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28日-12月3日，中央红军在湖南省道县和广西省全州县的湘江两岸苦战6昼夜，从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4道封锁线。湘江战役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但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这次几乎把红军葬送的湘江战役，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从惨痛的教训中认识到必须选择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契机，在中国革命史和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战背景

1934年9月，在王明“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欲与湘鄂西的红2、6军团会合。

蒋介石调兵布防拼凑第4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湘粤桂边“追剿”军总司令，中央军嫡系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统领中央军9个师，湘军何键7个师，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5个师约30万兵力，合力“围剿”中央红军。16日，蒋介石命湘军刘建绪第1纵队开赴广西东北部的全州，会同广西夏威第15军组成拦截红军的正面防线；中央军吴奇伟第2纵队，沿湘桂公路一线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红2、6军团会合；中央军周浑元第3纵队、湘军李云杰第4纵队、湘军李韫珩第5纵队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从东面将中央红军压向湘江防线，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同时，湘军何键与桂军白崇禧达成堵截中央红军的“全州”协议，企图凭借湘江之险和优势兵力，利用桂北湘南沿岸的密集碉堡，对红军进行“铁壁合围”。11月上旬，桂系研究并確定防堵红军“送客”的总方针，即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不让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不给中央军入境广西以可乘之机。

10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撤离中央苏区，于11月中旬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进入湘桂边境。11月22日，红1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军团便衣队和红5团侦察排，化装进入全州城，探知桂军南撤敌情。25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进行湘江战役进而突破敌人第4道封锁线的命令。其中，以红1军团主力、红3军团、红8军团组成攻击部队，迅速在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以红1军团1个师和红5军团、红9军团为掩护部队，阻击敌人进攻，计划兵分4路纵队向湘江地域前进。27日下午，红1军团第2师作为先锋部队，在广西的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并占领重要渡口。28日，左翼红3军团第4师占领光华铺，第5师占领新圩、马渡桥。到当日晚间，界首至屏山渡之间的湘江两岸已完全由红1军团和红3军团控制。红5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担负迟滞阻击尾追之敌任务，边打边走，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通过。

作战经过


1934年11月28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我军自29日起至30日全部渡过湘江的命令”。蒋介石得知桂系谎报军情撤离湘江防线后，严令桂军、湘军重新夺回渡河点，对已过湘江的红军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江的各部进行堵击。在此之前的11月26日，中央军周浑元部4个师已占领道县，27日湘军刘建绪部从黄沙河一带南下，占领了全州。28日凌晨，桂军回师灌阳，在新圩向红3军团发起攻击，湘江战役正式打响。湘江战役分四个地点展开：

灌阳新圩阻击战 11月28日-30日，新圩，位于广西灌阳县西北部，距湘江渡口30余千米。新圩以北约5千米的古岭头是红军前往渡口的必经之地，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为了防止灌阳县城方向的桂军北上切断红军西进通道，中革军委命令李天佑率红3军团5师从新圩南下，占领马渡桥，将桂军阻挡在新圩以南，确保中央左翼安全。28日拂晓，桂军44师在机枪、重炮、迫击炮掩护下，投入重兵向红5师前沿阵地发起进攻，同时派出部分兵力迂回攻击，遭到顽强阻击。红5师腹背受敌，伤亡极大，被迫退守第2道防线。29日，桂军第24师和45师134团加入战斗，在空军和炮火的支援下，进攻更加猛烈。双方展开白刃战，反复争夺山头，但终因力量悬殊，红5师伤亡惨重。30日拂晓，红5师接到紧急驰援光华铺阵地的命令，在完成阻击任务后撤出战斗并由界首过江。红5师浴血奋战3昼夜，包括师参谋长胡震、团长黄冕昌在内，伤亡达2000多人，撤退时连同伤兵仅1000余人，过江后红5师被迫缩编为一个团。

兴安光华铺阻击战 11月29日-12月1日，光华铺位于界首渡口以南5千米，是距湘江界首渡口的最后一道防线，彭德怀的指挥所就设在距渡口仅几百米的三官堂。 29日晚，桂系15军43师向光华铺高地攻击前进，通过夜袭突破红10团防线，占领渡口。此时，军委第一纵队即将抵达东岸准备渡江，情况万分危急。红10团团长沈述清亲率1、2营直奔渡口，经反复“拉锯”，最终夺回界首渡口西岸，但团长沈述清壮烈牺牲。30日上午，兴安县的桂军增至4个团并对界首渡口浮桥进行轰炸，红军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又再次架起浮桥，确保军委一、二纵队全部渡过湘江。师参谋长杜中美接替指挥10团后，战至下午也不幸中弹牺牲。12月1日，红4师在完成新圩阻击任务的红5师配合下，又连续阻击光华铺和兴安北上之敌数十次的进攻，直至中央红军主力过江后才组织部队撤退，向西转移。

全州脚山铺阻击战 11月28日-12月1日，脚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红军牺牲最大的一场战斗。刘建绪指挥湘军携紧随其后的薛岳5个师，于27日经黄沙河进占全州。红1军团长林彪率2个师，兵力不足1万人，于28日全部进入脚山铺阻击阵地。29日上午，刘建绪指挥2个师，在十几架飞机的配合下，向脚山阵地发起数次进攻，在红4团的顽强阻击下，敌人未能攻占红军一个山头。红4团政委杨成武在组织支援穿越公路时，右腿中弹负伤。30日晨，红1师主力到达觉山，湘军也调来2个师加强进攻，战斗更加激烈。红5团2个连伤亡殆尽，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因不愿当俘虏而开枪自杀。12月1日中午，红1军团按照军委要求完成阻击任务，1师和2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向西转移。红1军团与占绝对优势的湘军鏖战4天，英勇的完成了把湘军挡在脚山以北的阻击任务，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军团政委聂荣臻和红4团政委杨成武负伤，红5团政委易荡平等千余人牺牲，两个师共损失近4000人。

水车地区后卫阻击战 11月26日-12月3日，湘江战役中，红5军团34师作为总“后卫”部队，一直担任殿后的重任，边走边打，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向西进行突围。11月26日，师长陈树湘受领作战任务：坚决阻击尾随之敌，掩护红8军团通过苏江、泡江，尔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但尽可能赶上主力。28日，阻击战斗打响，面对中央军周浑元的4个美械装备师的猛烈进攻，阻击战斗空前激烈，红34师当天就打退了敌人的7次进攻。接下来2天，红34师以血肉之躯迟滞了敌人整整4个师的进攻行动，对掩护整个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发挥了重要作用。师政委程翠林和大批官兵献出了宝贵生命。12月1日10时，中央军委电示：“34师已经完成掩护任务，应迅速经界首或界首以南过湘江归还主力”。但红34师的险恶处境远比中央军委想象的更加糟糕，陷入敌军重围的官兵辗转奋战，最终弹尽粮绝，被截断在湘江东岸。

作战评析

湘江战役虽然粉碎了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也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损失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连同前3次突破封锁线的损失（包括非战斗减员），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值此红军建军9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和研究湘江战役，缅怀革命先烈，既要继承红军信念坚定、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更要对造成红军如此重大损失的原因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顽强的战斗作风，是中央红军能够突破湘江的根本保证。湘江战役中，每天都有飞机狂轰滥炸，地面敌军尾追堵截，加上“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红军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在这种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正是红军官兵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才确保中央红军最终能够成功突破国民党第4道封锁线。

针对性的政治宣传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是中央红军能够突破湘江的重要保障。中央红军到达湘江以东后，通过大量的政治宣传工作使群众认识到红军是劳苦大众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红军散发了一系列苏维埃政权相关政策与文件，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痛斥国民党军阀的罪恶，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出路在哪里》指出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劳苦的民众们受苦的根源在于万恶的国民党军阀，出路在于中国共产党、苏维埃红军；11月29日，红军政治部颁布了共产党第一个民族政策文件《关于瑶苗民族工作中的原则指示》，重申了民族平等、民族自由政策，强调“瑶民的事由瑶民自己决定，汉人不得干涉”。这些宣传，政策鲜明，针对性强，取得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当红军先头部队在渡口架设浮桥时，群众主动将自己家里的木料、门板甚至床板捐献出来，帮助红军下河打桩、架桥；新圩阻击战中，新圩乡村民让出祠堂，改成红军战地救护所；脚山铺阻击战中，当地居民不怕连累，主动收留和护理受伤红军，红4团政委杨成武就曾在脚山铺自然村王寅修家养伤。在全州的短短7天之中，红军所到之处，都有青年要求参军。

蒋介石与湘桂军阀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为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创造了有利条件。湘江战役主要是在红军与湘桂地方军阀之间的一次大战。盘踞广西的新桂系军阀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也是桂北地区围追红军的主要力量。红军长征西移主要战略意图是在与湘西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2、6军团会师，因此必须经过湘桂边境。蒋介石的意图是压迫红军进入两广，驱使桂系军阀在湘江防线围堵红军，使其两败俱伤，然后乘机解决两广问题，统一西南。为了拉拢桂系，蒋介石曾给桂系发报许诺：“共军将南窜桂黔，贵部如能尽全力在湘桂边境加以堵截，配合中央大军歼灭之于灌阳、全县之间。则功在党国，所需饷弹，中正不敢吝与。”然而桂系已通过密报获知蒋介石诡计，因此在与红军作战时采取保存实力、“防蒋送客”的策略。11月22日，扼守广西北部全州、兴安一线湘江两岸的桂军撤离防务，退守龙虎关和恭城。湘军何键也深恐红军大举入湘，并未立即调动部队接防。由于国民党军阀内部勾心斗角，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第4道封锁线，就出现了“全州以上，无兵守防”的局面。红军在未遇到顽强抵抗的情况下，先期控制了兴安至全州60余千米的湘江两岸，为尔后渡过湘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战略战术的指挥失误，是中央红军突破湘江时造成巨大损失的直接原因。中央红军湘江战役的巨大损失，主要是因为“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领导者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以单纯的防御路线代替积极防御，抛弃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采用大搬家似的战略转移方针。湘江之战，红军官兵牺牲约 3.5万人，被俘近千人，殿后的红8军团不复存在，湘江东岸的红3军团6师18团和红5军团34师全军覆灭，其余各部编制在湘江之战后均只剩不足半数。

在战略方面，李德、博古顽固地坚持与红2、6军团会合的错误战略方针，否定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在有群众基础的湖南建立根据地的主张。蒋介石在了解到红军西进的路线和最终意图后，调动30万兵力，封锁湘江，5路堵截。博古、李德置蒋介石的最新兵力部署和作战方略于不顾，依然坚持既定战略路线，等于是让红军“自投罗网”。在战略转移中又采取大搬家“甬道”式的隊形，走走停停，严重违反了战略行军的基本原则，造成红军只能“哪里遇到敌人，就在哪里抗击”。在战术方面，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术守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所击破。“左”倾领导人抛弃了红军在建立革命根据地时期创造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如“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等，而是采取“正规战”的战术对抗强大的敌人，结果造成中央红军“只能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

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冈村宁次从蒋介石的《一号命令》发现蒋对日军未指示“受降”，而是命令他与军队“保持现有态势”与“维持治安”的暧昧态度中，嗅到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于是他机智地电复蒋称：“愿听总司令调遣”——这句话表明，他认为自己与百万日军部队仍然处于战斗状态。

所以，1945年8月15日后，多地的伪军与日军明目张胆地并肩作战以拒止前来受降的共产党军队，就不难理解了。

这就是标题里所述的铁般史实，以下将一一真实还原。

『早有前科 』

冯玉祥在给同盟军训话

其实蒋日合作反共早就已发生过，并不是直到抗战结束后才出现——日军全面侵华前的4年前，即1933年的早夏，由冯玉祥牵头组织，和著名爱国将领及民族英雄吉鸿昌和方振武两位将军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刚刚击败日伪联军收复西北重镇多伦，正踌躇满志地准备挥师北上收复东三省时，其轰轰烈烈的正义事业就是被蒋介石的部队与日本关东军联合围剿而终结的。

下面的系列史料与电报可将蒋之倒行逆施给坐实：

1933年5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向路透社记者声称：“日军现在密云、唐山线暂停进攻。日军以此进攻为消灭华军攻击长城之大本营，其军事动作目前告一段落，然为保卫满洲国西境安全，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

注：张家口是同盟军总指挥部驻地，小矶国昭所指的“日军现在密云、唐山暂停进攻……”指的就是与同盟军的战斗。

6月17日，蒋介石电令国民政府军委会，称：“对察事（指同盟军的自主抗日行动）处理，现定一面命庞（炳勋）、傅（作义）、冯（钦哉）、关（麟征）各部进兵，一面由宋（哲元）、庞、秦（德纯）派人劝冯取消名言奉还察政，离去张垣，另谋安置。双管齐下，大约不久，当可得相当之解决。”

7月20日，蒋介石调集钢甲车6列加入驻扎在河北、山东以及绥远的庞傅冯关宋等人的联军，准备不日参战。

注：值得一提的是傅作义最后并未听命蒋介石，而是脱离了行动独自率队回到他的老巢绥远。

8月8日，日军飞机轰炸由留守同盟军据守的沽源，并用机枪扫射，为时约40分钟，民众被炸死30人。同时迫令伪军5-6000余人向多伦大举进攻。敌机两架飞机在多伦投弹十余枚，并肆意扫射，抗日军官兵因此伤亡多人。
注：根据《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一书反映，在同盟军受到日军攻击时，曾有国民党的飞机前来助阵，猜测是国府在怀来机场的轰炸机，是否有投弹攻击，似无考。

但却明白无余地能看到蒋日有一腿。

就在同一日的稍晚些时候，何应钦在北京怀仁堂密电蒋介石与汪精卫，报告称：“今日，日军驻平（北）武官柴山衔其政府之命，派员来弟处谈称，因冯始终未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仍在张垣发号施令，且多伦之吉鸿昌部共产色彩浓厚，日军为热河安全起见，不能再为忽视，故决即进攻多伦。并谓日军取得多伦后是否向张垣前进，当视张垣方面之情况而定”。

“衔其政府之命，派员来弟处”与”决即进攻多伦”，以及“并谓日军取得多伦后是否向张垣前进，当视张垣方面之情况而定”——更加明白无误地指出，蒋、日对察之行动是协同进行的！

大约就是几天后，势单力孤的同盟军终不敌蒋日合围，冯玉祥通电出走（注：这是蒋明确的一大要求），吉、方两位将军后也在辗转游击战中被无情打散，无奈相继脱离部队。

“九一八”后第一次由军民共同组织的收复东北之壮举，就此彻底流产，未能在全国燎原，可耻地被自己的同胞给残忍扼杀了！

注：就在察哈尔同盟军与日伪军激战于察绥时的5月底，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以冈村宁次为代表队日军在天津塘沽举杯品香茗、互换文件，签订臭名昭著的《塘沽协定》，出卖了半个河北（冀东）与察北、绥东涉及三省共几十平方公里的我国主权领土。两年后，这里“顺理成章”地成立了受日本关东军控制的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阴影部分为国民政府让出的“非武装区”，但日军却可自由通行

从此，也使北平门户大开，埋下了卢沟桥事变的伏笔。

『暧昧、客气、宽容的胜利者 』

1945年8月15日的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透过广播向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早已得知消息的蒋介石在约两个小时前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以德报怨》之讲话（该讲话全名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与世界人士书》，看这架势，不是一般大，俨然要帮日本在国际代言）。

请注意：这篇讲话是他自己亲手、亲笔写就，此前几天，他的御用文人（代笔、代拟）陈布雷所写的他都不满意，可见他是多么重视、多么火急火燎地要与日“谅解”。

次日，蒋介石就通过潜伏在沦陷区与日军高层对接的双面人——周作民，鲁迅二弟，民国著名银行家，七七事变后被日军抓捕并解往上海替汪伪掌管金融， 但他本人却良知未泯，坚持与军统联系，替蒋秘密输送敌情。

当天，蒋让周替他转送了一份密电给冈村宁次 ，这封密电原文是这样的：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四、所有飞机及船舰停留现在地，但长江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

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

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官及所属官员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

注：此密电后被附在受降仪式上国府的《中国战区最髙统帅致日军最髙指挥官冈村宁次之第一号命令》，故简称《一号命令》。

这封电报名字很霸气，但内容却颇客气，连大汉奸都能看出来——8月16日当天，汪伪干将、原东北军将领陆鸿勋对周作民说：“蒋介石今有命令致冈村，令其赴芷江何应钦处投降，并有禁令数条，措词颇客气。此电已交徐采丞转致，而徐采丞嘱其暂密。”（  徐采丞，抗战时上海地方协会的秘书长，杜月笙抗战时期在上海的代表，同样为双面人)

显然，蒋的暧味面孔已然暴露。

『态度截然不同的八路军』

来看看早几天的8月10日，由同样早已得知消息的共产党，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作出的6条受降指示：

1．派吕正操、张学思、萧毅、李运昌及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人等赴东北，配合苏军作战。

2．派聂荣臻等向绥、察、热行动。配合外蒙军作战。

3．所有山西共军统归贺龙指挥，循同浦铁路进攻太原。

4．所有华北、华南、华中各交通线附近共军，一律积极进攻，击破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阻碍。

5．各地共军均得向敌伪提出通牒，限时缴械，如有拒降，即坚决予以消灭。

6．对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如有破坏或反抗，即以汉奸论罪。

“限时缴械”  VS   “保持现状”；             “军事管制”  VS   “维持秩序”；
“如有拒降”  VS   “听候命令”                 “即以汉奸论罪”  VS   “应负个人之责任” 。

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抗日军队，态度对比却似天渊！

蒋介石的命令表露出“协商”、“请求”、“配合”的情绪和用意。

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则威武霸气，既警告日军又吓止伪军！

因此，谁抗日更坚决？谁更像胜利者？完全一目了然。

『不甘失败的可怕阴谋』

回归正题，在接到蒋的那封密电的一日前，大约就是蒋介石发表《以德报怨》讲话的电视直播时刻，1945年8月15日10时10分，在南京正襟危坐且内心百般不是滋味的冈村宁次接到一封来自日军总部的密电（极密），内文很短，就30字左右：

“请考虑率部向中国共产党投降，此可促成国共内战，以利于帝国复兴。”

正如我们今天所了解到历史的一样！当年不仅日本政府不是真心投降， 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其实更加不想投降（ 投降书叫《终战书》而非“战败”或“失败”，因此史学界一直有认为日本至今未投降的观点）。

事实上，要不是武士道精神培养的“奴性”与忠诚，在中国境内几乎完好无损且几年来没打过什么大仗的百万侵华日军，是绝对有机会脱离日本政府的指挥而选择继续抵抗的。

公平说句：依当时日本的中国派遣军的实力，绝对还能和国共两军扛多几年，就单单以陆军实力都足够继续其侵略战争。假如没有美军与苏军的威胁的话，日军极有可能拒绝政府的投降命令，继续困兽犹斗是很有可能的事！

『冈村宁次将计就计一石三鸟』

说到“假投降”，既然今天的我们也能想得到，那当年的亲历者，冈村宁次与蒋介石两位两军的主使者就自然更能想得到。

因此，在第二日的下午（8月16日），冈村宁次给蒋介石的《一号命令》回了一封密电，说出了那个差点再次毁灭和平曙光、使我四万万同胞再次堕入深重灾难的惊天阴谋！！

“中国对日确实是以中国获胜而结束了，但国民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不少，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剿共问题。我愿忠实地为蒋主席效劳。我们驻在中国的装备完整和精良的部队还有100多万人，趁这些部队尚未被遣散，用来打共产党当能发挥相当作用。我希望这个建议能得到蒋主席采纳。”

这个建议，竟然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

问：为什么冈村宁次没有听众大本营的指示，借向共产党投降以诱发国共内战？

答：如前所述，正是因为蒋介石的暧昧态度使冈村宁次明显察觉到，他根本不用借助共产党，就可以说服蒋介石。更重要的是，他不必用激怒蒋介石与国民党众将作为代价来换取“被利用”，他的“投诚”既向蒋表了“忠心”，又同时达成了大本营保存力量的秘密指示。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促成了“联蒋抗和（抗共）”的大计——直接就要率全军参加对共产党的战争！

可谓将计就计一石三鸟——但是，并不是他有多高明，而是蒋介石的目的太明显！

看那《告世界人士书》，地球人都知道他蒋介石的小九九，更别提老谋深算的冈村了。

正是因为“反共联日”是蒋一生坚持的最高理想，所以他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战败的侵略者媾和，并“慷慨得无以复加”（冈村宁次语）地出手救了这个最大的战犯头子刽子手，助他逃脱正义的制裁而得以从此逍遥法外，安享晚年。

『亲口承认，证据确凿』

1946年8月8日，中国解放区（非指我军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给蒋介石写来一封信，要求逮捕冈村宁次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他在信中附有《冈村宁次在华犯罪事实调查材料》（此时的冈村宁次在国府的芜湖日军战俘集中营里被“严加看管”——好吃好喝好睡着了）。

蒋介石立即召见何应钦、白崇禧共同商议，蒋说：

“冈村宁次我们是一定要保的。日本投降后，据我们情报机关截获日本大本营作为正式指令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称 ‘此际莫如将红色势力引进中国本土，使之与美方势力发生冲突，引起东亚之混乱，从而日本可坐收渔翁之利。’ 这封密电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日本大本营要求冈村宁次放手让中共接收日本在华军队、军备，使其实力进一步增强，与我们国民党争夺天下。但是，冈村宁次想方设法拒绝了大本营这一要求，采取了与我们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日军全部向我投降的方针。因而，冈村宁次对我们说来是一个有功之臣，一定要全力保他。”

注：1945年的冈村宁次与投降的日军用全力配合蒋介石政府，换取了他动用海、陆、空三种手段，用约等于全国80%的运输力量遣送了百万侵华日军与百万日本开拓团及其家属共200余万人回国，为此而不惜牺牲与共产党八路军争夺东北的宝贵时间。

这，恐怕是我国5000年历史长河中最讽刺的事！

『放纵，使投降的侵略者依旧疯狂』

由于蒋介石的《以德报怨》之呼吁与《一号命令》的指示，以及和冈村宁次达成的共识，导致了投降后的日军依然嚣张跋扈到极点！

他们竟然和全面侵华战争时没有两样，依然敢行禽兽不如残暴不仁之能事——1945年8月至9月间，等待受降的日军拒不执行停战命令，仍然在多地进行野兽行径。

一、广州的日军将海珠桥头的纺织厂的机器及物资全部炸毁, 又炸毁南岸工厂及仓库, 死亡工人30 余人。

二、同南昌日军官兵在北撤途中奸淫妇女, 残杀小孩。河南鲁山日军于撤退时, 将所住房屋尽行焚毁, 沿途并有虐待民众情事。河南临汝、白纱等地, 日本官兵亦有将所储军盐、军粮与民众家具集火焚烧。

三、驻商邱城北营房之日军二千余人, 常赴营房附近各村任意奸淫抢掠, 捣毁民物, 毒打农民。

四、湖南湘潭日军撤往长沙时, 沿途奸淫掳掠, 杀人烧屋。

五、同是湖南的沅江、益阳日军撤往白马寺时, 抢掠大批猪、牛及民用物品。

六、驻安徽和县境内日军, 迩来仍有洗劫人民财物、奸淫妇女等暴行。

七、即使在南京市内, 日兵也敢在留营时间内擅自外出滋事——1945年9月17 日晚，新6军14师搜索连上士班长方阜云就被日兵枪杀于南京惠民桥北。

直到1945年9月中旬，在受降仪式与受降工作有序进行前，各地的日军疯狂的毁坏武器装备、炸毁弹药库、焚烧军用物资和军营, 继续骚扰中国老百姓, 抢劫、烧屋、强奸和杀人的事一直没有停止！

更让人发指的是，这些罪行竟然完全没有得到前来接降的国军的有力制止。

这些公然挑战战胜国“新威”的暴行全数没有受到战胜国法律的制裁！！

然而，对于日军视《一号命令》为无物，蒋介石却完全不Care!

他只知没日没夜地和何应钦等人商讨，受降仪式上，要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留日军的尊严.......

