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肯定招人不待见，我最最厌恶什么“中国的巴顿”、“中国的西点”一类的叫法，显得那么的没有自尊，那么的下贱。本文就说一说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巴顿”。
“中国的巴顿”是谁，百度上铺天盖地，说的是钟伟将军。为什么是钟伟将军？因为传说中的巴顿是敢于犯上又经常暴粗口的，而纪实文学《雪白血红》中对钟伟的描述也是既犯上又暴粗的，不信你看下面这段：
“三下江南时，林彪命令5师进至长春路东，配合1纵消灭大房身约一个团的敌人。3月９日，5师到达靠山屯西南。夜间行军，白天睡觉。黄昏起来准备赶路，听见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边乱哄哄的。一侦察，是87师262团两个营。钟伟说打，有人说咱的任务是去大房身。钟伟说：什么娘卖X的大房身，送上门的敌人给我打！”
不知是借鉴，还是抄袭，在《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开国战将经典史记》一书中，也有类似的描写：
“此时，林彪又来电，命五师速至大房身。钟伟将军以拳击桌曰：‘我是师长，我说了算！谁再说走，我就毙了他娘卖×的！’”
通过这绘声绘色的描写，一个蛮横、霸道、粗俗的将军形象跃然纸上，这不是与传说中的巴顿将军很是相像？
大概只要是美国的将军，放个屁也是香的，暴粗与犯上自然也是应该崇拜与效仿的，尤其是他们无需“党指挥枪”而可以个人说了算的做法，就更是必须给予青睐和推崇，因而《雪白血红》中的描述，极大地满足了相当多的人们的意淫。打那之后，又有许多人加入到这个创作队伍中来，关于钟伟犯上与暴粗的故事被不断的添枝加叶，越传越神，开始呢还只是在纪实文学这样的艺术作品中流传，后来又在论坛里被炒作与放大，再后来竟然写到了正规的报刊上，写到了某些官方的网站上，于是，一个中共军队的高级将领，便被牢牢地包装成“中国的巴顿”了。
然而历史中的钟伟，是不是如报告文学中所描写的犯上、专横与暴粗呢？不是。我们就对照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一看：
首先讨论一下在靠山屯之战中那所谓的“违令”属不属于犯上的问题。
第二次靠山屯战斗（因在1946年有一次同名的战斗，故由2纵5师参加的这次靠山屯战斗，称之为第二次靠山屯战斗）的背景：1947年3月5日，我民主联军撤回松花江北，敌误认为我军败退，尾追不放，伺机报复。敌新1军30师、38师进至德惠以东及其东北地区，敌71军87师进至德惠西北靠山屯、88师之264团分三路过江北犯五家站、孟家崴子、莲花泡等地。东总决定歼灭该敌于松花江北。敌发现我意图后，遂于当日晚缩回靠山屯，87师也窜回农安。当晚我乘敌南逃，即跟踪追击，江边之敌已逃回江南。据此情况，东总确定于3月8日发动三下江南战役，向敌展开全面反击。
在第二次靠山屯之战中，民主联军2纵5师有过三次未依东总命令行事的所谓“违令”:
第一次“违令”，说的是5师未能执行东总1947年3月8日24时的命令而欲进行靠山屯战斗的情况。
综合39军116师师史与亲历其战的5师13团代理团长汪洋的回忆，当时的情况是，8日24时，5师接到东总电令，要求其立即出发，到达靠山屯南之朝阳川、万兴铺一带，准备明日下午东进，配合1纵等部队围歼大房身地区新1军。
3月9日，5师东进中长路，于上午10时进至朝阳川及其以北之蒿子站地区，即令部队组织侦察。13时许，捕获敌88师的几名逃兵，并找到一名由靠山屯出来的小学教员，得悉敌88师尚在靠山屯及其外围。与此同时，师侦察连亦在靠山屯以西之四平街与敌一个连接触，并将敌击溃。14时许，发现靠山屯敌两个连经靠山屯西南之拉拉屯向西运动。17时，我14团团长吴国璋在该团2营所在地八家子向师报告：发现靠山屯方向有大批敌人及大车向德惠方向撤退。
师接报告后，考虑到敌88师在退却中，战斗意志不坚定，战斗部署不周密，我一个师出击虽然要冒一定风险，但至少可以追歼其一部，最低限度不会吃大亏，同时，我18师、独1师位于靠山屯东北，均可支援。而若机械地执行东总的命令，经靠山屯以南继续东进，则势必同敌人的行军纵队交叉，被迫投入战斗，造成边走边打的局面，这样，仗也不好打，路也走不成，不仅放跑了敌人，错过了歼敌机会，而且必然不能在限定的时间到达指定位置，两下落空。而且当时因5师前两次下江南没有打上仗，全师指战员求战情绪高，有必胜的信心和把握。考虑这几方面的原因，经研究决定，遂定下决心，暂不执行东总8日24时要求其东进的电令，而就近攻击靠山屯之敌。
第二次“违令”，说的是5师未能执行东总3月9日16时、19时的两次电令，而继续进行靠山屯作战的情况。
9日21时，5师接到东总16时发来的电报，命令其当夜出发，于10日9时前到达德惠西南之四道沟一带，准备11时截击由城子街向九台退却的敌人。后又接东总19时发来的电报，令5师在到达上述指定地点后“自德惠南乘虚而入，插至德惠东南之于家粉房、四平川一带”。师首长研究后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部队已经全部展开，且14团已进入战斗，正与敌胶着，如执行此命令，从撤出战斗到收拢、集结、开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仅难以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而且必然放跑已抓住的敌人，前功尽弃。有鉴于此，遂决定仍按原定决心执行，并上报二纵与东总。
第三次“违令”，说的是5师未能执行东总10日12时至14时要求5师东进的电令，而继续其攻歼靠山屯之敌的情况。
