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mm火炮技术是如何在我国衍生出155mm火炮家族的，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里的故事。

时间回到80年代。在签订了相关引进合同，155火炮相关技术资料的引进、翻译、国标转化已经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上期笔者曾经说到，相关单位对155mm火炮信心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该炮配套的“枣核”形全膛底排弹在远距离射击时落点密集度并不好。同时该弹的加工难度较大，而不使用该弹的话155炮的射程和火力优势又无从体现。最为重要的是，在国产化的过程中，该弹的国产型号同进口型号相比，射程指标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这些不利因素严重影响了155火炮的国产和相关工作。

同时，对于火炮上的一些关键零部件，西方企业也表示仅出售成品不转让技术的原则。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对外军贸中出现的非常常见的现象。国外企业通过一些关键技术点卡住进口国的软肋，迫使其长期依赖高价进口或者花费巨资购买相关设备。面对这一系列问题，155火炮生产单位联合国内技术部门和科研院所，开始了长期的攻关过程。

首先是155全膛底排的射击密集度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是由全膛底排弹设计上本身的特点引起的。加之该炮和其配套技术并未广泛推广，其实际生产经验也十分有限，更缺乏大量的实战化检验。所以布尔博士本人也对此表示无能为力，并从侧面暗示了“我提供的已经是该炮最为优秀的数据了”这种思想。

杰拉尔德·文森特·布尔，这位传奇的火炮设计师可能万万没想到，这些中国的同行究竟有多么厉害

但显然，布尔博士小看了他的中国同行们。1989年1月，155mm全膛底排弹通过国家靶场火炮地靶密集度测试。155mm全膛底盘弹射击密集度达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水平，远高于布尔博士提供的“最优秀数据”。随后，在大量的靶场测试数据和风洞数据的支持下，华东工学院（前南京理工大学）对底盘弹在不同自然环境下的射击特点，不同气象因素对底排弹射击的影响进行了总结，很快制定出了深度国产化的底排弹设计理论和大量相关技术资料文件，深度国产化155mm全膛底排弹射表就此诞生。

同时期，一大批国外企业不愿意转让或者仅高价出售的技术，被我国技术人员攻破，这也标志着我国国防工业人员已经基本吃透了155mm火炮相关技术。再加之为了适应我国需要，对原有设计做出的一系列修改和对原炮上不合理设计的调整，第一代深度国产化155mm牵引火炮呼之欲出。

1999年，国庆50周年阅兵方阵中的国产155mm牵引火炮

时间来到1988年，虽然已经有了阅兵方队的20门采购订单，但相关单位并未提起要追加155牵引火炮订单。为了保证155mm火炮生产线，该炮的出口仅仅只是时间问题。这年秋天，在某射击场举办的北京国际防务展迎来了国产155炮的出口首秀。而在台下的嘉宾中就有中东某国国防部的官员，此次防务展上，155mm牵引火炮该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科威特，这个1961独立的中东国家，其探明石油储量位居世界第四。而在他的北部，早有一个对其石油虎视眈眈的邻居。作为中东地区当时的绝对军事强国，伊拉克对新式的军事装备有着敏锐的嗅觉。据传萨达姆本人也曾接见过布尔博士本人，双方交谈甚欢，伊拉克也成为了早期列装GC-45的几个国家之一。

如何在地面上和伊拉克人进行抗衡，先进的155mm火炮自然成为了科威特人的首选。而北京国际防务展上的优秀表现让科威特相关人员产生了引进中国的155mm牵引火炮的想法。第一次有了先进的牵引火炮，第一次有了合适的买家。

卫星地图上的伊拉克和科威特

但是，海湾战争的爆发，让这一切都不得不暂停。

其实虽然是多国部队的核心，但是美军在海湾战争中火炮和自行火炮的表现其实并不怎么样，甚至连亮眼都算不上，甚至出现了美军找英军借AS90救场这样的尴尬情况。那个时代的美国陆军，沉浸在FCS的喜悦中不能自拔，被寄予厚望的“十字军战士”更是时代标杆，对于M109这种越战老兵没什么关注也是情理之中。

FCS作为一套被美军给予了厚望的作战系统，其大量应用的无人作战终端，信息化作战节点和模块化的装备设计。时至今日，依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是不喜欢归不喜欢，钱还是要赚的。秉持着这一原则的美国人，在海湾硝烟还没散去的时候就把军贸会开到了科威特。紧随其后的英法等大国也把自己的先进技术装备带到了中东，希望在这里打开市场。这其中还出现了某大国国家元首利用职务之便，直接干预相关竞标的事件，可以说是热闹非凡。

在相关部门和众多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下，1997年底我国正式同科威特签订了第一份155mm自行火炮订单。这套订单中，除了PLZ-45型自行加榴炮外，与之配套的侦察车，弹药运输车等一系列配套设施也涵盖其中。PLZ-45作为我国在GHN-45牵引炮基础上开发的第一款自行155mm加榴炮，也成为了我国第一款正式对外出口的155mm自行加榴炮。

现藏于南京理工大学兵器博物馆的PLZ-45自行加榴炮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同科威特自行火炮订单的按时交付，先后有多个国家向我国提出了155mm自行火炮的购买意向。同时，我国各型155mm牵引火炮也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军火市场上。2009年，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PLZ-05自行加榴炮接受检阅，标志着我国155mm自行火炮相关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目前，我国军工企业对外出售包括：PLZ-52自行加榴炮、SH系列轮式自行加榴炮、AH系列155mm牵引加榴炮和配套弹药、特种车辆等完整的技术产品，我军自己的新一代155mm自行火炮也在有条不紊的研发中。155mm火炮技术，历经30余年，终于在我国军工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开花结果。

每年7月至9月，香港社会都会集体纪念抗战。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民间组织和政党政团，从中环游行至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焚烧日本帝国主义军旗，声索钓鱼岛主权，要求日军赔偿兑换军票的损失。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官方举行隆重纪念仪式，特首率特区重要人物亲临。

香港有三个本地纪念日。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略香港。同年12月25日，英军向日军投降。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在香港称“重光”。欧洲战场上，面对德国，卢森堡直接投降，丹麦抵抗2小时，比利时抵抗12小时，荷兰抵抗5天，挪威抵抗2个月。香港18天的保卫战，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或许可以参考英军的抵抗。

日军占领香港后在皇后大道中举行入城式

1941年12月7日，日本向英国宣战。12月8日，日本军队渡过深圳河。英军在新界设50多座炮台，炸毁主要道路，一旦情势不利，便退守香港岛。12月9、10日，两军在新界城门水塘对峙。12、13日，日军进入九龙，英军全部撤回香港岛。18日，日军从港岛东部的北角、太古一带登陆。12月25日，英军弹尽水断，向日军投降。

约12000士兵参与香港保卫战，包括5000名英国人，4000印度人，2000加拿大人，1000华人。有华人脱掉军服，侨装为民，逃回内地，继续抗日。英国一直认为能抵抗半年，没想到18天就战败。时任民国驻香港总代表陈策拒绝投降，乘坐没有被缴获的鱼雷艇，率众突围，登陆广东惠州。

陈策将军在惠州登陆

沦陷时期，香港160万人口，锐减到60万。死的死，逃的逃。有10万难民，循水路至广州，被诱骗到珠江口南石头集中营，成为日军波字8604部队细菌战的实验品，或被活体解剖，几乎无人生还。战时香港百业萧条，房屋租赁的票据，稀罕到拿来展览，只有日语学校“蒸蒸日上”。

战后为何没能收回香港

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惨胜也是战胜国。蒋介石主张收回香港，罗斯福起初同意。丘吉尔抗议，认为根据《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是英国领土。香港岛和九龙的归属，没有纳入《中英新约》的谈判当中。蒋介石当时还想提前收回新界，也没有办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1号令，中国全境包括东三省、台湾，越南16度线以北，由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受降。香港属于中国第二战区，总司令张发奎。

8月16日，重庆政府声明接收香港。8月18日，英国抗议。8月20日，美国支持英国的要求。蒋介石提出折中方案，由他授权一名英国将军，接受日军的投降。英国不同意，认为支持蒋介石的要求，就是承认香港是中国领土。双方僵持不下，蒋介石一度以派兵收回香港威胁。

8月30日，英国军舰抵港，继续殖民统治。9月16日，英国任命的夏悫将军接受日方投降，中国、美国、加拿大派代表出席。三方代表商议在受降书上签字，表明是见证人。中方代表潘华国拒绝，认为签字就表明，中国承认香港属于英国，故而未签。1949年，解放军南下，至深圳河止。英国人在“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空间”经营香港，1997年为止。

香港最后的老兵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港区287人，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获章者部分是抗战老兵，部分是其后代，如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王剑秋之子王晓玉（刘晓庆的先生）。

香港的抗战老兵，绝大多数原属东江纵队。东纵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惠阳、东莞、深圳、香港等地的抗日组织。香港活动范围，集中在日军兵力较弱的新界。许多老兵是新界原居民，只说客家话。抗战胜利，东江纵队部分原地复原；部分据国共重庆谈判，编入华东野战军，随部队北上；部分在英方要求下，维持本地治安，两年后完全解散。

东江纵队营救的美军克尔中尉及太太

东江纵队是战时香港唯一的抗日力量，营救过多位国际友人和文化名人（何香凝等），凭借位置和语言优势，破译过重要情报，也维持了战时的治安。东纵的贡献，基本没有得到港英政府的承认。回归之后，所有东纵老兵及遗属得到应有荣誉。

离港时，东江纵队在九龙设立办事处，即新华社香港分社前身，回归前代表中央负责香港事务。2006年，时任国防部长郭伯雄访美，送给美方的礼物，正是被东江纵队营救，美军克尔中卫的感谢信。

中国远征军在港也有十多个老兵。有的本是香港人，不愿参与内战逃回香港；有的随国军去台湾，回不去内地，辗转来港；有的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改革开放后来港。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远征军在1942年至1945年两次入缅，帮助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歼灭日军4.9万人，打了大胜仗。其他老兵，有飞虎队飞行员、东南亚游击战士、国民党宣传队成员等。

以下与大家分享东江纵队、中国远征军和飞虎队，三位获得纪念章的老兵的故事。

8岁入伍的小鬼通讯员

第一位，是东江纵队通讯员林珍。1935年，林珍出生在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家庭，父亲林景英是黄埔二期毕业生，参加过北伐，退役来港教书，30年代离世。1943年，因不堪日军的羞辱，林珍和母亲离港，追随已经加入东江纵队的姐姐。

在深圳大鹏湾港九大队通讯班，林珍成为小鬼通讯员。通信员的任务是送信，山路一走一天，每天早上出发，晚上回来。信交到手上，已经是火柴棍，除了收信人是谁，她一概不知。有新线路，班长带着先走，叮嘱碰到敌人，摔一跤也好，怎样都好，不能把信弄丢。

1944年，港九大队伤员增加，大队部成立伤兵医院，林珍承担基本护理任务。最让她难忘的，是一位排雷失误炸伤眼睛的战士。拆纱布的时候，她的手指头在人家眼前晃，可一点反应都没有。她特别难受，觉得帮不上忙。对方开导她不要伤心，等抗战胜利，回到香港，当了真护士，再来给他治眼睛。

香港东江纵队

1945年，林珍随母亲回到香港，没有胜利的喜悦，也没有迎接英雄的美好景象。她总是回想部队有力量的组织生活。在自家私塾读完初中，她到广州读高中，1953年毕业考取北京体育大学，1956年分配到西安体育学院，1963年调至沈阳，1995年退休。

1985年，东江纵队在广州成立联谊会，林珍见到了多年未联络的老战士，想回香港看看。可是亲人已经去世，无法办探亲签证，要去只能定居。1995年12月，她回到阔别40多年的香港，发现内地的退休金不够用，先后在大学食堂传菜，在办公室当文书，在学校教太极拳和普通话，2010年停工。

林珍现在是老游击战士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2015年10月，在香港各界举行的庆祝抗战70周年的纪念仪式上，林珍代表香港抗战老兵发言，向统战部长孙春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统战部长孙春兰向港九大队通讯员林珍颁发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走出野人山的百岁老人

第二位老兵，是中国远征军的万麓斌。1918年，他生于江西南昌的书香世家，祖辈中过进士，有良好的古典中国文学功底。他的自传回忆录，用旧式章回体写成，以七言绝句作每篇首尾。

1937年，万麓斌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1938年，看到全国主要城市相继沦陷，他决定投笔从戎。1939年，考取黄埔军校17期。1941年，前方急需补充兵员，参加上高会战。1942年，来到缅甸，司职排长，随部队往野人山方向撤退。

万麓斌

4月是缅北雨季。装有枪支、米袋、水杯，衣服合计20公斤的行囊，被连绵不断的雨水打湿，越来越沉，体力不支者脱离队伍，再没跟上。有人草鞋被割坏，光脚走路，被蚊虫毒蛇咬伤，几小时化作白骨。有人吃到有毒的食物，中毒而亡。

渴了，喝接在壶里的雨水；饿了，吃路边的葛粉；累了，原地休息10分钟。野人山里，没日没夜，终于有一天，天气晴了，上空有飞机盘旋。他按事前约定的暗号，铺开布板联络，飞机空投来了电台，药品，干粮等应急物品。前后20多天，队伍走出山区。

1944年，万簏斌奉调回国。1949年，与蒋经国同机，从舟山抵达台湾。1955年，晋升少将。1962年，申请退役。蒋经国问，为什么？他说，身体不好。蒋经国说，有证明吗？他沉默不语。对方说，老先生（蒋介石）还没有退休，你有什么难处呢？

他说，惦记在大陆的妻儿。很多人在台湾又成了家，可他一定要调查清楚，如果妻子没改嫁，他绝不再娶。当时两岸不通信，内地的信息，只能透过香港。他以军职外调来港，办理侨务，很快得悉妻子还在，儿子已经工作。

万麓斌与马英九

1973年，万簏斌升为中将。他成立旅游公司，环游世界，在大学教中文，1984年退休。1985年，他回到故乡，见到了阔别36年的妻儿。走的时候，儿子不过7岁，再见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退休时，万簏斌有两种选择。一是领取长俸，二是一次性买断。这时，家里来信说要盖房子，急需钱，他就一次性领了钱。几年后，出国热，孙子想深造。他觉得，儿子没能好好读书，是他的责任，为了弥补，他全力支持孙子读书。一来二去，就花的差不多了。

他考虑过带着妻儿去台湾。可台湾没有房产，家眷不能跟同住。他觉得，妻子抚养儿子长大，儿子理应在妻子身边。于是，他一人返回香港。现在，每月领3000多港币的综援，住在约10平米的公屋中，1000多付房租水电，300多吃饭，每年回江西老家几次。他说，一人做饭简单，煮面下菜，房间自己打扫，清洁请义工，10元一次，每天读报写文章，钱够用，时间不够。

万麓斌是个倔强的人。如果当年领取的是长俸，依照他的级别，现在退休金是6万港币／月。对此，他不敢想，也不埋怨。90岁时，他还和60多岁的儿子比赛走路，发现自己快。现在走不过儿子了，仍然腿脚灵便，不用拐杖。他最期望的是找人聚会聊天，然而大家都去了，极偶尔凑一桌人，不是拄拐杖就是坐轮椅，他这样硬朗的打着灯笼难寻。

最后的飞虎队员

第三位是飞虎队员陈炳靖。他1918年出生，1937年毕业于厦门海事学校航海科，赴上海实习。看着国统区满街的尸体，他放弃了实习，考取笕桥中央航校空军第12期。1941年赴美受训，1942年学成回国，编入飞虎队。

1943年10月1日，陈炳靖首次执行任务，返航时受日军拦截，座驾遭日军袭击，在中越边境原始森林跳伞。陈炳靖在森林里行走了六天，碰到浑身毛发的野人，在其指引下走出森林，找到法军寮哨获救。

飞虎队员陈炳靖试飞任务前在座驾上留影

法军护送往外走时，被日军巡逻人员发现，引渡给日方。日军打开他的伤口却不医治，发炎化脓，高烧不止。经过审讯，他从南京宪兵队押送至上海江湾美军集中营。此时，陈炳靖精神恍惚，昏昏沉沉，只觉得大黑洞不断向上飘飞，看到一片白色的光彩，醒来恍如隔世。后来，他发现所有“死而复生”的人，梦见的都和自己一样，是真的“死了一次”。

飞虎队全称中国空军美籍志愿组，几乎都是美国人。日军因此把陈炳靖送入美军集中营，可由于坚称是中国空军，1943年底转至南京老虎桥监狱。狱友怜惜他伤重，又是飞行员，给书记长一职，免除劳役住单间。1944年底，他又发起高烧，自忖大限已到，想着是在床上离世，不是在原始森林，已经十分满足。

某天深夜，陈炳靖发现有人为他注射针剂，惊问药从何来。对方说，一位台籍日本兵偷拿，嘱咐千万不可泄露，否则偷药人必死。多年来，他一直借此说明台湾人是中国人，也一直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可惜没有找到。

陈炳靖与太太

1945年8月22日，陈炳靖得知，第二天早上会释放他和另外两名军官。之前，他从没听过谁能活着出去，只知道押送至雨花台是在早上。他再认大限已到，当晚同狱友道别。第二天八点，监狱少校主官与翻译向陈炳靖九十度鞠躬，返还个人物品，对他说出去之后摆正心态，做鬼也不要报仇。

陈炳靖一脸惨白，拿出玻璃片，随时准备自我了断。谁想到，来人自称是国民政府地下工作人员，把车停在了南京六福饭店，店内有人出来迎接，告知日本已经投降，你们自由了。

陈炳靖回到后方治疗，由于伤势关系，不再从事飞行工作，调至地面部门。1949年撤退至台湾，曾担任驻加拿大和菲律宾武官，1959年以中校身份退役。他说，自己在台湾，父母在大陆，夹在中间，当中国人太难。太太是广东人，不谙国语，所以两人来香港定居，从事国际贸易到90年代。

1940年6月，意大利看到法国在西欧战事中败局已定，趁火打劫加入对法战事，于6月10日正式对英法宣战。6月21日，集结于法意边境的意军西方集团军群兵分三路，跨过边境入侵法国，这场战事又被称为“阿尔卑斯山之战”。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法国为防备意大利，在东北部修筑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主防线之时，在东南部也修建了一条“阿尔卑斯山防线”（Alpine Line），作为前者的补充，这道防线依据险峻的阿尔卑斯山脉修筑，由北至南分为罗纳河防区（Rhône）、萨伏伊防区（Savoy）、多菲内防区（Dauphiné）和滨海阿尔卑斯山防区（Maritime Alps），又被称为“小马奇诺防线”（Little Maginot Line）。

入侵滨海阿尔卑斯山防区的主力是意军西方集团军群第1集团军第15军，其战线从格拉蒙多山（Monte Grammondo）至地中海沿岸，由该军第37“摩德纳”（Modena）步兵师和第5“科塞里亚”（Cosseria）步兵师担任主攻，并由波河集团军第52“托里诺”（Torino）摩托化师担任预备队。其任务是夺取尼斯（Nice），而法意边境的市镇芒通便是其第一个目标。

意军第5“科塞里亚”步兵师多路并进，其中经沿海铁路越过边境的一路部队经过4天战斗，有“法兰西明珠”之称的芒通陷落，这也是阿尔卑斯山之战中唯一一座被意军攻占的法国市镇。但是在距芒通以东横跨两国边境的圣路易斯大桥上，试图从此跨入法国的一路部队却被驻守桥头碉堡的9名法军官兵挡在桥头长达一周时间，即便芒通陷落、乃至法国投降，这9人仍坚守阵地至6月27日，其顽强不屈、忠于使命的战斗精神令敌人也为之敬佩。

边境桥头堡

圣路易斯大桥坐落于芒通以东不远处的法意边境，桥下是圣路易斯河（St. Louis Creek，意大利称之为圣路易吉河），桥对面便是意大利。滨海阿尔卑斯山防区最南面的防御分区——滨海公路分区内唯一一条国际公路芒通至意大利文蒂米利亚（Vintimille）的RN7号公路/SS1号公路便从桥上穿过。在法国一面的桥头上，法国人依山构筑了一个小型碉堡，充作前沿哨所，战时可封锁海岸公路。圣路易斯大桥以西5公里，沿着山地至卡雷山谷（Careï）以西，是阿尔卑斯山防线的主防御线，这段防线上由北至南坐落着小班克山口小型工事群（Col des Banquettes）、卡斯蒂永大型工事群（Castillon）、圣阿涅大型工事群、加尔德山口小型工事群（Col-de-Garde）、阿热尔山大型工事群、罗屈埃布兰大型工事群、Croupe-du-Réservoir小型工事群和马丁角大型工事群等可相互支援的要塞工事。这段主防线前是用于警戒、迟滞敌军突然袭击的前沿防线，由北至南囊括了法国边境上的3座市镇：卡斯蒂永、卡斯泰拉、芒通。这段防线上有7座前沿哨所，圣路易斯大桥碉堡便是最南端的一座。

该碉堡修建于1930年至1932年8月期间，耗资34万法郎。其他几座前沿哨所都是军方施工队修建，圣路易斯大桥碉堡却是民间施工队包揽了工程。碉堡大半部分都与山体融为一体，仅有工事正面暴露在外，国际公路便在其面前拐弯，这使得碉堡的射击孔可直接覆盖桥面和公路正前方。碉堡有3个射击孔，正面有2个，1个是机枪射击孔，装备1挺FM 24/29型7.5毫米机枪；1个是复合式射击孔，可装备互换的1挺双联装MAC 31型7.5毫米机枪/1门37毫米反坦克炮，但这里并未配备反坦克炮。最后一个在顶部。另外，在墙面上还开有榴弹发射器射击孔，可以从碉堡内向外抛射榴弹，攻击摸到外围壕沟的敌人。碉堡出入口安置在侧面，装甲门上设置了1个FM机枪射击孔。碉堡内部设有两个房间，一个是7平方米的战斗室，射击孔及武器、弹药、可与5.2公里外的马丁角大型工事群相联系的无线电台都在这里；另一个是配备了空气过滤器和100升饮用水的设备室，约5平方米。另外，在圣路易斯大桥碉堡外的桥面上，还安置反人员和反车辆路障，路障可用曲柄绞车升降；在路障后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反坦克雷场。在碉堡后方约92米外的十字路口处，法军还安装了起爆设施，共准备了1吨炸药（50箱曼宁炸药，每箱20公斤），由工兵负责，随时准备炸毁公路。

守备碉堡的是第58阿尔卑斯山要塞守备旅第96守备营的1名军官和8名士兵，他们可依靠碉堡内的设施独立战斗几天。

桥头勇士

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后，6月11日上午11点，法国守军即刻用反坦克障碍物封锁了圣路易斯大桥桥面。11点30分后，工兵引爆炸药，将国际公路炸出了一个直径3米、深15米的大坑，据说爆炸腾起的蘑菇云，连格罗索山大型工事群的观测碉堡都看得见。而爆炸产生的烟尘竟然渗入圣路易斯大桥碉堡中，里面的守军忍受了半小时的火药味后，碉堡的空气过滤系统才将这些有害气体排除干净。

