，从北向南入川。与此同时，中共又通过地下情报系统，部署当时潜伏在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的副参谋长刘宗宽，在蒋介石主持的重庆军事会议上，巧妙地通过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提出一份“情况判断”文件，使蒋介石相信解放军将首先从北面攻川而作出“拒共军于川境之外，以陇南，陕西为决战战场”的部署，下令将罗广文兵团的两个军从川东北调往川西北，以增强胡宗南部的防线。

由此可见，在大迂回作战中，这“迂” 的假象背后，时常包含着“直” 的积极因素。战争实践证明，成吉思汗与毛泽东不仅深知以“迂”为“直”这一谋略原则，而且他们还是将其上升到了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之中的大师。

要取得大迂回战略的，也离不开其他因素和条件。

从历史上看，在实施大迂回战略中，由于忽略了这一系统工程的某一环节而遭败绩的著名战例，要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苏联的基辅会战了。

1941年6月，纳粹德国的南方集团军在仑斯特元帅的指挥下，对苏联的基辅实施战略包围，为进攻莫斯科打开迂回南翼的通道。但事与愿违，由于德军对冬季作战准备不够而最终遭到失败。

说到大迂回战略中的后勤保障，虽然在作战时要远离后方，但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却有一整套体系，从而保证蒙古军的远征。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也。

再则，当蒙古军进军南宋之时，他们本可以设法攀越长城，进而兵围中原，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耗损资源，也会使蒙古军的军力减弱。所以，他们便另僻蹊径。

我们说，军事战略必须服从于政治战略，并以政治战略为目的。因此，在实施大迂回战略时，与之相呼应的“政治攻心战”，也层见叠出。

如从1949年7月开始，毛泽东便谋划了一个个“政治攻心战”。在中共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相继通电起义。

当然，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也决非是单靠武力的鲁莽家。他们虽然重视以战争解决问题，但也不放弃一定的政治手段。如在对南宋的大迂回作战中，就千方百计地拉拢大批汉族“士人”。为自己所用。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毋庸置疑，成吉思汗与毛泽东这震古烁今的大迂回战略，将永远在世界军事史上熠熠生辉！

在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我军参战的喷火连大约3~4个，中国喷火兵的表现极为出色，烧毁了印军大量土木工事，中国的喷火器给了印军极大的震慑，据印军被俘人员说：“一见到你们喷火器的火龙，我们心里就非常害怕”。

许建国

​1922年，加入中共。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担任红三军团一师三团保卫局副局长、三团参谋长、三团代理团长、一师特派员、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部长，红八军团保卫局长。

战争年代，长期从事中共的保卫工作，是中共秘密战线上的杰出指挥者。

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社会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警备区政委、公安部副部长、驻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是中共及新中国保卫和公安情报工作的创建者与卓越的领导者。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负责国共谈判，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

1938年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部：

战区部，部长杜理卿。

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

干部部，部长陈刚。

延安枣园革命旧址

​后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为了工作的需要，杜理卿改名为许建国。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共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许建国任副部长，后孔原、潘汉年也担任副部长。

最初的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两部一室一处：

第一部（侦察），部长杜理卿。

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兼）、孔原、曾希圣。

办公室和秘书处。中央社会部及地方各级社会部的成立，结束了以往情报、保卫工作分散、缺乏完整统一的系统的局面。这一时期，许建国倡导和举办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亲自讲授党派知识、帮会、黑社会情况等课程。

延安枣园革命旧址（中社部）

​1939年夏，在阜平县的花沟掌村，召开了中共第一期公安训练班，许建国作了《对敌斗争的两种不同的手段》的报告。这篇报告中重点谈到了他对隐蔽战线的基本任务，组织力量，原则，方法问题的认识。

其主要认识和真知灼见即便是对今天，都有宝贵的借鉴之处，摘录如下：

（一） 隐蔽战线的基本任务：

1．政治保卫。即保证我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的顺利贯彻，保证不受任何敌人的破坏，这是隐蔽战线的首要的艰苦任务。

2．收集敌人的情报，就是收集敌人的战略，战术，特务组织，派遣和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特别注意的是敌人的军事，特务情报。

3．对敌工作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对敌人组织内部（党，政，军，特）人员的宣传，分化，瓦解，策反等工作，二是对敌占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争取等工作。

（二） 隐蔽战线的基本力量：

1． 侦察（包括刑事侦察和政治侦察）人员，是政保任务的主力军，基本是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进行活动的。

2． 侦探，基本是在敌人内部，敌占区进行侦探活动，大都是奉命而行，以军事和敌人特别行动范围为其主要对象。

（三）对敌工作的力量：

1．派遣人员，即选拔在敌人内部有相当的社会关系的党，团员和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基本群众，经过训练，利用有利时机派遣他到敌人内部去工作。

2．潜伏力量，其中有原来的敌工人员未被敌人发觉的，也有因与敌人有刻骨仇恨而愿为我们工作的人。此外是进步人士，原在敌人内部或敌占区有相当的职业掩护，并与我们有过一定联系的，仍然继续工作的人。

3．特情人员，在敌占区有一定职业的一般民众或在敌人内部有一般职业的工作人员，对敌有仇恨，对我有好感的能为我收集一般社会情况的人，并愿为我工作者，我们可以利用他做某一件工作，比如，他是个司机或赶大车的，我们利用他的交通工具捎信件，传单，事先我们放在车上某一个地方，我们的秘密交通员到时即取走，任务完成了，但他本人不知情，还有的敌情人员，用于一案一事，即此案此事与其有直接或间接的密切关系，或基于对敌人的仇恨，或基于主动的愿望，或基于某种报酬等等原因，愿为我工作的人，建为特别的情报关系，此案此事结束了，这个关系也就结束了。以上几项都是对敌工作组织的力量，它既有骨干，也有外围，并有群众力量。

（四） 还有一种特殊的组织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我们所熟识的武装工作队，它的名义是公开的，它的活动是秘密的，它的范围既在游击区，也在敌占区，它的任务是配合军事，政治，敌工，打击敌人，有时声东击西，有时单刀直入，神出鬼没，有时爆破，有时捕捉敌特叛徒，有机地配合隐蔽斗争。

（五） 隐蔽斗争活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每一个隐蔽战线上的人，都必须遵守隐蔽活动的基本原则，总的来说，首先要站稳脚下跟，严防敌人发觉，这是必须时常注意的一个根本问题。

1． 要按照你的身份说话，办事，生活方式，穿衣，接待来往要十分切合你的身份。

2． 要按照你的掩护职业范围有机地进行活动，除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否则不准出乎你的职业范围。

3． 要严守活动纪律，非法铁为，非理勿作，非时不动，非机不行。

许建国

​战争年代，许建国担负着肃奸、甄别、派遣（敌占区情报收集）等各项事务。​尤为杰出的是他所经营的情报线覆盖了半个中国重要城市。他把数百情报人员派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以及上海，南京，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广大地区，组织、联络，发展当地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抗日爱国人士等，渗透至敌人的军，政，警，特内部，形成了一支数以千计的地下尖兵，获取了大量战略，战术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金宪东

​其中以满洲情报组：即长春情报组，川岛芳子同父同母亲弟金宪东伪满总理张景惠之子，之侄皆为该组成员，全组计约120人，皆是伪满军政中坚或高官亲属等，日据伪满时期无一人暴露。

李时雨

​李时雨：日据汪伪时期任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和军法处长、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等职。日本投降后，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组长，上海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1982年离休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

尤为典型。

前段时间，87版《红楼梦》播出30周年的聚会，引发了无尽欷歔与集体怀旧。

87版《红楼梦》为何让我们集体怀旧?

第一个关键词，是“命运”。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还有什么比人在时间中的命运变迁，更值得感慨?《红楼梦》写的是一个盛极而衰的故事，那么多美好的少女，那么多热烈的梦想，还有那么精致优雅的贵族生活，然而，“盛席华筵终散场”，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的悲剧，构成了大结局：从黛玉于宝钗大婚之夜泪尽而逝开始，疾病、浩劫、死亡、出走、离散、绝望……

大学者王国维曾在《红楼梦之美学之上价值》一文中评价说：“《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悲剧，是“人和命运的冲突”。《红楼梦》写的，就是人的抗争，却敌不过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悲剧命运。但我们首先看到的，为之陶醉的，有强烈代入感的，并不是悲剧，是女儿家的娇嗔，是爱情的奥妙，是灵魂的对话……是一切细微而美好的事物，然而，就在我们盼望看到宝黛的“木石前盟”终成眷属、一群美丽少女各有美好归宿时，命运却猝然露出了狰狞的面孔，水做的女儿，一个个堕入污浊……展示美的毁灭过程，就是悲剧。这个过程不是电光石火间，而是《红楼梦》用七十余万字铺陈而就，春去秋来，成长死亡，一切均在流淌的时间中。

87版《红楼梦》严格忠实于原著，这部戏开拍时，“戏说”之类，尚未流行，导演敬业，演员入戏，艺术指导的红学专家，也不是“砖家”，再加上30年前，文化消费单调、匮乏。《红楼梦》播出时，恰逢电视机正开始大规模进入城市家庭，全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是那个年代最好的也几乎是唯一的大众精神消遣，家家户户，都能听见哀怨的主题曲《枉凝眉》。这部电视剧跟《西游记》一样，反复重播，尤其在寒暑假期间，打开电视，不是嘻嘻哈哈的孙悟空，就是卿卿我我的宝玉黛玉。

但《红楼梦》跟《西游记》不一样的是，前者是悲剧，后者是喜剧。喜剧让人笑，悲剧让人哭，一群让观众流泪的角色，自然印象更深刻。更何况，出演这部电视剧的少男少女们，在接下来的30年中，命运各异，有的人大红大紫，星光灿烂，但更多人再未能超越这部电视剧，忍受着巅峰过后走下坡路的落寞，一个个青涩的青年，已步入无奈的中年，还有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30年，不长也不短，对有些人来说，这部电视剧甚至成了似有还无的命运伏线，暗中印证他们的人生轨迹。观众总是习惯于有意无意地将演员的命运与剧中角色关联，怎不为此黯然神伤?

比如，87版《红楼梦》“贾瑞”扮演者马广儒，6岁开始读《红楼梦》，一生以“贾宝玉”自居。21岁那年，他接到了进京饰演贾宝玉的通知，却最终出演了因色丧命的贾瑞。贾宝玉是集千万宠爱于一身的贵公子，贾瑞却是贪淫好色的破落子弟，两个角色，天壤之别。在剧组中，他演的是贾瑞，却一直以宝玉自居，爱上了扮演黛玉的陈晓旭，不惜为她割腕明志，但追求未果。之后他贪恋上了杯中物，动辄烂醉如泥，最终在1995年因酗酒猝死，年仅32岁。去世时，还欠着楼下小酒馆的40元钱……网络作者“矮木”在《如花美眷，怎敌似水流年》一文中写道：“他去世当天，当地电视台播放的正是87版《红楼梦》里‘王熙凤毒设相思局’那一集——憧憬了一生‘贾宝玉’的马广儒，最终没能逃脱贾瑞的宿命。”

没有时间的跨度，怎能深刻感受到悲剧的意义?又怎能深刻感受到命运变迁带来的震撼?

第二个关键词，是“古典”。

提起87版《红楼梦》，饰演林黛玉的陈晓旭，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2007年，陈晓旭抛下事业和家人遁入空门，法号妙真，人们无比惊诧。后来得知，她患上了乳腺癌，饱尝病痛之苦，绝望于俗世的医术，决心落发为尼，以佛学来安慰心灵的苦痛，以修行等待生理的奇迹。奇迹终于没有发生，剃度之后不到3个月，陈晓旭还是不幸病逝。

当时人们感叹：陈晓旭走了，“世间再无林妹妹”。是的，陈晓旭是一个符号，古典美的符号——无论外表、气质还是内心，她的柔弱与忧郁，恬静秀美之间淡淡的却化不开的惆怅。还有，她花3年时间研读红楼来深入理解林黛玉这个角色……她成为人们心目中最像或最接近黛玉形象的演员，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俨然是林黛玉的翻版，“宛如书中走出一般”。而她在后来回忆争取黛玉角色时也说过：“也许我在长相、在表演，或其他单方面不如别人，但是在综合素质上，我觉得我是最适合的，演黛玉是为了人生追求，完成一种使命似的宿愿，不是仅仅一个角色追求，除黛玉外无二人选。”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杰出代表，林黛玉又是《红楼梦》中古典美的代表，多少国人历久弥新地通过这本书、这个人获取民族审美体验。但在渐去渐远的中国古典美学中，陈晓旭几乎成为孤独的绝响。她走后，她扮演的林黛玉形象所代表的一个时代的审美情趣与审美价值观、让人陶醉的古典美气质、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韵味……都随之而去了。这些，在今天的娱乐文化中，很难再找得到。现在，若对一个姑娘说：“你长得古典。”对方可能马上怼回来：“你骂人啊?”