3月9日晚，5师15团及13团向靠山屯搜索前进时，开始并未发现敌踪，以山炮向靠山屯进行火力侦察，屯内亦无反应。根据这一情况，5师曾一度改变决心，电告东总靠山屯已无敌人，准备收拢部队执行东进任务。但就在电报刚刚发出不久，10日2时许，15团进入靠山屯内，发现了靠山屯东端烧锅院子内尚有敌人，并获知敌人人数及武器装备的情况。钟伟得报后，即又一次“出尔反尔”，改变东进部署，令所部包围该敌，积极准备将其围歼，并将总攻时间定在10日的20时。但就在积极准备中，10日12时至14时又连续三次接“东总”电，仍令5师立即出发东进参加歼灭大房身之敌的任务。这个时候，攻歼靠山屯的战斗已经紧锣密鼓的准备中，师遂将靠山屯之敌情及5师歼敌方案电报东总，仍一本决心攻歼靠山屯之敌。东总接电后，于10日20时靠山屯战斗总攻发起前半小时来电，同意并肯定5师的决心。
这就是5师三次“违令”的情况。
“违令”之说或可以勉强说得通，但“违令”与“犯上”并不能完全划等号。5师靠山屯之战的“违令”，根本就谈不上“犯上”。
林彪曾在不同的讲话中反复讲到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这一对矛盾的处理，比如他说，“坚决执行命令，遵守攻击时间，否则会把整个局面弄乱了，游击队作战时没有这一问题，而大兵团配合作战时就完全不同了。但在临时情况变化时，在不防碍整个上级意图时，应当机断专行。机断专行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种。我们要求的是积极的机断专行，站在歼灭敌人的总意图上，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在不防碍整个部队协同动作的条件下，去灵活处理情况。这种机断专行是革命军队的本质。”他甚至强调，“在情况变化时，不执行命令是可以的。有些具体情况下，可以不照命令去做，如执行命令，倒反错了。”
为什么林彪鼓励部下“在情况变化时，不执行命令是可以的”？是因为战场情形瞬息万变，身处一线的作战单位往往比后方的指挥机关能更及时、更准确地掌握敌情的变化，而上级的命令有时可能是根据过时的敌情而下达的。当然这一问题在通信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是不存在了，前方后方对敌情的了解基本上可以实时共享了，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战场并不这样，靠山屯之战东总与5师对敌情掌握的时间差就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比如东总3月8日要求5师东进的的命令，是基于“靠山屯有敌4个团不便打”的敌情，然而待5师进到靠山屯附近时，敌人已经不再是东总敌情通报中的“有敌四个团不便打”，而是战志不坚定、部署不周密的仓皇退却之敌，已经是便于打了。这便是林总所说的“具体情况”。3月9日13时半，林彪、刘亚楼给5师的电报中，有“如小敌出来则单独歼灭之，如大敌出来则望引到靠山屯以西待主力到后歼灭之”的指示。这个指示的精神，又是一个“具体情况”。当然，如何把握这些具体情况，这便要考验一个战地指挥员的大智大勇了。而在这个考验面前，钟伟无疑是合格的。他把握准了这些具体情况，又本着“林总本日电示机动作战寻机歼敌之精神”，在及时将这一新情况上报尚不知此情的东总的同时，积极捕捉战机，临机决断，这正是林总所要求的，这能算是犯上吗？
5师第二次“违令”，违的是3月9日16时和19时要求其继续东进的电令，可当这一命令传到5师，却已经是5个小时后的21时了。这时，该师已按照既定部署于三个小时前的18时全部展开，且14团已进入战斗，就是想执行命令，也不仅难以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而且必然放跑已抓住的敌人，前功尽弃。东总16时下达命令时，估计尚未收到5师关于靠山屯附近的敌情报告，其所依据的可能仍然是“靠山屯有敌四个团不便打”的过时的敌情。此时5师如果继续按照东总5个小时前的命令去执行，那就正如林彪说的，“如执行命令，倒反错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5师钟伟才坚持原定决心不变，并上报东总的。这也算不上犯上吧？
5师在每一次“违令”时，都将“违令”的原由与新发现的敌情向上级做了报告，于指挥程序上、于上下级关系的准则上，都合规合理，根本不像报告文学中所说的“什么娘卖X的大房身”那样不恭和不屑一顾。当其第三次“违令”，即未按东总10日下午要求其继续东进的命令而坚持原定决心不变时，很快便得到了东总的回电肯定，在总攻发起前的半个小时，更是接到林彪、刘亚楼的电报鼓励：“望大胆坚决歼灭靠山屯之敌，不要顾虑增援。在靠德惠以东有我四个师，在发现大的增援时，望可出动侧击”。这一次的“违令”，正中林彪机动歼敌之下怀，就更谈不上犯上。
5师关于靠山屯之战的战报，同样很好地体现了该师着眼东总整个战役企图和“根据林总本日电示机动作战寻机歼敌之精神”积极执行命令的情况：
“九日十四时许我发现靠山屯敌约两个连经拉拉屯向西运动，十七时后十四团负责同志在八家子该团二营阵地观察情况，发现靠山屯方向之敌开始有一排人，嗣即人数众多及大车向南运动，当即及时报告师部，师根据情况及各种征候判断，知敌已向德惠方向撤退。
“师根据林总本日电示机动作战寻机歼敌之精神，研究具体任务及情况，认为八十七师已退往农安，八十八师已发觉我师位置向南撤退，按八十八师之战斗力在其退却的运动中，上下战意不会坚定，战斗部署不一定周密，我虽一个师单独出击，至少可求得追歼其一部，最低限度不会吃大亏受损失，如不追击任其逃窜，错过歼敌机会太可惜，且会沮丧士气（我师前次两下江南没打上仗，全体指战员都不高兴，都希望痛痛快快打仗，并有打胜仗的信心与坚决勇猛之精神，急欲打仗的情绪很高），也符合林总机动歼敌的基本精神，且如执行总部八日廿四时命令，经靠山屯以南继续东进则同敌人行军纵队交叉，势必被动地投入战斗，想不打仗而通过去是不可能的，如边打边走则仗打不好，路也走不成，甚至会吃亏，且不一定能依限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执行原定任务，会弄得两下落空。
“经过仔细考虑研究之后，立即下定追歼八十八师的决心。”
