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随着中国海军完成对香港的访问并踏上返航之旅，再度接近台湾岛的辽宁舰及其附属舰队又一次成了台军和台湾媒体的关注点。台军在“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之余，也自以为得计地派出了一队F-16做“反航母战力展示”，不由让人开始关心台军的反航母作战能力；与此同时，英国、意大利和埃及的“平甲板船”本周都以不同的形式亮相，也从某个角度为我们展示了新一代大型两栖攻击舰与航母之间相互重合又不可替代的复杂联系。

亚音速空舰导弹时代的逝去

本周二，中国海军以航母辽宁舰为核心的舰艇编队结束了在香港的访问和对外开放，启程返回位于青岛的母港。此次辽宁舰仍然选择了距离较短的穿越台湾海峡的机动路线，并在穿越海峡后迅速组织起了复杂海空情背景下的编队指挥所训练，进行战斗部署等级转进、建立侦察预警体系、舰载机升空拦截等科目。

在台湾海峡穿越过程中进行训练的歼-15

对于辽宁舰所属的舰载机联队而言，由于舰上的舰载机和飞行员都有近半被抽调用于某大型军事展示活动，本次没有随舰出航，因此舰上搭载的歼-15战机数量较少，演练的各项科目虽然与以往没有区别，但在密度和数量上都不如以往，也就少了不少看点。此次公开的歼-15携带UPAZ加油吊舱起飞以及挂载YJ-83K空舰导弹挂训弹进行起降训练的视频，也算是辽宁舰向外界证明其舰载机具备常态化作战能力的表现。

不过台军对辽宁舰的态度，比起去年年底过海峡那次，却有了巨大的变化。虽然官方发言人的口径仍然是一贯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上次台军所谓的“对应行动”只存在于台湾一些媒体所谓派出战机监视的新闻报道中，这次台军确是正儿八经地做出了“威慑”的尝试：在辽宁舰经过台湾海峡的7月11日下午，台湾空军花莲基地401联队的4架F-16战机每机挂载2枚AGM-84L“鱼叉”空舰导弹、2枚AIM-120中距空空导弹和2枚响尾蛇突然起飞，随后降落空军清泉岗基地完成战备部署。

报道称，它们挂载的鱼叉导弹比今年精准射击训练时的总数还多，根据台媒的报道称，空军在4架战机移防时相当谨慎，往返期间启动数批次“欺敌作为”，可以说是保密到家。有台湾空军官员透露，战机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布阵伺候，向中国展现台湾的反舰实力”。

不过台空军401联队政战主任郭志华13日回应称，确实有升空飞向清泉岗机场，但仅是进行短距起降模拟训练，并非外界所言进行战备部署，媒体只是臆测性的报道。

台军挂载鱼叉出动的F-16战斗机

不管台军和媒体报道怎么说，从这次部署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些许台军航空反舰作战中的门道。

台军现役有三种战机，即F-16、幻影2000和IDF战机，但可以发射空舰导弹的只有F-16一型。向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是纯粹的制空型号，平时除了空空导弹和副油箱外，连对地炸弹都基本不见挂的，挂空舰导弹更是无从谈起；IDF战机作为台军自行研制的轻型战斗机，虽然具备相当的对地攻击能力，台军自行研制的“万剑”等新对地武器也都整合在该机上，但偏偏“雄风2”这样装备多年的反舰导弹的整合工作至今还没有完成。

在上世纪80年代，台军还在AT-3教练机的基础上研制过AT-3B攻击机，携带雄风-2空舰导弹，并成功进行了试射。但是这个型号始终不入台军法眼，随后也就不了了之。

理论上台军购进的P-3C反潜巡逻机也能发射“鱼叉”导弹，但是一来台军至今没有做过试射，二来用慢吞吞的P-3C在现代战争中冲到一线去发射导弹这样作死的事儿，明眼人一看就靠不住。一来二去，台军的F-16就成了唯一可靠的航空反舰手段。

台空军花莲基地401联队26中队2004年首次试射“鱼叉”反舰导弹

不过台军的F-16虽然不少，但供其使用的“鱼叉”导弹数量并不多，按照台湾媒体的说法，台军总共只引进了110枚空射型“鱼叉”导弹，扣除历年的演习训练消耗，就算现在一机挂载2枚，估计也就只有50架次的规模。

清泉岗空军基地驻扎的的台军第427战斗机联队装备的是IDF战机，其主要用途是作为防空截击机，第一时间从靠近海峡的机场起飞拦截从西部来袭的空中目标，平日里当然不会存储IDF无法使用的“鱼叉”导弹。

此次台军的调动表明，台军将相当一部分的“鱼叉”导弹存储于台湾东部的花莲基地，一方面是搭配部署于此的F-16使用，另一方面也是寄希望于该基地能够躲过解放军的第一轮打击，从而将这两种武器作为“杀手锏”在关键时刻投入使用。至于这一次的部署行动，所谓的示威效果更大。毕竟如果从实战出发，F-16搭载反舰导弹的机队，并不需要从清泉岗这样前沿的基地起飞。

清泉岗机场空中摄像图

至于4架F-16携带的8枚“鱼叉”导弹能有多大的作用，台湾媒体可能就说不好了。

尽管在马岛战争时期，阿根廷空军的“超军旗”战机带着“飞鱼”反舰导弹，像个刺客一般轻松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谢菲尔德”号导弹驱逐舰和“大西洋运输者”号运输船，随后在1987年又轻松地连续两次命中了美国海军的“斯塔克”号护卫舰，2006年以色列海军的“哈尼特”号导弹护卫舰又被黎巴嫩发射的反舰导弹击中。但后者在遇袭时根本没有启动舰上的防御系统，前两者则是80年代水平的防御水平。参与袭击的亚音速反舰导弹虽然都顺利命中了目标，但总体上都没有受到太大的考验。

可新一代的水面舰艇反导拦截系统在技术水平上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早已不是冷战时期那样的水平了。当代舰空导弹对抗反舰导弹已经成为基本甚至是主要的作战要求，而随着新一代舰载指控系统和雷达系统性能的提升，对舰空导弹的引导水平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

中国海军近年来装备的新型水面舰艇所配备的红旗-16、红旗-9、红旗-10等舰空导弹都具备很强的反导能力。以054A导弹护卫舰为例，就算其发现目标的距离仅能覆盖水天线以内50公里，“鱼叉”导弹不到900公里/时的速度就足足给目标带来了3分钟以上的反应时间，仅凭舰空导弹系统也能至少对付2批、每批3-4枚反舰导弹的来袭（考虑到舰上制导照射雷达的照射范围），而依靠舰上的电子战系统和7管30毫米近防炮的帮助，单舰一次性对抗8-10个目标基本并不存在太大的困难。

至于具备中华神盾系统的052C/D系列导弹驱逐舰，其作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按照美国“宙斯盾”系统的性能推断了。按照美国CSBA今年早些时候公布的报告，一艘标准配备的“阿利·伯克”级携带96枚导弹的备弹，排除搭载的“战斧”“阿斯洛克”和反弹道导弹的“标准3”导弹，仅凭导弹和电子对抗系统就能对抗38-40个来袭目标，而加上密集阵和拉姆导弹，其拦截效果还将更高。由此看来，甭管这些F-16能否发现和锁定目标，就算一切料敌从宽，这8枚“鱼叉”也就是给辽宁舰的几艘护航舰添点麻烦而已。

演习中美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发射SM-2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鱼叉”、“飞鱼”、“天王星”、C-802等一系列亚音速反舰导弹被主要大国推向国际军火市场，第三世界国家也就此掀起了继“冥河”之后批量装备新一代反舰导弹的热潮。尽管当时超音速反舰导弹已经在市场上初出茅庐，但大多数卖家仍然在宣扬亚音速反舰导弹的优势，声称只要有了灵活的路径规划系统，亚音速反舰导弹也能够取得很好的突防效果。

但随着现代舰空导弹系统的发展，亚音速反舰导弹除了如美国的LRASM那样采取隐形化处理还可能有一丝生路，在突防效率上已经全面让步于超音速反舰导弹。实际上，就算是超音速反舰导弹，面对当下先进的反导系统时的突防也已经不是毫无压力了。

美国海军这样一直面对反舰导弹威胁的水面力量早在90年代末就开始钻研各类对抗超音速反舰导弹的手段，目前的宙斯盾系统对抗传统的2马赫左右超音速反舰导弹效果已经大为提高。

中国海军新一代驱护舰上的11管30毫米近防炮系统也具备有效抗击2.5马赫级别超音速反舰导弹的能力。这样的情况下，别说台军亚音速的“鱼叉”或者“雄风2”，就算是巡航速度2马赫的“雄风3”，想要给中国海军造成实质性的威胁，也需要琢磨些更新的战法。

这还仅仅是针对解放军驱护舰的情况，如果台军想要对大陆的航空母舰战斗群有什么想法的话，一样会遇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解放军研究对抗美国航母时一样的情况。也难怪解放军对于台军的所谓“威慑”都不当回事了。当然，以台湾的实力和技术，想要像解放军一样经过十多年的潜心钻研最终“破局”，难度就不是一般的高了。至少，每天上演群星自由搏击的立法机构怕是干不成这样的差事的。

7月14日台湾“立法委”的“自由搏击”节目已经被CNN上传有土鳖，广受全世界网民好评，认为这是高水平的摔跤节目

七月份以来，印度这个在我国人民的心目中一向被“一言不合就尬舞”、“干了这碗恒河水”、“摩托车拉来一个旅”、“没有挂票不幸福”等印象所占据的“虎踞南亚次大陆”之上的“有声有色的大国”，在各路媒体上俨然实实在在地享受了一把网红待遇。然而印度人似乎有搞了一个大新闻不够还要再来一个的想法，洞朗地区多卡拉山脊线上与中方的对峙尚在继续，西线那边又跟巴基斯坦在印巴停火线上怼起来了。

7月8日，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停火线上爆发武装冲突。在印方嘴里，是巴基斯坦“首先使用机枪和迫击炮对印度境内开火”，还“打死了一对正在休假的印度士兵夫妇，打伤了他们的三个子女”，印度军队只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击，摧毁了巴基斯坦军队的数个碉堡；而巴基斯坦方面的说法毫无悬念地反了过来，声称是“印度方面首先向巴基斯坦境内开炮射击”还导致了十余名平民伤亡，巴基斯坦军队奉命实施反击作战，和印度军队打了好几个回合，最后以巴军参谋长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我们的武器让印度人闭嘴”这一鲜明的信号而结束。

印巴发生交火的消息传回国内，无疑给本已躁动不安的我国媒体和群众中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笔者试着归纳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观点：

一是认为巴基斯坦同印度之间发生的冲突，同中印之间尚在持续的冷对抗具有某种联动效应，或者说这是“下大棋”下出的又一个杰作，将使印度被迫面临着受到两方战略压力的局面，客观上有助于在多卡拉山脊线的对峙中转向收缩；

二是从一中引申出来的观点，认为印巴两方的此次对峙很有可能引爆再一次的印巴战争，将给我国“一劳永逸地解决南亚次大陆问题”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部分观点甚至已经勾勒出了“巴基斯坦向克什米尔发动主动进攻，我军南下西里古里走廊地带”的战役图景；

此外，还有一些群众和传媒颇有些愤愤不平，认为巴基斯坦都敢和印度开打玩硬碰硬，我们为什么只敢缩在后面搞对峙？“打了不就完了嘛”。

可是，就以上的三个观点来说，笔者并不能完全认同或者说完全不能认同，我们试着逐一分析下。

克什米尔，老问题了

先说第一个观点，即巴基斯坦军队同印度军队的冲突具有某种联动效应。众所周知，印巴之间的克什米尔问题从性质上界定，属于典型的“历史遗留问题”。英国殖民者接近从南亚次大陆撤离时，克什米尔的画风是一堆百衲衣一样的介于部族和地方豪强之间的土邦。著名的“搅屎棍”腐国人搞出的“蒙巴顿方案”看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这一地区的自决权，实际上克什米尔地区处于上层的印度教王公和底层的伊斯兰教信众不可调和的矛盾之间，加之该地对于印巴两国来说都是堪称兵家必争之地的瞰制地带，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很快变得不可避免。

1947年、1965年、1971年和1999年，印巴双方围绕克什米尔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战争和一次较大规模冲突。在三次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军队在地面战术和夺取制空权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甚至在第二次印巴战争中通过主动出击一度占据了战役主动权，但是仍然在总体的战略态势上被印度完全压倒。

1947年第一次印巴战争

其中，第一次印巴战争，巴基斯坦就丢掉了此地的大部分土地和绝大部分山峰制高点；第二次印巴战争，印度在巴基斯坦军队于克什米尔发起战役进攻的同时，选择将战场直接摆进巴基斯坦本部境内，兵锋直指拉合尔，迫使巴军的攻势打成了虎头蛇尾；而到了第三次印巴战争和锡亚琴冰川冲突中，巴基斯坦军队已经处于战术和战略的“双下风”：前者使得巴基斯坦丢了东巴地区，后者则在巴方主动挑起事端的情况下被印度方面以炮兵火力有效压制，不得不放弃先前夺占的要点。

总的来看，印巴在克什米尔的冲突呈现出“持续不断、强度可控”的特点。说它“持续不断”，这里地区的冲突自从1999年锡亚琴冰川战斗后就没有停过：据统计2014年双方在克什米尔发生过16次冲突，2015年则发生过38次冲突，今年以来的直接交火和有效的战术行动在2月份发生过1次，在5月份发生过3次，在6月份发生过2次；说它“强度可控”，近十年来，克什米尔的冲突基本上局限于互相使用轻武器或中小口径火炮射击、派出分队级别战术单位实施渗透“割头战”等小规模摩擦战的范畴，并未发生较大规模战争，也并未进一步动用重型武器或大杀伤性炮火与导弹。双方在停火线上维持了平静和均势的总体态势。

我们要看到，克什米尔地区冲突的日益频繁，一方面是受到巴基斯坦支持的伊斯兰教武装在印控克什米尔-查谟地区的活动使得当地局势不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印度近年来对外政策逐渐激进、以遏制中国的影响力向南亚次大陆扩散并树立自身影响力的客观要求。尤其是穿过巴控克什米尔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方案，从地缘角度来看无疑挡住了印度方面向中亚地区扩展影响力的传统扩张路线，面对着自家西门口的这根门槛，三哥的内心一定是崩溃的。再多说一句，我们同缅甸军政府及昂山素季政府的良好关系，也无疑挡住了印度向泰缅语族聚居区扩展影响力的通道，因此在这个节骨眼上访问印度的缅甸国防军司令敏昂莱大将受到三哥“国王”一般的接待也就不难理解了。

印度用“国王待遇”招待来访的缅甸国防军司令敏昂莱大将

回到7月8日的冲突，我们就可以发现，本次冲突仅仅是今年已经爆发过的好几次冲突中的一次，人员伤亡并不是最大的，冲突烈度也不是最强的，尽管赶上了中印洞朗地区对峙这个时间点，但是笔者认为，二者之间既没有任何的内在联系，也谈不上有什么战略上的联动效应：我们希望印巴之间的冲突可以迫使印度将目光从中印边境转向克什米尔，这种想法是不太靠谱的。

在印巴冲突双方于克什米尔地区基本形成力量均势和整体平静的情况下，仅仅因为一次微不足道的摩擦战，就迫使印度“将目光从东方转向西方”并“进一步增加兵力”似无必要，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施加给印度的战略压力更是几乎微不足道。因此，除非巴基斯坦此时出现可能向印度实施主动战役进攻的迹象，否则我们仅仅寄希望于巴基斯坦靠已经打了好几次的摩擦战中的一次，来为我们向印度施加压力的想法无疑是不现实的。

“巴铁”帮一把？

那么，巴基斯坦有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摆出向印度实施主动的战役级进攻的架势吗？毕竟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确实指着我们的“巴铁”在关键时刻能帮我们中国一把，甚至是“中巴两国在东西两线同时动手，一个进攻印控克什米尔，一个突击西里古里走廊”，“一战而奠定胜局”。对于这种想法，笔者并不完全认同。

我们首先说一说巴基斯坦这个国家。一直以来，我们的大众传媒都在传递着这样一个观点：巴基斯坦是我国的“铁哥们”，在最关键的时刻帮助了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刻无条件地站在我们一边。诚然，巴基斯坦确实同我国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和互利合作，但毕竟巴基斯坦长期视域外国家美国为它最大的战略后盾，尽管近年来二者的关系有所降温，但是巴基斯坦却又视同一教宗的沙特阿拉伯为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来源，中国对以上两者，只能被巴基斯坦视为“最佳的地缘政治配手和最佳的地区合作对象”。

退一万步说，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且不说90年代中期巴政权内部某些人为了宗教利益，对我国新疆地区实施渗透的愚蠢举动，仅仅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将自身毫不犹豫地投入到一场对印度的主动战争中，对于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而言，明显是一件需要仔细掂量、需要利益交换、而且根本不可能随随便便就答应的事情。

印巴边界降旗仪式

何况，目前巴基斯坦国内的局势同样远远谈不上乐观。首先是经济建设上问题重重，GDP总量与增速已经被印度远远甩在后面，重要的工业、农业等各项经济指标，相对于印度而言也全面落于下风；

在国内民族关系方面，巴基斯坦的问题甚至比印度还要严重：印度尽管同样面对种族冲突的问题，但在没有外部势力“输入秩序”的情况下还是维持了大体的和平，而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南瓦基里斯坦部落地区则已经快要处于“有教无国”的状态下了，本地的普什图部族被来自阿富汗的极端宗教势力与军阀势力渗透得像筛子一样，武装冲突常年不断。早在十年前，美国方面就有学者认为巴基斯坦同阿富汗接壤的部分有沦为破碎地带的风险，巴基斯坦国内糟糕的经济形势又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

最后，巴基斯坦在军事地理和军队实力上又都处于不利地位，从拉合尔到卡拉奇的战略正面毫无屏护，完全暴露在印军T-90S坦克的攻击刀锋下，往日引以为傲的巴基斯坦空军在整体实力上相对于印度空军也已威风不再，海军则更不消多谈。

多个因素综合起来，笔者认为，鉴于双方目前的实力对比，巴军在同印度方面的对抗中只能选择自保防御策略，仅仅通过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有效力量宣示来拉高印度方面主动进攻的损失预期，通过军队的有效防御配置来增加印度方面实施主动进攻的战役难度，并以核武器为后盾，整体上迫使印度方面放弃进攻的打算以求得自身的安全。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只可能得出一个结论：巴基斯坦不可能同印度发生主动的战争，不可能向印度实施主动的战役级进攻，即便是摆出战役级进攻的架势做做样子，笔者认为可能性也不是很大，更不用说以上行为仅仅是为了满足中国的国家利益了。

总的来说，印巴两国的战略态势至少在目前还处于“印方不想打”、“巴方不敢打”的状态。对于印度而言，尽管口口声声要打“2.5线战争”，但是任何时候两线作战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此类宣示只能被视为对巴基斯坦的一种口头恫吓；对于巴基斯坦而言，人生本来就已艰难，自保已属不易，谈何主动进攻？谈何为中国主动进攻呢？指望着印巴两国爆发第四次印巴战争我们好跟在后面收人头当渔翁，笔者觉得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先想想自己是不是可能被别人跟在后面收人头；指望巴基斯坦此时在克什米尔地区刺刀出鞘，张牙舞爪，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笔者认为，与其把希望放在这种盖然性很低的概率上，不如接着谈一谈我们应该怎么做。

资料图：印度士兵在印控克什米尔班迪波拉区与三名武装分子发生交火。图为印度警方人员正在快速通过危险区域。

“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所以，问题又回到了“我们怎么办”这个层面上来了，毕竟对于我国群众而言，印巴之间的冲突只是次要问题，重中之重，还是目前依然没有结束的洞朗地区对峙。

笔者在前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拉长双方对峙时间，注意印度国内变化，遏止印度军事冒险，不给印方任何机会”的应对策略，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不管什么时候，“想死总是很容易的，活着才是一件困难和需要智慧的事情”。对于中印边界的对峙，用李逵式的解决方法是最简单的：机枪架起来突突一通，打出去不就完了？问题是打出去以后怎么样？

侵略我国东北和台湾的日本军事家儿玉源太郎曾经这样说过：“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结束”。在印方的行为明显不可控和难以预测、现地态势又明显于我不利的情况下，连一级的武装冲突会不会升级成营一级的武装对抗？双方会不会逐次增加兵力打成一场在狭窄地形上相互耗血的低水平混战？这次印军遭受了伤亡，下次会不会在另外的边界地段制造另一起铁列提克事件，给我边防军以一定的杀伤作为报复？恐怕这些问题没有人能回答的了，也没有人能保证的了。痛快淋漓的处理方式是最直接的，但是附带影响最小的处理方式才是最稳妥的。

虽然笔者认为在洞朗地区的对峙行动中我们可以选择现地坚持、长期斗争的方针，但是“长期斗争”并不等于“静坐斗争”，“注意印度国内局势”也并不等于“吃瓜群众围观印度国内局势”。无论到什么时候，“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这是毛泽东主席留给我们的有效的斗争策略，“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更是老祖宗口口相传的生存智慧。

虽然印巴之间在克什米尔地区爆发的摩擦战，客观上没有达到转移印度的战略视线、向印度施加战略压力的目的，我们却可以有效利用这一手段，在中印争议边界线上另选有利于我的地段主动前出，制造出犬牙交错的对峙态势，使得对峙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虽然巴基斯坦不太可能摆出向印度实施主动进攻的架势，我们却可以选择在自己的国土上实施“围魏救赵”的策略，印度在东线发难，我们就选择西线位于地形、地势、补给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印度的印控克什米尔列城地区的正面阿里地区日土县、班公湖一带摆出向印度实施战役进攻的架势。更重要的是，借助中印对峙这一有利时机，在前沿地区有部队掩护的情况下继续加快我方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和强度，将我军的地势优势尽快坐实。

最后，虽然笔者并不认同架起机枪把印度越界军人打出去的措施，但是把他们推出去或者绑起来扔出去，也不失为一种处理的办法。当然，我们现在不做，并不代表条件合适的时候，我们同样不会做。

还是那句话：你以为就这么结束了？错了，好戏才刚刚开始。

　　由于印度拥有仅次于中国的庞大人口，所以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享受人口红利，就像中国一样。印度还拥有一个庞大的受过英国训练，具有民主传统的精英阶层和中产阶层。

　　所以印度的未来发展，大放光芒的印度，理论上应该很有潜力，理论上.......