工兵炸毁公路后便撤离了前沿阵地，仅剩下碉堡里的守军孤军奋战，由于电话线随公路一起灰飞烟灭，守军只能通过碉堡内的无线电台与马丁角大型工事群的友军进行联络。6月12日，碉堡得到了一些食物补给。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由于意军的地面主要攻势并未展开，碉堡里的守军过得还算逍遥自在。6月17日，法国内阁总理贝当请求停战后，碉堡守军认为大家不用再打仗了，守军指挥官古埃准尉（Gouez）甚至毫无节操地让2名意军军官过桥。这令驻守滨海阿尔卑斯山防区的法军第15军军长阿尔弗雷德·蒙塔尼将军（Alfred Montagne）异常恼怒，他在17日当天便撤换了古埃准尉，任命刚从圣西尔军校（Saint-Cyr）毕业的查尔斯·葛罗少尉（Charles Gros）担任碉堡指挥官一职。葛罗少尉从马丁角大型工事群来到圣路易斯大桥碉堡后，重整守军士气。他答应士兵们为碉堡增加1门反坦克炮，从上级处要来甲苯基清除掉颓废的守军们在碉堡走廊间留下的恶臭，撤换了2名意志不坚定的守军士兵，新来的布吉安中士（Bourgoin）和马塞尔·古齐（Marcel Guzzi）都是坚韧不拔的老兵——前者后来还加入了自由法国军队继续战斗。同时，葛罗少尉还将碉堡里的食物进行定额配给，以便坚持长期战斗。

6月20日上午8点30分，1名意军工兵上校带着6名意军士兵鬼鬼祟祟地走上边境，进入大桥意大利一方的宪兵站。法军士兵古齐操纵机枪追逐着这些人的脚步来了几个短点射，予以警示。之后不久，随着一声迫击炮响，200多来自第5“科塞里亚”步兵师的士兵在2挺机枪的掩护下，以大摇大摆地沿着大桥两侧向法国一方推进，仿佛认为碉堡守军已经放弃抵抗一般，但迎接他们的是碉堡机枪的轰鸣声，圣路易斯大桥保卫战开始。

在抗击意军进犯的同时，碉堡守军还联系马丁角大型工事群，呼叫炮兵火力支援，工事群的75毫米火炮很快就来了几次齐射。意军士兵冒着对面的炮火和机枪火力推进到反车辆和人员障碍物前。尼古拉斯·佩特里奥（Nicolas Petrio）操纵的从装甲门射击孔射击的FM机枪因为故障很快哑了火，布吉安中士操纵另一挺机枪迅速开火，佩特里奥的机枪也排除了故障继续扫射。但是，一些意军士兵已经推进到了碉堡前的壕沟外。碉堡守军立即抛射榴弹将其炸飞。剩余意军士兵仓皇撤走，留下一地死伤。9点，对面的意军打着白旗，请求带走死伤的同袍。碉堡守军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意军担架兵遂将死伤者搬走。面对出乎意料的抵抗，意军暂停对圣路易斯大桥的进攻，转而进攻大桥北面的莱斯格朗圣保罗（Les Granges-Saint-Paul）的法军阵地和南面的尼斯-文蒂米利亚的铁路。随即遭到马丁角大型工事群的炮兵火力打击，随后，位于芳邦（Fontbonne）的法军炮兵也加入进来。意军试图破坏芳邦的法军炮兵阵地，结果被法军击退。在战斗即将结束之时，查尔斯·葛罗少尉向马丁角大型工事群请求弹药补给。然而过了不久，布吉安中士发现一名意军士兵鬼鬼祟祟地躲在反坦克障碍后，企图破坏反坦克障碍。布吉安随即一阵扫射将其打死。在这一天里，来自马丁角大型工事群的75毫米炮弹间歇落在大桥周边，未曾停歇。

6月21日上午6点，圣路易斯大桥碉堡守军再次面临意军的进攻，在碉堡机枪轰鸣的同时，查尔斯·葛罗少尉再次呼叫马丁角大型工事群火力支援。在碉堡守军抗击意军进攻之时，罗屈埃布兰大型工事群的观测哨示警，一些意军士兵企图翻越圣路易斯大桥上方的山头，马丁角大型工事群的炮火立即覆盖了这些偷袭的意军。在这一天的中午，碉堡里的卢西恩·罗伯特下士（Lucien Robert）听到外面有动静，随即操纵FM机枪开火，当场打死已经摸到射击孔前的一名意军士兵，尾随其后的一群意军官兵也被击退。

6月22日，随着意军第5“科塞里亚”步兵师进攻芒通的战斗激化，圣路易斯大桥碉堡的守军也接到敌情示警：有一队坦克和装甲车辆在200余名步兵的支援下正往碉堡推进。收到火力支援请求的马丁角大型工事群立即用75毫米火炮还击，当场炸毁几辆坦克。尾随的步兵不顾法军凶猛的炮火，企图绕过碉堡向前推进，但被法军炮火击退。

6月23日，圣路易斯大桥碉堡里的电话和无线电台都已经无法工作，碉堡守军无法再接收到信息，他们如果要请求炮火支援，只能发射照明弹来提醒友军。由于意军已经突破边境，意军得以从法国一面进攻碉堡，碉堡守军彻底被孤立。当天上午10点50分，意军从背面进攻圣路易斯大桥碉堡，尼古拉斯·佩特里奥操纵他的机枪和榴弹发射器防守碉堡另一面，在20分钟内打退了意军的进攻。随后，意军士兵打着白旗搬走了负伤的战友。

6月24日，意军操纵220毫米臼炮炮击圣路易斯大桥碉堡，后者扛住了猛烈的炮击。连续战斗多日，此时碉堡守军已非常疲惫，FM机枪手保罗·利厄托（Paul Lieutaud）还负了轻伤，另一名士兵沙扎兰（Chazarin）的状况也不好。守军们并不知道他们的政府于当天签署停战协定，仍坚守在战斗岗位上。

6月25日黎明，碉堡守军又打退了一群从后方接近碉堡的意军，意军1死2伤。布吉安中士观察到2名意军军官刚好处于1挺FM机枪的火力之下，他立即命令开火，意军仓皇而逃。上午8点45分，布吉安中士看到2名意军士兵挥舞着白旗吹着军号走上大桥，后面还跟着150名士兵。同时，查尔斯·葛罗少尉意外地发现马丁角大型工事群的炮火保持着沉默。他打开装甲门上的小窗询问走上桥面的1名意军上校有何贵干。对方要求他依照停战协定放下武器停止抵抗。葛罗少尉告诉他，自己并未收到关于停战的任何通知，并让这名上校带着他的人立即滚蛋，要不己方就开火了。但是，守军发现与意军一同到来还有法军2名联络官，他们对此非常惊讶。联络官向他们出示了停火命令，意军也对守军在这几天的顽强抵抗表示了崇高敬意，并告知，如果他们愿意撤走，意军愿意允许他们保留军旗、制服并带走伤员。再三交涉后，葛罗少尉同意遵循停火命令撤走，但要求保留武器。在接下来的2天里，守军仍坚守岗位，保持着国际公路的断绝状态。

6月27日，圣路易斯大桥碉堡的9名法国守军走出了工事，关上工事大门撤往后方。圣路易斯大桥保卫战彻底结束。从法意开战至停战协定签署，大桥上的法国守军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面对意军步兵、重炮、坦克等多次进攻，他们在马丁角大型工事群炮火的支援下，凭借坚固碉堡顽抗了一周时间，没有让意军一兵一卒跨过大桥进入法国。至于此战的伤亡，有人认为，意军阵亡了200人，负伤600多人。

尾 声

1940年6月28日晚上，负责法意边境战事的法军最高指挥官、法军阿尔卑斯山集团军司令勒内·奥利将军（René Olry）以电文形式向守卫圣路易斯大桥的8名法军官兵致敬：

第96阿尔卑斯山要塞守备营：

在查尔斯·葛罗少尉的率领下，你们坚守着圣路易斯大桥并阻断敌军进入法国的道路，在战争爆发后不久便在敌军的包围下孤军奋战，坚持在保卫芒通的战斗第一线，直至停战协定签署。即使遭到可能导致牺牲的猛烈炮击，你们也未曾放弃。

在停战协定生效后，你们仍坚守原来的使命，使敌人既无法打开路障，也不能排除反坦克雷区，使对手也不得不对你们表示崇高敬意。

勒内·奥利将军

阿尔卑斯山集团军司令

在冷战时代，有数以万计的民主德国公民以各种方式越过国境，逃往西方，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人像汉斯·康拉德·舒曼（Hans Conrad Schumann）那样世界闻名，他在1961年8月15日跃过边界铁丝网的瞬间被永远定格在冷战的史册上，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象征。

舒曼于1942年3月28日出生在萨克森州的乔肖（Zschochau）。1960年，年满18岁的舒曼报名加入了民主德国人民警察机动部队（相当于武装警察部队），在德累斯顿（Dresden）接受三个月的基础训练后又进入波茨坦警察士官学校学习，在结业后志愿前往柏林服役。

1961年8月13日，民主德国突然封锁了东西柏林边界，随即开始修建柏林墙，舒曼所在的部队也奉命参与行动，警戒边界，确保修墙工作顺利进行。8月15日，舒曼被派往鲁平纳大街（Ruppiner Straße）和贝尔瑙大街（Bernauer Straße）的夹叉路口执勤，当时这一地段的障碍墙尚未动工，只是沿着街道上的边界线拉起一道松散的铁丝网，高度只有80厘米。在边界对面，聚集了大群的西柏林人，他们不断向舒曼呼喊：“过来！过来！”一辆西柏林警车开过来，就停在距离边界仅有10米的地方，还有记者在现场，用照相机和摄像机的镜头对准舒曼的哨位，所有人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重大事件的发生。

舒曼并不像其他哨兵那样固守在自己的哨位上，他以检查铁丝网为由在哨位和边界之间来回走动，渐渐踱步到临街的墙根下，观察边界两侧的情况。突然，舒曼跑向边界，纵身一跃，跳过铁丝网，随即丢弃了肩头没有装子弹的PPsh41冲锋枪，直奔10米外的警车，车上的西柏林警察似乎早有默契地打开了车门，让他迅速上车。在对面其他东柏林哨兵做出反应之前，警车就载着舒曼离开了边界，消失在视野中。当时，来自汉堡的摄影记者彼得·列宾（Peter Leibing）就正对着舒曼，他的相机完整记录了这位19岁哨兵越界的全过程，尤其捕捉到舒曼拎枪飞越铁丝网的瞬间，这幅照片很快就被西方当作“奔向自由”的象征而广为流传，成为冷战时期最著名的影像之一，而舒曼的名字也由于这惊天一跃而被载入历史。

在东西方紧张对峙，柏林墙刚刚开建的敏感时刻，舒曼的越界行动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立刻被西方媒体视为“英雄”。舒曼后来接受采访时被问及逃亡的理由，他当时说：“上级命令我们对企图越过铁丝网的人开枪，但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出那样的事。”在最后两个小时，舒曼才下定了决心，而且当时有西方记者在场，他相信即使同伴注意到他的举动也不敢贸然开枪，加上对面西柏林警察的配合，整个逃亡行动在电光火石间完成，而且每一个细节都被列宾的相机和另一台16毫米摄影机记录下来。这一切太过巧合，所以事后一直有人怀疑舒曼的逃亡绝非临时起意，而是西方背后策划的宣传秀。

虽然舒曼作为投奔西方自由世界的英雄被迎入西柏林，但他随后的遭遇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风光。作为第一个从柏林墙逃亡的民主德国军警人员，舒曼受到联邦德国情报机关的多次盘问，后者希望从他口中获知有价值的情报，但是舒曼作为普通一兵所知有限，而反复的审讯让他精神上倍感疲惫。在逃亡后，舒曼暂时居留在西柏林，他更换了多份工作，但生活一直不稳定，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舒曼和留在民主德国的家人还能保持书信联系，但是那些来自双亲的信件都是在“史塔西”特工（“史塔西”即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监视下书写的，其中不乏劝他迷途知返的词句。实际上，“史塔西”确实有计划将舒曼弄回国。在西柏林生活并不如意的舒曼也萌生了归国的想法，但是就在他准备办理过境手续之前，西柏林警方识破了“史塔西”的计划，于是舒曼打消了归国的念头。

此后，舒曼离开西柏林，前往联邦德国本土，被安置在巴伐利亚州的金茨堡（Günzburg），进入当地的一家医院当男护工，并在那里与女护士库尼贡德（Kunigunde）相识相恋，喜结连理，两人婚后育有一子。后来，舒曼在位于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的奥迪公司谋得了一份机械师的工作，并在那里工作了27年。虽然舒曼在联邦德国的生活渐渐安定下来，但是他始终处于焦虑之中，非常害怕遭到“史塔西”的报复，有时在夜里开车时，他甚至会想象自己被“史塔西”暗害，并被伪装成交通事故遇害。在住所附近有陌生人或汽车出现时，他也会疑神疑鬼，心神不宁，担心正受到“史塔西”的监视。作为名噪一时的人物，舒曼总会被人问及他越过柏林墙的想法，对此他尽量避而不谈，“我不是英雄”成了他的口头禅，很多媒体向他发出采访和发表演讲的请求，也大多被他婉言拒绝了。总之，舒曼在此后的生涯中并不为自己当年的举动感到骄傲。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舒曼的形象通过列宾的照片传遍了世界，但是没有人在意他的肖像权，他没有从中获得一个马克的收益，而为他拍照的列宾也并没有因此而致富。对此，舒曼事后还颇有微词，不过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由于舒曼已经成为“历史人物”，所以可以不经他本人同意，随意使用他的照片。

1989年11月，当民主德国开放边界，柏林墙轰然倒塌的消息传来时，舒曼才如释重负，他后来说道：“直到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日子）之后，我才真正感到自由。”尽管如此，舒曼依然担心自己因为逃亡行为而受到指责，害怕将他视为“叛徒”的昔日警察部队的同僚们会非难他，他不打算回到家乡，而是选择继续定居巴伐利亚，他甚至犹豫是否返乡探亲。

1990年德国统一后，抑制不住思乡之情的舒曼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但是正如他之前所担忧的那样，虽然家乡的人们对他态度和蔼，但都不愿与他过多接触，尽量避开他，更有人将他当作叛徒，拒绝与他谈话。即便是冷战业已结束，两德归于统一，舒曼当年的逃亡举动还是被很多人所不能理解，“叛逃者”的骂名沉重地压在他的肩头，让他寝食难安，与家人的关系也日渐恶劣，最终患上了抑郁症。1998年6月20日，舒曼在与家人激烈争吵后甩门而去，不久人们发现他在基普芬贝格（Kipfenberg）的自家果园内自缢身亡。舒曼没有留下遗嘱，人们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没写完的纸条，上面写着“当我的灵魂在哭泣……”在舒曼的葬礼上，他的遗孀收到了一封未署名的信件，内容是“叛徒终于得到了报应！”

毫无疑问，舒曼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不是第一个逃离民主德国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在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做出了逃亡的决定，被西方社会作为宣传噱头大加利用，从而将他置于争议的漩涡中不能自拔，实际上人们并不十分清楚舒曼当年逃亡的动机。无论如何，舒曼作为冷战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已经被世人所铭记。2011年5月，记录舒曼当年逃亡过程的照片及影像资料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计划中，成为人类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今日在柏林街头，在舒曼当年越过边界的地点附近，竖立着一座名为“跃墙者”的雕塑，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他从铁丝网上方跃过的姿态，凝固了冷战时期那一沉重的历史瞬间。

1943年7月，盟军发动西西里岛战役，在与德意军队鏖战一月有余后，最终占领全岛。在这场战役中，以“戈林”师、第1伞兵师为代表的德军精锐部队面对拥有海空优势的盟军，实施了出色的阻击作战，成功掩护超过10万人和1万台车辆从墨西拿海峡撤退，可谓虽败犹荣，而占守军大部分的意大利军队就相形见绌了，不堪一击，大量被俘，甚至主动投降。不过，也不是所有意大利守军都望风披靡，至少4个正规野战师按照既定计划实施了反击作战，尽到了军人的本分，只是由于实力虚弱、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最终落败。

1943年5月，突尼斯被盟军解放，在北非的德意军队大多进了战俘营。此后，盟军开始筹划登陆西西里岛，并且实施了广泛的战略欺骗行动，尽管如此，德军南线总司令阿尔伯特·凯塞林元帅依然认定西西里才是盟军的目标，并尽力加强岛上的防御力量，到1943年6月时，岛上已经驻扎了20万意大利部队和6.2万德军部队，其中德军地面作战部队为3.2万人，包括精锐的“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和第15装甲掷弹兵师。意大利军队的主力是由阿尔弗雷多·古佐尼将军指挥的第6集团军，虽然纸面上兵力不少，有9个师加2个旅，还有其他附属部队，但是其中大多数是战斗力贫弱的海防部队，仅有4个正规野战师具有一定的作战能力。

意大利守军的4个主力师分别是第4“里窝那”摩托化步兵师、第26“阿西耶塔”山地步兵师、第28“奥斯塔”步兵师和第54“那不勒斯”步兵师。除了实力较弱的第28步兵师外，其余3个师都曾计划参加入侵马耳他的“海格力斯”行动，并接受了特别训练，但这项行动最终未能实施。1943年7月，当盟军兵临西西里岛时，上述4个意大利师和2个德国师就成为对抗盟军登陆的一线主力，其中第26、28师与德国第15装甲掷弹兵师驻扎在岛屿西部，第4师与“戈林”师驻防岛屿中部，第54师防守岛屿东南部。

在西西里岛战役中，表现最为活跃的意大利师就是“里窝那”师了，该师于1939年4月5日由旅扩编成师，初称山地步兵师，后出于入侵马耳他的需要改称两栖突击师，在西西里岛战役期间，则是岛上意军中唯一具有机动能力的摩托化师，下辖第33、34步兵团以及第28炮兵团，加上师属支援部队，全师约有13000人的兵力，驻扎在岛屿中南部地区。

作为守岛意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里窝那”师的任务就是力挽狂澜，随时准备机动到最受威胁的地段协助防御并反击盟军。德意高层判断杰拉一带是盟军登陆的两个主要方向之一，因此古佐尼将军将“里窝那”师置于杰拉滩头后方，如果盟军在杰拉成功登陆，该师将在空军配合下，与德军“戈林”师一道将盟军赶下海。此外，意军还在杰拉附近地域部署了一支步兵、坦克、炮兵混合部队，统称为E机动群，协助防御和反击，该机动群由以下部队构成：

第51装甲营第1连（欠1个排），装备法制R.35坦克；

第52摩托化反坦克营第2连，装备47/32型自行火炮；

第501海防步兵营第4摩托化连；

第155摩托车机枪连；

第54炮兵团第3营第9连，由“那不勒斯”师调来，装备牵引式75/18型榴弹炮。

第326轻型防空炮连第1排，由“阿西耶塔”师调来，装备20/65型高射炮。

部署在杰拉后方的德意军队也编成几个战斗群，随时准备向滩头反扑，这些战斗群自西向东分别为：

    第33步兵团第1营、第34步兵团1营、第28炮兵团第3营以及2个81毫米迫击炮连；

第34步兵团第3营、E机动群以及第28炮兵团第1营；

“戈林”师的工兵营、1个装甲营（20辆III、IV号坦克）和1个炮兵营；

“戈林”师的一个装甲连（由第15装甲掷弹兵师调入）和1个炮兵营；

“戈林”师的2个掷弹兵营和1个炮兵营。

7月10日晨，美军开始在杰拉海岸登陆，担任一线防御的第18海防旅及E机动群无力阻挡，美军迅速建立了登陆场。接到敌情通报的古佐尼立即下令反击，但是凯塞林元帅担心盟军会在巴勒莫登陆，命令德国部队暂时按兵不动。于是在登陆首日，意军不得不单独向杰拉滩头实施第一轮反击。E机动群在15辆R.35坦克的支援下向杰拉镇开进，“里窝那”师的第33步兵团第3营也投入反击。由于敌情不明，训练不足，在美军的火力打击下，反击以失败惨淡收场。次日，“戈林”师终于得到行动命令，抵达前线，于是德意两军兵分两路，再次反击。美军竭力抵抗，并呼叫海军舰炮支援，呼啸而至的重磅炮弹让轴心国军队的反击化为一场火焰噩梦。

在失败的反击中，第34步兵团第3营的遭遇尤其典型。该营于1942年11月调到西西里岛，当时的“里窝那”师齐装满员，其炮兵、工兵单位及6个步兵营中的4个营都实现了完全的摩托化，即使在整个意大利陆军中也是极少见的，被第6集团军作为直属机动预备队，因为它是岛上唯一拥有充分机动能力的师。除了装备较好外，“里窝那”师的官兵素质也较其他意军部队更好，士气高昂，但是在训练和武器性能上存在的短板严重制约了该师的战斗力，而且“里窝那”师还从未接受过大规模战斗的检验，作战经验比较欠缺。在盟军登陆西西里岛时，第34步兵团第3营有34名军官和1100名士兵，装备4门47毫米反坦克炮、6门81毫米迫击炮、12挺重机枪，还编有1个火焰喷射器班。

7月10日0时30分，第3营接到团部的书面命令，全体进入戒备状态。5时，团部下达了反击命令。7时，第3营登上汽车和其他机动车辆，准时出发，向滩头开进，但是留在圣卡塔尔多的团辎重部队在次日遭到猛烈的空袭，物资装备大半被毁，残存的物资也被周围的居民洗劫一空。

在第3营向海岸开进途中，首先迎接他们的是盟军飞机的炽烈火力，在空袭中有2人阵亡、20人受伤，5辆车被毁。沿途的居民都态度冷淡，除了少数巡逻的宪兵和守卫桥梁的哨兵外，第3营没有遇到任何一支友军部队。上级下达的命令也含混不清，除了要求第3营在当晚利用夜幕掩护实施反击外，根本没有通报美军的准确位置和实力。实际上，在夜间营长乌戈·列奥纳尔迪连自己部队的位置都搞不清楚。

7月10日晚间11时，第3营在通过一座桥后开始下车徒步前进，向南搜索敌军。这个分散前进的营在夜色中遭遇一支意军反坦克部队，他们也是刚刚抵达前线，对战局一无所知。经过一番联系后，第3营才得知自己的目的地是附近的一座山，他们在山上遇到了在之前战斗中伤亡惨重的第155摩托车机枪连的残部。除了这支小部队外，第3营此后再也没有遇到其他友军。原定在7月11日6时，第28炮兵团将为反击部队提供10分钟的炮火准备，但是在时间到达时炮兵却迟迟不能开火，第3营只能在没有炮火掩护的情况下于6时30分独自发起攻击，营长列奥纳尔迪的心里如十五个吊桶打水般七上八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祈求上帝的庇佑了！”