5师的“违令”，违的中规中矩，是完全按照我军指挥原则“违令”的，这与犯上根本就是风马牛不沾边。实际上就是到了今天，集中统一指挥与积极机断行事，也是作战指挥原则中一个讲烂了的话题，我真的不明白这怎么就是犯上了？
三下江南战役中，东总根据敌情的新变化，主要是靠山屯战场的新情况重新调整了作战方案，但却被某些文章说成了“师长调动指挥了东总司令”、“本末倒置”等等，这就未免太过炒作了。战斗中，上级根据更靠近一线的下级反馈回来的新情况修正作战方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任何一场战斗，都不大可能是只要战前制定了方案便无论如何都不做改变的。如果只要是根据一线基层单位反馈的情况变更了战斗方案的，便都要被炒作成“本末倒置”的话，那么，“前卫连长指挥了团长”、“侦察连长指挥了师长”的情况将比比皆是了。
靠山屯之战后，钟伟受到了表扬，并被提拔，这不是一些文章炒作的那样是因为他的犯上、是因为他指挥了林彪、是因为他骂了林彪，而恰恰是因为他真正地吃透了林总机动歼敌的精神，也忠实而并不机械地执行了上级的命令。
好多人对纪实文学中描写的钟伟的粗口特别地感兴趣，只要说到钟伟就总会提到他的那句“娘卖X的”，好像不如此就难以向巴顿看齐，而必须有此一骂，才能更像巴顿。这是恶俗至极的炒作。
每每在网上讨论此一话题，总会有人对我质问：你敢保证钟伟从没暴过粗口？“娘卖X的大房身”是人家作者听“有些老人”亲口说的。我的确不敢保证钟伟没暴过粗口。不仅不敢保证，我还认为，作为一个带兵打仗的人，暴一两句粗口很正常。任何人都不免暴粗，就是孔圣人，谁也不敢保证他一生从没暴过粗。但即便钟伟真的暴过这样的粗口，又能说明什么？说明钟伟相比其他带兵人暴粗更多？说明钟伟这粗口就是故意针对林总的？如果是，何以见得？如果不是，仅凭任何人都会有的一句粗口，又应不应该如此这般地大肆炒作？
对于如何使用浩如烟海的史料或伪史料，是有规矩的，但有些人偏偏不守这个规矩，他们不是公正地、全面地、去伪存真地使用史料，而是有选择地使用史料或伪史料，以达到按自己的臆想改写历史的目的。这些人笔下的人物，当然是想包装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打个比方，假如在塑造孔子时，故意隐去其传道、授业、解惑的循循善诱，而只引用他的粗口，用不着多引，只要有那么两三个例子，那么呈现给读者的，就不再是圣人，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无赖了。这就像一位网友说的：选择性地引用一些实例来包装某些人与事，比赤裸裸的造假更恶劣。那些把钟伟包装成巴顿的作家们就是如此，他们故意地隐去大量的史实，而突出地炒作道听途说的犯上与暴粗，这就不是纪实，而是不怀好意的曲笔了，何况这“有些老人”姓甚名谁又说过些什么也只有天知道呢。
讨论过了有没有犯上，其次再来看看此战的决策过程，看看是不是靠了钟伟那一骂和有没有那一骂的问题。
时任5师参谋长的王良太回忆，当3月9日发现靠山屯及其附近敌人还未撤退之后，5师的决策过程是这样的：
“师里领导在一起进行了研究决定。在研究过程中，意见有分歧，基本上是两种观点：一部分同志不同意打，认为应该以局部服从全局，在上级没有新的命令时，我们仍然按原命令执行。如果不执行总部命令，在这里打这股敌人，万一影响整个战役的胜利，即使我们把这仗打胜了，那也是因小失大。
“而以师长钟伟为首的一部分同志主张坚决要干掉这股敌人。他们认为敌人处于欲退未退之时，从精神上和战斗布署上不一定有周密的准备，而我是一个师的兵力，部队几次下江南都没打上仗，要战情绪很高，这股敌人等于是送上嘴边的肥肉，应该把它吃掉，同时也体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在运动中歼敌’和总部‘灵活主动寻机歼敌’的作战精神。我们东进的任务是打援配合兄弟部队作战，到那里能不能抓住敌人还说不准。再说如果我们要放弃眼前的敌人不打，继续东进，敌人也不能让我们这样轻松走掉的，肯定要出来箝制我们。
“这样，我们师指挥部边研究敌情、制定战斗方案，边组织部队作战斗准备。尔后将情况电告总部。”
看到没有，关于这次“违令”的决策，是“师里领导在一起进行了研究决定”，“边研究敌情、制定战斗方案，边组织部队作战斗准备”，而且“尔后将情况电告总部”了的。从王良太参谋长的回忆中，没找到钟伟暴粗和一个人专断的记录。
同样参加会议的5师参谋处长李岱回忆说：
“师里接到报告后，进行了研究，参加的有师长钟伟、政委王凤梧、参谋长王良太、作战科长沈华坤和我，是不是执行总部东进的任务？师领导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并是有争论的。执行吧，敌人已成行军纵队向南撤退，我们如东进势必要穿过敌人的队伍，不展开战斗是不可能的。一展开战斗，是否能马上结束也很难说；不执行吧，总部当时的命令很严，有一个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问题，影响了全局，耽误了战机不是闹着玩的。师长钟伟认为这里有仗可打，坚决主张在这里打。当然争论双方都是为了更好的消灭敌人，而不是畏敌。”
李的回忆中，也说是经过了会议研究，也没有钟伟一个人专断和暴粗的说法。
另一参加会议的作战科长沈华坤回忆说：
“对面前的敌人，是打，还是继续执行东进任务，师里几个领导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当时意见不甚一致。师长钟伟同志、参谋处长李岱同志认为靠山屯有仗可打，有敌可歼，且也符合总部机动歼敌的指示精神，主张坚决打；政委王凤梧同志、参谋长王良太同志认为东进是战全局，如不执行有可能影响上级总的意图，贻误战机，责任重大，因而主张执行东进任务。经反复研究最后统一了思想，定下围歼靠山屯之敌的决心。并发电请示总部。”
沈的回忆同样说到了会议研究，同样没有说到钟伟仅凭一个人专断和暴粗，而且还说到其最后的决策是“经反复研究最后统一了思想，定下围歼靠山屯之敌的决心。并发电请示总部”的。
另外，5师的战报也说是“经过仔细考虑研究之后”，才“立即下定追歼八十八师的决心”的。