EXM？？？？？？？？？？
这居然是战胜国的最高统帅？
史上还有比这更冷的笑话吗？

『蒋日友好受降，共产党寸血寸土』

一、冈村宁次直接参与国共内战

蒋介石不仅助冈村宁次免罪，而且还助他再度穿上戎装。

1947年1月2日的中国山东，身穿国民革命军上将军服，佩带青天白日勋章和领章，头带青天白日帽的冈村宁次出现在解放战争鲁南战役的战场上，他得到了蒋介石的授意，作为国民党方面的最高指挥官指挥国军对解放军作战。

然而，他此次面对的大兵团再不是“转战如风”的国军兵团，而是英勇善战的共军兵团，而且他的对手是可与林彪、粟裕齐名的徐向前元帅。

“八路克星”冈村陨落——18天，我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两个整编师、一个快速纵队共53000余人，缴获坦克24辆，榴弹炮48门，汽车480辆，各种小炮400余门，缴获重机枪若干。

二、新四军一直和日、伪战斗

“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开始，到1945年年底，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忙于接受驻华中地区日伪军的投降。然而，说得准确一点，所有这些地方，都不是通过受降仪式、不费一枪一弹“接受”来的。相反，大多是通过激烈战斗，在打得日伪军无路可走以后，才迫不得已向我军投降的。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的受降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阮武昌（新四军老战士）

这位阮老还参加了对日的“最后一战”——去你妈的“雪峰山战役”是最后一战！

三、我中国对日的最后一战：“高邮战役”。

1945年12月19日～26日，我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在司令员粟裕与政治委员谭震林的带领下，歼灭日军岩奇大佐以下1100余人（内俘虏900余人），伪军第42师师长王和民以下4000余人，缴获各种炮80余门，轻重机枪200多挺，步枪6000余支，拔除了残存在华中解放区内的日伪军据点。

到此，中国大陆地区的抗日战争才叫真正胜利结束。

为什么只是中国大陆区呢？

答：因为金门战役的指挥者实际上是日军战犯根本博。

还有以侵华日军骨干组成的“白团”，他们都参与了台湾的“反攻大陆”计划的行动与策划及指挥。

那位“白鸿亮”不仅是白团的骨干成员，更是国民党军里被授勋的将领

四、“十万中日义勇军”计划

但其实，在金门战役之前，蒋介石险些又把侵华日军“请回”国内......

“二次大战以后，中日两国不幸同罹厄运，兹中国惨遭匪祸荼毒，日本备受战败苦痛，东亚前途已濒临危境，此有志之士无不扼腕而戒惧者也。抚今追昔，益感中日两国亲爱精诚提携互济之必要，盖非如此不能救亡图存以达共存共荣之目的。员等有鉴如斯，极愿参加东亚反共工作 以求中日之复兴与自救。惟以战后日本对外和约未订，一切活动均有阻滞，爰拟密组中国国民党日本支部以奉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共同反共为职志，秘密吸收大量日本有志之士为党员，从事各种活动以发展中日共同反共之力量，该支部目前之最急切任务，可招致台湾、缅 、越及长白山地区所匿数师团日军，以参加对匪战斗，密派海空陆籍兵工技术人员来华担任修理或战斗工作。此外关于经济资源之开发研究，亦可大量供给资源或人材。至该支部拟参加之日本主要人员为日皇弟三笠宫、犬养健、石原莞尔、堀内干城、山田纯三郎、松井太九郎、新荣幸雄等，其所属干部共约三万余人，均为日本政军学各界之名流或学者，颇具潜在势力及领导力。”（《和智英雄等呈蒋介石函》，台湾“国史馆”藏）

这是1949年国民党即将败退大陆之时，原日本军人给蒋介石发来的密电，内容相当直白露骨，就是要给蒋介石招揽并输送旧日本军人来中国大陆助他作大陆的最后一搏。

这个“雪中送炭”的建议，蒋介石是非常喜欢，简直为之一振！

据他亲自指派的驻日代表团军事组组长曹士瀓回忆，当时蒋给他作了几点重要指示：

一、使用日本军官主要目的：

1．军事教育训练为主(对一般兵科之训练及中国陆大之教育)。

2．研究创立各种军事制度(军事人事制度及后勤等制度)。

3．必要时先以一部直接参加中国部队工作(计划作战及参入登陆战部队作战)。

（《总统蒋于7月 13日及7月30日对所建议之使用日本军官计划之指示》，台湾“国史馆”藏）

和智英雄的这个提议和 曹士瀓负责跟进的工作，最后由冈村宁次接手，他提出最少要10万人。

“可惜”，由于我军的步伐太快，导致了这项计划没有及时实施，同时，这也是“白团”的前身。

一句话：天佑中华，幸好我免当年势不可挡， 要不然！ 蒋介石！你个畜生！真不知道你要祸害国家到什么程度！！

注：此事还有后闻，后来“白团”也曾经提议想在台湾本地人中（非蒋介石这些从大陆来的），找出那些殖民时期对日本有感情的台湾青年，对他们进行训练.......

好吧，我不想再讲蒋介石的各种无耻了，因为，我真的对他无语+无词了.......

『事实上，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早接受日军“投降”』

确切地说，是“接触”，而非“接受”。当作为同盟国指定的受降方蒋介石国民政府与他的军队还远在千里之外时，共产党的军队却已全线抵近中华大地的各侵略者据地。

1945年8月17日，新四军的“老领导”张云逸携曾山、饶漱石一行从淮安盱眙千棵柳出发，赶到六合竹镇（南京郊外），面见冈村宁次的代表——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主任桥岛。

千棵柳村是一块湿地

双方洽谈受降事宜——由于朱德发出了那6条 磨刀霍霍的指示，日军不得不重视眼前的共产党武装

你知道吗？新四军早在1944年就已兵临南京城下！

可惜的是，由于冈村宁次坚持向国民党方面投降，只把同华中局新四军谈判作为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筹码，导致谈判破裂。

『鲜明的对比：共产党对待侵略者暴行的做法』

1946年2月3日，吉林省通化市万馀旧日本军人在国民党策动下进行武装暴动。由于八路军（时称东北民主联军）事先掌握情报，控制了内应分子，端除了国民党暴动指挥部，以一千馀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疯狂反扑，打死暴乱分子四千馀人，其中日本人三千多人。

东北民主联军处决日人

在这次镇压中，处于人数劣势的我军民皆杀红了眼，凡是遇口令答不上来了的，上去就是一枪！

凡是躲在洞里或隐藏起来的，二话不说，一通手榴弹就扔进去了。凡是躲地窖里的，统统堵死出口和通风口，一律活埋！日人军属赤条条的被老百姓和朝鲜士兵，一股脑儿扔进浑江里进行“水葬”（朝鲜抗日部队也参与了镇压）。

如此的毫不留情！

狠狠地镇压了丧心病狂又痴心妄想的侵略者！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答：因为同胞的血已不再流，但是眼泪，却仍未干！

亡国之恨，岂能轻饶？

灭种之仇，岂能轻忘？

那么蒋介石了？那个时候他又在干嘛？？？

当我通化军民刚刚审判完暴乱的主使者和抓捕完逃犯（杀的杀，关的关），事件落幕时。

1946年4月2日，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何应钦极度无耻地喊到：

冈村宁次无罪！

蒋介石？他默不作声，脸容平静，表示默认。

我一直怀疑他是不是中国人，实话说！

【后记：为何蒋日勾结阴谋最终未全面落实？】

1946年4月8日上午，就在何应钦喊出“无罪”的几天后，江苏高等法院判处了一名叫缪斌的罪犯死刑。5月21日下午5时，在苏州监狱执行，缪斌归西。

此人是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审判及枪毙的第一个卖国贼。

耐人寻味的是，他死后的3小时，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宣判令才送到监狱。

缪斌 确实曾卖过国，因为自1940年起 他 就出任了汪伪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政治委员。

蒋介石授权全权处理缪斌的石美瑜

但更重要的是：他“卖”了蒋介石。

1945年2月，眼看日本就要失败的缪斌开始谋求“自救”，他联系到了戴笠，并得到蒋介石的一张“手谕”，名为《特派缪斌为代表同日本政府协商和谈》之《中日全面和平方案》。

注意：是全面和平，是全!面!和!平！

内容如下：

一、满洲问题单独协商；

二、日本完全从中国撤兵；

三、取消南京政府，设置留守政府，重庆政府三个月内迁都南京；

四、留守政府由重庆方面的重要人物组织；

五、南京政府的要人在东京由日本政府收容；

六、日本与英美讲和。

3月16日，缪斌衔蒋此《手谕》飞抵东京，当晚见到了裕仁天皇的叔叔东久迩宫稔彦亲王。

“让人失望”的是，日本方面拒绝了《手谕》的提议，因为“与英美讲和”一项日本无法接受，至于其他5项都欣然照收——那么好的条件，不接受的还是人吗？

于是，不久后蒋介石托人给南京的冈村宁次发了一封更加极密的密电，就日本“顽固”拒绝他的《手谕》说道：

救日本？？？？？EXM！！！你确定吗？？？蒋公公？？？？你要救这个曾经要置你于死地，要将你及你的追随者赶尽杀绝、以及杀死害死我3500万同胞的畜生国家与不共戴天之敌国吗？？？

Sorry,他真是认真的。

因为这件事被麦克阿瑟知道了——这位当时正恨不得赶紧攻陷日本，然后一把火烧了东京和烧了靖国神社，再把裕仁弄到街头去做流浪汉，对“日本事务”拥有“我说了算”的决定权的大嘴巴，亲自打了个电话给我们“伟大”的蒋委员长！

屌到他飞起！屌到他道歉！屌到他认错！

所以，今天的我们还真的要感谢美国“爸爸”，要不然蒋公公恐怕真的会实现他“中日亲善”的一生夙愿了！
So，我现在不是怀疑，而是确认、相信：蒋介石绝逼投错了胎！！！

一 腰站阻击的概况
　　
　　 腰站村，位于涞源县西25公里，灵丘东20公里处的山间、驿马岭西方2公里处。1937年9月24-25日， 在此地曾发生八路军杨成武部队（115师独立团）和日军第十一联队第九中队的战斗。此战，国内称“腰站阻击战”，《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选编》称此役毙伤敌400余人[1]，《八路军重要战斗一览表》称毙伤日军300余[2]。由于是八路军115师的作战，又发生在平型关大捷同日，所以最近有将腰站阻击歼敌的所谓“3-400人”，也添加到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数字中的呼声。
　　
　　 如，高凤山在《平型关大捷:不容争辩的“首战大捷” 》一文中，把乔沟伏击战，东跑池攻击战，驿马岭阻击战，三山阻击战，倒马关袭击战都算成“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之战果”，称中国大捷 “共计约歼敌1548人”[3]。
　　
　　 2015年7月14日，《深圳特区报》记者郭平保采访山西省灵丘县原党史办主任赵洪波时，赵也称， “驿马岭阻击战是平型关大捷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大捷的战果算上驿马岭战斗，“平型关大捷应该是歼敌1300多人” [4]。
　　
　　 同样观点，还可见赵志强《平型关大捷应该包括腰站阻击战》的文章。此文可以说是一篇近似学术式的论证，虽没有什么新材料，但出示了记录腰站阻击战的信息来源，整理了其中的问题点。在此赵认为战斗发生在25日，肯定了歼敌数400的主张。虽对日军部队是增援平型关之敌的论点提出质疑，结论并无变化，认为腰站阻击“是保证115师侧翼安全，阻击援军，保证平型关伏击战的顺利进行”的一次战斗，“应属于平型关大捷的组成部分”[5]。
　　
　　 一方面，赵也似乎觉察到八路军一个团击败日军“两个联队”之说太离奇，可又考证不出日军部队番号，结果自叹到 “回忆差别太大，让人莫衷一是”。
　　
　　 实际上，问题就出在这里。和平型关大捷“研究”同样，关于腰站阻击，国内并没有什么确凿的文献记录。支撑此形象的，多是一些时隔半世纪以上的当事者“回忆”，并包括一些回忆过程中的“创作”。
　　
　　 先分析一下为“腰站阻击战”提供信息源的几个主要资料。
　　
　　 二 国内的主要资料解析
　　
　　 1.《聂荣臻回忆录》
　　
　　 其中仅一句话，“24日，独立团在灵丘与涞源之间的腰站，同日军打了一个遭遇战，毙敌300余名，有力第完成了打援任务，配合了正面作战”[6]，触及到和平型关作战的关连，但没有叙述腰站阻击的细节。
　　
　　 2. 李水清回顾《忆首战平型关之腰站阻击战》
　　
　　 此文载于《山西日报》2005年9月6日。报导的是其在战后第60年头的回顾谈。李当时是独立团三营教导员，此时，已89岁高龄。叙述中，不仅老人记忆混乱，随意添枝加叶（如敌机来轰炸等），更有邀功请赏之嫌。把实际担任主攻的第一营说成预备队，将自己所在的第三营（预备队）换到正面主攻战场，描绘中的自己，不用说，当然是是战斗的指挥者。细节中出现的“污泥大汉”（一连长张德仁）的奋斗，二连一排的“麻排长”攀登悬崖袭击日军的故事，实际上挪用的都是老团长杨成武回忆录的内容，只不过在“创新”中，把1营的1连长张德仁，改写成自己部下3营7连长，把1营2连1排的“麻排长”，改写为自营8连1排长而已。唯一能清楚记住的真实内容，不过是自己腹部曾中过一颗日军的子弹[7]。老团长杨成武在此前一年去世，也许这是老部下敢大胆放言的理由。此文，只能惹出是非，并没有史料价值。
　　
　　 3.杨成武回忆录
　　
　　 可以说，腰站阻击的主要信息源，是1987年出版的《杨成武回忆录》。虽是后年回忆，但描写详细，前半段，有不少可参考的内容。
　　
　　 以下是笔者摘录出的重要历史情报部分。
　　
　　 1.独立团9月23日从上寨村出发，从南方接近驿马岭，9月24日晨从下北泉（腰站南15公里）出发经山路于“晌午时分”到达腰站。目的是切断灵丘至来源道路，配合准备中的平型关之战。
　　 2.部队行进至驿马岭前（目的是占领驿马岭隘口制高点）尖兵排和一小股日军发生遭遇战，歼敌两名，弊伤战马一匹（日军战斗详报中有此战马死亡记录）。
　　 3.杨成武判断日军已先占领了驿马岭隘口。遂在驿马岭前高地构筑工事。此日，并没有其他战斗。下午，侦查员报告，日军一个联队由涞源城赶到（日军战斗详报，增援的本山第九中队于16时到达）。
　　 4.杨命令“一营在上山警戒，二营连夜近抵三山镇，切断广灵通往灵丘的公路，三营作为预备队，后撤至白羊舖（隘口西两公里）宿营”。
　　 5. 9月25日晨有浓雾。7时雾散，日军从驿马岭顶上隘口出发，向我阵地接近。阻击战开始。“我布置一连正面阻击，…二连从右翼袭取隘口，三连迂回攻占南面比隘口更高的山峰，用火力压制隘口上的敌人”。
　　 6.此后是作战细节描写，出现“醴陵拐子”一连长张德仁牺牲的场面，和“麻排长”攀登悬崖袭击隘口失利身亡，及一营教导员张文松中弹死亡的描写。重要干部相继死亡，杨成武描写是“一场浴血恶战”。“这是胜仗，也是恶仗。一连和三连减员过半”。
　　
　　 可以说，回忆录若截止到此，内容还是有价值的，反映了作战中一些艰苦的实况。令人惋惜的是继续下去的部分（有关歼敌部分）渐渐离谱，失去了真实。为参考，也录于下
　　
　　 7.下午4时，当平型关大捷喜讯传来之际，一营“趁势在正面发起了冲击”，敌“夺路逃向涞源城。我们乘胜追击了50多里，一营一直追杀到涞源城下。敌人又从涞源东撤，一营随即光复涞源，二营继续向东追击”。
　　 “打扫战场了。大路上，山野里，草棵中遗弃着各种姿态的敌尸三百多具，机枪，步枪，手榴弹，折断的刺刀，击穿的钢盔漫山遍野到处都是”。 可惜“我们没有抓到一个活的”[8]。
　　
　　 4. 钟蛟蟠《腰站战斗的经过》
　　
　　 实际上，国内也有一份并没有多少人注目过的重要记录，名为《腰站战斗的经过》。作者是独立团宣传科长钟蛟蟠（1899-1939），于作战结束后第二日的9月27日，记录下了这段文字。虽不严谨，但类似于日军战斗详报，描写了战斗的经过。内容中包括很多重要内容，如下。
　　
　　 “9月22日午后四时，接到师部命令，指定我独立团单独行动，配合主力消灭平型关敌人的任务”，9月23日“傍晚已到达了上下北泉一线”。
　　 “24号准备占领腰站，截断涞源与灵丘交通，…5时由上北泉出发”。
　　 “10时许，前卫的二营先到白羊舖。该营之一连一排尖兵即与日寇一侦察队30余人遭遇，当即将该敌全部击溃，毙敌7名，…敌分向涞源，灵丘两方抱头鼠窜”。
　　 “午后四时涞源之敌第十联队即赶到腰站增援灵丘。我方因情况不明，没有向敌攻击。”
　　 “二营则于是晚星夜行动进入敌人后方——三山一带活动，断绝广灵到灵丘汽路”。
　　 “25号拂晓前”，…我一营趁浓雾布置攻击。“布置妥当即进入了攻击。主要攻击部队是一连和三连”。
　　 “以这区区的两连，对付兵坚械利的整个联队，冲锋肉搏，相持终日。…毙敌400余。终于把敌人打得不能抬头…我方也伤亡百零三名。但已取得牺牲代价”。
　　 “是役没多大缴获，而能阻止敌人前进，截断了涞源灵丘之交通联络”战斗中… “负伤70余个伤员”[9]。
　　
　　 与《杨成武回忆》相似处较多，考虑杨写回忆录时曾参考过此文章。也可证明独立团24日晨出发，中午到达腰站，之后和敌小部队接触的事实。指出敌分东西两方向退避。这些都和日军的战斗详报相符，往灵丘方向退避的五名是之后第九中队寻找的“失踪者”，敌援兵于24日午后4时到达的记录，也和日军记录一样。
9月 25日战斗，以一营为主进攻，相峙终日。虽称毙敌400余（考虑作战后被领导统一过口径）但没有提到反击冲锋和战斗最终胜利，也没像杨成武那样提到打扫战场，攻克涞源。只谨慎地称“没多大缴获”“是一个残酷的以少胜多的战斗”，并提到我“伤亡百零三名”。负伤70余名这一个准确数字。
　　
　　 比较起来，钟蛟蟠记录了部队行动时间，路线，部署，战场，自己的伤亡等，除了“战功报告”一点以外，情报都准确可信，几个资料中，可以说最接近事实。这也是各种信息源中唯一的一个当时的文献记录。比较之下，可看到比其它事后谈在基础情报面要精确得多。
　　
　　 三 论点的整理，批判
　　
　　 以上是从现在国内主要记录中汇集的腰站阻击战内容。杨成武回忆中的独立团最终在平型关大捷鼓舞下获大胜，克隘口后追击敌溃逃部队至涞源的大捷之谈，在可信性高的钟蛟蟠记录中并不存在，所以不会是事实。
　　
　　 若能进行史料批判，除去战后夸张的宣传（杨成武回忆录的后半），和战前有可能被宣传部门“统一过口径”的歼敌数据外，以上的资料是有利用价值的，其中包括贵重的钟蛟蟠文献记录。特点是对自己部队的情况——行动目的，战斗部署，损失状况等基础情报——掌握的比较准确。笔者曾多次讲过，不管是哪一方，如不是完全的歼灭战，“战功”记录都不可取。利用文献资料（尽量排除回忆）来研究，考证己方（特别是损失），才是战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因为自己的行动，自己的痛处，自己最明白。
　　
　　 按此原则，对以上良莠混淆的记忆，记录筛选结果，可以得到以下几点有用，真实的情报。
　　
　　 1. 独立团的腰站阻击，属于115师为协助平型关作战的布局之一。
　　
　　 2. 独立团9月23日由上寨出发，经上下北泉村于24日午前10时到达腰站。向驿马岭隘口前进途中，和日军小部队遭遇，并将其击溃。日军分两路退避，一部逃向灵丘，一部退回驿马岭。
　　
　　 3. 日军的援军在24日午后4时到达驿马岭。独立团对其监视同时部署了攻击准备。
　　
　　 4.  25日参加战斗的是一营（主攻）和三营（预备），总数约600名。目标是夺取驿马岭隘口，并不是坐等待战的“阻击”，而是主动进攻、说明实际上独立团知道，日军的数量并不多。否则绝不会以卵击石，和“两个步兵联队”挑战。
　　
　　 5. 进攻中独立团死伤惨重，并未到达预定目标，在敌援军到达前主动撤出战斗。
　　
　　 6. 此役独立团死亡30名，负伤约73名。
　　
　　 以上战斗到底独立团是否取胜（攻克驿马岭隘口）？日军到底出动了多少部队？如何部署，死伤如何？这部分内容并不能从八路军记录和杨成武回顾中寻找出答案。必须去研究敌手日军的档案记录。
　　
　　 四 日军的第九旅团
　　
　　 下面再用日军的档案文献资料，来考证一下“驿马岭附近的战斗”（腰站阻击）的情况。
　　
　　 第五师团的档案残缺不全。但其中第九旅团的记录接近于完整。所以此期间在涞源附近的几次战斗都留下了记录。首先，我们可以在北支方面军《内长城线附近的会战》（自昭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十月十日）的战斗名称记录中，发现第九旅团在涞源附近的几次作战。分别称为
　　
　　 驿马岭附近的战斗  插箭岭附近的战斗  白石口附近的战斗  浮图峪附近的战斗[10]
　　
　　 其中“驿马岭附近的战斗”，即是国内所称“腰站阻击战”。其余的几个战斗，虽规模不大，也都在第九旅团驻涞源前后数天内发生，只不过对手并不是八路军。之外还有一次虽名称脱落，但战斗详报中有记载的战斗，即9月23日，与八路军115师骑兵营交锋的“倒马关附近的战斗”。骑兵营不久溃散，日军损失仅一名轻伤，所以没有特别的战斗详报，只出现在中队长事后的“报告”中。可是对共产党来说，这却是一个重要事件。因为“倒马关附近的战斗”也被称为八路军抗日初战的三胜之一，和腰站阻击战同样被看作“平型关大捷”的系列胜利。最近，不鲜有将其“战果”也算入平型关大捷歼敌数的议论。问题是除少数回忆录和后人编造的“故事”外，此役并不见可靠史料。甚至，至今连作战的日期都搞不清[11]。日军的战斗“报告”虽不甚详细，可以说是有关此战斗唯一的档案记录史料。
　　
　　 关于在涞源附近的几次战斗，第九旅团有两个详细记录可寻，一名为『淶源附近戦闘詳報』[12]，二名为『歩兵第九旅団陣中日誌』[13]。两者大同小异，一为旅团对各战斗报告的汇编，比二在战斗细节面详细。二为旅团行动日志，比一在命令文，行动记录上更全面。