军官带领士兵们准时发起冲击，但是攻击一开始就遭到美军大量自动武器的火力覆盖，第9连连长身上两处负伤，在距离营长30米的地方，横飞的弹片削掉了一名士兵的脑袋。随着意军不断接近，美军的火力越来越强，好在此时营里的迫击炮和重机枪终于开火了，部分压制了美军的火力，8名美军士兵携带2挺机枪退到一栋房子里继续抵抗，严重阻碍了意军步兵的推进，最后在一名中尉的带领下，意军步兵接近了房子，向屋内投掷手榴弹，炸哑了机枪，并俘虏了幸存的美军。但是，第9连有2名中士阵亡，已经身负重伤的连长也不治身亡。

第3营在击退了前沿阵地的美军后继续推进，此时令人望眼欲穿的支援炮火降临了，第一轮射击就准确击中了美军阵地，这让初次经历战火的士兵们着实激动了片刻。但是，美军很快动用重迫击炮、野战炮和海军舰炮向这群毫无防备的步兵们进行了地毯式的猛轰。第3营没有畏缩不前，他们顶着美军炽烈的炮火，在3个小时内向前推进了500米。在战斗中，意军的训练问题变得非常突出，意大利士兵们面对凶猛的火力并不是以散兵线推进，而是聚在一起，以密集队形前进，企图从同伴那里得到勇气，最后全部被美军的强大火力所吞噬。反攻部队死伤枕籍，其中第9连的军官全部伤亡，该连已经无法参加战斗了。第10连也减员严重，但还在前进，连长费拉拉上尉身负重伤，3个排长中有2个已经倒下了。

在冲击过程中，营部被1挺美军机枪压制在一道浅沟内动弹不得，一名叫贝纳西的中士抓住美军机枪更换弹药的间歇架起机枪与之对射，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以为他必死无疑，不想在几分钟的对射后，美军机枪哑火了。此时，全部意军进攻部队都暴露在毫无遮蔽的开阔地上，成为美军的射击靶子，营长急忙投入作为预备队的第11连，终于击溃了第10连正面的美军，突破了第二道防线，第9、10连的残余人员也冲上去与美军展开肉搏，血腥的战斗持续到11时，意军最终占领了美军阵地，双方暂时停火。

在战斗间歇，营长列奥纳尔迪清点了剩余的兵力，第10连仅剩下30人，缩编为1个排，由一名中尉指挥，其余两个连也惨不忍睹，第9连伤亡过半。在第3营的攻击下，美军退入杰拉镇内，第34步兵团团长马蒂尼上校发来电报，称赞第3营“以高超的战斗技巧创造了辉煌的战果”，并许诺为他们派来援兵，最终第3营得到了第3迫击炮连的增援，列奥纳尔迪将该连部署在附近的小山上。

此时，第3营全然不知其他反击部队的进展，到了11日晚间，营部终于得知其他方向的反击都被盟军的旺盛火力所挫败，显而易见，反击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了。第3营在距离杰拉镇仅有数百米处固守待援。晚间10时，一队美军侦察部队袭击了第9连的阵地，造成了更多的伤亡，还有部分美军渗透到战线后方。

胜利的曙光终于消失了，第3营奉命退回进攻出发阵地，并不惜一切代价顶住美军的进攻。次日凌晨，被留在杰拉附近的第9连遭到美军的强力反击，这个饱受重创的连毫无意外地被击溃了，仅有少数幸存者逃回营部，或者在黑暗中不知所踪。

7月12日黎明前，美军的野战炮和海军舰炮向第3营据守的山头实施了猛烈炮击，在数百发炮弹将山头覆盖后，美军步兵开始发起进攻，从正面和两翼包围了意军阵地，第3营残部进行了绝望的抵抗，战至早上7时，美军距离营部仅有50米，幸存的意军官兵只能举手投降。经过24小时的激战，第34步兵团第3营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经历了地狱般的杰拉反击后，“里窝那”师残部跟随德军后撤，并与德军一道节节阻击，迟滞盟军的推进，并参与了保卫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战斗。在战线趋于稳定后，该师在德军侧翼协助防守，边打边撤，当该师最后经墨西拿海峡撤到意大利本土时，最初的13000人仅剩下4200余人。1943年9月初，“里窝那”师被调往后方重建，但在9月9日被德军解除武装，随后被解散。

第26“阿西耶塔”步兵师组建于1935年8月6日，1939年4月5日改编为两团制山地步兵师，该师的士兵主要来自阿斯蒂省。“阿西耶塔”师组建后先后参加了1935年入侵阿比西尼亚、1940年6月入侵法国以及1941年入侵南斯拉夫等作战行动，具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在西西里岛战役之前，“阿西耶塔”师下辖第29、30步兵团、第17黑衫军团、第25炮兵团及其他支援部队，被部署在西西里岛西部。与“里窝那”师不同的是，“阿西耶塔”师的摩托化程度较低，部队机动主要还是靠士兵的脚底板。

7月10日，“阿西耶塔”师在得到盟军登陆的警报后，就奉命向南面的利卡塔一线展开，然而沿途都是蜿蜒曲折的山路，又是步行开进，加上盟军飞机的不断袭扰，该师的行动很缓慢，等到先头部队与美军接触，盟军已经牢牢巩固了登陆场，德意军对滩头的反击行动也宣告失败。此后“阿西耶塔”师只能将兵力分为三部分，在比萨卡奎伊诺周边防守，力图封锁从阿格里琴托到巴勒莫的公路。然而，这道仓促构建、兵力薄弱的防线自然无法阻挡美军的推进，美军以优势兵力在强大火力支援下持续攻击“阿西耶塔”师的阵地，迫使该师从7月16日起被迫后撤。当时，驻守在西西里岛的意军部队中，大部分是临时强征的西西里本地人，他们对美军作战消极，经常不战而逃，甚至主动投降，这让意军部队的作战陷入极大的被动，只有少数意军部队在德军的支援下，分为数个机动群，不断实施迟滞作战，掩护主力撤退。

在撤退途中，“阿西耶塔”师始终与美军保持接触，节节阻击，延缓美军的进攻速度，期间因为美军的炮击和空袭不断遭受损失。7月21日，第30步兵团第3营和第17黑衫军团第17营在进行后卫作战时被美军迂回包抄，最终全军覆灭，配合步兵作战的几辆90/53型自行火炮也在轰炸中被尽数摧毁。美军第3步兵师和第2装甲师组成的快速集群，在巴顿将军的指挥下直插巴勒莫，沿途俘虏的意军官兵多达5.3万人，主要来自早已放弃抵抗的意军海防部队，而“阿西耶塔”师则设法撤到了德意军的主防御阵地胡贝防线，该师损失了大约30%的兵力，主力尚存。此后，“阿西耶塔”师参与了胡贝防线北段的防御作战，残酷的战斗持续到8月1日，该师最初的10500人最终仅有1500人还具有战斗力，其余人员不是阵亡被俘，就是掉队失踪。8月11日至14日，“阿西耶塔”师残部经墨西拿海峡撤到卡拉布里亚，之后回到阿斯蒂省重建，但在9月初意大利向盟军投降后，该师被德军解除武装并被解散。

第28“奥斯塔”步兵师的前身是“奥斯塔”步兵旅，是意大利陆军中历史最悠久的部队之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831年。在一战结束后，“奥斯塔”步兵旅就驻防西西里岛，算是岛上的乡土部队，1939年升级为第28步兵师，在西西里战役之前，该师下辖第5、6步步兵团、第171黑衫军突击团、第22炮兵团及其他支援部队，驻扎在岛屿西部。在战役打响后，“奥斯塔”师和“阿西耶塔”师一道向南开进，但很快就在美军的攻势下向西、向北撤退，经过数日战斗后，该师主力抵达切法卢-尼科西亚一线，暂时稳住阵脚，此时该师已经损失了25%的兵力。7月20日，古佐尼下令前线意军部队进一步收缩防线，向德意军主阵地撤退，可是“奥斯塔”师直到21日傍晚才收到这项命令，结果部分部队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就被美军拦截消灭，余部与一个德军装甲掷弹兵团会合。

在随后的防御作战中，“奥斯塔”师的境况愈加恶化，驻守在尼科西亚方向的2个团出现了数以百计的逃兵。随着墨索里尼政府的倒台，盟军在后方侧翼实施两栖登陆等坏消息接踵传来，意军军心动摇，难以坚守。“奥斯塔”师留下少量部队担任后卫，掩护主力向墨西拿撤退，最终有700余人被美军俘虏。战至8月1日，“奥斯塔”师的可用兵力还有2700余人。同日，美军向特罗伊纳展开攻击，德军以第15装甲掷弹兵师为主力顽强防守，“奥斯塔”师和“阿西耶塔”师余部这在侧翼协防。在持续一周的激战中，“奥斯塔”师没有让美军占到便宜，尤其是第5步兵团第1营在甘奎恩托中校带领下与德军掷弹兵并肩战斗。“奥斯塔”师还组织了两次反击，在8月4日的反击中，第5团第1营还俘获了40名美军，算是出了一口恶气，营长甘奎恩托中校因为表现出色，还获得了德国人颁发的铁十字勋章。在“奥斯塔”师最后撤离西西里时，第5团仅剩600人，第6团也不过700人，该师后来也被德军解除武装并被解散。

在西西里岛的4个意军主力师中，命运最悲惨的是第54“那不勒斯”步兵师。该师于1939年4月15日组建，下辖第75、76步兵团、第173黑衫军突击团、第54炮兵团及其他支援部队，官兵主要来自西西里本地，也是岛上的常驻部队之一。在西西里岛战役之前，“那不勒斯”师部署在岛屿东南部，分为两部分，一部进驻拉马卡和斯科尔迪亚一线，另一部在帕拉佐洛阿克雷伊德担任第16军的预备队。在盟军登陆前，“那不勒斯”师的师部曾遭到空袭，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

7月10日，英军在西西里岛东南海岸登陆，在他们正面的意军中仅有“那不勒斯”师是正规步兵师。英军在登陆时曾遭到数门意军火炮的袭击，但它们的微弱火力很快被盟军舰炮的强悍反击淹没了。先期空降的英军伞兵则控制了一座关键桥梁。在得到警报后，第16军军长卡尔洛·罗西将军马上调集部队，准备反击。

第75步兵团第1营奉命增援由古扎尔蒂少校指挥的战斗群（下辖3个连约850人，其中500人乘坐卡车，200人徒步，另有95人骑自行车），他们的任务是夺回被英军占领的桥梁。经过数小时激战，英军在弹药耗尽后被迫撤离大桥，但是仅仅过了45分钟，后续增援的英军部队就再次将意军逐退，大桥得而复失。英军主力通过大桥继续进攻，占领了锡拉库萨。第75步兵团第1营和古扎尔蒂战斗群的余部以及D机动群的残余最后与第75步兵团第2营汇合。与此同时，“那不勒斯”师的其他部队也纷纷投入与英军的交战。

7月11日，英军以压倒性优势兵力进攻弗罗里达镇，防守的第75步兵团独力难支，虽然在附近高地上顽强抵抗，但还是在次日被迫撤退，该团团旗也在后撤时被匆忙烧毁。“那不勒斯”师在弗罗里达至帕拉佐洛阿克雷伊德之间的公路上与英军激战，并在5辆坦克的支援下实施反击，但被英军火炮和反坦克炮击退。在两天的战斗中，第75步兵团损失了16%的作战力量，第76步兵团倒是伤亡轻微，他们此时的任务是掩护西面正在撤退的德军的侧翼，之后奉命向帕特诺撤退，但是在撤退途中有1800人莫名其妙地不知所踪，很可能自行逃散了。

7月13日，英军新锐部队在奥古斯塔登陆，从背后向“那不勒斯”师展开攻击，腹背受敌的该师蒙受了更加惨重的伤亡。14日，“那不勒斯”师在斯科尔迪亚阻击盟军，掩护其他部队撤退，此时该师已经损失了80%的兵力，已经不能再作为一个独立的师进行作战了。残余部队被并入“戈林”师继续作战，在7月16日至24日进行了数次小规模的后卫任务，少量幸存者经墨西拿海峡撤回亚平宁半岛。“那不勒斯”师经过西西里岛一战，近乎全灭，于8月14日被取消番号。

论及二战时期北非战场的空战王牌，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著名的“非洲之星”汉斯-约阿希姆·马尔塞尤（Hans-Joachim Marseille），他以158架战绩占据北非战场轴心国王牌榜首，他的星光是如此耀眼，以致在同一战场上作战的其他飞行员都要黯然失色，所以问起北非战场盟军头号王牌是谁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实际上，位居北非战场盟军空战排行榜首位的飞行员也绝非寻常人物，他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克莱夫·考德威尔（Clive Caldwell），以22架战果创造了盟军飞行员在北非战场上的最高战绩，此外，他还是历史上驾驶P-40战斗机击落敌机最多的飞行员和二战时期澳大利亚空军战绩最高的飞行员，而且他的战果中包括了德意日三大轴心国的飞机，这种战绩在盟军飞行员中也是不多见的。

从澳洲到非洲

克莱夫·考德威尔于1910年7月28日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刘易舍姆（Lewisham），并在悉尼周边地区的多座学校接受教育。1927年5月，未满16岁的考德威尔放弃学业，投身社会，从事过各种工作，并在1938年接触飞行，在新南威尔士航空俱乐部学习飞机驾驶。1939年二战爆发后，考德威尔抱着成为战斗机飞行员的愿望报名加入澳大利亚皇家空军，但是他的年龄已经超出了接受战斗机训练的年龄限制，于是他拜托一位当药剂师的朋友在自己的出生证明上做了手脚，虚报了年龄，从而成功获得了驾驶战斗机的资格，成为英帝国航空训练体系（EATS）的一员。EATS体系也被称为英联邦航空训练计划，是二战时期由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四个英联邦成员国合作实施的大型航空培训项目，旨在为上述四国的空军及海军航空兵培训空勤人员，实际上战时上述四国航空力量中约一半的空勤人员均源自EATS体系。

在完成战斗机飞行员的训练后，考德威尔并未进入澳大利亚空军部队服役，而是作为英联邦飞行员进入英国皇家空军，于1940年夏季被分配到驻北非的西部沙漠空军第73中队，驾驶“飓风”战斗机，不久又转调到第250中队，换装新型的美制寇蒂斯P-40战斗机。当时美国陆军航空队尚未装备P-40，该机作为外援机型供应盟国使用，而第250中队是最早装备P-40的实战部队之一。从性能上说，P-40逊色于德军的Bf 109和日军的零战，但是凭借坚固的机体和猛烈的火力，配合飞行员的技巧和战术，依然称得上是空战利器，而考德威尔很快就证明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擅长驾驭“寇蒂斯之鹰”的飞行员。通过训练和作战飞行，他熟练掌握了P-40的驾驶技术和空中射击技巧，还钻研出一套被称为“影子射击”的训练方法，即通过驾机捕捉飞机投射在沙漠上的影子来磨练对射击提前量的估算，这一方法后来在沙漠空军中得到推广。

沙漠杀手

1941年6月6日，考德威尔作为杰克·哈姆林少尉（Jack Hamlyn）的僚机在埃及上空卷入一场空战，有资料称他在交战中击落了1架意军坎特Z1007型轰炸机，这是P-40首次击落敌机的记录，但是没有得到官方确认。此后不久，考德威尔随部队调往叙利亚和黎巴嫩，参与同维希法国的作战。6月底，第250中队重返北非。6月26日，在护卫轰炸机空袭利比亚加扎拉（Gazala）的轴心国目标途中，考德威尔在卡普措（Capuzzo）上空遭遇空战并取得了第一个确认战果，这是他的第30次战斗飞行，当天陨落在他枪口下的是一架属于德国空军JG 27联队第1大队的Bf 109E，驾驶员是海因茨·施密特少尉（Heinz Schmidt）。6月30日，考德威尔再开记录，击落2架StG 2联队和Ju 87，并与战友共同击落1架ZG 26联队的Bf 110，迅速成为一名空战新星，但是几天后的一场战斗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刺激。

1941年7月4日，考德威尔在空战中目睹了自己的好友唐纳德·门罗（Donald Munro）在跳伞后被德军飞机射杀在空中，这种行为一直饱受争议，但实际上在交战双方的飞行员中都屡有出现。好友的遇害让考德威尔在之后的战斗中变得更加冷酷和好斗，对待敌人毫不留情，甚至也做出了向跳伞敌军飞行员开火的事情。数月后，无论上级军官，还是战地记者都开始称呼考德威尔为“杀手”，但他并不喜欢这个绰号。在多年后，考德威尔对自己射击跳伞飞行员的行为解释道：“这不是因为嗜杀或其他类似的原因，只是不想让他们回去开上另一架飞机继续对付我们，他们要是降落在会被我方俘虏的区域内，我绝不会向其开火。”考德威尔获得“杀手”之名还有另一个原因，他总是习惯于打光所有的弹药，在每次出击接近结束时，如果还有弹药剩余，他就会寻找地面上的敌军部队或车辆，把弹药全部倾泻下去，他曾在战时笔记中写道：“这就是你的或他们的命运，这就是战争。”

屡胜枭雄

1941年8月29日，考德威尔在执行任务后独自返回基地，遭到2架Bf 109的截击，其长机是JG 27联队第1中队的维尔纳·施勒埃尔少尉（Werner Schröer）。考德威尔在以一敌二的被动局面下勇猛应战，与德军飞机展开厮杀。在相互追逐中P-40连连中弹，子弹和炮弹破片让考德威尔负伤三处，但他依然顽强地操控飞机，抓住机会击落了敌军僚机，并重创了施勒埃尔少尉的“黑色8号”座机，迫使后者弃战而去。在考德威尔驾机返回基地后，地勤人员发现他的那架P-40被超过100发7.92毫米机枪子弹和5发20毫米炮弹击中。值得一提的是，施勒埃尔少尉当时已是一名拥有6架战果的王牌，日后成为仅次于马尔塞尤的北非德军二号王牌，到战争结束时，施勒埃尔已经晋升少校，总战绩达到114架，并且获得了双剑橡叶骑士十字勋章。但在1941年8月的那一天，这位顶尖王牌的空战生涯差点被考德威尔终结了。

施勒埃尔并不是唯一败在考德威尔手下的德军王牌飞行员，1941年11月23日，JG 27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沃尔夫冈·利珀特上尉（Wolfgang Lippert）驾驶的Bf 109被考德威尔击落，利珀特在弃机跳伞时遭飞机尾翼撞击，大腿折断，在被英军俘虏后接受了截肢手术，最终因伤口感染在12月3日不治身亡。利珀特上尉是一位秃鹰军团老兵，早在西班牙战场上就已成为王牌，在被考德威尔击落时，他已经取得了30个战果，并荣获骑士十字勋章。考德威尔因为击落利珀特的战绩而荣获优异飞行十字勋章。

1941年12月5日，考德威尔再创佳绩，在一场空战中连续击落5架Ju 87，从而为他的优异飞行勋章增添了一道勋饰，这也是他的单次空战最高击落数字。关于这次空战，考德威尔后来在报告中写道：“我接到无线电警报，大群敌机正从西北方接近，我们第250中队向目标后方包抄，并在第112中队缠住敌战斗机的同时从后方攻击‘容克’。我冲向敌编队后部的数个三机编队，并在300码距离上向其中一架编队长机开火，只要稍稍偏转，就能击中二号机和三号机。一架敌机立即起火燃烧，另一架也拖着浓烟开始下坠，在坠落了大约1000英尺之后化成一团火焰。我转而攻击另一个编队的长机，我从目标后下方接近到很近的距离火力全开，敌机立即翻滚并急速坠落，我又对另一架Ju 87进行了抵近射击，目标起火，烧成一团。我将飞机拉起，对准一架敌机机腹扣动扳机，一直打到距离很近，敌机起火，坠向地面。”这场战斗充分体现了考德威尔善于从目标后下方接近并从近距离开火的战术风格，经此一战，他的战绩提升到12架，从而跻身北非战场的一流王牌之列。

1941年12月24日，考德威尔在空战中遭遇另一位德军王牌，JG 27联队第3大队的埃尔伯·冯·卡格内克上尉（Erbo Graf von Kageneck），他刚从东线战场调来，已经拥有67个战果并荣获橡叶骑士十字勋章。在交战中，卡格内克的座机被击伤，他身负重伤，勉强驾机返回基地，随后被送往后方救治，最后于1942年1月12日因伤而亡。在英军记录中，击败卡格内克的荣誉被归入另外两名飞行员的名下，但战后经过分析表明，当时卡格内克的飞机遭到来自后下方的火力攻击而损伤，这很符合考德威尔的空战习惯，因此这位澳大利亚人很可能才是卡格内克的真正终结者。

北非之星

1942年1月，战绩卓著的考德威尔晋升上尉，并升任第112中队中队长，他是第一位成为中队长的EATS飞行员。在他的中队中有数名波兰飞行员，他后来因此获得了波兰政府颁发的勇气十字勋章。1942年2月，考德威尔带领第112和第3中队的11架P-40在加扎拉上空遭遇12架Bf 109F。当时德军飞机在英军飞机上方大约600米处，考德威尔率先发起攻击，他开足马力，将飞机拉起，以垂直爬升状态直扑目标，并瞄准德军编队末尾的一架Bf 109猛烈开火，那架敌机如同一块被不断拍打的毯子一样剧烈抖动起来，随后失去高度，迫降在德军阵地上。事后得知，那架Bf 109的驾驶员是JG 27联队第2中队的汉斯-阿诺尔德·施塔尔施密特少尉（Hans-Arnold Stahlschmidt），他是马尔塞尤的密友，同样也是一位一流王牌，最终战绩59架，橡叶饰获得者。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举进攻，攻城略地，严重威胁到澳大利亚的安全，因此从1942年初开始，派往北非的澳大利亚部队陆续被调回本土，考德威尔也因此奉调回国，告别了北非战场。当时担任英军驻中东及北非战区空军司令的阿瑟·特德上将（Arthur Tedder）评价考德威尔是“一位卓越的指挥官和一流射手”。在北非战场上，考德威尔驾驶P-40执行了超过300次任务，战斗飞行时间约550小时，总共击落了22架德意飞机，其中包括10架Bf 109和2架Mc 202，这一记录即使在他告别北非后也无人打破，他由此成为北非战场的盟军头号王牌。

在离开北非后，考德威尔于1942年8月访问了美国，参观了P-40的老家，位于纽约州布法罗（Buffalo）的寇蒂斯飞机制造公司，还应邀参加了该公司最新型运输机C-46的一次试飞活动，当时机上载有一干公司高管，由公司首席试飞员赫伯特·费希尔（Herbert Fisher）驾驶。不料飞机起飞后发生了起落架无法放下的严重故障，飞机在布法罗上空盘旋了8个小时，在尝试排除故障失败后，费希尔驾机进行了一次完美的机腹着陆，全体人员平安无事。在飞行期间，考德威尔作为副驾驶在费希尔指点下协助操控飞机。在结束对寇蒂斯公司的访问后，考德威尔还造访了北非航空公司，依据自己的个人经验对该公司正在开发的P-51战斗机提出建议。