就现在能找到的史料看，从没发现历史上的钟伟是像报告文学中描绘的那样蛮横独断又大暴粗口的，相反，第5师关于靠山屯之战整个的决策过程十分规范，完全是中共特色的决策模式，一丁点的巴顿风格都没有，一丁点的韩复榘风格都没有。
说到这里，便又引出第三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即关于“违令”这样的事，师长说了算还是不算的问题。
就靠山屯之战5师要不要执行东总命令继续东进的决策问题上，师长一个人说了算不算呢？答案肯定让那些“中国巴顿”的制造者与传播者感到失望——不算。
自从1927年9月三湾改编以后，“党指挥枪”这四个字，在中共军队中可一直不是说着玩的。一直到1942年10月以前，我军连以上单位中，不论大事小事、不论军事的政治的，都不是军事首长说了算而是政委（教导员、指导员）说了算的。从1931年11月至1947年2月，中共军队中没有党委制，很长时间内，几乎是政委包揽一切。1942年10月以后，根据新颁布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委员工作条例》，军事首长才有了打仗时说了算的权力。该条例规定：“政冶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除属于作战方面的行动由军事指挥员决定之外，其他由政治委员作最后决定，但均须同时报告上级军政首长。”可见，除了作战之外，其他一切事情则全由政委说了算。靠山屯战斗时，中共武装中执行的仍然是这个条例。随着1947年2月开始的在军队中恢复党委制，像5师所遇到的是按东总的命令继续东进，还是留下打一仗这样的大事，又是必须要经过师党委集体研究才能决定的。事实上，从5师当年的战报与当事人的回忆看，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而且最后是统一了认识的。
长期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军的作战指挥原则上都是强调集中统一指挥与积极机断行事相结合的，但请不要误解，这个机断行事，并不是指哪一个师长或团长的机断行事，而是指的某一个下级单位的机断行事。
作为一师之长，什么事才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呢？这时的师长，在平时，关于部队训练的事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在战时，在诸如开进、展开的实施、兵力、兵器的区分、协同动作的组织、攻击重点的选定、攻击时间的把握以及战斗中各个阶段的战情处置等战术问题上，可以不经过党委而由师长一个人拍板。要不要执行东总命令这样的大事，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作战指挥问题，已经不在师长个人临机处置的权力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像这样“违令”的大事，师长一个人是说了不算的。
退一步说，即使这真的是一个可以由师长个人临机决断的事情，即使政委的意见一百个不合理，他也不可能就“毙了他娘卖×的”，哪怕仅仅是说说而已。
在中共军队中，还有一个与国民党的军队、与西方军队都不同且执行的特别严格的铁律，即凡是处置较大一些的军情，是必须要军政双主官同时签署，这个命令才作数的。特别是关于上级命令的贯彻执行和部队调动等敏感问题，就更是如此。如果不能统一领导班子的思想，如果没有政委的签署，单凭军事首长一个人下达的命令，下边也是没人执行的。这就是为什么季振同、万毅、曾泽生等倒戈能整师整军的把部队拉出来，而龚楚、邢仁甫等倒戈却一兵一卒也带不走的原因。
作为一个长期担任中共军队高级领导职务的钟伟来说，面对与他意见相左的政委、参谋长，他可不可能说出“我是师长，我说了算！谁再说走，我就毙了他娘卖X的！”那样的话来？作为一支把“党指挥枪”看作命根子一样的中共军队，在要不要执行上级命令的决策上，能不能踢开党委而由师长拍着桌子或者还挥舞着手枪一个人说了算？一百个不可能。甭管他是谁，要真的是报告文学里描绘的那个水平，在中共的军队里当个班长也许还将就，当个连长都不够格；若真的能够踢开党委而由师长用“毙了他娘卖X的”相威胁来决定他个人说了算，那这支军队根本走不到陕北，甚至根本用不着蒋介石动用大兵围剿，早就自己毁灭了。
钟伟在“违令”决策中，在自己的意见只占少数（三名师首长中有两名最初是主张依令东进的）、又在上级三番五次严令相催的情况下，能够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冷静地判断敌情，主动又灵活地捕捉战机，项着压力、冒着风险，力排众议，积极向班子中以“班长”为首的其他成员进行说服勾通，及时地向上级提出个人的建议，甚至在师首长的意见暂时无法统一时说出“打错了砍头砍我的”这样的话来，最终将全体领导的意见统一到自己的认识上来，是何等的胆识，何等的担当，又是何等的睿智。在与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同的坚持“党指挥枪”原则的军队中，这可能只是千千万万个战前决策中的一例，但却是只有共产党的师长才可以有的独具特色的精彩。历史上真实的钟伟比文学作品中的钟伟高出一百个档次，其更具人民军队特色，也更显英雄本色。
关于网上呈爆炸性流传的钟伟个人独断与暴粗的情节，我很想找到它的出处，但找不到。无论是当年的战报、档案，还是当事者的回忆，都没有丝毫这样的记述。所有这些极具戏剧性的传说，追根溯源，仍然全部来自纪实文学中的戏说，说直白点，全都是无中生有的胡编。