　　但是，由于复杂的多样性，印度像中国那样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道路可能会很坎坷。印度的发展主要受制于四方面阻力：宗教主义，种族主义，种姓制度，地方主义。

　　尽管他的军事科研计划和武器发展项目经常拖延，以至于不得不从外国进口大批武器。印度还是很努力的，印度一点一点，总是在进步。印度最后会成为最大赢家，我们耐心等待吧。

　　独立70年来，经过不断努力，印度已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已经成为一个军事科技领域的大国。目前，印度能够自主建造航空母舰，其第一艘国产航母于2011年12月29日下水。成为继美、俄、英、法之后，第五个能自行建造中型航母的国家。而此时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刚刚完成首次出海航行试验，计划中的在大连建造的首艘国产001A型航母还在图纸上，距离下水时间还很遥远。

　　2011年，中国才首次组建了一支舰载航空兵部队。而印度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拥有了航空母舰，并先后使用过英国海鹰战斗轰炸机，英国海鹞战斗机，俄罗斯米格-29K战斗机，法国贸易风反潜机，卡-28/31反潜/预警直升机等多种舰载机型。

　　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印度维克兰特号航母发挥了重大作用，累计出动舰载机4000多架次，袭击了东巴海港及军事基地，并成功的对巴基斯坦进行了海空封锁，为印度赢得战争胜利立下汗马功劳。该舰直到1997年才退役。那时候中国海军是需要仰视印度海军的。

　　2014年，在印度洋上，还曾出现过昙花一现的印度双航母编队，世界为之震惊。2014年1月2日，经过俄罗斯改装的超日王号航母交付印度海军，超日王号航母由地中海经过苏伊士运河，抵达印度西部的阿拉伯海域，与精锐尽出的印海军西部舰队的维兰特号航母等10艘战舰组成了双航母编队，并举行了为期10天的联合军演。编队由航母超日王号和维兰特号，3艘德里级导弹驱逐舰，4艘塔尔瓦级导弹护卫舰，1艘戈达瓦里级护卫舰。据悉这是二战结束以来，亚洲国家出现的最强大海上编队。

　　印度能造大型相控阵驱导弹逐舰，能造大型导弹护卫舰。P15A加尔各答级导弹驱逐舰项目始于1996年，是印度为满足21世纪海上争霸要求设计的大型先进驱逐舰，可遂行各种海上作战任务。该级舰共建造3艘，由孟买马扎冈船厂负责建造，舰长164米，排水7500吨。首舰加尔各答号于2014年8月16日服役，第二艘科钦号于2015年9月30日服役，11月20日服役的金奈号是第三艘。

　　加尔各答级导弹驱逐舰平均造价每艘380亿卢比（约9.5亿美元）。舰上设备类似于万国产品博览会：发动机和变速箱是乌克兰的，传动轴和螺旋桨来自俄罗斯，主用雷达是进口以色列的ELM2048桅顶相控阵雷达，防空导弹是进口以色列的巴拉克8型垂直发射舰空导弹系统，还有巴拉克1近程防空弹，主炮和反潜火箭发射器均从俄罗斯进口，630近防炮和远程警戒雷达是本土许可证生产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是印度-俄罗斯合作研发生产，舰载533毫米鱼雷也来自俄罗斯，舰尾的拖曳阵列声纳是法国货，电子战设备来自以色列。3艘舰使用钢材的60%从俄罗斯进口，其中首舰加尔各答号全部使用俄罗斯钢材。总之，P15A驱逐舰除防锈漆以外，大部分舰上设备和武器跟印度军工没啥关系。

　　由于是世界各主要强国的宠儿，印度在国际军购市场上如鱼得水，武器技术来源不受限制。所以，印度的大型武器发展计划看上去都相当完美。只是武器装备的国产化率太低，核心技术和核心部件都掌握在别人手里。

　　印度还能“自主”建造核潜艇和常规潜艇。印度的“歼敌者”号核潜艇总造价29亿美元，排水量约5千吨，装有12枚K15潜射弹道导弹，可将一吨重的弹头发射到700公里外。在2008年2月的试射中，导弹顺利冲出水面，但随后下落不明。

　　印度能“独立”研制先进的阿琼主战坦克，尽管印度用43年时间磨出一辆世界最贵的坦克，单价高达802万美元，号称可碾压中国99A坦克，印度人可能说的是价格碾压.........

　　印度能造第三代的光辉战斗机，尽管这飞机研制了30年还未正式定型。印度光辉战斗机在1983年正式上马研制，比中国歼-10战机的正式研制时间提前了一年。首飞时间是2001年，而中国歼-10早在1998年首飞，2002年6月开始小批量生产，2004年正式装备中国空军。此时印度的光辉战机还在黑暗中摸索......

　　截止2016年，印度生产了18架光辉战斗机。而中国从2002年至今的15年里，一共生产了大约450架歼-10系列战机。

  印度能“造”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尽管这导弹主要由俄罗斯人操心。印度能造大地、烈火等远程弹道导弹，尽管这些导弹经常做布朗运动。印度能研制中低两套反导系统，能发射重型运载火箭，能一次向外太空发射一百多颗卫星，印度能登陆火星，从而成为亚洲第一个登陆火星的国家。

假如没有中国，印度就是个相当成功的发展中国家， 也是赤贫落后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典范，政治民主，百姓听话，经济稳定爬升， 拥有先进的软件技术，庞大的精英和中产阶层。  各方面看，印度都是一个军事工业强国，能仿制各种武器，能造战斗机航空母舰核潜艇，能把卫星送上火星，一支强大的军队，一切都那么完美，假如没有中国！ 

你们服不？

一句对不起，并不能抵消你的过错

这让我想起我半年前的一次经历，某个周末，我和家人一起到餐厅吃火锅。父母带着两个小男孩坐我们隔壁桌，这两个孩子一直吵闹不休，不一会儿，他们离开桌子互相推搡了起来。

推着推着，可能一时失手，一个孩子就把我们这桌的火锅菜盘推倒在了地，还好盘子是塑料的，没摔破，但菜掉了一地。

孩子的父母看到后，立刻大声训斥孩子，要求孩子跟我们道歉。两个孩子立刻说了“对不起”，然后他们就回座位去了。

我开始跟儿子一起蹲下来捡菜，在捡的过程中，我抬了一下头，刚好看到那两个孩子正在看我们，我就问他们“你们要不要来帮忙？”

两个孩子先是愣了一下，较大的孩子回答“可是我们已经说过对不起了。”较小的孩子则转过头去看妈妈，他妈妈看了我们一眼，说“真的很不好意思啊！”

然后，妈妈叫两个孩子坐好，开始严肃地教育起孩子来，讲了很多道理：包括不应该乱跑、要尊重别人、不应该影响到别人、做错事要说对不起……就这样，一直到我和儿子把地上的菜叶捡好，也没有服务员过来清理。

而那位妈妈就在一边看着我们收拾，一边训斥孩子，但大人和孩子，没有一个人过来帮忙。

我当时想起了那个朋友，她遇到的那个曾经说：“我已经说对不起了，你还想要我怎样？”的孩子，应该也和这两个孩子是一样的。

当这样的孩子更小的时候，接受的教养方式大概就是这种“说对不起加不停说理”的管教方式，而这种管教方式显然是有问题的。

光打骂和光说理都不对

近几年，独生子女的时代伴随着父母教育程度升高，我观察到一个现象，父母们开始很少用打骂的方式管教孩子，而倾向于用“讲道理”的方式处理孩子的犯错行为。

标准的模式是，当孩子做错事时，父母会先要求孩子说“对不起”，然后很仔细的告诉孩子他究竟错在了哪里，为什么这样做是不对的。

当孩子道了歉，也表示理解及同意父母的说理时，这个管教就结束了。

但是这整个过程中，却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年幼的孩子因为经验不足，原本就很容易犯错。重要的是，当他做错事的时候，父母如何回应他，将影响下一次他犯错时的反应。

如果父母在孩子做错事时用打骂的方式回应，这个过程中，孩子处在恐惧的情绪中，很难去对事件本身进行反省。

但是，如果孩子做错事时，父母就是要求他道歉，并不断的讲道理，孩子可能学到的是：我做错事后，只要说了“对不起”，再被父母训斥一下，其他就没我的事了。

把这两种管教孩子的方式比较起来，其实谁也不比谁高明，因为同样都没有达到管教的目的。

让孩子为犯错行为负责

孩子做错事，父母管教的重点应该是让孩子体会到，他做这件事情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更重要的是，他必须为这件事的后果承担责任。

例如，孩子因为边吃边玩而摔碎了碗，父母不必火冒三丈、大发雷霆，但是要让孩子负责把打翻的东西收拾干净。父母千万不能代替他收，可以告诉他应该怎么收，盯着他收，但是不收完，就不可以去做其他任何的事。直到他清理完毕为止。下次，他就会知道，吃东西的时候不要胡闹，否则要自己收拾很久。

又例如，孩子把别人的玩具弄坏了，父母也不必生气和打骂。但要让他补偿对方，比如，把自己心爱的玩具赔给对方。下次他就会知道，玩别人的玩具要小心爱惜，否则会换来让自己心痛的代价。

如果是不可补偿的状况，例如孩子和其他小朋友打架，把别的小朋友弄伤了。那么，就应该带着孩子去看别人流血的伤口，让他看受伤的小朋友接受治疗的过程，让他看见他是如何造成了别人的痛苦，如果受伤的小朋友需要协助，尽量让孩子动手帮忙。

之后父母可以说些道理，但不是训斥，只要真心恳切的让孩子知道，他这样做让父母觉得很难过，以后要怎么做会更好一些。

不必打骂，不必过度说理，重点是要让孩子有真实的体验，真真切切的体会到这样做的后果。孩子就会认识到：为什么我不要再做这样的事，因为我要付出代价，因为我造成了伤害。

我们常说，教养孩子要认知、情感、行为三管齐下，因此，管教绝不是讲理就可以了，还要让孩子有情感的体验和让孩子负起责任的行动。

做错事，从来都不是只说声“对不起”就可以了事。

1

我曾一直向往有一个乖巧的女孩子，懂事听话，可以让大人少操很多心。可惜事与愿违，上帝送给我一个非常调皮的男孩。从他出生开始，常常哭、闹、翻遍家里的一切、打碎东西、撕书、到处乱画……总之像所有的男孩子那样，他拥有一颗好奇又固执的心，坚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作为他的妈妈，我时常感到有点抓狂，他对我的话常常置若罔闻，即使重复说几十遍也不一定见效。所以，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请  你  听  话  一  点  好  吗？”

作为家长的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经常对孩子说这句话呢？可能不只是家长，甚至学校的老师，都希望拥有听话的孩子，因为那样意味着“少麻烦”，也意味着“容易控制”。那些不听话又调皮的孩子，无论对于家长还是老师而言，都是头痛的存在！

2

我曾遇到过一个孩子，他总是自顾自玩耍和说话，而对别人对他说的话不做任何反应。他的父母百般无奈，就开始猜疑孩子是不是有多动症，带他去看了医生。那位医生无法检查出什么东西，只是配了一点药给他们，让他们保持观察。

此后，事情没有好转，甚至变本加厉。学校老师不建议这个孩子继续上学，因为他根本无法在课堂上专心上课，总是一个人在角落捣弄不知道什么东西。

最终，这个才上五年级的孩子退了学，每天待在家里玩游戏，直至他到了应该上初中的年纪，又回到小学重读三年级。

那时我还未曾为人父母，无法领略父母面对不听话孩子时的头痛，我只是一直很疑惑：我曾陪他一起玩耍，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特别喜欢提各种问题，或告诉我他的新奇发现！这样的孩子，怎么会是一个多动症儿童？！我怀疑他只是特别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已。但这个所谓“不听话”的孩子，却被现行的教育体系所排斥。

所以，在我拥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他也是那样地调皮又倔强，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不肯听取大人的建议，我时常也会产生“他这么不听话，以后去学校可怎么办”的想法。

3

一次偶然的情况下，我听到了 Ted上的一篇演讲“Do School Kill Creativity学校扼杀创造力”，很巧地是，演讲者Ken（一位儿童教育研究者）的这篇演讲里提到了一个类似的事件，让我对儿童的教育有了重新的理解和认识。

Ken提到自己认识的一个8岁小女孩，上课总是不专心，交作业总是最晚，还很少搭理老师和同学。于是，她的母亲带她去看了医生。

医生问了母亲很多问题，然后对小女孩说：“我和你妈妈要走开一下，你在这里等我们。”他和妈妈躲在门后观察小女孩的动静。

一开始小女孩东张西望不肯安静，但很快地，她从妈妈的包里拿出一个收音机放起了音乐，并且随着音乐欢快地摇摆起来，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医生和妈妈重新出现。于是，这位医生告诉小女孩的妈妈：“你的孩子没有任何问题，你应该送她去舞蹈学校，她是个舞蹈家！”

就这样，这个女孩被母亲送去了舞蹈学校，并且长大后成为了一名知名的舞蹈演员。

 这个女孩，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个男孩一样，非常不适应传统教育体系。但是幸运的是，她被母亲送去了一个更加适合她天赋发展的教育环境里。相似的事件，截然不同的结果，其中的关键因素仅仅是来自医生的一句诊断，就决定了孩子不同的人生轨迹。

4

为什么在家长的眼里，医生，或者老师，这类专业人士的判断会更具权威性，甚至要比家长自己更了解孩子呢？Ken的演讲让我反思自己之前的儿童教育观，并开始思考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首先，作为家长的我们，真的了解我们的孩子吗？

家长可能第一反应是，我怎么会不了解自己的孩子？我天天和孩子待在一起，给他穿衣打扮，为他准备菜饭，他喜欢吃什么穿什么玩什么，性格什么样子，我都一清二楚。但知道这些，就意味着了解一个孩子了吗？为什么我们自己还总是会觉得我们的父母或者家人不够了解自己呢？

成人之间的交流尚且需要言语，更何况成人和孩子之间。由于儿童期孩子的语言处在发展和学习阶段，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并不那么顺畅。父母更倾向于单向发布并实施命令，包括孩子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有多少家长能够腾出足够的事件，去观察自己的孩子的行为？我们真得知道孩子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吗？

其实孩子多么可悲，他人生路上最重要的导师——也就是父母，不见得那么了解他。家长总是希望孩子听话，希望他们长成自己所希望的那个样子，但却不了解自己的孩子真正的样子。父母总是凭借自己的人生经验去告诉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却忘记自己的经验也许并没有那么成功，这些所谓成功的方法常常只是家长自己的想象，或者只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故事而已。

其次，除了接受传统基础教育，孩子就没有其他出路了吗？

在孩子成长的路上，绝大多数家长更倾向于把孩子送往传统教育和学习成长的路上，因为这条路更加安全，更加保险。

家长想象中的成功，一条安分守己的成功轨迹应该是这样的：知名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然后知名公司。这样一路重点和知名下去，仿佛就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概率。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父母还是孩子都倍感疲倦，父母需要为进入这些重点学校付出高额的金钱，孩子需要为留在这些重点学校付出过人的精力。更可怕地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创造力被逐渐扼杀，最后变成一个从流水线上培养出来的模糊符号。

也许在中小学阶段，很多学校还开发了兴趣课程，但它们更多作为升学加分项而存在。在家长的眼里，这些兴趣课程未来的发展方向很值得质疑。

学音乐，孩子可能成为音乐家吗？学舞蹈，孩子可能成为舞蹈家吗？学美术，孩子可能成为画家吗？这些似乎都是微乎极微的可能性，所以只是学着玩玩而已，如果孩子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在这些上面，就变成了“不务正业”！

但有趣地是，愿意让孩子参加奥数课程的家长却比比皆是。虽然孩子更加不可能成为数学家，甚至孩子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家长却还是卯足劲让他学。

在高等教育体系里，数学占有更大的分数比重，似乎学好奥数的孩子就比别人更加聪明。也是家长和学校一直灌输这样的观念，所以在孩子的意识里，艺术生是低分考不上的人才去学习的，优秀的学生应该努力去上重点大学，应该去热门行业，应该去做管理、做咨询、做金融。但是他很少问问自己，你真的喜欢吗？

仔细思量，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化的基础教育学校是为了培养工业化人才而生，就像所有追求效率的工厂一样，逐步实现了流水线操作。统一的课程，统一的教学，统一的考试，然后用文凭给培养出的学员盖上章印，成功出货。

当孩子成功就业之后，父母的心才可以落地，似乎只要孩子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这几年的教育就没有白费。想来就像是一个人生悖论，家长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在千军万马中厮杀十六年，以磨灭孩子兴趣和个性化为代价，但最终的结果，却往往只是为了让孩子成为某个公司的小白领而已。

对于结果，家长常坦然面对，因为“我已尽力”。需要对结果负责的，似乎只有孩子自己。没有人会说，基础教育体系有责任，孩子的家长有责任，就好像这一切，只是在他长大后才发生。

只是，在孩子成长和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里，有没有人告诉他应该仔细想一想，你能够做什么，喜欢做什么？他一路接受的教育都是，“听大人的话，听老师的话”，然后过关斩将一路冲到大学，面对就业的压力了，家长才开始记得提醒他：你可以去实习了，你可以去想想你要做什么工作了。

在他想起来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他已经被模式化，被抹去了兴趣的痕迹，也或者岁月已经蹉跎，最好的时间在迷惘里度过，剩下的，只是将就而已。

5

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有时候打车会遇到一些很有见识的司机。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曾经是某公司老总的司机，他说只是退休了觉得无聊，所以开车找人聊天。

他说他从来不要求他的孩子学习有多好，只要不要不及格就行，与其花那么多时间在迟早会忘记的知识上，不如好好去发展他们的兴趣爱好，这也是他的成功经验告诉他的！

他的那些生意伙伴，没有一个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只要他签字大家都认得，因为必然有错别字，但是又如何呢？成功和有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它和这个人的性格以及明确的目的性有关系！成功的人必然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能够做什么，想要做什么。

回到孩子接受教育的最初阶段，三四岁的孩子，正是创造能力不断形成的时候。他的不听话就是他在探索的过程，他在犯错的过程中知道了自己能做什么，喜欢做什么。如果孩子特别地不听话，也许是因为孩子特别执着于自己的事情，那是他个性上的一种特质。

每个孩子有自己的特点，有的孩子善解人意，善于沟通，有的孩子固执执着，擅长研究，没有一个孩子能够面面俱到。即便是通用曾经的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他小时候还是个小结巴。当所有的孩子嘲笑他的时候，只有他的母亲告诉他：“孩子，那是因为你的脑子转得比舌头快，不要担心，你会慢慢学会让自己的舌头跟上脑子的速度！”这句话让他终生受益。而作为家长，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给孩子更多一点耐心。

所以，在孩子还小的时候，给他“不听话”的机会，就是给他认识自己和试错的机会。如果家长总是事事干涉，希望孩子“听话，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孩子”，那么想一想，在他小时候，我们的确可以确保他一直做正确的事情，但是却扼杀了他试错的机会，他也许永远没有机会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能够做什么。

我们常说的“年轻真好”，因为年轻的孩子充满了各种未知。他们有各种发展的可能性，而机会藏在他们探索自我的过程中，藏在他们所执着地那些事情上。家长大人们已经永远失去重来的机会，所以一定记得经常提醒自己，给孩子多一点耐心，给孩子多一些犯错的机会，给孩子多一些“不听话”的机会。

眼下，正在热播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再次引爆关于司马懿与诸葛亮谁更厉害的话题。本人过去曾经写过一篇拙文《诸葛亮，徒有“智圣”虚名》，今日面对热闹的讨论，也想表达一下本人拙见，欢迎批评指正！

 《三国》里有两个超级牛人，一个是诸葛亮，一个是司马懿。两个超级牛人碰面，到底谁更牛？人们喜欢提出这一问题，并不惜为此大费口舌，争得脸红脖子粗。

在人们的心目中，诸葛亮是一个“多智而近神”的非凡之人，在民间被称为“智圣”。他为了振兴汉室，一展雄才，三分天下，可谓功高盖世，流芳千古。巧借东风，火烧赤壁；发明八卦阵，阻吓陆逊追兵；七擒孟获，平定南方之乱；发明木牛流马，源源不断输送粮草；唱一曲空城之计，让司马懿颜面扫地……这还不够牛？难道司马懿能做到这些？兄台别急！我承认诸葛亮很牛，但他有致命缺陷：其一，缺乏人才战略。经常用人不当，如错用关羽把守华容道，导致曹操死里逃生；错用关羽驻守荆州，导致荆州失陷；错用孟达守汉中，导致孟达叛变；错用马谡，导致街亭失守等。而且一辈子没能培养出独当一面的人才，也没有摆平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其二，不能把握大势，经常逆势而行。他不顾天时地利人和于己不利，穷兵黩武，劳民伤财，最后招致失败。其三，感情用事，时常为情感羁绊。为了完成“先帝嘱托”，他的头脑变得极不冷静，冲动而为，发动了一系列错误征伐。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诸葛亮还不是一个具有超高战略眼光和超强战略思维的人。

    我们再看司马懿，他出生于河南温县，比诸葛亮大两岁。据史传，他天生颈长，两眼宽阔，能在行走时不需要转动身子，就可以灵活地把头转回180度而窥视于后方，故被时人称之为“狼顾之相”。司马懿头脑清醒，目标明确；胸怀全局，把握大势；量力而行，顺势而为；重视战略，不拘小节；韬光养晦，积蓄力量；隐忍负重，伺机而动；适时而出，适时而隐，出则威震天下，隐则销声匿迹。司马懿是一个真正的智者，他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他深知，在乱世，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首先保全自己，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还何谈理想！司马懿既要功成名就，又要保全自己，这太难了，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但司马懿做到了，那么他是考神保全自己的呢？一是隐忍，二是实力。一个人的竞争力不是看你有多聪明，而是看你有没有超群的智慧。

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第一集的剧情介绍有这么一段话：“三国乱世，群雄逐鹿。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笑到最后的才是终极赢家！……司马懿与诸葛亮千里神交，在六出祁山的较量中相知相惜，彻底战胜了毕生最强大的劲敌后，却对着飘渺的棋局失声痛哭；朝堂权谋，帝王心术，军师博弈，宫闱秘辛……看一代军师司马懿如何在豪杰辈出的年代杀出一条血路，打响‘史上最强大脑’之战！”这段宣传语其实已经回答了网友们的争论，那就是，司马懿笑到最后，是终极赢家，因此比诸葛亮更牛！