暗淡谢幕

回国的考德威尔很快被任命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第1战斗机联队联队长，该联队下辖英军第54中队、澳军第452、457中队，装备英制“喷火”战斗机，经过整训后第1联队于1943年初被部署到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Darwin），防御日军对这座城市的持续空袭，考德威尔由此开始在西南太平洋战场上与日军航空兵的较量。虽然战场从茫茫沙海变成了浩渺汪洋，对手也从身手老道的德国人换为狡猾难缠的日本人，但考德威尔锐气不减，在达尔文上空的首次战斗中就独中两元，击落1架零式和1架97式舰攻。第1联队在驻防初期损失率很高，主要由于飞行员缺乏经验和“喷火”战斗机本身的技术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锤炼后，第1联队在考德威尔带领下开赴新几内亚战场，在丛林上空继续与日军搏杀。1943年8月17日，考德威尔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阿拉弗拉海上击落了1架百式司令部侦察机，这是他的最后一次空战胜利。根据官方记录，考德威尔在太平洋战场作战期间总共击落了6.5架日军飞机，从而将总战绩锁定为28.5架，成为二战时期澳大利亚空军的头号王牌。除了官方确认战果外，他还有6个可能击落战果和15个击伤战果。

1943年秋季，考德威尔被调回后方担任第2作战训练部队指挥官，并在同年11月被授予优异服役勋章。1944年，随着日军对澳大利亚本土的威胁被消除，考德威尔被调回达尔文，担任第80战斗机联队联队长，晋升上校军衔，率部参加对荷属东印度地区日军的反攻行动。此时的考德威尔更多关注于地面指挥，已经很难有机会升空作战了。1945年4月，第80联队在澳大利亚空军第1战术空军编成下在摩罗泰岛（Morotai）作战期间，以考德威尔为首的8位澳军资深指挥官联名提出辞职，以抗议高层对于澳军战斗机部队的错误使用，他们总是被派去执行次要的对地攻击任务，考德威尔等人认为这是一种轻视和贬低。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摩罗泰兵变”，考德威尔等人因此受到指控。实际上，早在兵变之前，他就因为在前线酗酒和私下贩酒的问题受到调查。1946年1月，考德威尔被军事法庭宣判犯有过错，军衔降为中尉，并于次月从军中退役。这位澳洲顶尖空战王牌就以这样不光彩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离开军队后，考德威尔当起军火销售代理，在菲律宾从事倒卖美军剩余军事物资的行当，进而涉足商界，最终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在此后的生涯中，考德威尔对于战时经历始终保持谨慎，很少宣扬，直至1994年8月5日在悉尼（Sydney）去世，享年84岁。虽然考德威尔的军人生涯并不算完美，但他的战绩足以为他赢得尊重，有很多澳大利亚人都为这位“真正的国家英雄”的逝去而感到悲哀。

西里尔·理查德·雷斯科拉（Cyril Richard Rescorla），一个好战的越战老兵，“911”时期涌现出的家喻户晓的美国英雄。朋友们都管他叫里克·雷斯科拉（Rick Rescorla）。这名英裔美国人曾先后在英美两军中服役，并参加了越南战争，两次参与著名的德浪河谷之战。退役后长期从事安保工作，最牛之处在于提前8年预见了“911”恐怖袭击。2001年9月11日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这名越战老兵、世贸中心的摩根史坦利投资公司（Morgan Stanley）的安全主管组织数千名员工有序撤离，最终拯救了2600多人的生命。9点59分，仍在世贸中心搜救的雷斯科拉随着南塔大楼的倒塌而罹难。

早年生涯

雷斯科拉1937年出生于英国康沃尔郡（Cornwall）的海尔镇（Hayle）并在这里渡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1943年，海尔镇成为美军第29步兵师第175步兵团的指挥部所在地，当时该师正积极筹划第二年的诺曼底登陆事宜，雷斯科拉与这些来自马里兰州及弗吉尼亚州的美国大兵接触了一段时间，幼小的心灵由此对军人这个职业产生向往，并使他在成年后走上从军之路。

学生时代的雷斯科拉是一名运动健将，在学校时创造了一项铅球记录，同时还是一名狂热的拳击手，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塔米”（Tammy）——这是一名美国拳击手的昵称。

1956年，雷斯科拉17岁时离开了海尔镇，并于次年加入英国陆军服役。入伍时，雷斯科拉在伞兵团受训，成为一名合格的伞兵。但从新兵营出来后，他于1957-1960年期间在英国殖民地塞浦路斯（Cyprus）的情报部队服役——当时正值塞浦路斯民族独立运动高涨时期，塞浦路斯的民族主义游击队“埃奥卡”（EOKA，“为塞浦路斯而斗争全国组织”的简称）掀起大规模暴动。塞浦路斯独立后，1960-1963年，雷斯科拉转至北罗德西亚（Northern Rhodesia，即今赞比亚）服役，担任武装警察部队的一名局长。两次海外服役及与游击队斗争的经历使他成为一名狂热的“反共产主义斗士”。在北罗德西亚服役期间，他认识了一位名叫丹尼尔·J·希尔（Daniel J. Hill）的美国大兵，并结下了“改变人生轨迹”的友谊。后者看到他所持的政治理念，便劝他加入美国陆军，到越南去和越共游击队战斗。1963年返回英国本土后，雷斯科拉带着获得的一枚一般勤务奖章（General Service Medal）退役并在伦敦警察厅工作。

雷斯科拉从事伦敦“条子”的工作非常短暂，他在1963年当年便辞职并移居美国，并于同年加入美国陆军服役。经过在迪克斯堡（Fort Dix）的基础训练后，雷斯科拉进入候补军官学校学习并在本宁堡（Fort Benning）再次接受空降兵训练。毕业后，雷斯科拉被分配至美军第1骑兵师第7骑兵团，担任该团第2营B连第1排排长。当时，美国陆军正在探索空中机动战术理论，1963年成立于本宁堡的第11试验空中突击师（11th Air Assault Division，Test）便是陆军试验和摸索空中机动战术的新单位，该师在1965年7月被重新命名为美国陆军第1骑兵师，而原第1骑兵师一起并入该师中。雷斯科拉加入的就是这一支背负着历史荣光的全新单位。

两战德浪河谷

1965年9月，第1骑兵师被部署到南越中央高原的安溪地区的“红色悬崖”营地（Camp Radcliff），开始在实战中检验空中机动作战理论。雷斯科拉所在单位也一同来到越南战场。2个月后，雷斯科拉便迎来了第1骑兵师在越南极为血腥的苦战——德浪河谷之战（Battle of Ia Drang）。

1965年11月14日上午10点48分，第1骑兵师第3骑兵旅第7骑兵团第1营共395人在哈罗德·摩尔中校（Harold Moore）的率领下，乘坐直升机分四个批次在距离柬埔寨边境不到10英里的德浪河谷的朱邦山下的X着陆区（Landing Zone X-Ray）降落，这一着陆区正好位于越南人民军一个师级大本营的右侧。周边集结了越南人民军3个团（第320步兵团、第33步兵团、第66步兵团）的兵力，但等于一脚踏入马蜂窝的第1营一无所知。改营着陆后，开始向周边搜索前进。起初很安静，但一个小时后，当第二批空运部队抵达之时，战斗随即爆发。越南人民军的两个团——第33步兵团和第66步兵团从山上对第1营发起猛攻。该营迅速结成防御圈固守待援。

在德浪河谷的战斗打响1小时后，雷斯科拉中尉所在的第7骑兵团第2营B连和其他部队一起奉命从空中突入战场中心，支援被围的第1营。大约在下午17点，迈伦·F·迪达里克上尉（Myron F. Diduryk）的B连先头部队进入X着陆区，18点，全连抵达X着陆区。进入战场后，雷斯科拉即命令部下在主阵地后方约40米的位置建立一个新阵地。这个排的大兵们深挖散兵壕，并在阵地前设置诡雷，准备手榴弹，设置好机枪阵地和临时弹药库。接下来，他们在阵地上固守了一夜。在紧张的备战期间，雷斯科拉唱起了歌，用歌声来稳定部下的军心。

11月15日凌晨4点，B连阵地前的诡雷爆炸，越南人民军来袭。敌军先后对B连发动了4次大规模人潮攻势。其中第一次攻击，他们就打退了300多名人民军士兵的进攻。清晨6点30分，敌军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攻击，但除了在雷斯科拉和手足们的阵地前留下一堆尸体外，没有任何进展。6点55分，他们进行了“1分钟狂射”，彻底挫败敌军这场持续了2.5个小时的进攻。

11月15日上午10点，越南人民军暂时撤出战场，只留下零星部队继续对被围美军进行火力袭扰。战场暂时平静下来，雷斯科拉的排接过了战场警戒的任务。雷斯科拉遂带着部下进行巡逻警戒。当他们走出阵地，便遭到了敌军重机枪火力的扫射，雷斯科拉立即命令部下：“上刺刀！”向对方发起冲锋。在战斗中，雷斯科拉用一颗手榴弹炸死了敌军的一名机枪手，并带着部下端掉了敌军的一个阵地。值得一提的是，雷斯科拉端着上了刺刀的M16发起冲锋的这个瞬间恰好被在附近的美联社记者彼得·G·阿内特（Peter Arnett）抓拍下来，后来这张极富张力的照片被参与了德浪河谷之战的美国记者约瑟夫·L·加洛韦（Joseph L. Galloway）用作他与摩尔营长合著的《我们曾是战士》（We Were Soldiers Once…… And Young）一书的封面。

11月16日，X着陆区的战斗结束。下午3点，几近崩溃的第7骑兵团第1营和支援他们的第7骑兵团第2营B连及A连第3排乘坐直升机返回基地。第2营剩余部队（C连、D连和营部连）、第5骑兵团第2营及第5骑兵团第1营A连则接过第7骑兵团第1营的任务，仍留在X着陆区。次日，这批美军部队将兵分两路，步行至附近的两个新着陆区，然后乘坐直升机撤离，原战场将被美军空中火力覆盖。其中第5骑兵团第2营作为先头部队首先开拔，前往距X着陆区东北3.2公里外的C着陆区（Landing Zone Columbus）；而第7骑兵团第2营其余部队和第5骑兵团第1营A连则前往X着陆区东北方向的靠近德浪河谷的A着陆区（Landing Zone Albany）。

倒霉的是，前往A着陆区的这部分美军在行军途中，于当天中午1点20分遭遇恰巧在附近休整的越南人民军第66步兵团及第33步兵团一部，随即再次被围，德浪河谷的第二场血战爆发。前一天刚回到基地的第2营B连还未来得及喘口气就于当天下午17点45分又被派往战场，支援被围的友军。

当直升机载着雷斯科拉和他的部下进入包围圈，随即遭到敌军密集火力的扫射，打得机身劈啪作响。飞行员不得不拉高机身，而雷斯科拉和他的部下只能从3米高的半空中冒着弹雨跳下直升机。因为敌军的火力干扰，他们机降的地点只是在包围圈周边。

当时，雷斯科拉以高昂的战斗热情鼓舞着部下，他高呼：“冲啊！让我们吃掉这伙瘪三！”带着B连第1排的手足进入战场。包围圈中的第2营A连执行官拉里·格温少尉（Larry Gwin）将这一场景记录在他的《洗礼》（Baptism）一书中：

“我看到雷斯科拉脸上带着微笑，大摇大摆地闯进我们的防线，他的肩上挂着1具M79型40毫米榴弹发射器，手中握着1支M16步枪。嘴里嚷着：‘好极了！我希望这些家伙今晚就来进攻我们，我们正好把他们消灭干净！’”

“他的热情和高昂的情绪具有很强感染力。随着直升机每个起落带来的增援部队进入战场，部队都纵声高呼，大伙士气高涨。因为我们的欢呼和高喊身，敌人肯定以为至少有1个营的部队前来增援我们了。”

敌人怎么想的暂不可知，但在这场战斗中，被围美军的地面增援部队只有B连少数人马。即便人数稀少，但雷斯科拉给包围圈中的手足带来了高昂的士气。

当时包围圈中，四下里躺着数十名美军伤员，整晚等着直升机送走。而第1骑兵师第229攻击直升机营的飞行员们也顶着连续几天作战的疲惫，为包围圈里的手足提供火力和补给、医疗后送支援。包围圈里的雷斯科拉也则不时整顿守军纪律，告诫他们节省子弹。《我们曾是战士》一书中记录道：“11月18日黎明，A着陆区的守军开始突围，然而这些被围攻了一夜的美军士兵被一个现实所震撼，包围者们已经撤走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对第7骑兵团第2营遭遇的损失有清晰的概念……雷斯科拉将这里描述成：‘一个持久且血腥的丛林交通事故现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1998年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主演的同名电影《我们曾是战士》中有个片段：战斗结束后，摩尔中校从战场上捡起人民军遗留下的一个军号。而这一情节实际上是“拷贝”雷斯科拉，后者在打扫A着陆区战场时，从一名人民军士兵的尸体旁捡到一个军号。如今这个军号仍保存在本宁堡基地的博物馆中。

雷斯科拉后来回忆：“（战斗结束后，）我们回到霍洛韦（Holloway）基地，并对自己还活着满怀幸运之情。所有沮丧的情绪都被抛到脑后。”

在4天时间里，雷斯科拉便带着他的部下们经历了两场敌众我寡的血战，击败了于己5-6倍的敌军。由于雷斯科拉的出色表现，以至于B连连长询问雷斯科拉，连部想将他的第1排的昵称——“硬汉”作为全连的称谓，不知他是否介意。由此，第1排的无线电呼号也从原来的“1-6”改为“硬汉1-6”。而摩尔中校对雷斯科拉的赞誉是：“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排长。”拉里·格温在《洗礼》中，则将雷斯科拉称之为“康沃尔之鹰”（Cornish Hawk）。

安保岁月

从越南战场回国后，雷斯科拉在本宁堡做了一年的军事教官，然后便退出现役，转入预备役。在此期间，他弃武从文，先后考取了奥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的文学学士学位和英语文学硕士学位、以及奥克拉荷马城市大学（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法学学士学位。然后，雷斯科拉移居南卡罗来纳州，在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了3年刑事司法，还出版了一本相关教材。

1985年，雷斯科拉辞去企业安全培训的高薪职位，加入位于纽约世贸中心的添惠证券投资公司（Dean Witter Reynolds），负责企业安保工作。

1988年12月21日，泛美航空103号航班在从伦敦飞往纽约途中被恐怖分子事先藏在货舱行李中的一个简易爆炸装置炸毁，机上259人全部遇难，一同遭殃的还有苏格兰洛克比（Lockerbie）的11位居民。这一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雷斯科拉担心世贸中心会遭遇类似事件。因为雷斯科拉在北罗德西亚认识的美军士兵丹尼尔·J·希尔正从事防恐怖工作，雷斯科拉便于1990年邀请希尔到世贸中心评估这里的安保工作。当时，雷斯科拉以换位思考的思维询问希尔，如果他是恐怖分子，他会如何袭击世贸中心。希尔说先去看看地下停车场，两人走进地下停车场，一路上也没有什么保安阻止、检查他们。希尔指着地下停车场的一个承重柱说：“这就是一个软肋，如果我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到这里并引爆，整座大楼都完了。”同年，雷斯科拉与希尔便写了一份关于在地下停车库加强安保力量的报告并呈交给纽约及新泽西州港务局(The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但因为他们的建议需要耗费不菲成本，上头官僚直接忽视掉了。

1990年，雷斯科拉以预备役上校军衔的身份从预备役部队退役。从军期间，雷斯科拉先后荣获了银星勋章、铜星勋章、紫心勋章及南越的英勇十字勋章。

1993年2月26日，世贸中心遭遇汽车炸弹恐怖袭击。袭击方式一如希尔所料那样，恐怖分子引爆了一辆停放在世贸中心北座地下停车库的装有680公斤炸药的炸弹汽车，造成6人死亡，1042人受伤，虽然世贸中心并未倒塌，但炸弹在地上炸出了一个波及地下6层的深30米的坑洞。爆炸还切断了世贸中心的主供电电缆，爆炸产生的浓烟通过楼梯井向上蔓延，一直蔓延到世贸中心两座塔楼的第93层，由于梯间浓烟密布，令大厦租户难以逃生。此外，由于电力中断，引致数以百计的人被困升降机。但是，在雷斯科拉的安排下，添惠证券投资公司的员工全部得以安全撤离。这一事件之后，雷斯科拉再次邀请希尔到纽约，并聘任后者作为安全顾问，进一步评估世贸中心的建筑安全体系。同时，这一事件也令雷斯科拉的威信大增。而且，雷斯科拉和希尔依旧认为，世贸中心仍会是恐怖分子的目标，下一次袭击可能就是飞机撞大楼——这一预感后来居然真成为现实。

1997年，添惠证券投资公司与摩根史坦利投资公司合并，该公司成为世贸中心的最大租户，占据了南塔大楼的22个楼层，其中雷斯科拉的办公室在大楼第44层。考虑到未来的安全，雷斯科拉向公司高层提议，公司最好搬离世贸中心，转移到人工成本较低的新泽西州，而且公司员工和设备安置在4层楼高的办公楼中会安全很多。但是，由于该公司在世贸中心的租约至2006年才到期，因此该建议未能得到高层批准。但是，雷斯科拉认为，在紧急情况下，公司员工不能光依靠急救员，必须通过额外的消防演习来提高自救能力，学会有序和有组织地撤离方式。因此，他给员工们进行了消防逃生培训，如在走廊楼梯间集合，2人为一组有序下楼，同时还掐着秒表让他们提高速度。虽然公司一些高层管理人员对日常办公被打断而不满，但在雷斯科拉的坚持下，公司包括高层管理人员在内的每名员工，每3个月都要进行一次紧急撤离演习。

捐躯“911”

2001年4月，雷斯科拉入选本宁堡步兵军官学校名人堂，他应邀至本宁堡参加了这一盛大的仪式。

2001年9月11日上午8点46分，美国航空公司的第11号航班首先撞上世贸中心北塔大楼，听到爆炸声后，雷斯科拉从他的位于南塔大楼第44层的办公室看到对面北塔大楼的惨状。在收到纽约及新泽西州港务局通过公共广播系统敦促人们呆在办公室别动的命令后，雷斯科拉将之抛于脑后，拿着扩音器、步话机和手机，按平时预演地那样命令摩根史坦利投资公司在22个楼层中的2000余名员工从第44层的逃生楼梯有序撤离。据摩根史坦利投资公司的总经理比尔·麦克马洪（Bill McMahon）回忆，由于雷斯科拉的事先多次演习，即使是一批250人的参观股票经纪人培训班课堂的员工也知道该怎么做，他们迅速找到最近的楼梯下楼。

上午9点03分，第二架飞机撞上南塔大楼第38层以上，引发剧烈爆炸。在危急时刻，在楼梯间疏散员工的雷斯科拉像在德浪河谷之战时那样唱起了家乡康沃尔郡的民谣，为惊慌失措的人们平息恐惧：

“康沃尔郡的汉子们，别在做你们的美梦了，难道你们没看到敌人矛尖上闪耀的寒光吗？你看他们的旗帜正席卷整个战场。”

“康沃尔郡的汉子们，站稳你们的脚跟，你们可不能说还没做好战斗的准备。站稳了，永不屈服！”

在歌声中，雷斯科拉打电话给他的妻子，告知她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并说：“别担心，我要把这些同事带到安全的地方，如果我发生了什么不测，我要告诉你的是，亲爱的，因为有你，我的生命从未如此幸福。”

在雷斯科拉的指挥下，摩根史坦利投资公司有2687名员工成功撤离世贸中心，这还不包括夹杂在摩根史坦利的逃生队伍中的上千名其他单位的人员，他们都因为雷斯科拉专业、镇定、有序的指挥而得以逃生。

在摩根史坦利投资公司的员工从世贸中心成功逃生后，他发现公司还有3名员工未见踪影，他又再次回到摇摇欲坠的世贸中心南塔大楼，一名同事告诉他，他也必须离开现场了，但他回答道：“我得先确保每个人都撤出来了。”据现场人们所述，雷斯科拉最后的身影出现在南塔大楼10楼。上午9点59分，世贸中心南塔大楼倒塌。雷斯科拉从此失踪，事后整理事故现场，他的遗体也未被发现。“911”事件后3周，雷斯科拉被宣布不幸遇难。

后 记

虽然在战争中勇敢无畏，但雷斯科拉并不喜欢自己被描绘为战斗英雄，当雷斯科拉看到畅销书《我们曾是战士》使用他的照片做封面后，对此书敬而远之。当他知道这本书被梅尔·吉布森改编成电影后，他告诉妻子，他对这个电影没什么兴趣，因为他对任何描述他或其他战争幸存者为战斗英雄感到反感，他说：“真正的英雄都已经逝去了。”

虽然不愿成为英雄，但雷斯科拉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的壮举经媒体报道很快全国皆知，他成为美利坚的国家英雄。

美国政府及民众对雷斯科拉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深深悼念。2001年10月28日的华盛顿邮报在介绍雷斯科拉生平的文章中如此评价他的行为：“史诗般的英勇就义，一个激动人心的英雄故事正在世贸中心的废墟上如野花绽放。”在“911”纪念碑上，他的名字被镌刻在南池S-46号区域。

雷斯科拉的家乡——英国康沃尔郡海尔镇专门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摩根史坦利投资公司在伦敦的负责人专门出席。2003年，雷斯科拉被追授“康沃尔郡白十字勋章”。

2009年在本宁堡基地，美军为这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老兵树立了雕像。同年11月11日，雷斯科拉入选俄克拉荷马军事名人堂。

美国国土安全部以雷斯科拉的名字创立了“里克·雷斯科拉国家奖”，用以表彰那些在灾难性事件中做出卓越贡献及领导有方的人物。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航母机动部队对夏威夷珍珠港的奇袭堪称海战史上最成功的突袭战例，在两个波次350余架舰载机猛烈打击下，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遭受严重损失，包括全部8艘战列舰在内的18艘各型舰船被击沉或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舰队实力大为削弱，在一定时期内丧失了与日军抗衡的能力。不过，从后来的事实看，日本海军珍珠港奇袭作战的成绩单存在很大的水分，因为空袭给美军造成的永久损失并不大，实际上除了2艘战列舰和1艘靶舰全损外，其他受损舰船都在随后几年内被打捞修复，重返前线。如果说日本海军创造了航母突袭作战的杰作，那么美国海军则创造了舰船打捞修复作业的典范。

在日军攻击机群飞临瓦胡岛上空时，美军太平洋舰队除了3艘航母之外的大部分主力舰都驻泊在珍珠港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惨遭蹂躏，特别是位于福特岛一侧“战列舰大道”上的数艘战列舰遭到日军飞机的集中攻击，非沉即伤。在空袭中，共有18艘美军舰船被击沉或受损，其具体情况如下：