文学作品是允许虚构的，但任何作品都不允许臆造。非要比照传说中巴顿的模板，完全根据写作者的臆想，不顾史实也不遵常理地杜撰一些子虚乌有的故事，就是臆造。这样的臆造，甭管是出于历史虚无主义者别有用心的故意，还是出于崇洋媚外者盲目无知的跟风，客观上对于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都是歪曲，对于钟伟或其他被如此包装的我军将领都是污蔑、诋毁，而绝不是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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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巴顿”是谁，百度上铺天盖地，说的是钟伟将军。为什么是钟伟将军？因为传说中的巴顿是敢于犯上又经常暴粗口的，而纪实文学《雪白血红》中对钟伟的描述也是既犯上又暴粗的，不信你看下面这段：
“三下江南时，林彪命令5师进至长春路东，配合1纵消灭大房身约一个团的敌人。3月９日，5师到达靠山屯西南。夜间行军，白天睡觉。黄昏起来准备赶路，听见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边乱哄哄的。一侦察，是87师262团两个营。钟伟说打，有人说咱的任务是去大房身。钟伟说：什么娘卖X的大房身，送上门的敌人给我打！”
不知是借鉴，还是抄袭，在《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开国战将经典史记》一书中，也有类似的描写：
“此时，林彪又来电，命五师速至大房身。钟伟将军以拳击桌曰：‘我是师长，我说了算！谁再说走，我就毙了他娘卖×的！’”
通过这绘声绘色的描写，一个蛮横、霸道、粗俗的将军形象跃然纸上，这不是与传说中的巴顿将军很是相像？
大概只要是美国的将军，放个屁也是香的，暴粗与犯上自然也是应该崇拜与效仿的，尤其是他们无需“党指挥枪”而可以个人说了算的做法，就更是必须给予青睐和推崇，因而《雪白血红》中的描述，极大地满足了相当多的人们的意淫。打那之后，又有许多人加入到这个创作队伍中来，关于钟伟犯上与暴粗的故事被不断的添枝加叶，越传越神，开始呢还只是在纪实文学这样的艺术作品中流传，后来又在论坛里被炒作与放大，再后来竟然写到了正规的报刊上，写到了某些官方的网站上，于是，一个中共军队的高级将领，便被牢牢地包装成“中国的巴顿”了。
然而历史中的钟伟，是不是如报告文学中所描写的犯上、专横与暴粗呢？不是。我们就对照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一看：
首先讨论一下在靠山屯之战中那所谓的“违令”属不属于犯上的问题。
第二次靠山屯战斗（因在1946年有一次同名的战斗，故由2纵5师参加的这次靠山屯战斗，称之为第二次靠山屯战斗）的背景：1947年3月5日，我民主联军撤回松花江北，敌误认为我军败退，尾追不放，伺机报复。敌新1军30师、38师进至德惠以东及其东北地区，敌71军87师进至德惠西北靠山屯、88师之264团分三路过江北犯五家站、孟家崴子、莲花泡等地。东总决定歼灭该敌于松花江北。敌发现我意图后，遂于当日晚缩回靠山屯，87师也窜回农安。当晚我乘敌南逃，即跟踪追击，江边之敌已逃回江南。据此情况，东总确定于3月8日发动三下江南战役，向敌展开全面反击。
在第二次靠山屯之战中，民主联军2纵5师有过三次未依东总命令行事的所谓“违令”:
第一次“违令”，说的是5师未能执行东总1947年3月8日24时的命令而欲进行靠山屯战斗的情况。
综合39军116师师史与亲历其战的5师13团代理团长汪洋的回忆，当时的情况是，8日24时，5师接到东总电令，要求其立即出发，到达靠山屯南之朝阳川、万兴铺一带，准备明日下午东进，配合1纵等部队围歼大房身地区新1军。
3月9日，5师东进中长路，于上午10时进至朝阳川及其以北之蒿子站地区，即令部队组织侦察。13时许，捕获敌88师的几名逃兵，并找到一名由靠山屯出来的小学教员，得悉敌88师尚在靠山屯及其外围。与此同时，师侦察连亦在靠山屯以西之四平街与敌一个连接触，并将敌击溃。14时许，发现靠山屯敌两个连经靠山屯西南之拉拉屯向西运动。17时，我14团团长吴国璋在该团2营所在地八家子向师报告：发现靠山屯方向有大批敌人及大车向德惠方向撤退。
师接报告后，考虑到敌88师在退却中，战斗意志不坚定，战斗部署不周密，我一个师出击虽然要冒一定风险，但至少可以追歼其一部，最低限度不会吃大亏，同时，我18师、独1师位于靠山屯东北，均可支援。而若机械地执行东总的命令，经靠山屯以南继续东进，则势必同敌人的行军纵队交叉，被迫投入战斗，造成边走边打的局面，这样，仗也不好打，路也走不成，不仅放跑了敌人，错过了歼敌机会，而且必然不能在限定的时间到达指定位置，两下落空。而且当时因5师前两次下江南没有打上仗，全师指战员求战情绪高，有必胜的信心和把握。考虑这几方面的原因，经研究决定，遂定下决心，暂不执行东总8日24时要求其东进的电令，而就近攻击靠山屯之敌。
第二次“违令”，说的是5师未能执行东总3月9日16时、19时的两次电令，而继续进行靠山屯作战的情况。
9日21时，5师接到东总16时发来的电报，命令其当夜出发，于10日9时前到达德惠西南之四道沟一带，准备11时截击由城子街向九台退却的敌人。后又接东总19时发来的电报，令5师在到达上述指定地点后“自德惠南乘虚而入，插至德惠东南之于家粉房、四平川一带”。师首长研究后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部队已经全部展开，且14团已进入战斗，正与敌胶着，如执行此命令，从撤出战斗到收拢、集结、开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仅难以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而且必然放跑已抓住的敌人，前功尽弃。有鉴于此，遂决定仍按原定决心执行，并上报二纵与东总。
第三次“违令”，说的是5师未能执行东总10日12时至14时要求5师东进的电令，而继续其攻歼靠山屯之敌的情况。