*图1  第九旅团的两个档案资料
　　
　　 先介绍一下第九旅团概况。该旅团是第五师团下属的两个旅团之一，旅团长国崎登少将。下有两个步兵联队，第十一（广岛）联队（長野祐一郎大佐），第四十一（福山）联队（山田鉄二郎大佐）。又称国崎部队。1937年9月中旬，和进击山西的第二十一旅团（三浦敏事少将）分路，除第十一联队第一大队（尾家刢少佐）配属给第二十一旅团（三浦部队）使用外，其余是预定从蔚县调往河北保定作战的部队。此时第十一联队兵员约半数，共1319名，第四十一联队全体3367名，还有一个骑兵分队等共4790名步兵，609匹马。另外还有配属的野炮兵第五联队第二大队，独立山炮兵第三联队第一大队（缺一个中队）。
　　
　　 此时，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的真意在进军山西。但此企图遭到部署石家庄会战的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的坚决反对，严命其将师团调往河北。板垣不得不服从命令，一边做出将师团调往保定平原的姿态，一边却拖延时间，等待战局变化。进军山西大营镇的三浦旅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保障转进河北部队的后方安全为借口，被挪用到山西前线的。
　　
　　 对此，9月18日从蔚县进驻涞源的国崎部队，则是摆样子给寺内寿一看的装潢。9月25日，三浦部队在平型关口进攻受阻出现危机后，为了增援前线，第五师团又调动了蔚县第42联队主力急援平型关，在山西战线越陷越深，此结果，迫使大本营参谋本部于10月2日下达太原作战命令，终于使板垣征次郎的心愿得逞[14]。此时，按计划已到达河北的第九旅团，派回第十一联队由铁路赴大同，参加了太原会战。另一部分则以步兵第四十一联队和独立山炮兵第三联队（月野木大佐）为中心编成“国崎支队”，赴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攻略战中，是攻打江北浦口的主攻部队。国崎支队于1937年底回到青岛，和“鲤城支队”（第十一联队）汇合后恢复原旅团建制，守备胶济铁路沿线。之后一部分（第11联队）参加了临沂作战，并作为坂支队的主力之一支援台儿庄。1938年4月7日以后，旅团全体被投入“第二期南部山东剿灭作战”（徐州会战第一期），是攻克临沂城（4月19日），后在邳县马头镇，南涝沟，北涝沟受到重挫的部队[15]。
　　
　　 国崎旅团主力（本部，第十一联队，骑兵分队及野炮兵一大队）于9月19日0600，从蔚县出发，20日1600，到达涞源县城，将先抵达此地的第四十一联队置于旅团直接指挥下[16]。
　　
　　 五 第九旅团在涞源的几次战斗
　　
　　 先行第四十一联队（山田部队）的任务是保证旅团全体向易县方向移动安全，为此，作战目标是控制，占领涞源东方浮图峪，南方插箭岭，白石口附近的长城线。
　　
　　 20日旅团到达后，第四十一联队长山田铁二郎大佐汇报了如下作战现况
　　
　　
1.第三大队已占领浮图峪（涞源东方约15公里的长城线）。
2.第一大队于昨日占领了三岔口，预计今日攻略白石口（涞源南约10公里处长城关口）。
3.涞源地区敌兵至少有一个团以上[17]。
　　 　　
　　 以下介绍一下此后第九旅团各部队的各次作战。
白石口附近的战斗
　　
　　 白石口附近的战斗发生在9月20日，第四十一联队山田联队长命令第一大队（林田敬藏少佐）夺取插箭岭及白石口附近长城线，0330又命令第六中队（由良四方吉大尉）前往支援。第一大队击溃白石口守军300余名，1600将白石口占领。战报记载，长城线守军为国军第十二师补充团，总兵力约3个营，受攻击后陷入溃乱状态向西方退却[18]。
　　
　　 2.插箭岭附近的战斗
　　
　　 9月21日0900，旅团下达《国作命第76号》，命前日到达的第十一联队第二大队（植田齐少佐）从涞源出发，向西庄铺附近高地前进，协助同41联队第一大队（林田部队）的插箭岭作战。0730，植田部队开始攻击前进，1130，两部队合击，无抵抗占领插箭岭。
　　
　　 3.浮图峪（小盘石）附近的战斗
　　
　　 9月21日1000，旅团长下达《国作命第77号》，为侦查车辆通过路况，派出以炮兵内山政一准尉以下4名，工兵竹下修一准尉以下2名的两组将校侦查队，调查浮图峪，易州道的车辆通过路况。并配属第四十一联队第三大队步兵一中队、机关枪一小队作掩护，向塔崖驿搜索前进。
　　
　　 9月22日 0020到达塔崖驿（涞源东约35公里）。 0800，两组侦查将校在步兵一小队掩护下从塔崖驿出发向紫荆关前进。由于骑马将校与步兵行进速度不同，途中逐渐拉开距离。先行的两组侦查将校1600在小盘石（紫荆关西方约5公里，涞源东约50公里）南侧部落前方约300米处突然遭敌约40名的奇袭。步兵小队闻枪声赶到现场时，敌部队已向东方退却。9月23日1600，当第四十一联队第九中队（佐佐木峯松中尉）到达现地时，发现了炮兵准尉内山政一，上等兵山田晴雄及乘马的尸体。工兵准尉竹下修一行踪不明，后在拒马河中发现[19]。
　　
　　 此战日军炮兵将校一行4名中，死二，负伤一，工兵将校两名中死一伤一，几乎全灭。应是镇守紫荆关的国军朱怀冰部[20]打的一场漂亮的速决战。
　　
　　 4. 驿马岭附近的战斗（腰站阻击战）
　　
　　 第九旅团到达涞源之后，以东方通往浮图峪，紫荆关的易县道为主，同时调查了南方的涞源-保定路和西方的涞源-灵丘道路。旅团考虑到将来向灵丘方面前进的可能性，于9月22日0630，派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九中队（本山一雄大尉）及师团有线小队（13名，小队长松浦准尉）向涞源灵丘道路上红泉子（来源西17公里）前进，以侦查路况和保养至灵丘的军用电话线。
　　
　　 9月23日1130，本山中队长用电话报告了调查结果，“涞源-灵丘道，在红泉子以西不可通车”。之后，留下保修线路的通信小队，于1400返回涞源[21]。
　　
　　 翌日24日，往灵丘方向继续行进的有线通信小队13名，1100在驿马岭附近和一一五师独立团的尖兵排遭遇，驿马岭附近的战斗由此开始。
　　
　　 日军记录，通信小队遭遇的为“拥有迫击炮的约百名敌部队”。此遭遇战，杨成武称歼敌2名，钟蛟蟠称毙敌7名[22]。实际上战斗详报的记录中，有线小队仅有一名负伤，死亡战马一匹 (参考附录国崎部队死伤表)。松浦小队长电话报告，“小队在腰站村附近与敌遭遇，目前交战中”。 接报告后1145，旅团长下达《国作命第80号》命令，派昨日回归的第九（本山中队），配属机关枪一小队，卫生队一小队前往救援（约150名，重机枪2挺）。
　　
　　 命令文如下
　　
　　 一，师团松浦有线小队在白羊舖附近与拥有迫击炮之敌百名遭遇，目下交战中。
　　 二，令本山中队配一重机枪小队立即向腰站村方向前进，附加卡车一台。松浦小队现正坚守驿马岭南方1750高地。（后略）[23]
　　
　　 本山中队受命于午后1230，由涞源西出发，1600到达现场附近，发现并收容了有线小队中的8名。但没有发现向灵丘方向的退避的另一个班5名。 “午后五时，松浦准尉通知通信队已被来援的第九中队救助” [24]。
　　
　　 同夜，第九中队在驿马岭附近宿营过夜。此时，独立团已得知敌援兵到达驿马岭，第九中队也知道当面之敌拥有迫击炮等重武器，兵力至少在100以上，所以双方都没有主动接战。
　　
　　 25日黎明，第九中队出动搜寻失踪的另一个通信班（5名），但没有发现线索，遂于0830 结束救援，搜索任务准备返回涞源。此时，突然遭遇了从白羊铺方向来袭的，拥有迫击炮之敌约500名的攻击，交战开始。从以下作战地图也可看出，此时，独立团并不是阻击，而是攻击，从白羊舖出发，分三路包抄，逼近驿马岭隘口。左路用兵100名，沿道路左侧，东进向驿马岭附近，警戒北方1920高地。中路用兵300名主攻，从白羊舖沿道路右侧指向驿马岭隘口。右路150名占领了驿马岭南方1830高地，与坚守驿马岭隘口南1750高地的日军对峙。
　　 　　
　　 0840，旅团本部接第九中队进入战斗的电话报告后，立即派出第十一联队第三大队（牟田丰治少佐），配属山炮第三中队（2门），传令兵4名（全体約500名），配卡车一辆前往救援，0930，从涞源出发，向红泉子方向急行。
　　
　　 在援军到达前1230，本山第九中队长报告，“正面之敌逐渐开始撤退”。1430，旅团又接到本山中队电话 “当面之敌完全被击退，敌遗弃尸体30具向西方撤退”[25]。1550从涞源赶来的第三大队主力到达驿马岭作战现场，随即用兵一部向敌军退却的招柏村方向追击。战斗结果，阵中日志记载“本日战斗我方损害为士兵死亡二，负伤七名”。
　　
　　 1630，第三大队接到旅团电话命令 : “牟田大队主力集结于腰站附近，以一部向灵丘东方高地追击，其余继续搜寻失踪的5名通信队员，收容后于明日迅速赶回涞源”。
　　
　　 此日（25日），平型关方面国军，八路军的反攻同时开始，三浦部队作战不利。师团长板垣征次郎一面派出蔚县第四十二联队主力增援平型关口，一面也考虑就近利用已到灵丘东20余公里处驿马岭的第三大队。26日0640 ，在《板参通甲第105号命令》中，指示驿马岭的牟田第三大队脱离旅团指挥进军灵丘。待28日旅团主力转向保定后，归师团直辖指挥。
　　
　　 而旅团长国崎登则考虑，第十一联队预定作为前往易州的旅团先遣队，若抽调其去灵丘，该联队仅剩第第二大队和一个中队，兵力太弱。所以命牟田大队返回涞源，以四十一联队第一大队前往顶替。接到命令，牟田大队于26日1750返回涞源。
　　
　　 关于失踪的通信队一班5名，战斗详报并未触及其下落。但从附录的死伤表可看到，其全队13名中，仅记录了一名负伤。说明此5名失踪队员之后平安返回。很有可能分散后奔向了灵丘县城（师团前线指挥部）。
　　
　　 5.倒马关附近的战斗
　　
　　 倒马关的战斗，是115师骑兵营（刘云彪营长）的抗日初战。战果不显一直无人注目，最近和腰站阻击同样受到重视，出现了将其战果也例入“平型关大捷”的主张。下面对比一下日中两方对此战斗的记载。
　　
　　 前往倒马关方向侦查路况的第九旅团第十一联队（长野部队）第二大队（植田部队），9月23日1500报告了同大队第五中队（须藤久少佐）和敌骑兵遭遇的战斗。
　　
　　 “第五中队畠中小队在倒马关西北方1300米上关顶西方高地，午前10时左右与约300名敌骑兵遭遇。交战两个半小时后，将敌击退，敌遁走西南，损失估计约30名，遗弃尸体5具，我方损害为一名轻伤”[26]。
　　
　　 从此得知日军参战人数为畠中元弘少尉的“一小队”（约30-50名）。从当时的地图看，战场地点应在上官顶西，石马夹南，寺上、上庄北方圆一公里左右的台地之上。
　　 　　
　　 敌手是谁？《阎锡山关于八路军骑兵支队与敌激战等敌情致黄绍竑电》中转引了朱德，彭德怀的报告称“我骑兵支队一营养日七时进至倒马关以北二里许与敌遭遇，敌三四百并有后续部队，正在激战中”[27] 。方位“北”，与“西北”虽有小差（北一公里在山间，无道路），距离相同，时间也接近（午前）可考虑是指同一战斗。问题是日期差一天。“养日”是电报代码，为22日。到底哪一个准确还有待考证。从八路军行动部署看，23日比较合理。况且日军的同样记录，可见于两个不同文件中。115师骑兵营为何去倒马关？从1937年9月23日《朱德、彭德怀致蒋介石漾亥密电》中 “我骑兵支队向徕源南部及深、蔚间袭扰，抑留该敌东进”[28] 内容看，是骚扰，阻挡蔚县之敌南下保定。
　　
自称担任过115师“骑兵团政委”（115师没有骑兵团，只有一个骑兵营，营长刘云彪）的肖锋，在《倒马关前歼日寇》一文中生动地描绘了这次战斗。

称9月22日午后一点，在倒马关附近和“进攻太原的敌军”即 “步兵第一联队大泉中队和基干第十三中队，约2700人”交战，“打死打伤数百人”。“晚上，敌丢下100多具尸体和70多匹东洋战马，以及大量军用物资”逃跑。击毙一名池野大尉，缴获92式重机枪两挺[29]。
　　
　　 虽有声有色，却谎误连篇。且不提令人难以置信战果报告，其他如 “第一联队” （此日第一联队在大同）“大泉中队”（大泉支队（大队），此日在浑源附近） “第十三中队“（中队编制最大到十二，没有十三的编制）“进攻太原”（此时平型关战役刚开始，怎么会进攻太原？）等，不见一点真实。有一点不会有误，即指的是骑兵营倒马关一战。
　　
　　 《河北日报》王思达文章《鲜为人知的“倒马关”之战》采用的是对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组组长岳思平的采访，称此次战斗“歼敌数十人，骑兵营仅伤6人，牺牲4人”。避谈无根据的“歼敌”数，若只看自己损失记录的话，可见“骑兵营牺牲4”和日军的记录 “敌遗弃尸体5”之间，并无太大差别。
　　
　　 以上是日军档案记录的涞源附近各战斗的内容。其中的两次战斗，对手是此时和国军同装同饷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作战中日军似乎感到了对手异常勇敢，称“驿马岭附近战斗的敌兵为拥有迫击炮的步兵约500，虽所属不明，但从20岁以下的年龄和携带品（遗弃尸体）判断，为共产军的可能性大。装备并不差异于其他部队”[30]。
　　
　　 并在打扫腰站战场时对缴获的八路军武器进行了如下分析
　　
　　 关于共产军使用武器的调查报告
　　
　　 一，携带迫击炮，其数量，性能与至今所遇其他部队相比，并没有差异。
　　 二，步枪多为老朽装备，数量亦有限。可认为多数弹药，仅使用同一步枪射击。
　　 三，从以上判断，共产军并没有受到苏联提供兵器的补给[31]。
　　　　
　　 以下是战斗详报的三个附表，记录了详细的死伤，缴获，和消耗数据。全期间五次战斗死伤总合为20名（内死亡7名）。包括腰站阻击的死伤9名，和倒马关战斗的负伤1名。另外“俘虏”16名中，很可能包括部分独立团士兵。缴获的8挺轻、重机枪，也可能有一部分是八路军的武器。
　　
　　 六  结尾
　　
　　 以上即为日军档案记录中出现的“腰站阻击”和“倒马关战斗”的基本情况。和国内旷日经年的“回忆录”类比，可见日军当时的“档案记录”是比较客观，准确的。有时间，地点标识，有命令文，作战地图，有部署情况和姓名记载。腰站阻击中敌数量为500，遗弃尸体30的记录，和八路军自己的记录（钟蛟蟠），回忆（杨成武）相比，几乎没有出入。
　　
　　 从中可以得知，日军9月24日赴驿马岭的原因，是去救援与独立团遭遇的松浦通信小队，出发时间在24日正午前后，部队是步兵第十一联队第九中队，配属两挺重机枪，兵员应在150名前后。这就是翌日与独立团对战六小时，被称为“两个联队”日军的实体。
　　
　　 25日的增援，当然不会是去“平型关”。晨0830，当独立团两个营和九中队接火后，国崎旅团长又派出了第三大队的余部，炮队等约600名增援驿马岭第九中队。可是并没有排上用场，因为在到达两小时之前，独立团已自行撤退。独立团不仅没能杨成武后称的那样“打扫战场”，缴获敌武器，反而初战就损失了数挺轻重机枪（缴获武器表中为轻机枪3，重机枪5，但不会都是驿马岭战斗的损失）。大队全体，任务完成后于26日返回涞源。
　　
　　 若比较一下第九中队死2伤9，独立团死30伤73的统计，和独立团午后14时30分未攻下隘口前自行撤退的结果，可以勉强说独立团完成了阻击任务后撤退，但不能说是腰站阻击是大捷。至于“得到平型关大捷鼓舞，独立团趁势全面反击，拿下驿马岭隘口，将两个联队日军赶回涞源，又攻克涞源城继续向东方追击”等内容，应是杨成武在文革后为了“振兴中华”（回忆录自序）为革命后代编造的“故事”。至少，这里出现的信赖性较高的钟蛟蟠记录（9月27日的文字记录）中，没有提到拿下隘口，更没有提到什么进军涞源。第九旅团26日以后仍在涞源的种种记录也都存在。
　　
　　 第九中队是正规精锐部队，兵员150名，又拥有两挺重机枪。所以独立团抗日初战，即敢主动攻击一中队日军，并毙伤敌9名，坚持作战6小时，也应算是一个不小的抗战成果。至少其勇气值得称赞。相比起来，平型关大捷中6000名八路军主力攻击的450名日军中的 “正规军”，不过只有第21联队平岩大队的两个护卫，支援小队，总人员不过5-60名，轻机枪也不过数挺（其余为后勤部队）。以十挡一，这种艰难的作战，应该是抗战初期的一个残酷现实。说歼敌400，和平型关大捷当初报导的歼敌4000口径类同，并不值得责难。只看作是一种当时的纸上抗日宣传策略即可，目的是鼓舞人心，提高共产党的地位，当事人也从没有信以为真。将其神化的是战后的教育宣传，而为其捧场的也总是受此教育成长的现代人。
　　
　　 七  从战略眼光看腰站阻击
　　
　　 今日，对战争史感兴趣的普通人，多只斤斤计较战斗最容易弄虚作假的“歼敌”数字，而不愿从战史研究总最重要的“战略”角度考虑问题。独立团的出动目的——配合平型关之役的战略目标到底是否成功？很遗憾，回答是否。
　　
　　 也许没有人思考过，独立团为什么选择在山沟里的腰站作战？也许也没有人注意，本来就是寡兵的独立团，为何在关键的抗日第一战“腰站阻击”前，分兵三分之一开往和作战并没有关连的三山？从杨成武回忆中可以明确，24日晚疾驰灵丘东北三山镇方向的第二营，目的并不是协助次日的腰站阻击，而应是执行一一五师下达的命令。即切断灵丘，广灵公路，阻止次日（25日），敌军增援平型关。
　　
　　 一一五师的作战方针可见1937年9月23日20时《朱彭关于——五师部署和总部行动致军委电》: “我一一五师今晚以三个团集结于冉庄，准备配合平型关部队侧击该敌，另以师直属队之一部及独立团出动于灵丘以北活动” [32]。
　　
　　 不久朱、彭在通知蒋介石的密电中，也触及到“另组一独立支队三百人，已从涞源、灵邱间向灵邱及广灵以北袭出”[33] 。虽电报没有触及到灵丘以北的具体地点，但可知派兵目的绝不会指的是灵丘以东山沟中的腰站。
　　
　　 国军的《第二战区平型关会战纪要及经过》24日条称“同日十八集团军独立支队一部，在灵丘东北击溃敌军一连，并续向广灵蔚县间前进”。25日条也称“ …自灵丘附近及其以北地区之清扫。应归十八集团军”[34]。
　　
　　 从此也可得知，在国军的布局中，日军后方的灵丘北部至广灵间，也是八路军（杨成武独立团）应担当的作战地域。
　　
　　 为何要出击灵丘以北？
　　 　　
　　 灵丘，广灵道路是汽车路，位于灵丘县北方，也就是日军增援可能性最大的干线道路。而涞源，灵丘道，像22日第九中队的侦查结果报告一样，“在红泉子以西”根本不能通车。这点，熟悉地理的八路军应该知道得更清楚。即平型关的援兵必走灵丘北的广灵公路。所以到三山镇附近封锁，切断广灵至灵丘的公路才是阎锡山，林彪赋予杨成武独立团的真正作战任务。可是途中独立团在驿马岭发现敌情后，缺乏作战经验的杨成武团长（此时仅23岁）错误地判断涞源之敌（第九旅团）是平型关援军，所以把此地定为主战场，从而忽视了进军灵丘以北这一真正的战略目标。
　　
虽然杨没有违背师部命令，忍痛釜底抽薪，派出了一部兵力（第二营）夜驰灵丘北方向，却完全没有能到达25日按时阻止蔚县援兵增援平型关的作战目的。9月25日傍晚，日军第四十二联队（大场部队）第一大队（志鹤林藏少佐）的两个中队，首先顺利通过广灵公路到达灵丘。翌日，第四十二联队本部和第三大队（大町茂少佐）也无血经由此地，投入到平型关附近战场。不仅孤单的独立团第二营无能为力，一一五师六八七团9月26日在灵丘西蔡家峪（小寨村北3公里）附近阻止增援日军通过的企图，也没有能实现[35]。最终，在平行关口前数公里的辛庄，关沟村一线把这一股日军援军主力（约2000名）阻挡达3天之久（至28日午后），使日军弹尽粮绝濒于崩溃前夕的，竟是战后近70年被遮挡在“平型关大捷”背阴里的国军晋绥军部队。
　　
　　 总之，腰站阻击，从战略角度[36]看是一个错误的判断结果，并不能说杨成武完成了一一五师所赋予的重大使命。
　　
　　 历史研究进展的今日，若再提腰站阻击，说进行了阻击作战后撤退可以，但不要说是大捷。说是为保障平型关作战进行的部署可以，但不要提堵截住了前往平型关的援军。说自己损失过百可以，切不要去信口无法统计的歼敌数字。引为小说，故事的题材可以，但不要说这就是历史。否则，前人艰难的抗战努力和喋血牺牲，会因为不谨慎的宣传，创作蜕变为“手撕鬼子”式的茶间笑料。不仅不能彰显先烈反而会遗误千古，让我们的后人站在此纪念碑前只能对前人所讲的故事感到羞愧。

解放军最大的一个军——四野45军南下时，全军8.5万人。

最大的旅——福建陆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最盛时全旅一万六千余兵力。

最小的旅——四川内战时，刘文辉部某路（相当于旅）少将司令（相当于旅长）黄螯部，仅辖一个独立团，该团仅辖一个独立营，该营又仅辖一个独立连，该连又仅辖一个独立排，该排又仅辖一个班，满打满算，就总共十多个兵，人称“五独司令”。

最大的骑兵连——解放战争中的合水战役中，马步芳部骑八旅的一个连，四百余兵马。

最大的骑兵团——东北剿匪时嫩江军区骑兵六团，全团2000余兵马。

最小的骑兵师——内蒙古骑兵5师初成立时，全师共有兵马120余。

最大的排——打孟良崮时陈粟的警卫排，全排8个班近百人，有排长还有指导员，指导员就是陈夫人张茜。东北剿匪时的嫩江军区骑兵六团警卫排，一百多人。

最大的班——奉军整军经武后乙种骑兵师通信班，全班32人；其野炮营每班士兵23名，山炮营每班士兵31人。

最大的师——马仲英新三十六师，最多时有九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

——大革命前的湖南陆军第四师唐生智部，扩军达到5万兵力。

装备最怪异的步兵连——土城战役时，刘湘模范师的步兵连，全连三个排九个班，每排一个步枪班，一个冲锋枪班，一个47毫米小迫击炮班。

最大的炮兵团——晋北战役时晋军的炮兵团，拥有火炮72门。

最大的炮兵营——刘湘部队的82迫击炮营，每营有炮60门左右。另有150重迫击炮营，有炮30门。

最小的炮兵营——中原大战时，蒋军教一师重炮营，共辖两个连，每连2门炮，全营计4门炮。

火力最强的步兵连——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的独立311师，每个步兵连配备30轻机枪12挺，汤姆逊冲锋枪40余支，半自动步枪十多支，狙击步枪三、四支。

最大的机枪连——中原大战时晋军警卫旅机枪团所属各连，每连拥有重机枪27挺。

最大的步兵营——卢沟桥抗战时金振中步兵营，辖步兵4个连，轻重迫击炮各一个连，重机枪一个连，全营1400余人。

装备最怪的旅——西安解围作战中的西北军高树勋旅，辖有一机枪团，有重机枪36门。

武装最到牙齿的支队——渡江战役前的二十七军侦察支队，每人一支冲锋枪，一支步枪和一支驳壳枪；

——西北军的手枪队，一度曾达到每人一只盒子炮，一支骑枪，一把大刀，还有一杆长矛。

冲锋枪装备比例最大的师——四川内战时的罗泽洲师，辖有一个冲锋枪（花机关）团。

名实最难相符的军队单位——鄂豫皖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成立时，全军72人，长枪42支，短枪11支；

——湘鄂边红四军堰垭整编时，全军共编9个班，91人，72支枪；

——鄂陕第六路游击师成立时，全师共辖3个班，三十余人；

海岸防御与机动防御之争

1944年12月，隆美尔被任命为西线B集团军群司令官，全力营造所谓的大西洋壁垒。在装甲军队指挥权以及防御战略上,他与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特和西线装甲集群司令盖尔•冯•施韦彭堡等人发生了严重分歧。

其时，德军西线守军为伦德施泰特元帅指挥的“B”、“G”两个集团军群，共58个师(其中33个为机动能力很差的海防师)。“B”集团军群由E.隆美尔元帅指挥，防守法国北部、比利时和荷兰沿海一带，主力配置在加来地区，诺曼底地区只有6个师(含3个海防师)。德军当时已丧失海空优势，海军用于抗登陆的兵力仅有中、小型水面舰艇500余艘和驻泊在比斯开湾各港口的潜艇49艘。防守法国的第3航空队名义上有500架飞机，实际上只有90架轰炸机和160战斗机。

隆美尔因为有着长期与西方盟军交手的经验，深知敌空军实力之强，在其掌握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德军绝无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机动作战来反攻。因此他主张在岸边迎敌，将装甲师尽可能的配置在靠近登陆点的岸头前线就地进行防御，力争在敌方站稳脚跟之前将其消灭在水际滩头。并认为登陆的24小时对守军来说会决定整场作战的胜负。
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特元帅对盟国空军的威胁缺乏深刻的认识。他和和施韦彭堡主张机动防御，即在远离海岸的地方保持一支强大的装甲预备队，待判明敌主攻方向再将这支预备队前调实施反击，把上岸的敌人赶回到海里去。

对此，隆美尔说道：“他们迷恋的是运动战的形式，他们硬想不计一切代价来追求它，可是今日我们在西欧早已丧失了运动的自由，而他们仍在追求这个幻影……像战争初期那样使用坦克横冲直撞的时代早就过去了，连东线方面也慢慢地不使用这样的作战方式了。”