失去了，人们才会怀念。古典美，曾经代表中国东方雅致生活的审美情趣、诗性人生，渐去渐远了。在电影电视中，在各种综艺节目中，我们能看到太多的表情夸张、疯疯癫癫的姑娘，却很难发现内心沉静、相由心生的具有古典美的女子。单一化、类型化、快餐化、商业化的娱乐文化，塑造能力太强了，就像流水线一线，生产着细腰丰臀锥子脸，习惯夸张，擅长卖萌。

存在即合理，什么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气质、什么样的审美，但是缺了感染中国千年之久的古典美，怎不让人心生怅然?

这是现代化的代价吗?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现代”与“古典”有过深入思考，他既热情颂扬现代社会，又伤感于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失落，对自己心目中的古典时代的代表，已经消逝的古希腊艺术，怀有一种留恋和怅然的复杂感情。他认为，告别古典时代后，传统的神性至此就被世俗化。如果说古典时代作为“诗的时代”，那么现代就是“市民时代”，诗、牧歌或英雄，都是灵性飞扬的象征，是人与自然、人的个体性与社会的普遍性、人的个性与其整体和谐融洽的标志，也是直接、单纯和自由的神性普照与人性舒展完美渗透的体现，而市民时代，是平庸的，缺乏独立性、个性和完整性，“人的世俗气过分完满以致溢出人自身、甚至遮蔽了神性……”

矜持内敛、哀而不伤的陈晓旭，绝不是一个世俗气过分的人，她带着我们关于古典美的美好回忆，永远离开了，我们只能从87版《红楼梦》中，从她的回忆录《梦里三年》中，来重温这个经典的形象，她在《梦里三年》是这样写自己对黛玉的理解的：“真水无香，白璧无瑕，爱得深，爱得苦，充满忧伤的诗人气质……”

这样的美，还有吗?

第三个关键词，是“乡愁”。

不同于对故乡童年、田野、炊烟的回忆，87版《红楼梦》对于许多中国人，是一种“文化乡愁”。

30年过去了，这恰恰是中国社会一段巨变的时间。在87版《红楼梦》播出两年后，四川文艺出版社出过一本书《苦海沉浮》。作者弗克斯·巴特菲尔德是《纽约/时报》驻华记者，1979年到北京，1982年离开，这本书写的就是他当年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其中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他在湖南长沙湘江边上，遇到了两个渔民，后者第一次见到他时，猛然间脸朝下趴在小船上，一动不动。后来熟悉了，问为何这般姿式，渔民答道：第一次见到金发碧眼的人，以为碰到鬼了，吓得不行……而就在不久前，相关方面点名批评湖南一档电视节目中3位男明星的发型不够“健康向上”：一位染成绿色，一位染成红色，还有一个扎小辫子。

是的，仅仅30年，审美观就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西方式面孔，在很多人心目中，俨然已成了美的标配，更别说那满大街的用来冠以楼盘、商店与产品的洋名了，伴上一个“洋”字，似乎就提高了档次、格调、气质。从“视洋若鬼”到“以洋为美”，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变化太快，快得让很多人都跟不上步伐，害怕丢掉昨天的自己。

假如能回到过去，站在时间那一端，如何能够想象30年后，这一端的变化?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每个人，都有一部波澜壮阔的心灵史，每个人，都是一部长篇小说。有多少人欢呼、迎接这变化，又有多少人，抗拒、恐惧这变化，还有多少人，迷失在这变化之中?胸中皆有郁结，87版《红楼梦》，就是浇这块垒之醇酒，年头越长，这酒越醇。人们说起这部电视剧，充满感情与感慨，固然是因为它的艺术成就，因为那一茬演员的真诚与朴实，也因为它跟当年慢悠悠的中国的联系，人们每晚看完两集，安详地睡下，等待明天新的两集，但更多是一种精神寄托，一种不可能再回来的感觉，一种依稀的亲切，一种想起能够内心一暖的乡愁。

这是导演贾樟柯在电影《山河故人》中试图展现的那种感觉：2025年的澳大利亚，移民到这里的中国男孩长大了，却不大会说中文，只能用翻译软件与父亲对话，他一直挂着小时候亲生母亲给他的钥匙，但已经想不起母亲的名字，只记得她叫涛，波浪的意思。这个故事开始于1999年，只有26年，还不到30年，却已经足够让父亲忘记了初恋与故乡，儿子忘记了母亲与母语。

当我们今天重温87版《红楼梦》，了解当年筹备拍摄的精心：1984年，在北京圆明园先后举办了两期演员学习班，从全国各地数万名候选人中，遴选出一百多名演员在此研究原著，分析角色，学习才艺，反复比较，才确定各自角色。当我们今天读了陈晓旭在《梦里三年》中写到的1984年4月的圆明园，盛开的桃花，蜿蜒的小路，和为了得到理想角色或笑或哭的女孩们……我们又怎么不会被触动内心某处，产生一些微妙的情感，思考与叹息。

但时间已经逝去，人们又怎么能回到过去?在商业化浪潮中涌现的各种选秀，又怎么会重复30年前那群聚集在圆明园的少男少女们的纯真?就像《山河故人》中那个突然想回到山西寻找母亲的儿子，在决定买机票前，才发现自己已无家可归。这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大洋相隔，更是精神上的遥远距离。

在时代大潮中，人们主动或被裹挟着往前走，坚信或安慰自己：前方会很美好，变得越来越好。往前走时，却不断回首，怀念并美化过去。人总是这样，不满现实，而过去已去、未来未至，变化越大，人越孤独，像一只风筝，扶摇直上，却害怕速度太快，这线会断了，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根。就像《山河故人》里那个无辜的孩子，从内陆的山西县城飘荡到东边的上海，又飘荡到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变化太大，走得太远，已找不到回家的路。

第四个关键词，应该是“重构”。

“Dollar”——这是《山河故人》里那个孩子的英文名，极具隐喻意义，他父亲的名字很传统：张晋生，孩子的名字如果译成中文，叫“张美元”，特殊年代一个挣扎在物质欲望与文化失落之间的赤裸裸的标志。

父亲张晋生，儿子张美元，这是活生生的文化割裂，就像87版《红楼梦》与新版《红楼梦》两个“黛玉”的区别：一个是陈晓旭演绎的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一个是梳着铜钱头一身现代感的黛玉。正因为有对比，人们才更怀念87版《红楼梦》，那是中国的，古典的，温暖的，美好的。就像喝多了咖啡与可乐，最终发现，还是茶最适合自己的胃，因为这是一个中国胃。

如果说，还有第四个关键词，那应该是“重构”。

“重构”不是“复古”，就像我们喜爱87版《红楼梦》，并非羡慕其钟鼎玉食、仆役如云的排场，而是其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审美体验、生活态度与思想体系。这是中国人的根，有根才有自信，无根则是随波逐流的浮萍。

要把根留住，否则可能变成“四不像”。著名学者梁漱溟曾说过：“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不管走得多远，走得多快，都不能忘记了出发的地点。

天人合一，仁者爱人，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国思想曾经深刻影响世界，为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专门写过一本书，名为《对中国文化的乡愁》，他写下了这样的话：“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思想都是人类的故乡之一，一到某种时刻，有意无意地，就在讲述着对它的乡愁。”

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说，中国以前向世界输出的是中国产品，现在中国资本又在大步走出去。那么，接下来，中国向世界贡献的，应该是中国思想、中国智慧和深蕴中国文化底蕴、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的中国品牌，东方式的雅致生活。

东方式的雅致生活，要有琴、棋、书、画、诗、茶、玉、丝、瓷……但又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器物，更重要的是寄存、融汇于器物之上的生活态度与思维方式，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吃垃圾食品?中医强调药食同源，饮食合乎节令；比如，学好外语很重要，但不能忘记了自己民族的经典，腹有诗书气自华，诵读经典，是与先贤对话，领悟他们历久弥新的智慧；又比如，现代生活很便捷，但也压力重重、戾气弥漫，我们焦虑、孤独、身心亚健康，何不抽个时间，或在品茗中静心，从一片茶叶中领悟人与自然的奥妙联系，或在冥想中修心，给自己进行东方式的心理按摩，让自己的心保持平静，不急、不妒、不躁、不乱。

我们怀旧，是对当前困境的审视，是对过去时光的仰慕，是因为我们在巨大变化与现实困境中，需要重建身份认同，需要重构文化自信。

断裂的文化若要传承，需要修复；现代人若不想被过去抛弃，需要重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构，就是对87版《红楼梦》的最好的致敬!

我们现在谈论的“欧洲”，是按照世界五大洲来划分的。本文论述的“欧洲”概念，则主要指古罗马疆域内欧洲大陆的那部分。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9月宣告灭亡后，欧洲大陆上曾出现过一个相对统一的法兰克王国。公元十世纪，王国一分为三，东部自称“神圣罗马帝国”，以此来挑战东罗马帝国（拜占庭）作为古罗马继承者的地位。在之后的征战中，它丢掉了勃垠第等地和意大利大部，王国疆域收缩，于是不得不在“神圣罗马帝国”这一高大上称谓之后加上“日耳曼民族”这个词缀。

关于这个“政治怪胎”，法国哲人伏尔泰（Voltaire）曾调侃它“既不神圣，也不是罗马，更不是帝国”。的确，这个由数百个凌乱不堪的封建王国、公国、侯国、贵族和骑士自治领地、自由邦和自治市拼凑起来的政治架构似乎徒有“帝国”之名，但是，“日耳曼民族之神圣罗马帝国”首次将日耳曼与古罗马的法统与疆域联系起来。从此，引领欧罗巴的使命感便成为德意志不忘的初衷和情怀，德意志作为一个民族概念也由此渐渐萌生起来。

长期以来，日耳曼各部落由于沉迷于这神圣的、罗马的、帝国的“三位一体”的虚荣名号。王公贵族们为了争夺皇位而相互倾轧，彼此杀戮。他们非常看重其帝位的正统性，所以一味追求得到罗马教皇的加冕，却忽视了诸侯割据已逐渐成为德意志的最大痼疾。可这盘散沙却是欧洲其他诸邦及罗马教廷乐见的事实。于它们而言，德意志这个“蛮人”应该尽可能久地呆在“日耳曼森林”（孟德斯鸠语）中，只有当更难驯化的“野蛮人”（如奥斯曼人）叩击欧洲门户之时，才应该将他放出来抵御外敌。

但日耳曼人不是一般的“蛮族”，更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散兵游勇。即便在内部四分五裂的情况下，他们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也未放下统一欧洲的野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三次欧洲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或多或少都体现了日耳曼民族与养尊处优的“罗马人”之间的千年仇恨，特别是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实际上就是对罗马天主教的一次清算。新教的诞生是欧洲日耳曼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真正使德意志成为一个“问题”的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1789年）以及拿破仑的扩张和对德意志的征服。

1806年8月6日，弗朗茨二世不得不放弃神圣罗马帝号。随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瓦解，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似乎变得遥不可及。于是，德意志何去何从，“德意志问题”该如何解决，便成了一个刻不容缓的生死问题。

正是在这一民族历史的最低谷，德意志哲学家费希特仰望星空，发表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对本民族的复活和重生作出了预言。他说：“让我们的高尚精神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变得干枯吧，让我们的民族统一纽带因此而撕碎吧……但是精神世界的那种能赋予生命的气息还没有停止吹动，它必将吹动我们民族躯体中那些已经死亡的骨骼，把它们相互连接起来，使它们光辉地屹立于面貌崭新容光焕发的生命之中”。

即便在今天，费希特的这番话读来依然振聋发聩，难怪古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将日耳曼人称为“高贵的野蛮人”。在他眼里，这些“蛮人”虽然还有待文明的进一步洗礼，但他们却因为具有正直、淳朴、勇敢、进取、忠诚和纯洁等美德而变得高贵。甚至他们的野蛮、血腥与背信都因这些民族特性而被戴上了侠义与理性的光环。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马丁·路德虽然 “背叛” 罗马天主教、哲学家费希特也大张旗鼓地鼓吹德意志民族“至上”论，但这些明显的德意志“躁动”都未脱离欧洲的精神氛围和智识语境，这一点同样体现在俾斯麦对“德意志问题”的解决之道上。因此，德意志对欧洲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依然被视为古大陆范围内的某种磨合与融合。换而言之：它虽“蛮”，但不“夷”。

