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纠缠”和“银铜复本位制度”
相比较明代，清代（1644-1911）作为“白银帝国”，其实需要打个折扣。因为，清代货币制度，基本延续明朝 “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制度，前朝纸币教训也使得清朝基本远离类似实验。用比较专业的语言，清朝自始至终所实施的是“银铜复本位制度”。
这个“银铜复本位制度”，是在一种货币体系下，两种货币金属同时充当货币材料，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价同时流通的制度，故并非是西方货币学所定义的”双本位制度“（Bimetallism）。一般来说，清代的“银铜复本位”具有如下特征：银钱供给的数量以及银钱比价，决定社会货币供给总量；国家完全放任白银供给和流通，白银偿还能力具有法律保障；政府视制钱为整个货币制度的核心，关乎国计民生，故国家垄断铜钱铸造，政府控制铜的生产与贸易，铜钱并非辅币，而是货币；白银和铜钱两种货币功能互补，大宗交易多用银，零星买卖通常用钱；国家对银钱比价没有法律约束，因市场上的供需状况而变动。
在“银铜复本位制度”之下，特别是至19世纪中叶后，清代货币体系日益复杂，除了金、银两、银元和铜钱之类的金属货币之外，还包括外币、私票、各种银行券，构成了多重的“比价”和“汇率”。其中，对清王朝困扰最大的是“银钱比价”、“金银比价”、“银银比价“和“双重汇价”的交叉影响。
“银钱比价”，源于银是贵金属，铜是贱金属，银价波动，铜价自然跟进。只是银钱的比价是反方向的：银贵则钱贱，银贱则钱贵，形成“银贵钱贱”和“钱贵银贱”的交替循环。“金银比价”，源于金银都是贵金属，金的价格透过银实现，银的价格透过金实现。金银比价是金融货币史中最基本的比价。金银比价的变化，主要取决于金银供给数量的起伏，或金银的相对充裕程度。清代的货币史，其实是白银逐渐成为主体货币，需求不断增长和白银购买力不断提高的历史。在16、17世纪，世界的金银市场处于分散状态，比价变动周期较长，幅度有限，频率缓慢，对中国国民经济影响还不那么强烈。18世纪后，全球形成了若干金银主要交易中心，白银价格呈现频繁的升降，且幅度加大，比价周期显着缩短。自1870年代，全球开始确立“金本位”制度，深刻影响了金银比价结构和频率。从此，中国货币经济愈来愈受制于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银银关系”，源于18世纪的最后25年，银元开始在中国成为一种广泛流通的货币，甚至成为其他银币的价值尺度。这样，在中国的生银和银元之间，就产生了“银银”比价关系。因为“银银”比价，并没有法定比价，于是自发产生“洋厘”行市。直到1933年的“废两改元”成功和确立银本位，外国银元彻底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维系八十余年“洋厘”行市最终消亡。至于“双重汇率”，是指对外贸易以白银结算，涉及金银汇率，或者白银与英镑、美元等货币的汇率；对内则是银钱汇率，由银铜两种金属的相对供给决定。“双重汇率”连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之所以清代还是“白银帝国”，主要因为白银自始至终是财富的基本形态；白银是基准货币；白银是国内跨地区贸易的交易货币；白银流入的数量以及白银价格的变化，直接影响货币供给规模；银价是物价的主要机制；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税种与白银密不可分；白银是窖藏的货币财富；白银是会计制度基础。一言以蔽之，白银支撑着国民经济的运行，若是没有白银，整个货币体系必然陷入混乱，甚至倒塌。
“白银纠缠”与自清末、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的“废两改元”
中国自15世纪开始白银货币化，不等于就自然确立了“银本位”。从1870-189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普遍实施“金本位“，西方国家建立了 “金本位的游戏规则”，白银地位全面跌落。中国没有成为金本位国家，不可能成为“金本位的游戏规则”的受益者。从此，中国的”白银帝国“光环开始暗淡无光。到光绪年间（1884—1908）中后期，尤其看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后实行“金本位”，在光绪皇帝和同代精英中，逐渐形成中国货币制度需要根本性改革的共识。所谓根本性改革就是要选择究竟实行“金本位”，还是通过“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