战列舰“亚利桑那”号，被击中4枚穿甲炸弹，爆炸沉没，全损；

战列舰“俄克拉荷马”号，被击中5枚鱼雷，倾覆沉没，全损；

战列舰“西弗吉尼亚”号，被击中2枚炸弹、7枚鱼雷，坐沉；

战列舰“加利福尼亚”号，被击中2枚炸弹、2枚鱼雷，坐沉；

战列舰“内华达”号，被击中6枚炸弹、1枚鱼雷，抢滩搁浅，中创；

战列舰“宾夕法尼亚”号，与驱逐舰“卡辛”、“唐斯”号在船坞内，被击中1枚炸弹，并被“卡辛”号的火灾所波及，轻创；

战列舰“田纳西”号，被击中2枚炸弹，轻创；

战列舰“马里兰”号，被击中2枚炸弹，轻创；

靶舰“犹他”号，被击中2枚鱼雷，倾覆沉没；

轻巡洋舰“海伦娜”号，被击中1枚鱼雷，中创；

轻巡洋舰“罗利”号，被击中1枚鱼雷，中创；

轻巡洋舰“火奴鲁鲁”号，遭近失弹损伤，轻创；

驱逐舰“卡辛”号，与“宾夕法尼亚”、“唐斯”号在船坞内，被击中1枚炸弹，起火燃烧，重创；

驱逐舰“唐斯”号，与“宾夕法尼亚”、“卡辛”号在船坞内，起火燃烧，重创；

驱逐舰“肖”号，被击中3枚炸弹，重创；

布雷舰“奥格拉拉”号，被击中“海伦娜”号的鱼雷波及，倾覆沉没；

修理舰“维斯塔尔”号，被击中2枚炸弹，重创搁浅；

水上飞机供应舰“寇蒂斯”号，被击中1枚炸弹，并遭1架日机撞击，轻创。

如果这样的袭击发生在外海，那么上述受损舰船中的将近半数都会沉入海底，永无复生之可能。但是，珍珠港却是一个浅水港，尤其是“战列舰大道”附近的水域平均水深仅为10～12米，因此即使那些遭受重创沉没的战列舰基本是坐沉在港内，虽然舰体没入水下，但大部分上层建筑还在水面以上，这就为后续的打捞修复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袭击结束后，美国海军立即着手展开受损舰船的打捞及修复工作，首先对舰船的损伤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然后制定相应的打捞方案，时任太平洋舰队战列舰部队物资管理部门主管的荷马·沃林海军上校被任命为打捞工作的总负责人。

沃林上校是一位资深的海军技术军官，他于1917年3月毕业于海军军官学校，一战时期服役于“新泽西”号战列舰，1918年9月转入海军造舰部门工作，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专修海军造船学，并于1921年获得理学硕士学位。此后，沃林长年在海军技术部门工作，先后在纽约海军船厂、马雷岛海军船厂、费城海军船厂和华盛顿的海军造修局任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在珍珠港袭击后，沃林于1942年初被任命为珍珠港海军船厂打捞部门负责人，领导沉没舰船的打捞工作。

根据舰船打捞作业的常规程序，首先要派出潜水员进入舰体内部，查明受损部位和损伤程度，回收可以利用的物品和设备，之后利用水泥或其他材料将舰体上的破损封闭，恢复舰体的水密性，然后将舰体内的积水排出，使舰体重新浮起，最后将舰船拖入干船坞中做进一步的修复。在珍珠港打捞作业的前期摸排工作中，几乎整个夏威夷地区的潜水员都被召集起来，包括来自舰队、海军船厂和民间公司的潜水员们，他们在6个月时间里进行了5000余次潜水作业，水下工时超过20000小时。

在珍珠港的善后工作中，最重要的自然是8艘受损战列舰的打捞和修复工作，其中损伤较轻的“宾夕法尼亚”、“田纳西”和“马里兰”号均在1941年12月底返回美国西海岸，接受修理。“宾夕法尼亚”号于12月29日抵达旧金山，进入马雷岛海军船厂接受维修，在1942年3月20日修复完毕，从4月开始就在加利福尼亚海岸执行巡逻和训练任务。“田纳西”和“马里兰”号则前往西雅图的普吉特海军船厂进行修理，均在1942年2月26日重返现役行列。换而言之，在珍珠港袭击后不到4个月时间，8艘受损战列舰中的3艘就已经恢复了战斗力。

珍珠港内的其余5艘战列舰的损伤情况要严重得多，除了“内华达”号在尝试出港途中为了避免沉没，阻塞航道而选择抢滩搁浅外，另外4艘均在泊位上坐沉或倾覆。“内华达”号在袭击中至少被6枚炸弹命中，上层建筑和露天甲板遭受广泛的破坏，但是水下舰体损伤并不严重，因此救捞工作难度相对较小。“内华达”号于1942年2月12日重新浮起，之后进入珍珠港海军船厂接受维修，使其恢复自主航行能力。随后，该舰离开夏威夷前往普吉特海军船厂，接受彻底的大修和现代化改装。当上述工作于1942年10月完成时，“内华达”号已经焕然一新，其上层建筑和防空武备均按照南达科他级战列舰的标准进行了重建和升级，战斗力得到强化。“内华达”号于1943年5月开赴前线，在阿图岛登陆战中执行火力支援任务。

坐沉在泊位上的“加利福尼亚”号于1942年3月25日重新浮起，进入珍珠港海军船厂接受维修，后于6月7日驶离珍珠港，依靠自身动力前往普吉特海军船厂，并在那里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装，涉及防护结构、水密结构、防空武器、火控系统，双烟囱也改为单烟囱，整个舰容为之一变。“加利福尼亚”号的复原及改装工程一直持续到1944年1月，该舰随后开赴太平洋前线，在1944年6月的塞班岛战役中向日军发出复仇的怒火。

与“加利福尼亚”号的情况相似，“西弗吉尼亚”号因为被多枚鱼雷命中而坐沉在泊位上，该舰于1942年5月17日重新浮起，6月9日进入珍珠港海军船厂一号干船坞进行修理。由于“西弗吉尼亚”号的水下舰体遭到多枚鱼雷的打击，损伤严重，其舰体修复工程耗时较长，直到1943年5月7日才驶离珍珠港，前往普吉特海军船厂接受彻底的改装。“西弗吉尼亚”号的改装与“加利福尼亚”号相似，重建了上层建筑，在防护、防空火力和火控系统上做了全面升级。“西弗吉尼亚”号于1944年6月完成改装，以全新的舰容回归一线。1944年10月，“西弗尼吉亚”号作为TG77.2特混舰队的一员参加了莱特湾海战，并在苏里高海峡夜战中与另外5艘战列舰一道排成了海战史上最后的T字头阵型。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参战的6艘美军战列舰中有5艘是在珍珠港遇袭后修复的战舰，它们对日本海军进行了一次完美的复仇。

在所有打捞工作中以“俄克拉荷马”号最为困难和复杂，该舰由于舰体一侧迅速进水而倾覆，必须首先将舰体扶正。“俄克拉荷马”号的打捞工作于1942年7月15日开始，由来自珍珠港海军船厂的惠特克海军上尉担任现场指挥。为了扶正舰体，海军工程部队在泊位一侧竖立了21座起重机支架，每座支架上都连接有高强度钢缆，钢缆一端固定在舰体上，另一端则与岸上的液压绞盘相连，仅安装支架及钢缆的工作就耗费了8个月时间，正式的扶正作业于1943年3月8日开始，至6月16日完成。之后，工程部队在泊位周围修筑了一道围堰，在将围堰内的海水排干后，就可以对“俄克拉荷马”号的舰体破损做进一步的修补，使其能够重新浮起，这项工作持续到1943年11月才告完成。1943年12月28日，“俄克拉荷马”号在沉没2年后进入珍珠港海军船厂二号干船坞。在入坞期间，该舰的主炮、主机、弹药及所有可以利用的物资设备均被移除，舰体上最严重的结构损伤也被修复，以确保船体的水密性。然而，由于“俄克拉荷马”号损伤过于严重，美国海军最后放弃了将其彻底修复的想法，于1944年9月1日将其退役。在船坞里呆了七个月的“俄克拉荷马”号在离开船坞时只剩下一具空船壳而已，于1946年12月作为废铁出售给拆船厂，但在1947年5月拖往美国西海岸途中倾覆沉没。

在12月7日被攻击的8艘战列舰中，“亚利桑那”号是唯一没有被打捞出水的舰，该舰被4枚炸弹命中，导致前部弹药库大爆炸，舰体被严重破坏，水下调查表明已经没有修复价值，因此美国海军决定将“亚利桑那”号的残骸留在原处，不予打捞，并于1942年12月1日将其除籍。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在随后一年半的时间内，美军将“亚利桑那”号残留的上层建筑拆除，舰上能够利用的武器和设备也都被拆卸下来，该舰后部的两座三联装356毫米舰炮被转移到岸上，作为岸炮使用，受到损坏的前部主炮塔被留在海底，但二号主炮塔的火炮被打捞出水，后来被安装在“内华达”号上，并在硫磺岛和冲绳岛上向日军开火。战后，美国海军在“亚利桑那”号残骸上方修建了纪念馆，作为对于那场袭击和众多遇难者的永久纪念。

除了上述8艘战列舰外，靶舰“犹他”号也在袭击中倾覆沉没，该舰原本是一艘战列舰，1931年被改装为靶舰。在将“俄克拉荷马”号成功扶正后，美国海军打算用同样的方式扶正倾覆的“犹他”号，为此设立了17座起重机支架，然而在扶正作业开始后，“犹他”号的舰体无法抓牢海底，而是向福特岛方向滑动，鉴于“犹他”号实际上已经没有军事价值，美军决定放弃打捞，直到今天该舰残骸仍以倾斜38度的姿态留在沉没的位置，部分舰体露出水面，作为一座战争墓地供人瞻仰和缅怀。

除了打捞沉没战列舰外，其他受损舰船的修复工作也以流水线作业般的高效迅速展开，各舰按照受损程度以由轻到重的顺序依次入坞修理，其中修复速度最快的是水上飞机供应舰“寇蒂斯”号，仅用了4天时间就修复完毕，于1942年1月重返现役行列。到1942年8月时，除了驱逐舰“卡辛”、“唐斯”和布雷舰“奥格拉拉”号之外的其他受损的巡洋舰、驱逐舰及辅助舰船均已修复，重新加入战斗序列。“卡辛”和“唐斯”号的舰体都严重损坏，难以修复，但动力装置和武备都保持完好，美军将其主机和武器运回后方，安装在新建的舰体上，使得两舰获得重生，“唐斯”号于1943年11月重新服役，“卡辛”号则在1944年2月归队。倾覆的“奥格拉拉”号于1942年4月被打捞出水，随后接受大改装，于1944年2月作为修理舰重新服役。

至1944年6月，珍珠港奇袭中受损的18艘美军舰船除了“俄克拉荷马”、“亚利桑那”和“犹他”号外已经全部修复，而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美军损失的战列舰也仅有“俄克拉荷马”和“亚利桑那”号两艘而已。由此可见，日军的突袭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仅仅获得了一时的优势而已，并未给美国海军带来太多的无法恢复的损失，而这些暂时的损失在短时间内就得到了弥补。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受损舰船都是在珍珠港当地得到修复，这充分表明日军机动部队没有发动第三攻击波，对港口设施进行破坏是多么失策。

作为日本海军在二战之前秘密研发的特殊兵器，“甲标的”袖珍潜艇曾被寄以厚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就投入实战，参与了奇袭珍珠港、悉尼港和迪耶果-苏瓦雷斯港等多次行动，取得了击沉击伤多艘大型舰船的战绩，但参战潜艇连同艇员无一归还。鲜为人知的是，在瓜岛战役中，日本海军也派出“甲标的”参战，袭击美军锚地，战果寥寥，但有大半艇员奇迹生还，留下了关于“甲标的”作战的珍贵记录。本文以亲历者的记忆为基础编写而成。

军神の棺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海军受到《华盛顿条约》的限制，屈居英美海军六成的实力，因此热心于各种特殊兵器的开发，以期出奇制胜。在这一背景下，舰政本部第一部于1931年11月开始研发袖珍潜艇，其技术指标是以在舰队决战中对敌战列舰实施雷击为前提设定的，水下最高航速30节，续航距离50公里，携带2枚533毫米鱼雷。经过多年研发，袖珍潜艇于1940年夏定型，同年10月开始量产，11月正式列装。日本海军秘密征召人员，组建袖珍潜艇部队，计划建造3艘袖珍潜艇母舰，每艘搭载12艘潜艇。

出于保密目的，日本海军将袖珍潜艇称为“甲标的”，也称为“特殊潜航艇”。最初投产的甲标的甲型全长23.9米，高3.4米，艇体最大直径1.85米，水下排水量46吨，吃水1.88米，耐压深度约100米；安装一部600马力电动机，水面最高航速23节，水下航速19节，续航距离80海里/6节或18海里/19节；由2人操纵，装备2枚450毫米九七式氧气鱼雷，射程为5500米/46节，装药量350公斤，威力可观。虽然甲标的具有小巧隐蔽的优势，但缺点十分明显，机动性低劣，操纵困难，视野有限，舱内通风不良，潮湿闷热，就人体承受极限而言，持续作战时间不超过12小时，最合适的攻击距离为800米。

在奇袭珍珠港作战中，甲标的首次投入实战，由5艘潜艇搭载5艘甲标的组成特别攻击队，企图在海航部队空袭的同时潜入港湾，扩大战果。12月7日凌晨，5艘甲标的在珍珠港入口以南数海里处脱离母艇，向港湾进发，此后便音讯全无，无一返航。可以确认的是其中一艘在入港时被“沃德”号驱逐舰（Ward，DD-139）发现并被击沉，另一艘甲标的在潜入失败后弃艇，艇长酒卷和男海军少尉在漂流中昏迷，被美军俘获，成为战争中第一名日军战俘。虽然甲标的首次出战就全军覆灭，日本海军仍大肆吹捧特攻队的所谓忠勇精神，除酒卷少尉之外的其余九人全部追晋两级军衔，并被奉为“九军神”。

珍珠港作战后，日本海军继续使用甲标的对盟军港湾实施奇袭作战。1942年5月31日，3艘甲标的奉命袭击澳大利亚悉尼港，击沉1艘宿舍船，但全部损失，无人生还。同日，2艘甲标的潜入马达加斯加的迪耶果-苏瓦雷斯港，重创英军战列舰“拉米利斯”号（HMS Ramillies），击沉1艘油轮，依旧艇毁人亡。在最初三次甲标的作战中，日军总共损失10艘袖珍潜艇，19名艇员丧命，荣升军神，甲标的真是名符其实的“军神の棺”。

南下瓜岛

1942年8月，美军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日军随后展开反击，与美军展开惨烈的争夺战，战况陷入胶着，迫使日军持续增兵，在本土整训的甲标的部队也接到了南下瓜岛的调令。1942年9月30日，作为甲标的母舰兼移动基地的“千代田”号水上飞机母舰搭载12艘甲标的和10个艇组抵达特鲁克，待命出击。

在待命期间，“千代田”号舰长原田觉海军大佐组织部队展开临战特训，以环礁内停泊的日军舰船为目标演练锚地攻击战术，包括模拟攻击、长时间潜航及隐秘露顶（即在潜航状态下进行潜望镜观察）等各项训练，其中最艰难的科目是长时间潜航，艇员在封闭潮湿、温度超过40度的狭小空间内坚持数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还要操纵潜艇、观察敌情，绝对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

尽管甲标的部队苦练不辍、蓄势待发，但是攻击命令迟迟未能下达。在10月初，日军计划在瓜岛上建立甲标的前进基地，但是面临美军海空封锁，运输困难，这一计划难以实施。10月间，日军在瓜岛及其周边海域连番激战，损失很大，直到此时联合舰队才想起甲标的部队，于10月31日下达了出击命令。鉴于美军的空中优势，让“千代田”号抵近瓜岛水域释放甲标的显然过于冒险，因此日军决定由潜艇搭载甲标的前往战区实施作战，目标是攻击美军的隆加锚地。

11月3日，被选定执行运载任务的伊-16、伊-20和伊-24潜艇进入肖特兰港，参战人员在“千代田”号上召开作战会议，研究行动细节，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以运输船为最优先攻击目标”，“在完成攻击撤离后在我方占领地区附近将潜艇自沉，乘员自行登岸返回”。首先奉命出击的是11号甲标的，艇长为国弘信治海军中尉，艇付为井上五郎一等兵曹。11月5日傍晚，伊-20搭载着11号甲标的驶离肖特兰港，取东南航向以18节航速直趋瓜岛，此时西方天际被夕阳染得通红，在暗蓝色的天穹上南十字星座灿灿生辉。

11月6日晨，为了躲避美军飞机，伊-20开始潜航，直至晚间20时45分上浮。国弘中尉爬到甲板上，对甲标的进行检查，确保所有设备都保持完好，正常运行。午夜时分，出击命令下达。伊-20以18节航速南下，漆黑的夜空中飘着雨丝，海面上波涛起伏。在潜艇艇员的协助下，国弘、井上两人将配给的红豆糯米饭、五谷寿司等罐装粮食装进甲标的内，他们携带了可供一周食用的食品，以便弃艇登岸后能在野外坚持更长时间，提高生存几率。

11月7日凌晨3时45分，甲标的乘员登艇，母艇下潜，国弘中尉通过电话报告“出发准备完毕”。伊-20下潜到15米深度，甲标的与母艇之间的电话线被切断，此后两者通过敲击艇壳传递信号：敲击一声表示“准备出发”，敲击两声表示“前后部紧固带解除”，敲击三声表示“中央紧固带解除”。在母艇敲打信号后，甲标的也要敲击回应，以示确认收到。随着一阵有规律的敲击声后，利用坦克履带改制的紧固带被解脱，11号甲标的与母艇分离，启动电机，以4节航速，航向90度，潜深30米直奔隆加锚地。

生还第一号

11号甲标的在航行平稳后增速至10节，国弘中尉后来回忆：“一想到终于出征了，激动得身体紧绷。”在潜航5小时后，他判断已经抵达隆加锚地以北9公里处，于是改变航向至180度，驶向海岸，同时上升深度，每隔5分钟升起潜望镜进行观察。当他第三次将眼睛凑近目镜镜头时，视野尽头出现一丛椰子树树冠，已经接近海岸了！长时间潜航的疲劳困顿立即被临战前的兴奋一扫而空。

国弘中尉转动潜望镜环视四周，寻找攻击目标。不久，大约在7000米距离上发现一个有两根烟囱的船影，11号甲标的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靠近，艇长同时下令：“鱼雷战准备！”此时闷热的狭小舱室内回荡着引擎运行时富于节奏的响声、艇员努力压抑着紧张的呼吸声，甚至汗珠滴落的声音都清晰可闻。从艇底不时传来与沙石摩擦的刺耳声音，这让国弘中尉意识到已经进入浅水区，随时有触底搁浅的危险。

接敌的20分钟好像20个世纪那样漫长，国弘中尉判断已经接近敌舰，于是冒险升起潜望镜观察，果然两艘舰船就在500米外，其中一艘运输船正在卸货，另一艘船在旁边下锚。机不可失！他运用反复练习的目测技巧迅速估算了射击角度，在确信可以命中后下令开火，井上一曹扣下射击扳手，伴随着一声闷响，下部发射管的鱼雷出膛而去，此时大约是上午9时27分。

11号艇在发射了第一枚鱼雷后，重量减轻了近一吨，艇首浮出水面，艇体纵倾，瞄准偏失！国弘艇长在迅速修正姿态后立即将上部发射管的鱼雷也打了出去！他很清楚自己已经暴露，没有时间确认战果了，撤退要紧！不等艇长下令，井上一曹就操纵潜艇急速下潜脱离。“左满舵！半速！深度30，全潜！10米！15米！30米！”井上不断地报告着，在下潜过程中远处传来鱼雷爆炸的浑钝声音，仿佛兴奋剂一样刺激了两人的神经，成年累月的苦练终于得到回报，他们几乎要在严重缺氧的舱室里扯开喉咙高呼万岁了！

11号甲标的攻击的目标是美军运输舰“马亚巴”号（Majaba，AG-43）和驱逐舰“兰斯多恩”号（Lansdowne，DD-486），附近还有另一艘驱逐舰“伍德沃斯”号（Woodworth，DD-460）在进行反潜巡逻。当11号甲标的发射第一枚鱼雷时，“兰斯多恩”号的瞭望哨看到了潜望镜和鱼雷航迹，立时警报大作。根据美军记录，第一枚鱼雷直奔“兰斯多恩”号而来，但是定深过大，从军舰底部穿过冲上附近的海滩，没有爆炸。吃水更深的“马亚巴”号被第二枚鱼雷击中，右舷船壳被撕裂，轮机舱和锅炉舱被彻底摧毁，船体右倾，开始下沉，所幸几乎卸空的货舱提供了较大的浮力，没有马上沉没。

袭击发生后，“兰斯多恩”和“伍德沃斯”号联手展开搜索，使用声呐侦测，并向水下的可疑信号源投掷深弹，折腾到中午也没有什么收获，只能悻悻地收兵回航。中雷的“马亚巴”号于下午在特鲁纳河河口搁浅，此后滞留瓜岛两月有余，于1943年1月被拖到图拉吉岛检修，被判定难以修复。由于船体相对完整，该船被作为浮动仓库使用，度过了战争余下的时光。

11号甲标的在攻击得手后开始面临最严峻的生死考验。艇员们驾驶潜艇向北撤退，尽可能深潜，不久附近响起深弹爆炸的恐怖声音，冲击波剧烈地摇晃着纤小的艇体，但没有造成任何损伤。驱逐舰螺旋桨尖锐的声音忽远忽近，透过单薄的艇壳敲击着两人的耳膜。大约两个小时后一切归于平静，国弘中尉谨慎地继续保持潜航，估算航线，向埃斯佩兰斯角的预定登陆地点前进。下午14时，国弘中尉从潜望镜中看到海岸线后决定上浮，在持续潜航10小时后，舱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经达到危险的程度。在确认周边没有舰船或飞机后，国弘中尉打开舱盖，两人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从窒息的边缘脱离。此后，11号甲标的继续向西航行，最后在卡明伯和马鲁勃勃之间靠岸，在打开通海阀使潜艇自沉后，两人涉水登岸。

国弘中尉和井上一曹沿着海岸向东行进，抵达埃斯佩兰斯角的海军通信站，向肖特兰发送了甲标的作战史上首份战斗报告：“向两艘敌运输船发射鱼雷，听到命中的声音，之后受到深弹攻击，无法确认战果，在南方海岸搁浅，潜艇浸水放弃，人员安然无恙。”两人随后搭乘伊-9撤退，于12月1日到达特鲁克。国弘、井上的归来引起了轰动，毕竟这是开战以来甲标的作战中首次出现生还者，他们的亲身经历对于之后改进作战具有宝贵的价值。很快，两人乘坐飞行艇回国，向包括永野军令部总长在内的高官们做了汇报。

连续出击

国弘艇的成功攻击和生还无疑加强了日军继续进行甲标的作战的信心。11月11日，30号甲标的由伊-16搭载向瓜岛出击，艇长是八卷悌次海军中尉，艇付为桥本亮一上等兵曹，但在分离时，甲标的艇尾与母艇艇体发生碰撞，艇舵损坏难以恢复，最后注水自沉，两人游泳上岸，幸运归还。11月19日，伊-20携带37号甲标的踏上征途，艇长为三好芳明海军中尉，艇付是梅田喜芳一等兵曹，依然出师不利，37号艇的舵机发生故障，无法潜航，只能放弃行动，在埃斯佩兰斯角附近弃艇登岸，艇员生还。11月23日，伊-24搭载12号甲标的出击，艇长是迎泰明海军中尉，艇付是佐野久五郎一等兵曹，在与母艇分离后就渺无音信。