3月9日晚，5师15团及13团向靠山屯搜索前进时，开始并未发现敌踪，以山炮向靠山屯进行火力侦察，屯内亦无反应。根据这一情况，5师曾一度改变决心，电告东总靠山屯已无敌人，准备收拢部队执行东进任务。但就在电报刚刚发出不久，10日2时许，15团进入靠山屯内，发现了靠山屯东端烧锅院子内尚有敌人，并获知敌人人数及武器装备的情况。钟伟得报后，即又一次“出尔反尔”，改变东进部署，令所部包围该敌，积极准备将其围歼，并将总攻时间定在10日的20时。但就在积极准备中，10日12时至14时又连续三次接“东总”电，仍令5师立即出发东进参加歼灭大房身之敌的任务。这个时候，攻歼靠山屯的战斗已经紧锣密鼓的准备中，师遂将靠山屯之敌情及5师歼敌方案电报东总，仍一本决心攻歼靠山屯之敌。东总接电后，于10日20时靠山屯战斗总攻发起前半小时来电，同意并肯定5师的决心。
这就是5师三次“违令”的情况。
“违令”之说或可以勉强说得通，但“违令”与“犯上”并不能完全划等号。5师靠山屯之战的“违令”，根本就谈不上“犯上”。
林彪曾在不同的讲话中反复讲到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这一对矛盾的处理，比如他说，“坚决执行命令，遵守攻击时间，否则会把整个局面弄乱了，游击队作战时没有这一问题，而大兵团配合作战时就完全不同了。但在临时情况变化时，在不防碍整个上级意图时，应当机断专行。机断专行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种。我们要求的是积极的机断专行，站在歼灭敌人的总意图上，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在不防碍整个部队协同动作的条件下，去灵活处理情况。这种机断专行是革命军队的本质。”他甚至强调，“在情况变化时，不执行命令是可以的。有些具体情况下，可以不照命令去做，如执行命令，倒反错了。”
为什么林彪鼓励部下“在情况变化时，不执行命令是可以的”？是因为战场情形瞬息万变，身处一线的作战单位往往比后方的指挥机关能更及时、更准确地掌握敌情的变化，而上级的命令有时可能是根据过时的敌情而下达的。当然这一问题在通信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是不存在了，前方后方对敌情的了解基本上可以实时共享了，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战场并不这样，靠山屯之战东总与5师对敌情掌握的时间差就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比如东总3月8日要求5师东进的的命令，是基于“靠山屯有敌4个团不便打”的敌情，然而待5师进到靠山屯附近时，敌人已经不再是东总敌情通报中的“有敌四个团不便打”，而是战志不坚定、部署不周密的仓皇退却之敌，已经是便于打了。这便是林总所说的“具体情况”。3月9日13时半，林彪、刘亚楼给5师的电报中，有“如小敌出来则单独歼灭之，如大敌出来则望引到靠山屯以西待主力到后歼灭之”的指示。这个指示的精神，又是一个“具体情况”。当然，如何把握这些具体情况，这便要考验一个战地指挥员的大智大勇了。而在这个考验面前，钟伟无疑是合格的。他把握准了这些具体情况，又本着“林总本日电示机动作战寻机歼敌之精神”，在及时将这一新情况上报尚不知此情的东总的同时，积极捕捉战机，临机决断，这正是林总所要求的，这能算是犯上吗？
5师第二次“违令”，违的是3月9日16时和19时要求其继续东进的电令，可当这一命令传到5师，却已经是5个小时后的21时了。这时，该师已按照既定部署于三个小时前的18时全部展开，且14团已进入战斗，就是想执行命令，也不仅难以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而且必然放跑已抓住的敌人，前功尽弃。东总16时下达命令时，估计尚未收到5师关于靠山屯附近的敌情报告，其所依据的可能仍然是“靠山屯有敌四个团不便打”的过时的敌情。此时5师如果继续按照东总5个小时前的命令去执行，那就正如林彪说的，“如执行命令，倒反错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5师钟伟才坚持原定决心不变，并上报东总的。这也算不上犯上吧？
5师在每一次“违令”时，都将“违令”的原由与新发现的敌情向上级做了报告，于指挥程序上、于上下级关系的准则上，都合规合理，根本不像报告文学中所说的“什么娘卖X的大房身”那样不恭和不屑一顾。当其第三次“违令”，即未按东总10日下午要求其继续东进的命令而坚持原定决心不变时，很快便得到了东总的回电肯定，在总攻发起前的半个小时，更是接到林彪、刘亚楼的电报鼓励：“望大胆坚决歼灭靠山屯之敌，不要顾虑增援。在靠德惠以东有我四个师，在发现大的增援时，望可出动侧击”。这一次的“违令”，正中林彪机动歼敌之下怀，就更谈不上犯上。
5师关于靠山屯之战的战报，同样很好地体现了该师着眼东总整个战役企图和“根据林总本日电示机动作战寻机歼敌之精神”积极执行命令的情况：
“九日十四时许我发现靠山屯敌约两个连经拉拉屯向西运动，十七时后十四团负责同志在八家子该团二营阵地观察情况，发现靠山屯方向之敌开始有一排人，嗣即人数众多及大车向南运动，当即及时报告师部，师根据情况及各种征候判断，知敌已向德惠方向撤退。
“师根据林总本日电示机动作战寻机歼敌之精神，研究具体任务及情况，认为八十七师已退往农安，八十八师已发觉我师位置向南撤退，按八十八师之战斗力在其退却的运动中，上下战意不会坚定，战斗部署不一定周密，我虽一个师单独出击，至少可求得追歼其一部，最低限度不会吃大亏受损失，如不追击任其逃窜，错过歼敌机会太可惜，且会沮丧士气（我师前次两下江南没打上仗，全体指战员都不高兴，都希望痛痛快快打仗，并有打胜仗的信心与坚决勇猛之精神，急欲打仗的情绪很高），也符合林总机动歼敌的基本精神，且如执行总部八日廿四时命令，经靠山屯以南继续东进则同敌人行军纵队交叉，势必被动地投入战斗，想不打仗而通过去是不可能的，如边打边走则仗打不好，路也走不成，甚至会吃亏，且不一定能依限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执行原定任务，会弄得两下落空。
“经过仔细考虑研究之后，立即下定追歼八十八师的决心。”