1944年4 月23 日，隆美尔向统帅部参谋长约德尔致信求助：“不管敌人的空中优势多么强大，只要我们能在最初几个小时内成功地把装甲部队全部投入战斗，那么我相信，敌人对我们海岸的进攻在第一天就会一败涂地。然而，与3 月20 日达成的协议相反，机械化师至今仍未置于我的控制之下。这些部队远离海岸且四处分散，一旦海岸上任何一个地区发生激战，它们都来不及赶来增援。试想，在敌人拥有绝对空中优势的情况下，机械化部队企图向海岸作任何大规模的运动时，势必会受到敌空军的猛烈攻击。而若无装甲师的迅速援助，我们的海防师就很难有力量发动反击，以同时击败从海上和空降两方面夹攻的敌人。”

他告诫约德尔：“这次战役将是这场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会战，第三帝国的命运将全系于此次大战。假如一切用于防御的兵力不能实现统一指挥，则所有的机械化部队便不可能及时地投入海岸战斗，那么胜利也就非常渺茫了。”

五天后，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在施韦彭堡的陪同下来到隆美尔的司令部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会谈一开始，双方便吵得不可开交。古德里安作为使用装甲兵的老手，尤其强调坦克的机动性。坦克没了机动，就等于人没了灵魂，只剩一副坚硬的外壳了。他对隆美尔使用装甲师的作法非常震惊：把坦克象大炮一样固定在海岸上，这无异于把它摆在商店的橱窗里作装璜，不但不能充分发挥坦克的真正作用，而且会遭致敌舰炮火炮火力的攻击。

隆美尔无可奈何地摇着头：哎，这些人只同俄国人打过交道，所知道的战争还只是二维空间而非三维空间的，只知道来自地面和海上而不知来自空中的威胁。他们完全不了解立体战争的概念，不了解制空权的重要性。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耐心解释说：“你们如果把装甲师留在后面，那它们就根本无法开往前线。一旦进攻开始，敌人的空军会阻止任何部队向前运动。”施韦彭堡说，他的坦克可以在夜里向前调动。隆美尔冷笑道：“夜里？别忘了，敌人的照明弹会把黑夜照得象白昼一样。”

5月7日，关于装甲师的指挥问题终于有了回音。希特勒最后的裁决是：把7 个装甲师中的3 个拨归隆美尔指挥，其余4 个作为预备队留在内地，其调动权归统帅部。这样，隆美尔和施韦彭堡都只达到了各自目的的一半：装甲师被平分了。这是个不伦不类的防御战略，按照这个战略。隆美尔和施韦彭堡都很难实现他们的设想，因为他们的兵力都太少了，无法满足各自的需要。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牺牲一方，而完全满足另一方。希特勒想两方都照顾到，因此搞了这么个妥协方案，岂不知，他犯了兵力分散的大忌。

那么，隆美尔与伦德施泰特的历史争论，孰是孰非？还是用真实的历史事实说明吧。

德国空军哪里去了？

渡海作战没有制空权无疑痴人说梦。因此在发动诺曼底战役前，盟军统帅部在英国集结了庞大空中力量。盟军的飞机总计重型轰炸机3500架，中轻轰炸机2300架，战斗机5000架，供3个空降师使用的运输机1400架和滑翔机2500架。

而德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在东线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消耗甚大，希特勒无力对空军进行大量扩充。尽管1943年的飞机产量有增加，但醉心于“闪击轰炸机”的希特勒把优先权让给了轰炸机的生产，而不生产已经研制成功的、性能优于盟军飞机的喷气战斗机，反而要把喷气引擎用在轰炸机方面。结果在盟军登陆时，德军战斗机的实力日益减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要想对抗盟军的空中优势又要靠战斗机的苦战。德军竭尽全力从各地抽调飞机，也不过区区几百架，与盟军作战飞机数目相比，处于1比30的绝对劣势，要迎战盟军的13000架，无疑是以卵击石。

战役发动前几个月内，盟军的空袭由轰炸德国的工业区转变成轰炸德国的交通线，战略空军和战术空军对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铁路枢纽、桥梁、公路及其他重要目标进行持续的大规模轰炸，塞纳河上24座桥梁被炸毁18座，使德军运输系统瘫痪,部队机动受到极大限制。

5月初，驻法德军感到补给困难。维持驻法德军的补给，每天需要从德国开出100列火车。4月间平均为每天60列，而到了5月初降到30列。到5月底，通过法国的运输量已经减少了70%。在3个月的战略轰炸中，盟军共投弹近7万吨，结果使德军在海岸附近储备弹药和燃料的计划落空；防御工事原料也得不到供应，延误隆美尔的“大西洋壁垒”的修筑，诺曼底防御工事只完成了18%；飞机缺油不能起飞。登陆前三周，对诺曼底周围机场进行轰炸，使其85%遭破坏。登陆前一周，英空军袭击德远程雷达站并使其大部受损，因此盟军登陆时基本未遇到德空军的抵抗。丘吉尔评价道，盟军的轰炸使德军“绕着诺曼底创造了一个铁路沙漠”。

盟军的制空权作用并非止于此。

盟军的制空权保证了空降成功。在6月5日，盟军3个空降师实施空降和伞降之前，对德军海岸炮兵阵地进行了轰炸，起到了火力压制。在进行空降时，盟军战斗机进行护航，保证了3个空降师成功插入德军后方。飞机空降和伞降了37000名士兵、504门火炮、110多辆坦克、1000多吨作战物资。空降部队在得到这些物资后，夺取德军防御地区的主要桥梁、交通要道，牵制德军战略预备队，保证登陆部队侧翼安全。

盟军的制空权保障了登陆部队的空中安全，使他们顺利登陆和保证登陆场的扩大、巩固。在登陆的第一天，盟军出动14000架次飞机覆盖整个登陆地区上空，迎战德机和轰炸德军海岸阵地。当天德军能抽调的飞机为350架，但只出动了250架次，以至于德军惊问“德国空军哪里去了？”

据统计第一批登陆部队上岸前，盟军空军投弹达10000吨，登陆地段平均每公里在100吨以上，对德军实施了强大的火力压制。第二天德军有600架战斗机支援，但遭到了盟军空军的猛烈打击，无法实施支援任务。德国空军在6月6日后的一周里出动1683架次，几乎是倾其所有，但仅及盟军一次直接航空火力准备所出动的2500架次的67%，只相当于盟军一周总出动架次的6%，依此扭转乾坤，无异于蛇吞大象，只能进行一些骚扰性的空袭，显示一下德国空军还在战斗罢了。

一场阵地防御战中运用最好的攻击性部队

盟军在登陆前夕对战役地幅内的交通进行轰炸，使德军无法实施机动与增援。

伦德施泰德在向希特勒的报告中说，盟军的飞机不仅控制了战场，还控制了附近路线，纵深达到100多英里。6月7日，希特勒将西线装甲集群的5个装甲师的指挥权交给隆美尔，隆美尔决心凭借这支精锐部队大举反击，但面对严峻局势，他不得不把反击的第一个目标定为先阻止盟军将五个登陆滩头连成完整的大登陆场，其次再确保卡昂和瑟堡。可惜这支装甲部队从100—200公里外赶来，一路上在盟军猛烈空袭下，根本无法成建制投入作战，

“低空飞行的飞机！”这样的警报喊声在行进的纵队中能够经常听到。一个纳粹党卫队师的一位参谋官在回忆，6月7日他前往诺曼底前线的旅程时写道：“我们的摩托化纵队沿着通向进攻海滩的道路盘绕。后来有事情发生了，我们处于一片混乱当中。行进的纵队被喷射的炮火弄得斑斑驳驳，路上不时地溅起尘土。每个人都跑出了机动车辆，急促地向邻近的野地跑去。几辆坦克已经着火了。这次袭击的停止就像它在十五分钟之前冲向我们一样突然。士兵们开始再次游荡回纵队，他们脸色发白，身体虚弱，对自己能在这场激烈的弹雨中幸存下来感到惊奇。”“行进的纵队现在被完全打乱了，每个人都想尽最大努力独自离开这支炽热的纵队。而且这还不算太晚，因为一小时后，攻击又再次开始了，只是这次更糟糕。当这次袭击结束的时候，很长一段路上布满了反坦克大炮（这个师的骄傲）的碎片、燃烧的迫击炮和烧焦的战争器具。”“行军被取消了，所有剩下的车辆都被藏到了茂密的灌木丛或者谷仓里。没有人敢再次出现在空旷的原野里。现在士兵们开始互相对视，这跟我们所预料的完全不同。”曾担任隆美尔非洲军团参谋长的弗里茨•拜尔莱因将军自己也被战斗机给击中了，当时他的一流李尔装甲师的260辆坦克正在努力开往前线。与拜尔莱因乘坐同一辆参谋车的是他的司机卡特豪斯下士和他的值班军官亚历山大•豪尔特代根上尉。豪尔特代根是这样描述6月8日黎明发生的事情的：“当我们在黎明的天空看到三架战斗轰炸机的时候，我们正沿着道路平稳疾驶。他们显然发现了我们，因为他们正沿着笔直的道路直向我们俯冲。刹车发出尖锐的声音。在这天早些时候，拜尔莱因将军多次从移动的汽车里跳出，跳进路边的壕沟里。我瞥见了一段混凝土管路，便迅速冲过去，首先把头探进漆黑的管子里。卡特豪斯也在飞机上的加农炮吐出第一批炮弹的时候设法跳出了汽车。这辆由德国宝马汽车公司生产的指挥车马上就着火了。第二架飞机正好沿着壕沟飞来，在俯冲的时候朝我们开火。20毫米的炮弹立即在我藏身的混凝土管子前面爆炸了。下士刚刚还在向拜尔莱因大喊：“爬出那辆车，将军，离开它”后来他就没有声音了。豪尔特代根因为那条混凝土管路而得救，但卡特豪斯下士却死在壕沟里。拜尔莱因只受了几处割伤和榴霰弹造成的创伤，但指挥车却成了一堆烧焦的金属碎片，堆在路上。“接着又有十次这样的攻击，”豪尔特代根评论说，“这真是去地狱的预示。”诸如此类的事教会德军只能在夜间行动。在白天，任何军事指挥部周围500码半径以内不允许有机动车辆，而且所有的足迹和轮胎轨迹都必须辛苦地消除。坦克和其他车辆必须静静地隐蔽在浓密、多叶的树林里。由盟军的空中打击和抵抗组织的破坏活动造成的德军部队和坦克运动的瘫痪，意味着盟军正在这一关键性战役中赢得优势。

德军坦克和在牵制东部侧翼盟军的战役中被授予一个新的奇怪角色。因为缺少汽油和弹药，同时又被盟军战斗轰炸机和海军炮火压制得几乎不能动弹了，德军装甲师决定挖壕固守，将坦克隐蔽在能观察敌人并能向其射击的地方，也就是博卡日地区茂密的灌木丛中间。与以前闪电战和移动装甲战的参战者相比，这些装甲兵的生活与等待死亡的水兵的生活更为相似。在一场阵地防御战中运用最好的攻击性部队是二战中的一件新奇事。

在卡昂附近保护德军的李尔装甲师的坦克简直成了反坦克装甲大炮。每辆坦克都是一支步兵队伍的核心，因为没有坦克就不能夺取或守住阵地。由四辆马克Ⅳ坦克和五个步兵成员组成的一支小型骑兵中队原先沿边界到处晃荡，现在则要前往“前哨值勤”。在把他们的坦克隐藏在侦察好的凹陷的小路、果园和草垛后，这些坦克兵花了数小时的时间忙着伪装自己。他们还从树丛砍了一些树枝为坦克伪装，直到看不到一寸炮塔为止。然后，他们又辛苦地将被压平的草地边缘或者玉米秆弄直，这样就消除了他们的踪迹。之后，他们才登上坦克，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即成为对抗英国装甲先头部队前进的一个反坦克屏障。只有在黑夜的掩盖下，他们才能再次爬出坦克，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舒展一下身体。他们白天一整天都要警惕着，通过双筒望远镜专心凝视他们前面的原野。

7月17日，隆美尔本人乘车视察前线返回途中遭美国飞机袭击，被摔出车外而负重伤。

隆美尔被炸的第二天清晨，盟军2100 架轰炸机在火红的朝霞映照下向卡昂铺天盖地地压来，向英军预定的进攻区域投弹7700 吨。这是空军有史以来支援地面战斗的最猛烈轰炸。。。。。

这些往事尘烟叙述到这里，似乎已经为那场注明的争论画上了句号？但这也仅仅证明伦德施泰德机动防御的观点错误。

即使希特勒采用了隆美尔就地防御战术，就能成功狙击盟军登陆吗？

“如果没有海军炮火的支援，我们肯定不能越过海滩”

如果说掌握制空权的空军是登陆步兵的一条腿的话，那么掌握制海权的海军，则是他的另一条腿。拥有制海权的海军掩护步兵部队对于保障登陆的成功以及巩固滩头阵地、扩大战果必不可少。

盟军在英国海岸集结了两个特混舰队，包括6艘战列舰、23艘巡洋舰、60艘驱逐舰、近600艘其他战舰，4100多艘登陆艇，再加上其他船只，盟军拥有各类舰船近10000艘。德国海军到1944年6月，德国海军大型水面舰艇所剩无几，只能以潜艇和小型舰艇进行抗登陆。当时德国海军兵力为驱逐舰5艘，潜艇49艘，远洋扫雷舰6艘，巡逻舰116艘，扫雷艇309艘，鱼雷艇34艘，炮艇42艘，总共才561艘中小军舰。实力对比约为20：1，盟军在海洋上占有绝对优势。

在登陆前，盟军海军100余艘火力支援舰对80公里登陆正面实施舰炮火力准备，连续35分钟射出震撼人心的一排排炮弹，倾泻到德军的海岸阵地上。

在著名的奥马哈海滩，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美军没有一名士兵在西段冲上海滩，在东段也仅仅占领了9米宽的一段海滩，登陆行动几乎完全失败，仅阵亡者就达2500人。由于海滩登陆部队长时间没有任何联络传来，海军指挥官意识到奥马哈海滩上的形势可能已经极为严峻，于是17艘驱逐舰不顾触雷、搁浅和被155mm海岸炮炸翻的危险，前进至距海滩仅730米处，在近距离为登陆美军进行火力支援。先前被堵在海滩上的美军也在精锐部队第一师的带领下开始冲锋。中午时分登陆部队第二梯队提前登陆。而在空军的指引下，美国海军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也开始对岸射击，德军的防御至此基本崩溃。天黑时美军正式登陆成功，第五军军部上岸并开设了指挥所。军长罗杰少将上陆后立刻发电报给布莱德利：“感谢上帝缔造了美国海军。”

美军的一位参谋长将军在后来写道：“我现在确信，是海军的炮火支援使我们到达岸边的。如果没有海军炮火的支援，我们肯定不能越过海滩。”在登陆后的纵深战斗中，舰炮继续实施有效的火力支援。在宽大登陆上，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火力弧线，击退了德军第21装甲师部队最初的反击。6月7日，德军后援部队从100～200公里外赶来，一路上在盟军猛烈空袭下，根本无法成建制投入作战，即使零星部队到达海滩，也在盟军军舰炮火的轰击下伤亡惨重，无力发动决定性的大规模反击。

6 月17日，希特勒来到法国，召见伦德施泰特和隆美尔，部署反击盟军方案。隆美尔大着胆子首先发言，如实他讲述了局势的严重性，指出在盟军占据绝对空中和海上优势的情况下。死拼硬斗是没有希望的。唯一可能的出路是把装甲部队暂时撤出战斗，留作预备队，同时把防线向南撤至敌猛烈的海军火炮射程之外，然后再使用装甲部队进行反击，或许还有一线成功的希望。但希特勒坚决不答应：“你们必须在原地不动，在哪儿站着就在哪儿倒下，绝不后撤！”这一致命的决定直接导致了西线德军法莱斯口袋的悲剧。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即使希特勒采用了隆美尔的装甲部队海岸防御战术，会对盟军登陆造成一定损失，但在盟军强大的海军炮火和滞空火力打击下，必将遭遇同样的失败结局！

1948年12月25日，毛主席亲自批示宣布了在整个内战中首要战犯43人的名单。1949年1月25日，毛主席再次批示宣布第二批战犯14人的名单。二批公布的国民党高级战犯人数共57名。   

浙江(13)      
第1号战犯 蒋介石      
第3号战犯 陈诚      
第7号战犯 陈果夫      
第8号战犯 陈立夫      
第12号战犯 翁文灏      
第16号战犯 戴季陶     
第17号战犯 吴鼎昌     
第20号战犯 朱家骅      
第30号战犯 胡宗南      
第33号战犯 周至柔      
第37号战犯 汤恩伯     
第45号战犯 郭忏     
第51号战犯 俞大维   

四川(6)     
第11号战犯 张群      
第42号战犯 曾琦      
第52号战犯 杨森     
第53号战犯 王瓒绪      
第57号战犯 叶青   

广东(5)      
第13号战犯 孙科     
第14号战犯 吴铁城     
第15号战犯 王云五      
第27号战犯 薛岳      
第29号战犯 余汉谋     

江苏(4)      
第6号战犯 顾祝同      
第44号战犯 朱绍良     
第48号战犯 陈继承     
第54号战犯 陈雪屏   

山西(3)      
第9号战犯 孔祥熙      
第31号战犯 傅作义      
第32号战犯 阎锡山     

安徽(3)      
第28号战犯 卫立煌      
第38号战犯 孙立人      
第55号战犯 胡适   

江西(3)      
第18号战犯 熊式辉      
第25号战犯 刘峙      
第35号战犯 桂永清     

湖北(3)      
第21号战犯 王世杰      
第24号战犯 吴国桢      
第41号战犯 陶希圣     

广西(3)      
第2号战犯 李宗仁      
第4号战犯 白崇禧      
第46号战犯 李品仙   

上海（2）     
第22号战犯 顾维钧      
第43号战犯 张君劢     

湖南(2)      
第26号战犯 程潜      
第49号战犯 张镇     

海南（2）     
第10号战犯 宋子文      
第23号战犯 宋美龄     

贵州(2)      
第5号战犯 何应钦      
第50号战犯 谷正纲   

甘肃(2)      
第39号战犯 马鸿逵(回族)      
第40号战犯 马步芳(回族)  

陕西(2)
第34号战犯 杜聿明
第47号战犯 董钊

黑龙江（1）     
第56号战犯 于斌   

河北(1)      
第19号战犯 张厉生     

山东(1)      
第36号战犯 王叔铭 

国民党鼎盛时有几百万军队，士兵来自全国各地，但是被中共定义为战犯的属于反动派中的核心人物，
此排名可以看出炮党政府骨干，主要由浙江四川广东江苏等地籍贯组成。

近两年，说到教育孩子时，大家常常在说这样一句话：“家长的眼界决定孩子的世界。”

那么，“教育”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件事呢？

在我看来，教育其实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是一门哲学。

教育的本质应该是，一个成年人，你怎样帮孩子打好一个基础，让他尽可能顺利的过好这一生。

01

儿童的成长，要求家长自身必须要共同成长。

只有拿出陪蜗牛散步的耐心来陪伴孩子长大，去观察和遵循孩子自我成长的秩序，并尽可能少地去干扰孩子，孩子才会成长得更好。

但是我发现很多家长很容易有一些极端的想法，例如：

不准咬手指甲！不可以玩水！不可以看电视！不能吃垃圾食品！不能欺负弟弟妹妹！……

其实这些极端的想法，体现的恰恰是家长的一种粗糙思维。

这些举动体现的问题是，我们面对一些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不去静下心来细细地去思考、去揣摩，孩子是否遇到了什么障碍需要我们去帮助和呵护。

而是采用一些过去生活中，社会灌输在我们头脑当中的一些概念，或者一些粗糙的思维，接下来就会敷衍地、粗暴地对待一个活生生的小孩子。

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

儿童的成长其实必须是伴随着家长自身的成长，我们抚养一个孩子其实也是在成全我们自己。跟孩子一起成长，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02

尽管我是学教育的，二十几年前，当我女儿圆圆出生的时候，我仍然是觉得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她。

我就要求自己静下心来，好好去学习。

圆圆小的时候，我基本上不给她喂饭，都是让她自己吃。

经常她吃完了，整个周围这一滩那一滩，收拾桌子真的比我给她喂饭要麻烦得多。

有一次，她吃一碗面条吃得高兴了，端起来就扣头上了。

汤汤水水流下来，真的是让我很抓狂。但即使是这样，我也觉得，还是让她玩去吧，我不会为了她扣了自己一身面条，就骂她什么的。

可以这样说，这才多大点事儿啊，一个孩子不知道要给你带来多少事呢，对吧？

可是孩子呢，她也不知道这样很脏，她只是觉得好玩，就端起碗，扣头上了。

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毕竟是个孩子。

这就是真正的爱。

作为家长，你要耐心一些，要陪着孩子，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各种各样的事情尝试过了以后，孩子自然知道哪些事情是可以做，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都不是问题。

03

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家长说，我很耐心，孩子走路的时候我都会陪着他慢慢走，还会提醒他慢点、小心点。

可是，我们再回过头想想：小孩走路什么的，需要强调“慢点”“快点”吗？

他连“慢点”“快点”的概念都没有，这个“慢点”“小心点”，只是表达了你的担心而已。

小孩学走路哪有不摔跤呢？摔了又怎么样？能摔着吗？

这样的做法，其实有点在不自觉地像对待一个小傻瓜一样对待我们的孩子。

现在很多家长，总把各种各样的口头禅挂在自己的嘴上，几乎孩子的每一个动作都伴随着家长的某一种叮咛。

总是要提醒这个、提醒那个，最后孩子真的是不知所措，他的心里完全就乱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事无巨细地爱孩子、关心孩子，结果孩子最后又不听话、又不懂事，能力也不高。

其实就是我们过多地干扰了孩子自我成长的秩序，打乱他内在的成长秩序，使得他全部紊乱了。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少去“干扰”孩子。

04

我在一个微信订阅号里看到一个妈妈就做得非常好。

她带孩子去饭馆吃饭的时候，孩子想玩饭桌上的牙签，一下就把一筒牙签全倒在桌上了。

服务员看见就很不高兴，就觉得牙签不能这样玩吧！

那个妈妈在那一瞬间，可能面上也觉得不好意思，觉得那别人可能还要用。但是，她转念一想，其实孩子想玩牙签，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就掏一份牙签钱就可以了。

于是这个妈妈就跟服务员说，那我就再买一份牙签，让孩子玩去吧！

这个妈妈这样的处理方式就非常好，不是说让孩子玩牙签就是好的，而是，我们其实经常固执于我们的一个概念，而没有去替孩子想一想。

这个妈妈就跳出了这种惯性思维，她就去替孩子想了，而且立刻发现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稍微转变一下观念，很多的问题，就不会是问题了。

其实养育孩子就需要我们动一点点这样的脑筋，改变一下我们自己的想法，很多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了。

只要家长学会，做一个“听话”的家长、做一个理解孩子的家长，没有一个孩子会不听话。

你变弱些，孩子就开始强大；

你不膨胀，孩子的世界就宽敞；

你收敛起来，孩子的格局才能变大。

不管是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教育孩子，让孩子成人成才，让孩子能够独立地去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总是拘泥于教育形式，却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周末的时候，平时住在乡下的婆婆来家里玩，本来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却没想到因为一件事情“大动干戈”，闹得很不愉快...