一、司马懿比诸葛亮更能把握大势

所谓“大势”，是指大的趋势、总的局势，它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走势。真正的战略家，必须看清大势，洞悉方向，目光长远，胸怀全局，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并提出正确的战略方针，不断走向成功。诸葛亮绝对算不上把握大势的人。

首先，不顾力量对比，劳师远征。当时天下形势，曹魏最强，孙吴次之，蜀汉最弱。因为曹魏占据中原，可谓地大物博，英雄辈出；孙吴称雄已久，拥有地利人和优势；蜀汉本来前途可观，但先是关羽大意失荆州，接着彝陵惨败，先帝“崩殂”，南方“叛乱”，更兼后主昏庸无能，蜀汉已到“危急存亡之秋”。这时诸葛亮却决定北伐，其实无异于以卵击石、飞蛾投火。后来事实也证明，诸葛亮六出祁山，不但自己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更重要的是因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加速了蜀汉灭亡的进程。

我们来看看魏蜀两国的实力对比。人口方面，魏国有537万，蜀国只有90万；疆界方面，东汉共有14州，外加一个西域都护府，三国鼎立之后，魏国占据其中的11个州和1个都护府，它们是青州、兖州、豫州、徐州、司州、雍州、凉州、并州、幽州、冀州、荆州北部和西域都护府，而蜀国只有益州；兵力方面，魏国兵力达到70万-80万，而蜀国只有10万，蜀国人口不过百万，能拖起10万军队都已经很不容易了，而诸葛亮的最大活动兵力不会超过6万，魏国的西线防御兵力在20万左右；人才方面，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只有魏延可称为上将，只有马谡勉强作个参谋，而魏国却是人才辈出，上将如云，谋臣更是一茬接一茬；生产力方面，当时的中原沃土千里，农耕先进，手工业发达，比西蜀强得不是一点半点；粮草方面，魏国没有后顾之忧，蜀国粮草运输一直是个问题；地利方面，魏国以逸待劳，蜀国劳师远征；人和方面，诸葛亮一直未能解决荆州、益州两大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关键时刻总有人掣肘。这么一对比，可以说是实力悬殊，诸葛亮看不清大势，不自量力，以卵击石，焉有不败之理！ 

三国疆界图

其次，感情用事，冲动而为。古人曾云：“读《出师表》而未流泪者不是忠臣也。”那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着实感人肺腑！但是，作为总理全国事务的丞相，诸葛亮绝不应该感情用事。当时国力衰微，后主刘禅昏庸无能，亲佞远贤，那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诸葛亮深知这一点，故在《出师表》中用心良苦，委婉劝谏，甚至声泪痛下，祈望后主能够效法先帝，发奋图强。结果后主没有“察纳雅言”，依然我行我素。鉴于这种国情，诸葛亮应该理政为主、讨伐为辅，即使有生之年不能完成统一大业，也会使蜀汉民富国强，实力增强。但是诸葛亮“感情用事”，为了报先帝刘备“三顾茅庐”之恩，完成刘备“托孤”之重，他力主北伐，不断出师。结果不但毫无所获，而且导致蜀汉“倾颓”，最先坠入灭亡的深渊。

再次，诸葛亮不懂天时地利人和。从战略上看，诸葛亮发动的北伐，是要实现“北图中原，兴复汉室”的大目标，这实为非同小可的灭国之举，必需“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条件都具备才行。所谓“天时”，即敌国已出现颓败之势，或者因内乱造成局势震荡。但魏国当时政权稳固，司马懿还在“忠心”地辅佐曹魏；所谓“地利”，即是兵力及物力雄厚，能够支撑从多点进攻敌方(如后来魏国灭蜀)，但当时诸葛亮只是劳师远征，孤军深入，又数次因粮尽而退；所谓“人和”，即是要有一些能征善战的猛将和谋臣配合默契，但当时够得上档次的，武将唯有魏延一员，谋臣略无。由于这几项条件均不具备，因此诸葛亮北伐，只能失败!

相比较而言，司马懿对天下总体局势的把握相当精准，而且懂得顺势而为，绝对不会逆流而动，更不会盲目行动。在天下纷争不断、局势不明了的时候，他不会轻易站队，几次拒绝曹操的邀请。后来曹操逐渐得势，挟天子以令诸侯，司马懿应时而出。他工于心计，洞悉曹操对自己不信任，就更加卖力地工作，终于打消了曹操地疑虑。司马懿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怎么做。他与诸葛亮对峙，知道蜀道难运粮难，就采用“拖”的战略，慢慢慢慢拖死了诸葛亮。

读三国后半部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一个个英雄谢幕的同时，司马懿却不断走上前台，其光芒在不断放大，直至超过所有的人。其实看一个人的水平高低，有三个重要的参考因素：一是审时度势，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二是知己知彼，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要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还要知道别人能吃几碗干饭；三是随机应变，所谓见机行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从这三个方面讲，司马懿高于三国中的绝大部分英雄豪杰，所以，三国时期那么多英雄人物出场，他们没有完成的任务让司马懿完成了。如果按照“胜王败寇”的逻辑，司马懿是胜者，绝对的成功者，当之无愧的英雄。他的胜出不能简单归结为运气成分，他确实具有统一天下的大才和谋略，确实有许多过人之处，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和学习的地方。

 二、司马懿比诸葛亮更会等待时机

一代伟人毛泽东曾说：“事之难易，不在大小，而在于时机;时机未到，徒劳无益。”无论诸葛亮出于何种目的北伐，但他在发动时机的把握上，出现了严重失误。也即是说，他发动北伐的条件不成熟，故而难以取得成功。而司马懿不仅才能出众、志向高远、把握大势，而且懂得等待时机。

首先，司马懿是一个“隐忍高手”。司马懿才智过人，但是早期在曹操手下做事的时候，却一直很低调，不显露锋芒，连曹操这样的奸雄都被他给欺瞒过去了，可见司马懿的隐忍是多么成功。后来直到曹操去世，他才抓住机会表现出自己的能力，受到了曹丕的重视。再后来，在与诸葛亮的争斗中，他更是将“忍”字发挥到了极致，坚决不出战，硬生生将诸葛亮熬死了，来了个不战而胜。司马懿一生将“忍”字诀运用得炉火纯青，硬是忍出了一片天。

就拿四出祁山为例吧。公元231年（建兴九年），蜀军第四次北伐，魏军统帅司马懿迎击。司马懿见诸葛亮所率之军兵锋甚强，锐不可当，同时推测，蜀军远征，军粮不多，便采取了“敛军依险”之策，命令部队缩小防御圈，依险扎营，拒不出战。诸葛亮只求速战速决，见司马懿拒守不出，便令士兵每天到魏营前叫骂挑战，激其出兵相应。魏将难以容忍蜀军的羞辱，认为这有损于魏国声誉，也挫伤了魏军士气，不如给诸葛亮一点颜色看看。但司马懿不已为意，依然隐忍。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占有地利之优，把持着“对急应缓”的本钱，一旦蜀军势减粮缺，必退无疑，魏军也就“不战而屈人之兵”。果然，到了六月，蜀军粮草开始接济不上，诸葛亮只好下令班师。

其次，司马懿是一个等待机会的高手。公元234年春二月，诸葛亮集结蜀军十万人，再次举全国之力誓师北伐，六出祁山，在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扎下大营。司马懿得悉后，亲率主力抢先涉渡渭河，并且临岸结寨，构筑高垒，与蜀军形成了对峙的态势。司马懿综合分析之后，还是采取以逸待劳的策略，等蜀军疲惫不堪粮尽退兵时，再趁机挥军出击。诸葛亮对这种只守不战的“赖皮”做法早有提防，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连出妙招。

妙招一：“军民大生产”。抽调出部分兵士，分散到田间地头，帮助农民干农活，给人感觉有长期驻扎的打算。

妙招二：辱骂。派士兵到魏军大营前擂鼓呐喊，施之以辱骂叫阵的歪招。蜀兵辱骂式地挑战，使得司马懿手下的将士们纷纷怒火中烧，认为这是魏国的奇耻大辱，纷纷摩拳擦掌要冲杀出去，然而，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严令：“众将领回营坚守各自阵地，没有本帅指令，均不得轻举妄动。”

妙招三：下战书。沉不住气的诸葛亮，一次次派使者来司马懿军营送战书，要求约定两军交战的时间和地点。每一次，司马懿都轻轻松松回信，聊天聊地，就是不说打仗的事儿。一百多天过去了，双方的信件来来往往一大摞，正儿八经的仗一场没打，相持的僵局难能打破。

妙招四：送司马懿女人衣服。最后诸葛亮想出了一个妙计，派人给司马懿送去一套女人服饰，以嘲笑和藐视来激怒司马懿，诱他出战。但司马懿宰相肚里能撑船，收下了女衣，并且将计就计，设宴招待了诸葛亮的使者。在酒席上“不问戎事”，只问孔明“起居及事之繁简”，从使者口中获取了诸葛亮病重的重大秘密，事后司马懿对人说，诸葛亮“食少事繁，岂能久乎？”

后来，司马懿果然靠死了诸葛亮。公元234年8月，54岁的诸葛亮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人世。诸葛亮的去世，是其长期操劳国事，事必躬亲，过度劳累，以致油尽灯枯的结果，同时也与六出祁山不顺有关，在司马懿“贴身监护、拒不接战”的防御之下，诸葛亮寻找不到任何挫败魏军的战机，这就迫使他焦虑万分，寝食难安，最后抱憾而亡。司马懿靠等，等来了胜局，靠等，收获了胜利的果实。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绝对算得上“上策”。

再次，司马懿是一个韬光养晦的高手。司马懿能够隐忍，但他不是消极隐忍，消极隐忍，就成了怂！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在隐忍中积蓄力量，在等待中寻找时机，在韬光养晦中壮大自己。韬光养晦，意指隐藏才能，不使外露。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战略。其实，司马懿就是一个将“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运用得炉火纯青的牛人。隐忍和等待是实现理想最基本的素质！司马懿从不义气用事，他辩时局、识人心、观事态，该忍的一定要忍，在忍中等待机会，在忍中砥砺心智，在忍中做好战略和战术上的规划，提高实现自己目标的成功率。

魏帝曹芳时，曹爽、司马懿共同辅政。曹爽要大权独揽，排挤司马懿，司马懿表面回避（韬光养晦），暗中却为夺权作准备（有所作为）。正始九年(248年)冬天，曹爽的党羽李胜出任荆州刺史，曹爽令他以向司马懿辞行为名，察看他的动静。司马懿早就看出李胜的来意，便装起病来。见李胜时，他让两个婢女扶着，手中的衣服连连落在地上。他又用手指指嘴，意思是说我渴了，婢女端来一碗粥喂他，司马懿一边喝，粥却一边从他的嘴角流出，流满了前胸。李胜见到这种情况，不禁生出怜悯之心，说：“听说您旧风疾复发，没想到病成这个样子！”司马懿说话非常缓慢，才能接得上气。他说：“听说你要到并州为官，那里接近胡人，你要好自为之。”李胜说：“我不是要去并州，而是去荆州。”司马懿又装作没听清，胡乱打岔，李胜一再大声解释，司马懿才听明白。他说：“你要到荆州作刺史，我料想快不行了，这可能是与你的最后一面，我们今天是生死之别，我要让我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与你结为朋友，你不要抛弃他们。”说完这话便流泪哽咽，样子十分凄惨。李胜回去后，向曹爽汇报了司马懿的样子，曹爽便放松了对司马懿的警惕。后来司马懿乘曹爽不备，发动政变，夺得大权。

三、司马懿比诸葛亮更懂人才战略

在三国史上，诸葛亮不善于培养人才，以致蜀国后期缺乏人才从而败亡的论点，已为很多人所接受。反观魏国后期，则是人才济济，这无疑与作为魏国后期中流砥柱的司马懿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司马懿是一名“教练型领导”，他善于培养人才，尤其善于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从而最终奠定了晋国统一的基础。

在各种领导风格中，“教练型领导”正日益受到人们的推崇。领导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下属，而要培养好下属，首先必须为下属提供磨炼能力的平台，对其发展负责；其次要通过对下属用其所长，并悉心指导，对其成长负责；再次要对下属的人生负责，为其提供上升空间。而司马懿在这几方面都做得很好。提供平台，对下属的成长负责诸葛亮出祁山伐魏，其战略目的很简单：攻下中原，消灭曹魏，光复汉室。司马懿的战略目的就复杂多了：一是挫败蜀军进攻；二是积蓄力量，取曹魏而代之；三是养兵千日，伺机统一天下。这多重性质的战略目的，让司马懿采取了维持现状的平衡战略：一方面，防止诸葛亮获得较大的优势，对魏国和自己造成致命威胁；另一方面，又不能击溃诸葛亮，还要保持诸葛亮的攻击力。如果将诸葛亮彻底击垮，司马懿就只能重复历代功臣“兔死狗烹”的戏剧性命运了，因为以曹爽为代表的敌视司马懿的势力，一直在寻求机会灭掉日渐强大的司马氏家族。为此，司马懿十分注重在实战中磨炼人才，以积蓄“扫平吴蜀、统一天下”的资本。他指挥大军与诸葛亮对峙，虽然避免与诸葛亮发生大的决战，但每次小战斗他都积极派遣将士参加，以实战锻炼将士，以实战养军队，成功地建立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而且，与诸葛亮凡事都不肯放权的领导风格相比，司马懿注重在掌控全局的前提下，放手让下属自由发挥。魏国后期抗吴灭蜀的大将郭淮、王昶、邓艾等人，就是司马懿在祁山之战中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这为他后来消灭吴蜀、统一天下做好了军事人才上的准备。 

司马师

司马懿对自己的下属兼事业的继承者——司马师和司马昭，更是注重实践锻炼，每一次出征都带着他们，不但让他们在战场上摸爬滚打，接受血与火、生与死的历练，而且当场示范、亲自指点，简直就是言传身教的典范。反观诸葛亮，虽然也很注重教子，写下了《诫子书》这样流传千古的名篇来教育儿子，但诸葛亮并未给予其子诸葛瞻一个平台，让其在实践中锻炼才能。后来在灭蜀战争中，邓艾进逼涪县，尚书郎黄崇跟随诸葛瞻兵到涪县，大军在此徘徊迟疑没有及时推进，黄崇多次劝诸葛瞻应该迅速前进占据险要地势，不让敌人进入平川。诸葛瞻仍犹豫不定，黄崇为此急得痛哭流涕。等到邓艾长驱而入，诸葛瞻还和邓艾来了一个绵竹平原会战，诸葛瞻战死疆场。 

    司马懿在培养下属时很有一套方法，只要局面在其可控范围内，就会大胆授权，发挥下属的长处，让下属去做擅长的事情。而且在下属实践之时予以悉心指导，帮助下属认识自己的思维盲区和障碍，拓宽思路，从而提升了下属的能力和素质。公元249年，司马懿趁曹爽出城祭陵之机，决定举事扳倒曹爽。头天傍晚，他把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叫到密室当中，三人认真地商议。结束后，他叫两个儿子回去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来日大战。之后，司马懿找了个亲信，吩咐其去监视两个儿子，想看看大事来临前两个儿子的表现，结果是，大儿子司马师呼呼大睡，表现出良好的心理素质，并且由于晚上休息得好，第二天会兵的时候就显得格外有精神；而小儿子司马昭心理不够强大，辗转反侧睡不着，第二天就显得精力不济。因此司马懿在检阅部队时，称赞大儿子说“此子竟可也”。可见，司马懿在培养下属兼接班人上，特别注重培养心理素质。此外，他还根据两个儿子的不同特点与长处委派不同的任务，放手让其自由发挥。在街亭之战中，司马懿扎下营盘后，根据二儿子司马昭心细、多谋的特点，派司马昭亲自去探营。司马昭看到蜀军舍水上山，于是建议包围山头、断其水源，使得蜀兵不战自乱。如果不是司马懿大胆培养，司马昭自然不会有这样的军事才能。

综上所述，诸葛亮和司马懿是三国时期位居一代枭雄曹操之后的两位牛人。他们俩的巅峰对决，司马懿完胜!

近期，中印边境对峙无疑是最夺人眼球的热点之一。双方军队在洞朗地区对峙已有一月，中方态度从严正交涉、敦促撤军到警告在印国人注意自身安全。印军似乎也没有退出的迹象，据《印度时报》7月9日报道，印军正在该地区挖战壕、搭帐篷，准备长期对峙。

《印度时报》相关报道

双方的外交渠道虽然畅通，但基本上属于各说各话，缺少实际行动。如果双方都不妥协，事态有可能趋于升级。种种言论和行为，难免不让人想起1962年中印边境爆发的那次冲突。

那次冲突，印军也是从越境占地挑衅开始，后外交努力失败，最终印军主动攻击，在我国境内狙杀我边防战士，中国被迫实施自卫反击。冲突进行了一个多月，以印军惨败、中方主动撤军收场。以事后诸葛的视角来看，印军之所以主动挑事却反被打得满地找牙，主要原因在于其政府高层一系列的战略误判。

一、对自身实力的误判

1961年12月17日，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前约一年，3万多印军实施代号为“胜利行动”的军事行动，仅用不到26个小时就收复了此前一直是葡萄牙殖民地的果阿地区。此役，印军伤亡不足8人。

果阿的军事行动对不久后的中印边界冲突的意义在于，给了印度人无比的政治和军事自信。新德里政治性刊物《联系》发表文章称：我们一直认为果阿是我们的合法领土……把非法入侵印度领土的入侵者赶走，这并不是侵略。言下之意，他们认为中印边界问题上，是中国“侵占”了印度领土，所以印度也有理由以武力把中国人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

这一言论基本代表了当时印度各界的声音。尼赫鲁在果阿行动后回答记者“是否会对中国使用武力”一问时明确答复：印度在合适的时候会使用武力。印度内政部长夏斯特里在之后的竞选大会上也宣称，如果中国不肯从占领的土地上撤出去，印度将不得不重复在果阿的行动。

另一方面，印度军队被自己在果阿的胜利所陶醉，印度国内民众和大部分政要也对此兴奋不已，国内舆论沸腾，叫嚣着要与中国一战，对华民族主义情绪沸腾到极点。果阿战役中，印军所暴露出来的指挥体系混乱、行动迟缓、装备陈旧等一系列问题，仅为尼赫鲁等军政高层人物所知悉。被民意所裹挟的尼赫鲁，不得不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

当然，尼赫鲁之所以强硬，也不仅仅是缘于国内民意，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在反华这问题上，美、苏两个当时的超级大国是支持他的。

二、对美、苏两国支持的误判

苏联一开始对印度并不感冒，对尼赫鲁所提的“不结盟”政策持冷漠态度。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上台，两国关系开始好转。

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边界东段马及墩南端，一股侵入马及墩寺南侧地带的印度武装部队突然向驻在马及墩寺的中国边防部队猛烈开火，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后称作“朗久事件”。苏联政府随后发表一项公开声明，对朗久冲突表示遗憾。尼赫鲁称赞苏的声明是“一项非常公正的、不寻常的声明。”1960年，赫鲁晓夫访问印度，对印度大加赞扬，支持尼赫鲁有关裁军、反帝、和平等多个理念。尼赫鲁对此受宠若惊。

赫鲁晓夫和尼赫鲁（资料图）

赫鲁晓夫访印后，苏联对印援助逐步增多，他们向印度出售用于喜马拉雅山地区修路的专用装备，卖给印度8架四引擎军队运输机，接着又提供了能在17000英尺高度空运人员和给养的直升机，用于解决印度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后勤支援不力的问题。1962年，苏印还就苏联提供工厂最后在印度成批生产喷气式战斗机进行讨论。

种种迹象，加上1960年后中苏逐步交恶，使尼赫鲁及其追随者们认定：将来如果中印冲突，苏联一定会站在他们这边。他们还相信，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会帮助印度让中国在边界问题上屈服。

美国在1950年代后期对苏联与印度的接近产生不安，于是着手调整对印政策。

1957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一份文件称：苏联正加紧在南亚渗透和扩张，一个虚弱的印度相比一个稳定而有影响力的印度更容易损害美国的利益，一个强大的印度将成为亚洲的典范，有利于“遏制”中国共产主义分子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扩张。以此为背景，美国及其盟国也加大了对印度的援助。1959年12月，艾森豪威尔访问印度，与尼赫鲁举行会谈。他在回国后对两院谈到美印关系时用的是“我们不受约束的双方必须互相支持”这样的词句。肯尼迪上台后，美印关系进一步发展。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共同示好，加上接二连三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让尼赫鲁产生错觉，在加入联合国等问题上还有求于印度的中国，怎么会为了中印边界上的那点不毛之地，与印度大动干戈。事实上，他大错特错，对中国态度的误判，成为他所有误判中最严重、也是最要命的误判。当冲突爆发，他想要的支持并没有来，他认为不会发生的事情，比他想的要更加猛烈。

三、对中国态度误判

尼赫鲁对中国的试探，实际上早就开始了。

1951年2月，趁新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之机，印度政府派兵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强迫一直在那里行使管辖权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搬迁，到1953年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

1954年，印度政府将侵占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建立起东北边境特区，并修正官方地图，第一次将麦克马洪线一直按明的未经标定边界改标为已定界，使侵占的中国领土固定化、合法化。

这些，发生在中印关系较好的时期。成立不久的新中国忍了。

1954年4月，中印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印度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其对西藏的野心并没死。

1956年11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应邀到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印度企图羁留达赖喇嘛，挑起西藏问题，经中国政府及时协调，1957年1月下旬，达赖喇嘛离开印度。

1959年，西藏爆发武装叛乱。印度总理尼赫鲁连续8次在印度议会发表西藏问题讲话，把中国军队镇压叛乱分子说成是“悲剧”，对西藏农奴主表示同情，强调印度对西藏“宗教和文化联系的感情”，甚至认为中国“没有遵守西藏同中国关于西藏自治区的协议和对印度提出的保证。”

3月31日，西藏叛乱分子劫持达赖喇嘛进入印度，同日，尼赫鲁就在他的新德里住宅的花园里接见了西藏叛乱分子，对他们表示同情。对于印度这种已经严重越界的行为，中国政府依旧克制地表示遗憾。