俾斯麦主政的第二帝国

记得有一位记者在问及该如何描写德国所处的地缘位置时，一向很注意修辞和修养的老总理施密特曾爆出一句粗话：

beschissene Lage（意即：鬼地方）。的确，德意志所处的位置非常险恶：它位于欧洲东西南北所必经的中部要津，因而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地貌一马平川，几乎没有任何可以用于防卫的自然屏障；四周又布满了虎视眈眈的列强。因此，“德意志问题”有很多掣肘的因素，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解决，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缠绕不已、难以理清的“戈尔迪死结”。

戈尔迪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小亚细亚弗里吉亚的国王，他在自己以前用过的一辆牛车上打了个分辨不出头尾的复杂结子，并把它放在宙斯的神庙里。神示说能解开此结的人将能统治亚洲。然而，多少个世纪过去了，无数聪明智慧的人面对“戈尔迪死结”都无可奈何。直到亚历山大远征波斯时，有人请他来解。他见到后二话没说，挥剑将死结一劈为两。“戈尔迪死结”就这样被破解了。

俾斯麦的统一大业也如亚历山大解开“戈尔迪死结”那样主要以武力来完成。他相继发动了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同时也深知本民族所处的地缘位置不宜死缠烂打，逞一时之快。因此，他的军事行动相当克制，战略目标明确，一切以统一德意志诸邦为目的。这个目标一点都不过分，因此容易获得左邻右舍的同情和理解。战争的胜利在德意志大地上唤醒了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热忱，但俾斯麦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避免触及欧洲古大陆之外列强（英国俄国）的根本利益，因此获得了两者的谅解和默认。

那时，德意志在世人眼里已成为令人生畏的后起之秀，但日耳曼尼亚这个幽灵基本上还是在日耳曼森林里晃悠，欧洲的基本秩序未被打乱，德意志统一这场革命也始终建立在欧洲古老王朝和君主制这一保守主义原则之上和基督教这个大框架内。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俾斯麦的“德意志问题”解决方案才具有现实可行性。因此，这位铁血宰相的外交禀赋在德意志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着白色军装者为脾斯麦

统一后的德意志，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的急剧增长，民主政治的压力以及制造业异军突起后对市场的极度渴望，使得这位欧洲列强中的后起之秀变得骚动不安，跃跃欲试地也想争取“阳光下的一席之地”（出自1900年至1909年间任德意志帝国总理的伯恩哈德·冯·皮洛夫的一句名言）。为帝国服务长达27年的俾斯麦深知兔死狗烹的道理，心灰意冷之下，于1890年3月18日向新帝威廉二世提出呈辞，正式下野。刚愎自用的威廉二世亲政后，立刻告别俾斯麦苦心经营的“欧洲政策”，强力推行所谓的“世界政策”。一时间，那个曾经游荡在日耳曼森林中的幽灵决意告别过去，不再怀旧和伤感，而是变得心向四面，志在八方。

但德意志这段与海洋粗鲁而笨拙的短暂爱恋却遭遇了传统海洋霸主英国的强烈反弹。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联合德国的宿敌法兰西以及德国曾经的盟友沙俄，组成协约国，打败了以德皇为首的同盟国。第二帝国连同它引领欧洲和世界的大国梦一起被埋葬，德意志不得不重新回到日耳曼森林去苟延残喘。

希特勒的“千年帝国梦”

一战之后的《凡尔赛条约》，因其严厉苛刻的制裁措施而激发了德意志民族强烈的复仇欲望。现实中的各种困境、民主意识的广泛传播等因素，严重分裂和分化了德意志民族。以往试图融入西方秩序的种种努力宣告失败，年轻的魏玛共和国刚开张就被迫打烊，德意志变得愈来愈压抑和扭曲，最终走上了希特勒极端的民族复兴之路。

在多数人的印象里，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接连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灭绝六百万犹太人等等。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将希特勒妖魔化成一个政治狂人和杀人魔王。但如果我们将历史连贯起来看，便可以发现，纳粹德国的崛起和覆灭与其历史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正如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在他那部传播甚广的巨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所写的那样：“希特勒的思想和情绪，支配他狂热的脑子的一切错乱神经，在德国历史和思想中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事实上，不过是德意志历史的合乎逻辑的延续。”

那么，在解决“德意志问题”时，为何俾斯麦会成功，而希特勒却输得那么惨呢？德国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在其《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一书中给出了答案。

他在论及两者的区别时指出：“德意志国”既可以是“普鲁士在最大范围内所能支配的德国”，也可以是“德国在最大范围内所能支配的欧洲或世界”。前者是俾斯麦的见解，后者则是希特勒的诠释。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能立刻领会，导致希特勒出现的原因不在于德意志的历史上有过俾斯麦，而恰恰在于德意志在历史上抛弃了俾斯麦和他的欧洲大陆均势政策。希特勒其实是试图用比威廉二世更粗鲁的方式和更强大的自信去实现德意志引领欧洲乃至世界的初衷。

日耳曼尼亚幽灵建立在“种族”和“血统”这一保守主义原则之上，同时又植根于“血与土”（Blut und Boden）这一同样古老的信条之中。这个幽灵从不掩饰其建构世界新秩序的雄心和抱负，可以想见，这必将对西方既有的霸权秩序产生巨大的威胁。这个幽灵固然以对抗东方所谓的“犹太共产主义”（苏联）、保卫欧洲为借口，却对当时的西方秩序构成了严峻的威胁，也与早已基督化了的西方传统和习俗格格不入。

这场“日耳曼革命”表面上遵从和延续了俾斯麦为开创德意志第二帝国所走的特殊道路，但这两场革命的结局非常不同：俾斯麦的事业取得了成功，他统一了被拿破仑摧毁、并变得日益松散和混乱的德意志第一帝国的残余诸邦，建立了第二帝国；但希特勒的事业却收获了苦果，在苏联和西方盟军的夹击之下，第三帝国以彻底失败告终。至此，来自西方世界自身的最后异教蛮族“余孽”被彻底清除。但是，这个幽灵的躯壳虽然被消灭，可灵魂却依然存在。

欧盟：德国的“第四帝国”？

二战后，所谓的“德意志问题”被人为地压抑住了：德国被一分为二，冷战的铁幕横挂在东西德之间。战胜国自信地认为已彻底铲除了令欧洲躁动的德国因素。未曾想，“德意志问题”这颗种子在东西方对峙的乱石中依然能顽强生长。当它破土而出的时候，德意志不再那么充满戾气和锋芒，而是象一朵玉兰花：淡雅不扎眼，却能让周围时而嗅到它阵阵散发的幽香。

这朵淡雅的玉兰花叫“德国模式”。它诞生的时间不难锁定：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当时，欧盟还叫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从开始时的六个，到1973年后扩充至九个。欧共体的中心领域是制定共同的农业政策，如粮食价格和水果蔬菜的市场条例等。共同农业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当时在欧洲一言九鼎的法国。德国则一直处于“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地位。

从1950年至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确保了货币汇率和国际贸易的稳定性，从而成就了西方经济史无前例的繁荣期。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此前相对稳定的马克、法郎和里拉汇率产生动荡。结果，欧共体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也动荡起来，并危及到西欧的共同市场和农业政策。1973年的石油危机彻底终结了德法等国的经济奇迹，欧洲经济转而进入低增长、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和汇率动荡的发展停滞期。

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就了西方经济史无前例的繁荣期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欧共体成员国认为唯有加强合作并采取统一的经济和货币政策方能度过危机。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生效，明确了欧共体成员国之间汇率的浮动率，德国经济政策的两大支柱（紧缩财政预算和控制通货膨胀）成为这一体系的标准。“德国模式”普遍得到认可。正是从这一刻起，而非许多专家认为的欧元危机开始，欧洲的一体化踏上一条德国之路。

只不过，这个事实一直被锁在云雾中，鲜露峥嵘。原因很简单：七十年代后期，撒切尔和里根特立独行地在欧洲和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行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有取代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态势。对此，右派弹冠相庆，左派捶胸顿足。

可是，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那个时期最终影响欧洲经济的其实并非撒切尔和里根，而是德国总理施密特和德国联邦银行总裁克拉森(Karl Klasen)、爱明戈(Otmar Emminger)和伯尔（Karl Otto Pöhl）等人。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浪潮虽然强劲，但“德国模式”在欧洲已站稳脚跟。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的欧洲”从一开始就是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某种反动，难怪美国新任总统川普会酸溜溜地讥讽欧盟是德国的工具。

那么，经历了两次大战的欧洲，其精英为何还能那么广泛地认可德国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呢？答案不复杂：六十年代后期，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而联邦德国一直是中流砥柱（此情此景有些类似眼下欧盟的状况）。因此，欧洲精英们普遍看好能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并相对平衡处理劳资关系的“德国模式”，认为它是带领欧共体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德国成为欧洲的龙头老大，而法国和英国沦为配角，也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吧。只不过，英法两国对这一结果的反应不同：法国似乎已经接受了德国的主导地位，而英国却以退欧证明自己不甘心当德意志的陪衬人。

今天，欧洲经济出现了持续萧条，特别是欧元危机爆发后，欧洲内部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首次出现了对德国模式的怀疑和抵抗。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进一步分化了欧盟的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去德国化的声音，有媒体甚至惊呼要警惕“第四帝国”。但是，在欧美经济普遍低迷的今天，德国经济和财政连年创新高，可谓一枝独秀。这起码说明，要说“德国模式”已经过时还为时太早。

朋友老陈，当了近二十年的班主任，光高三就送了十几届。

6月8号那天高考结束后，我问他：“今年你班里能出几个清华北大？”

老陈晃着两根手指头，笑着说：“至少两个！”

我调侃说：“这么自信？是不是搭眼一瞧，就知道谁能考上清华北大呀？”

老陈笑道：

“其实这些能考上好大学的孩子，确实是有点聪明，但如果仅仅是靠这点聪明，也到不了现在的水平。

他们在生活习惯、学习方法上，一般都很有自己的一套，甚至连对学习的看法都跟一般学生完全不同！你不服不行。”

下面是老陈班里一个考上清华的男孩给学弟学妹们做的分享，我自己看完都觉得受益匪浅。

如果您家里有孩子正在上小学，那更该看看，因为很多重要的习惯和心态，必须从小学开始培养。

1

字迹

一手烂字，很可能让孩子无缘重点高中，更别提好大学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考试在普及“电子阅卷”，高考、中考都是这样，有的地方甚至小升初考试都开始施行了。但是别以为“电子阅卷”对书写的要求就降低了，相反，要求更严了。

如果孩子从小就写字不规范、下笔力道也没练好，那他的答题卡通过扫描仪扫进电脑时，几乎就是一团模糊。

阅卷老师连看都看不清，咋给你分？

所以，从小就好好练字吧，一手漂亮、规范的书写不仅仅能让卷面整洁，还能一定程度上加快书写速度，让你在中考、高考这样书写量极大的考试中取得优势，不至于答不完。

2

拖延

成绩差的孩子，99%都是拖延症！能拖到明天做的事，绝对不会今天做；假期里能先玩的，绝对不会先写作业。

拖延症的坏处在于，一旦养成了这种习惯，不但学习上拖拖拉拉，生活上也会变得磨磨蹭蹭。

那么，孩子的拖延症一般都是怎么染上的呢？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儿童人格教育》书中的一句话：“一个有拖延习惯的儿童背后，总有一个事无巨细为其整理收拾的妈妈”。

其实，有很多小事都是孩子的本分，完全可以自己独立完成，比如吃饭、穿衣、擦屁股。当家长过度代劳的时候，孩子做事就没那么积极了。

所以说，改变孩子拖延毛病的第一步，就是适当对孩子“狠”一点，学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3

时间

在学习上花的时间越多，成绩就越好吗？

这可不一定！

有些孩子虽然看起来很努力，课间不出去玩，周末也窝在家里写作业，但他大部分时间并没有集中精力，只是在漫无目的、心浮气躁地“磨洋工”。一个班里30%~40%左右的中等生，基本都是这个状态。

有些孩子从来不熬夜，该玩的时间也在疯玩，但他们在学习的时候，能提前做个计划，知道总共有哪些任务，安排好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一个班里10%左右的尖子生，都是这个状态。