01

孩子的一句话

让我和婆婆“针锋相对”

那天晚饭之后，我按照平常一样要求孩子完成学习计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知道有奶奶护着，孩子一直跟我耍赖皮，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妈妈，再让我看5分钟，今天周末，还有时间。”就这样一个5分钟又一个5分钟，我怎么催都没用。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严肃要求他回去写作业：“你今天已经玩了这么久，再说了，君子说到做到。你自己定的计划就要去执行，你现在必须去学习了。”

孩子看我很认真地说这件事，不情不愿地把遥控器往沙发上一扔，嘟囔了一句：“不看就不看，凶什么凶，一点都不通情达理。”

“你这是什么态度，这是你对待长辈的态度吗？平时都白教了吗？”我气不打一处来。

一听我这么说，旁边的婆婆截了我的话：“说两句就行了啊，别上纲上线的。今天是周末就不能多休息会吗？不知道现在都主张素质教育吗？要劳逸结合！亏你还是老师。”

我被堵得没话说，又不能在孩子面前直接反驳婆婆。只能把孩子拉进书房，看着孩子和婆婆都情绪不佳，我真是有苦没处说。

我真的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家长吗？不！

婆婆啊，我也知道素质教育，孩子休息是对的，但计划好的学习不能落下啊；正因为我是老师，看多了各种家庭，才更懂得在教育上，家长若无远虑，孩子必有近忧。

可以说，在婆婆和孩子身上，我看到了现在很多家长和学生的影子。

02

你的“快乐教育”

为什么没能让孩子真正快乐？

前段日子，我去做家访，有位家长说她最近很困扰。她说：我对孩子从小就是快乐教育，只要孩子开心就好。结果，我现在却发现，孩子和我都不快乐。

老师：

小时候，我们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所以幼儿园上的很晚，觉得他还小，阅读识字可以等上了小学后再说。干嘛让孩子上学那么早，孩子开心最重要；

上了小学，朋友让我给孩子报班拓展一下兴趣，我拒绝了，觉得孩子学好基础知识就好。干嘛让孩子那么累，孩子开心最重要；

上了初中，只要求他完成作业就好，也没管他写的好不好。我觉得小学孩子都能保持在中上水平，初中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干嘛让孩子那么拼，孩子开心最重要；

可是等他上了初三，我发现不对劲了。孩子学习不努力，习惯也不好，做什么都磨磨蹭蹭的，成绩当然不如人意；更让人担心的是，这孩子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更别说目标了。

现在，我再也说不出“孩子开心最重要”这句话。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孩子将没有能力安排好自己的生活，生存都难，别说快乐了！我就在想，是不是我错了，是不是就不该相信快乐教育这一说。

听完她的话，我叹了口气，估计现在有不少家长是这样。

快乐教育的概念有错吗？没有，只不过很多家长没有理解透彻这个概念，对孩子只给了快乐，却忘了教育。

03

静待花开≠撒手不管

我很喜欢一句话：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只是花期不同。你的孩子没有开花，请不要着急。

我也经常跟家长分享这句话，可是很多家长没有真正读懂我的本意。我想鼓励家长们相信孩子，给孩子多点时间。但是，很多家长只学会了这句话里的等待，却忘了花朵需要默默呵护才能开花，孩子也一样。

我们的静待花开不是撒手不管，快乐教育的重点还是教育。你可以心疼孩子的不容易，但不能放任孩子不努力。

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学习优异，十八般武艺，对人生有清晰的规划，却忽视了在这背后的努力。

当你只要求孩子快乐就好的时候，别人在陪孩子亲子阅读；

当你只要求孩子完成任务的时候，别人在纠正孩子的学习习惯；

当你只要求孩子劳逸结合的时候，别人在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

当你只要求孩子顺其自然的时候，别人在引导孩子自己规划人生。

我知道当我说到这，很多人就会反驳说，那你这样不就是为了考个好成绩，还是应试教育啊！如果素质教育真的不可行，那为什么还去推行和学习？

今天我们不是要探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哪个更好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二者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

不管是哪一种教育方式，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教育孩子，让孩子成人成才，让孩子能够独立地去面对这个世界。我们总是拘泥于教育形式，却忽视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04

父母，最应该教会孩子什么？

优胜劣汰仍是当今社会的竞争规则，学校喜欢优秀的学生，公司看中积极进取的人才，人生眷顾肯努力的人。所以孩子必须学会的品质是什么？是努力！只有努力的人，才有能力真正在这个社会上立足，谁都无法否定这一点！

现在很多家长过多地强调素质教育，主张给孩子减负，但是连基本的努力和坚持都没有教会孩子。

很多学生来跟我谈心，说自己学习成绩总是上不去。在我帮他分析了各种学习问题，讲了各种人生大道理之后，他却丢给我一句：老师，你说的我都懂，我就是做不到，我控制不了自己。

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就火冒三丈。孩子，做不到不是理由，你既想成学霸，又不想付出努力，哪有这样的好事！

或许有人说，学习不是唯一的一条路，没错！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家庭，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这是你走得最不费劲的一条路。如果连这条路都走不下去，你还能指望他走别的路吗？

是面朝黄土，还是风雨无阻？笔杆子都不想拿，你难道还指望孩子肩挑背扛，你确定你的孩子能吃得了这样的苦吗？所以请告诉孩子，不要抱怨读书苦，那是你人生必经的路。

赵本山热开始降温，他将回归到自己应有的地位，做一个正常的民间艺人，而不是做一个艺术与财富的持续『双暴发户』

我这样说不是仇艺，更不是仇富，绝没有否定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大名人的意思，而是想通过『赵本山现象』分析中国社会畸形化。

赵本山成为演艺圈名人，是这个缺少大家的时代使然。老百姓说筷子里头拔旗杆，没有真正的大家，赵本山就成了筷子里头拔出来的『旗杆』；但是赵本山成为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不可缺少的台柱和中国演艺圈首富，却是社会的误识。

赵本山原来是辽宁省铁岭市莲花镇石嘴沟的一个顽皮孩子，由于从小在庄稼院长大，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教育，所以文化程度并不高。据说，他６岁时就开始跟盲人二叔学艺。为了生存，一些残疾人都掌握有特殊技能，尤为突出的是演艺。当然也有先天的因素，人的某个器官残疾，其他器官则相应的就发达。赵本山从二叔那里学会了不少技艺。渐渐长大成人的赵本山，实际上就是一个不爱干农活、喜欢文艺演出的青年人，往高了说，也就是一个民间演艺爱好者，希望通过演出过上好日子。由于这样的个人经历，造成他自身素质的局限性，不可能演出内涵丰富、格调高雅、引领时代的剧目来。

东北人爱说串话，这可能是在闯关东时期养成的习惯。当时的农民收工后或农闲时节没有事可做，就聚在一起吹牛逗乐，你说一句俏皮话，他说一句顺口溜，你来一个恶作剧，他来一个小动作....这种情况不仅在东北有，在北方大多数农村都存在，只是东北更加普遍、更加突出。赵本山就是这样混出来的。他在许多小品中都爱『摔倒』，动作过于夸张，这是农村孩子在听了他人讲的怪话或邪乎事后常有的动作，以示惊诧或害怕等。当然是假摔，不是真摔，而赵本山演出时总是摔倒在地，尽管有点假，但看来他真经得起摔。所以，赵本山的名气是在舞台上『摔』出来的。

我们并不是说赵本山是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但当时村里的确有好多人看不惯，尤其是老年人对他并不看好。

这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的确喜欢演出，对舞台上的人很羡慕，十分渴望登台赢得掌声，满足一下可怜的虚荣心。他痴心于演艺，但并不知道这也可以成为一个人的事业，更没有成为演艺圈首富的远大抱负。但通过演出提高知名度，成为当地的名角，改善自己的生存境遇的念头很强烈。有人说现在的赵本山低调，其实他的调并不低，而且从来也没有低过，人们看到的低调，是作为一个演员的赵本山在台下演戏。因为他17岁入公社文艺宣传队，又入威远乡业余剧团，后借调西丰县剧团主演二人转，演《摔三弦》一举成名，进入铁岭县剧团，担任主演并任业务团长....一路走来不容易，他的成功是自己忍气吞声排练、巧舌如簧奉迎、绞尽脑汁发展换来的，他要享受成功，享受名气，享受生活。他在媒体面前低调，是为了在现实生活中高调——买了数量高档轿车，还有豪华房车，地上放不下了，就要上天，又买了私人飞机，出国去看『徒弟』，疯狂购物。

如果他真是一个低调的人，就不会将糟糠之妻抛弃，娶一个小媳妇；也不会开着私人飞机去新加坡。演艺名人共同的爱好是常换『爱情』，他在享受完地上的快乐之后，便要享受天上的快感，借看『徒弟』之名，公开享受领导人才有的专机待遇，并显摆赵本山的实力。

我从来没有把赵本山与致富的骗子同等看待，赵本山有自己的真本事，拉二胡、吹唢呐、抛手绢、唱小曲、演二人转、当导演等样样精通，尤其是三弦功底尤为突出。但无论他的本领再大，他都是盲人二叔的徒弟，著名的《摔三弦》原型就是其二叔。

赵本山成名了，又通过名人效应成为大款，说明赵本山有本事。然而，中国有本事的人多了，造宇宙飞船的算不算有本事？造导弹的算不算有本事？教出了无数大学生的中学老师算不算有本事？写出了成千上万篇高质量的作品的作家算不算有本事？如果造核武器、飞机、潜艇、战舰的科学家不算有本事，那么在中国众多的演艺人员中有没有像赵本山一样有本事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成为名人，也没有成为富翁，至少是没有赵本山的名气大、钱多，或者简单说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像赵本山一样买起私人飞机。

中国富豪的成分并不复杂。但普通劳动者致富的路，几乎早被堵死了。各行各业真正有本事的人绝大多数还生活在脱贫阶段，只是衣食无忧，如果让他们买商品房，他们也买不起，或者说七凑八凑买了房，就变成了穷光蛋。这些人都在默默无闻的奉献，虽然个别人有点名气，但根本就没法跟赵本山比，也没有赵本山那么多钱。你说中国正常吗？

究竟谁的本事大？究竟谁对国家的贡献大？究竟谁的付出给人民带来的利益更大？

中国早已成为一个没有公平、没有公正、没有公道、没有公理的国家。像赵本山这类人对社会的贡献再大，也比不上一个科学家吧？比不上一个教育家吧？恐怕中国的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也买不起私人飞机吧？赵本山就能买得起，有的富豪甚至买10架飞机玩。

如果赵本山的确是中国和世界公认的艺术大师，那么他能买得起航母，我们也不说什么了，问题是：他的小品庸俗不堪，甚至为了赢得掌声，提高收视率，故意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具有明显的媚俗特征。

赵本山到美国巡演惹出了一大堆新闻，其中大多数为负面的。尽管他本人一直坚称在美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演出空前成功，但从国外网站上看到的报道却并不都是好听的，而且有些相当难听。更有甚者，还有人要起诉赵本山歧视残疾人。

纽约作家毕汝谐撰文说：赵本山其人，相貌委琐，节目内容庸俗，言辞粗鄙，却能够红遍大江南北，创造天文数字的票房价值，并且赵本山本人成为春节晚会的台柱，十几年如一日。究其原因，赵本山是今日中国转型社会下的产物。已故相声大师侯宝林、马三立等起自旧中国的街头地摊，却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摆脱低级趣味，寓教于乐，赢得健康的笑声，使相声得以登大雅之堂；侯宝林甚至荣膺北大中文系名誉教授，开『曲艺概论』课程。

今日中国，大众的艺术趣味、精神境界日趋低下，排斥严肃文化，追捧低劣作品乃至糟粕；赵本山顺势开历史倒车，将旧中国街头地摊的噱头找回来，奉为至宝，以嘲笑生理缺陷、插科打诨为能事。这样一个活宝，却成为观众的宠儿。呜呼！

纽约律师陈梅说，在赵本山的演出之后，我接了很多电话，很多人抗议他的演出内容，我个人也有同感。比较第二天姜昆的演出，赵本山的内涵有待考察。我可以用四个字来囊括他们的演出：无聊、下流。赵本山的演出团队，演员上台一讽刺残疾人，二讽刺肥胖者，三讽刺精神病患者，他的演员模仿瘸子等残疾人，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连赵本山本人出场时都说了一句：大概全中国的精神病人都在我赵本山刘老根队伍里。

陈梅强调：我认为如果赵本山的团队不改变内容，就不应该再出国了。因为这种演出放在主流社会，演出厅门口会聚集很多残疾人和肥胖者抗议。再看姜昆带来的中国广播艺术团，同样是逗笑说唱，内容正派积极向上。这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前纽约中华学苑校长张某说：赵本山的演出非常低俗。我是辽宁人，按理说应该捧几句，但赵本山的尾巴翘的太高了，捧不得了。说句实话，赵本山的演出水平不高，档次属下里巴人一等，语言低俗，在纽约演出时，赵本山本人说『哥俩娶一个媳妇』，又解释不是哥俩用一个媳妇，什么话！低俗的很！我感到他给辽宁人丢份儿。

上面几位生活在美国的观众，既有中国文化背景，又熟知美国文化，中西对照，对赵本山的评价应该是很客观的，虽然难听，但切中要害。这些一针见血的中肯评价，正是国内很多人想说却没有说出来的。

一位网友说：现场的热闹气氛有时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当人们的狂热渐渐散去，再重新品味时，却发现留下来的都是一些低俗不堪的东西。这个时候，人们就会跟买了个漂亮的包装盒，喜滋滋地回家打开一看，却发现是一堆臭气熏天的厕所纸！所以，不那么好忽悠的美国观众愤然了，他们要起诉赵本山侮辱残疾人，也就在情理之中。

在我看来，不只是赵本山的小品，当今中国的小品界、相声界无不如此，而且有的电影、电视剧和电视节目跟农村土戏台上演的节目一个味儿、一个水准。这些不同的『艺术病』可能在具体表现形式上有差异，但病根是相同的：迎合一部分俗人所好，在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吹刮下变得越来越俗，而且助推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越刮越猛，差点把中国吹到上个世纪的大西洋。

中国文化陷入庸俗、低俗、媚俗的泥潭，要赵本山负责肯定不妥，但他作为小品界的领军人物，对小品落得『农村土戏台』的境地，恐怕难辞其咎。

赵本山本来就是铁岭的一个民间艺人，并没有多深的艺术修养，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泛起，可以说赶上了好机遇。他可以出名，也可以赚钱，但他不能代表中国小品，更不能代表中国艺术。赵本山是畸形社会的产物，必将在社会正常化的过程中被无情地淘汰。他正在成为媚俗时代的终结符号，他的徒弟小沈阳也会在红过一阵之后变得落寞，其余的徒弟则很难再红起来。

如果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离不开赵本山，还是不办的好。你每年春节把他搞得很重要，而他一身疲劳、满肚子牢骚，不如让他和老婆、孩子在家过个消停年。

从铁岭刮起、袭卷了全国的低俗之风即将结束了，一个高雅艺术的时代何时才能到来？

赵本山的帝王劳斯莱斯

在他的各影视剧中露过面的大奔

这辆充满霸气的道奇公羊是赵本山的商务用车，曝光率也颇高

赵本山的女儿赵玉芳在铁岭出嫁，现场奢华极致。当天婚车是十余辆黑色林肯，后面紧跟二十余辆黑色悍马吉普车，庞大的车队一度使酒店所在街道交通堵塞。图中是作为婚礼豪车的宾利。那个场面让来宾不禁感叹，嫁个有钱人还是不如有个有钱的爹好！

一掷千金买豪宅爱徒小沈阳跟着沾光

除 了多辆豪车座驾，赵本山还有私人飞机『本山号』。

赵本山购置２亿飞机，疑似加拿大产的庞巴迪挑战者系列商务机

这架飞机虽然乘坐的人数不多，但里面设施齐全，有酒吧、健身房、卧室应有尽有。

拥有了私人飞机，就要面对高昂的养护运行费用，赵本山准备用作出租，以机养机，这是媒体从本山传媒一位工作人员处获悉的。赵本山换了套行头，去茂悦酒店聚餐。他手戴大块运动名表，更显大牌时尚。

尼赫鲁是印度有水平、有能力、有魅力、更是有野心的政治家。尼赫鲁的梦想是，继承英国殖民统治的一切成果，重新统一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还要统一西藏，占领圣地刚仁波切。

1948年，印度取得第一次克什米尔战役胜利，尼赫鲁野心急剧膨胀，开始打西藏主意，准备趁中国内战，强行占领拉萨，夺取西藏。于是，尼赫鲁派人照会西藏政府，要求西藏地方政府遵守过去与英国签订的全部条约，并由印度接手原英国在西藏的全部特权，包括保留商务代表和驻军卫队。在美国支持下，印度将大批美制武器，从加尔各答，经大吉岭和亚东，运抵西藏，准备强行驻军。

国内最早认识到尼赫鲁野心的是毛泽东，遂决定抢在尼赫鲁之前，占领拉萨，解放西藏。在彭德怀拒绝分兵西藏后，毛泽东下令张国华，带领18军，从四川入藏。

尼赫鲁被打得措手不及，但并不甘心，依然梦想统一西藏。一方面，通过亚东口岸，为藏军提供武器；另一方面，与西藏上层贵族联络，策划藏军叛乱和达赖出逃，还派遣精锐部队前出中印边境，准备武攻。1962年，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实质就是西藏保卫战。

反击印军胜利后，中国突然退兵。原因众说纷纭，其中流行的说法是，后勤补给供应不上。真正原因是兵力不足。战争初期，充分利用地利和印军准备不足等因素，可达成战役局部上的兵力优势，能迅速取得胜利，而一旦攻到平原，既无险可守，更无兵可援，最后在印军优势兵力合围下，必败无疑，所以不得不主动退兵，确保胜利果实。此后，中印边境虽时有小摩擦，但总体平静，55年。

如今，印度何以胆大到越境挑衅的地步？实际上，过去20多年，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中国对印度的认知存在巨大错误；对印决策出现一些重大失误。

很多人都以为，过去20年里，全世界就数中国发展得快。其实不然。印度就一直紧追不舍。印度经济总量仅相当于中国1/5，但2014年以来GDP增速，就已超过中国。最关键的是，未来5-10年，印度GDP将会保持高增长，增速或远超过中国。现在的印度，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这头“印度神牛”还真有可能飞起来。

在GDP高速增长下，印度国力和军力必然会上一个台阶。印度保持目前的贫困度，将有效降低印度对外战争的成本。也就是说，在同样战争成本下，印度有可能动员更多战争资源。这与当年朝鲜战争非常相似，唯一的不同就是，当年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

现在的印度，光外汇储备就接近4000亿美元，还有堪称世界第一的民间黄金储备。印度民间黄金消费量每年800吨，民间黄金储备可能超过3万吨。关键时刻，这都是可以救命的钱。当年金融危机时，韩国踊跃捐赠私人黄金，帮助国家度过危机。印度国民也会，但中国呢？

如果说，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直渴望与中国一战，那就是印度和日本。如果说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印度。1962年失败后，到现在整整55年，在印度国内，无论是军队，还是普通民众，无不在渴望与中国再战。

何况，印度军事准备也非常充分。东部军区下辖5个军，约300架战斗飞机，总兵力超过30万，其中，在与中国接壤的“阿鲁纳恰尔邦”（即藏南），部署五个山地步兵师和一个机械化师，近10万兵力，绝大部分都是特种山地作战部队，一线兵力配置已远远超过中国。在一线还部署4个团“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6个中队地空防空导弹部队。全面升级边防哨所驻军，由排级单位升为连级单位，前线哨所驻军兵力大幅增加。

更被中国忽略的是：为准备长期战争，一直以来，印度在向“阿鲁纳恰尔邦”进行大规模移民，现已超过700万人，而整个西藏自治区全部人口才320多万。短期内如此大规模迁移人口，规模远超正常所需，这就不得不怀疑印度的用心。大规模移民不但可以足够支撑前线战事，还可以为以后夺取拉萨、占领西藏做准备。在飞速发展的经济面前，中国或已忘记身后危险，忘记阴暗角落里还有一直紧盯着中国的对手。中国可以看不起对手，但对手不会忘记中国。

反观中国，原对印作战第一主力某集团军XXX师被缩编为两个旅，一个远调新疆，一个移驻西藏，相隔数千里，首尾不能相顾。印度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进行试探。果不其然，印度就在洞朗方向越过边境，与中方武装对峙，激烈程度甚至超过当年班公湖对峙事件。

一切迹象都在显示，山雨欲来风满楼。目前，中印双方都在大规模调兵遣将，战事一触即发。如果印度这次只是政治上试探，那中国还有时间；如果是军事上试探，那形势就真的很严峻了。

为抵制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早在2014年，印度就针对性推出“香料之路”和“季风计划”，因其基本思路与中国类似，被国际社会和中国网民戏言为印度山寨版“一带一路”。只需看看深圳华强北的山寨精神，就会明白，只要找准定位，有时候山寨比正版更有市场。盗版唯一作用，就是搞死正版。

2017年5月14-15日，北京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印度依葫芦画瓢，于5月22日-26日，主办非洲开发银行大会，推广山寨版“一带一路”，强拉中国曾撒过大把钞票的黑皮肤兄弟。这次会议规模也很大，有80多个国家参加，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来了。

这不只是在唱对台戏，这就是在对到干。也许印度的原则就是：不求开心，但求恶心！习刚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莫迪就已意识巨大威胁，立刻推出自己的“一带一路”，让中国不得不打个冷战。

太平洋很大，可容得下中国和美国，但绝容不下中国和日本；喜马拉雅很高，可站得下山两边热爱和平的人们，但绝站不下中国和印度。正因为近几年在与我军的不断接触和相互对峙中，印军变得越来越胆大。因为，换谁，谁都会变得胆大！

某次激烈对峙事件，我军竟出现通信堵塞事件：因为想打电话发表意见的婆婆们太多，至关重要的军用电话竟出现占线，一线指挥官根本无法接到来自上面的命令，打还是不打，退还是不退，在婆婆们急得如热锅上蚂蚁的时候，一线指挥官更是在跺脚骂娘。

在某次中印两军联合实弹演习时，我军竟然不带钢盔就要大摇大摆参演，最后被印军拦下，拒绝入内；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军竟然有领导同意戴印军钢盔参演，幸好被及时阻止，不然让人笑掉大牙。

某次中印对峙事件发生后，某部一位处长前往中印边境考察调研，原成都军区某副司令亲自陪同。到了前线一看，发现两军相争的，不过是一片不毛之地，于是，该处长竟对部队建议说，不争也罢。当场惹怒副司令，拂袖而去。三军将士，风餐露宿，戍守边关，舍生忘死，上下用命，才拼死为国家夺回这一块土地，竟被尔等儒生视如草芥，不值一钱，挫我军威；崽卖爷田，不知珍惜！消息传来，我等无不大骂。自古道，儒生误国。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些年来，郭徐把持军委，军队建设出现全面倒退，越来越多破绽和弱点露给了印度。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犯下最大错误就是，低估了印度，忽略了印度。在印度高速发展过程中，中国竟然没有给它设过障碍，没有下过绊脚，没有上过眼药。对付印度、日本，就应该用厚黑之术，就像印度日本对付中国一样。

比如，莫迪上台后，印度外交政策变得非常务实，原来不结盟，现在天天搞结盟，凡是和中国不兑付的，他都抢着去结盟，对日本美国莫不如此。利用经济高速发展和政治对华制衡，印度可谓通吃美国、日本、俄罗斯。这不能不引起重视。

这么多年来，因为各种因素，在西藏方向上，一直存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毛病，这也是中国当前的最大弱点。目前我军依靠地利，防守有余，进攻严重不足。

大国之战，必是举国之战。要对付印度，还是要坚持毛泽东那一套，在政治上抢先一步，在军事上一锤定音，在外交上大胆创新，要充分利用各种手段，高屋建瓴，谋局全篇，广交盟友，统一思想，总体作战。未来的中印之战，不可避免，结局也早已注定：不是中国输掉西藏，就是印度输掉东部。

1. 袁世凯轶事： 

有16位夫人，却无一位大家闺秀。大清朝操纵全国局势的主要是四大总督，袁世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两江总督端方是袁世凯儿女亲家，两广总督周馥也是袁之儿女亲家。在民国四年称帝前，袁世凯欲与黎元洪副总统结为儿女亲家，黎元洪却提出让自己的儿子娶袁世凯的女儿，可是袁大头不同意，最后未能结成。到民国五年，袁登基后却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躲入瀛台不出。后袁死，对外公布是死于尿毒症，而实际上是梅毒。

 2. 五四运动时，北大学生傅斯年任总指挥。他到台湾后创办了台湾大学。一年后猝死。傅斯年是陈汉章、刘师培、黄侃的得意弟子。“坐汽车的人都该被枪毙。”（傅斯年语） 清华大学离城区较远，未能参加五四当天行动。但很快参加到北京高校罢课行列，且比其他高校更加激进。曹汝霖的小儿子在清华读书，立即被驱逐出校，宿舍物品被打的粉碎。梁实秋当时是清华学生，与曹汝霖（也可能是章宗祥）之子是舍友。 

3. 1921年，“四大名旦”票选。由听花（原名辻武雄，日本人，日本外务省机关报《顺天时报》副刊编辑）组织发起，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的名号和排序即由此来。1917年5月11日，京剧名角谭鑫培去世，听花发表《上黎大总统书》，指名请求追求谭。在谭鑫培出殡之日，黎元洪派侍卫长送来赏金三百元，还打算送匾一方。

 4. 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于1918年10月14日，为期两年。这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会员有毛泽东、陈公博、罗章龙、谭平山、高尚德等，关键人物是邵飘萍。他每周日前往北大讲授2小时采访课，其讲课教材自11月5日起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新闻学研究会为会员提供实习机会而发行的《新闻周刊》，“不仅为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且为中国首先采用横行式之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大创举。 

5. 蔡元培在五四后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之后辞职南下。当时北大校务长蒋梦麟接任校长，但不久，蔡元培又复职。 

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蔡元培 

6. 钱玄同说，“人过了四十就该枪毙”。他自己却活了不止四十岁，于是鲁迅作诗讽刺：“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 

7. 民国成立初，蔡元培与章太炎联名在报章上刊登启事，寻找刘师培，文曰：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发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 