中国的忍让助长了印度政府的嚣张气焰。西藏发生叛乱不久，尼赫鲁就向中国政府提出包括从来就是中国管辖下的阿克塞钦地区在内约1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1959年10月25日，在西段60多名携带轻重机枪等武器的印度武装人员侵入空喀山口以南的中国领土，向为数只有14人和只配备轻武器的中国巡逻队发动武装进攻，中国巡逻队被迫还击。

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总理写信给尼赫鲁，建议为减少冲突，中印两国武装人员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尼赫鲁拒绝了这一建议。1960年4月19日，周恩来亲赴新德里，与尼赫鲁举行会谈，但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1960年4月20日，周恩来访问印度时与尼赫鲁会谈

印度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在于对中国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当时中国正值三年自然灾害，赫鲁晓夫又撤走了在华的苏联专家，中断了对中国的援助。军事上，接受美国中情局训练的西藏叛匪残余潜回西藏后，在伏击解放军军车时，缴获了一些内部文件，这些文件反映了1961年1月1日至8月16日中国军队内部的一些问题，如给养较差、战士营养不足以及有的地区军事调动困难等。这类情报传到尼赫鲁耳朵里，他们得出结论“中国的军力是不行的。印度士兵对中国士兵足可以以一当十（后改为以一当六）”。

基于这样的判断，印军继续“前进”，1961年7月6日，印度在西段它所侵占的巴里加斯设立新的哨所，并派出巡逻队；同年4月印度军队侵入中国新疆阿克赛钦地区的奇普拉普河谷设立军事据点，7月又侵入加勒万河谷近逼中国巡逻队。印度陆军总部在给西段印度部队的命令中，把以前命令规定“只有遭到射击时才开枪”，改为“如果中国军队危险地迫近你们的阵地时就开枪”。

当时，面对印军的一次又一次挑衅，中国军队贯彻毛主席“力争避免流血”的指示，未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一行为却被印度方面认为中国在关键时刻就退却了。尼赫鲁在议会中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进行了冒险，我们前进了，我们还有效地制止了他们的进一步推进。”

此时的尼赫鲁当然不会接受任何来自中方的谈判建议，也不会做任何让步。1962年10月5日，印度成立一个专门对付中国的新军团，6日公然关闭谈判大门，12日尼赫鲁公然宣称要对中国边境动武，要把中国军队从他所谓的遭到入侵的地区“清除掉”。最终战果，尼赫鲁被啪啪打脸。

回顾和总结历史的最大意义在于启示今人，这次自1962以来最严重的洞朗地区两军对峙局面能否得到圆满解决，考验着两国政府高层的政治智慧。

再往前一点看，就算这次能解决好，中印边界的特殊性决定了类似的冲突今后可能还会继续上演。每次冲突的处理稍有不慎，都可能导致擦枪走火甚至爆发战争。如果能以这次对峙为契机，中印政府高层坐到谈判桌前开展边界谈判，对中印边界线做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勘定，这对两国人民都将是巨大的福祉。

高海拔地区通常难以到达、不适于人类居住，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价值，但仍有国家愿意为占有这些地区而战斗。长久以来，爆发在海拔1万-2.3万英尺（3050米-7015米）地区的战争和冲突都无比血腥和残酷，而且这类战斗过去如此，现在仍旧如此。过去50年里，非洲、亚洲、南美洲等地都曾爆发过惨烈的高海拔山地战争。1953～1958年，英军在肯尼亚中部高原的阿布戴尔山脉，与反殖民统治的“茅茅党人（Mau-Mau separatists）”激战数载；1962年，中国又与印度在喜马拉雅山脉边境地区爆发短暂而残酷的战争；1979-1989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在其境内的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 Mountains)与圣战者伊斯兰联盟（Afghan Mujahideen）打了十年；上世纪80年代，秘鲁政府军与左派反政府游击队组织“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在安第斯山脉的冲突也持续了十年之久；至于持续时间最长、海拔最高的山地战争，当属印、巴在克什米尔地区（Kashmir）的对峙，自1948年两国在该地区爆发冲突以来，至今仍有零星冲突和战斗，其中较为剧烈的战斗发生在1984年4月，双方为争夺锡亚琴冰川（Siachen Glacier）的归属爆发了血战。此外，与哥伦比亚政府军交战逾40年的哥革命武装力量（FARC），以及新近爆发的数次车臣战争，也分别发生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和中亚高加索山脉。

2004年8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在新疆帕米尔高原中巴边境地区成功举行了联合反恐军事演习。

高海拔山地作战环境

地理学上，通常将600-1500米高程称为低海拔、1500-3500米高程称为中海拔、3600米以上高程称为高海拔。世界上最高的山脉是位于亚洲腹地、绵延约1500英里的喜马拉雅山脉，前10座世界最高峰中有9座位于那里；而位于它附近、长度超过500英里的兴都库什/喀拉昆仑山脉，其最高峰也高达2.825万英尺（8616米）。至于南美洲，南北走向的安第斯山脉绵延5000余英里，拥有众多高达2.2万英尺（6710米）的山峰。分隔亚欧的高加索山脉，长约700英里，多座山峰高度达到了1.5万英尺（4572米）。喜马拉雅山脉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其主峰高达2.9万英尺（8844.3米），也是世界最高峰。

尽管高海拔地区占据了相当一部分地表，却并不适宜人类生存和居住。当一个人到达海拔0.8-1万英尺（2440-3050米）或更高的地方时，为适应当地大气压力和氧含量的变化，人体生理机能也会发生变化，以便使身体得到满足生理活动的氧气。这些生理变化在世代久居高海拔、严寒地区的人们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与住在低海拔地区的人们相比，他们的身材较为粗壮、矮小，四肢既短且粗，胸部厚实胸围宽广；其心脏较大，搏动缓慢而有力，毛细血管也较粗大，体内红血球含量比低地地区的人们高出约20%；为尽可能的吸收氧气，其肺泡的伸展程度也比低地的人们大；为了抵御高寒低压以及雪地反射的耀眼强光对视力的影响，他们的双眼周围形成了富含脂肪的厚重眼袋。此外，为减轻高海拔地区对身体造成的不适并缓解压力，他们还经常食用致幻类镇静剂，如古柯叶或雌性大麻开花顶端提炼出的纯丁香，这些都属于麻醉剂或毒品。

高海拔地区除低压对人类造成影响外，还具有严寒、风雪、雷暴、浓雾、氧气稀薄、强紫外线辐射以及天气变化频繁等不适宜人类活动的特点，有时高海拔地区剧烈的暴风雨雪天气甚至会切断当地与外界联系达数周或更久，而雪崩、岩体滑落垮塌也时常发生。尽管高海拔地区也会有茂盛的植物，但一旦海拔超过1～1.15万英尺（3000～3500米），就再难觅得植物的踪迹。

在这样的条件下，气候和地理环境往往比敌人的火力更加致命。一些在低海拔地区的轻伤，如子弹或弹片对人体的擦伤在高海拔地区可能很快就加重为致命的伤势；而在这些地区，单兵剧烈的战术动作也有可能造成骨折、肌肉挫伤、内伤及体表的大裂口。即便不直接参加战斗，持续停留在高海拔地区也危险重重，冻伤和低温过低会伴随始终；来势凶猛的高山病、高原肺水肿、脑水肿也时刻威胁着生命；此外，体重持续减轻也很常见。在精神方面，持续的压力和生理上的不适常会导致病态人格、行为失常等。由于高海拔地区大气稀薄，太阳光强度和紫外线辐射大增，不加掩蔽易导致晒伤，如果当地常年覆盖积雪，还会引起雪盲等不适。在生存方面，海拔地区的掩蔽所常使用煤油炉加热，封闭环境中的煤油炉燃烧常散布出厚重烟尘，使人体感到不适。

到达就已成功一半

在高海拔地区，由于大气压力稀薄且氧气含量低，人们会感到呼吸困难。在选择执行高海拔山区任务的士兵时，应根据他们身体对高海拔山区的适应性进行筛选。他们应当有优秀的身体素质，健康的心肺功能。矮个、身材瘦长的士兵比高个、肌肉结实的士兵更能适应高海拔环境，被挑选的士兵也必须拥有超出平均智商的智能，以使其能更快的适应极具考验性的环境。而那些接受过放射状角膜切开术以矫正视力的士兵不应被挑选到高海拔山区服役，因为在当地的环境中，他们的视力可能受到永久性的损害。

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在真正走上高原前，都应接受适应性训练，强化其心血管和呼吸功能以使其尽快习惯新的环境。一名生理条件合适的士兵可在3周内适应严寒环境，2周内适应高海拔的低压和低氧条件。在适应性训练阶段，其体内将产生更多的红血球，如巴基斯坦山地部队的适应阶段超过7周，前3周他们在1万英尺（3050米）海拔的地区停留，让士兵们逐渐习惯严寒，并在这一高度进行包括登山、攀岩、索降及山地生存在内的日常身体素质训练；后4周，士兵们要学会并掌握更高级的登山技巧，他们需要反复跋涉不同高度的山地并安全返回，如最开始是1.4万英尺（4270米）的高山，接着是1.7万英尺（5185米）的高山，最后是1.9135万英尺（5836米）的高山。

尽管高海拔适应性训练较为有效，但这一阶段的训练应严格控制在1.8万英尺（5418米）以下，而所有在这一高度附近或以上海拔的训练都要被严格控制并周密指导。此外，在高海拔山区进行适应性训练的人员也需要周期性的调整，其周期约为10～14天。如印度陆军的高海拔适应性训练日程为14天，前6天在一个海拔的地区进行训练，中间4天到高一些的地方，最后4天则到达更高的海拔；期间，印度陆军的典型性做法是组织接受适应性训练的部队在转换海拔时，由后勤终端长途跋涉至下一高度的集结地点。至于适应性训练的最短时间，所有拥有丰富的高海拔山区作战经验的军队也都认为不应低于10天。然而，一名初步经历了适应性训练的士兵还不是熟练的登山者，经验认为只有在继续进行2个月以上的登山训练后，才能使其初步具备高海拔山地作战的素质。甚至有一些国家的军队，如意大利，认为要培养出真正有经验和战斗力的高海拔山地战勇士，10年以上的时间也不长。

在高海拔山区，一切节奏都缓慢下来，这是由当地后勤保障的特点所决定的。高海拔山地战争，后勤补给成为关键，物资集散地的位置则成为作战行动的关节点。后勤终端（山地环境下，能够依靠机械动力进行物资运输的终点）到战线前哨站之间距离的长短，直接决定了前哨站可配置的部队数量。前哨站距后勤终端约3-14天徒步步行的距离，如果这一距离再长些，就需要更多的部队来维持前哨站的驻军。高海拔山地的作战行动中，后方营地常配置在后勤终端附近，再往前由于无法使用地面车辆，人员和物资需要通过中转站输送到前沿的前哨站点。这段路途上，直升机、搬运工或役骡都可用于输送。尽管现代战争中，人们想方设法希望用技术来“缩短”这段距离，但真正有效的输送、搬运工具仍是经过训练的役骡。当然，要完成这类任务，役骡也需要照料和训练，美国陆军在培养和训练高海拔役骡方面也有经验。但是一旦到了更高的海拔，连役骡也拒绝前行时，就不得不依靠人力了。

表1：高海拔环境下受训人、牲的平均机动时间

表2：高海拔环境下，部队平均机动速度

高海拔山区的行军也极其危险，天气变化频繁，行军纵队在暴风雨、雪或浓雾中易迷失方向，前方部队留下的路标可能很快消失在积雪中，有时脚下看似安全的雪地可能会突然崩塌并吞噬掉攀行人员。印、巴在克什米尔高海拔的锡亚琴冰川交战时，就曾发生过整支巡逻队无影无踪消失在巡逻路上的事件。

在这类山地地形上，视线内的直线通信质量非常好，而一旦被阻隔，比如山峰一侧与另一侧联系则变得非常困难。因此，通信站点的选择必须非常慎谨，这些站点也常成为关键地点。这种环境中，具有自动跳频、加密和猝发功能的甚高频（VHF）无线电作用明显，但其配用的常规电池在严寒环境中可能很快失效，因此为其配备锂离子电池必不可少。通常，这些高山之颠密布国有、军用、商用、电视发射及中继台站，因此也是国家通信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这些重要的地区需要军队保护，排级部队常驻守在这些通信发射、中继站点，以防备游击队等非常规武装的攻击

高海拔山地作战

 

发生在高海拔山区的战争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情况是两国对接壤的边境地区存在争议，并沿争议地区中的分界线驻扎军事力量，守卫实际控制区域（如印、巴之间在克什米尔和锡亚琴冰川的防线，中印之间在卡门边区两侧的对峙）。在这种场景下，冲突双方根据边界线配置防御力量，并沿此防线在相对固定的位置展开阵地战，至于防线所处的高度并不在考虑当中。

 

第二种情况中，战斗并没有相对分明的阵地和防线，通常是小规模的游击队、武装走私集团、匪徒或邻国武装力量沿山体横断面一侧建立前进营地，随时与遭遇到的敌方力量进行战斗。这种情况下，战斗通常发生在林木线（分隔植物因气候、环境等因素而能否生长的界线，在该线以内，植物可如常生长；然而一旦逾越该线，大部份植物均会因风力、水源、土壤及/或其他气候原因而无法生长）以下双方遭遇的地域，并非自然地集中于边境地区。如“茅茅党人”的起义、苏联侵阿战争、秘鲁政府军与“光辉道路”武装的冲突、车臣战争以及哥伦比亚政府军与革命武装力量（FARC）、全国解放军（ELN）等反叛组织的冲突等，都属于此类。

2013年9月12日，兰州军区某团将部队拉到海拔4500多米的高原，以检验实战化能力为牵引，开展全建制、全员额、全要素实兵演练，全面锤炼部队在高海拔地区作战能力。

 

对于在高海拔山地交战的双方军队来说，首要的敌人是其所处环境，其次才是对手。在这类作战环境中，高地并不总会成为双方关注的重要地域，通常，双方指挥者更关注利于机动通行，或靠近补给线路、后勤终端和中继补给站的地域。至于战斗的主要力量，则是轻步兵和山地炮兵为主。

 

高海拔山地作战中，进攻性作战行动包括渗透、伏击、突袭、巡逻、火炮攻击、有限的空中突击和攻击作战等，至于追击则很少进行；包围是最常见的策略，正面进攻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会展开。防御性作战行动则包括反渗透、伏击、巡逻和阵地防御等。至于原地换防等行动，通常也只限于低一级单位。

 

高海拔山地作战中的进行行动多集中于通过封锁道路通行、阻止敌人获取补给并控制输送线路、俘获敌方营地及中继补给站点、摧毁输送力量等方式，来阻断敌方的后勤补给。前线进攻部队如果仅歼灭敌方巡逻队、突击敌炮兵阵地等，虽能为媒体制造话题鼓舞已方士气，但却很少能达到攻击敌方后勤体系所能起到的那种长期的效果。由于地形对后勤补给的限制，高海拔山区的进攻性作战通常由小规模的部队展开，这样易于补给和保障，太多的部队反而会妨碍行动。部队在这类地形机动时，多采取小队集群步行前进，以避免出汗和大口呼吸出的水汽在严寒环境中迅速凝结造成冻伤。由于攻击位置离营地很近，目标近在咫尺，所以进攻一方在到达攻击位置的过程中并不会被长途跋涉耗尽体力，并且减少了遭遇山地多变的恶劣天气的可能。而在组织其他地形的作战行动中，经常设置的出发集结地域，也不会出现在高海拔山地战场上，进攻部队往往从前沿阵地直接出击。如果已方压制火力不足或对方在反斜面构筑防御设施，进攻部队必须采用小规模编队，实施多波次攻击。由于冰雪堆积、道路变化，高海拔地区山体的地图也常常与实际相出入，因此进攻方案应简洁清楚，可将整个进攻目标划分成多个子目标，分阶段实施攻击行动。部队的机动也要根据交战地域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攻击发起后预备队要尽快投入战斗，因为部队机动速度较慢，如投入过迟便无法起到持续扩大攻击成果的作用，且第一梯队与预备队之间也难以相互支援；而且因为机动速度慢，机动的距离也有限，有时根据当地天气和敌方的状况，机动和调防的力量从1-2人，到整个营级规模的部队不等。

 

由于人员、物资有限，以及后勤补给困难，高海拔山地防御作战行动同样艰难。在沿边境布防时，一个营的防御正面通常可延伸至7000-8000码（6400-7315米），一个连的防御正面约为1500码（1372米），形成了宽正面、浅纵深、大间隙的防御态势。此外，一个整营在实际防御行动中，很少同时进入阵地，以一个连为例：通常只有一个排占据整个连防御正面，剩余其他部队则作为预备队驻扎在一线阵地后方较低海拔的营地内，这样有利于减缓恶劣环境对战斗力的影响。一个排通常只能在高海拔山地防线驻守10～14天，之后便应轮换调防其他排级单位，而整个连每3～4个月也应轮换设防到更低海拔地区进行休整和恢复。这意味着高海拔山地宽正面的线性防御阵地，主要是以一连串配备有机枪等自动火力的坚固据点作为支撑。至于在反斜面修筑的防御设施，则主要在正斜面观测站的配合下，以曲射火力杀伤正面敌军，这种防御样式更是高海拔山地防御战中的首选；当然建立在反斜面上的防御设施由于缺乏顶部掩蔽设施，也易遭受敌方空爆弹药的打击。

 

对于在高海拔山地进行防御的部队来说，大量的日常勤务是防止积雪完全覆盖防御阵地，淹没掉通行的小路。通常，前沿的永久性掩蔽所，比如便携式玻璃纤维制临时营房，就非常必要；而低海拔地区防御作战所主要依托的永备筑垒工事，在高海拔地区则行不通，其原因在于用作筑垒的建筑材料，如水泥，沙石、钢筋及木材等，本身就难以运送到高海拔地区。正因防御地域广大，传感器在这里非常有用，而且它们还不易被积雪所覆盖。此外，由于道路经常因天气等原因而封闭，以及输送不便，这些地区的防御工事、阵地，除具有防御用途外，还应能储存一定物资，以供守备部队独立固守阵地数日。当敌军由游击队等非正规武装组成时，这些防御阵地则作为防御地域的支撑点，据此反击敌方的突袭、伏击和巡逻。

 

高海拔山地进攻和防御行动都包括有山地巡逻，但是小组人员的巡逻较为危险，通常以排级规模的部队编成巡逻分队；而单个巡逻分队在山地环境下也意义不大，更常见的是编成多个巡逻分队分批出巡。每个巡逻分队出发时，当地的向导和前卫侦察组必不可少，还要制定详尽的巡逻计划，并指定预备队和响应部队。至于担负侦察任务的双方巡逻部队常在途中相遇，使得遭遇战成为巡逻分队主要的作战样式。

 

突袭战术也是高海拔山地进攻和防御作战中经常使用的战术，经过周密计划的行动部队突袭对方据点，完成任务后迅速撤离。正因为这类突袭不以长时间占据敌方目标为目的，因此也是为俘获敌方人员和装备、捣毁敌军设施、诱骗吸引敌军注意、打击对方军心士气的临时性手段；而且由于作战持续时间短，其后勤担负也远小于一次预有准备的进攻行动。成功的山地突袭行动通常编组一支攻击部队、一支火力支援群以及一支可担负增援、支援和牵制等任务的安全单位。

 

高海拔山地火力支援

 

高海拔山区的战场环境对军用攻击机的炸射支援火力限制较强，战机驾驶员很难在这种环境中找到借助自然伪装或隐匿的敌方目标；同时，天气、高大山体或岩石的阴影以及环境都不利于飞行员目视观察。此外，山地环境下，进出某一地域的通道较少且固定，同时这些通道都沿着山体走向而建，这也易于设置对空防御或便于步兵集中火力对空攻击。在这种气候和地形限制下，使喷气式飞行难以用俯冲和低飞这类常规支援战术来寻找攻击机会。而且，山地地面部队进行严格的伪装、对行动节奏进行控制，以及针对性的设置多层对空防御体系等，也都是防范高性能喷气式战机的有效措施。与固定翼飞机相比，直升机的机载火力对地面部队的威胁就大得多，但高海拔也限制了它的有效性，而轻型直升机可用于炮兵校射观察。但是，所有的航空兵在高海拔环境下都易受到恶劣多变天气的影响，浓雾、大风和暴风雨雪等气象条件常常会使航空力量无法升空，至于极地高海拔地区因刺目白色反光造成飞行员方向不明、界线不清等情况，更是对飞行安全的极大威胁。

 

在这种环境下，全天候火力支援的重任只以由地面炮兵担负。但高海拔作战环境对炮兵的运用也有颇多限制，如急弯、陡坡及山地路况总体上会影响炮兵，特别是拖曳式火炮的机动，而且山地地形适宜修筑炮兵阵地的地点也有限，所以炮兵单位很少成建制的部署，一、两门火炮或导弹发射阵位在高海拔山地作战中非常常见。即便如此，有时这些只能容纳少量火炮的阵地数量也不足，因此这些阵位也多成为永久性火炮发射点。炮兵部队在山地机动时，为躲避敌方炮兵和航空兵打击，多选择夜间进行转移，然而，夜间行动的风险较大且易出事故。此外，炮兵阵地的修筑也要考虑到为其发射人员提供抵御地面攻击的能力。发射位置多选择在背对敌方的、且尽可能接近的山体顶峰的反斜面阵地，这样尽可能靠近顶峰以便有更好的射界而且还可遮蔽发射时的闪光；至于单门火炮的阵位选择，则应挑选地形曲折或易于隐蔽之处。在各种作战行动中，地面炮兵将在后勤封锁、压制敌方炮兵以及为前沿提供火力支援等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炮兵在进行前沿防御时，如果使用空爆弹药对敌方驻扎的开阔地域进行炮击，更可能造成对方的重大伤亡。迫击炮等轻型火炮在山地作战中有时比榴弹炮或其他火炮更加有效，它们易于携带和转移，能更好地攻击处于其他火炮攻击死角的反斜面之敌，还可最大程度的靠近敌方前哨。

在高海拔山地作战中，决定火炮、迫击炮和炮兵攻击支援范围的因素主要由运输因素决定，由于炮兵的机动需要道路，因此在无路的条件下，很难将火炮机动至所需位置，而发射阵位也通常选择在易于机动和输送弹药的山谷、村庄和后勤终端

 

高海拔山地后勤保障

 