所以，决定成绩的并不是孩子在学习上花了多长时间，而是这些时间是否“有效”，是否都能集中注意力。

4

英语和语文

英语和语文是非常相似的两个学科，有心的孩子都能发现，做语文中的“文言文”和英语中的“阅读理解”都是同一种感觉：都需要查生词，都需要分析语法，都需要判断句式……

对于这种语言类的学科，最笨却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大声朗读！

因为课文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语境，能帮助你很快地记住生词。

另外，当你对课文熟读成诵之后，一些基本的句式就印在脑子里了，下次做类似的题时，光靠感觉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5

数学

数学怎么学？

第一，准确的计算能力是基础，小学阶段一定要帮孩子训练好。

到了初中、高中阶段，题目的步骤变得多起来，而且都是有相互联系的，如果前面几步就把结果算错了，后面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对的。

第二，必须要整理错题。数学里的知识点、题型，相对而言是有限的，而且必定会重复出现。只要你能保证这次做过的题型下次不再出错，就没什么问题了。

6

粗心

身边经常有同学考完试后说：“我竟然忘了这个知识点，粗心了粗心了……”

他真是粗心吗？

不，他就是这个知识点没掌握好，基础不扎实而已。所谓的“粗心”“马虎”，更像是自我安慰的借口。

细心、沉稳、脚踏实地，是一个好学生必备的心理素质。高考的时候，一个小小的数学选择题就是5分，你要是随便粗心两下子，10分就没了，在全省的排名就可能落后好几千！这时候，你再用“粗心”安慰自己，还有啥用？

7

起跑线

“让孩子赢在起跑线”，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其实就是精明的商人设计的谎言。

孩子的一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马拉松上没有什么抢跑一说，因为根本没什么用，前半段过度消耗体力，反而会影响后面发挥。

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那个第一名到了初中就跟不上节奏了，原来成绩平平的同学反而赶了上来；后来到了高中，初中时的第一名又跟不上节奏了，其他同学又慢慢赶了上来……

你看，谁都没办法一劳永逸，要想赶在前面就得不断努力才行；另一方面，只要你想努力，什么时候都不晚，说不定哪次考试你就“超车”了。

8

阅读

“腹有诗书气自华”，多读书才是提升语文能力、人格修养的根本方法。

很多同学都对作文发愁，有的说不会审题，有的说不会描写方法，有的说应试教育的作文没意思……

但实际上，作文写不出来的原因就一个：读书太少！

举个例子，同样是描写一个人的站姿不优雅，大多数同学都会平淡地凑字数：“她的站姿很不优雅”“她的站姿很不好看”……

而那些读过鲁迅《故乡》的同学，就知道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她站在那里，双手叉腰，像个细脚伶仃的圆规！”

所以你看，课外书读少了，你连生活中最基本的“站”这个小动作都描写不好，作文怎么能写好呢？

9

未来

总有学生问：“既然上了大学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那干嘛还要拼了命考大学？早点进入社会磨炼多好？”

没错，上了大学也会找不到工作，而且很多大学生毕业后还不如搬砖的农民工。这说明了什么呢？大学没用吗？

错！这只能说明：你高中不好好学，考了个不入流的大学！然后大学又不好好学，整天混日子！

再好的大学，不好好学习也会变成渣子；再差的大学，努努力也能找到体面工作。

不要埋怨父母没权势，也不要埋怨社会太黑暗，明明就是你自己不努力而已！

10

 竞争

 我虽然也勉强考上了清华，但是等大学报到之后才发现，我在班里都快垫底了。班里成绩最好的那个男孩，每天都早早起来，嗷嗷背英语。

跟身边这群牛人待久了我才意识到，最可怕的不是你的竞争者比你聪明，而是人家既比你聪明，还比你努力！

所以，咱又有啥资本不努力呢？

- 1 -

读大学期间，每次和大姐通电话，她总要嘱咐我放假早点回家，平时多给家里打电话，问询二老的身体。

我心里总想着爸妈都还硬朗，所以总是把大姐的话当耳边风。直到我亲眼目睹了大姐的憔悴，才开始担忧起来，她一直想方设法减肥都不见成效，却因为婆婆重病，瘦了二十多斤。

姐夫虽然是家里的独子，遇到重大事情却拿不定主意，大姐有什么事情都得亲力亲为，从办理住院手续到和医生商量治疗方案，都是大姐一个人在周旋忙碌。

第一期的治疗进行了一个月，除了单位必要的工作处理，大姐几乎天天泡在医院里。每天早早地起床，打车赶到公婆家，接婆婆去医院，下午治疗结束后，还要回到婆婆家做饭，想尽一切办法给婆婆增加营养，很晚才能回家。

晚上回到家，大姐还要在网上收集大量的资料，了解各大医院的挂号程序。有些专家的号需要在医院花费三四天排队等待，得熬夜不间断地刷新网页。网上也有高价出售医号的贩子，承诺可以替患者家属挂号，但是大姐担心被骗，不但钱财受损，且耽误治病。

婆婆的病，让大姐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与无奈，看着她的疲惫与压力，我也只能在心中暗暗地担忧与发愁。

我突然想起大姐无意说过的话，这句话深深地让我醒悟：父母的健康，切切实实是儿女的福气。

- 2 -

我的母亲生于60后，也是家中的大姐，弟妹6人。小时候正值缺衣少穿的艰难年代，她分担了外婆作为母亲的大量劳作，既当姐姐又当妈，带了大的带小的，从没上过学。

母亲20岁不到就嫁给了父亲，婚后家庭仍然贫困，生了我们姐弟三人。早年一个人耕种家里的田地，后来长期跟随父亲在工地打工。在漫长的劳作中，她积攒了满身伤病。

母亲因为自幼劳累过度，形成了长达数十年的睡眠障碍，最严重的时候连续一周睡不着觉，饱受痛苦煎熬。工地活又脏又累，无论刮风下雨，她都得早出晚归，颈椎骨质增生让她至今不敢低头时间太久。

以前干活不懂得保护，母亲多年来眼睛迎风流泪，夏天天热时眼角分泌物特别多，甚至能糊住眼角，不得不经常擦拭却又导致眼角红肿破皮。这些年下来，她的手臂和手掌皮肤受到很大伤害，黢黑松弛、干燥易裂。

她的手腕、膝盖和脚踝也被风吹透了，天冷潮湿时容易隐隐作痛。常年干重体力活，导致她的头部和双手多年来一直微微震颤。这两年带她去检查，医生说不是神经问题，而是劳累过度。

几十年如一日，母亲为家庭、为我们姐弟呕心沥血，吃了不少苦。幸好我们如今都有不错的发展，足以让她自豪和骄傲。有条件以后，我们带她去体检，给她买了必要的家用电器，尽可能降低家务劳动强度。

我们姐弟现在约定，只要有时间，每周都要打电话和父母聊聊生活琐事，给他们讲生活常识、健康知识，帮助他们改进喜欢吃喝热食、刷牙横向用力、睡前喝水等不好的生活习惯。

- 3 -

我们意识到父母老了，总是源于一些不经意的细节。

他们做的菜越来越咸、油越来越多，是因为他们的味觉开始退化了；他们总是偷偷给邻居家的小孩塞吃的，是因为他们对孙辈绕膝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了；他们在仔细看着我们长大的同时，我们却无视他们的衰老。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指的不单是小辈有赡养之心时，长辈已驾鹤西去，还有“长辈健在，我想尽孝，却没有力使，长辈等不到我的强大”。

对长辈的关怀，顺从是小孝，传承才是大孝。我们总是觉得他们不懂我们，然而我们也从未给他们机会。

小时候，我们是拖油瓶式的麻烦，父母无所不知循循善诱。长大了，父母是一种万般体谅式的“麻烦”，可我们还是懒于倾情介绍我们的世界。

午夜梦回，我们总想回到被父母宠爱的日子，什么都可以不管不顾。梦醒之后，我们都是一样的迷茫，各方面的压力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想想父母靠一双手把我们拉扯长大，太不容易了。

而当下之孝，唯有努力增长个人收入，提高个人能力，毕竟父母留给了我们这么好的血脉，要努力给接过来，不能白瞎了。

我们从未让他们骄傲，他们却始终待我们如宝。

- 4 -

龙应台有一段话，每每读来，总是五味杂陈：

父母亲，对于一个二十岁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我猜要等足足二十年以后，你才会回过头来，开始注视这没有声音的老屋。

当我们年轻时不懂得，当我们懂得时已不再年轻。作为儿女，不要将忙碌当成不回家、不孝敬父母的理由。尽孝不应该是一场形式大于内容的演出，爱父母不在于你做了什么，而在于你做了没有。

趁我们还年轻，趁父母还健在，一定要时刻关注他们的健康，好好孝敬他们。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时光易逝，爱经不起拖延，别让父母等太久。

图片：1937年7月7日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士兵。

人们往往会疑惑，1931年9月18日，也就是“9.18事变”后，由于不抵抗政策导致日军全面占领东三省。那么日本那时主要在东北活动，关东军也没有入关，为什么到了卢沟桥事变的时候日军会突然出现在北平城外呢？日军难道是从东北飞过来的？

图片：日军向卢沟桥附近的一文字山疯狂进攻。

其实不然，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甚至是在“9.18事变”发生再早几十年，日军就已经在北平驻军了！而要追根溯源，这还是慈溪老佛爷做的好事！

图片：这位大清国当今圣母皇太后一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把自己钉在了民族的耻辱柱上。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但很快在英、法、日、俄、德、美、意、奥“八国联军”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西逃。1901年9月7日，老佛爷与列强们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辛丑条约》。

图片：“辛丑条约”的影响是空前的，其后半世纪的中国屈辱史抗争史都是由此产生的。

不说通过这个条约，强盗们又从清朝勒索了4.5亿两白银，单说条约中竟然允许外国军队可以驻扎在北京和从北京到山海关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

当时北京还没改称北平，仍然是清王朝的首都。再羸弱的王朝也不会让外敌在自己的首都驻军吧，这已经不是什么战略安全的问题，而是国耻了！

图片：跨过卢沟桥的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

最积极利用这一条约的当然就是野心勃勃的日本。在《辛丑条约》签订前的4个月，日本就以“护侨”、“护路”为名成立了所谓的“清国驻屯军”，司令部设于天津海光寺，海光寺和北京东交民巷都有兵营，也就是说兵力直接布置在天安门外，其心可诛啊！此外，日军在北京、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地相继驻军。

图片：“北支事变”是日本对卢沟桥事变的称呼。

而这些军队还不能算是侵略军，因为你老佛爷自己和列强签订的协议，算起来还是你邀请人家来驻军的！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将有着狼子野心的日军引入了华北核心区域，这不是引狼入室是什么！

图片：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个连仅余4人生还，余者全部壮烈牺牲，他们打响了反侵略的第一枪！

图片：中国士兵和卢沟晓月的碑文。卢沟桥事变是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何尝不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刻。

图片：在卢沟桥上防守的中国士兵，无奈日军已经驻守北平36年，早已对一切了如指掌。

1912年，日本将“清国驻屯军”改名为“中国驻屯军”，因该军驻扎华北，通常被人们称为“华北驻屯军”。而著名的关东军成立于1919年，比“中国驻屯军”晚了18年！

图片：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随军记者在桥面上拍照留念。

所以说，这支“中国驻屯军”才是侵略中国最早的日军。1937年制造“卢沟桥事变”的正是当时驻扎在北平丰台地区的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到“卢沟桥事变”时，“中国驻屯军”已经赖在北平36个年头了，所以搞起事来熟门熟路！

图片：日军占领卢沟桥后的摄影。

近代日本的军国主义根源，深植于其赖以立国的天皇制度及其据以变法图强的明治宪法。“明治宪法”它是以年普鲁士宪法为蓝本的钦定宪法，宪法规定，陆海军有权跨越内阁直接向天皇汇报。而天皇呢，有着统帅权。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因为内阁首相是民选的议会执政党或执政联盟推举的，而天皇是世袭的，这就等于民选政府控制不了军队。九一八事件时候的日本首相，就对天皇抱怨说，他既没有参谋本部的报告，也没有外务省的报告，日军动向他靠报纸了解。

内阁控制不了陆海军，后来发展到陆海军反过来控制了内阁，原因是任何政党要组阁，就需要陆海军推荐陆相和海相，陆军根据这条规矩，对他们看不中的政党，就拒绝参与组阁。而且即使组阁成功，首相也要看陆军的脸色，因为陆军可以随时命令陆相辞职，从而逼着内阁总辞职。