（刘师培初鼓吹反满最烈，后投降清朝大员端方，甘愿充当间谍，捉拿孙文等人。后来又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成为“民国罪人”。然蔡元培仍然容许留下刘师培在北大教书。蔡元培为之辩护说： 

“刘申叔，弟与之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 

8. 俞平伯在北大讲宋词，总是读一首词——不是朗读，而是摇头晃脑地吟哦，然后说，“好，真好！”再读一首词，又是“好，真好！”第三首，亦复如是，第四首……下课。 

俞平伯有一次在红楼贴出告示：本周没有心得，停课一次。 

9. 一位当年联大的学生，听过俞平伯先生的课的，撰文说，“我也这么大年纪了，不再顾虑什么，老实说，俞平伯的课，我实在听不出有什么好。不但俞平伯，顾颉刚、朱自清、张申府……都不会讲课。” 

10. 朱自清不会讲课，据说他一见下面有女生就脸红，说不出话来。顾颉刚是因为口吃，上课就写黑板；周作人只是对着讲稿小声地念。教授讲课多以方言，如梁启超、鲁迅（绍兴口音）、王瑶（山西腔调）等。 

11. 系主任罗常培推荐毕业生汪曾祺给朱自清当助教。朱一口回绝，理由是 “他连我的课都不上！”杨振声却因汪曾祺的一篇作业《方车论》（很短很好）而当着全班学生宣布：“汪曾祺一个人可以不参加考试。” 

12. 据说张恨水昔年因追求冰心不成，才改名“恨水”的，取“恨水不成冰”之意。 

13.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占据美国畅销书排行榜首位52周之久，更因《京华烟云》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4.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 

15. 评维新党：一般赫赫维新党，保皇革命都是谎，考其所为实事业，无非吃酒又麻将，章邹诸子是痴人，莫再上当。 

16. 沈从文妻是名门世家张兆和。沈从文是退伍军人，未上过大学，却混入大学讲堂的乡下人。

一、拳法

1、少林罗汉拳：罗汉拳和金刚掌同为少林入门功夫，但修习到高深境界，最普通的拳掌亦能成为最厉害的武功。正印证了“大智若愚，无巧不拙”的千古道理。

2、光明拳：当年五大门派集会黄山，我佛光明拳在天都峰大展神威，夺得“天下第一拳”美誉，可惜如今已不幸失传。。。。。。

3、闯少林三十三路神拳：罗汉堂专研。

4、偏花七星拳：绝招是“七星聚会”。罗汉堂专研。

5、左右穿花手：罗汉堂专研。

6、少林双圈手：罗汉堂专研。

7、大摔碑手：罗汉堂专研。

8、波罗密手：又称少林风云手，罗汉堂专研。

二、掌法

9、大力金刚手： 金刚掌是少林寺基本武功之一。般若堂专研。

10、般若禅掌： 有“少林第一掌”之称，般若堂专研。

11、韦陀掌： 有“灵山礼佛”、“恒河入海”等招数。般若堂专研。

12、少林神掌八打：有分解掌、封闭掌、裂心掌等八种。般若堂专研。

13、千手如来掌： 般若堂专研

14、大慈大悲千叶手：般若堂专研。

15、少林龙旋掌： 般若堂专研。

16、少林散花掌： 掌风推动落下的花瓣攻向敌人。类似于“飞花摘叶”的功夫。

17、少林握石掌： 即少林绵掌，轻轻握石而化石为粉。

18、一拍两散掌： 般若堂专研。

三、指法

19、澄静指： 以静制动，后发制人。达摩院专研。

20、摩柯指决： 绝招是“三入地狱”。达摩院专研。

21、去烦恼指： 绝招是“无忧无虑”，达摩院专研。

22、多罗叶指： 十指轮弹，如波罗花绽开。达摩院专研。

23、无相劫指： 佛家无色无相的最高境界。达摩院专研。

24、拈花指： 迦叶尊者拈花微笑状。达摩院专研。

25、大智无定指：源自《大智度经》，达摩院专研。

26、一指禅功： 被称为“少林第一指”，能隔空伤人。需有深厚的铁指禅劲功夫为基础。

27、铁指禅劲： 一指禅的基础内功，练到登峰造极时五指可随意插入石碑之中。

四、抓法

28、少林十三抓：摹仿“龙蛇虎豹鹤猿鹰”等十三种动物的形态创出的一套轻灵翔动的抓法

29、寂灭抓： 般若堂专研。

30、因陀罗抓： 般若堂专研。

31、少林虎爪手：般若堂专研。

五、擒拿手

32、拈花擒拿手：戒律院专研。

33、龙爪擒拿手：共三十六式。戒律院专研。

34、十二擒龙手：戒律院专研。

六、剑法

35、达摩剑法： 著名剑招有“一苇渡江”等。达摩院专研。

七、刀法

36、菩提刀法： 菩提院专研。

37、破戒刀法： 名为破戒，即是大开杀戒，因此这套刀法全是攻势，狠准威猛。

38、慈悲刀法： 名为慈悲，即慈悲为怀，这套刀法招式柔和，没有杀招，与破戒刀相反。

39、燃木刀法： 菩提院专研。

八、杖法

40、伏魔铲法： 般若堂专研。

41、普门杖法： 戒律院用来惩戒触犯寺规的和尚的一种杖法，招式巧妙，临敌时总能招招命中对方。但威力一般。

42、大文殊杖法：菩提院专研。

43、达摩八法神禅杖法：掌门人专研。

九、棍法

44、小夜叉棍法：绝招是“维护众生界”，源自《维摩经》。罗汉堂专研。

45、少林双截棍：罗汉堂专研。

46、醉八仙棍法：少林十三棍僧发明的棍法，必须似醉似醒，半醉半醒，才有最大威力。

十、身法

47、蜻蜓点水轻功提纵术：少林僧提着水桶过河时使用的轻功。

48、九图六坐像身法：打坐也是身法？嘿嘿，少林和尚有五十四种打坐姿势，每种都可静坐十二个时辰，那是无法想象的，又有谁能捉摸出这套身法的高深？

49、大挪移身法：脚不移身不动，就可平地挪后数尺，避开敌人的攻击。

十一、内功

50、阿罗汉神功：练到高深境界有五百罗汉众生相。罗汉堂专研。

51、降龙伏象功：练到高深境界可施展“佛门狮子吼”。般若堂专研。

52、心意气混元功：又称“少阳神功”，达摩院专研。

53、菩提心法： 练到高深时心如明镜，诸邪不侵。有化毒的功效。菩提院专研。

54、达摩闭息功：戒律院专研。

55、金刚不坏体神功：各院堂首座专研。

十二、特殊武功

56、十八手罗汉神打：从九图六坐身法中演化出的一套武功，若与九图六坐身法配合使用，招式奇异，往往出乎对手意料之外。

57、少林怀心腿：绝招是“佛在心头”，达摩院专研。

58、如影随形腿：达摩院专研。

59、罗汉夺命枪法：罗汉堂专研。

60、大韦陀杵： 般若堂专研。类似于一种锤法。

61、毗卢鞭法： 戒律院专研。

62、少林鸳鸯枕：特殊的暗器功夫。菩提院专研。

63、少林童子功：少林各项高深武功的基础，亦有对敌招式。

64、少林铁帚功：看门和尚扫地时练的武功。这也是少林绝艺？

别小看打杂的和尚，少林寺藏龙卧虎，曾有扫地的老和尚沉叶和尚成为当时寺中第一高手呢！

65、如意缩骨功：少林和尚能够逃脱捆绑，遇难化险，全靠这套功夫。

66、少林破衲功：又称少林铁袖功，即挥动衣袖迎敌。

67、袈裟伏魔功：少林高僧任何物品都可作兵器。必要时挥动布满真气的袈裟为武器，另有超乎寻常的威力。

68、定珠降魔无上神功：以一百零八颗念珠携带无上真气飞出攻敌，有毁灭性的杀伤力。

69、杂阿含功：有谁能一人兼修七十二绝艺？恐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若能精研杂阿含功，对各种武功往往能触类旁通，事半功倍。曾有少林前辈同时兼修十三种绝艺，就是因为专研杂阿含功的缘故。可惜现已失传。

十三、阵法

70、少林金刚伏魔圈： 达摩院长老专研。

71、一百零八大罗汉阵：罗汉堂专研。（已失传）

72、十八小罗汉阵： 罗汉堂专研。

受访者:阴法唐,1950年10月参加昌都战役,任第18军第52师副政委;1951年与副师长陈子植率第52师主力进军西藏,任中共西藏工委江孜分工委书记;1959年任西藏军区江孜军分区政委、中共江孜地委书记;1962年任藏字419部队政委;1963年任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1980年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1986年任第二炮兵副政委;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作者:魏碧海,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曾任《军事历史》杂志总编辑、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大校军衔。主要著作:《铁流东进》、《西陲血路》、《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纵横天下》、《山河喋血》、《东北风――四野战事全纪录》、《刘伯承画传》等。主要影视作品:电影《决战黄桥》、《粟裕战苏中》、《那岁月刻骨铭心》、24集理论文献专题片《跨世纪的红星》、20集文献纪录片《红色货币》、9集理论文献纪录片《从胜利走向胜利》、6集文献纪录片《传奇上将陈再道》、8集文献纪录片《战将杨成武》、8集文献纪录片《王树声大将》等。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编写组成员、《刘伯承军事文选》课题组副组长、《刘伯承年谱》课题组组长、《刘华清传》编写组副组长。曾获第10届和第13届“中国图书奖”、第3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

编者按: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及1962年的那场自卫反击战,一直是军事论坛上讨论最激烈的热门话题之一。网民们大多不了解中印边境争端的来龙去脉,不了解1962年自卫反击作战的时代背景,所以无法理解毛泽东、周恩来的战略决策,出现了许多过激、过偏的言论。《军事历史》作为军事科学院这一军事学术权威机构主办的期刊,有责任和义务发挥正确舆论导向作用。澄清历史事实的最好办法是“让历史见证人出来说话”。为此,本刊记者魏碧海对阴法唐中将进行了两次专访。阴将军长期在西藏工作,是“老西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副政委兼西藏军区第一政委,也是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主角——“藏字419部队”的政委。

本刊记者魏碧海(以下简称魏):阴政委,首先我代表《军事历史》杂志同仁和广大读者对您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的采访表示感谢!

阴法唐(以下简称阴):不用客气。这段时间开会、写文章、参加有关西藏问题的活动,忙得不亦乐乎。你寄来的信和采访提纲我看了,来不及认真准备,有什么问题,你就提吧。

魏:您是“老西藏”,从1950年的昌都战役到改革开放6年后的1985年,西藏沧桑巨变,发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您都经历过。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我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向您请教,鉴于时间关系,这次就谈一个问题――藏字419部队组建始末。

阴:藏字419部队最初不是一支部队,而是一个指挥部的代号,叫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这个指挥部是1962年6月组建的。当时西藏军区只有3个团的野战兵力,419就指挥这3个团准备应付中印边境的武装冲突。后来指挥部及其所辖部队就作为相当于一个师的部队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到1963年6月“藏字419部队”这个代号取消,前后大约存在了一年的时间。可以说“藏字419部队”完全是为了应付中印边境不断升级的武装冲突而临时组建的。

魏:请谈谈组建时的情况。

阴:1962年6月初,西藏军区(那时候是大军区)通知我到拉萨开会,接受任务。当时,我是中共西藏工委江孜地委书记兼江孜军分区政委。接到通知后,我猜想可能是要派我到西线去与印度方面谈判。那时,尼赫鲁搞“前进政策”,印度军队不断向中国边境地区推进,蚕食我领土,并与我边防部队发生武装冲突,冲突最激烈的地区是西线阿克赛钦。进藏初期,我曾与印度打过交道,所以有这种想法。

魏:那时您想到过四个月后会与印度军队在东线大打一场没有?

阴:没有想到,那时候根本没有与印度军队打仗的准备。6月11日,西藏军区组建前进指挥部,代号藏字419部队,中央军委最初赋予我们的任务是做好配合西段地区反蚕食斗争的准备。那时候我军反蚕食斗争的重点是西段,由新疆军区负责,成立了康西瓦指挥所。54军副军长何家产任“康指”司令员兼政委。从1959年以来,特别是1962年上半年,西段局势一直非常紧张,武装冲突不断。

魏:许多网民有一个疑问:印军的蚕食活动早就开始了,如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至传统习惯线之间多达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就是在1950年至1954年间被印军侵占的,为什么我军的反蚕食斗争迟至1962年才开始进行?

阴:中印边界争端分西段、中段、东段三个地区,情况都不同,很复杂。就拿东段来说,一因麦克马洪线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期盼谈判解决;二因印军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大片地区之时,正是我们进军西藏初期,大的历史背景大家都知道,那是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我们以举国之力支援志愿军在朝鲜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

魏:在抗美援朝的同时,我们进藏的18军部队有没有力量与入侵的印军在喜马拉雅山较量?

阴:那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西藏站稳脚跟。虽然,1951年中央政府就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了“十七条协议”,但是要落实这些协议是非常艰难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反对解放军进驻西藏,千方百计想把我军赶走。我们为了争取达赖等上层人士,可谓仁至义尽,采取了许多宽容、安抚政策,尽量减少驻军就是为了不刺激达赖等人的一项措施。18军部队真正进到拉萨及其以南地区的兵力很少,实际上只有两个团,大部分兵力在18军后方司令部的指挥下修公路、建机场,保障前面的部队。当然打不打是一回事,有没有力量是另一回事,只要需要,我们是有办法的。

魏:我听王贵(原18军干部,曾任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中将的秘书)说,昌都战役时,作战人员与后勤保障人员之比为1:3,到进军拉萨时,前方人员与后方保障人员之比为1:10。真是这样吗?

阴:这个比例是谁统计的,我不知道,后方保障兵力大大超过前方兵力是确信无疑的。进军西藏比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更为艰难,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等军级干部和大部分师级干部以及少部分团、营级干部参加过红军长征。西藏地旷人稀,生活物资匮乏,尤其是缺乏粮食。上层反动分子扬言要把我们饿死,说“饿肚子的滋味比打败仗更难受”。意思是他们在昌都战役中打了败仗,现在要让我们更加难受。他们屯积物资,导致粮食等物资价格飞涨,然后在群众中撒布谣言,说解放军把东西买光了,煽动群众与我们对立。根据西藏粮食和其他物资缺乏的情况和照顾群众利益,毛主席指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要从内地运进去。当时没有公路,后勤保障极端困难,除自己生产和可能的采购(包括从印度、尼泊尔采购)之外,修公路就成为我们能不能在西藏站住脚的首要任务。

魏:公路没有修通前,前方不可能驻很多部队,不然要饿肚子。可是公路修通后,驻军是不是可以增加,增加到足够对付印军的步步蚕食?

阴: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1954年12月25日同时通车到拉萨。康藏公路全长2416公里,修这条公路牺牲了两三千人。前面已经讲过印军侵占东段我大片国土是在1954年前。那时我们在西藏仍然没有完成站稳脚跟的任务。1952年2月西藏军区成立,下设警备区、军分区,当时拟定我任江孜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方案报上去,总部同意了,但毛主席为了不刺激达赖集团,决定西藏军区暂不成立警备区和军分区。直到1959年达赖集团全面叛乱了,我们才在平叛和民主改革时成立了军分区。那时西藏军区就三四个团的兵力,虽然兵力少,我们并没有忘记边防职责,但是上层反动分子不断捣乱。1952年1月,我们派一个营进驻喜马拉雅山区的隆子宗,离“麦克马洪线”很近。不久,拉萨就发生了“人民会议事件”,藏军和寺庙的喇嘛在拉萨制造骚乱,他们包围了中央代表住所,占领城区制高点,并秘密调遣驻日喀则的藏军炮兵团到拉萨。为了应付不测,我们又不得不将隆子宗的那个营调回了拉萨。1954年达赖到北京参加了人大会,并当选为副委员长,他一度思想倾向进步。1955年他回到西藏后,受到反动分子煽惑,特别是1956年到印度参加释加牟尼涅盤2500周年纪念大会时,又受到外国敌对势力和西藏外逃的分裂主义分子的包围,思想动摇,一度想滞留印度。周总理为此亲赴印度跟他做工作,并重申六年之内不在西藏搞民主改革。达赖才有所转变,回到了西藏。随后中央决定,将驻西藏的部队40%调回内地,在地方工作的同志90%都调回去。我们的兵力就更少了。这时,康区和青海、云南等地的藏族叛乱武装纷纷窜到西藏,与西藏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共同向我们发动进攻。反动武装不断伏击、袭击我军。我们虽然受到很大损失,也只是进行了被动的自卫,没有反击。我们要求西藏地方政府去制止叛乱分子,想不到他们不但不制止,反而支持利用叛乱分子。反动分子的气焰越来越嚣张,1959年3月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我军从西南、西北调了3个师进藏平叛。直到1962年3月,全区的平叛工作才基本结束。

魏:我军与印军的武装冲突也发生在达赖集团叛乱之后。

阴:是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一直想把西藏变成一个“缓冲国”,基于这一目的,他与西方敌对势力相勾结,支持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早在昌都战役时,尼赫鲁就荒唐地指责中国军队“入侵西藏”。中国政府申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1959年,达赖集团的叛乱失败后,尼赫鲁的幻想破灭了,就气急败坏地指令军队实施“前进政策”,因而不可避免地与我军发生流血冲突。

魏:东线的“朗久事件”与西线的“空喀山口事件”就发生在1959年下半年。

阴:这两起流血事件发生后,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并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政府和平谈判的诚意,中央下令我边防部队停止巡逻,并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主动与印军脱离接触。这是我国政府为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作出的让步。我们历来不主张用武力解决边界争端。其后,周总理访问印度,两国外交人员进行了交涉。尼赫鲁拒绝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又不同意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维持现状,他把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维护边境和平局面作出的种种让步都当成是软弱可欺,变本加厉地蚕食我领土。

魏:反蚕食斗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印军在西线的蚕食行动屡屡受挫,于是将蚕食的重点转到东线。前面您谈过藏字419部队正是为了反蚕食而组建的,请谈一下部队的领导机构和部队的组成情况。

阴:前面说过,藏字419部队是代号,最初叫西藏军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前进指挥部,简称前进指挥部。司令员柴洪泉,他当时是山南军分区司令员;政委是我,当时是江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副司令员姜松,当时是江孜军分区副司令员;参谋长曹宗奎,当时是山南军分区的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魏克,当时是西藏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419部队组建初期只有司令部和政治部,没有后勤部,机关干部主要来自西藏军区机关。419机关设在拉萨西郊,那里本来有一所医院,医院撤走后原准备办一所学校,学校还没来得及建立起来,我们就驻在那里。419部队辖3个步兵团和几个保障分队。这3个步兵团几乎是当时西藏军区的全部野战兵力。不算驻日喀则的一个师,那个师是平叛进藏的,建制属于西北军区,后来也归西藏军区。419部队都撒在外面,分布很广。157团驻曲水,离拉萨约五六十公里,紧靠拉萨河和雅鲁藏布江左岸;155团驻巴河桥,现在属林芝地区,离拉萨200多公里;154团更远,驻扎木,离拉萨约700公里。419部队兵力为8000人,至此西藏才算组建了真正意义的边防部队。这也说明我们事先没有与印度军队作战的准备。

魏:请谈一下419部队组建初期的战前动员和战备工作。

阴:首先是思想动员,军委和总政下发了《关于反对印度反动派军事挑衅的政治工作指示》,我们组织部队学形势,讲明边境问题的起因和实质,作执行任务的准备,开展以揭露尼赫鲁反华真面目为中心的控诉教育运动,激发广大指战员的爱国热情。

魏:此时,西线反蚕食斗争更加激烈,印军在该地区不断增加兵力,造成频繁的武装冲突。

阴:这个时候前线不断传来坏消息,印军太嚣张了,步步进逼。也好,尼赫鲁给我们上课了。我们只好借助这些活生生、血淋淋的事实教育部队,广大指战员听到这些情况,义愤填膺,纷纷写血书求战。

魏:1962年六七月间,毛主席为反蚕食斗争专门提出了一个方针:“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可见直到此时,我们还没有与印度打一场战争的打算。

阴:是的,当时只是做准备。六至九月,419部队在政治动员的同时进入了紧张的军事训练。从单兵动作到班、排、连战术训练,再到营、团规模的实弹演习。对部队作了“汰弱配强”,对三分之一的干部作了调整,把老弱病残的干部战士调离了作战部队。乔学亭当时在内地院校学习,我们把他调回来当团政委。从内地军区还调来了一些人才,如从武汉军区调来了一批优秀的40火箭筒手,连人带装备一起来的;北京军区支援我们一批通信器材,也是连人带装备一起来的;从内地还调来了藏语、英语、印地语翻译100多名。

魏:1962年9月以前,印军蚕食重点在西线。西线我军采取“顶、逼、围、堵”等办法,有效遏制了印军的扩张活动,于是从9月开始,尼赫鲁将蚕食重点转到了东线,他认为在这个方向印军的兵力和补给条件占优势。

阴:麦克马洪线本来就是非法的,我们从来不承认,印军在50年代早就侵占了“麦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尼赫鲁还不知足,居然下令越过“麦线”继续向中国领土“前进”。西藏军区为了查明印军入侵麦线以北地区的情况,派遣山南军分区一个连的侦察分队到克节郎地区,并在克节朗河北岸设立哨卡,与南岸印军隔河对峙。印军向上谎报军情,说有600多名中国军人包围了他们的哨所。印度军方以此为借口,令他们的所谓“王牌”第7旅在48小时内向前推进,用“武力驱逐”北岸我军。当时尼赫鲁在英国访问,他向内阁下令“在麦克马洪线决不能退让一寸。”

魏:“麦克马洪线”是英国人麦克马洪在地图上划的一条线。事实上克节朗河地区在“麦线”以北。尼赫鲁为了得到更多的地方,硬说麦克马洪在这个地方划得不对,他采取卑劣的手段修改地图,将“麦线”向北推移,把“麦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划入“麦线”以南,随后派兵侵入这个地方。

阴:接着就发生了择绕桥事件。印军向我守卫择绕桥的边防战士开枪,打死我边防战士5人。这是印军蓄谋制造的一起流血事件。拉萨各界群众4000多人集会愤怒声讨印军的暴行。419部队也抓住这一事件进行教育动员。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热爱和平,可是侵略者偏要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指战员对印度反动派恨得咬牙切齿,纷纷请战要求还击。10月10日,印军又在择绕桥制造了新的流血事件,我军牺牲11人,伤了12人。这次事件发生后,大家更看清了,克制忍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与印度的一场军事较量是不可避免的。

魏: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央是不是就下了与印度打一场战争的决心?

阴:还不能这么讲,只能说是下了要反击印度侵略军的决心,至于反击的规模,还谈不上达到战争的层级,我想仍属武装冲突这个层次。作战规模的扩大是后来的事。在我们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的时候,西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还在内地养病哩!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毛主席紧急召见了他,中央和军委领导当面向他交待了自卫反击作战的任务,目的是打击印度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为和平谈判创造条件。10月12日,尼赫鲁公开宣称要把中国军队从克节朗地区“清除掉”,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公然叫嚣:“我们将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一定要把中国人赶出去。”10月17日印军在东线和西线同时向我军发起进攻。18日,印度国防部官员宣称,他们取得了拿破仑式的独一无二的胜利。从时间上可以看出,正是印度当局的狂妄将武装冲突的规模一步一步推向了战争。10月12日,即尼赫鲁宣称要“清除掉中国军队”的同一天,张国华才返回拉萨。10月17日,中央军委才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10月18日,中央军委再次发出指示:“此次对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总参下达的作战任务最初是歼灭侵入“麦线”以北克节朗地区的印军一个营。

魏:克节朗战役实际上歼灭了印军一个旅,这是怎么回事?

阴:张国华司令员返回西藏后,在拉萨开了一个会,传达中央和军委的指示,随后就到了山南的麻麻。他听取了军区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分析和我们的作战意见,果断提出了对印军左右两翼同时打,歼灭印军一个旅的大胆计划。这个计划报上去之后,总参和军委,包括几位老帅都不同意,怕我们胃口太大吃不掉印军的那个王牌旅。还是毛主席有气魄,他说:“让他们打,打不好重来!”这才有克节朗战役后来的规模。

魏:张国华回西藏之后,又组建了一个西藏军区前线指挥部,这与6月份组建的那个西藏军区前指是什么关系?