独特的地形和战场环境，使得后勤保障成为在高海拔山地顺利进行军事行动的关键。后勤总是推进着战争的进程，在高海拔地区尤其如此，如果没有良好的铁路及公路设施，后勤物资集散点无法顺利地向前方输送补给，部队机动也会耗费更多时间，高海拔山地战场所需的后勤需求比其他地面战场上轻步兵战斗的类型都要多。在海拔低一些的地区，卡车、直升机、运输机器人以及滑雪车等都是维系山地后勤保障的重要方式；一旦海拔超过1.3万英尺（3962米），后勤保障的重担就落在骡子和搬运工的肩上；而在更高的海拔，则只能依赖部队自身或专门的搬运工输送补给。这也是高海拔山地后勤保障分发体系之所以复杂、混乱的关键，而且在战时，即便像使用人工和骡子这类明显有局限性的后勤输送模式，也常常面临人员或役骡数量不足的境况。

 

对于平常的后勤保障体系来说，卡车是最重要的输送工具，而且汽油动力也明显优于柴油动力。然而，当卡车需要穿行于高海拔山区时，空气中的氧含量降低，其引擎效率将显著下降，这导致越野和爬坡性能下降，而燃料消耗量却剧增。因此，如果要在高海拔山区使用动力车辆，柴油引擎必须加装涡轮增压器，而汽油引擎则须调整其化油器。表3中显示出随着海拔升高，动力车辆须增加的燃料消耗量。

 

表3：每百千米动力车辆平均燃料消耗量（单位：升）

 

在山地作战中，首选利用直升机进行后勤补给，但高海拔山地却并不太适宜直升机作业。随着海拔增加，空气密度降低同样会降低飞机引擎效率，同时山区紊乱的气流对飞行安全也极具威胁。而且直升机在野外山地难以找到合适的机降地点，如果靠敌方太近，还易遭到敌方迫击炮或轻武器的覆盖射击。有时，直升机必须根据当地地形特征飞行，比如须沿山谷进出某一地域，这增加了敌方预判航空器飞临方位的准确性，同时增大了机组人员的风险。而大雾、暴风雨雪、冰冻以及多变的风向都会迫使直升机停止作业，山地地形也会干扰空-地或空-空通信联系。因此筹划在高海拔山区使用直升机遂行任务时，需要详细周密的计划组织、快速的联络，在平时就要加强空、地部队的联合训练，以提高联合行动时的默契。高海拔山区飞行危险重重，对此，印度、巴基斯坦、哥伦比亚、阿根廷以及瑞士等国军方，还对其直升机驾驶员开设了山区特种飞行的课程。

 

“倒退”回骡马补给时代

 

高海拔山地本身是排斥技术的。在这种环境中，役骡倒成为进行后勤保障的不二之选。骡子可以通行于狭窄的小径，负重也超过人工，能够长距离跋涉且食量一般，是非常好的役畜。美国的骡子可在负载其体重20%重量（150-300磅）的情况下，每日在山区行走15-20英里，体型小一点的骡子其负重能力也相对小一些。世界上，单位负重能力最强的则是阿根廷骡，其体形比美骡小一些，但负重达200-250磅左右。然而，这只是骡子在低、中海拔山区的负重情况，在高海拔山区，最高负重应低于200磅。在畜力的选择上，有组织的役骡运输队优于临时雇用的由当地人驱赶的畜力运输车，不过当地的骡子较征调配属的好。

 

美国陆军使用役骡的历史悠久，二战期间，役骡曾是缅甸和意大利美国远征军中的一员；上世纪70年代，美国提供的役骡更成为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抵抗前苏联的重要后勤力量。直到现在，在不少国家的高海拔山地部队中，役骡仍是当地驻军中的重要成员，而不少国家军队在有需要时，也会征召当地的骡队服役。然而，骡子也有其局限，比如道路上积雪过厚时，这些大家伙就会拒不前行。

 

骡子消耗也较小，以美国骡为例，它每天需要10磅谷料和14磅干草，这些重量也须算在保障的份额内，而小一些的阿根廷骡每日只需8磅谷料和8磅干草。除食物外，骡子每天还要消耗1盎司盐和25-30升饮水，如在沙漠地区则需50升水。像人一样，役骡也需要时间来适应高海拔地区的环境。骡夫和役骡通常需要一个月的训练时间来适应3000米海拔以上的环境，但到4000米以上时，役骡和人一样也容易疲劳并需要经常休息。此外，为适应战场环境，役骡还要经过训练以适应枪炮爆炸时巨大的声响，防止因受到惊吓而失控。

 

役骡易受到疝痛、中暑衰竭、伤痛等困扰，但大部分的伤痛都是由于役使器具使用不当造成的，比如未经调整的鞍具、背负负载包裹不当以及不适合的挽具等，而沿途的岩石、道路上的残骸也会磕伤骡蹄。在高海拔地区，外地役骡更容易患上当地的疾病，而本地骡则具有免疫能力；此外，几乎所有骡子似乎都有敏锐的感觉，它们常在风暴来临之前寻找掩蔽所，这一特性也能为人们所用。役骡虽然适合用于高海拔山地作战中的后勤输送，但它们本身也需要大量的日常照料和训练。要维持一支役骡运输队，骡夫、蹄铁匠、铁匠和兽医等保障人员必不可少，但在过去几十年里，不少大量使用役骡的军队却少有这些保障人员。在服役期间，一只役骡每30天就需要更换一次蹄铁，而且在雪地和冰面上，则需要特制的骡用蹄铁。表4描述了要维持一支171人规模的轻步兵连，在高海拔山地遂行为期6天的行军、进攻和防御行动时，所需携带的物资及役骡数量。由于大多数给养集中于物资集散点和沿途补给站，连指挥官需随时保持并掌握运输能力。

 

表4：171人轻步兵连6天任务所需物资重量和运输需求

 

搬运工则可从当地民众中招募，他们熟悉当地环境，对高海拔稀薄的空气也能较好的适应。虽然搬运工负重能力远不如役骡，但他们能到达役骡所无法涉足的高海拔地区。但是，当地民众应征为搬运工后可能不愿意随军到远离其家园的地方执行任务，而且使用当地搬运工也需考虑安全方面的因素。表5是搬运工与士兵在不同海拔地区负重能力的对比。

表5：不同海拔山地，搬运工与士兵的负重能力

 

1994年，秘鲁和厄瓜多尔为争夺位于两国边境上的孔多尔山脉（Condor Cordillera）而爆发了冲突，秘鲁陆军仅靠在当地民众中征召的搬运工进行后勤保障。虽然战斗发生在不超过2500米的中海拔山岳丛林中，但由于陡峭的山体密布灌木和丛林，通往作战地区也很少有现成的小路，加之秘鲁军队缺乏受过训练的役骡和骡夫，使其主要由搬运工构成的后勤体系保障能力十分有限。秘鲁军队不得不招募当地壮年民众组成运输队，将补给品从一个村庄运送到下一个村庄，直到输送到孔多尔山前线。

 

前线战斗人员每天也需要补充弹药、食物、饮用水及取暖燃料。表6是一名士兵每天需要的给养和薪材。

 

表6：战斗人员每日消耗的水及燃料

 

山区作战行动中，营级规模的特遣队通常携带、储备足够1-2周持续作战的给养，这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沿主要供应线建立物资堆积点。无疑，供应线越短，保护其不被中断也越容易。如果后勤供应所必需的公路、道路和小径等通路，都在敌方的控制之下，部队的补给就仅限于依靠直升机来完成，而直升机在高海拔山区所受限制亦是难以避免的。至于高海拔地区冬季的后勤保障就更为困难，有时甚至导致因补给不继而被迫撤离。

 

在高海拔地区，因伤后撤也经常遭遇难题。天气和载重限制可能使直升机无法运载伤员。伤员经常需要用担架抬到低一些海拔、直升机可以抵达的地区。前苏联在阿富汗山区的作战经验表明，高海拔山区要后送保障1名伤员，常需要13-15名人员，而且后送过程也充满艰辛，担架队也必须派额外兵力用于保卫。伤员之所以需要后送到低海拔地区，是由于在高海拔地区很多疾病和伤患都无法有效治疗和康复。

 

永恒的高海拔山地作战

 

高海拔山区地形险峻、崎岖，部队机动速度被拖慢且环境对人员健康也不利，因此在这种环境下，单兵的身体素质始终都显得很重要。从历史到当代，发生在高海拔地区的战争从未间断，而且也不可能因环境不适于作战而避免。高海拔山地作战训练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轻步兵训练，环境适应性训练和特种训练都非常必要。

 

在高海拔山地作战行动中，指挥官的领导才能也非常重要——艰苦的生存环境、人员体质的弱化以及心理上的压抑，都需要卓越的领导者。成建制且内部关系经过多年磨合的军队在山地战中比较容易处理领导力问题。此外，高海拔山地作战主要由营、连以下分队实施，因此班、排级指挥官也承担着更多的职责。

 

高海拔山地的火力支援同样也困难重重。火炮射击表在此环境下也不再准确，火炮机动也非常不易。如果条件允许，利用直升机挂载火炮实施战场机动是最好的选择。至于搬移火炮和弹药也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在较低海拔地区，武装直升机是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较为理想的火力来源。而对于构筑于反斜面的敌方设施，则使用迫击炮曲射弹道攻击效果较好，但不足的是迫击炮射程有限。

 

由于向高海拔地域输送给养需要专门、特殊的方法，后勤保障则是作战中需首要关注的因素。维持这种环境下的作战需要耗费异乎寻常的精力和努力。至于小规模分队的行动，只要任务不持续过长时间，则不会像大规模行动那样对后勤造成沉重负担

一、95式枪族定型后，我依然认识到其存在一些问题，曾向上级书面坦陈。问题主要出自两个方面：一是发射药性能不稳，残渣太多，已经影响到武器的可靠性；二是枪管膛孔钻得不直，95式步枪的热偏主要是膛孔不直引起的。

我国的小口径弹药发射药是1987年定型的，95式枪族是90年代初启动的。从那时起，武器出问题，主要找枪的毛病。现在已经意识到，发射药制约着枪的性能，促使领导层可能要从国外引进新的小口径弹药发射药，这是一次打翻身仗的好机会，但也要注意做好多种调整工作。

二、中国的轻武器，特别是步枪，是仿制起家的：解放前主要仿制德国毛瑟步枪及7.92毫米弹药，解放后，先是仿制了前苏联的莫辛-纳干步枪及M08式7.62毫米弹药，后是仿制了SKS半自动步枪及M43式7.62毫米弹药。仿制过程一般都是重视枪，不太重视弹和发射药。尤其是在大量仿制苏式轻武器时，专业划分得又小又窄，枪、弹、药虽然是一个不大的系统，但专业林立，画地为牢。仿制了那么多产品，却缺乏懂得整个系统且居于顶层位置的专家。当我们由仿制转入自主研制时，还不知道如何对整个系统进行顶层设计。自主研制与仿制完全是两码事，这个转变非常困难。

三、越南战争催生出了M16小口径步枪，激活了步枪小口径化的风潮，欧洲一些国家相继推出了不少款式的枪弹和步枪。那时，中国正经受文革的煎熬，还在搞大三线建设，自行研制的63式自动步枪深受其害，准备下马。这当口刮来了步枪小口径化的风潮，中央军委决定，要赶上这趟车。1971年3月召开的行业会议决定启动小口径步枪的探索与研制。说实话，这是形势推上去的，对自主研制没有清醒的想法，对步枪小口径化更无思想准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我国第一代小口径步枪启动时，全行业共有25个单位参与，大部分位于三线隐蔽地区，以三结合的方式推动工作。但在文革背景下，好多三结合班子缺乏专业技术人员。

当时参加的25个单位中，只有几个是弹药厂和发射药厂，其他都是枪厂。俗话说，有枪要先有弹，有弹药先有药。项目组中，枪械人员盯着这几家弹药厂和发射药厂提供弹药和发射药，他们的压力特别大。这几家厂只有仿制单基药的经验，而且设备简陋陈旧，投资也很少。经过6年的探索，终于找到一种双基球扁药，逐步掌握了工艺，到了1976年，能小批量生产5.8与6.0毫米的试验枪弹。

四、那时能参照的国外弹药只有美国的M193铅芯弹，所以试验枪弹就是铅芯的。至于5.8毫米口径的选择，经历很特别。按理说，口径、质量和初速这三大要素，是在弹道优化方案中确定的。但我国的5.8毫米口径的确定，是由25家单位的分工中确定的。当时的研发模式是，以小口径的上限6.0毫米为上限，以此确定6.0、5.8、5.6、5.4毫米等口径，再按地区条件交给各单位，分头研制。当时研制6.0、5.8毫米的有几个地区。研制5.6毫米的有两个地区，均因为枪管深孔钻工艺困难、高膛压抽壳困难而罢休。当时还有一个5.81毫米口径，取八一武装起义的政治含义，5.6毫米也有毛主席5月6日支援亚非拉人民反帝斗争声明的政治含义，文革结束后都退出了。5.4毫米以下难度过高，没有单位承接。最后只剩下湖南地区的6.0毫米与四川地区的5.8毫米两个方案进入选型。1976年在试验基地进行了选型测试，结果是5.8毫米方案稍好，于是上报中央军委。当时工业界还以有利于外贸为由推荐了M193的规格，最后中央军委选定了5.8毫米的方案。

五，当时的发射药成球工艺很差，同批次发射药的颗粒均匀度很不好，球形度也很差。只要对比国外的发射药，一眼就能辨别出，国外的很均匀，我们的要差很多。无论是设备还是工艺，要有一定规模的投资才能改进成球工艺，提高颗粒均匀度。经过研究，（为了解决球型药燃速越来越慢的问题），采用了压扁工艺。因为颗粒均匀度不好，压扁之后，大部分发射药颗粒产生了内应力。结果在库存过程中，发射药产生再结晶，使用中频频出现低温反弹。如果当时不采用压扁工艺，而是优化成球工艺，或许就是另外一种局面。国外的小口径发射药，如俄罗斯的5.45毫米和美国的5.56毫米发射药均采用球状发射药。我之前不理解为何国外发射药不压扁，现在明白了球状药比有内应力的扁药更能保障弹道稳定。

六、1990年代，一批5.8毫米枪械陆续投入考核与试验，1980年代生产的库存弹药陆续出库使用。首先发现缓蚀剂量在武器自动机中结痂，影响可靠性。低温反弹有时出现。再有问题就是枪口烟大、残渣多，清理困难；膛口压力大，噪声大，影响精度。30年来对发射药改进过多次，但都不彻底，问题反复出现。

现在发现，研制发射药，要在稳字上狠下功夫。我们的发射药生产流程属于粗放式。弹道枪测试，不测初速与膛压的公差，生产线不测装药量与弹头质量的公差，弹头与弹壳的同轴度检查不严格，这些都是生产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对枪的精度都会产生影响。

目前，我国准备从国外引进小口径枪械发射药，新发射药改进后可以改善小口径步枪的性能。这是件好事，但我想，改进我国的发射药才是根本。

1933年3月12日夜，长城喜峰口前线，一群穿着土布军装的军人，趁着朦胧夜色，默默地向喜峰口蔡家峪以南及白台子西南侧高地疾进。白台子西南的高地的标高要稍高于日本步兵盘踞喜峰口东西两座山峰，因此日军即将十八门野炮放在高地上，试图就近对步兵进行增员。这些火炮每日不断发射，给29军造成了相当的困扰。

为了发挥中国军人的牺牲精神和29军的近战优势，3月11日晚11时，29军赵登禹旅长亲自指挥两路轻装绕攻队，其中第一队是王长海的217团，他们的任务是沿滦河西岸隐蔽前出到兰旗地，再迂回攻击蔡家峪白台子的敌炮兵阵地。王长海团此时已经在喜峰口鏖战多日，士兵伤亡很大的，但士气高涨。部队全是轻装，只携带大刀、手枪和手榴弹。有些士兵专门在腰间挂了布口袋，说是要把大刀砍下的鬼子首级带回邀功。

扬威喜峰口

12日凌晨，王长海所部冲过兰旗地，日军每晚必然从炮兵阵地上向四周盲目开枪放炮，用以壮胆，但实际上并没发现隐藏在夜色中快速接近的29军战士。29军战士先近距离投出手榴弹，然后高举大刀冲入日军阵地。日军同样训练有素，很快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平端刺刀向29军士兵冲来。

在肉搏中，日军的刺刀时而下劈，时而平刺，但29军战士却能从容面对，日军刺刀下劈时，29军就用大刀的刀背向上磕开刺刀，然后顺势下劈，一下将日军连钢盔带脑袋劈成两半。有些日军为了发挥38步枪长度优势，采用平刺，29军战士时而用步法闪身以刀尖拨开刺刀，同时上步伸臂，用刀把日军扎个透心凉，有些则用刀背将日军刺刀磕到左侧，用刀身沿着38式的枪身下滑，把日军握枪的手和脖子一起削断。

​当时在222团指挥所部坚守铁门阵地的刘恢侠没有亲身参与11日夜到12日凌晨的夜袭，但是他却在几十里外的阵地上听到对面日军炮兵阵地上枪炮响了整整一夜未停。直到12日白天收到战报，才知晓王团与日军肉搏到凌晨4点，全歼数百名日军，取得200多首级，还有十几个被大刀吓破胆的鬼子当了俘虏。第二营营长苏东元缴获日军阵地上的十八门火炮后，竟然指挥所部调转炮口，冲日军阵地连打数十发，但因为无法运回，只能将这些火炮连同弹药车等全部炸毁。

29军经此一战，几乎令当面日军丧失战斗力，此后多日，日军全凭从东北和内蒙紧急调来的援兵支撑进攻。12日深夜，日军趁着夜色用几十辆卡车和百余辆马车，满载伤员和残缺不全的尸首，灰溜溜地运往宽城。这一战，29军的大刀被日军传的神乎其神，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时，日军面对29军，为了防备夜袭，专门加派哨兵，士兵中也流行戴上专门的铁围脖，试图用这种可笑的办法克制29军的大刀。大刀，是中国传统的战阵武器，29军的大刀有哪些特点，这种大刀与日军广泛装备的军刀以及骑兵刀有何差别呢？

创制大刀术

自明代倭寇作乱依赖，中国的军队的单兵用短柄刀，越来越多地受到日本刀剑的影响。《武备志》中层记载了一种刃长五尺，柄长1.5尺，重2斤8两的双手步战长刀。清代官兵的佩刀，长2.2尺，宽1.3寸，柄长4.2寸。在中国的单兵用短柄刀在吸收日式的同时，也对宋代以前的手刀进行了发展。到清代时宽刃扁刀、朴刀和大砍刀仍是绿营的非制式装备，这些刀的刃长在1.4尺到2.4尺，柄长5寸到2.2寸。1911年民国建立后，各军阀部队中仍大量沿用朴刀型的环柄刀。

实际上，在洋务运动时期，刺刀就随着威力巨大的新式步枪传入中国。但是由于当年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因此朴刀和环柄刀必然会在部队的装备中占一席之地。在20世纪初，全中国可以自行制造步枪和弹药的兵工厂屈指可数，但是只要找一位乡间稍有经验的铁匠，就可以打造看上去威力十足的大刀。当然，大刀在具备便于制造，成本低廉的优点的同时，也具有难以使用的缺点。中国传统武术中的刀书，既有单手单刀，也有双手双刀，还有单手持刀配合藤牌的技巧，这些技法以轻灵为主，因此武术家大多认为“刀走黑”。但随着步枪和刺刀在中国军队中推广，长度和重量均压倒传统的单手刀，而且步枪加刺刀既能远射，在近战中还兼顾传统武术中短枪和棍的特点，通过刺、劈、扫等技巧完全压制单刀发挥灵活的优势。因此，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各军阀武装一面继续装备大刀，另一面却更加重视刺刀和步枪的采购装备，而将大刀作为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西北军装备大刀，同样是基于步枪和弹药筹措困难，成本较高，无法做到每名士兵人手一支枪的原因。但是，与其他军阀单纯延续传统单刀不同，西北军根据自身特点，对大刀本身和相应的刀法做出了发展。西北军的兵员大多来自北方的三秦和燕赵之地，这里武术风气浓厚，青年大多从小习武练拳，身体素质和协调性极好。西北军的骨干中，很多出身沧州等武术之乡，大多有一定武术基础，他们的江湖兄弟中不少已经是武术名家。这样一来西北军就具备在部队中推广独有刀法的基础。

为了保证破坏力，西北军的大刀外形继承了清代大砍刀的特点，刀身前部为前锐后方的形制，刀尖上下均开有刀锋便于直刺，刀身中部较厚，保证了强度，也利于格挡和磕弹动作的发挥。刀身整体较宽，在刀刃破损后经过简单打磨就可以继续使用。刀柄较长，便于双手握持，同时刀柄尾部有环柄，既便于可作为配重。全刀重达4斤，大约相当于加上刺刀的三八式步枪全重的一半，但由于刀的重心在前，在拨和磕的过程中，反而更为方便。

除了装备特殊的双手大刀外，西北军也很重视创造简单易学的刀法。1925年，苏联顾问普里马科在北京西北军鹿钟麟部看到了警卫营进行刀术晨练，他后来在《冯玉祥与国民军》一书中，这样记述他看到的场景：“许多身穿白色衣服的警卫士兵在挥舞大刀，一共有25个动作，场面异常壮观。约600名身体异常结实的青年士兵，飞速地挥舞闪闪发光的大刀，时而防卫，时而出击，练兵场上夯实的土地，由于六百双脚的冲击和条约，发出深沉的声响。”这时的所谓25招刀法，实际上是西北军早期创制的劈刀法12式的全部招数练习两遍，再加上收刀势。

在推广“劈刀十二式”的同时，西北军高层认为劈刀术属于单刀术，仍不足以对抗枪刺，而且自身招数套路仍过于繁复。1925年，沧州武术名家马凤图，在张家口开设白刃战术研究室和新武术研究会，集合一大批沧州武术名家，试图从传统武术中找到便于学习推广的刀书和枪刺术。马凤图是1924年12月被沧州籍系诶军将领张之江邀请到张家口担任都统府参议，受张之托开始研发新式双手刀法。在创制新刀法时，马凤图等人结合了从戚继光、程宗猷等人在明代创制的双手刀刀法和清代的双手砍刀刀法，将传统武术中的“埋头刀”、拦腰刀、斜削刀、漫头硬舞等刀法提炼出来，针对刺刀枪刺术的特点，创制了一套有针对性、简便易学、大开大合的军用刀法。