绕来绕去，大家明白了日本这个所谓的立宪君主制国家，实际上政府的兴废，被陆海军控制了。那么谁控制陆军呢？秘密就在这里，日本陆军是谁？控制日本陆军的，是参谋本部、陆军省、教育总监部，这三个机构分别负责军令、军部、军训。而在昭和年间控制这三个机构的嘛，实际上并不是这三个机构的最高长官，而是其中两个关键的课长，一个是陆军省军务局的军事课课长，另一个是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课长。也就是说，所谓的大日本帝国，真的掌权人是两个不起眼的中层佐官。这是昭和年间日本陆军独特的怪现象：下克上。

根据后世历史的研究，九一八事变时，日本陆军主要被由中层参谋军官组成的一夕会所控制。所谓一夕会，是从20年代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驻苏联武官小畑敏四郎和巡回武官冈村宁次3人组成的所谓“巴登巴登集团”发展起来的，对中国东北抱有野心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加入这一集团，后来加入者还有侵华战争中的骨干东条英机、河本大作、土肥原贤二、山下奉文等。

战后的日本历史学界，并不是没有检讨过侵华战争的教训，他们深挖了日本陆军的各种史料甚至八卦，得出了一个神奇的理论：九一八事变乃至后来的七七事变，是一帮子大佐们在大尉们的帮助下，顶住了大将们的压力，为大泥轰帝国开疆拓土，所以日本陆军高层错误在于管教不严，日本政府应该无罪释放，日本天皇是被蒙蔽的受害者，日本国民更是无辜被拖累，你们各国要怨，就怨命不好，遇到了陆军一帮子想升官的科级干部。

实际上，历史的真相是昭然若揭的。日本陆军是一个早已国家化的军队组织，无论是入侵东北还是入侵华北乃至对中国的全面侵略，都是需要高素质军官团集体长年工作的结果。国与国的战争，其策划执行，必须倾国之力。而且，一夕会怎么可能吸引了那么多的日本陆军中坚分子参与其中？或者咱们换个说法，为什么日本陆军军官一参加一夕会就飞黄腾达成为日本陆军核心团队成员？为什么大佐永田铁山能够在九一八前后实际控制庞大的日本陆军？

答案并不难找，永田铁山是直接受命于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昭和天皇裕仁，组织了后来发展为一夕会的这个小团体。裕仁其实和很多问题青年有很多共同性：童年家庭不幸，成年婚姻不顺。裕仁的父亲大正天皇自幼多病，曾患脑膜炎留下后遗症，40岁又患脑血栓，转为精神病。病情发作时，天皇常常在大庭广众之前做出一些可笑的举止。如在观看军事演习时，他会突然跑下检阅台，打开士兵的背包乱翻一通。一次，当他出席国会开幕式的时候，心血来潮，一边傻笑，一边把讲演稿卷成圆筒，放在眼睛上，对着外国使节们乱照一气。政界元老感到不能再让他大出洋相，丢日本人的面子，便于1921决定由太子裕仁摄政。晚年时，大正天皇已经处于精神错乱状态。可是，大正天皇实际上并非一个弱智昏君，正相反，他在位期间，曾经两度维护宪法，把军阀巨头赶下台。

大正时代开始时，政治上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调和军部推行的急剧增加军备与严重的财政困难的矛盾。经过日俄战争，日本将朝鲜和中国东北南部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使军备的需求急速膨胀。1912年12月，西园寺公望内阁因陆军部要求扩军两个师团而集体辞职，由军阀巨头桂太郎接替。但桂太朗的上台，引起了普遍的抗议风潮，东京爆发第一次护宪运动。立宪国民党和立宪政友会提出“打倒阀族，维护宪政”的口号。这一运动的幕后支持者是企图从军阀、官僚手中夺取政权的产业资本家。1913年，反对党提出弹劾内阁案，迫使国会休会。愤怒的民众包围国会，袭击警察局、派出所，动荡波及大阪、神户等大城市，形势恶化。大正天皇出面干涉，表达了希望维持政局稳定的意愿，桂太郎内阁因此下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战胜保守势力，史称“大正政变”。

以第一次护宪运动为起点，要求政党政治的民主运动发展起来。1924年终于实现了政党议会，这个成果被称为“大正民主”。

后来元老派的大军阀山本权兵卫组阁后，提出更大规模的扩充海军预算案。人民再次掀起护宪运动，把山本内阁轰下台。

大正天皇一再得罪军阀，所以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其实很值得可疑，而在大正天皇最厌恶的军阀中，有一个叫山县有朋，山县有朋（Yamagata Aritomo，やまがたありとも、天保9年闰4月22日（1838年6月14日）—大正（1922年）11年2月1日）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两届首相，日本近代陆军的奠基人，长州藩(今山口县)中间出身。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是明治天皇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左膀右臂。甲午战争时期的战争指导权，是牢牢地把握在首相伊藤博文手里的。伊藤博文虽然是个文官，但是作为明治维新的元老，他镇得住山县有朋这帮子骄兵悍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山县有朋任第一军司令，率军入侵朝鲜。连战连捷，成为日本第一个跨越鸭绿江的统帅。第一军一路发展顺利，很快打下了旅顺，山县有朋瞬间膨胀，脑子发热，决心一路打到北京，这就犯了伊藤博文的忌讳，因为伊藤博文是一个有战略头脑的人，他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国力还弱，只能追求有限的战略目标，速战速胜。如果为了满足前线司令员个人成名的欲望，攻进北京灭亡清朝，就会牵动列强在华利益，而且引起中国人民的抵抗，导致日本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

所以伊藤博文马上以天皇名义给在中国辽东前线的山县有朋发了电报，很关切地问候了他的身体，说您是国之瑰宝，立刻回来养病，把公务交给副手。山县有朋正在辽东激情澎湃，得辽望燕的，哪儿受得了这个，就给陛下回电，说俺身体杠杠的，您是不是搞错了？结果仁慈的陛下很快回电，说您有病不一定自己知道，自己知道的病那都不是病，反正朕说你有病你就有病，不信回来查查？

结果，山县有朋司令员乖乖回国找病去了。所以，日本陆军这帮军阀不是没人能管，而是，天皇愿不愿意让文官去管他们。伊藤博文于1909年被朝鲜独立志士安重根暗杀后，山县有朋终于可以成为横跨军政两界的泰山北斗，可能是由于被明治天皇逼他养病刺激到了，他对明治天皇子孙的态度很差，他通过长州藩出身的军官团把持日本陆军实权，飞扬跋扈到干涉裕仁天皇（当时的太子）选妃的事儿。裕仁天皇和大正天皇对山县有朋把持陆军，欺凌皇室的作为恨到骨子里。

1921年，大正天皇由于身体不好，把监国的权力交给了裕仁皇太子。裕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从山县有朋的长州藩帮派手里收回军权。于是，在这一年，他趁着访问欧洲的机会，召见了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等少壮军官，那一年，太子20岁，永田铁山37岁。从此永田铁山确立了裕仁在陆军中的代理人的身份，他也以此为号召，团结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东条英机、河本大作（炸死张作霖的主谋）、土肥原贤二、山下奉文、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一票以侵略为己任的战犯们，发扬日本人团伙作案的优良传统，这个东京特快从济南惨案开向皇姑屯惨案，然后是九一八的北大营站，长城抗战的南天门站，卢沟桥站，淞沪站转船运到珍珠港，最后经硫磺岛、菲律宾、缅甸等地，返回东京湾密苏里号上了结。

九一八事件，正是一夕会彻底战胜长州藩，完成裕仁天皇陛下嘱托的关键节点。也正是由于当时日本陆军的内斗，导致了张学良、常凯申、斯大林等一大票人对日本战略企图的误判。

张学良等误以为宇垣一成派的当时的陆军大臣和陆军参谋总长能压制住石原莞尔等挑动事端的人，却不知道宇垣派是裕仁想清算的长州藩，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夕会这帮人，正是想借助侵华大功，彻底驱逐长州藩势力出陆军。结果他们成功了。从此永田铁山成了日本陆军的实际幕后大佬，因为裕仁本人是通过永田铁山控制日本陆军的。

永田铁山这票人后来演化为所谓的日本陆军统制派，永田铁山和石原莞尔是日本陆军双璧，他们非常有战略头脑，在永田铁山的控制下，日本陆军实行先消化东北热河，再渗透华北的对华策略，所以塘沽协议后，常凯申才过了二年太平日子，对于南京政府而言，不幸的是永田铁山在1935年被统制派的对头，皇道派刺杀了。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二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被排闼而入的相泽三郎中佐拔出军刀砍死在办公室里。永田之死，是派系斗争的恶果，因为早在荒木陆相时代，永田就叫他的得力助手东条英机连络了十几个中坚干部，每周会商国家改造、陆军统制等事宜，所以被称为「统制派」。到他就任军务局长后，统制派和皇道派的斗争日益炽烈。及至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陆相林铣十郎面告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要在八月的秋季定期人事调整时，将他调任军事参议官，先求谅解；真崎表示陆军三长官的任免，属于日皇的统帅权，别人无权调动，僵持了一个礼拜，结果由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支持林陆相，真崎才算屈服。于是皇道派的武士们就认定这是出于永田铁山的阴谋策动，所以要了他的命。

永田被杀后，裕仁亲自表示了哀伤，这是不同寻常的。很快，日本陆军的统制派和皇道派就在1936年2月26日决战了，皇道派军人发动了兵变，诛杀了几个天皇重臣，裕仁坚决依靠统制派的石原莞尔等军官，调动大军，把叛变军人镇压了下去。从此，日本陆军的大权落到了统制派军人手中。”

昭和以后的日本，基本是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两支共同拥有一个国家的军队：日本陆军和日本海军。他们竞相争夺预算、人力、物力，根本不考虑国家存亡和国民生命（包括日本自己的和其它所有国家的），在陆海军内部，谁能争夺到更多的人、财、物，谁就能出人头地，为了多一千万日元的军费，他们敢把靖国神社拆了，为了一个亿日元的军费，他们敢对全世界开战。

站在这两个怪兽背后的，就是裕仁和他皇族的野心家们。永田铁山就是1921年裕仁作为皇太子访问欧洲时候，由裕仁的叔祖闲院宫载仁亲王介绍给裕仁的。载仁生于1865年，是法国圣西尔军校毕业生，日俄战争期间，他作为骑兵指挥官，立下了战功。后来先后任第一师团和近卫师团师团长，1919年成为元帅，是个有实战经验的老骑兵。正是这个对日本陆军情况了如指掌的载仁，帮裕仁规划了利用永田铁山等当时青年军官，打破山县有朋等元老军阀对陆军的控制，裕仁也在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12月，赶走了山县有朋的长州藩最后的盟友宇垣一成留下的陆相南次郎和陆军总参谋长金谷范三，把载仁扶上了陆军总参谋长的大位，同于1932年2月就任海军军令部总长的伏见宫博恭王一起，代表天皇在幕后操纵陆海军。在日本历史上，这两个把控陆海军作战指挥权的要害职务，从没有被两个皇族拿在手里过，这种奇特现象出现的唯一解释，就是裕仁才是九一八以及现在华北可能发生的战争背后黑手。

号称宪政的日本弄出了两个皇族司令，已经把天皇独裁好战的本色显露无疑，更过分的事情发生在七七事变一个多月前，裕仁又把内阁首相也换成了自己的跟屁虫：近卫文麿（1891－1945），1891年11月12日，近卫文麿出生在东京的显赫贵族家庭。

近卫文麿枉为贵族后裔，对日本陆军却是一副奴才相。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敲响对外侵略扩张的战鼓。近卫对日本军人的做法极为赞赏，他在《元老重臣与我》中声称，少壮军人在“满洲事变以来所推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反对日本元老西园寺主张的等军人冷静下来的协调外交。

1934年他又一次听取石川县警察头面饭田副次的汇报之后，恣意批评政党政治。当饭田反映由于政党无能，腐败和对时局缺乏认识，国民和军官都忍无可忍时，近卫立即评论说“政党、议会都起不了作用，：”军人发怒是难免的。：“为拯救今天的日本，必须打倒议会主义。”这种胡言乱语，如果是发生在英美这种国家，选民早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了，即使是苏德这样的集权国家，也会严刑峻法对待企图干涉政治的军人，没有哪个神经正常的政治家会这样自掘坟墓，鼓吹军人干政乃至政变的。可偏偏在以脱亚入欧自诩的泥轰帝国，1937年7月7日的当朝首相，就敢公开鼓吹军人造反有理，宪法规定的议会应该打倒，为什么？因为近卫文麿是皇室的走狗，日本的真正的政治家老的老死的死，剩下的都是认清形势，对被野心和贪欲蒙住了眼睛的日本皇室及其陆海军摇尾乞怜的杂碎。其实我不该这么愤怒的，倭寇就是因为有这些人在高位，才会自寻死路；倭国国民对这些杂碎的浅陋卑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跟随他们奔向黄泉，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只是在他们灭亡之前，由于他们的贪婪，反而要无辜的中国人民付出代价，这是上天不公道的地方。你们看，今天，1937年7月7日，日本军政头目都已经是秉承裕仁意志的木偶了。而裕仁的意志是什么？搞经济？第一全世界都没有从1929年经济危机中解脱出来，贫瘠缺乏资源的日本更是毫无振兴希望。第二裕仁及其手下根本不是搞建设的料。第三天皇干搞经济建设的事儿没有权利也就没有功劳，那活儿是内阁的事儿，按明治宪法规定，天皇只有对军队的统帅权。裕仁想要有所作为，只有通过战争来体现。