阴:张国华司令员到拉萨的同一天,419部队分别从林芝、巴河桥、拉萨、曲水等地开拔,向克节朗前线集结。14日,张司令进抵山南的麻麻,组建了新的军区前指,张国华任司令员,邓少东、陈明义、赵文进任副司令员,吕义山任副政委。原来的军区前指及其所属部队,即藏字419部队,就以相当于师的单位投入作战。

魏:我听说在克节朗战役之前,419部队首长,特别是您本人对战役决策提过很好的建议。请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阴:第一线指挥员不要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要遵照古田会议精神,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而且要敢于提意见,这也是我们解放军特别是18军的老传统。前面讲过张国华司令员对总参作战计划提出改动意见就是一个光辉范例。当时,印军第7旅在克节朗地区的部署像一个短腿的“T”字,正面宽,纵深浅,各据点距离近,要歼灭他的一个营,其余部队一是可能来援,二是可能逃跑,况且我们有能力把它吃掉,所以不如作全歼一个旅的计划。打一个营也是打,打一个旅也是打,打一个营麻烦还多,不如狠下心打一个旅。其实在这次战役中,各级指挥员都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如军区前指原来给主攻团第155团的任务是首先歼灭卡龙据点之敌,尔后再歼灭枪等和扯冬、绒不丢据点之敌。155团鉴于卡龙与枪等很近,打卡龙必受枪等之敌的侧击。他们认为有能力将这两个据点同时打掉,于是主动向上级提建议。柴洪泉和石伴樵(军区前指副参谋长)去155团视察,团长刘广桐、政委乔学亭向他们提出这个建议。柴、石二人没有同意。后来我去了155团,他们又向我提出,我认为有道理,可以采纳。我就向柴洪泉提出,柴没有表态,他问石伴樵,石也不好说了。我就直接报告张国华司令员。张司令很重视,直接打电话问我,两个据点一起打有没有把握?我对这支部队的情况比较了解,就回答说没有问题,有把握。张司令果断拍板,批准了155团的建议。这样的事例还有。

魏:请介绍一下克节朗战役双方参战兵力。

阴:印军部署在克节朗地区的是他们的所谓王牌第7旅,另配属阿萨姆步兵第5营和炮兵、工兵等部,兵力为3000多人。第7旅所辖第9廓尔喀联队第1营在1944年意大利战场立过大功,廓尔喀人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世,有尚武的传统,早在100多年前就是英国雇佣兵的主要来源;拉加普特联队第2营和旁遮普联队第9营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印军的精锐部队。这3个营的历史都超过了100年。我方参战兵力为:419部队全部、11师第32团第2营、山南军分区一部和炮兵、工兵各一部,共10300人。敌我兵力对比为1:3,我3倍于敌。张国华司令员授权419部队指挥机关指挥以上参战部队。西藏军区前指位于麻麻,419指挥机关位于学波洞。

魏:整个东线地区敌我兵力对比是多少?

阴:印军除克节朗地区的3000多人之外,在棒山口至达旺地区部署了2700人,在珞瑜和下察隅地区部署了8个营,整个东线印军兵力约2.2万人。我军在东线除419部队和11师两支野战部队之外,另有山南、林芝、昌都军分区的部队,总兵力2万多人,与印军相当。但我们在克节朗方向集中了绝对优势兵力,在其他方向实施佯攻,以牵制当面之敌。

魏:请谈一下克节朗战役的经过。

阴:克节郎战役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第一个战役,也是战斗最激烈、最艰苦的一个战役。战前各级指挥员对当面敌情、地形进行了反复侦察,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和制定了非常详细的作战方案。在印军连续向我发动进攻后,我军于10月20日凌晨发起自卫反击。我军采取夜行晓袭的战术,在夜色掩护下穿插、迂回到敌侧翼和背后,在攻击出发地隐蔽待机。攻击印军右翼的任务基本上由154团单独执行。攻击印军左翼卡龙、枪等的155团,在157团、11师第32团一个营及山南军分区等部的配合下于清晨7时30分,向印军两据点发起了攻击。实事求是地说,印军还是很能打的。他们是印军的精锐,又受了欺骗宣传,认为我军侵略了印度领土,加上对我军特别英勇的战斗作风和俘虏政策不了解,就一味的抵抗,死守地堡,很多战斗他们被打死的比当俘虏的还多。如卡龙据点有印军143人,其中被我军击毙的有92人,当俘虏的只有51人,其中不少是因伤被俘。我军在攻克卡龙的战斗中伤亡也较大,牺牲21人,伤29人。

魏:两强相遇勇者胜,应该说我军的顽强压倒了印军。

阴:这话一点不错。印军的工事主要是地堡,如卡龙据点印军143人,就筑了64个地堡。我军是一个一个地堡逐点攻击,那真是短兵相接啊!著名的“阳廷安班”就是在这次战斗中涌现的。这个班共8人,班长牺牲了,第二班长接着指挥;第二班长牺牲了,副班长马上顶上去;副班长牺牲了,老战士立即顶上去,最后牺牲了7人,只剩一个新兵,这个新兵又主动加入另一个班继续战斗,真是前赴后继。这个班在另一个班的配合下,攻克了27个地堡,歼敌55人,战后被国防部授予荣誉称号。印军哪里见过这么厉害的部队?我们在气势上确实压倒了他们。原定3天的攻坚任务,我军只一天就完成了。印军第7旅当时大部被歼,余部溃散于丛林,不久被我清剿,最后全旅被歼灭。以后的战斗,印军士气被完全瓦解了,我军真是摧枯拉朽!

魏: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第7旅被消灭后,位于第7旅后方的印军第4师战术司令部和炮兵第4旅等部纷纷南逃,此时中央军委下令我军不受“麦克马洪线”的限制,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南追击。

阴:军委关于越过“麦线”的命令是10月20日21时下达的,军区前指给我们的命令是21日16时55分,这个命令是让我们夺取龙布、丘散谋、吉米塘等地,为下一步夺取达旺创造条件。我们接令后,迅速指挥部队乘胜追击。在追击途中,我们俘虏了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达尔维被俘后说:“你们在24小时内消灭了一个旅,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22日23时总参下达了“相机攻占达旺”的命令,我们接到军区前指的命令是23日10时。达旺地区的印军看到我们逼近了,就逃往西山口方向,我们只抓住了他们的后尾部队。山南军分区指挥所和419指挥机关随即进驻了达旺。

魏:克节朗战役的战果如何?

阴:克节朗战役,包括向达旺方向的追击作战,共歼灭印军1897人,其中毙敌832人,俘1065人,缴获火炮75门,轻重机枪122挺,枪1104支,直升飞机2架。我军伤亡388人,其中伤256人,亡132人。

魏:克节朗战役之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同时,总参和西藏军区前指下令我军停止追击,在达旺河以北休整待命。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的和平愿望。但印度政府不但不理,反而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组织战时内阁,发行战争公债,进行战争动员。

阴:尼赫鲁自己撕下了“不结盟运动领袖”的假面具,公开向美、英等国乞求军事援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立即满足印度的军事需求,加紧向印度空运军事装备,鼓励印度与中国继续进行军事对抗。尼赫鲁在西方的支持下,决心与中国再进行一次较量。顺便说一句,我们在战斗中缴获了不少美国援助印军的武器,有的还没有开箱。

魏:印度新任国防部长恰范声称:决心同中国战斗到底,直到最后获得胜利。印军向边境调兵遣将的同时,还不断炮击达旺河北岸的我军阵地。

阴:印军还要打,我们想罢手是不可能的,只好奉陪。印军加紧向边境地区增派部队,到11月中旬,印军在东线的兵力达到3万人,其中1.5万人部署在达旺河南岸至印度境内的提斯浦尔之间。为了打破尼赫鲁通过军事冒险达成领土要求的幻想,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给印军更为沉重的打击,迫使印度放弃军事冒险,回到谈判桌上来。11月12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再歼灭印军3至4个旅的任务,其中达旺方向2至3个旅,瓦弄方向1个旅。

魏:瓦弄方向自卫反击作战是54军军长丁盛负责的。

阴:54军第130师于10月21日从四川出发,原拟参加达旺方向作战,后因印军向瓦弄方向增兵,军委决定将该师投入瓦弄作战,并与昌都军分区联合组建丁盛指挥所,简称“丁指”,指挥瓦弄方向作战。

魏:第二阶段反击作战,达旺至西山口、邦迪拉方向是主要方向,在这个方向419部队仍然是主角。请谈一下印军的兵力部署情况。

阴:前面说过达旺河南岸至提斯浦尔印军部署了1.5万人的兵力,其中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地区约1.2万人。印军是沿公路两侧纵深梯次配备,基本上是一个长蛇阵。刘伯承元帅形象地指出印军的部署特点为“铜头、锡尾、背紧、腹松”。印军第62旅等部约3300人部署在西山口、申隔宗地区;第65旅战术司令部率两个营约1500人部署在略马东、德让宗地区;第48旅战术司令部率3个营约2200人部署在邦迪拉、拉洪、登班地区;第4师战术司令部和炮兵第4旅部约1000人部署在雨旺附近;第67旅在伏特山和米萨马里地区。

魏:我军在这个方向投入了多少兵力?

阴:中央军委为了加强东线主要方向的作战兵力,将步兵第55师从西宁调来了。这样我们就有了3个师的兵力,即:419部队、11师两个团、55师,另有山南军分区4个连、炮兵、工兵等部共1.8万人。我军与印军在这个方向的兵力对比为1.5:1。我们采取刘帅提出的“打头、切尾、斩腰、剖腹”的战术,实施大纵深迂回包围,多路穿插分割,将敌人的长蛇阵切为数段,各个歼灭。

魏:3个不同建制的师,另外还配属了不少炮兵、工兵,请谈一下我军的指挥关系。

阴:这个方向统一由西藏军区前指指挥,张国华司令员率军区前指于11月1日由麻麻移驻达旺以北5公里处的邦岗共。那个地方原为印军的一个指挥所,印军留下了一个沙盘,张司令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就用那个沙盘研究作战方案,下达各部实施迂回、穿插、分割的任务。我军第一步有两个任务,一是“切尾”,由11师两个团从印军右翼实施大纵深迂回,绕到印军主力后面,切断德让宗与邦迪拉之间的公路,堵截敌南逃退路,同时阻击从邦迪拉北援之敌;二是“打头、击背、剖腹”,由419部队、55师、山南军分区和炮兵、工兵等部歼灭西山口、申隔宗、略马东地区之印军,尔后与11师部队南北夹击德让宗之敌。张国华司令员本来要419机关统一指挥西山口到德让宗地区的作战。鉴于55师是一个跨大区的建制师,我感觉全由我们指挥不好,我就向张司令提出419与55师联合指挥,建立“联指”,张司令采纳了这个方案。联指随155团行动,在行进中还出现过一个有趣的事情。发起总攻不久,我们一部随155团向申隔宗穿插,结果走错了路,又遇悬崖绝壁,行动就慢了。那个地方很奇怪,电台信号弱,电报既发不出去,也收不着。联指另一部也遇到类似情况。从18日下午两点半到19日中午12点,联指与上级和下级都失去了联系。我们的部队素质很好,一看与我们联系不上,马上就越级与军区前指直接联系。在这20多个小时,张司令就直接指挥到团。直到联指电台信号恢复了,才恢复了对419部队和55师等部队的作战指挥。

魏:西山口至邦迪拉方向战役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我军的迂回、穿插、分割战术。战后张国华向中央汇报作战情况时指出,印军最怕侧后迂回,毛主席说:“这不仅是印度,从古以来,哪一支军队都最怕这一手。”请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阴:迂回、穿插、分割战术的灵活运用是克节朗战役的一个特点,各级几乎都成功地运用了。第二次战役,也就是西山口至邦迪拉战役,这个特点更为明显。从整个战役看,有大纵深迂回,如11师的“切尾”行动,急行军用了7天5夜的时间,从印军右翼绕一个大弯子,深入敌后150公里,将邦迪拉至德让宗之间的公路切断了,把拉洪以北之印军兜进了我军的大包围圈中。从每一个战斗看,都有距离远近不同的小迂回、小穿插、小分割。根据张国华司令员和军区前指的作战部署,战役总攻时间为11月18日8时30分,在此之前,各部队根据各自的作战任务隐蔽穿插至预定位置。既不能过早到达预定位置,以免暴露战役意图,也不能过晚到达,否则就达不成多路向心合围的目的,让敌人从缺口中逃掉。如山南军分区郭指的部队是从12日出发的,157团是14日出发的,154团和155团是15日出发的,55师部队是14日出发的。这些部队在迂回穿插途中有的就与印军小部队打响了,但印军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察觉我军的整体作战意图。直到11师18日拂晓切断他们的后路之后,才意识到我军竟然有这么大的胃口,给他们布了一个南北纵深达150公里的口袋。

魏:印军在第二次战役中不如第一次战役那么顽强,当他们意识到已陷于包围之时,害怕重蹈第7旅被全歼之覆辙,纷纷夺路溃逃。我看过印军第62旅参谋长在1979年出版的回忆录,据他说,18日晨,当我军总攻刚一发起,印军第4师师长就脱离了指挥,逃跑了,接着防守西山口的印军第62旅旅长也脱离指挥逃跑了。印军实际上是在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下竞相逃命。

阴:在第二次战役中,印军除依托工事的防御部队比较顽强之外,一脱离工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战斗力了。我军在战斗中不管兵力比印军多还是少,均能做到攻必克、守必固,那种气势完全是秋风扫落叶!印军是沿公路两侧呈线式部署的,后路被断后,陷于前有追兵,后有堵截,两翼受到攻击的绝境,纷纷向公路两侧的高山密林中溃逃,这样建制就乱了,难以组织起像样的防御和反击,整个战线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联指所属部队仅用了两天时间就攻占了西山口、申隔宗、略马东、米龙岗等地,11师攻占了德让宗和邦迪拉等地,印军主力不是被歼灭,就是溃散于山林中,另有两股分别向打陇方向和邦迪拉以南逃窜。军区前指即令419部队第154团向打陇追击,11师第33团向邦迪拉以南追击。随后,154团追到打陇,占领了吉莫山口;33团追到查库,占领了鹰窠山口、比里山口,接近了传统习惯线,从那里可以看到印度平原了。21日,中国政府发布声明,宣布“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部队接到了停止追击的命令,转入分片清剿。在清剿中154团击毙了印军第62旅旅长辛格准将。

魏:现在很多人大惑不解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军本应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为什么要主动停火?主动停火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后撤?这一仗把“麦线”以南的大片国土刚刚收回,干吗还要放弃?这些疑问在当时有没有?

阴:其实,这些疑问在当时也是存在的,有的还很强烈,他们说:“麦线”是非法的,“麦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我们的,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反击侵略者,既合理又合法,为什么要撤啊!况且胜利来之不易,部队吃过不少苦,流过不少血。从喜马拉雅山的山脊向南麓一路追下去,上面是高寒地带,都穿棉衣,我们指挥部还烤火取暖。高山缺氧,越往下气温越高,在公路上追击敌人时,有的扔掉棉袄,只穿单衣。氧气充足了,呼吸也顺畅了,打了大胜仗,收复了被侵占的国土,心情欢快得不得了。部队后撤时,正好相反,步步往高处走,上山的路是不好走的,越走越冷,氧气又慢慢稀薄了,呼吸又困难了,心情就更沉重了,思想上的弯子也是有的。

魏:我们的干部,尤其是政治工作干部是如何给战士做思想工作的?是怎么帮战士们转过这个思想弯子的?

阴:那个时候毛主席、党中央的威望非常高,只要给战士说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大家都会认为是英明正确的,都会坚决执行。通过学习,大家逐步理解了边界问题不能靠武力解决,要通过和平谈判。我们的自卫反击战是被迫进行的,打是为了和。况且我们保留着自卫反击和保卫国土的权利,不怕问题不能解决。

魏: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利用毛主席、党中央的崇高威望来做思想工作确实是十分有效的,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我很想知道您本人作为419部队的政委,是如何理解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停火后撤”的决定的?

阴:“停火后撤”是同我们自卫反击作战的目的联在一起的。前面谈到了,打是为了和,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和外交斗争。自卫反击战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但何时打、打多久、打到什么程度、是前进还是后撤,完全是毛主席、党中央视情况掌握的。决定“停火后撤”,我自然想到是火候到了,是情况的变化和任务的转换,不存在什么思想弯子。部队的思想工作,也是根据这些精神进行的。事实上,包括外电广播都证明,经过两次战役,狠狠打击了印度扩张主义者,扩大了我国的政治影响,得到了国际上的舆论支持,粉碎了帝国主义的造谣诬蔑,有力地配合了我国的政治、外交斗争,也为今后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创造了条件。这是我当时的理解,现在也基本上是这么想的。

魏:中央为什么要在收复失地后,作出“停火后撤”的决定?理由是什么?

阴: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政府反对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的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一切纷争,包括边界问题。中印边界冲突正是尼赫鲁关闭谈判大门引起的,我军自卫反击就是要告诉印度当局想通过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不撤军,不仅会给尼赫鲁以口实,还会使与我国存在边界问题的许多国家心存疑虑。第二,我们的主要战略方向不在西南,而在东南。我们不想在这个方向与印度陷于一场持久消耗的战争中,而分散和削弱主要战略方向的力量。况且印度曾经是个殖民地国家,他与帝国主义存在本质区别,他对中国的根本战略利益从来就不够成主要威胁。第三,我们不想给美、苏等国际反华势力以可乘之机,正是美、苏的支持和怂恿,尼赫鲁才会在反华的路上越走越远。印军在第二次战役中溃败后,尼赫鲁抛弃了不结盟运动领袖的假面具,甚至公然写信给美国总统肯尼迪,要求美国出兵打中国。中印两国继续处于战争状态,势必给美、苏以坐收渔利的机会。

魏: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是我军在1962年的重大军事行动,除此之外,我军在东南方向有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台湾的蒋介石看到大陆经济困难、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升级、苏联策动新疆伊犁塔城暴乱等,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于是成立了一个“反攻行动委员会”,制订了“国光作战计划”。毛主席紧急召见总参谋长罗瑞卿,指出:“要准备蒋介石集团40万人秋后登陆。不要为西面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我们的战略方向还是东面,这是我们的要害。”为此,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第一批7个值班师、2个铁道兵师等部12万人于6月初奉命入闽;同时令12个步兵师作好准备,随时入闽;令空军15个师、30个团作好参战准备。当时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这是中共军队自韩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调动。

阴:现在有些“事后诸葛亮”,看到1962年蒋介石并未反攻大陆,就认为我军在东南方向的大规模战备行动是无意义的,这个观点我不赞成。

魏:可以这样理解,正是由于我军的大规模战备行动,才使蒋介石知难而退,打消了反攻大陆的幻想。有的网民认为:我军在收复“麦线”以南大片国土之后之所以撤军,是因为后勤补给困难。您认为后勤补给困难算不算一个原因?

阴:不能说没有这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还是上面说的那几条。尽管1962年我国经济很困难,由于西藏事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储存了一些粮食,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民踊跃支前,又有全国的支援,作战部队的供应还是好的,加上部队还有生产的传统嘛!

魏:还有人说,我们之所以主动停火后撤,是因为守不住。您认为这种说法对不对?

阴:不对!那是不了解情况。单从地形上讲,我们守在那里,是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更不用说其它因素了。

魏:您亲自到过“麦线”以南地区,请谈一下当地老百姓对我军的态度。

阴:我到过的地方主要是达旺和德让宗一带。印军侵占以前,那里一直处在西藏错那宗的管辖之下。六世达赖就出生在那个地方,有一座寺庙,我们几个领导专门去看过,拜访过该寺的一位负责人。达旺、德让宗一带的老百姓有藏族、门巴族等,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都与西藏其他地方一样。我还到寺院与喇嘛交谈过,也到当地群众之间做过工作。老百姓对我军非常热情,他们说:“一看长相,我们就是一国的。”我们给老百姓带了些盐巴和茶叶,他们吃了后高兴得不得了,说:“好久都没有尝到我们这些东西了,印度的盐巴和茶叶我们吃不惯。”

魏:做群众工作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到“麦线”以南后,我军还跟内地一样吗?

阴:完全一样。我们的干部战士帮老百姓挑水、打扫卫生,医疗队免费看病,文艺团体演节目,宣传队放电影。当时,达旺地区的庄稼成熟了,我们帮老百姓收割。那个地方有很多竹子、藤条,有手艺的战士就帮老百姓编筐子、篓子。老百姓哪里见过这样的军队?很快就对我军产生了深厚感情。我们的群众工作队更是经常和群众在一起,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群众主动为我们提供情报,带路去清剿溃散在丛林中的印军,也主动参与支前工作。我军撤离的时候,老百姓真是依依不舍,不少人掉眼泪,自动组织敬酒、献哈达。

魏:“麦线”以北的西藏人民刚刚挣脱农奴主的枷锁,他们对“金珠玛米”(砸烂锁链的人)更是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请谈一下他们的支前工作。

阴:关于西藏人民的支前工作那真是一篇大文章,这是三言两语说不清的。中共西藏工委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广大翻身农奴为了保卫国家和民主改革的胜利成果踊跃支前。他们抬担架、送物资、修公路,许多地方出现了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兄弟姐妹争着上前线的动人场面。一位翻身农奴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都送去支前。据不完全统计,西藏全区出动民工3万多人。可以说,我军之所以战无不胜,靠的不是武器先进,而是与人民大众血肉相连,这是我军与其他军队的本质区别。

魏:请谈一下第二次战役的战果?

阴:西山口至邦迪拉战役,我军歼灭了印军第62旅、炮兵第4旅,基本上歼灭了第48旅、第65旅、第67旅等部,毙旅长以下2886人,俘2177人,缴获枪3840支、炮187门、汽车416台、坦克9辆等大批物资。我军牺牲225人,伤477人。其中419部队歼敌2173人,包括击毙旅长以下896人,俘1277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自卫反击战中,我军无一人被俘。

魏:战后,我军不仅释放了全部战俘,还将缴获的武器装备全部归还给了印军,这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恐怕也是没有先例的。

阴:后来有人评论说这一仗打得“漂亮之极,潇洒之极”。

魏:419部队完成释放战俘和归还武器之后,是不是就取消代号了?419部队首长来自不同单位,他们回没有回原单位?