11月28日，由伊-16搭载的10号甲标的在艇长外弘志海军少尉、艇付井熊新作二等兵曹驾驶下，在当天清晨成功潜入隆加锚地，于6时16分击中美军运输舰“阿尔奇巴”号（Alchiba，AK-23），引发爆炸和火灾，舰长詹姆斯·弗里曼海军上校（James Freeman）沉着冷静，下令抢滩，免于沉没，舰上的大火直至12月1日才被扑灭，弗雷曼上校因为处置果断而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10号甲标的在攻击后可能被美军巡逻舰艇的深弹击沉。

12月3日清晨，伊-20搭载的8号甲标的抵达瓜岛海岸，艇长田中千秋海军少尉和艇付三谷护二等兵曹驾艇向搁浅的“阿尔奇巴”号实施鱼雷攻击，未能命中。在撤离时，8号甲标的触底搁浅，动弹不得。田中艇长考虑自决，但三谷兵曹鼓励道：“在哪死都一样，再试一次吧。”两人尝试上浮取得成功，潜行至卡明伯海岸附近弃艇上岸，侥幸生还。

12月7日凌晨，由辻富雄海军中尉和坪仓大盛喜一等兵曹驾驶的38号甲标的在萨沃岛以北海域离开母艇伊-24，在拂晓后借助晨光发现了搁浅的“阿尔奇巴”号，于6时59分发射两枚鱼雷，命中一枚。38号艇在发射鱼雷后行踪暴露，遭到美军舰机围剿，在8枚深弹的攻击下成为铁底湾舰船墓场的新成员。在十天内三度遇袭、两次中雷的“阿尔奇巴”号经过临时维修后于12月27日驶向图拉吉岛，随后于1943年1月中旬返回美国修理，于同年8月间重新服役直至1946年退役。

日军瓜岛甲标的作战的最后一击发生在12月13日，22号甲标的由伊-16搭载出击，艇长门义视海军中尉和艇付矢萩利夫二等兵曹驾驶该艇前往隆加锚地，在日出时分向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射了鱼雷，未能命中，之后向西撤退，在埃斯佩兰斯角附近自沉，艇员游水上岸，得以幸存。

经过一月有余的作战，“千代田”号搭载的甲标的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二，联合舰队司令部下达了中止瓜岛甲标的作战的命令。中止作战的原因一方面是连番出击后仅击伤两艘运输舰，战果不彰；另一方面瓜岛战局日趋恶化，岛上日军粮弹断绝，大型潜艇都被转用于运输给养，无法继续展开甲标的作战。让日本人略感安慰的是，参与此次作战的16名艇员中竟有10名奇迹生还，相比先前的行动已算万幸了。

得不偿失

1943年2月，随着日军残部分批秘密撤军，瓜岛甲标的作战作为整个瓜岛战役的一个片段被载入史册。从1942年11月5日至12月13日，日军甲标的部队以单艇出击的方式先后八次对隆加锚地实施袭击，仅击伤两艘运输船，战果十分可怜，对战役进程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相比之下，日军失去了8艘甲标的和6名艇员，3艘大型潜艇也因从事运送甲标的的任务被牵制了40余天，无法进行更为积极的作战，可以说完全是得不偿失的。

就瓜岛甲标的作战的初衷和策划而言，日本海军存在决策性失误，以不恰当的方式使用兵力，企图实现不切实际的目标。从现代意义上讲，袖珍潜艇是一种特种作战兵器，应该凭借其隐秘的性能特点深入设防严密的敌方港口攻击大型战舰等高价值目标，比如意大利海军蛙人突击队对亚历山大港的偷袭，英国海军X艇对德军“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的攻击。在瓜岛作战中，甲标的的目标被定为普通运输船，希望通过袭击阻止美军的补给增援，这完全是不可能的，是对这种武器真正价值的贬低和浪费。如果说瓜岛甲标的作战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大概只有艇员们超常的忍耐力和勇敢气魄，以及过半艇员的成功生还。

日本海军对于瓜岛甲标的作战不甚满意，没有像以往那样大肆宣扬鼓吹。依照惯例，在瓜岛作战中阵亡的甲标的乘员均追晋两级军衔，但相关公报的用辞要低调很多：“某君作为某舰乘员在作战中表现活跃，挺身突入瓜岛锚地，攻击敌舰队取得巨大战果，最终壮烈牺牲。”既没有使用“特别攻击队”、“特殊潜航艇”之类的用语，更没有高升“军神”的待遇，这大概就是瓜岛甲标的作战鲜为人知的原因吧。

俄罗斯联邦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大规模、多层次综合空天防御体系的国家。空天防御的技术基础是用于执行从战术到战役战略各种任务的防空和反导防御系统。空天防御系统的技术参数足以为部队、重要的国家管理、工业、能源和交通设施组织可靠的掩护。

就在国家装备计划框架内列装的防空系统方面的新闻而言，2016年是“丰收”的一年。许多专家和军事专家称它们是现有防空系统中最好的。俄罗斯“金刚石-安泰”空天防御康采恩——空天防御系统主导研制生产企业——并未止步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已开始研制第五代防空导弹系统，为未来建立科技储备。

《祖国武库》杂志2016年刊登了一系列关于防空主题的文章，从其建立历史开始，讲述了野战防空的作战使用原则和世界各国陆军的野战防御系统。如此重视这一防御类型不无原因。因为，在2008年通过的军事学说的框架内，防空系统在俄罗斯国防建设与军队现代化中占据重要位置之一。

2016年5月在斯摩棱斯克举行的第二十四次野战防空军事学术会议对现代化多层次对空防御的建设进行了阶段性总结。俄罗斯武装力量野战防空首长A·P·列奥诺夫中将在题为《当前条件下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野战防空使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的报告中指出，随着最新的高效防空导弹的交付，野战防空潜力大大提高。这首先是S-300V4、“山毛榉-M2/M3”和“托尔-M2/M2U”防空导弹系统。这些系统以更高的抗干扰性能和摧毁各种空袭兵器的高效能、多通道性、高射速、大弹药储备区别于其前辈。

军事学博士，中将A·D·加夫里洛夫在题为《野战防空：作战使用原则》中指出：“即使防空系统没有高效的技术装备，在战斗和战役中善于作战运用兵团、部队和分队也能完成赋予的任务。野战防空一百年的全部历史证明，指挥员和司令部具有高度的职业技能水平，每名防空军人对保卫和平天空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研发和生产高效的技术装备并参与防空部队人员培训，是“金刚石-安泰”空天防御康采恩的一个工作特点。

“金刚石-安泰”的工作总结

2016年11月，“金刚石-安泰”康采恩进行了年度总结。在执行国防订货任务的框架内，国防部接收了5个团的S-400“凯旋”防空导弹系统，2个营的“山毛榉-M2”中程防空导弹系统，4个营的“托尔-M2”近程防空导弹系统、1个旅的“山毛榉-M3”最新型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一系列雷达。此外，该公司派出专家为以前交付俄军的两千余件武器装备提供了维护和修理服务，并交付了用于训练防空系统战斗编组的练习器。

在2016年11月15日在索契召开的俄罗斯国防部、联邦各部门和国防工业企业领导人会议上，俄罗斯总统弗拉季米尔·普京称，部队接收了5500余件武器装备，其中包括60余架新飞机和直升机，130架改进型飞机和直升机，1艘多用途潜艇，60余套防空导弹系统，55部雷达，310辆新坦克和装甲车，460辆改进型坦克和装甲车。

这次会议还指出了“金刚石-安泰”康采恩的S-400和S-300V4防空导弹系统为叙利亚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的安全保障做出的贡献。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大将说，这些系统从海上和陆地方向可靠地保卫了俄军在叙利亚的基地。此外，康采恩的专家还修复了叙利亚的S-200防空系统。

公司继续向部队交付S-300V4、“山毛榉-M3”和“托尔-M2U”等改进型和最新型防空导弹系统。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上述系统的关键特点，不再赘述其技术性能。

S-300V4防空导弹系统是对S-300系统的深度改进，S-300是由“金刚石-安泰”空天防御康采恩企业从1978年开始生产的。S-300V4系统的9M83VM重型导弹最大飞行速度为马赫数7.5，能消灭距离400公里以内的目标。轻型导弹射程达150公里，能消灭所有现有的和未来的空天袭击武器，包括战术弹道导弹（射程小于200公里）。总地来说，S-300V4的效能比前几代S-300系统提高了130%。

该系统的另一个特点是机动性更高。S-300V4系统的各部分布置在履带式底盘上，能在陆军军团战役队形、兵团的行军队形和战斗队形中，在野外和交错地形条件下机动和展开。

1个防空导弹营能同时引导48枚导弹对24个目标进行拦截。每具发射装置的发射速度为1.5秒钟。整个系统从值班状态转入战斗状态只需40秒钟，从行军状态中展开只需5分钟。1个营的防空导弹弹药基数为96-192枚。

根据公开文献资料，不久前在南方军区组建的第77独立防空导弹旅（驻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首先装备了S-300V4系统。2016年秋季，S-300V4防空导弹系统被调至叙利亚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用于加强俄罗斯空天军集团的对空防御。

“山毛榉-M3”防空导弹系统的目标探测站现在能在全高度范围内跟踪36个距离70公里以内的目标。与“山毛榉-M2”系统的导弹相比，M3系统的9R31M（9M317M）新型导弹具有更高的飞行速度和机动性能。导弹布置在运载发射容器中，为导弹提供了额外的防护，并改善了发射装置的伪装性能。每具发射装置的导弹数量从4枚增加到6枚。此外，在运输发射容器中布置了12枚导弹的9A316M运输发射装置也能消灭目标。

“山毛榉-M3”系统的设备采用新型元件，数字化通信设备能保证稳定地交换语音和作战信息，以及整合入通用防空战术指挥系统。

“山毛榉-M3”防空导弹系统能拦截目前所有飞行速度小于3000米/秒的空袭兵器，能力几乎是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两倍。此外，“爱国者”系统的射击下限（分别是60米和10米）和对远接近地目标的探测周期（分别是90秒钟和10秒钟，而且“爱国者”需要侦察卫星提供目标指示）这两个指标不敌“山毛榉”。

“托尔-M2U”近程防空导弹能有效消灭飞行速度小于700米/秒的超低空、低空和中空目标，包括在敌人空袭兵器密集袭击和积极进行电子对抗的条件下。

该系统的目标搜索站能够发现和跟踪距离32公里以内的48个目标。发射装置可同时射击4个目标（方位范围360度）。该导弹系统的特点是可在行进中（时速小于45公里时）开展战斗工作。该系统现代化的设备能自动确定10个最危险的目标，操纵员只需要下达摧毁指令。不仅如此，最新的“托尔-M2U”能发现采用隐身技术的飞行器。

一个“托尔-M2U”防空导弹连拥有6具发射装置，后者能互相自动交换战斗情报。这样，从一具发射装置接收情报，其余发射装置可抗击来自任何方向的空袭兵器的密集攻击。重新瞄准时间不超过5秒钟。

西方对俄罗斯空天防御发展的反应

使用“金刚石-安泰”空天防御康采恩产品的俄罗斯防空早就令北约国家的军事首长们担忧。2000年代初，他们不相信俄罗斯能够研制出高效的防空系统，并继续从自己国家国防工业企业购买“经过时间检验的可靠”的空袭兵器。新型航空系统，例如F-35第五代歼击机和B-21未来轰炸机的研发工作不慌不忙地进行。

对北约最初的警报是2010年后拉响的，当时俄罗斯军事实力开始复兴。从2012年起，俄罗斯军队演习变得日益频繁，在这些演习中积极运用了新型野战防空系统。这些系统无须辅助目标指示装备的参与就能在最远距离上百分之百摧毁复杂的高速机动靶。得益于S-400和S-300V4防空系统，战役战术环节的远摧毁边界扩大到400公里，这意味着北约目前和未来的空袭兵器都在俄罗斯防空导弹系统的射程之内。北约将领们敲响了警钟。同时，西方媒体把防御性的防空系统描述为“侵略武器”。当然，还有更实用主义的评价。

2015年美国军事专家泰勒·罗戈卫在其Foxtrot Alpha博客中论及对抗俄罗斯防空系统的主题。他十分重视在防区外安全距离上采取行动。他说：“与地空导弹的杀伤半径不断扩大一样，（俄罗斯）探测装置的能力只会变得更强。因此，可能不得不使用联入一个情报网中的隐身远程导弹，或者远程隐身飞机和其他方式，包括（远距离）压制，以削弱并最终摧毁防空系统。最后，在敌人杀伤兵器射程之外就可以削弱其防空。这样，就可以飞得尽量近并使用挂载中程隐身导弹的歼击机来取代发射远程导弹。同时，普通（非隐身）飞机可用远程导弹攻击，以此为隐身飞机进行攻击清理空域。而无人机——携带电子战器材的假目标——可与攻击战斗单位同时使用，深入敌境并使沿途防空武器失灵。”

除了广泛使用隐身技术，美国人还寄希望于电子战和电子对抗装备。例如，美国海军正在开发对抗采用相控阵雷达的现代化防空系统（例如S-400或中国的FD-2000防空导弹系统）的方法。打算为EA-18G“咆哮者”飞机装备NGJ(Next Generation Jammer)新一代电子对抗系统。2016年10月《国家利益》杂志报道，预计这种电子战系统将使美国突击飞机无须冒被防空导弹系统发现的风险就能摧毁目标。雷神公司负责开发新型NGJ，该公司已经获得美国国防部10亿美元的合同。

美国专家认为，电子战系统能压制相控阵雷达工作用的任何频率的信号，这对于顺利攻击俄罗斯防空系统足够了。根据计划，NGJ将于2021年列装。

北约国家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在未来5-10年打算研发突破和压制俄罗斯防空系统的装备。但是“金刚石-安泰”康采恩在其防空系统中使用的科技储备将抵消西方的努力。

俄罗斯防空系统发展前景

第四代防空自动化指挥系统

目前防空部队、兵力和装备自动化指挥系统处于第四个技术发展阶段，在敌人空袭兵器攻击速度快的情况下，当前的防空系统没有自动化指挥系统就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当前的换装阶段恰逢俄罗斯武装力量指挥系统编制调整。对部队指挥的灵活性、连续性、稳定性和隐蔽性的要求更加严格。俄罗斯正在为防空导弹部队、歼击航空兵、无线电技术和电子战部队研发和装备具有更高能力的新战斗和情报装备。

“金刚石-安泰”空天防御康采恩的企业正在向武装力量供应能与军队自动化指挥系统和通用战术指挥系统（它们的情报被传递至国家国防指挥中心）整合的系统。

目前，保障情报协同的装备和系统正在进行从防空导弹营到军区防空自动化指挥系统的野战磨合。大量的部队演习和首长司令部演习使得得以发现情报交换的“弱点”，据此向康采恩企业提出消除这些弱点的具体技术任务。这样就能灵活而快速地对正在生产的配套设备进行调整，并对现役防空系统进行改进。

第五代防空导弹系统

除了完善情报协同系统，防空导弹部队在最近的将来将开始装备第五代防空导弹系统。这里指的首先是“金刚石-安泰”空天防御康采恩下属的季霍米罗夫仪表制造科学研究所研制的“山毛榉”系列中程防空导弹系统。

如俄罗斯军事工业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成员，《祖国武库》杂志主编，军事专家维克多·伊万诺维奇·穆拉霍夫斯基所描述：“如果说到下一代系统的研发原则，那么我认为，它应集火力系统特性，首先是火力杀伤能力，与电子杀伤装备于一体。我们现在在防空和电子战系统之间分配的那些功能将会被整合在一个系统里。第二，第五代防空导弹系统期待侦察、指挥、火力杀伤全部操作过程完全实现自动化和机器人化。就实质而言，人将只需就是否启动火力杀伤过程做出决策。”

“金刚石-安泰”空天防御康采恩已经宣布，第五代中程防空导弹系统将能够被深度整合入多层次防空系统的统一体系中。

与俄罗斯空天军的配合

除了电子战和电子对抗系统，俄罗斯多层次防空系统还将与俄罗斯空天军的航空打击和侦察系统积极配合。这里说的是防空自动化指挥系统与“附录”自动化指挥系统的协同。

“附录”自动化指挥系统是独一无二的情报系统，它将空中和地面敌情全部传递至歼击机。飞机作战区域中所有目标的情报都将实时传递。同时，飞机不仅接收来自预警机的情报，还有地面防空雷达和地面部队陆基无线电技术侦察系统的情报。

结论

“金刚石-安泰”空天防御康采恩2016年的工作总地来说是卓有成效的。技术装备供应计划和国防部的要求正在得到执行，并正在消除在防空系统的紧张试验和部队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问题。考虑到北约国家空袭兵器发展前景，紧张的国防订货和建立科技储备的任务，康采恩的领导层和集体明年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毋庸置疑，任务将会顺利完成，这是“金刚石-安泰”空天防御康采恩的光荣传统。

在不少年轻人眼中，送文件这种工作，就小事一桩，所以办事时马马虎虎，殊不知一不留神就可能会铸成大错。

小李是个90后，是某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成长路上始终顺风顺水，毕业不久就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某市委办公厅，短短一年多就成为厅信息处的业务骨干，多次承担重要信息材料的编写和上报。信息处王处长对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大肆表扬，可这一天，小李却被王处长指着鼻子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原来，一个周三的上午，王处长突然接到该市委常委、秘书长的同事打来的电话，称一条拟报省委办公厅的信息，居然拖了6天才送到秘书长那审批，耽误了向上面汇报的时机，领导很不高兴，让问问是什么情况。

王处长一下就懵了，心想那份材料不是早就批报给常务副秘书长了么，怎么会拖延6天才到常委秘书长手里呢？没人给我说这事啊。

一个电话，让小李立刻过来说明情况。小李竟然不觉大祸临头，说：“您问那篇‘电商扶贫’的稿子啊，上周我觉得写得挺好，花一晚上好好改了改，常务副秘书长看了挺满意，还批转给常委秘书长看了呢。”王处长紧接着问：“那你马上给秘书长送过去了吗？”

小李继续振振有词：“送了啊，我直接送到秘书长的同事那了，不过他不在。听说跟着秘书长出门调研了，要周五晚上才回来。我想干脆就等周一上班再送过去吧。结果周一事太多给忘了，今天一上班才送过去。没事，这稿子不着急，也不算太重要，晚两天也不怕吧。”

王处长已经快气得说不出话了：“你……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吗？”一通批评后，王处长才给小李讲出了其中的道理。

单从表面上看，你这是办事拖沓，没有安排。

你应该还记得“达康书记让赵东来局长20分钟内把郑西坡带到”的事吧，那才叫“马上就办、雷厉风行”。作为一名公务员，特别是在党办工作，必须像达康书记那样“夙兴夜寐、激情工作”。工作中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随便处理，而且必须尽快处理，不让工作在自己手头耽误一分钟。

而从深层次看，你这是不讲程序，不守规矩。

第一，你去给秘书长送文件，遇到他不在的情况，就该给秘书长打电话请示一下如何处理，还应及时向我汇报一下审批情况。第二，你也来单位一年多了，稿件的审批流程你再清楚不过，日常稿件都是常务副秘书长批示之后就能上报。只有特别重要的稿件，才会让常委秘书长审批。你怎么单凭主观判断，就认定“那稿子既不重要也不紧急” 呢？遇事不请示、不汇报，你这是不讲程序！自作主张，你这是不讲规矩！

小李听得瞠目结舌，这才感到自己之前所做的简直荒谬至极，惭愧地低下了头。

其实，送文件不单单只是一个跑腿、堆笑脸的公务，更是一个让自己得到锻炼、让领导记住自己的机会。当被交代要给某某部门领导送文件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查询该部门主要领导的信息，包括姓名、职务、样貌等，以免遇到了该部门领导而自己却浑然不知。

比如领导交代你一定要把文件亲手送到其他部门领导手中，那么你就得不折不扣地执行。为了不跑多余的路，浪费时间和精力，可以提前打电话给相关部门，询问他们领导是否在办公室，再决定现在要不要去送文件。当然，如果两个部门距离很近的话，就可以直接去看看，用不着打电话了。

在任何单位办任何事情，首先强调的就是程序。也许有人觉得程序是细枝末节，可有可无；甚至把程序当作繁文缛节，不但不重视，而且很反感。由此而来，现实工作和生活不讲程序、违反程序的现象屡见不鲜，结果既影响了效率，又助长了不正之风。

作为一名公务人员，不要以为送文件是一件小事，要时刻遵循程序规矩，不以事小而不为，不以事杂而乱为，更不能以事急而盲为。

这应该是一篇会被很多人骂的文章。

所以要先特别声明一点：节俭的对立面并不非得是奢侈浪费。两者中间还有适度消费。

01

中国人曾经很穷。

墙上挂着一条咸鱼，一家人围着一盘咸菜扒拉着白饭。低头吃一口饭，抬头看一眼鱼，就算是吃着肉了。孩子忍不住多看了一眼，父亲要责骂他贪婪。

有白米饭就咸菜，墙上还有鱼，已然是十分不错了。还有更多的人只能吃野菜、草根，甚至是观音土。更有人互换孩子杀了吃……

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看天吃饭，不知道何时，天灾人祸就会忽然降临。普罗大众既穷困，又要时刻准备着无妄之灾。

勤俭节约，成了生存与生活的智慧，几千年不变。

02

如今，中国人富裕了，但是幸福指数并没有同等上升。

罗奶奶买了几斤香蕉，回到家发现有两根有点发黑，局部有点腐烂了，赶紧给吃了。

看到剩下的都还好，舍不得吃，决定再放放。过了两天，又发现两根开始腐烂了，罗奶奶赶紧又吃了……如此循环，几斤香蕉吃完了，但一根好的都没吃到。

喜欢做这样的事情的，可不只有罗奶奶。

肖大妈的儿子给她买了一件几千块钱的衣服。每逢有亲朋上门，她都要拿出来展览一番，但就是舍不得穿。只是每年大年初一的早上穿几个小时，又赶紧脱下来收好。直到有一次拿出来却发现衣服被老鼠啃烂了。

该吃的不吃，该穿的不穿，该用的不用……

很多中国人依然过着紧巴巴的日子。这可不仅仅是因为还没适应富裕的日子。

这是一种习惯，一种思维，一种眼界，一种格局。

03

我们家离小镇大概五公里，步行一个小时。父亲舍不得五块钱的车费，去镇上从来都是步行。

冬春倒也罢了，40度高温的夏天，他照样倔强地顶着烈日一步一步走到镇上，再走回来。

我们劝他坐车，反而总是引来一顿教训。

终于一天，他因此而中暑，住院的医药费够两年的车费。

满以为他会吸取教训，有所改变。

不曾想，他因为住院花了钱而更加变本加厉，甚至有重物在身，也不坐车。

父亲还有一个习惯，有病不看医生。

先是熬着，希望“过几天就好了”；如果熬不过，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小药铺拿药吃，甚至自己根据偏方配草药。