所以这是一笔肮脏的交易，裕仁通过扶持永田铁山、东条英机这帮当年的陆军愤青，控制住了陆军，从一个娶老婆都要看山县有朋脸色的高中生，变成了真正的独裁者；但是，日本陆军这个利益集团，这条疯狗，不是那么好满足的，裕仁就用举国的资源和国民的性命作为交换，把对外侵略作为肉扔给了日本陆海军这两条疯狗。

九一八是这场利益交换的起点，永田铁山为首的统制派，利用石原莞尔的军事能力，成功地夺取了我们的东三省，从而声名大噪；而在国内，裕仁也利用九一八的成功和统制派的羽翼丰满，把长州藩最后遗留的南次郎和金谷范三以对华侵略不力名义赶走，用皇族控制了陆海军。

而七七事变前，通过一个多月前近卫文麿的上台，裕仁已经把可能妨碍陆海军侵华的最后一个保险也打开了，日本的内阁不会对陆海军的侵略做任何限制了，现在整个日本就像一支子弹上膛，保险打开的枪，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牵动它的扳机。

人最快乐当属学龄前，一上学就好日子到头，老师严，家长逼，作业多，分数成了催命符，故曰寒窗苦。小学中学大学，直到硕士再博士，摘到皇冠上的那顆明珠时，不少人已弯腰驼背老气横秋。

以前博士身价高，简直就是知识界高大上的王子，大都在高校科研所里做学问，肚子里没墨水或墨水不多者如我辈只能仰视，那时的博士也货真价实，数量不多却星光璀璨，譬如胡适博士，基辛格博士，还有如今的独领风骚者,如国产航母上首次运用世界顶尖水平的电磁弹射技术的马伟明海军博士……你掂掂份量如何？

这世界就是个变幻莫测的万花筒，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人民币贬值像失事的飞机往下掉，房地产爆炒如火箭发射朝上蹿，连圣母一样高高在上的博士也把持不住，乘夜深人静悄悄混迹于滚滚红尘。

咱们祖辈就传下来好大喜功，只要闹个世界第一就陶醉其中，这不有两项就创下吉尼斯：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其中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官。注意，第二项才是关键。

中央要求干部四化，初衷是尊重知识和人才，可再好的经，被下面的歪嘴和尚一念，没有不走样的。公仆们拼命把碩士博士帽子往头上戴，就为了坐稳现在这个位子，再觊觎更高的位子。十八大以来，仅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就有50多人，翻开他们的履历，竟是一个学历高得吓人的群体。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官员中研究生占的比例是民众的200倍。上面所说那50多个省部级老虎中，本科垫底，除了硕士，29个博士。（名单太长，恕不罗列）领导先富起来又先学起来，于国幸甚，于民幸甚！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他们是怎么变戏法似的蜂拥拿到这些博士学位？看看黑作坊内黑心人疯狂往牛肉里注水就明白。

问答题很简单：我们不怀疑公仆们的智商，他们本来就是人精，但三年课程并成二年，应当很紧张，公务如此繁忙，哪来的时间上课写作业查资料写论文？再说一般大学入不了他们的法眼，瞄准的大都是清华北大人大浙大复旦等顶级名校，领导们有时间从天南海北每星期赶来上课么？

早在2008年，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王益被双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就在博客上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来历》。焉烈山也曾发文质疑，于幼军（博士省长）是怎么通过学生们最怵的英语全国统考？而且三年拿两个在职研究生进修班，同时又搞掂哲学和工商管理硕士，神人么？天才么？相比其它落马官员，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更牛，一个文科生竟然神奇地获得理科博士！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坍塌式腐败下，高校沦陷太过正常，一个人人求的卖方市场，人大一个小小的招生就业处长蔡荣生，举杯谈笑间，就轻松当上亿元户。学校早丢掉‘’独立之人格‘’，只剩下‘’自由之思想‘’，从当年扩招开始，就蚁溃长堤不可收拾。向钱看，行政化，官僚制，论文抄袭，学术腐败，科研项目黑钱，只见大厦如林，不见大师踪影，都忙着在流水线上生产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官员读书，世上难找：上课靠翘，作业靠抄，实习靠逃，考试靠保（过关），论文秘书代劳。你开辟绿色通道批发给我博士帽，高收费盆满钵满暗自偷笑。我知你需要，在批土地批经费批项目和批乌纱帽上绿灯照耀，市场经济，公平交易，关系也是生产力，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这样速成的博士，水平如何可以想见。窥一斑可见全豹，有位博士高官在公开场合读稿子竟念白字，而且反复多次，暴露了官员的高学历低水平，全场愕然！这个比高仓健还冷峻的冷笑话一时风靡。

有几位朋友在政府当差，三杯酒下肚，就把他们的市长书记骂了个臭死：什么狗屁博士，一篇稿子都写不顺，做个报告也不晓得说了啥，连我的水平都不如！

这样廉价地批发零售博士帽，是对寒窗苦读的广大学生极大的不公平，也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难怪如今世界上不少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大学文凭，难怪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在南开的演讲中痛斥：中国的高校学术腐败，是国家耻辱！

酷吏王立军，初中毕业，最善自我炒作的“影帝”，17年间，竟获得包括北大在内的29所高校和研究所的兼职教授，公正地讲，不是王大侠行贿索取得来，而是这帮自轻自贱的高校官员给走红官员献媚送礼！2007年王读海事大学的博士，当年7月，这个刚进校的新生就被授予该校法学硕士生导师！至今在有关文库内，都搜不到王博士博士论文的一个字，博士可以不写论文便可以得到，中外传奇，前无古人吧？

对这种明目张胆地出卖高等教育资源，为个人和集团谋取私利听之任之，不仅仅是斯文扫地，更说明腐败已像癌细胞全面渗入。记得抗战时蒋某人严令部队保护教授学生们撤往后方办西南联大：“教育完了，就娘西皮全完了！”遗训在耳，眼下的教育再不警醒，真要全完了！

真理与谬误只差一步，高学历洪水泛滥必招逆反，现在人们听到某某高官大员是博士，不是心生敬意而是呵呵，和看到街头示众的小偷和骗子是一样的。真可悲，官员当博士，上帝和百姓都发笑！（当然不包括有真才实学的真博士，可有几个呢）

追根溯源，还是归功于干部用人体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明知下面弄虚作假仍然委以重任，清楚这些文凭一钱不值仍然绿灯通过，不是给学历造假履历造假政绩浮夸推波助澜么？最委屈的还是人家本本分分的博士学位：能骂我么？我被强奸，被贬值，被抹黑，被当作敲门砖，还不知道何处伸冤哪天洗白呢！

政协委员孟学农曾放言：图虚名，招实祸，真想建议中组部把这些博士招集起来考一下！这真是一条本世纪最有价值的提议，应当获奖。依愚见，考得好，先提拔重用，反之也不为难人家，只公布考分排序即可。

若当真，就有奇观异景西洋镜看了，考场的地上肯定湿淋淋的，那全是考生们的冷汗，（说不定还混杂了别的液体）肯定还扑来一片刺鼻的糊味，公仆精英栋梁们全考（烤）焦啦！

众所周知，自七七事变以降，国民政府所承担的中国正面战场先后组织了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炮火纷飞的淞沪会战，直接粉碎日军三月亡华的狂言；血泪交织的衡阳保卫战，孤军守城挡住四倍以上敌军长达47天，几乎全军覆没，虽败犹荣。诸此种种无不可谓血透河山，其惨烈程度显而易见无需多言。相较而言，敌后战场，尤其以华北地区为主的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战场，无论是从兵力上还是从规模上，都无法与正面战场相抗衡，那么是否敌后游击战就相对轻松，打的顺利，代价也并不高昂呢？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立足晋察冀，粉碎冬季扫荡战

1937年11月7日，也就是太原失守的前一天，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战以后的第一个军区——晋察冀军区正式宣布成立。在太原沦陷后，毛泽东认为中共进行独立的敌后游击战的可能性已经成熟，“山西各军大溃……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山西统治阶级及各军领袖已动摇无主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1]。自此，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在日军战线之后进行大规模的骚扰作战。据时任方面军参谋副长的武藤章大佐日记称：“在我军占据地区……治安不良，爆破铁路事件连日不断，甚至北平亦受其威胁。尤其以共产军在山西省山岳地带建立根据地……以巧妙的游击战，穿越日军警备之间隙，疯狂的进行治安之扰乱[2]”。对这段历史，中共后来曾总结道：“敌后抗战……在前一阶段，敌军向我正面猛烈进攻，我军乘敌立足未稳……纵横于晋、冀、鲁、豫、苏、皖的广大地区，领导敌后人民，创造了许多大块根据地和生长壮大了主力部队。这一整个时期，敌人正面进攻，敌后兵力分散，统治不稳。我军处于主动有利地位，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猛烈发展的阶段。[3]”

然而，中共获得的这些成果，由于来得太快、太轻松，基础并不十分扎实。可以预估得到，日军在正面战场进攻告一段落后，必然会返身巩固后方，这对中共将形成巨大压力。

为了维持华北占领区的“治安”，日军根据其大本营提出了所谓“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计划，并于1938年9月20日调集5万余人的兵力，兵分二十五路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围攻。据华北日本方面军资料十月底《战时月报》记载：“十月之间之治安肃清，大致进展顺利……华北治安肃清堪称已露曙光，尤其以桑木兵团（第110师团）地区之肃清工作最为成功[4]”。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指挥晋察冀军区和第120师主力展开了英勇的反围攻作战，日军战报记载：“共产军在五台附近的根据地虽被冲毁，但随时日之经过已逐渐恢复，依然在军管区内活动[5]”。

最为悲惨的是11月2日，日军第109师团第135联队蚋野大队500余人，星夜偷袭晋察冀军区二分区五大队驻地五台高洪口，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高洪口惨案”。这一天，二分区五大队250多名战士阵亡，高洪口村群众有49人惨死日军之手[6]。尽管最后晋察冀1938年秋季反围攻取得了胜利，收复了除灵丘，五台之外的大部分县城，然而日军仅阵亡158人，负伤639人，我军仅十月就付出了阵亡8244人，负伤万余人的代价[7]。足见敌后作战虽以低烈度战争形态为主，但其悲壮与惨烈程度丝毫没有因此而降低。

出其不意，百团破袭露锋芒

以上种种，对于八年抗战而言，只是战略相持阶段的一个前奏。1940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中共军事领导人签发了进行大规模交通破袭战的《战役预备命令》，要求我军参战各部“对连接山西与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正太铁路进行大举破袭击……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并乘胜扩大、拔出改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改路线两侧工作，基本截断该线交通”[8]。8月中旬开始，中共领导的八路军部队发动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百团大战（《战役预备命令》中要求我方投入兵力最初指定为不少于22个团，战役发起后，参战兵力迅速增加至100个团以上，其中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0师部（含决死第2，4纵队）2个团，第129师(含决死第1、3纵队等)共46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此外尚有许多地方游击队，民兵参战，故称 “百团大战”）[9]。其中8月20日至9月10日的第一阶段作战对日军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八路军各部进行了大小战斗360余次，破坏铁道600余里，公路1500余里，攻占敌据点85处，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正太路2/3路基被我毁灭，井陉新矿被我军完全破坏，平汉路北段与同蒲路北段均一度被断7-10天之久[10]。日方亦承认“共军乘其势力大增，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我以极大打击[11]”。华北方面军为对百团大战实施报复，随即在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尚未开始之时，对晋、察、豫、晋西北、平西进行大规模治安强化肃正战。因此在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我军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进展困难，重点进攻的4座敌占县城，除榆树得而复失外，其余皆未能攻克[12]。至10月9日起，日本华北方面军在连续遭到八路军沉重打击后，调用重兵对我军根据地采取空前的毁灭政策，声称“皇军决以坚忍意志并施行猛烈之手段，向八路军猛烈冲击，死无回顾之余地”[13]。