5师的“违令”，违的中规中矩，是完全按照我军指挥原则“违令”的，这与犯上根本就是风马牛不沾边。实际上就是到了今天，集中统一指挥与积极机断行事，也是作战指挥原则中一个讲烂了的话题，我真的不明白这怎么就是犯上了？
三下江南战役中，东总根据敌情的新变化，主要是靠山屯战场的新情况重新调整了作战方案，但却被某些文章说成了“师长调动指挥了东总司令”、“本末倒置”等等，这就未免太过炒作了。战斗中，上级根据更靠近一线的下级反馈回来的新情况修正作战方案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任何一场战斗，都不大可能是只要战前制定了方案便无论如何都不做改变的。如果只要是根据一线基层单位反馈的情况变更了战斗方案的，便都要被炒作成“本末倒置”的话，那么，“前卫连长指挥了团长”、“侦察连长指挥了师长”的情况将比比皆是了。
靠山屯之战后，钟伟受到了表扬，并被提拔，这不是一些文章炒作的那样是因为他的犯上、是因为他指挥了林彪、是因为他骂了林彪，而恰恰是因为他真正地吃透了林总机动歼敌的精神，也忠实而并不机械地执行了上级的命令。
好多人对纪实文学中描写的钟伟的粗口特别地感兴趣，只要说到钟伟就总会提到他的那句“娘卖X的”，好像不如此就难以向巴顿看齐，而必须有此一骂，才能更像巴顿。这是恶俗至极的炒作。
每每在网上讨论此一话题，总会有人对我质问：你敢保证钟伟从没暴过粗口？“娘卖X的大房身”是人家作者听“有些老人”亲口说的。我的确不敢保证钟伟没暴过粗口。不仅不敢保证，我还认为，作为一个带兵打仗的人，暴一两句粗口很正常。任何人都不免暴粗，就是孔圣人，谁也不敢保证他一生从没暴过粗。但即便钟伟真的暴过这样的粗口，又能说明什么？说明钟伟相比其他带兵人暴粗更多？说明钟伟这粗口就是故意针对林总的？如果是，何以见得？如果不是，仅凭任何人都会有的一句粗口，又应不应该如此这般地大肆炒作？
对于如何使用浩如烟海的史料或伪史料，是有规矩的，但有些人偏偏不守这个规矩，他们不是公正地、全面地、去伪存真地使用史料，而是有选择地使用史料或伪史料，以达到按自己的臆想改写历史的目的。这些人笔下的人物，当然是想包装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打个比方，假如在塑造孔子时，故意隐去其传道、授业、解惑的循循善诱，而只引用他的粗口，用不着多引，只要有那么两三个例子，那么呈现给读者的，就不再是圣人，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无赖了。这就像一位网友说的：选择性地引用一些实例来包装某些人与事，比赤裸裸的造假更恶劣。那些把钟伟包装成巴顿的作家们就是如此，他们故意地隐去大量的史实，而突出地炒作道听途说的犯上与暴粗，这就不是纪实，而是不怀好意的曲笔了，何况这“有些老人”姓甚名谁又说过些什么也只有天知道呢。
讨论过了有没有犯上，其次再来看看此战的决策过程，看看是不是靠了钟伟那一骂和有没有那一骂的问题。
时任5师参谋长的王良太回忆，当3月9日发现靠山屯及其附近敌人还未撤退之后，5师的决策过程是这样的：
“师里领导在一起进行了研究决定。在研究过程中，意见有分歧，基本上是两种观点：一部分同志不同意打，认为应该以局部服从全局，在上级没有新的命令时，我们仍然按原命令执行。如果不执行总部命令，在这里打这股敌人，万一影响整个战役的胜利，即使我们把这仗打胜了，那也是因小失大。
“而以师长钟伟为首的一部分同志主张坚决要干掉这股敌人。他们认为敌人处于欲退未退之时，从精神上和战斗布署上不一定有周密的准备，而我是一个师的兵力，部队几次下江南都没打上仗，要战情绪很高，这股敌人等于是送上嘴边的肥肉，应该把它吃掉，同时也体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在运动中歼敌’和总部‘灵活主动寻机歼敌’的作战精神。我们东进的任务是打援配合兄弟部队作战，到那里能不能抓住敌人还说不准。再说如果我们要放弃眼前的敌人不打，继续东进，敌人也不能让我们这样轻松走掉的，肯定要出来箝制我们。
“这样，我们师指挥部边研究敌情、制定战斗方案，边组织部队作战斗准备。尔后将情况电告总部。”
看到没有，关于这次“违令”的决策，是“师里领导在一起进行了研究决定”，“边研究敌情、制定战斗方案，边组织部队作战斗准备”，而且“尔后将情况电告总部”了的。从王良太参谋长的回忆中，没找到钟伟暴粗和一个人专断的记录。
同样参加会议的5师参谋处长李岱回忆说：
“师里接到报告后，进行了研究，参加的有师长钟伟、政委王凤梧、参谋长王良太、作战科长沈华坤和我，是不是执行总部东进的任务？师领导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并是有争论的。执行吧，敌人已成行军纵队向南撤退，我们如东进势必要穿过敌人的队伍，不展开战斗是不可能的。一展开战斗，是否能马上结束也很难说；不执行吧，总部当时的命令很严，有一个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问题，影响了全局，耽误了战机不是闹着玩的。师长钟伟认为这里有仗可打，坚决主张在这里打。当然争论双方都是为了更好的消灭敌人，而不是畏敌。”
李的回忆中，也说是经过了会议研究，也没有钟伟一个人专断和暴粗的说法。
另一参加会议的作战科长沈华坤回忆说：
“对面前的敌人，是打，还是继续执行东进任务，师里几个领导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当时意见不甚一致。师长钟伟同志、参谋处长李岱同志认为靠山屯有仗可打，有敌可歼，且也符合总部机动歼敌的指示精神，主张坚决打；政委王凤梧同志、参谋长王良太同志认为东进是战全局，如不执行有可能影响上级总的意图，贻误战机，责任重大，因而主张执行东进任务。经反复研究最后统一了思想，定下围歼靠山屯之敌的决心。并发电请示总部。”
沈的回忆同样说到了会议研究，同样没有说到钟伟仅凭一个人专断和暴粗，而且还说到其最后的决策是“经反复研究最后统一了思想，定下围歼靠山屯之敌的决心。并发电请示总部”的。
另外，5师的战报也说是“经过仔细考虑研究之后”，才“立即下定追歼八十八师的决心”的。