直到十分严重，才会答应去医院看正经医生。但往往在这个时候，病情已经沉重，所花的钱是几倍。

并不是家里缺车费或是药费。他只是习惯了“坚持节约的传统美德”。

而且这种习惯固执而倔强，不可撼动。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父亲。

04

固守勤俭的人，不论做什么事都非常注重省钱。

在心理学领域有一种心态叫“稀缺心态”，即你越觉得自己缺什么，就会越在意什么。

而事实却往往，你越在意什么，就越缺什么。

山东烟台的孙大爷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一段苦日子，“缺钱”在他心中已经根深蒂固。

哪怕现在儿女成人，生活毫无压力，他依然觉得自己很穷困，也担心将来会再次遭遇穷困。

“苦日子过怕了”的他，一直很节俭。

为了节省水费，孙大爷洗菜的时候总是草草了事，如果看着干净，他甚至不洗。

加上他又特别喜欢吃凉拌菜。

因为经常吃没有洗净的菜，孙大爷感染了黄疸型戊型病毒性肝炎（一种由进食为主要感染源的病毒肝炎疾病），差点因此而丧命。

最终住院费花了近七万元，才捡回一条命。七万元，够孙大爷活两辈子的水费了。

“稀缺心理”会严重影响人的认知智慧，导致人们只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而因小失大。

这是一种典型的穷人思维，却也总是和“节俭”的优良品质同在。

05

因为地处三峡库区。三峡工程蓄水前期，县城需要搬迁。搬县城就需要大兴土木，需要很多建房子的砖。

我们镇上正好是两条河的交汇处，河沙堆积，是优质的建材。有头脑的人去河里挖沙，打成砖，运到县城去卖。有利可图，村民群起效仿。

政府觉得这是惠民的好事，愿意支持。

政府给一家垫资十万元，置办打砖的机械。但是这十万元要还，还有利息。有个聪明的人算了一个账，县城搬迁大概也就三五年的事情，需要的砖总共就那么多。大家都打砖，最后一家肯定挣不了十万块钱。

于是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大坑，千万别吃亏。大家交相称赞，并且庆幸有他这么个聪明人。

唯独老王例外。他找政府贷了款，买了打砖的机械。

十多年过去了。县城搬迁早已结束，但是县城的房价一涨再涨，房子建了一波又一波。连镇上的房子也如雨后春笋，一夜之间到处都是工地。

老王不仅还了政府的贷款，还扩大了砖厂的规模，机械日夜轰鸣。

政府为了规范，关闭了所有打砖的小作坊，全镇就剩了老王一家砖厂。村里身强力壮的劳动力都去给老王打工。

节俭的人心中往往只有一个想法：省钱。

为了省钱，就要算账，就爬吃亏。算着算着，就容易只看到手里那点钱，而鼠目寸光，看不到远处。

省钱，反而失去了挣钱的机会。

06

还是我父亲的故事。

我们县是名副其实的老少边穷地区，国家贫困县市榜上排名前列。同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父亲却能靠自己的勤劳和节俭比同村别的人有更多的储蓄。这让他颇为自得。

十年前，政府大力发展原生态旅游业，在各个乡镇成立旅游公司。为了筹措资金，旅游公司有部分股份归村集体所有，号召大家入股、融资。我舅舅找到父亲，极力鼓动他拿出那点积蓄去认购股份。

父亲不仅不为所动，还以老大哥的身份把舅舅教训了一通：“你就是从小没吃过苦，不懂得勤俭，老想着投机取巧的事情。我那点钱是一点一点攒的，得用在该用的地方。你也别多想，还是踏踏实实种地，过日子吧。”

老实本分，勒紧裤腰带过着紧巴巴的日子，不作非分之想。这是父亲勤俭半辈子得出的经验。

舅舅没有办法，以个人的名义借走了父亲的积蓄，认购了股份。十年的时间，舅舅每年能坐收相当可观的分红，如今在县城大街上有房，有车，有产业。

而父亲那点可怜的积蓄早也不知道被消耗了在何处。

节俭的人，总是特别懂得劳动的辛酸，所以对劳动成果尤为珍惜。他们总是要把劳动所得看得紧紧的，省了又省，减了又减。

但他们的小心谨慎，使得他们总是只懂得珍惜过去的，却看不到未来的。只知道怎么可以尽量少把手中的钱花出去，却不知道如何投资获得更大的汇报。

最终影响的是选择、决策的格局，决定的是最终的高度。

07

1998年金融危机，席卷整个亚洲，影响全世界经济数年之久。中国当然不能幸免。

为了复苏经济，政府出台政策，极力拉动内需，不惜投入四万个亿。然而，老百姓的自然消费却始终疲软不给力。

很多老百姓不是绝对缺钱，而是愿意将钱存在银行。因为大家对过去的苦日子心有余悸，不得不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把钱存起来，防范于未然。

而这些存起来的钱，都是从眼前的日子里一分一分扣出来的，每一分钱上都写着“节俭”两个大字。

节俭是我们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一直被称之为美德。但是，现在它正在抹杀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的幸福。没有存钱，心里不踏实。

存了一万，想存十万；存了十万，还想存一百万……不敢吃，不敢穿，不敢用，极度缺乏安全感。

然而，抓不住现在的生活，快乐与幸福该何处安放？

08

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见了面，两人都很高兴，便攀谈起来。

美国老太太说：“真是开心啊。住了六十年的房子，今天终于把钱还完了。”

中国老太太说：“我也很开心。存了六十年的钱，终于可以买房子了。”

这是一个笑话，却很能说明问题。

这代表的是两种消费观念。

美国老太太代表的是典型的工业社会、商业社会的消费心态；而中国老太太崇尚的则是农耕文明勤俭的消费观念。

时代变了，我们已经迈入了工业化、商业化的时代。我们的消费心态需要随之改变。

深层次的道理不说。

国家、社会需要我们适度消费。有消费，有流通，经济才能发展。

我们自己也需要适度消费，生活才有情趣。

09

刚刚摆脱贫穷的我们很矛盾，容易走上两个极端。

一边是暴发户式的狂喜，极尽奢侈之能，毫无底线炫富。

一边是沉浸在贫困的惶恐中不能自拔，挣再多的钱也不敢花，存再多的钱也得不到安全感。

我们要学会和自己的能力相匹配的适度消费。

能吃馒头的不必刻意吃糠咽菜，能吃鱼肉的不需天天白饭咸菜。

多吃新鲜水果对身体好，多穿新衣心情美。买得起名牌的尽管买，但不用炫耀；买不起名牌的别逞强，也不用自卑。

勤俭自然是美德，铺张浪费绝对是可耻。但是自己挣的钱自己花也是光荣。

最重要的是，量力而行，不抠抠搜搜过日子，开开心心享受眼前的生活。

而一味节俭，坏了生活的兴致，不值得。

俄罗斯当地时间7月19日，我军出征俄罗斯坦克两项2017的四辆96B坦克及相关保障车辆抵达俄罗斯阿拉比诺比赛场。今年的坦克两项比赛与往年相比，火药味更浓。除了中国队派出96B坦克参赛之外，印度和白俄罗斯也自带坦克参赛。96B型坦克将与T-72B3/B3M、T-90S型坦克同场竞技。

到达阿拉比诺的我方参赛装备

细细观察今年参赛的96B坦克，就会发现不少有意思的细节。今年的参赛的96B坦克并没有像以往一样为了减重而拆掉首上的反应装甲，首次以“完全体”参赛。这表明在经过高强度的部队适应性训练之后，中国坦克兵有信心驾驶96B坦克取得超过去年更加优异的成绩。当然这种信心很大部分也建立在我国坦克科研人员对96坦克的不断改进之上。

在去年的比赛中，由于俄罗斯方面限制了坦克校炮时使用的弹药数和其他某些客观原因，导致我参赛坦克射击成绩下降。为此今年参赛的96B型坦克安装了炮口基准自动补偿装置。在探究去年比赛射击成绩不理想原因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校炮和某些客观原因之外，坦克在校炮后的自然偏移和急速行驶时的剧烈颠簸都可能影响到坦克射击时的首发命中率。炮口基准自动补偿装置可以在比赛时自动测量炮口与火控之间的便宜，并将其与诸如横风、药温等其他修正量一起输入火控计算机。从而使得坦克炮手在瞄准时做到对瞄准点心里有数，而不是像以前凭经验进行估计。

俄方人员切割固定钢缆

与2016年对比可以明显看出炮口部位的区别

除了炮口自动基准装置外，今年96B坦克另外的一项改进是修改了空气预滤装置和涉水进气桶的设计。在去年的比赛中96B坦克在空气预滤装置和涉水进气桶的帮助下，节省了不少过水坑加减速的时间和提高了动力系统的可靠性，为96B夺得单车赛冠军创造了条件。今年根据以往去年的参赛数据对这一部分的设计进行了优化，进一步减小了高速过水坑时发动机进水憋气的可能。

我方参赛队保障人员解卸固定钢缆

与2016年出征的96B后部对比

虽然在去年的坦克两项团体决赛中96B坦克发生了负重轮平衡轴断裂的事故，但其整体表现仍充分展现了96B坦克的性能边界。在仅仅完成工厂2000公里动力试验，尚处在试生产阶段的96B型坦克在比赛中，全程高速行驶、动力系统在高负荷的恶劣工况下仍然能良好工作。

正因为此，今年早些时候在库尔勒的赛前训练中中国坦克手才敢对96B狠操猛练，高速过飞过车辙桥，甚至上演60公里时速高速过弯这种“危险”动作。虽然60公里时速过弯的直接结果虽然履带滑脱，但是先前担心的综合传动系统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故障，96B型坦克的综合传动系统经受住了考验。

过去我们只是机械的认为液力综合传动的优势只是体现在坦克加速性和转弯性能上，而其系统复杂的劣势不能忽视。然而通过坦克两项几年的比赛及训练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采用方向盘驾驶的液力综合传统在整车操控性上要比双杆驾驶的机械传动要轻松很多。这一点看似平常，但却意义非凡。

首先、液力综合传动的驾驶难度显著降低有利于更快更好的培训坦克驾驶员，坦克机动性的优势更容易展现。这一点在央视反应我军参赛队员赛前训练的纪录片中就有体现，“新手徒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很快就超越了他的师父创造了新的单车记录。

第二、液力综合传动的驾驶强度显著变低，在平原地区也许感觉不到，但是到了干热沙漠或者高原地区这就变得非常重要。频繁且大力的变档、转向非常的消耗体力。长时间行军时，坦克驾驶员的战斗状态难以保持。曾经在一些高强度训练中，坦克驾驶员最后是被从驾驶舱拽出来的。

在大沙漠中训练的参赛队

今年的坦克两项，印度T-90S的参赛让比赛增加了不少火药味。记的几年前第一次评点坦克两项时，笔者就曾说过中俄两国坦克同场竞技除了部队的军事比拼之外，也是两国外贸坦克展示的一个舞台。本月初从俄罗斯乌拉尔机车厂传出的一份文件显示，乌拉尔机车厂正在为与埃及、越南、印度、伊拉克及科威特可能达成的T-90SM坦克订单进行准备。T-90系列坦克在沉寂了几年之后，重回国际坦克贸易市场。

出售给科威特的T-90坦克单价高的令人咂舌。由于近几年的区域局势问题，中东的土豪们买东西开价都非常“豪爽”

虽然目前乌拉尔机车厂的这些订单仅仅是意向，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给我们的坦克外贸带来了不小的压力。VT-4坦克扭转了先前VT-1动力被掐脖子的尴尬局面，中国外贸坦克形成了以质取胜的局面。然而国际油价的长期低迷，让我们不少的潜在客户银根紧缩。他们在挑选主战坦克的时候不得不将价格因素考虑在内。

俄罗斯在这个时候重新推出T-90SM坦克，其性能虽然无法与VT-4相比，但是价格的优势着实让我们非常难受。在几年前，VT-4坦克与乌克兰T-84堡垒坦克竞争泰国订单时，就曾出现泰国军方因价格因素优先考虑T-84堡垒的事情。

而因为乌克兰自己的交货速度问题，泰国军方又回头选择了VT-4

面对于此，96B坦克的外贸版VT-2恰好可以扭转局面。96B坦克的进化不仅仅在动力和观瞄方面。细细对比96B和先前的96A不难发现，96B坦克炮塔正面主装甲加厚了不少。保守估计其炮塔正面装甲防护达到之前VT-1A的水准，其防护水平与T-90SM在伯仲之间。

观瞄系统方面，目前96B/VT-2坦克没有装备车长周视观瞄，看起来没有安装了车长周视观瞄的T-90SM之流唬人，但实力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多少，反而在成本上占了不少先机。因为对于需要买坦克的国家来说，坦克战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员的训练水平，且敌我双方的交战距离并不很远，基本发生于白天。在这些情况的影响下，车长周视观瞄超越调炮、大口径热像的优势基本无处发挥。当然如果潜在客户在意这个的话，完全可以忽悠他们去买高级的VT-4，或者在96B车长指挥塔后边的平台上安装一套电控的周视观瞄来满足要求。

在机动性方面，虽然T-90SM可以安装1130马力发动机，但是96B/VT-2坦克也有综合传动系统的加成，并且车重方面96B要比T-90SM轻3吨有余。另外目前的96B在库尔勒的高温和沙漠环境下，其可靠性经过了充分的验证，而T-90SM坦克在伊达克地区仅仅完成了演示表演。我们有理由相信，96B是在国际市场上回击T-90SM攻势的有力武器。

VT-2改进型，2016年珠海航展上VT-2和VT-4都有动态展示

综上所述，今年的坦克两项比赛中国非常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我们赢得比赛，战胜T-72B3M和T-90S不仅是对中国坦克兵多年坦克两项心得的肯定，也是中国外贸坦克抢占中东市场的一次绝佳表演秀。

正所谓今朝我欲乘风去,大展雄才高万仞。预祝中国坦克兵与96B型坦克取得佳绩。

7月24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的电影《建军大业》举办首映发布会，发布会上群星闪耀。这部片子将在7月27日起向大家展示人民解放军建立之初的情景。

九十年前的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人民军队就此诞生，因此8月1日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日。不过，南昌起义时并没有打出红军的旗号，后来在井冈山创建成立的第一支正式的红军部队，番号也不是第一军，这又是为什么？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但却没有打出共产党的旗号

南昌起义并没有打出红军旗号

众所周知，发生在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之后，独立组织和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

但鲜为人知的是，南昌起义却并没有打出红军或者是共产党武装的旗号，为了更有效地号召民众，即便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却还是采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所以起义部队还是沿用了国民党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并宣布由张发奎担任总指挥，而实际上张发奎不但没有参加南昌起义，更是在起义前还准备要解除叶挺部队的武装。当然这仅仅只是名义上的，所以同时也宣布了由贺龙代理总指挥，叶挺担任前敌指挥。

起义部队整编为第九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这三个军的番号也都是沿用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其中第九军只是个空架子，除了特务营外，基本没有建制部队。第十一军是原来叶挺领导的部队，叶挺本来就是第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下辖三个师中二十四师是叶挺直接领导的；二十五师是叶挺北伐时的老部队第四军独立团扩编而来，也是共产党最早掌握的武装力量；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原来是粤军旧部，虽然蔡廷锴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上比较倾向共产党，而且所辖三个团中第三十团团长范孟声以及部分营连长都是共产党员。

不过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潮汕途中，第十师却脱离了起义部队。也正为这个原因，1933年由第十师发展而来的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虽然十九路军已经和红军有了初步的合作，但共产国际却认为“福建政府代表着如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其他地方的政府所代表的同样的阶级，就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部队……福建政府的纲领完全是一种新式的欺骗……是最危险的敌人。”因此最终红军采取了“关门主义”没有在军事上政治上积极援助十九路军，导致福建事变很快就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平息了。

叶挺独立团是我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

第二十军是贺龙的部队，原来只有第一、第二师，在南下途中才新成立了第三师，特别要强调的就是第三师第六团是北上来参加南昌起义的广东北江农军和武昌农政训练大队合编而成，所以第六团里共产党员人数较多，几乎达到了四分之一，营连干部中共产党员更是占了一半。其中一营营长就是陈赓，二营指导员则是后来在中央苏区和毛泽东朱德并称红军三巨头的龚楚。所以在南下主力部队失利后，六团并没有溃散，而是辗转和朱德率领的部队会合。

直到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才不再采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直接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鲜明旗帜，参加起义的武装统一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四个团，第一团在原来武汉政府警卫团基础上扩编，团长钟文璋；第二团安源工人纠察队和萍乡、醴陵、安福、莲花农民自卫队组成，团长王新亚；第三团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平江农民自卫队组成，团长苏先骏；第四团则是收编的原来黔军旧部，团长邱国轩。

但由于起义开始后第四团突然叛变，反过来袭击第一团，使战斗力最强的第一团猝不及防遭到严重损失，第二、三团因为缺乏经验，在初期胜利之后遭敌反扑损失很大，毛泽东和卢德铭收拢残部，撤到江西永新三湾，毛泽东在这里对部队进行了整编，这就是人民军队建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三湾整编，将部队缩编为1个团，下辖7个连。特别是在各级单位成立了党组织，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原则，营团成立党委，班排设立党小组，由此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三湾整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而红军的名号出现的更晚，要到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时，才第一次明确提出来，但是由于起义仅仅数天就失败了，只来得及成立了工农红军总指挥部，由叶挺、叶剑英任正副总指挥，没有成立具体的下级建制。

直到广州起义才第一次打出了红军的旗号

从国民党军左派，再到工农革命军，最后是红军，仅仅从部队的称谓上就可以看出当年人民军队创建的艰辛。

汇聚了三大起义的革命火种

南昌起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军的全力反扑，起义部队不得不于8月3日起陆续撤离南昌南下。8月下旬，朱德率二十五师和军官教导团留守三河坝，掩护主力后方。结果主力在潮汕失利，反倒是朱德指挥留守三河坝的偏师在与敌激战三天后突围到饶平，和从潮汕突围的二十军第三师六团余部约200人会合。

随后一路转战到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时，只剩下800人，主要来自七十三团、七十四团和三师六团三支部队，其中七十三团就是北伐时期的第四军独立团，前身就是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七十四团则是由独立团抽调部分干部和伤愈归队人员组成，等于是独立团的分支。

在这两个团都有党总支部，营有党支部，连有党小组，虽然没有像三湾整编那样明确规定支部建在连上，但同样具有健全的党组织。而六团的200人中党员更是占了相当部分，是中共力量最集中的部队。因此，此时剩下的800人就是南昌起义部队的精华，也是历经大浪淘沙保存下来的火种。在这800人中就有1955年开国将帅中的3位元帅、1位大将、6位上将！如果这三支部队中党的力量没有这么坚强，很可能在残酷的斗争也和其他部队一样溃散了。

朱德对部队进行了讲话，稳定了军心，随后将这800人整编为一个纵队，又通过自己在旧军队中的人脉关系，和十六军范石生合作，朱德化名王楷，部队改称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零团，在湘南汝城隐蔽整训。

江西安远县天心圩，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精华在此整编

11月，朱德先后收容了秋收起义两支失散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和第二师第一团，分别改称四十七师一四一团和特务营。

12月，朱德接到广东省委指示，率部南下支援广州起义，结果因为广州起义很快失败，只是在韶关收容了广州起义部队残部200余人。

1928年1月，由于国民党察觉朱德部队隐藏在范石生部队，因此朱德便率部脱离范石生部，辗转达到湖南宜章，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发动湘南暴动，占领宜章县城，并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这时的第一师已经不仅仅是南昌起义部队的余部，还包括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余部，真正是汇聚了三大起义的火种。湘南暴动后，宜章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耒阳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郴州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

湘南暴动使革命力量再次得到发展

与此同时，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主力，先后攻占遂川、宁冈，并收编了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绿林武装，在井冈山站住了脚，建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3月，根据湘南特委的命令，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4月，由于国民党调集重兵围攻湘南暴动部队，因此朱德、陈毅只得率部退出湘南，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

第一支红军为什么不叫第一军

1928年4月24日，朱德、毛泽东两部在宁冈龙市胜利会师。随后根据湘南特委的指示，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所部整编为第十师，毛泽东所部整编为第十一师。

朱德和毛泽东所率领的部队在宁冈龙口会师

令人费解的是，之前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就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后来朱德所部在湘南暴动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因此改称第二师。那么两军会师后为什么不叫第一军，却用了第四军的番号？

后来朱德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就谈到：“所以用第四军，就是为了要保持北伐时第四军‘铁军’的大名，这是大革命时期我们革命的堡垒。”北伐时期的第四军是中共影响力最大的部队，在各级干部中有很多是中共党员，特别是叶挺任团长的第四军更是完全由中共掌握的武装，正因为如此，第四军在北伐中建立了赫赫功绩，被誉为“铁军”。在当时很多人都把第四军和中共视为一体。

红军时期的朱德，正是他将南昌起义的火种保留了下来

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1号通报，规定各地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因此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也就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这也是第一支正式的红军，同时也是红军的第一支军级单位。

位于江西宁冈的红四军建军广场

红四军主要就是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余部组成，所以也被习惯地称为“朱毛红军”，并逐渐成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可以说是当时中共武装力量中的强强组合。

毛泽东的部队来自农村，擅长根据地建设，而且首创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党领导军队的原则，但是军事素质较低，实战经验更少，战斗力不强。而朱德的部队主要是原来的有着“铁军”之称的叶挺独立团，团营连干部绝大多数都是黄埔生，士兵也大都参加过北伐，军事素养高，实战经验丰富，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正如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谭震林所说，南昌起义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如果最后不能保存下来上了井冈山，井冈山只有秋收起义那一点力量，是很难生存下来的，因为秋收起义部队主要是湖南的农军，战斗力不行，军事素质比较差。这是很中肯也很深刻的总结。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左一）和警卫员

红军的称谓一直使用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根据与国民党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25日在陕北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同时将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1月6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至此，红军使用了近十年的名称才正式取消。

而说到新四军，又要说到了第四军的番号，叶挺整编南方红军游击队时，就专门向军政部提出，希望还能沿用北伐时“铁军”第四军的番号，但此时第四军的番号还在被粤军所使用，所以只能给了新编第四军的番号。

1950年5月，人民空军成立第一支航空兵部队，也延续了这个传统，采用空军第四混成旅的番号，而不是第一旅，可见四军这个光荣的名称在人民军队中的崇高地位。

在竹林一战时，沈炼说出一个词——“边军功夫”。

这个词乃是本文要借用的题眼。

《绣春刀：修罗战场》的世界观里，是有一种暗示存在的：军阵武艺、民间武艺、亲军武艺虽然各有联系，但彼此还是有明确区分，呈现不同的派别。这种明确的区分在传统武侠电影里并不多见。