马凤图在创制新刀法时，强调破坏力和杀伤力，刀的主要攻击部位集中在头部的面门、颈部和后脑、腹部、裆部等，以及作战和行军所以来的上下肢，力图做到一刀毙敌，或者至少造成敌人丧失战斗力。由于这种刀法刚猛犀利，杀气腾腾，因此被命名为“破锋刀”。

为了便于在文化程度不高的士兵中推广，马凤图等武术名家没有采用传统武术中比较文言的招数名称，不强调士兵学习成系统的套路，而是总结出与敌方刺刀白刃格斗中经常出现的八种状态，有针对性设计了八个系列的应对招式，并将这些招式编成歌诀。“破锋刀歌”全歌共八句：“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军敌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取，移步换型突刺刀。”实际上，破锋八刀并非只有八招，例如针对平刺，还分别针对刺杀是上中下三段，设计了有针对性的格挡接砍劈的动作。由于日本的刺刀刺杀技术是基于其传统的短枪术，因此破锋八刀基本上可以克制日式拼刺术的主要攻击套路。

​作为一种易学易用的实战刀法，破锋八刀直到抗战时期仍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到30年代时，西北军大刀的重量对于大量征召的，缺乏训练且身体素质较差的中国士兵，就显得过重了一些。因此在1931年，29军的宋哲元又请北京的武术名家李尧臣，担任29军国术总教官，并结合中国传统的六合刀法，设计了一套更为简单易用的无极刀法。无极刀的外形比西北军在长城喜峰口使用的大刀要稍微窄一些，重量也更轻，但整体设计与过去的大刀没有变化。无极刀法本身比破锋八刀更注重实战，同时也广泛吸收了各派的招数，例如在喜峰口和77事变中最为出名的一招，士兵们称为“缠头裹脑”，即士兵双手握刀，垂在身体一侧，当日军刺刀刺来，迅速向身体另一侧上方提刀，用刀背磕开刺刀，然后双手用力下劈。这一招实际上是传统武术中的“带还劈剁”，在斩马刀和单刀破枪术中都有呈现。

抛弃过时法

不过，即便是最善于使用大刀的29军，在77事变时，虽然一度使用大刀队固守铁路桥，但却在日军的火力优势面前付出极为惨重的伤亡。据事后统计，经过此战，29军守卫铁桥的部队两个连仅有4人幸存。

而除29军以外的大部分军阀部队，在抗战前根据长城抗战的经验，也曾突击增强大刀的数量。但是由于各部并没有详细分析喜峰口大刀夜袭成功的条件，相反过度夸大大刀的效果，结果造成抗战全面爆发后一大批部队因为大刀在白刃战中白白牺牲。在喜峰口作战中，29军利用了暗夜造成的突袭效果，平时又注重山地行军和作战的锻炼，同时日军在喜峰口以前，并没有专门研究过山地刺刀技巧。需要指出的是，喜峰口29军曾发动过多次大刀夜袭，但总的来说是败多胜少，部队骨干伤亡极大。

​到1937年，日军的拼刺能力和火力强度已经高于1933年，而中国部队却仍然是缺枪少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百姓受到长期宣传的误导，盲目信任大刀的威力，在77和813时期，曾多次出现百姓募捐点名要买大刀而不是更实用的枪弹支援前线的情况，在前线士兵中传为笑谈。在淞沪战场上，例如川军等部，确实曾大量使用过大刀。例如川军第20军在蕴藻滨一线坚守7昼夜，挡住了当面日军，但营连排指挥官几乎损失殆尽。

多年后当时在20军军部的向廷瑞还专门在回忆中提到一位名叫姚炯的连长，他平时就擅长武术，在部队弹尽粮绝时使用马刀、刺刀和手榴弹与日军拼杀，在日军暂时推下去后，姚炯在电话中要求军部极爱你个直属队的大刀集中发给所在联队，并且特意提到日军惧怕中国的大刀，当领到大刀后还十分开心的说：“这下可以杀死更多的敌人了。”第二天，姚炯所在营营长牺牲，他便代理营长，几次率领全营对日军发动白刃反冲击，硬是守住了阵地。但是这一天，也是姚炯人生中的最后一天，他在肉搏中多处负伤，终因流血过多牺牲在阵地上。

平心而论，大刀本身并不是最适合白刃战的武器。西北军的4斤大刀虽然拥有比较强的破坏力，也便于磕砸日军的刺刀，但是重量仍显巨大，如果士兵不经过长期训练，很难在战斗中长时间使用。而且，想要最大限度发挥大刀的优势，要求使用者拥有比较强的武术基础，因此推广难度远大于步枪的射击和拼刺术。而且考虑一寸长一寸强的特点，在防御战中刺刀也更为合适。

因此在敌后战场上，八路军正规军虽然一度装备大批大刀，例如在1937年10月八路军120师在雁门关伏击日军车队，不少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在肉搏中仍然习惯使用刺刀，例如716团3营11连指导员胡觉三，就是一位老红军，他在肉搏中见到一个战士被三个日军保卫，边挥舞长征时留下的“鬼头刀”冲上去，一连砍死了两个敌人，第三个敌人被大刀吓得胆颤心惊，光顾着防备胡觉三，却被原来被围的战士一枪刺死。

当然，从一开始八路军就并没有将大刀作为主要的制式肉搏武器，而是作为少数老战士的个人自卫武器。例如许世友、贺炳炎等著名的八路军猛将，都曾留下挥刀肉搏的传说。八路军在刺刀缺乏的情况，主要使用红缨枪和梭镖长矛进行肉搏，这种武器长度比三八式加枪刺更长，日军畏惧地将其称为“木杆长剑”。直到百团大战中，仍有部分八路军部队大量使用马刀进行肉搏战。

考虑到通过缴获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战士每人配发一柄刺刀并不现实，在敌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兵工厂一面继续制造大刀供民兵和地方部队使用，一面尝试制造刺刀。例如八路军军工部在1941年原计划制造10000把刺刀，年底竟然完成了12000把，曾担任军区技术研究室副主任的张方先生，还曾专门对刺刀制造工序进行过优化。福尔曼在延安参观时，曾看到过根据地铁匠制造的刺刀，这种刺刀的刀柄和尾部与标准日式刺刀相同，刀身却比日式刺刀要大很多，活像小号的关公刀。

即便如此，八路军发现，使用土法用铁匠炉打造的日式刺刀在拼刺中极易弯曲。在仔细研究敌后根据地兵工厂的生产条件后，八路军和新四军不约而同地开始生产三刃枪刺。当时根据地制造三刃枪刺主要是受到苏制莫辛纳甘1891式步枪枪刺的启发，这种刺刀外形就像三棱刮刀，截面接近三角形，因此强度较大，而且可以通过热处理的办法用农村常见的铁匠炉制造。新四军制造的三刃枪刺一般直接固定在枪管上。八路军制造的三刃枪刺则被用在了著名的无名式和八一式两款根据地自制的步枪上，平时向后折叠，紧紧贴在前护木上，需要拼刺时，可以迅速甩开。

​同时，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在部队中推广拼刺术。拼刺术与刀术相比，更节省体力，因此可称得上是攻防兼备。在抗战初期，日军的拼刺术水平远高于中国军队，在作战中经常出现几名日军被十几名甚至几十名中国军人围住后，背靠背依靠拼刺在被消灭前给中国方面造成两位数伤亡的情况。而且，在进攻中，几十支齐刷刷的刺刀也能给守方造成相当大的心理压力。在抗战初期，日军使用的30年式刺刀表面通过烤蓝，进行了哑光处理，以保证夜战中不会因为反光暴露位置，但是1941年以后，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却开始将刺刀表面的哑光层磨掉，让刺刀显得更为可怕。

八路军和新四军学习刺刀术最好的老师和靶子，也是日本人。在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和新四军逐渐俘获并感化了一大批日军基层士兵，他们向我军传授了日式拼刺术，并且帮助八路军和新四军装备了日式的拼刺训练器材。同时，曾在苏联学习过的我军指挥员，也将苏式拼刺术教程带回国内。在学习苏式和日式拼刺术优点的同时，八路军发挥中国人的智慧，通过请各地的武术高手传授技巧，以及集中部队中善于拼刺的战士群策群力，针对日军士兵在拼刺中刻板教条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了三招绝技：“空中劈刺”、“枪托击打”和“迷眼突刺”。空中劈刺既可以在进攻中使用，在对刺中突然向后跃起，也能够使日军惊慌失措。枪托横击是针对日式枪刺术极少使用枪托的特点，在近距离突然使用的一种必杀技。而迷眼突刺，则是利用脚踢沙子，一下子让日军陷入丧失战斗力的状态。

1945年8月，日军一个大队600余人在离石到汾阳的公路上被358旅716团伏击，我军战士主动发起白刃战，几个回合就把日军的先手部队100余人全部歼灭。在白刃格斗中，我军战士刘乃之眼看一个日本兵像疯了似地向自己冲来，边一面用拨枪法挡开日军的突刺一面向后退去，日军连刺不中，锐气下降，同时又认为刘乃之已经不能招架，心生轻视，便嚎叫着向刘乃之扑来。此时刘乃之突然飞起一脚，将一大把沙子踢到日军脸上，日军满眼满嘴沙子，虚晃一枪想要逃走，又被刘乃之拨开，随后刘乃之一枪托砸在日军的脸上，结果了这个侵略者。

正是由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花费数年时间，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成规模的刺刀生产，满足部队需要，同时综合日式、苏式和中国传统武术，研究出一套适合中国军人特点，也可以在山地、滩涂、丛林等环境中发挥作用的独到拼刺术，才使得“刺刀见”红成为人民军队打败敌人的重要法宝。

按说，赵尚志与张自忠是两个并不发生交集的人物，我在这里将二人相提并论，是想对他们的后代说几句。

我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也崇拜英雄。赵尚志与张自忠无疑是功盖千秋的英雄。二位英烈虽战斗于不同的战场，分属于不同的阵营，但他们却为了抗击我们民族共同的敌人捐躯沙场，有着同样的壮烈，同样的惊天地而泣鬼神，是值得我们永远歌颂的。

人无完人，英雄也难免会有白玉之瑕。对于这些，本着为贤者讳的态度，我们本来不想知道，即便不小心知道了，也不想让更多的公众知道，因为那样会有损烈士的形象，会因此打击人们心中对于英雄的美好想象。但令人十分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近年来，有关赵尚志与张自忠（当然也不仅仅了）身上存在着的种种瑕玷，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揭露和放大，给英雄的形象蒙上一层又一层的污垢。这又如一座本应让人们仰望的庄严的神像，却正在被特写的、甚至是显微的镜头将其瑕疵放大后用大屏幕暴露在大众面前。而这样的事情之所以发生，却恰恰是英雄的后人或部下或崇拜者对英雄有违史实的漂白、贴金与拔高所造成。

因为崇拜英雄，所以我们都喜欢挖掘英雄的丰功伟绩，尽量多地展示其壮怀激烈的一面，而讳去他们的瑕疵。作为英雄的部下和后人，当然更愿意这样去做。但这闪光的一面该如何地宣扬，却必须要本着尊重历史的老老实实的态度不可，如果为达此目的而利用自身的优势发表一些与史实相违背的故事，则往往事与愿违，千万做不得的。英雄的后人比我们普通的大众更令人关注，因而也更敏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在记述英雄业绩时，对于并未亲身参与的事件应特别地谨慎，对于存在争议的重大敏感事件更应慎之又慎，以免招惹是非。实际上，很多英雄的部下和后人们也正是这样做的。但赵尚志和张自忠的个别的老部下或后人不是这样，他们没能客观地对待先烈的历史，而是想凭着主观的努力去夸大英雄的形象，去粉饰英雄曾经的过错，在混淆历史真相的同时，也往往产生与他们的初衷截然相反的结果，给英雄形象造成玷污。

比如有关赵尚志是不是东北抗联总司令的问题。这本来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史学界早有结论，不需要再拿出来讨论。对于赵来说，是不是抗联总司令都丝毫不影响他的英名，没有谁会因为赵不是抗联总司令而降低对他的敬仰。可有人大概是为了使赵的形象更高大，却非要坚持说赵是总司令，于是引来一轮又一轮的辩驳与争论；

比如赵错杀祁致中的问题。这样的事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这是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造成的。对这类事回避不谈最好。实际上官方正史在写到这里的时候，也是有意避开这一事件的，因为虽然有那个年代的特殊因素，可毕竟是错杀。但有人大概是为了使赵不能有丝毫的过错，却非要说赵杀祁不是错杀而是祁罪有应得，于是引来治史者的纠正不说，更引来与祁致中关系密切的后人、部下们的不满；

比如赵被北满省委开除党籍的问题。现在来看这件事，应该属于处分过重，后来给赵恢复党籍，这事也就不宜再多说。因为细纠起来，将当年事全部公开，对英雄反而不利。但有些人非要说赵当年是受迫害，这一下又引来当年抗联三路军李兆麟等其他领导者后人的不满，于是又将那些不便于示人的陈谷子烂芝麻的重新抖擞出来

比如张自忠是不是喜峰口前线的总指挥的问题。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那仅仅是一场战役的临时指挥，是与不是与他的英名能有多大的关系？张不是喜峰口的总指挥又怎么了？这与他的壮烈牺牲相比，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本来也是没有多少人特别关注的。可有人为了拔高张的形象却非要说张是总指挥，于是又引来众多的否定；

比如张自忠在七七时的表现问题。我认为中央在处理这一事时的态度是好的，即讲张的功绩是从1938年临沂之战说起，而故意隐去七七事变时张的表现，其良苦用心是令人赞同的。出于为贤者讳的考虑，这本来也是写史者一笔带过有意淡化的内容，即便是供少数研究者阅读的文史资料中，对于张在七七前后的表现有过一些不利的记述，也是轻描谈写的，而且，承认张的这些过错，并不影响张的形象，甚至更显张知错改错的勇气，更使英雄形象丰满。可有些人却非要加以漂白和粉饰，于是有意无意间造成了对宋哲元等其他将领的贬损，引来宋的后人的不满，又进而引来众多二十九军后人的投诉，把本来应该隐去或淡化的事重新炒作起来。

有些人和事是越炒越红火，而有些则正相反。围绕赵尚志张自忠等的炒作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因为这样的炒作最终总要涉及到英雄不甚光彩的一面，于是，本应该淡化处理的又因此高调地打起了官司，本应该讳去的又被重新提起引来大范围的讨论，本来不被人所知道的隐情被一层层地暴光，英雄身上曾有过的污渍被一次次放大后公之于众人面前。

赵尚志与张自忠身上有瑕疵，其他任何的英雄人物身上同样有瑕疵，赵与张身上的瑕疵绝对不比其他的英雄人物更突出更严重，但为什么这样的暴露与伤害偏偏让他们（也并非仅仅赵与张二人）遭遇了呢？坏就坏在英雄的个别老部下和后人身上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即如果他们这样针对英雄的粉饰是与他人不相干的，或许只是引来史学工作者或爱好者的质疑，但赵尚志和张自忠作为带兵治军的将军，他们不是活在与人世隔绝的真空中，恰恰相反的，他们往往生活在种种的矛盾斗争之中，后人或老部下们不切史实的拔高，便会有意无意间造成对与先烈同处于某种斗争漩涡中的其他人物的贬损。为了拔高自己的先人而贬损了其他的先烈，自然引起他人的不满。不满就会抗议，不认可就会辩驳，而随着争辩双方的互不相让，又往往使这争辩难以控制的逐步升级，由开始时的史实上的据理争论演变成双方或多方针对人身的攻击、谩骂，于是愈演愈烈，越揭越丑，最终造成对先烈的戕害。在这方面，表现最活跃，也是受窘最惨重的，大概要数赵尚志的老部下陈雷和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宣扬了先辈的同时，却更多地使英雄蒙羞，得不偿失，同时也给他们自己招来了麻烦，二人的晚年官司缠身，谴责不断，过的实在并不安宁。

真是何苦呢！

刘晓庆干露露们是希望暴露的，别说贴金了，就是贴屎，只要能达到让人关注的目的，他们也愿意。他们不怕个人的隐私被人关注，不怕自身任何部位的肥瘦被人指点，好多人故意走光，故意制造绯闻，故意散布祼照，其目的就是为了出名。可英烈们不一样的，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神，是国人心中的偶像，我们需要他们的光芒，我们需要他们的圣洁，因为它可以几百几千年地照耀着我们的魂灵，荡涤心底的污垢，我们不希望看到他们象干露露那样将最不可示人的一面显现给大众，不希望看到他们的瑕疵在无休无止的炒作中被一次次地放大和展露。

英雄的后人们，为了你们先辈的英名，也为了我们民族英雄的形象不被玷污，请你们尊重史实不要拔苗助长吧。

             根据2011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语》，所谓高寒山地，是指海拔在3000米以上、气候寒冷、空气稀薄的山地。我国西部边境地区，主要是中印边境地区的西中段，边界全长1050公里，就是典型的高寒山地地形地貌。我们平时常所说的高寒山地地区，也就是特指这一地区。

    在军事地理范围上，这一地区包括新疆方向的天空防区（天文点至空喀山口）、西藏方向的阿里防区，总面积40余平方公里，纵深300多公里。

    青藏高原西部地表由巨大的山脉、高原、盆地、宽谷组成，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地貌总的特点是高山连绵，雪峰林立，冰川广布，沟谷纵横，山脉多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山脊线海拔6500米以上。

    这一地区远离祖国纵深腹地和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属交通艰难、条件险劣的闭塞地区、平时难以屯驻大量的兵力和物资、装备等，主要靠临时从新疆、四川战区纵深抽调。（在青藏铁路修通前）其运输手段单一，人员、物资装备的运输主要依靠公路进行。

     我们平时所说的武器装备，主要是非高原型武器装备。正确认识其地理气候特点，是用好手中武器的前提。

    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寒山地，地形及不可预测的天气条件对武器有苛刻的要求，武器很难发挥正常功能。

如，电池经常不能发挥最佳的效能，地空导弹更容易出现故障，雷达不适应高原高寒而关机等等。

一、对火炮的影响

高寒山地限制了火炮效能的发挥，严重影响其作战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低温、多变气候易使武器零部件损坏，造成射击不连发、哑弹和偏弹的现象，尤其是武器装备中的橡胶、塑料部件在低温条件下容易变硬、变脆，甚至断裂。恶劣的天气还会使光学瞄准镜出现偏差。

二是火炮打击效能降低。一方面，高原高寒地区气压低、空气密度小，各型火炮射程普遍增大，远弹现象突出。射程增大导致射弹散布随之增大，射击密度也随之降低，降低了炮兵打击的精度、猛烈程度。另一方面，高原道路少，质量低，行车视距和行车速度受到限制，一般牵引火炮要车炮分离才能通过弯道，延长兵力集中时间，不便于火力适时延伸。

三是受缺氧、严寒、湿燥不均和强日光辐射等多种原因的影响，人员及武器装备都将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不适应，如完成射击准备的时间变长，发射速度减慢，炮兵火力反应时间延长等。

四是高寒山区复杂电磁环境会降低火炮打击的精确性和实时性。骤起骤伏的地形对无线电波产生阻隔作用，会在一定的超低空范围内，形成电磁“盲区”。受地形、天气影响，高寒山地战场空间的电磁信号能量分布极不均匀。由于大气衰减、电离层反射和吸收等传播因素影响，能够使用的电磁频谱范围有限，军用频段更少。因而在某一局部频率区间，电磁信号呈现密集重叠的现象。这些因素影响炮兵的指挥控制，导致炮兵火力精确性降低。通信遭受的干扰，使得战术互联网难以实时有效连接，这就间接降低了炮兵火力打击的实时性。

二、对轻武器的影响

一是高原高寒地区人员不易隐蔽。空气洁净、透明度高，远方目标易被发现。雪光刺眼，瞄准因难。积雪区此外线反射更加强烈，会使眼睛发花、肿胀流泪。射击时，因穿着厚重，扣扳机操作比较困难，动作不协调。雪地射击时，两肘和脚架都会下陷，火药气休激起的雪还会遮蔽射击手视线并暴露阵地。

   二是在高原高寒山地射击时，高低角（仰角、俯角）对射弹的影响也非常大，射弹容易拍打远。对枪弹产生影响于内地平原。气温主要通过影响初速、空气密度和当地音速来影响外弹道，气压主要通过影响空气密度来影响外弹道。

三、对装甲车辆的影响

装甲车辆在行驶中易出现发动机功率下降，燃料消耗增加，排气温度增高，燃烧迁程恶化，后燃期延长。海拔3000米气压降低30%，5000实气压降低50%，气压下降导致混合和气含氧量少，燃烧不完全，燃料消夏增加。如海拔4000米，发动机工率下降30%，牵引力减少1/8到1/7，坡度超过24°就难以通过。

发动机易过热或过冷，步兵战车在上坡时，坡度较大，距离较长，大负荷工作时间长，供油量增加，产生大量热能。由于大气温度低，空气密度小，流经散热片的空气量减少，流速降低，发动机容易高温。下坡时，发动机长时间低负荷下工作，易导致发动机过冷。

冷却液和电解液蒸发加快。海拔每增加1000米，冷却液沸点降低3.3°C，加之发动机负荷大，易出现“开锅”，蒸发量显著增加。当蒸汽活门压力为0.07兆帕，海拔1600-1800米时，水蒸发量为2-3升/小时，海拔4000米时，可达7升/小时，电解液蒸发量也增加一倍。

发动机启动困难或不能启动。启动阻力矩大、启动力矩减小，柴油燃烧条件变差，导致发动机启动困难或者不能启动。

各传动机件消耗大。气温从10°C降到-20°C时，传动机件的转动力矩增大约两倍，炮塔回转力矩则增加近10倍。各机件遇冷变脆，行动部分损坏率增大，各部分轴承遇稍大的负荷就会碎裂。

装甲装备的武器受到影响。气温低使射弹偏低，气压低使射弹偏高。气温气压导致射弹偏低偏高的效果并未完全抵消，而是存在一个效果差，气压对射击的影响比气温对射击影响要大，因此射弹常易偏高。高寒山地风力一般为4-6级，风口风力达8-9级以上，对武器的射弹方向有一定影响。

四、对导弹的影响

地空导弹在高原的使用属于超海拔使用，存在一定的风险。一是高原空气密度减小，导致空气阻力减小，导弹飞行速度加快，影响导弹的射击精度和弹体的结构强度。空气密度减小，导致空气的绝缘性能降低，会导致高压系统打火。气压下降，会导致灭弧困难，而燃孤时间的延长将严重影响电接触点的通断力和寿命。