为应对这一严峻局势，八路军各部为此投入了反扫荡作战，百团大战也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然而百团大战战役规模过大，持续时间过长。特别是在第一阶段作战后，我军没有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胜利，却提出了以主要力量去攻打敌人设防比较坚固的县城，因此在第二阶段采取了一些与八路军装备并不匹配的阵地攻坚战，造成了我军有生力量的过多消耗，也为第三阶段反扫荡作战的严重损失埋下了祸根。

例如在晋西北冬季反扫荡战役中，日军集中了两万余人，对晋西北地区进行全面扫荡，几天内就攻占了除保德、河曲之外的晋西北全部县城，大部集镇和黄河渡口。日军以空前残酷手段屠杀根据地军民，施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据不完全统计，晋西北全区被害群众达5000多人，被烧毁房屋、窑洞达1.9万余间[14]。如此残酷的现状使根据地军民更加坚定了与敌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因此，我军在如此艰难的险境之下仍然与敌作战100多次，达成了伤敌657，毙敌414的成绩，迫使敌军停止清剿。然而我军亦损失一千八百余人，敌我作战伤亡比达到3.2：5[15]。

以守为攻，反扫荡接连告捷

而百团之后的反扫荡作战更为艰巨，从1941年开始，华北方面军意识到“华北治安肃清之成效 ，迄难如我意之根源，在于共产党军之对民众渗透工作的深人与扩大”，因此，华北方面军在增加兵力的同时，加强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研究，对“剿共”策略作出调整提出“剿共工作专靠武力讨伐 ，将难期待其成效。必须以热烈执拗之努力与军政民能力有机的综合发挥以彻底摧毁、扼杀其组织力与争取民众之能力最为重要[16]”。1941年1月16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明确规定，对华“作战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要目的[17]”。1941年6月15日创刊的《剿共指针》月刊中也指出 “近代的武力视政治性为重大要素。为剿灭以政治七分、军事三分进攻之八路军，我方之武力必须具备髙度之政治性[18]”。为实现其目标，从1941年春到1942年底，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进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方面军为华北治安战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与“蚕食”，发动“治安强化运动”与之配合；而且在扫荡中大肆破坏根据地人力与物质资源通过政治工作班进行所谓“搜索剔除”、“匪民分离”[19]。而晋察冀军民在1941年夏季反扫荡斗争中又一次予以日军沉痛打击，其中不乏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家喻户晓的狼牙山五壮士亦发生在此役期间。9月25日，第1军分区第一团第七连6班为掩护主力撤退，将敌人引向主峰棋盘峰，全班战士连续打退敌军4次冲锋，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全班仅剩马宝山等五人。在此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他们誓死不降，跳下悬崖。马宝山、胡德琳、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负伤获救[20]。狼牙山五壮士不仅是敌后战场惨烈现实的一个缩影，更是伟大中华民族气节的化身——虽然受挫，但从未灭亡。

在我军的连续打击下，日军于10月上旬开始总退却。此次反扫荡斗争，边区军民共作战800余次，毙伤日伪军5500余人[21]，冈村宁次也不得自我解嘲此次作战失败：“肃清八路军非短期间所能奏效……狮子扑鼠，效力不大”[22]。

不过此次根据地军民在反扫荡过程中也遭受了很大损失，我军伤亡达5000余人，被杀害和抓走的群众达2.1万人，房屋被烧15万间，粮食被焚烧和抢去5800万斤，牲畜被抢掠10000余头。敌人的残酷烧杀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严重困难。[23]为了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数以万计的人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同为抗日救国的敌后战场，牺牲之大，不可估量。

艰难危局，冀中扫荡大撤退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华北方面军为强化巩固占领区，制定并下达了该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确定本年度“尤其先将重点指向河北省北部的治安，并力求完成国军总兵站基地之使命……对以吕正操为司令之冀中地区中共军主力，实施急袭包围作战，消灭其根据地，同时并用政治、经济及思想等各种策略，一举实现治安地区的目标[24]”。为此，1942年5月1日，冈村宁次亲自指挥1.7万人[25]，对冀中地区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扫荡，即“五·一”大扫荡。

然而，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加上抗战以来的四年多积累的反扫荡经验，冀中军区对日军此次扫荡规模、目的和形势都产生了严重的误判，不仅“没有料到敌人这次反复‘扫荡’时间长，而且到处建碉堡、修岗楼实行‘分进合击’、反复‘清剿’和梳篦扫荡’，往返寻找主力捕捉干部破坏领导机关。配合其守备队，进行‘强化治安’，‘确保占领’”[26],而且在面对“准备更残酷局面的任务在精神上及思想上忽视、放松，如精兵简政与两套干部的准备大部未完成”[27]。此外，冀中军区六、八军分区的各县党政领导机关坚持就地反扫荡，有的县委还提出“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口号，冀中军区骑兵团亦担负内线作战务。这直接导致了冀中根据地领导机关和部队的大部，在后续的作战过程中，没有及时的跳出日军的包围圈，被迫退向中心区。尽管在此期间，冀中军民英勇地与日军作战，我军两个连在民兵的协同下，在无极、定县间的赵家村连续打退敌人的四次进攻[28]。但代价也是极大的：仅5月12日一天，骑兵团便有“三四百名指战员壮烈牺牲[29]”。且日军在随后的两天内继续对该地区反复扫荡、搜索与进攻，我军根据地也大大缩小。

面对艰危局面，冀中军区领导机关终于明确“冀中为敌北进之后方基地，敌欲确保已具决心”，日军“反复奔袭我之主力与机关，使我无立足之地，无喘息之机”，“目前形势之严重非短期所能打开，因此我之方针，除不放弃一切可能与敌作斗争外，必须尽一切可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30]。6月1日，冀中军区电告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军区冀中军区主力部队准备转移。6月4日，冀中军区“为保存有生力量以待时机”，命令各军分区部队向冀南和路西转移，“自拟路线，自定移动时机[31]”。但是外转并不容易。6月以来，日军对冀中根据地中心区实施全面清剿，更频繁地扫荡我军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同时日军建立伪政权和伪阻止用“三光”政策对付我军军民，八分区司令部6月8日在肃宁薛村遭日军合击，司令员常德善和政委王远音牺牲[32]。6月12日，冀中军区首脑机关在冀南威县掌史村被日军包围。八路军采用“示弱”策略，用步枪、手榴弹及轻机关枪迎击日军，直至下午才使用重机枪和迫击炮，打得日军措手不及。夜晚，冀中军区利用夜幕掩护，突出日军包围，转进至太行山。其他奉命外转部队也遇到或大或小的麻烦[33]。直至6月20日之后，日军才开始停止扫荡撤退，同时留下第41师团进入警备状态以防我军反攻。至此“五一”扫荡方才告一段落。此后的敌后游击战进入了更为艰难的阶段。

此次扫荡使我军损失惨重：高存信回忆冀中“五一”反扫荡作战中冀中军区主力部队“伤亡指战员4671名，区县游击队损失5300余人[34]”，冀中军区部队减员46.8%，群众伤亡和被掳走的共达5万多人。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多小块，大部分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35]。中共发言人也承认经过此次扫荡之后华北根据地的人口从4400万下降到2500万，八路军从40万减至30万[36]。地方资料所描绘的甚至更为冷酷：到1942年，90%的平原根据地降为游击状态，或完全为敌人控制[37]。更为重要的是，此后的一年多内，我军一直没有能重新恢复元气，直到1943年，日军为准备发动一号作战而“开始改变其碉堡密布的程度，撤退点碉，集中兵力[38]”，我军情况才得以好转。我们通过后来的中共领导人一些发言可以侧面印证此次扫荡对我军造成的灾难性后果：1943年9月至12月，日方在冀中“撤去点碉400余（七分区百余，八分区21，九分区180，十分区98）[39]”。1944年后，随着一号作战的展开，日军兵力抽调更加急迫：“自今年春起，敌在冀中大撤点碉，去夏原有1753个，现只有495个，比1940年10月时还少。许多小块游击根据地已扩大，有些地区环境比1942年五一‘扫荡’前还好，不少地区已略同‘五一’前，各分区我活动地区均较‘五一’前为大。3月前华北敌整个部署变化时，已部分调走，中原大战爆发现又抽调一批，可能是增援中原。一部分县城已无日军，一部县城日军很少”[40]。根据日方的统计，1944年秋，华北方面军占领地区，有139个县差不多未部署兵力，占总数的31.5%[41]。因此八路军及时调整对策，采用隐蔽斗争的形式，运用两面政策、派遣武工队和扩大统一战线，显现出愈挫愈勇的态势。此后的事实证明，八路军和日军的较量远远没有结束，中共在冀中平原的恢复、发展趋势显示出难以阻挡的态势[42]。

上述材料或从正面或从侧面反映了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所做出的贡献而付出的泣血的代价，丝毫不亚于正面战场。无论是敌后作战还是正面作战，我们的胜利都来之不易，每一次作战的成功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挺进敌后，江南水乡的抗日星火

再看中共领导下的江南地区游击队。1940年6月，新四军军部决定，由新四军三支队在江北组建挺进团。挺进团的任务是挺进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开辟以三官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接应皖南新四军军部和建立部队北渡长江的“桥头堡”，掩护新四军军部取道铜(陵)繁(昌)地区渡江。1941年2月9日凌晨，日军一一六师团纠集驻安庆、大通、枞阳镇等地日伪军3000余人，携带飞机、大炮、舰艇，向桐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企图消灭挺进团和皖南突围来桐东人员。在日军强大火力下，挺进团部分未撤走的将士英勇反击。此役中，因二大队大队长方瑛、中共桐庐县委书记鲁生、二大队六连指导员吴中亚以及六连所属一个排未能及时离开水圩，遭敌包围。终因寡不敌众，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二大队队长方瑛、县委书记鲁生、六连指导员吴中亚等40多位我党政军人员牺牲，部队蒙受重大损失。随后，日军疯狂扫荡陈瑶湖周围村庄，大肆屠杀平民百姓，600多人惨遭杀害。此后中共沿江地委机关和沿江支队司令部将工作中心转移至长江以南，沿长江向西发展，向皖南敌后推进。少数留在枞阳的我党政军干部和游击武装，在新四军主力向江南发展之后，坚持枞阳地区的抗日斗争，直到抗战胜利，才奉命北撤[43]。

结语

以上种种，仅为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战场的冰山一角。敌后战场虽没有正面战场陈兵百万的波澜壮阔，然其角力与作战过程之艰辛，不可谓不惨烈。正是无数敌后坚持抗战的英雄在这场悲壮的战争中，踏着烈士鲜血开辟的道路，奋勇前进，御强敌，抵外辱，百折不挠，生死无悔，方至国土重光。也正是先烈们的热血，才有了后来国民政府在国际舞台上谈判的筹码，以及摆脱列强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桎梏，才有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打下了恢复世界大国地位的基础。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数学是一生中学得最多的一门课程：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包括到了研究生的学习阶段，都在学习数学。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学习数学？又为什么一定要努力学好数学呢？

如果认为这种学习只是为了执行学校与老师的规定，只是为了应付有关的考试并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只是为了混得一张文凭将来找一个高收入的工作，或者只是为了或多或少掌握一些有关的数学知识，那么即使进了数学科学学院，也必然会对数学学习采取一个被动和应付的态度，学习的效果也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这个看来似乎很平凡的问题其实很值得大家认真地想一想。

一、数学的影响和作用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

要搞清为什么要学好数学，首先要认识数学这门学科本身的重要性。

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数与形这两个侧面，数学作为研究现实世界中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是剔除了物质的其它具体特性，仅仅从数与形的角度来研究整个世界的。数学的作用和地位，现在看来，概括起来可以有以下几条：

1. 数学是一类常青的知识

作为小学、中学到大学必修的重要课程，数学是人类必不可少的知识，这一点不会有人疑问。人类的许多发现就像过眼烟云，很多学科是从推翻前人的结论而建立新的理论的；然而，古往今来数学的发展，不是后人摧毁前人的成果，而是每一代的数学家都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再添加一层新的建筑。因而，数学的结论往往具有永恒的意义。

欧几里得是二千多年以前的古希腊数学家，然而，以他命名的欧几里得几何至今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的勾股定理，不仅没有被人认为老掉了牙而不屑一顾，相反还被人称为千古第一定理，一直被高度颂扬、反复应用，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2. 数学是一种科学的语言