在随之而来的剧情里，各种兵器和武艺轮番上阵，比之前作更加令人眼花缭乱，于是一个关于中国传统武艺的宏大背景也徐徐展开——

本部《绣春刀》，暗藏了军阵武艺衰退、并向民间武术大量流入的大变革。

我们还是从绣春刀说起。

绣春刀、戚家刀与倭刀

这部《绣春刀：修罗战场》中的绣春刀仍然有严谨的考据，光是那个对明代实物还原度极高的吞口就超过同类片三年。

《绣春刀2：修罗战场》剧照

二刷了，补一句，各人的刀盘（护手）这次看得清楚点了，沈炼是简单的圆盘，裴纶是两瓣瓜，凌云铠是八角（八卦），每个人有不同的设计，而且都是参照史上实物的。

但是，沈炼那把刀的形制和前作略有不同，外观上看最明显的区别是从铜锤刀首变成了前探的云头刀首，与之匹配的是刀柄也较前作更弯。这个设置显然是为了突出单手刀的特点，因为刀首前探更利于单手劈砍。清代牛尾刀已经完全采用了这种刀柄。

1的刀柄

2的刀柄

与此对应的，是一路使用双手刀的人：月下竹林飘然现身的高手丁白缨，和最后一刻才现出自家刀法的陆文昭。二人的关系不在此剧透，但丁白缨出手时，沈炼一眼断定此刀为“戚家刀”、此法为“倭刀法”，可证这路势力收买的杀手是源自军阵。

戚家刀，广义上指明代仿制倭刀刀条，与中国刀结合后的一类刀。（狭义的戚家刀专指一种和铳搭配使用的长刀。）

它和旧式的中国明代刀最大的区别是：

1、比之雁翎、鱼头一类刀型，进一步变得狭长，且到刀头逐渐缩短，而不像大部分明刀那样，刀头作雁翎、鱼头等宽阔外形。这明显是模仿日本刀的刀型。

2、刀身无处不弧。明刀多在刀身处直挺，到大约前1/3处才开始有弧度，并带出上面说的宽阔刀头。

3、对镐筋（日本刀脊与刃区的界线）和横手（日本刀尖与刃区的界线）强烈模仿，尽管其呈现比日本刀模糊。

（单刀法选：“故制法，惟以刀背要厚，自下至尖，渐渐薄去，两旁脊线要高起，刀口要薄，此即轻重得宜也。”）

多认为，戚继光做这一改革的起因是中国兵器遇上倭刀常有不敌。有描述说倭刀经常砍断中方士兵的兵器或身体（具体是武器还是身体的争论快成公案了，本文哪个都不参考，全不作数）。这显然也是沈炼断刀情节的由来，有趣的neta（注：“典故”的意思）。

沈炼断刀后，直接换了一把祖传的刀条，刀条略呈鱼头刀状。

换刀装（日本称为“拵”）其实也是日本武士片和剑戟片常见的情节。古代的中国刀，零部件的替换没有这么方便，武士也未必会勤于拆装——但不管怎样，就是特别喜欢看国产片里出现这种变态细节。

《鲁邦三世：血烟的石川五右卫门》里面，五右卫门的拆刀特写。完事换了一把“白鞘”。

（一般认为白鞘只作收纳用，因为打仗、携带都不好使；但影视嘛好看就可以了。）

五右卫门剑的两种形态拆解图（图/动画《鲁邦三世血烟的石川五右卫门》）

实际上，借鉴日本刀刀型并不是戚继光的独创仿倭刀，也并不仅限于戚家军使用；反过来，日本刀匠打中国刀在明代也很常见。

胡金铨在拍《龙门客栈》的时候，专门去故宫做了考证，干脆就认为锦衣卫用的绣春刀是从日本远洋订购的日本刀。但他觉得拍戏不能这么用，就还是改为稳妥的中国刀。判断绣春刀是倭刀，有可能是受故宫古画《出警入跸图》中刀式的影响。个人觉得画师所绘的弯刀是不是倭刀并不好说，古画也未必全然靠得住。

另一方面，日本在明代向中国输送的刀里，有颇多是中国雁翎刀形，柄和马蹄形的刀首也尽力模仿中国，也许是当时发了图纸过去做。但总归在过于明显的镐线、不算协调的刀姿等方面透露出不伦不类。

倭刀法，与军用刀法流传

戚家刀既然把刀型学来，倭刀法也顺其自然地为戚家军所用了。这也是为什么沈炼在叫破戚家刀的刀名后，自然地接了一句“是倭刀法”。

事情经过一般认为是这样的，非常有传奇性：台州一战，戚继光俘获一本《阴流目录》，其实是爱洲移香斋（爱洲久忠）传下来的剑谱，里面画着猿猴用刀相斗。戚继光研究此书后写成《辛酉刀法》。其实明代诸多有战争经验的将领和武术家都对倭刀法有明确总结，比如我们熟知的程宗猷著《单刀法选》：“器名单刀，以双手执一刀也，其技擅自倭奴…余访其法…不吝授余，颇尽壶奥。”

其中内容不再详述，只是举一些电影里明显以这种明军仿倭刀法为基础的设计。（插一句，估计前作丁修也是此法）

比如丁白缨、陆文昭经常使用阴手持刀法，阴阳手常互换，尤其是陆文昭。阴手刀是什么呢，设右手握刀，虎口冲刀尖为阳手，虎口冲刀首即为阴手。

《单刀法选》中的阴手刀

再来一张师父

另外一例是锦衣卫常佩的一把小短刀，关键时刻可以飞出去的。

《单刀法选》“飞刀势”：“此将小刀飞刺去，彼必招架，乘此之机，用刀砍入，乃短技长用也。”

另外从上面的复原图可以看出来，“用弩兼刀”的做法是存在的，《单刀法选》也说腰间挂弩的话，刀不可过长，否则会造成不便。

军阵功夫到民间

明代军阵的一些招式，在明中后期颇多进入民间武术。

简单举个例子，丁白缨在吊桥大战中，有一个动作是单刀垂挂，左手扶刀格开对方来刀，转身进入对方的空当。不管是否有意设计，这都是一个从军阵刀法流传出来的招式，对付长枪最有效，是以刀为护身，滚进对方枪身范围，用转体来克服枪身长度进身，出刀杀敌。

几乎所有民间武术里所谓“单刀破枪”法，都是这类战场技术的遗留。比如丁白缨这一招，它在陈式太极刀里就是“迎锋（风）滚闭”接“腰斩白蛇”。随便截一本武术教材：

招式出自陈式太极单刀

还有一例在电影之外，是抗倭名将俞大猷去少林挑战，发现少林棍法尽失，于是传授了他们棍法。

军阵功夫传承到民间的不只在刀枪上，还有一些现在所谓的“奇门兵器”。

比如丁翀的刀盾。这是古代战场上非常实用的组合，简直可以说是标配，但在当今武术中总算一个另类。

还有狼牙棒：

另外一例，不属于沈炼说的“边军功夫”，勉强可称为“亲军功夫”：郑掌班的流星锤。

（加粗表示我最喜欢的角色出现了！！！有点激动不好意思。）

（因为是公公，所以1里面赵靖忠使枪，2里面郑掌班使流星锤。可以说是非常人身攻击了。）

（值得一提的是郑掌班的扮演者，以前演过时迁和燕子李三，身法是这些演员里最好的，令人见之有喜悦之感。）

流星锤在明清时倒是有，但1、多是受游牧民族影响2、实战的流星锤没那么长。

然后到了清朝，民间流星锤多是两个作用：1、长的撂地卖艺2、短的缠腰里当暗器。

最后到了现代，在武术里完全沦为套路了。

但这是我头一次见国产电影里能把套路流星锤编排得那么适合影视打斗的，简直赞赞赞。

多说两句明清的流星锤。

因为流星锤是双头或单头重物，中间用铁链拴着，铁链锈蚀、断裂比锤快，所以到了现在很少有当时的全貌保留了。

但从仅存的一些实物看，临阵的流星锤还是以短到半臂至一臂为多，携带方便。其用法，远可以整个旋转抛掷出去形成撞击和缠绕，近可以抡圆了击敌，贴身肉搏可以绞杀。

还有一种，重物不是球形或多面体，而是成近纺锤的棒状，称“流星胆”，大同小异。

郑掌班使的这种过于长的流星锤，在后期用作武术套路为多，简单说就是直接供给卖艺……绳镖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这种长的流星锤，特别适合郑掌班的“大内高手”身份，也不违和。

演员是刘峰超，他这段表演完全是把套路流星锤的精华给表演了出来，武术套路的俗套一面却被锻打得踪影全无。这段可以成为经典。

郑掌班碎碎念的气质非常有徐克风。相比之下，丁白缨出场时倒是挺胡金铨的。

最后一个例子就是裴纶那个变形金刚一样的棍，还是与长柄的骨朵或金瓜有一定相仿的。

它和刀盾、狼牙棒、流星锤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史可依的实战兵器，但现在基本上都沦为“奇门兵器”而衰落了。真正有用的奇门兵器反而多出自清末，因为江湖的大环境成熟了。比如《师父》里的那个子午鸳鸯钺。

《绣春刀》后，武术发生了什么

前作里面有个“金刀门”，就是被一顿乱砍清理干净的那户“严家”。虽然门派这概念在绣春刀系列里出现得有点为时过早，也很不耐打，但还是代表了民间武术在“开宗立派”方面的尝试。

两部电影一结合，咱们大致能拼出一个后绣春刀时代的武林图景来。

1、明代民间武术套路开始复杂化。

以刀为例，明末清初王余佑著有《十三刀法》，计一百零八势。

2、基本的刀枪棍棒法里面，有很多实战招数融入民间武艺。

比如刚才所说，民间单刀法里面的战阵技巧。但兜兜转转，现在我国的一些军警肉搏技术也还吸收了其中的营养。

3、刀法枪法等器械成为拳法的从属，拳法又在清代形成门派。

同时，一些实战器沦落为门派里的奇门兵器。

4、但战阵兵器技术很可能对拳法的生成有很大启发，甚至催生了太极、形意等内家拳流派。

比如陈家沟的拳谱里面有二十九个势子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拳经捷要篇》名称动作相符（后者拢共也就三十二个势子……）。形意拳是“脱枪为拳”这一说，也不必多讲了。也有考证，说太极拳的单式都是刀盾招式的。

《绣春刀》系列里，丁家虽然迅速衰落（目测吧，谁知道第三部会怎么样呢）。

但丁家实际上对中国武术做出了承上启下、影响深远的大事。

也可以想象，在这次大变革中，民间武术还是呈现一副欣欣向荣的形象，不奢谈五行八卦，内气外放，还是注重实战特点的，一些军阵技法也得以保留，清代镖行、漕帮、团练、会道门等有武装性质的民间势力发展，也证明了传统武术曾经的实战性。

但走出电影院，你再看看铺天盖地的闫芳啊之类的大师……

真是令人仰天长叹了。

2007年的“太阳展1.0”

在那个网络还不发达的年代，集中展示了当时我军一大批现役顶级装备的“太阳展1.0”对普通军迷的吸引力相比今天的“2.0”甚至还犹有过之。然而当时也正值我读高三前的暑假，备战高考的紧张氛围容不得如此任性，所以最后只能在军事杂志上小览那次盛会的浮光掠影，着实遗憾。

所以当上周五下班前突然得知有了能提前看展的“门路”时，没有任何犹豫，我直接买下了当晚从上海飞往北京的机票。尽管航班不幸延误了两个小时，也不幸在候机楼围观了斯坦科维奇杯中国男篮红队惜败德国大学生队的比赛，不过我好歹还是在成功围观中国女排3:1战胜日本之后上了飞机，最终赶在天亮之前在整修一新的军事博物馆门口拍了张照。

你见过凌晨四点半的军事博物馆么？

八个小时后，我从地下一层的陆军兵器陈列馆和轻/重武器装备技术厅开始了本次军博之旅——请不要问我是怎么使用缩地法的。陆军兵器陈列馆的“主菜”是从解放战争时期的缴获美制M3型轻型坦克到对台军事斗争准备时期的59D式中型坦克等我军历史上装备过的坦克装甲车辆，而在建国后历次局部战争中被我军缴获的苏制T-62中型坦克和美制M26重型坦克等珍贵藏品也以原貌展出。

展区剩下的地方则摆满了一圈大炮——不仅有从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使用的缴获老式山炮迫击炮，到现在仍在装备的国产152mm榴弹炮和130mm加农炮等陆用火炮，还有清末北洋水师使用的克虏伯后膛岸炮等珍贵品种，论种类丰富，国内除了南京理工大学兵器陈列馆之外可谓罕有其匹。不过由于“做贼心虚”加上时间所限，我也就是草草逛了一圈。

林海雪原中奔驰的ZBL09轮式步兵战车。绘制精美的油画点缀其间，是这次军博主展馆的一大特色

作为一个枪盲，我基本略过了轻武器装备技术厅，直接去了重武器装备技术厅。这里主要以实物科普的形式展现了坦克装甲车辆的火力、防护和动力三大系统，不过估计是出于保密要求，大多是使用外贸弹药作为展示样例，例如外贸105mm碎甲弹和40mm埋头弹等平时较为少见的弹种都陈列其中。

个人觉得装备技术厅最大的亮点是一个类似于早年体感影院概念的感受坦克作战的体验厅，观众们可以坐在椅子上跟随模拟行驶的坦克一起，感受在不同的地形上的颠簸感，对于没坐过真坦克的我来说还是很刺激的。

这个99A的模型啊，我看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不过就和重武器装备技术厅本身一样，包括体验厅在内的整个地下一层在8月2日军博开馆前是不对外开放的——别忙着敲键盘吐槽，下周四开展的本来就只是“铭记光辉历史，开创强军伟业”主题展览，军博整体重新开馆本来就要等到建军节之后，所以预约的朋友千万要注意，如果想完整地一览军博新貌，最好别着急。

总之结束地下一层展厅之旅（地下二层是仓库，进去只能吃灰）后，我就从地底下冒出来了，由于恰好在一楼大厅北门，也就懒得走回南门正面按照历史顺序挨个展区观看这次的“主菜”——建军90周年主题展览。短暂犹豫过后，我决定直接从距我最近的2004-2012年军队建设成果展厅开始，紧凑的展厅里基本都是挂图。

此图应为我军空警200预警机和空自F-15J战斗机的一次近距离遭遇，预警机靠目视手段对战斗机进行侦察预警较不寻常

之后我转到了2012年至今的强军成果展区，其中集中展示海陆空火四大军种现役装备的模型展示厅估计是最吸引军迷的地方。在几乎集体亮相的火箭军所有新质战斗力中，从独有的木质托盘就能看出，首次官方曝光的东风-31AG洲际弹道导弹显然是布展后期临时“加料”的成果，这种使用8轴全驱特车底盘取代半挂拖车底盘的导弹系统的官方叫法是“东风-31A集成改进”。根据现场火箭军军官的解说，相比一同展示的东风-31A，东风-31AG系统大幅简化，同时XXX和XXX也进行了重大改进，提升了导弹系统的生存能力、反应速度和突防能力。

较早展出的火箭军/空军地导部队新质战斗力展示全貌

随后现场的情况，可见DF-31AG算是“临时出现”的“意外惊喜”

东风-31AG可能具备无依托发射能力

和火箭军装备同台展示的陆军装备虽然并没有包含99A主战坦克以及新型轻型坦克等最新型号，但集体公开的型号名称仍有不少亮点。例如首次官方确认了两种底盘（履带式/卡车式）的模块化40管122mm火箭炮的型号都是11式，长期被误称为05A式的120mm轮式迫榴炮的正式型号应当是10式等等。

相形之下，海空军的模型展示较为保守，均为之前已经曝光的型号，而且虽然模型质量相对之前的展示有提高——但细看之下在场大部分舰艇模型多少有些细节问题，例如舰艇模型仍然存在比例不统一的情况，这导致现场一些人误以为071型综合登陆舰的尺寸不过和052C/D型驱逐舰相当。另外早在“太阳展1.0”中就已曝光的第二代核潜艇模型也并没有在“2.0”中出现。

辽宁舰模型是海军装备展示的核心

剩下值得注意的也就是那个不停滚动播放我军新型装备画面的屏幕了，尽管基本都是《军事报道》出现过的镜头，不过也都是绝对的无码无水印原画，我都后悔是不是该带个U盘过去了。而且里面首次出现了歼-20首架原型机2001号机首飞时的官方拍摄视角，倒也值得多等片刻。

展区出口处有好几本留言板，匆匆写下“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之后，我折回左边，从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澳门展区开始了回溯历史长河之旅。在1989-2004年的军队建设成果展示区徜徉半天之后发现，我这种无心插柳之举反倒也能感受当初“军队要忍耐”的韬光养晦时期的不易：面对军事斗争准备的强大压力和有限的经费，装备水平已经严重落后的军队只能依靠各种土法上马勉力保持战斗力。

“以劣胜优三两招”

原广州军区的城市作战演练，结合街景上的繁体字，此图背景值得玩味

想起最近看过的一本资料上讲述，无论是1981年华北大演习还是1996年的联合-96演习，相关单位都得靠“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才能保证参演空军部队的正常出动和弹药供给，大部分空军主战武器的可靠性和完好率都长期低到今天的军迷们难以想象的地步。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当时的军委领导集体在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还要带领人民军队克服难关不断开创新局面，刚才在现役武器装备模型展区感受到的“习以为常”，哪一个不是用从当年到现在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换来的呢？

两年后，“军队一律不得经商”

初具雏形的红蓝对抗

两山轮战时期驻守猫耳洞的解放军战士，注意他手中加装消声器的81式自动步枪

穿过纪念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的主题展区之后，已经能感受到前面等着我的将是三年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和二十二年不屈不挠的武装斗争的硝烟往事。从1955年首次授衔时为开国元勋配发的华丽精致的55式礼服常服看到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时穿的缕衣草履，从黄土岭战斗击毙阿部规秀的八路军兵工厂造迫击炮回溯到九十年前南昌城头朱总司令用过的毛瑟手枪，接着就从正经的参观入口——也就是从那个巨大的八一红星边上走出来，正好回到了军博正厅门口的汉白玉毛主席像面前。

在这张反映1952年的军队文化教育展览照片中，不仅有我军装备的IS-2M、T-34/85坦克，还有P-82“双野马”战斗机、H-5直升机、M4坦克等美式装备

这里是此次建军90周年展览正经的入口，也是我的出口

整修前，军博正厅一楼的陈列方式是沿中轴线，也就是观众通道两侧对称摆放军机和坦克——没去过的可以想想朝鲜人民军中央革命武力陈列馆的造型。而整修一新的军博正厅里除了穿插在廊柱之间的“海鹰”/“上游”海防导弹，两艘功勋小艇以及部分舰用枪炮和鱼雷点缀两边之外，主要空间都留给了各型军机。

海鹰-3超音速岸舰导弹（出口型为C301），没有装备部队，展示时去掉了火箭助推器

其摆放方式明显参考了包括空军航空博物馆新馆在内的诸多国内外航空博物馆：歼-6、歼-7等尺寸较小的军机均采用钢丝固定方式悬挂在馆顶，而其他展示机型则以一架轰-6基本型为中心摆放在地面。由于军博正厅足够高大，视觉效果并不像航博新馆那样显得有些拥挤。

顺便说一句，那架轰-6并不是当年投掷原子弹/氢弹的原装图-16，谁说是就扇他丫的——而是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轰炸机师换装移防后留在南京某军用机场遗址的旧物之一。

另外军博的镇馆之宝——被我军地空导弹部队击落的美制U-2高空侦察机残骸主体被转移到了地下一层，周围还摆了4发“U-2”杀手S-75/红旗-2地空导弹。

头门山海战英雄艇414艇纪念油画

主厅正面

击沉“太平”舰的英雄鱼雷快艇纪念油画

正厅里面靠右的是空军武器装备技术厅。这里咱可以剧透一下，虽说这几天也不对外开放，但在同行的老军迷们看来，里面其实没啥太劲爆的，内容还是以科普为主。而在还没有正式开展的二楼里，除了有还在进行收尾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陈列之外，导弹武器装备技术厅和核武器/核技术和平利用厅里的各类大杀器也相当给力，友情提示，里面有在一楼看不到的型号。

模型的比例不统一依旧让人感到有些......

相比之下，同样位于二楼的海军武器装备技术厅就相当“天马行空”了。比如形似“福特”的航母还有外贸两栖攻击舰的模型，不过当做少年宫给孩子们做科普教育还是很好的。这里再提醒一下，作为军博主体展览的一部分，陆军/海军/火箭军主题展区需要到建军节之后才能开放，如果不是因为时间实在安排不开，没必要赶在这几天过去。反正外面的那些真家伙们会一直在军博南广场留到10月底的。

类似“福特”级的未来航母模型，注意甲板上类似歼-20的舰载机

说到真家伙，99A主战坦克、04A步兵战车、11式轮式突击车、鹰击-62岸舰导弹、红旗-9远程地空导弹、东风-16战役战术弹道导弹、东风-31洲际弹道导弹......这些真家伙中的绝大部分都曾在历次阅兵中亮相过，这里也不需要过多介绍了，咱就先发点图给您瞧瞧。总之作为“太阳展2.0”最吸引人的部分，有机会来的朋友们就请尽情地拍摄每一个细节吧！

展示的部分地面主战装备

红旗-16B和红旗-16A可以使用同一发射车共架发射

东风-31基本型弹道导弹系统发射筒尾部

PHL03A式300mm远火弹药发射顺序和铭牌

看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决定买下前往北京的车票机票，也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次展览有些“不过如此”。诚然，正如我和很多朋友聊天时说的那样，网络时代杀死新鲜感不是一天两天了，网络军事资源的发达，使得此次展示的大部分武器装备的高清图片早已不新鲜。而参展装备普遍缺乏性能介绍图板，对于一些渴望获得更加“刺激”内容的观众来说有些“吃不饱”。

然而作为一个军事媒体人，对我来说这次“太阳展2.0”之旅依旧不虚此行。之前曾经亲身经历过海军和空军的多次开放活动，可能是由于对开放的意义把握得不够到位，加上开放的经验相对较少等原因，我已经习惯了开放现场的军人相对平静甚至是有些戒备的眼神。

但在“太阳展2.0”开展头几天，无论是在前面提到过的现役装备模型集中展示厅，还是在室外重装备实物展示区边上，每一类装备边上都有身着作训服的对应军种专业技术干部、学员或者专业技术士官陪同讲解，无论是知识储备的丰富程度还是和蔼亲民的开放态度，都十分出乎我意料之外。

不过在本周四之后他们也将完成讲解任务回原单位报到，而之前军博招聘的志愿者讲解员需要到军博整体重新开放后才能上岗，而且岗位似乎只在正厅，届时从本周四开始室外还是否会有人固定讲解？坦白地说，我不能确定。

总之，“太阳展2.0”将于本周四正式向公众开放，希望本篇拙作能给已经预定或打算预定门票的读者朋友们一点参考。对我来说，这次短暂的北京之行算是带给十年前那个怀揣无限梦想的自己一份礼物，希望十年之后的我还能够给今天的自己一份更大的礼物，也希望十年后的自己依旧心怀希望、胸有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