二是散热性能降低。空气的热导和对流作用的有效性降低，散热产品的热交换能力降低，造成产品温度过高而引起性能下降和寿命老化过快。

三是密封性能降低。高原气压降低以后，有可能使密封容器内外压差增大，容易引起气体或液体从密封结合处向外渗漏，甚至引起容器破裂。

四是液体沸点点降低。气压降低，液体沸点降低，易引起液态燃料在低气压环境中蒸发或涨腾，造成燃料损失。同样，由于润滑油的挥发或蒸发，会引起活动部件之间的磨损加剧。

五是高原日照强烈，导致某些非金属部件（电缆、橡胶密封圈、电器元件、车辆轮胎等）加速老化，缩短使用寿命。而且电瓶电解液蒸发加快，极板化学反应加剧，加速电瓶老化。

六是风沙容易侵入触点，增大接触点烧伤，产生接触不良、漏点等故障，风沙还会加机械磨损。

五、对信息化装备的影响

高寒山地环境使信息化装备的战技性能下降明显，通信手段运用受限。具体表现为电离层变化剧烈，多径效应明显，信号传输衰减较大，短波通信效果不够理想。山高弯急，通信死角多，超短波、微波等视距通信沟通比较困难。沟壑阻隔，地势陡峭，有线通信线路架设和维护难度增大。受道路、风雪和雨雾的影响，运动通信时效性降低。

对光纤传输通信系统方面存在的影响有三种。一是温差大、强烈的紫外线和冻土使光缆老化加快，纤芯损耗增大，自然阻断增加。二是光缆接头盒的密封材料在恶劣气候环境中密封性能迅速降低，导致光缆接头损耗增大。三高寒山地连阴下雪，光照不足，经常遭受沙石袭击，化学反应缓慢使得太阳能供电系统寿命缩短。

六、对武装直升机的影响

一是对旋翼的影响。高寒山地温差大、气压低、空气密度低，导致直升机机旋翼拉力减小，进入发动机的空气量也减少，造成发动机供气不足，输出功率下降，从而进一步降低旋翼的拉力。发动机功率下降，直升机的原动力不足将影响其飞行品质和使用可靠性，有效载重和所有的战斗性能都会下降。如外界大气温度大于30°C时，直升机若较长时间悬停作业，会造成发动机燃气温度调节器工作不正常。

二是对直升机悬停的影响。如果在高寒山地的尘、沙、雪地上空悬停，悬停的直升机尾流诱导速度还会导致一些使用中的问题，如会将尘沙或者雪掀起，遮断飞行员的地面视野，卷起的沙土及石块对地面人员也极其危险，若撞击在直升机上旋翼等部件会严重减少其寿命。此外，情况严重时甚至会把地面的物资装备吹翻。

三是对光学仪器的影响。直升机的光学仪器易生霉、生雾，甚至在镜片上结成小水珠，影响观察和瞄准，给使用、保养、保管带来很多困难。光学仪器的座架会因温度变化而发生膨胀和收缩，影响精确度。

此外，高温会加快直升机表面涂层老化，还会使对直升机零部件起保护作用的润滑油失效，低温易使发动机、旋翼结冰，降低了武装直升机在高寒山地有效执行作战任务的效能

前一阵很火的《白鹿原》中有一段很值得回味。

绑匪绑架了白嘉轩和鹿子霖两人，要求两家人拿出一大笔赎金才能放人，可是两家一时半会儿都拿不出这么多钱。

白嘉轩的妻子仙草听闻此消息，急急忙忙地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去救自己的丈夫；

而鹿子霖的妻子思虑再三，只拿出家当的一小部分当作赎金。

白嘉轩平时对妻子很好，非常敬重她，所以他的妻子拼了命也要救他。

而鹿子霖对妻子非常不好，常常在外面偷情，做尽了伤风败俗的事，所以他的妻子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保全自己。

再反观两人的人品，白嘉轩行事光明磊落，怀有一颗仁义之心，以德报怨；而鹿子霖却是阴险狡诈之徒，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一个人对家人的态度藏着他最真实的人品，而伴侣是每天朝夕相处的人，是最亲近的人。

如果一个人对伴侣态度恶劣，经常做一些破坏家庭、有违伦常的事情，那么他的人品一定好不到哪里去。

一个人最大的底牌是他的伴侣，通过他的底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人的为人。

之前有幸和一名外企资深的HR聊天，他说他们公司每次招聘重要岗位的时候，都会邀请对方的老公或者妻子一起吃饭。

然后通过观察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观察其对自己伴侣的态度，可以捕捉到很多真实的东西。

一个人对伴侣的态度藏着他最真实的人品。

如果他对自己的伴侣常常抱怨，那么他私底下也会对公司百般不满；

如果他对自己的伴侣做不到忠诚，那么你很难相信他会忠于公司；

如果他对自己的伴侣态度恶劣，却对别人阿谀奉承，这样的人绝对不会得到重用。

他说得我背脊阵阵发凉，很多公司强调要组织以家庭为单位的员工聚会，原来他们会在暗中观察，进一步去了解员工的人品。

因为在职场，人品才是最重要的。老板们费尽心机地去了解自己的员工，无非就是想让自己更放心，想让每一个重要岗位上员工的人品都可以靠得住。

回到家中，抛开工作职位、抛开社会名誉、抛开利益纠葛，此时的他才最真实，这是一个真实自我回归的时刻。

一个人对最亲密人的态度，是不设防的。他们会收起自己的社交面孔、手腕，因为伴侣不需要他们花心思去巴结或者奉承。

为什么你会对伴侣态度冷漠？

因为你最真实的那一面就不是热情。你对外人有求必应，对客户热情似火，那是因为你要包装好自己，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

午夜梦回时，你不妨扪心自问一下，你对同事嘘寒问暖，却对自己的伴侣不管不顾，你对客户殷勤谦逊，却对自己的伴侣冷漠如冰，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你？

可能你会说：“我不再爱她了。”

可是不再相爱了就非要倒戈相向吗？

你们曾经在花前月下许下山盟海誓，你们是人生路上共同进退的合作伙伴，即使不再相爱了，你心中也应该存有最起码的善良。

可能你又会说：“我在公司憋了一肚子的气，我回家不朝她撒气朝谁撒气？”

无耻的逻辑！家，不是让你撒野的地方，也不是让你肆无忌惮发火的地方，你要发泄，就去运动、去倾诉、去吼叫！别把坏情绪带回家里！

在我看来，“家”是一个充满敬畏的字，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当我看到一个男人成功后仍然十分顾家，善待妻子，尤其是家庭观念非常重的时候，好感倍增。

在中西方国家的传统文化中，都非常强调爱妻子、爱家庭，连之前被斥为不尊重女性的川普也要和妻子秀恩爱。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梅西？

看他怎么对妻子就知道了，身为国际巨星，只要他愿意，有无数女人为他“前仆后继”，可是他这么多年一直都那么顾家，甚至做到了零绯闻，不让自己的女人受到一点伤害。

为什么那么多人支持奥巴马？

看他和自己妻子相处的细节就知道了。

在奥巴马告别总统演讲即将结束时，他将话题引向了米歇尔。

在台上，他仅仅说出了“米歇尔”这个名字，就引起了台下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他说：“米歇尔，我那来自南方的女孩，在过去的25年中，你不仅仅是我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母亲，还是我最好的朋友。你凭借自己的优雅、风度、勇气和幽默，出色地完成了一个你本来没有要求的角色.......”

在说完这段话后，奥巴马掏出了一个白手绢，擦了擦眼角的眼泪。

哪个人会不为之动容？

所以，爱妻子和家庭是一个男人的责任和担当的具体体现，是人性的绝对闪光点。

衡量一个人的实力，看他的对手；衡量一个人的人品，就看他对伴侣的态度。

越是聪明的人越懂得，伴侣才是自己最坚定的同盟和最大的底牌。

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投资，不是车、不是房，而是一个无论贫富都对他不离不弃的伴侣！

一个人最大的成功，莫过于婚姻的成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家庭的幸福。

哲学是什么？这是一个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很多哲人都对此下过定义或深刻的讨论过。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对哲学作过许多形象生动而又耐人寻味的比喻，下面的这七个就是，一起来看。

一、庙里的神

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黑格尔借用“庙”与“神”的关系来生动比喻人类生活与哲学两者之间的关系。按照黑格尔的比喻，庙里的“神”是使“庙”成其为庙的“灵光”，哲学则是使人类的“文化殿堂”和“精神家园”成其为文化殿堂和精神家园的“灵光”。哲学，它就像普照大地的阳光一样照亮了人类的精神生活。如果失去了哲学，人类的生活就会变得黯淡无光。

二、厮杀的战场

整部人类哲学史充满着哲学家们互相批判、互相推翻、互相取代的斗争，基于这种客观事实，黑格尔把哲学史形象地比喻为一个“厮杀的战场”。黑格尔说：“全部哲学史是一个战场，堆满着死人的骨骼。”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总是在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中发展的，因为哲学是“在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表达新时代的哲学必然要通过对表达旧时代的哲学的批判而获得哲学的统治地位，由此便构成了哲学史的“厮杀的战场”。

三、花蕾、花朵、果实

黑格尔说：“花朵开放的时候花蕾便消逝，人们会说花蕾是被花朵否定掉了；同时地，当结果的时候，花朵又被解释为植物的一种虚假的存在形式，而果实是作为植物的真实形式出现而代替花朵的。这些形式彼此不相同，并且互相排斥，互不相容。但是，它们的流动性却使它们成为有机统一体的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而正是这种必要性才构成整体的生命。”

四、密涅瓦的猫头鹰

“密涅瓦”是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栖落在她身边的猫头鹰则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黑格尔说，哲学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它不是在旭日东升的时候，在蓝天里翱翔，而是在薄暮降临时才悄然起飞。在这里，黑格尔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来比喻哲学，旨在说明哲学是一种“反思”活动，是一种沉思的理性。“反思”是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如果把“认识”和“思想”比喻为鸟儿在旭日东升或艳阳当空的蓝天下翱翔，“反思”当然只能是在薄暮降临时才悄然起飞了。黑格尔把哲学比喻为在黄昏中起飞的猫头鹰，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这就是：哲学的反思必须是深沉的、自甘寂寞的。

黑格尔说：“时代的艰苦使人对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的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活动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

五、“消化与生理学”

黑格尔认为，哲学反思并非有些人认为的“是我们达到永恒或真理的主要条件，甚至是唯一条件。”他说，“这种说法，无异于认为在没有知道食物的化学的、植物学的或动物学的性质以前，我们就不能饮食；而且要等到我们完成了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之后，才能进行消化。”这种说法显然有悖于情理。所以对于哲学反思的作用不宜无限夸大，以为人类的存在都系于哲学。一种较为客观的说法是，不学哲学照样可以思维，不过学哲学可以更好的思维。生理学不是教人消化的，哲学也不是教人思维的。研究哲学是训练思维以达到其它的目的。

在黑格尔的这个譬喻里也隐含着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康德哲学的主要课题是考察在什么限度内，思想的形式能够达到关于真理的知识。康德特别要求在考察求知以前先考验知识的能力。黑格尔认为这会引起一种误解——以为在得到知识以前已在认识，他打了另一个异曲同工的譬喻说，那是认为“在没有学会游泳以前勿先下水游泳”。黑格尔提出“我们必须在认识的过程中将思维形式的活动和对于思维形式的批判结合在一起”，“必须由其（思维形式）自身去规定自身的限度，并揭示其自身的缺陷”。这即是他所谓的思想的“矛盾发展”。

六、同一句格言

黑格尔说，同一句格言，在一个饱经风霜、备受煎熬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和在一个天真可爱、未谙世事的孩子嘴里说出来，含义是根本不同的。“老的那些宗教真理，虽然小孩也会讲，可是对于老人说，这些宗教真理包含着他全部生活的意义。即使这些小孩也懂得这些宗教真理的内容，可是对他来说，在这个宗教真理之外，还存在着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黑格尔这段话告诉我们，哲学不仅仅是一种慎思明辨的理性，而是一种体会到的真切的情感；哲学不仅仅是一系列的概念的运动和发展，而且是蕴涵着极其深刻的生活体验。人们要真正地进入哲学思考，还必须具有中国传统哲学所提倡的体会、顿悟、品味。

七、动物听音乐

哲学不是现成的知识，如果把哲学当成现成的知识去接受，虽然可以使人获得某些哲学概念，但却始终不知道哲学为何物，因而也不能真正地进入哲学思考。就“像某些动物，它们听见了音乐中一切的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却没有通过它们的头脑”(黑格尔语)。黑格尔通过这个比喻，尖锐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形成哲学智慧的智慧。黑格尔曾说：“常有人将哲学这一门学问看得太轻易，他们虽从未致力于哲学，然而他们却可以高谈哲学，好像非常内行的样子……”这些人“高谈哲学”，当然也就如同动物听音乐一样，可以听见“音乐中的一切音调”，但却听不到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谐和性”。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哲学不是现成知识的结论，如果只是记住了某些哲学知识或使用某些哲学概念，那就会像“动物听音乐一样”，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音调”，却听不到真正的“音乐”。

最近俄罗斯《卫星网》发表了经常就中俄军事技术交流发表意见的俄罗斯专家瓦西里·卡申的文章《中国军事技术并未超过俄罗斯》。

他这篇文章是回应一篇中国网络上《放下架子向中国学习的俄国表示：不懂为啥中国有人向往西方》的文章，《卫星网》称这篇文章在网易上被评论了12000多次，影响力很大云云。

《放下架子……》一文是其实就是一篇哗众取宠的博文，其内容基本属于“外国人高呼中国OK！”那种，选这么一篇文章来当靶子，《卫星网》也是挺有想法的

几年前，卡申先生在当时的《俄罗斯之声》（后来因其政治倾向问题，被改组成今天的《卫星网》）发表文章回应《解放军报》发表的《铆在意识形态斗争阵地上》 。然而与《军报》的文章相比，这篇《放下架子》是一篇典型网上“吹水文章”，由于作者根本就是“小白”，其中说对的地方比说错的地方少，很正常，抓住这么一篇文章来骂一顿，说实话还是有点LOW了。

然而卡申先生还是将其批判一番，顺便还把“战火”引到中国军事技术上，张嘴就是“缺乏实战”，闭嘴就是“元器件先进不等于系统先进”，有些观点还和中国网上缺乏常识的“公知”口吻一致，比如“引进苏-35表示中国雷达技术不如俄罗斯”。你批驳“小白”，咱们自然没有意见，但把话题提升到这个高度，而且还用了一些“春秋笔法”，把俄罗斯的一些落后说成先进，又强行给中国抹黑，这笔者就觉得不吐不快了。

批驳一篇其实并不值得批驳的文章，说激动了就有点夹枪带棒，虽然可以理解俄罗斯朋友的心情，但有些话还是不得不说

先说一下，笔者经常看卡申在《卫星网》发表的文章，认为不失为了解俄罗斯方面对中俄军事技术交流看法的窗口。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如果俄罗斯军工产业界的专家对中国的认知就是这样，那么恐怕他们今后还会继续错失很多机会，并被世界潮流抛得更远。

以下，笔者就卡申《并未超过》一文中部分内容发表一些看法。

第一，俄罗斯舰队“并未远远落后”？

俄罗斯海军在冷战结束以后，红海军已经从全球进攻型的可观海上力量退回近海防御性海上力量。

随着苏联解体带走乌克兰，俄罗斯大型舰艇建造能力大幅退化，目前只有列宁格勒北方造船厂还有能力对“基洛夫”、“库兹涅佐夫”等大型舰艇实施修理和改装作业。事实上，俄罗斯没有建造排水量1万吨以上大型舰艇的能力。

当然，俄国防部一再宣称要恢复建造大型舰艇的能力。但俄军大型水面舰艇排队等修的情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善。苏联时期，将民用造船工业基本全部转移到东欧卫星国，本国造船业专心建造军舰，如今俄罗斯造船产业也只剩军船。这和可以依托世界第一造船工业的中国，是没办法相提并论的。

俄罗斯海军20385型首舰下水恰好赶上055型大型驱逐舰下水的日子，难免引起人们的对比，喜欢说便宜话的媒体难免要嘲笑一波俄罗斯海军现状

（1978年，中国海军108舰“西宁”号下水）

（1977年，苏联海军“基洛夫”号巡洋舰下水，即今俄罗斯“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

时间回退40年，当初中国海军还在为自己的051型驱逐舰欢欣鼓舞的时候，苏联已经建成了令西方恐怖的“基洛夫”级巡洋舰。今昔对照，令人感慨

2016年，“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在进行短暂修理后，强行前往叙利亚参战，然后舰载机连续坠海，遭到西方媒体连番羞辱。这件露脸不成反丢人的事情，背后就体现出俄大型水面舰艇部队的尴尬现状。

以笔者近年来登上俄罗斯和中国海军主力舰艇参观的感受，俄军舰艇的维护保养水平实在难以恭维——或许能将舰况如此糟糕的老舰开着满世界转，也可以算是一种壮举吧。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新造的主力舰是11356、20380、22350三种护卫舰。其中，11356型和20380型之间的故事，可以说正反映了俄罗斯建造新型水面舰艇的困境。

关注俄罗斯海军的朋友都知道，俄罗斯2006年建成20380型护卫舰首舰“守护”号，随后又在2010年建成在其基础上增强火力的20381型，安装了垂直发射系统以容纳“口径”巡航导弹。

但在2014年2038系列四号舰服役后，一直到不久前的2017年7月20日，才有代号20385型的五号舰下水。20385加装了一些较为先进的电子设备，但照理说，研制进度不应该拖这么长。

真正导致该舰拖延的，是因为2014年时俄罗斯海军就曾表示2038型护卫舰吨位小，发展潜力有限，用3500吨级的11356R级护卫舰取而代之。

但吨位比2038型更大的11356型护卫舰，采用的是乌克兰生产的M-8k和M-62燃气轮机作为动力系统。在2014年的乌克兰冲突后，发动机供应断绝。该舰首批三艘由于开工时间较早，已经安装了发动机，因此已经先后交付黑海舰队，也就是卡申文中提到，去了叙利亚的三艘。

但此后继续为俄罗斯海军开工建造的3艘护卫舰，却只能无奈的在船坞中等待发动机。最初俄罗斯工业界信誓旦旦将在2016年造出国产燃气轮机，为三舰安装发动机。

但经过漫长等待后，今年传出的消息却是：它们将被出售给印度。

俄11356型驱逐舰赴叙利亚执行任务

对于印度海军来说，3艘装备垂发系统的11356M型护卫舰可谓天降甘霖，对于俄罗斯而言，这笔交易颇为苦涩，图为印度海军此前向俄罗斯购买的11356型护卫舰

而且交付方式也颇为特殊，三艘无动力的战舰被拖去印度，在印度造船厂与从乌克兰起运的动力系统汇合，再安装动力系统。

在无法继续建造11356的前提下，俄罗斯就只能继续回头建造2038型，这才有了今天的20385型。

这对于俄罗斯海军和俄罗斯船舶动力行业来说，实在可算是耻辱。

当然，卡申先生还可以用22350型护卫舰来自傲一下，这好歹是“世界上最小”的防空护卫舰，比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使用“缩水版宙斯盾”系统的F-100还要小，也小于中国的052C型驱逐舰，而其火力还挺强。

排水量仅为4500吨的22350型护卫舰，堪称世界上最小的区域防空舰

西班牙海军F-100型护卫舰吨位和中国052C\D相似，为6000多吨

我们不去谈22350型首舰“戈尔什科夫上将”号从2010年下水后，直到2016年才等到了它计划安装的配套雷达系统，这件事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正常运转的军事科研系统应该的表现。

更不去谈后续建造的该型舰所需的燃气轮机在乌克兰断供后，俄罗斯自造燃气轮机什么时候才能完成的问题。

就说目前22350型的技术状态，截止2016年，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该舰所使用的9M96、9M96D和9M100导弹依然存在着很多技术问题，尚未进行过成功的打靶试验。

如果这个报道是真实的，只能说明22350型舰的雷达、电子系统和防空导弹系统事实上甚至可以算是尚未完成研制的阶段。这“先进性”又从何谈起呢？

俄罗斯克雷洛夫设计局的23560E方案如果建成，倒是可以说是俄罗斯海军新的骄傲，可惜这种排水量高达17000吨的驱逐领舰的建造工作，起码要排到现有几艘“基洛夫”级和“库兹涅佐夫”号维修工作完成，才能开始，那恐怕起码是十年后的事情了

相比之下，中国海军从2010年开始的造舰速度，恐怕就不必再给俄罗斯同志谈了吧。我们且不算排水量“仅有”2000吨的056型轻型护卫舰（俄罗斯海军近20年来建造的多为这种吨位的舰艇），光是4000多吨的054A，中国海军造了20多艘，6000吨的052C，从2005年首批两舰服役，经过一段时间对舰上相关系统的调整，从2010年进入批量生产，建造4艘。随后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改良，安装新型雷达和全面改用通用垂发的052D型开工建造，目前已经有13艘下水。最新的055型大型驱逐舰，也已于不久前下水。

中国海军新型主力驱逐舰均采用了新一代的相控阵雷达，连卡申自己都在文章里羞羞答答表示：中国元器件不错。而事实上是，中国新一代舰载作战系统、防空指挥系统、对空搜索、火控雷达、通信系统……综合射频系统各方面都已经领先俄海军至少一代。

等俄海军磕磕绊绊的吧22350型的舰载系统搞定，其实际水平也不过和052C技术水平相似。但由于战舰尺寸问题，其雷达系统功率依然不如052C——在技术水平相似的情况下，性能自然也就要差一截。要真正达到052D，乃至055的水准，恐怕还需要一番努力。

至于卡申文中引为自豪的“小型导弹舰”，那其实是一种俄罗斯绕过“中导条约”，在里海部署巡航导弹的措施，实在谈不上什么技术上的独创性。中国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在排水量更小的022型导弹艇上装1-2发陆攻型巡航导弹，来争夺这个“世界最小陆攻巡航导弹海上运载平台”的帽子，有意思吗？

21631型导弹舰，装备8单元“克拉布”（口径）导弹发射装置

但其实要说小艇装大弹的能力，中国的022型导弹艇更夸张，把8枚鹰击83换成2-4枚陆攻巡航导弹也完全没问题

某种意义上说，21631型不过是绕过“中导条约”，部署陆基RK-55巡航导弹的一种方法，技术上来说，恐怕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在舰载系统、舰载动力、大型舰艇建造能力、舰艇实际开工数量，舰艇技术水平方面都已经落后于中国海军的情况下，这个“并未落后于中国”到底是怎么说出来的呢？