阴:419部队所属各团于1962年12月底从战区撤离,返回了原驻地。自卫反击战虽然结束了,但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印军又很快重新占领了我们撤出的地区。印度当局一直以各种借口拒绝与我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西藏军区决定保留419部队建制,随时准备应付印军新的入侵和挑衅。1963年我调任西藏军区政治部主任,徐浩接任419部队政委,柴洪泉等仍留在419部队工作,未回原单位。1965年419部队成建制改为一个陆军师,这个师一直是我军在西南方向的一个主力师。

魏:中印两国人民有着几千年的传统友谊,1962年的那场战争只是两国关系史上非常短暂的惟一不愉快的记忆。那场战争之后,中印边境虽然仍有零星的冲突,但整体来讲还算是比较安定的。毛主席在战前说:“这一仗至少要保持边境20年的和平。”如今,40多年了,边境上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改革开放后,两国关系逐渐得到了改善。尤其值得庆幸的是,为了解决边界问题两国进行了多轮外交谈判,如果当年尼赫鲁不拒绝中国和平谈判的建议就不会有那场战争。血的教训告诉人们:想通过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是行不通的!这也是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又一重大历史意义。

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1）     了解国防组织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了解军衔结构；

（3）     学习关键军事装备知识；

（4）     学习军事历史；

（5）     读军人正在阅读的书籍；

其中第4条最有意思，作者认为：“要知道军事人员往往比政治学家对历史更感兴趣。虽然大多数政治学家都不愿意学习历史，但是比起充满变量和假设的理论政治学模型，那些穿制服的人，大部分都更加喜欢历史叙述。事实上，许多穿制服的人对军事史有天生的嗜好，因为这可以找到他们的身份，并找回与过去的连接。

       从某种程度上说，军事历史是军事研究的基础，故首先要考量军事历史研究。

军事历史研究的问题

三、军事案例研究

四、以海湾战争为例

Battle of Khafji

Battle of 73 Easting

Highway of Death

Package Q Strike

Operation Daguet

Battle of Phase Line Bullet

Battle of Wadi Al-Batin

Operation Granby

Liberation of Kuwait campaign

Battle of Al Busayyah

Battle of Rumaila

Operation FRICTION

Battle of Medina Ridge

Battle of Norfolk

Operation Instant Thunder

Battle of Ad-Dawrah

Battle of Qurah and Umm al Maradim

Battle of Bubiyan

Battle for Jalibah Airfield

1、  美军和伊军装甲部队的编制？

2、  美军设定作战阶段线的依据是什么？

3、  共和国卫队阵地部署的问题何在？

4、  在沙漠中行军遇到的问题有哪些？

5、  美军第2装甲骑兵团的作战样式是什么？

6、  美军装甲部队的行军队形是什么？

7、  伊军反击、地雷对美军装甲部队的威胁？

8、  伊军炮兵阵地设置的问题何在？

9、  美军陆航是如何实施空地一体战的？

10、美军三个炮兵旅的配属是如何进行的？

1、古埃及

尼罗河流域面积高达287万平方千米，干流长6670千米，入海口处年平均净流量810亿立方米（折合2567立方米每秒）为东方四大文明古国中次大值，泥沙总量1.34亿吨。

上古时期古埃及文明主要发源于埃及中上游、地处南北非洲的联系之处、并且也是东非人类始祖DNA向全球扩散的唯一路径，越往后期古埃及文明重心越靠近地中海尼罗河三角洲（面积2.4万平方千米）。

埃及境内尼罗河年径流量介于420亿（1913年）～1510亿（1978年）之间，实测最大洪水为1879年9月的13500立方米每秒（只与黄河支流相当），最小流量为1922年5月的275立方米每秒，与中国黄河相比平均流量大、水量稳定、洪水偏小，农业灌溉防洪天然开发难度远较黄河低，尤其在农业文明诞生初期最依靠天然条件优越。

尼罗河上游部分地区在3月份就开始出现降水高峰，7月份开始尼罗河自动灌溉，由于流域面积广大，上游部分地区雨季可延长至10月份，河水退去的11月份播种，11月份～2月份三角洲集中全年降水100mm左右，在文明诞生初期实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大省去了灌溉防洪的强度。

目前国际国内主流唯一争论的问题是，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谁先谁后的问题。

2、美索不达米亚
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及阿拉伯河3河流域总面积105万m2与黄河流域相当，干流长2943千米，入海水量473亿m3（折合1500立方米每秒）为东方四大文明古国中最低值。

两河流域优势在于东西两大河相汇，相比尼罗河的泛滥，流量最为稳定，唯独水量最小、沿途蒸发剧烈。在伊拉克境内，底格里斯河366亿立方米，幼发拉底河324亿立方米，合计690亿立方米的水量，至入海口急剧下滑至450～500亿立方米的水平。

两河上游山区海拔落差大，上下游气候差距较大，易于农作物和牲畜多样性培育。两河之一流量最小，防洪难度低于尼罗河，降水主要集中在冬半年的11月～5月份。

传统史学界认为古埃及文明诞生要略早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现在似乎有反过来的趋势。

3000年前西北边的亚述人率先进入铁器时代，2000年前亚历山大东征定都在美索不达米亚，1000年前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中心毫无疑问在巴格达，表明其农业潜力和输出大于古埃及，似乎为比古埃及略晚的新兴文明。

3、印度河
流域面积103.4万平方千米与中国黄河流域相当，干流长2900千米，入海水量高达2070亿立方米（折合6559立方米每秒）。

全流域一半以上面积为平原区，夏季7～9月从喜马拉雅山冲出的暴雨洪水频率高、洪峰大，冬春季几乎无雨全靠冰川融水，50年一遇即可达34000立方米每秒，泥沙总量5～6亿吨，在远古文明诞生时期依靠青铜工具根本无法驾驭……而该流域开发农业又必须解决防洪灌溉问题。

印度河流域自古就是波斯人的势力范围，该区农业发展一直受春季缺水和夏季暴洪的恶劣自然条件限制。

4、黄河
大禹时期流域面积含海河流域为100万平方千米，干流长5464千米，入海水量660亿立方米（折合2100立方米每秒）。

泥沙含量稳居世界第一很多年、改道频率世界第一，洪峰奇高无比，1843年黄河36000立方米每秒，1963年海河诸河43200立方米每秒，枯水期断流，春雨贵如油……故而文明诞生初期只有到汾河、渭河、伊洛河支流开发农业，其余干流和海河支流爆发的夏季洪水可能突然在一个星期内使已经发展50～200年的史前居民点荡然无存。

与印度河流域相比较，在文明初期很不适宜稳定的农业积累，自然条件决定只能是最晚开发，并且一开发就需要很多成熟的技术。即使在中国进入铁器时代之后，也根本无法驾驭暴虐的黄河，流域内在十年九旱+一年洪水的打击下长期贫困，非得等到工业时代降临中华大地才彻底扭转。

最晚并不是坏事，对于现在是好事。过去不利的因素在历史长河中突然因科技进步而不复存在，最新的文明区一旦崛起往往代表最高生产力

今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苏联解体已20多年了，似乎感觉世界上关注十月革命的人越来越少了。但事实绝非如此，看一下西方主要新闻媒体，比如、BBC、美国之音，会发现它们格外关注十月革命。

它们有很多文章和广电节目在评论十月革命，其中一些致力于解构那段历史。给我的感觉就是，十月革命的幽灵仍然会让西方统治者心悸，像对待中世纪女巫一样，今天的西方文化精英一定要给十月革命的棺材盖钉死最后一颗钉子。对比起来，现在国内舆论界也有一些人不惜编造谣言来对十月革命进行历史虚无主义的歪曲，这两个现象间的呼应令人深思。

我不是研究俄国的，对十月革命所知甚少。既然让我来谈这个问题，我只能勉强讲一点，但一定要声明我的知识是有限的，我的观点也未必站得住，只是一些感悟而已。

因为我对十月革命没研究，所以只能放在比较里谈。这就涉及跟谁比的问题。一般拿十月革命跟法国大革命比较的多，也有跟法国巴黎公社进行比较，把美国革命和英国革命进行比较的可能比较少。因为我做一点美国研究，所以觉得把十月革命和美国革命放在一块，没准还能比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今年正巧也是美国立宪230周年。下面我大概就四个方面讲一下。

一、革命的第一天：谁是民主革命？

第一个方面是民主问题，究竟美国革命是一场民主革命，还是十月革命是一场民主革命？这就要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民主”的定义是什么，关于“民主”咱们不做学术的探讨，只选一个简单的技术标准，就是多数人的意志代表民主，那么“民主”就可以被替换为“代表多数”。记住，我这里用的民主定义是与“自由民主”中的“民主”不同的。“自由民主”其实是一种自由制度，而非民主制度。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场革命，各自代表着哪些人。

这两场革命都有着一波三折的推进过程。其实很多阶段是具有可比性的。

先看美国。

1. 美国革命一开始是一个“少数”的革命，是商业和地主阶层发动的，主要动机是要求殖民地的自主性，维护贸易和地产阶层的利益。

2. 为了这个目标，需要动员群众，以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为标志，很多人动员起来了，形成了革命的主体。但仍有将近一半人口不愿意独立，包括各种各样的“效忠派”，这些人在近一半的殖民地占人口多数。最终，通过迫害、驱逐和剥夺财产，要求留在英帝国内部的这一派被打压下去了，美国革命建立起一个勉强的“多数”（故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森称美国革命是一场“内战”）。

其实，即便是在革命的领导机关“大陆会议”内部，一开始要求从英国独立出去的也是少数，大陆会议给英国发了多次请愿书，一直在向英王申诉，只希望英帝国议会不要干预殖民地事务、北美能与英国本土取得平等的地位等。直到杰斐逊等起草《独立宣言》，明确地把脏水全部泼到了英王乔治三世的头上，北美才与英王彻底决裂。

所以，独立革命是被少数中的少数绑架的一场革命。当然它带有一些普遍性的诉求，但是从《独立宣言》到《邦联条例》，再到《宪法》，是不断地往少数方向发展。1787年的制宪会议，本质上就是一场极少数发动的政变，因为大陆会议只给他们一个授权，就是说邦联条例下的邦联政府、邦联国会效率太低了，税收不上来，打仗也打不赢，你们50多个人到费城开个会，商量一下怎么修改这个条例，并没有明确地授权给他们来制定新宪法，所以他们在屋子里捏了一个宪法出来，从法理上讲是一场政变，但是，他们成功了。

3. 宪法的批准过程，变成了一个“少数”压倒“多数”的过程，五十多个人制定出来的一个宪法文本，最后通过13个州将近2000多名各界精英的签署，成功地加之于北美近300万人口。所以为什么要有前十条修正案（《权利法案》）？说白了，是当时的反联邦派力量非常大。

4. 是“少数”镇压“多数”。在革命完成之后，美国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实现“革命的反革命”，我第一步革命完成了，我不想再继续往前走了，还有人想继续往前走怎么办？列宁在革命时面临的是怎么向前推动革命的问题，美国的国父们面临的却是怎么给革命刹车的挑战。《联邦党人文集》里面讲得很清楚，要通过制度化，用一个复杂的制度来隔绝多数的意志。新宪法生效之后，联邦政府镇压谢司起义等民众反抗，就是这么一个少数压倒多数的标志性事件。

当然，在独立革命之后，少数与多数的矛盾依然存在。有时多数上升，比如1820年代末年民主派总统杰克逊的崛起，以及南北战争之后拥有地产的中等农户这个多数群体的兴起。有时少数上升，比如19世纪末的垄断经济和寡头政治，所以这场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过一个多世纪才稳定下来，形成了和我们今天的印象比较接近的这个美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俄国革命，它的步骤和美国革命一比就很有意思。

1. 革命前俄皇的统治远比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统治要难以忍受得多。所以第一步十月革命就是一场“多数”的革命，就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或者说再往前1905年革命之后，俄国社会大多数人普遍认同革命是要往前走。

2. 第二步，在革命的方向和性质的争论中，在资产阶级革命要不要往前推向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个“多数派”。“布尔什维克”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多数派，它成功地发动了“十月革命”，并且得到了工农、士兵等群众的认可，否则无法解释为何几乎兵不血刃就推翻了临时政府。

3. 第三步是立宪会议问题。与美国革命一样，胜利的革命者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将革命果实固定下来，同时也需要使自己披上合法性的外衣（“革命”在语义上就是“非法”的，所以也需要合法化）。布尔什维克召开立宪会议，就是想进行合法化。但是最后发现立宪会议的代表还都是前临时政府指定的那些代表，这些人如果投票，布尔什维克不可能赢，所以就产生了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已经拥有多数，但是在立宪会议里面却是少数的尴尬局面。所以，就要把立宪会议给废掉，“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以实质上的多数压倒形式上的多数。

4. 革命成功后，革命者却又变成了“少数”（后面会讲到，这一步是美国与俄国革命走向两种命运的关键点）。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内战和协约国的军事干预把俄国工人阶级的精英、老“近卫军”摧毁掉了，在内战结束之后，俄国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革命的主力没有了，然后不得已要去把农民不断地拉到革命里边来。

内战之后农民其实对苏维埃政权还是表示认同的，虽然有一些意见。但是这个时候因为真正的产业工人阶级数量太少了，所以革命不得不靠“先锋队”式的理念，来让一小部分人掌控革命的方向盘。为了保障这个先锋队的领导权，布尔什维克党禁止了反对党，包括社会革命党的左派都被禁掉了，同时也禁止党内派别，就形成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样是为了保障少数来维持革命往前走，但是导致的一个比较恶劣的结果是当这个做法变成一条法律、一个原则的时候，官僚阶层压倒了真正的革命派。

所以到后来列宁、托洛斯基实际变成了真正的少数派，而且他们没有能力利用过去的革命力量来反击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当时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当年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的遗嘱给托洛斯基，说你拿着遗嘱去和斯大林斗争，一些传记作者认为托洛斯基人格很高尚，他没有把这个“尚方宝剑”拿出来。但是实际我们想想，放到当时历史背景里，拿出来可能也没有用的，因为当时党内的即得利益集团已经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

苏联最后的悲剧就是，从一场代表多数人民的大革命中走出来的革命者却变成了少数，最后革命的少数派被特权利益集团的少数派所压倒，直到最后苏联解体，那么多苏共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不能不说是失了多数人的民心所致。

如果我们不讨论“革命之后”或“革命后的第二天”问题的话，仅讨论革命本身，那么十月革命无疑是一颗民主的流星，它和美国革命比起来，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由多数的意志推着往前走的一场成功了的革命，是埋在今天的伪民主理论、伪民主概念垃圾堆里的一颗值得不断挖掘的钻石。它的历史意义永远值得探讨，当然它本身的问题我们也要去反思。

二、革命第二天：制度创设

革命之后第一件事是干什么？要创建一个制度，在这一点上，美国和苏联革命其实也很有的比。

1. 国体的创设

美国创立了一个联邦制，苏联也创立了一个联邦制。美国联邦制是在联邦权和州权的博弈、在联邦权扩张和地方权自保的张力中产生的，是自下而上的过程。博弈双方的妥协方案是用利益和效率来决定，也就是宪法中的“州际贸易条款”原则。联邦权只有证明自己有利于贸易，才能够压倒州权。但是问题最终的解决，靠的还是暴力——南北战争彻底打垮了州权理论（特别是南方长期坚持的nullification理论，即没有州权的同意，联邦权无效）。

相反，苏联的联邦制是苏维埃自上而下形成的，虽然内部也有争论，但最后至少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共识，它不是下层通过抗议和博弈，而是基于一套民族自治理论主动搞的联邦制。

美苏的联邦制都保留有“加入”的空间，比如美国的第一个宪法叫做《邦联条例》，它是给加拿大留有席位的。后来的《宪法》也给其他地方的不断加入留下了空间。直到菲律宾才停止，因为菲律宾这个争议太大了，美国最终放弃了它。

关于“退出”问题，美国的宪法是没有明确规定的。最后是以林肯违反宪法，但是符合当时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场内战，把这些问题以超宪法的手段给解决掉了。

苏联在理论上也是可以加入，但实际上后来加入国家并不多，没有美国那么大规模的加入，但是苏联它允许退出。所以这两个国家相比，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某种程度上都是靠一种理念来建国，但是这种理念它往往要靠一些东西来支撑，苏联可能更多靠的是激情和安全需求，美国更多靠的是利益。对于这两种情况，一旦理念褪色，比如当苏联的革命逻辑出了问题，美国的联邦无法保障大家的利益时，民族认同问题就会冒出来。所以你看美国今天的认同问题已经开始浮出水面。亨廷顿早在1996年、2004年就讲得很明白，美国会变成两个美国，甚至有人认为会变成三个美国，说白了就是当利益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这个联邦是会出问题。苏联面临的是当革命激情和安全困境出问题的时候，联邦也持续不下去，所以导致最后的解体。

亨廷顿1991年时讲的一句话很有意思，大意是说“如果中国和德国失败了，还是中国和德国；如果我们美国和苏联失败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是。”这句话在苏联身上应验了，苏联解体，变成什么都不是了。美国会不会走这一步呢？我觉得亨廷顿的一语成谶不一定到苏联就截止了，可能美国将来也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从这个角度比较一下咱们中国，在人口的角度上，中国的自信和定力要远远大于美国和苏联的。经过几千年的相濡以沫，经历了历史的沧桑，整个中华民族是可以走出来的，而美国和苏联在民族建构上是未完成的。

但是为什么美国比苏联命好呢？第一个因素就是人口底色，美国的人口底色比较个人化，没有像哥萨克、乌克兰、波罗的海和中亚共和国这种历史传统文明加入。像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讲的，美国是“抽象化的人”，美国大多数都是为利益而来的、没有历史包袱的移民。第二个因素是美国在60年代之前，从建国到20世纪60年代一直在搞持续性的民族归化，强行同化不同民族的移民。到60年代开始搞多元主义，等于他这个未完成的任务才开始往回撤，所以美国其实是自己把自己害了。如果沿着60年代之前的路线继续往前走，美国的民族建构的过程是可以继续上升的。新中国的民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了当年苏联的影响，吃了一些亏。原因就是忽略了我们这样一个历史中长期形成的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与美苏这样的联邦国家有本质的区别。

2. 政体的创设

美国建立了一个“国王般的总统”，当然这个词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定义不一样，大多数时候是指二战后总统权的扩大。但其实从华盛顿开始，总统就像是一个国王。咱们国内的一些历史教育宣传说华盛顿不当国王，他有多么伟大。其实他真的是当不了，没有那个实力和威信；同时在当时的新宪法体系里面，实际上已经最大可能地实现了他做国王的欲望。托克维尔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既然美国人不搞国王，为何处处模仿国王的气派呢？扯远了。回到美国的政体，美国在行政权上建立的是一种人格化领导的体制。但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是一种苏维埃，后来苏维埃固化之后变成委员会，它建立的是一种由民主集中向集体领导演变的行政权制度。

由这一点来看，美国体制最大的特点是不同权力部门之间的“制衡”，苏联搞的是在一个委员会内部的平衡，而不是制衡。

这两种制度的优劣其实我现在没有想清楚，我还不知道，没法回答，但是目前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走向了低效腐化的“否决体制”，不同权力部门之间互相掣肘，最后卡住了，谁都走不动了。苏联这种体制走向的结果，要么就可能是没有效率，要么就可能导致个人专制，因为大家都不负责任，总需要一个人负责任，而负责任的人必然享有崇拜，享有专断的权力。似乎这两种可能咱们中国人也都经历过，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要不断地改革，但决不意味着搞美国式的制衡就能解决问题，因为美国的前车之鉴正活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美苏的政体弊端，都算是“殷鉴不远”吧。

但有一个角度值得中国人乐观。苏联、美国这两个国家都缺乏中国长期官僚政治的传统，缺乏具有天下担当的士大夫阶层作为支持性力量，所以美国的制度就变成了资本精英的一个猎场，大家在这打猎、赚钱，苏联的制度就变成了一个技术官僚和工程师的特权机器。新中国的制度土壤，应该说无论从历史传统还是革命进程来，都是优于美国和苏联的。我很自信这种优势会逐渐地显露出来。

3. 政党制度的产生

这个我不展开了，就说一句话，美国是先建国后建党，俄国是先建党后建国（这一点与中国近似），所以两种政党制度、以及党的宪法地位，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华盛顿反对党派，他在告别演说中对当时出现的政党萌芽大加批评。所以美国的发展是从无党或者说一党往多党的方向发展。

而苏联恰恰相反，列宁一直主张民主，主张党内民主，主张多党，最后不得已得一步一步走到了一党。

这个历史的逻辑我没想通，但是我觉得，可能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革命后的外部压力是在变紧还是变松。很显然，美国是在变松，俄国是在变紧。理解这两场革命，决不能脱离开这个因素。

三、革命如何“完成”？

每个革命之后都面临一个如何完成的问题。

美国采取的方式是通过立宪，通过“革命的反革命”，通过以《宪法》来反对《独立宣言》，给革命刹了车，把问题解决了。

俄国革命呢，这个过程我不是专家，大体的印象应该是通过官僚化的方式完成了“革命的反革命”。

究竟哪个方式更好？我也回答不了，不过有两个人的回答值得参考。一个是美国革命之父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他在制宪之后很不满，认为宪法有负于人民的革命追求，所以提出美国“每二十年需要一场革命”，每一代美国人都有权重新选择自己的宪法（当然他当了总统之后就不再这么说了）。另一个是俄国革命之父之一的托洛茨基，他也提出了“不断革命论”（如果他做了苏联的领袖，他还会这么看吗？没人知道）。显然，作为这两场革命的重要灵魂人物，杰斐逊和托洛茨基对革命的结果都是不满意的。（列宁如果活的更长些，会不会对十月革命后来的结果满意呢？或者他会不会改变俄国革命的轨迹？这些问题会帮助我们思考，但永远不会有结论。）

与这两场革命相比，我要向中国革命致个敬。美俄革命都是在革命高潮之后迅速地走向了制度化。制度化当然有其好处，可以迅速转入稳定和发展（如苏联），可以保障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如美国），毕竟革命是头难以控制的野兽。但是革命完成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制度的固化和衰变。我个人在制度问题上持比较悲观主义的立场，我是严厉反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制度决定论”的，因为所有制度都不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它都是在发展变化之中，并且任何制度都会逐渐积累矛盾，积累“熵”。制度发展的辩证法就是任何制度最终都会变成自己的敌人，任何好制度都注定要变成坏制度。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治乱循环，很大程度上就是制度衰朽的问题。

这一点，苏联的制度已经证明，美国的制度正在证明。

那么是不是人类就没有出路了呢？非也！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就在于不纠结于什么是好制度，而是在不断积累制度经验的基础上，不断革新。古人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革新的必要性方面，我是认同杰斐逊和托洛茨基的（当然我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不断革命论哦）。他们没有做到一些应该做的工作，有人做了尝试——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建立以来，犯了一些错误，包括各种政治运动中的错误。这些错误我们要长期反思，不能再犯。但是也要认识到“运动”这种现象所包含的积极意义。任何制度都只能调节现有权力和利益关系，任何法都只能解决已经存在的矛盾。制度化的社会面临着新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以及新生矛盾的不断挑战，能量总需要以某种方式释放出来。一个硬性的制度，一个完全“法治”的制度，最后往往要走向崩溃、革命或战争才能解决。

而新中国的运动和后来的改革有一个共性，即都是通过低烈度的“革命”来不断“缓释”新的矛盾所带来的压力，解决了制度固化和衰朽的问题。我有次在纽约开会，一位美国人质问我说，你们几十年了为何只搞经改不搞政改？其实这种观点对于西方人来讲已经是老生常谈，逢会必讲的。我回答说，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1978年以来的制度变化大过你们二百多年。他无言以对，因为事实如此。中国的制度一直是在改革中微调，而不是拘泥于某种形式化的模型。这种活的制度，也许可以作为对杰斐逊和托洛茨基的一个回答吧。

当然，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制度是由人来运行的。所以人的能力和经验——也即“治国术”，也是个重要因素。美国建国的重大特点是革命领导者是奴隶主、农场主，他们都是受过精英的教育，是懂治国术的。虽然和英国贵族比起来，他们只是弗吉尼亚等殖民地农场的“老土”，但是他们和欧洲的贵族阶层之间是有血缘和知识联系的，所以你看富兰克林跑到法国，可以变成巴黎的交际花。

但是托洛斯基跑到布列斯特谈判的时候，我过去看到的历史资料说，他和德国的谈判对手在一起，感觉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羞辱，就是泥腿子站到贵族面前，和人家来进行治国术的PK，是种非常悲惨的境况。俄国的革命者从来没有能够在教育和实践中得到制度实践和治国术的训练，最后当工人阶级的骨干在内战中大规模消耗掉之后，俄国面临的是农民治国这样一个问题。而建国后的美国却经历了一个“弗吉尼亚王朝”，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门罗，几任总统都是贵族教育出身的精英。所以这两个国家的不同走向，这可能是一个因素。

我的结论就是美国和苏联，都是一种未成熟的制度，但是苏联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最终失败了。美国的制度到今天正在经历考验，可能最严峻的考验还没有来，表现如何还有待观察。

四、革命与外部世界

最后一定要谈谈革命与外部关系的问题。这是我的核心关切。

第一就是外部干预对革命的影响。美国革命外部有没有干预？有，来自欧洲旧大陆的干预一直是美国人的心病。一直到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美国联邦政府还在担心英国海军干预。林肯写《葛底斯堡演讲》本义并非要谴责奴隶制，而是利用废奴的正义性来避免英国的武装干预，因为英、法、西等国都在19世纪初废除了奴隶制，只有美国例外。但是美国面临的外部干预最大一个特点是，干预者是分裂的，欧洲列强之间互相掣肘。

俄国人渴望德国革命来帮助自己，却没等到；美国人虽然也没等到法国革命帮助自己，法国革命来得晚了，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法国不管革命不革命，它都会牵制英国，所以除了1812年英美战争，美国被打了一下之后，就再也没有受到外国的现实干预。可以说欧洲列强之间的相互制约保护了美国革命。

俄国革命恰恰相反，外部干预力量高度统一，而且和国内的反对者相呼应，形成了空前残酷的内战。

第二个方面就是革命的胜利者是否选择去推广革命，这点美国和俄国的比较也很有趣。美国和法国革命的姊妹关系是怎么样结束的？说白了就是说因为美国怕革命的扩张会反过来威胁到美国国内的这种“革命的反革命”，所以美国拒绝了对法国革命的支持。为此，托马斯·潘恩后来在给华盛顿写的信里，把华盛顿骂得狗血淋头。

俄国相反，布尔什维克在渴望德国革命，但是德国人自己错过了革命时机。最后俄国的革命者只能独立推进革命。

俄国和美国革命形成一正一反两个案例，最后两者陷入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孤立。美国革命之初，是想有限孤立，我离开列强，隔着大西洋，我做生意，你们不要来，所以后来搞门罗主义，搞门户开放。等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强国后，才高调重返世界政治舞台。而俄国革命不同，据我有限的理解，列宁只是设想过革命成功或者失败这两种前景，就是说不成功便成仁，最后没有想到也陷入了一种革命孤立，就是往前推，也推不动，但也没有失败，而是生存下来了。这样一种状态，对布尔什维克而言应该是个新挑战。我觉得革命是在停滞中慢慢地窒息了。

美国革命后是主动追求孤立，求仁得仁，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获得了独立发展的机会。俄国革命是最怕孤立，却还是陷入了孤立。命耶？非也。地缘政治条件是二者命运不同的一个关键原因。

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这两场革命比较起来，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要突破西方政治学的那种政体决定论和孤立系统观，认为国家制度就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决定一个文明的历史脉络。其实，从美国和苏联来看，外部环境恰恰是决定这两场革命结局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政治制度也许只是文明进程中众多脉络中的一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