伽利略曾说过：“大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除非你首先学懂了它的语言……否则这本书是无法读懂的。”数学这种科学的语言，是十分精确的，这是数学这门学科的特点。

同时，这种语言又是世界通用的。加减乘除，乘方开方，指数对数，微分积分，常数等等，这些数学语言和符号一开始虽然可能五花八门、各有千秋，但早已统一为一个固定的样式，世界各地通用，对我们的掌握和使用是十分方便的。

3. 数学是一个有力的工具

数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及生产中随时随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已经是有目共睹。在现代，数学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武器，在很多重要的领域中更起着关键性、甚至决定性作用。我们国家在两弹一星研制中的出色成就，凝聚了不少优秀数学家的心血，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4. 数学是一个共同的基础

现在，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中，而且在经济科学、管理科学，甚至人文、社会科学中，为了准确和定量地考虑问题，得到有充分根据的规律性认识，数学都成了必备的重要基础。

离开了数学的支撑，有关的科学已很难取得长足的进步，很多学科（特别是很多自然科学学科）近年来甚至已经出现了数学化的趋势。

5. 数学是一门重要的科学

数学忽略了物质的具体形态和属性，纯粹从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角度来研究现实世界，它和哲学类似，具有超越具体学科、普遍适用的特征，对所有的学科都有指导性的意义。现在的数学科学已构成包括纯粹数学及应用数学内含的众多分支学科和许多新兴交叉学科的庞大的科学体系。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已经学过的数学、包括已经了解的数学，就是数学的全部。其实，中学里学习的数学，大体上属于初等数学的范畴，而大学本科所学的高等数学，是以牛顿、莱布尼茨在十七世纪创立的微积分为标志和起步的，到现在也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数学远比我们已经看到的要丰富多彩，说数学的内涵博大精深，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但是，数学愈发展，不是使事情变得愈来愈复杂，相反，处理问题会变得更简单，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也愈来愈扩大，这会使我们愈学愈感到数学的魅力，愈学愈想学。

过去小学六年级的算术课，“鸡兔同笼”是一个顶级的难题，说是将一些鸡和兔放在一个笼子里，例如说，已知头数=10，足数=28，问鸡多少只？兔多少只？由于鸡只有两只脚，而兔有四只脚，问题就复杂了，而且算术课的要求是要一步写出答案来，那就难上加难。但到中学学了代数，只要设鸡为x只，兔为y只，根据题意列出一个二元一次联立方程式，一下子就可求得问题的解答，这是多么容易啊！

中学里学的平面几何，为了证明，要挖空心思画辅助线，实在是对智力的一个重大挑战与考验，但学习了解析几何，将代数与几何结合起来，过去绞尽脑汁才能求解的几何问题就一下子变得轻而易举了。

我在高中时，对如何用数学方法求半圆的重心这个问题曾经发生了兴趣，也为此花了不少的课余时间，结果是无功而返。后来听老师说这个问题只有用微积分才能解决，才知道世界上还有微积分这样一门威力无穷的学问，也更激发了我进一步学习数学的好奇心和动力。真正好的数学，是愈来愈深入、愈来愈简明、愈来愈有用的。

6. 数学是一门关键的技术

过去一支笔、一张纸就能搞定的数学，竟然可以成为一门技术，似乎是匪夷所思。但是，数学的思想和方法与高度发展的计算技术的结合的确已经形成了技术，而且是一种关键性的、可实现的技术，称为“数学技术”。在这种技术中起核心作用的部分是数学，拿走它就只剩下一堆废铜烂铁。

我们在医院里看到的CT这一先进的技术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的本质，是利用X光从各个不同角度所拍摄的众多平面照片，恢复出体内物体（如肿瘤）的立体形状，这完全是一个数学问题。这样，数学的内涵物化为计算机的软件及硬件，就成为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关键，从而可以直接地转化为生产力。现在，“高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数学技术”的说法已为愈来愈多的人们所认同。

7. 数学是一种先进的文化

数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础。它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并在其中一直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时间关系，下面仅举计数与进位这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大家知道，数学开始于数数。原始人只能区分1与多，碰到3就觉得多了，三人为“众”大概就是这样来的。后来有了十进制，用1，2，3，4，5，6，7，8，9和0这十个数字，再加上逢十进一（以及一个小数点），就可以表示世界上任何一个数字。这是现在的人们从小就知道的事实，似乎是天经地义的。

然而，这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是数学给人类文明带来的一个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没有了它，稍微大一些的数字就会使人晕头转向，更谈不上庞大的天文数字或是极其微小的数字了，现今金融行业或科学试验中种种复杂或高精度的数学运算根本不可能进行，我们还能有如此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吗？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但就从这个例子已足以看出：数学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将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它带领着、推动着、影响着人类的文明进程，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也改变着人类本身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改变着人类的本身。人类充分享受着数学文化的恩惠，但往往浑然不觉、习以为常，“身在福中不知福”。

古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数学，没有数学的进步，人们可能还生活在愚昧之中，过着“长如夜”的生活，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重视数学、不重视数学文化的引领和薰陶作用呢？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数学作为一种精确的语言和一个有力的工具，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尤其在当代，数学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武器，作为各门科学的重要基础，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支柱，在很多领域中已起着关键性、甚至决定性作用，数学技术已成为高技术的突出标志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数学的影响和作用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其重要性也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这样，不仅在中、小学，而且在大学的很多系科中，数学都位列最重要的必修课程，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二、数学教育看起来只是一种知识教育，但本质上是一种素质教育

另一方面，要搞清为什么要学习好数学，还要认识学好数学对一个人培养与成长的重要作用。

数学既然这么重要，那么，学习数学的目的就仅仅在于得到一大堆定理、公式和结论，懂得各种各样的数学方法和手段，会得求解各种各样的习题甚至难题吗？否！！！

如果将数学的学习仅仅看成是接受一大堆数学知识，那么即使熟记了再多的定理和公式，可能仍免不了沦为一堆僵死的教条，难以发挥作用。如果将数学学习的好坏仅仅理解为“刷题”的数量和速度，那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名熟练的数学工匠。

数学是一门重思考与理解、重严格的训练、充满创造性的科学，只有掌握了数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才能由不多的几个公式演绎出千变万化的生动结论，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威力。

我们许多在实际工作中成功地应用了数学、取得相当突出成绩的校友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工作中真正需要用到的具体数学分支学科，具体的数学定理、公式和结论，其实并不一定很多；学校里学过的一大堆数学知识很多都似乎没有派上什么用处，有的甚至可能已经忘记，但他们所受的数学训练，所领会的数学思想和精神，所获得的数学教养，却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成为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我认为，这是很值得引起大家重视的经验之谈。

实际上，通过认真的数学学习和严格的数学训练，可以使学生具备一些特有的素质和能力。这些素质和能力是其他课程的学习和其他方面的实践所无法替代或难以达到的，而且，即使所学的数学知识已经淡忘（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这些素质及能力作为一个人的数学教养仍不会消失，将伴随终生，始终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些素质和能力例如说有：

（1）自觉的数量观念。使人会认真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及其变化规律，而不是 “胸中无数”，凭感觉、“拍脑袋”做决定、办事情

（2）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使人能保持思路清晰，条理分明，有条不紊地处理头绪纷繁的各项工作。

（3）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使人面对错综复杂的现象，能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突出事物的本质，按部就班地、有效地解决问题，而不会无所适从、一筹莫展，或是眉毛、胡子一把抓。

（4）数学上的推导要求每一个正负号、每一个小数点都不能含糊敷衍，有助于培养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和习惯

（5）数学上追求的是最有用（广泛）的结论、最少的条件（代价）以及最简明的证明，通过严格的数学训练，会逐步形成精益求精、力求尽善尽美的习惯和风格。

（6）关注数学的来龙去脉，知道数学概念、方法和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的渊源和过程，会提高建立数学模型、运用数学知识处理现实世界中各种复杂问题的意识、信念和能力。

（7）作为一种思想的体操和竞赛，数学会使人增强拼搏精神和应变能力，通过不断分析矛盾，从困难局面中理出头绪，最终解决问题。

（8）数学的学习和思考，会为学生打开自由创造的广阔天地，激发他们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使他们更加灵活和主动，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表现和发挥，等等。

由此可见，数学教育看起来只是一种知识教育，但本质上是一种素质教育。

这种素质教育不是从外界强加进来的，而是数学教育本身所固有的。以传授与学习数学知识为载体，通过严格认真的数学学习和训练，就可以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将上述这些方面的素质和能力，耳濡目染，身体力行，铭刻于心，形成习惯，逐步变成自己的数学教养。

真正学好了数学，不管你将来从事哪行哪业，都会让人变得更聪明，更有智慧，更有竞争力，终生受用不尽。对我们广大的学生来说，也将是他们将来最值得回忆的、数学学习给他们带来最大恩惠的地方。当然，如果不学习数学，或者仅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地学了一些数学，是不能达到这一效果的，这无疑是“入宝山而空回”了。

上面所说的这些，原则上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大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对大家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今天大家来到了复旦的数学科学学院，正要开始以数学为专业的系统学习，正在跨进数学科学的殿堂、成为一支数学新军的时候，你们的任务就不应该仅仅是常规意义下的学习，而是要遨游于博大精深而又美轮美奂的数学王国，品尝并探索数学科学的精义和奥秘，并努力为之添砖加瓦。

同时，还要籍助于数学这一既神奇又实用的思路、工具和方法，努力揭示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种种奥秘和规律，对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有更好的了解和认知，进而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造福。

正因为这样，希望复旦数学科学学院新入学的同学们，一开始就树立起一个远大的志向，都有一个美丽的梦想，那就是将数学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立志将自己培养和造就为一个未来的数学家，为数学的发展与进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自己的建树和贡献，也为复旦的数学进一步增光添彩。

这是一个崇高而远大的志向，但不是一个不可达到的目标。我们高兴地看到，今年入学的本科新生121人中绝大部分都是以第一志愿录取的。自觉地选取数学为自己的志愿，说明大家对数学的热爱和追求。立志成为一个数学家，在复旦这一百年名校的培育和熏陶下，接过苏步青教授、谷超豪教授这些老一辈数学家手中的接力棒，继承和发扬复旦数学科学学院这一培养优秀数学家摇篮的优良传统，应该是不少同学内心的自觉追求，还是值得给以充分的鼓励和支持的。

还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他们虽然对数学有兴趣，也深知数学的重要性，但希望先打好一个数学基础，将来转入到其他各行各业发挥作用。应该说这也是学习数学的一个良好的出路和动机，众多有着良好数学基础和修养的毕业生进入各行各业，不仅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些行业的面貌，而且对数学发展本身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带来极大的推动，同样是值得鼓励和支持的。

但是，尽管将来要进入各行各业，你们和其他人相比的优势不在别的地方，而在你们数学上的积淀；你们将来在新的环境中能不能脱颖而出，靠的也只能是你们在数学上的优势，而不是其他！你们将来的着力点，应该是在数学与其他学科交叉与融合的结合部上，这就是现在人们大力提倡的工业与应用数学。你们的奋斗目标同样应该是成为一个数学家，而且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与应用数学家。        

在这方面，我还想对在座的女同学说几句话。近些年来，数学科学学院本科生及研究生中的女生均有相当高的比例。今年本科生中女生的比例比往年虽略有减少，但也超过了18%，而研究生中女生的比例则接近34%。女同学大多学习认真，成绩良好，其中的一部分也非常优秀，但有时可能会多少有些不够自信。

女同学到底能不能成为数学家呢？答案是肯定的。

历史上就不乏一些极为优秀的女数学家。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将请学工负责老师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大家一份由我主编的数学文化小丛书中即将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题目是“冲破世俗与偏见的樊篱——记三位杰出的女数学家”。这三位女数学家分别是法国的热尔曼、俄国的柯瓦列夫斯卡娅及德国的诺特。她们在妇女没有受教育基本权利的时代，尚且做出了如此杰出的贡献，从而青史留名，对我们的广大女同学，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和极好的楷模，希望大家抽空好好读一读、想一想。

相信我们的女同学一定会树立足够的信心，别人能做到的，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一定也能够做到！中国科学院唯一一位女数学院士胡和生教授就在我们数学科学学院，她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

总之，对所有的同学来说，树立一个崇高的奋斗目标，努力学好数学，尽可能学得出类拔萃，不仅是现阶段对你们的学习要求，也是对你们未来发展的战略性投资，是终生受用不尽的。我们要使复旦的数学科学学院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培养男、女数学家的摇篮，而且成为名副其实的培养男、女工业与应用数学家的摇篮。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努力形成风气，尽早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