当然，卡申同志的文章里也有客观的部分，比如俄罗斯的核潜艇技术还是较大幅度领先于中国的，尤其是潜艇用核反应堆和大直径耐压壳制造技术等方面，中国可以向俄罗斯学习的地方还有不少。

中国在这方面要追赶俄罗斯，还需要一定时间。不过，随着中国水面舰艇一波“大爆发”之后，潜艇、乃至核潜艇方面受到高度重视，得到大发展是可以预期的。

说到底，资金充裕，科研体系完整健全，科技人员代际传承有序，工业技术实力强大，这是中国国防军工系统总体而言比现在俄罗斯的重要优势。在某一个领域开始发力后，迅速赶上，乃至超过其水平并不是天方夜谭。

实在的说，俄罗斯的核潜艇，咱们还是羡慕的，如今这方面中国依然有很强的和俄罗斯合作的意愿

第二，中国战斗机是4++代，不是五代机

这真是一个陈年笑话。

卡申老先生也是业内人士，可以去问问俄罗斯空军的同志。他们花了大价钱获得的歼-20部分测试数据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感受？为什么2017年开始俄军对T-50的态度突然转冷？为什么不久前普京总统、绍伊古部长亲自参加的会议上决定把未来的希望放在全新研制的“5.75代”战斗机上？

当然，仔细看卡申的文章，会发现他并非完全不明白这一点，只是妙笔生花，耍了点滑头。

他把歼-20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只说他批驳的“靶子”文章里“小白”作者提到的歼-11啊，FC-31啊，L-15啊这些飞机，说这些飞机算不上五代机。这不是废话吗。

其实，中国空军和航空企业界关于自身装备的分类法是很明确的，只不过俄罗斯的“五代”分类法在影响到西方国家后，中国媒体多接受了这种分类法。但套用到中国飞机上，其实这本身就有点勉强。

举个例子来说，歼-8战斗机，按照中国分类法属于典型“二代机”，而按照俄罗斯分类法，这种和米格-23类似的战斗机自然应该属于“三代机”。但反过来，歼-7E，歼-7G这样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典型俄式“二代机”究竟算“三代机”还是不算呢？解放军自己是有定论的，因为按照我军的算法， 这些飞机不管怎么改，都只能算“二代机”。

苏联在战斗机分代这件事上的纠结，起源于不承认米格-23属于“二代机”

俄罗斯将EF-2000这类飞机归为“4+”代战斗机

后来为了宣传苏-35的先进，又将其称为“4++”代战斗机

0.1-0.4平方米的反射面积，其实就和进行隐身改进的4代机差不多了

美国波音公司推销的F-15SE在干净构型下，雷达反射截面积也可以控制在0.1-1平方米之间

像俄罗斯这样，把经过电子系统改良的“四代机”叫做什么“4+”，后来又发明“4++”，这种分类法只能反衬俄罗斯航空工业一度的凄凉现状，以及今天经费问题初步得到缓解，但总体产业水平却难以同步提升的尴尬。

其实，这就跟2004年歼-10A刚服役的时候，中国军迷强行要说它“是‘三代半’战斗机”的心理一样。只不过今天中国歼-20服役了，甭管歼-10B还是苏-35，在中国空军眼里，都算“三代机”，甭管是专家还是军迷，对此也都没意见了。

至于说中国买了苏-35，是因为“雪豹E”雷达先进，要把它作为自己“最先进的雷达”使用，这恐怕就是俄方的一厢情愿了。

但4后面有多少个加号，和真正的五代机是无法比较的，而五代机的主要特点，是正面雷达反射面积达到0.001-0.0001平方米水平，换句话来说，常规雷达发现这种飞机的距离，和肉眼视距差不多。歼-20和F-22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满足这一条件的空优战斗机

FC-31目前不仅有国外潜在用户，未来也可能成为中国海、空军的装备，目前用的RD-33发动机只是一个过渡

之前“局座”就做了一个不错的比方，当代世界雷达市场，主流是“智能机”，而苏-27战斗机原装的N001，只能算是“功能机”。而“雪豹E”，凭借其有源+部分机扫的“奇葩”体制，可以算是一个“海事卫星电话”。中国对这个雷达有兴趣，更多的恐怕也是“好奇”，而不是“仰慕”。

这就和苏-35上的“决斗”近距离空战辅助决策系统一样，算是让中国空军很感兴趣的“独门绝技”。

但这种系统究竟受到多大重视呢？在业内以词锋锐利著称的歼-20总设计师杨伟不久前在军民融合展上搞的一次讲座上可算是做了侧面回答：

“为什么你要狗斗？”“因为我有超机动。”“不，因为你笨。”

这么说吧，假如俄罗斯现在有足够的钱，苏霍伊设计局T-50团队也一定会对买一架FC-31回去研究研究很有兴趣的——毕竟他们之前就曾希望请沈阳飞机研究所帮他们解决一些第五代战斗机的气动问题，可惜合作没能成功。

反过来说，俄罗斯空军现在已经“饥不择食”到连此前因为对米格-29提升不大，而看不上眼的米格-35战斗机都愿意接收的程度了。

要是他们能买FC-31（当然，如果这种飞机已经已经是一种现成能出售的战斗机），又有足够钱，国内政治形势又允许，那无疑会上手啊。

只是，考虑到上一个做出购买外国武器决策的谢尔久科夫前国防部长的下场，今日的俄国防部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决策。

俄前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发动了激进的军事改革，不仅大刀阔斧改变俄军组织结构，还力主外购一些武器装备，包括“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还和意大利谈过引进“半人马座”轮式战车

这些改革措施引起激烈反弹，不就谢尔久科夫因腐败丑闻黯然去职，幸得普京总统赦免，没有蹲监狱，只是结束了政治生命

实际上，中电科14所为歼-20、歼-11D等战斗机研制的新型AESA雷达，改改软件，完全可以达到和“雪豹E”一样的，在400公里上很小范围内跟踪5平方米RCS目标的能力。甚至这个距离可以更远，因为中国的AESA雷达所用的T/R组件性能远优于俄制同类产品。

只不过，这个功能意义不大，毕竟中国战斗机不需要用自身的雷达来锁定400公里外的大型目标以发射K-100导弹——我们的霹雳XX导弹射程700公里，已经完全不可能靠飞机自身的雷达来保障发射了……

但另一方面，霹雳-XX导弹作战过程中所需要的高指向性、远距离、大容量的先进数据链系统，目前俄方也只能羡慕……从原理上来说，这类通讯系统和AESA雷达是相通的——俄方在元器件方面的落后直接限制了他们研制这类系统的能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元器件先进不代表设备先进”的说法如果被奉为金科玉律，那就荒谬了，很简单，你没有好的T/R组件，谈什么先进AESA呢？

对比一下今天中俄两军正在批量生产装备的战斗机。中国空军目前正在批量生产接收的飞机包括歼-11B（新批次）、歼-16、歼-10B（换装AESA雷达，之前盛传称为歼-10C的歼-10B第二批次）三种。此外，歼-20战斗机正在低速生产，年内可能装备起第一个试训团。

相比之下，俄罗斯目前正在生产接收的战斗机有：苏-30SM（电子系统技术水平与歼-11B大致相当）、苏-35S（与中国空军接收的苏-35SK基本一致）、米格-35（米格-29改进型，主要提升了航程， 依然没有安装相控阵雷达）、此外还有苏-34战斗轰炸机。

歼-16携带航天X院研制的霹雳-XX空空导弹起飞进行试验，该导弹最大射程可达700公里，战斗机自身的雷达再强大也无法锁定那么远的目标

苏-35雷达的“超频”模式主要是用来给机载的K-100超远程导弹锁定目标，该导弹据称射程为400公里

从两国空军接收新型战斗机的速度来看，中国空军目前平均每年是俄罗斯的两倍以上，但中国空军的历史包袱更大，因为还有大量老式飞机等待更换，所以苏-35SK能够引进，那也没什么嘛。只是因为俄罗斯方面产能的问题，该机究竟在中国空军能否装备超过一个团，还是个问题。

从技术水平上来看，中国空军新战斗机，除了歼-11B新批次外，主要是因为装备了有源相控阵雷达而对比俄罗斯同类机型拥有一些相对优势。而在飞行性能方面，也不敢说比俄罗斯强。客观地讲，这方面也体现了俄罗斯航空工业的深厚底蕴，中国也还有很多方面可以从俄罗斯学习。

但在现代军事技术竞争最前沿，最有革命性的方面，俄罗斯这边就是空白了。俄罗斯塔斯社不久前公布T-50的正面雷达反射截面积高达0.4平方米，仅仅比挂茧包的第四代战斗机稍微小一点而已……在第五代战斗机最根本性的革命要点，隐身方面，该机完全不合格。

应该说因为低估其他国家第五代战斗机的实际水平，当初确定T-50研制目标的时候，俄罗斯就已经铸成大错。而究其原因，恰巧就是卡申在文章里所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俄罗斯此前和中国军事技术合作中的严重错觉。“中国航空工业产品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俄罗斯或者俄罗斯其决定性参与下设计的。”严格来说，这句话里真正有错的恰恰是这“决定性”三个字。即使是歼-11系列，发展到歼-11B，歼-11D，歼-16以后，俄罗斯的作用也已经不是“决定性”了。

当初“718工程”预研阶段买了一些俄罗斯某设计局某型五代机验证机的资料，就被俄方认为是要“抄”这种原型机……若不是后来某些事件，恐怕俄方至今还以为歼-20研制过程中他们的这些资料是“决定性”的呢。

在718工程方案竞争阶段，俄罗斯几家主要设计局曾热情向中国方面推销其多种五代机原型机的技术资料。俄方想象中，中国航空工业购买后，会按照俄罗斯这些原型机的设计来做自己的方案，或者说，以为自己在其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结果么……大家现在都看到了

除了隐身战斗机，在很多前沿领域，中国现在都已经超越了俄罗斯，越是前沿性领域，这种超越越是明显。

例如高超声速飞行器、超燃冲压、反导动能杀伤器……这些苏联解体前尚未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今天的俄罗斯也还未能实现突破，基本上就只有靠宣传来显示自己在这些方面“也有积累”了。

当然，也应该看到，俄罗斯在航空技术方面，也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的部分。至少苏-35战斗机的超机动性能，不论这东西有用没用，但能做到，这就不容易。而中国方面真正羡慕的，可能是俄罗斯积累几十年的航空气动设计和试验的经验。据悉，中国目前多种型号飞行器，包括运-20、直-10，乃至“718工程”初期方案选型阶段，都与俄方进行过合作，主要是请俄方设计局“验算”中方做出的方案，看是否存在严重问题——这是个纯靠经验的活计，苏联、俄罗斯几十年的经验是很难替代的。

已经进行8次成功试飞的中国高超声速滑翔器设想图

第三，中国坦克“抄袭俄罗斯主炮”，所以其性能不如“阿玛塔”

纵观卡申先生文章，前后均运用春秋笔法，偷换了不少概念，肯定能唬住不少人。

在坦克主炮这件事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卡申说，在俄罗斯，已有几十年时间不再生产2А46基础型火炮，而这些火炮却是中国125毫米坦克火炮的样机……T-14坦克上安装的是口径为125毫米的2А82火炮。

当然了，这是为了驳斥那篇“小白”文章中连2A82这个型号名称都没听说过的“小白”作者。但对中俄坦克炮技术史有一些基本概念的读者而言，这就有点滑稽了。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俄罗斯关于中国军工技术有不少错觉，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技术都是抄的。

事实上，中国在坦克炮方面，在早年模仿苏联D10T型100毫米坦克炮后，就已经开始试图走自己的路子。虽然早年模仿T-62的主炮研制的老120毫米滑膛炮性能还不如模仿对象，但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坦克炮技术就已经以我为主了。

以86式100毫米滑膛炮为代表，中国的高膛压火炮技术实现飞跃。在当初引进西方坦克炮相关技术的谈判中，中国向他们展示了89式歼击车的120毫米滑膛炮的威力，令后者惊讶不已，在后续谈判中，不再刁难中方。

时至今日，中国在坦克炮制造工艺技术水平方面，已经可以和西方最先进水平至少平起平坐，而俄罗斯至少在2A46M5型上，依然没有使用一些中、美坦克炮上已经使用多年的工艺和技术。

从外观上看，2A82的主要变化是炮管略微加长，并取消了抽烟器，其是否已经采用了俄罗斯坦克炮此前没有用过的电渣重融工艺，尚不清楚

中国125毫米坦克炮的性能远比2A46M5高得多

卡申的春秋笔法的破绽在于，火炮的结构设计只是火炮性能的一个因素，且很多时候并非决定因素。

大家都知道，美国制造的120毫米坦克炮要比德国的RH-120坦克炮性能好不少，至今美军都沿用44倍径坦克炮炮管，而其实际穿甲弹威力还略大于德国的55倍径。

这其中就有美军的坦克炮炮管制造工艺优于德国的原因。

而反过来，乌克兰在苏联解体后制造的KBA-3型125毫米坦克炮虽然结构和2A46M-5一样，但炮管壁更厚，重量更大，性能却更差了，也是由于其材料和工艺不行。

乌克兰KBA-3坦克炮，虽然结构设计和2A46M5一样，但性能却有较大下降，因为用的工艺和材料还不如俄罗斯

俄罗斯的2A46系列坦克炮，在火炮炮身材料和工艺方面与西方有较大的差距。相比之下，中国则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用先进材料和工艺大幅度提高了125毫米炮的性能。

在俄罗斯最新的2A82坦克炮上，究竟是否使用了类似的技术，目前还难说。毕竟俄罗斯方面宣传称这种火炮的制造工艺和技术得到了很大改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顶多也只能说，2A82终于赶上了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125毫米坦克炮。

此外，正如许多科普文章一直说的，对于现代坦克炮来说，火炮本身的性能只是决定穿甲威力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则是穿甲弹技术。

从苏联时期后期开始，苏联穿甲弹制造工艺和技术落后西方已经是很明显的趋势。尤其是1991年海湾战争，美国M829型长杆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表现了巨大的威力，让同时期采用两截式短杆弹芯的俄制穿甲弹相形见绌。

更要命的是，由于苏联解体的影响，整个90年代，俄罗斯在坦克炮和穿甲弹技术方面的进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3BM-42穿甲弹至今是俄军的主力弹种，其两截式的钨穿杆在今天看来已经相当落伍

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也开发了几种新的穿甲弹，但其实际技术水平依然远不及中国和西方同期的弹药。而且，这些弹药也无一例外始终处于“传说”阶段，没有装备部队。

在2014年的乌克兰战争中，出现了尴尬的一幕，俄军派出了新锐的T-72B3，甚至传闻有T-90A参战，但使用的炮弹，依然是80年代技术水平的3BM42及其衍生弹种。乌克兰的老式穿甲弹，甚至是冷战时代库存下来的贫铀弹，都打不穿俄军坚固的T-90A坦克，在T-72B3的“接触5”反应装甲面前也败下阵来；但反过来，俄军的穿甲弹很多时候也拿老旧的T-64BM没办法。据乌克兰哈尔科夫坦克厂方面发表的消息，乌军损失的坦克里面有70%是被击穿顶部装甲，也就是毁于炮兵或者航空火力，而真正在坦克对射中被击穿正面装甲而损失的坦克，似乎很少。

这充分表明，俄军目前尚未装备真正威力强大的穿甲弹——既然都已经派T-72B3和T-90A参战了，没有理由不给他们配发最新的穿甲弹啊。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何卡申文章里强调“实战练兵”的时候只说飞机，不说坦克……

乌克兰T-64BM的三层反应装甲叠放的方法在实战中被证明有一定效果，当然图中这张不清楚是什么弹药打的，但显然引爆了反应装甲后未能击穿炮塔装甲

中俄合作中，俄方的“傲气”已经成为障碍

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合作，有着广阔的基础。从苏联时代至今，俄罗斯工业体系内有不少短板，尤其是电子工业，已经和当代世界拉开了相当的距离。基本上来说，是在通过“歪门邪路”，用一些创新的技术方法，达到部分参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样的方式来发展。

举个例子，中国某电子科技研究单位曾将美、俄、中、日、欧的同类航空电子系统放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进行试验。随着干扰强度的提高，日本、欧洲的产品首先停止工作，然后中国自行研制的系统也出了问题，而美俄的产品在抗干扰能力方面似乎不分伯仲。当然，这些设备在无干扰环境下的技术性能上、功能的丰富性上、信息处理能力……等等性能上，即使是抗干扰性能较差的日、欧的产品，也远超过俄罗斯同类系统，俄制产品只在抗干扰一点上能与美国货相提并论。

所以说，卡申文章里提到的“纸面性能”不可信，还要看“实战”的说法，有一定依据。

毕竟，中国真正“牛逼”起来时间还不长，我国在军工领域大幅度增加投入也不过是21世纪开始的事情。

中国目前在很多领域也存在短板，要说全面超越那些在冷战期间已经持续投巨资发展几十年的国家，即使今天也还是底气不足，中国依然需要时间继续发展自身实力。

反观俄罗斯，自普京总统上任以来，尤其是在08年格鲁吉亚战争之后开始军事改革以来，在军事技术方面的投资不可谓不大。以俄罗斯的经济体量而论，如今其在军事方面的投入力度不见得比苏联时期小。

但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整个90年代都被荒废了。如今，俄罗斯军事技术工业界出现了科研人员断档、技术工人不足等一系列问题。而且由于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没有苏联时期大而全的庞大工业体系，其工业系统自我更新，自我升级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很大程度上要靠购买国外技术设备来提升研制、生产能力。又偏偏赶上西方制裁和与乌克兰关系恶化……

在这种环境下，俄罗斯军工振兴的翅膀是沉重的。

中俄两国是友好邻邦，战略合作伙伴，背靠背的好伙伴，两国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也还有巨大的空间。

对俄罗斯而言，中国的长处完全可以用来弥补其短板，事实上现在俄罗斯已经开始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考虑使用中国产品。

只是，俄罗斯如今有种莫名其妙觉得自己比中国高一头的“傲气”，这很大程度上成了阻碍两国继续深入合作的障碍。在C929、重型直升机等合作项目上，俄方都表现出来了“我们才是核心技术拥有者”，“你们为啥就不能和印度一样，老实掏钱，等着拿我的货就好了”这样的态度，俄方能否克服这种态度，恐怕是决定这些项目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要克服这一障碍，就需要中俄两国相关行业间更坦诚、更有效的交流了。如果有机会，笔者也很想请卡申先生喝一瓶，伏特加还是茅台，都行。

然而实际上，当时同一时间段内降落的飞机并不只有俄航一家，在俄航降落的前后20分钟内分别有厦航与南航的飞机降落，均为趁着雷雨间隙降落在首都机场。可见“雷雨天只有俄航一家降落在首都机场”这一点并不成立。

而笔者自己亲历过一次类似的情况还是在2015年7月，那一天整个上海都被台风所支配着，整个机场跑道上空无一人，唯有俄航飞机在滑行道上静静滑过——当然当天降落下来的还有埃塞俄比亚航空。在那一天我明白了一点：没有什么能阻挡住俄罗斯人与“黑蜀黍”，包括台风。

2015年7月，台风天中孤零零降落的俄航

“毛子飞行员都是退役战斗机飞行员”“毛子飞行员上天前都得闷一口伏特加”，这种都市传说是否真实笔者不置可否，毕竟笔者进俄机的驾驶舱时从未闻到过酒味。宣传上不能产生偏差，得以数据为依据，用事实来说话。

根据国际航空运输组织历年来的安全表现报告（safty performance），在世界各大地区中，独联体国家地区（CIS）机毁人亡的概率处于第二，在2010-2014年期间其飞机坠毁事故率接近非洲地区。

IATA 2015年度安全表现报告

IATA2016年度安全表现报告 单位为每百万架次

可见独联体国家这些广义上的“战斗民族”飞行安全数据简直惨不忍睹，仅仅比非洲地区略高一筹。独联体国家这几年来内乱不断，经济发展停滞，反应在民航上就是机队更新变慢，机队平均机龄变大，维护保养不力，有这样的数据也并不奇怪。

当然独联体国家包括狭义上的“战斗民族”——俄罗斯，但不仅仅只有俄罗斯。一些独联体国家的数据显然大大的拖了后腿。那么狭义上的“战斗民族”俄罗斯，其民航安全性怎么样呢？由于IATA没有具体国家的数据，于是笔者采用ICAO的数据。

ICAO统计的俄罗斯联邦08-16每百万架次事故率，仅统计使用空重5.7吨以上飞机

俄罗斯每年发生的飞行事故数量与事故死亡人数

从ICAO统计可见，除了2010-2011年事故高发之外，近年来俄罗斯民航百万小时事故率基本在世界平均水平上下浮动。从这一点来说，“俄航事故概率高”“谢机长不杀之恩”这两点有些站不住脚，毕竟他们飞得再怎么粗暴，安全水平也算是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

然而，俗话说的好，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毛子虽然说这两年达到了平均成绩线上下，但是对比起优等生来，还是差了许多——数量级的差距

ICAO统计的中国百万架次事故率

ICAO统计的中国近年事故

中国08-16年以来，以ICAO统计的数据来看，其每年每百万飞行次数事故率约只有俄罗斯的六分之一。而需要注意的是，ICAO对中国的统计是包括台湾地区的，所以ICAO上对于中国民航的统计在2014年有48人空难死亡（复兴GE222航班空难），在2015年有42人空难死亡（复兴航空GE235空难）。不得不说ICAO这一统计标准非常坚持“一中原则”，当然这也给计算大陆地区航空安全率统计带来了不小的偏差。

而根据中国民航总局公布的数据，近十年来中国民航每百万架次重大事故率是0.036，结合上文ICAO的统计数据，就不难看出，彪悍的“战斗民族”与“怂字当头”的中国民航，哪个更对旅客负责了。

民航飞行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台巨大的机器，飞行员在这台巨大的机器之中也只是一个“零件”。在一班航班飞行的背后还有无数的民航从业人员为安全进行着自己的工作。毛子飞行员在恶劣天气中唯我独降往往伴随着更高的飞行风险。

是飞机安全重要还是冒着恶劣天气准点降落重要，各位读者心中应该自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