就现在能找到的史料看，从没发现历史上的钟伟是像报告文学中描绘的那样蛮横独断又大暴粗口的，相反，第5师关于靠山屯之战整个的决策过程十分规范，完全是中共特色的决策模式，一丁点的巴顿风格都没有，一丁点的韩复榘风格都没有。
说到这里，便又引出第三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即关于“违令”这样的事，师长说了算还是不算的问题。
就靠山屯之战5师要不要执行东总命令继续东进的决策问题上，师长一个人说了算不算呢？答案肯定让那些“中国巴顿”的制造者与传播者感到失望——不算。
自从1927年9月三湾改编以后，“党指挥枪”这四个字，在中共军队中可一直不是说着玩的。一直到1942年10月以前，我军连以上单位中，不论大事小事、不论军事的政治的，都不是军事首长说了算而是政委（教导员、指导员）说了算的。从1931年11月至1947年2月，中共军队中没有党委制，很长时间内，几乎是政委包揽一切。1942年10月以后，根据新颁布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委员工作条例》，军事首长才有了打仗时说了算的权力。该条例规定：“政冶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除属于作战方面的行动由军事指挥员决定之外，其他由政治委员作最后决定，但均须同时报告上级军政首长。”可见，除了作战之外，其他一切事情则全由政委说了算。靠山屯战斗时，中共武装中执行的仍然是这个条例。随着1947年2月开始的在军队中恢复党委制，像5师所遇到的是按东总的命令继续东进，还是留下打一仗这样的大事，又是必须要经过师党委集体研究才能决定的。事实上，从5师当年的战报与当事人的回忆看，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而且最后是统一了认识的。
长期以来，一直到今天，我军的作战指挥原则上都是强调集中统一指挥与积极机断行事相结合的，但请不要误解，这个机断行事，并不是指哪一个师长或团长的机断行事，而是指的某一个下级单位的机断行事。
作为一师之长，什么事才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呢？这时的师长，在平时，关于部队训练的事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在战时，在诸如开进、展开的实施、兵力、兵器的区分、协同动作的组织、攻击重点的选定、攻击时间的把握以及战斗中各个阶段的战情处置等战术问题上，可以不经过党委而由师长一个人拍板。要不要执行东总命令这样的大事，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作战指挥问题，已经不在师长个人临机处置的权力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像这样“违令”的大事，师长一个人是说了不算的。
退一步说，即使这真的是一个可以由师长个人临机决断的事情，即使政委的意见一百个不合理，他也不可能就“毙了他娘卖×的”，哪怕仅仅是说说而已。
在中共军队中，还有一个与国民党的军队、与西方军队都不同且执行的特别严格的铁律，即凡是处置较大一些的军情，是必须要军政双主官同时签署，这个命令才作数的。特别是关于上级命令的贯彻执行和部队调动等敏感问题，就更是如此。如果不能统一领导班子的思想，如果没有政委的签署，单凭军事首长一个人下达的命令，下边也是没人执行的。这就是为什么季振同、万毅、曾泽生等倒戈能整师整军的把部队拉出来，而龚楚、邢仁甫等倒戈却一兵一卒也带不走的原因。
作为一个长期担任中共军队高级领导职务的钟伟来说，面对与他意见相左的政委、参谋长，他可不可能说出“我是师长，我说了算！谁再说走，我就毙了他娘卖X的！”那样的话来？作为一支把“党指挥枪”看作命根子一样的中共军队，在要不要执行上级命令的决策上，能不能踢开党委而由师长拍着桌子或者还挥舞着手枪一个人说了算？一百个不可能。甭管他是谁，要真的是报告文学里描绘的那个水平，在中共的军队里当个班长也许还将就，当个连长都不够格；若真的能够踢开党委而由师长用“毙了他娘卖X的”相威胁来决定他个人说了算，那这支军队根本走不到陕北，甚至根本用不着蒋介石动用大兵围剿，早就自己毁灭了。
钟伟在“违令”决策中，在自己的意见只占少数（三名师首长中有两名最初是主张依令东进的）、又在上级三番五次严令相催的情况下，能够坚持自己正确的主张，冷静地判断敌情，主动又灵活地捕捉战机，项着压力、冒着风险，力排众议，积极向班子中以“班长”为首的其他成员进行说服勾通，及时地向上级提出个人的建议，甚至在师首长的意见暂时无法统一时说出“打错了砍头砍我的”这样的话来，最终将全体领导的意见统一到自己的认识上来，是何等的胆识，何等的担当，又是何等的睿智。在与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不同的坚持“党指挥枪”原则的军队中，这可能只是千千万万个战前决策中的一例，但却是只有共产党的师长才可以有的独具特色的精彩。历史上真实的钟伟比文学作品中的钟伟高出一百个档次，其更具人民军队特色，也更显英雄本色。
关于网上呈爆炸性流传的钟伟个人独断与暴粗的情节，我很想找到它的出处，但找不到。无论是当年的战报、档案，还是当事者的回忆，都没有丝毫这样的记述。所有这些极具戏剧性的传说，追根溯源，仍然全部来自纪实文学中的戏说，说直白点，全都是无中生有的胡编。
文学作品是允许虚构的，但任何作品都不允许臆造。非要比照传说中巴顿的模板，完全根据写作者的臆想，不顾史实也不遵常理地杜撰一些子虚乌有的故事，就是臆造。这样的臆造，甭管是出于历史虚无主义者别有用心的故意，还是出于崇洋媚外者盲目无知的跟风，客观上对于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都是歪曲，对于钟伟或其他被如此包装的我军将领都是污蔑、诋毁，而绝不是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