徐瑾在《白银帝国》中，提及了在这样的历史节点，美国货币专家精琪（Jeremiah W. Jenks，1856-1929）于1904年向清政府提出的以“金本位”为目标，导入金汇兑本位制币的改革方案。其基本要点包括在于以相当于白银一两的黄金为单位货币，金银币间比价维持1:32，由清政府在伦敦等地开立信用户出售金汇票以维持比价，且启用外国人担任司泉官，即掌管货币金融部门。精琪方案不仅符合历史潮流，考虑到中国国情，而且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当时的中国，货币主权观念已经在中国传播，加之各种利益集团的反对，尤以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反对最为有力，精琪的方案遭到清廷拒绝。这是不可弥补的历史遗憾。之后，清末的币制改革走上了以“废两改银”为核心的轨道。为了推销货币改革，光绪三十年（1904）创立的户部银行，几年后，户部银行更名为大清银行。宣统二年（1910），朝廷先后颁布《大清银行则例》和《币制则例》，从法律上确立银元的合法性，保证银本位制度的建立，并规定大清国币单位定名为“圆”，即“龙洋”。清末中国究竟铸造的龙洋的数目，无法精确统计。可以肯定的是，龙洋进入流通，大幅增加了铸币供给量，银两的存量减少，推动了中国货币制度从称量到计数，银钱平行本位向银本位的转变。
1911年，发生武昌起义，清朝被推翻。在民国初年，朝野上下的主流是在中国建立“金本位”。1914年2月，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和《国币条例施行细则》，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实行银本位制，其实是过渡性质的条例。1915年，北洋政府拟定《修正国币条例草案》，确认将来过渡到金本位制；1917年，北洋政府颁布《金券条例》，准备实施金本位改革。但是， 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反帝爱国热潮，严重阻碍原本希望很大的“金本位”改革。自此之后，中国彻底丧失了建立“金本位”的历史机会。顺便要说的是：梁启超实属为在中国实现“金本位”而努力的最后一人，他一定会为这个夙愿未能实现而抱憾终身。
北洋政府继续实施金银自由流动制度，国际市场的金银比价直接影响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中国无法摆脱白银的国内需求依赖国外进口的局面，世界银价的变动自然对于中国的币制及其经济影响甚巨。中国更无法改变对白银市场定价权的被动处境。金银波动成为世界货币金融体系对中国发生影响的最重要方式。中国货币供给属于“不可控外生变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银价波动。进入1920 年代，英国主导回归“金本位制度”。金银比价大幅度震荡。白银汇价涨落，对中国的国际贸易、货币供给、利率、偿还外债和物价，一句话，对国计民生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至1920年代末，英国回归金本位的失败，诱发了世界性经济紧缩和经济危机。进入193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金本位制瓦解，世界主要国家发行不兑换的纸币，贷币流通和信用制度遭到破坏，实施赤字财政，推行通货膨胀政策。在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全球金融市场完全处于失序状态，股票暴跌，银行倒闭，信用危机，企业也随之大量破产。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政府时代，有中央银行，却没有形成系统的“货币政策”体系，这不等于南京政府时代没有“货币政策”意识和行为。南京政府断然选择1933年完成从“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希望幸免于这次世界性大萧条。但是，毕竟“废两改元”是逆时代货币制度潮流的，并没有能够有效地抑制和化解中国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
白银纠缠”的极致和终结
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公民持有金币、金块或黄金证券为非法。193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一九三四年购银法》，立即刺激了世界白银价格上涨，导致中国多米诺骨牌效应：白银大规模外流，为过去五百余年所未有，引爆了从1934年夏季至1935年的“白银风潮”。进入1935年，白银存底继续减少、通货紧缩、利率上升、公债跌价、银行倒闭、物价下跌、企业破产、失业增加，而且涉及货币经济的主要环节，中国陷于全面经济衰退，形势坏到不容再拖的地步。1934年至1935年，一方面，中国这个昔日的“白银帝国”已经是只纸老虎，另一方面“白银纠缠”造成的“剪不断、理还乱”发展到历史的极致。
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清楚地认识到：从表面上看，中国是美国新白银政策的牺牲者，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银本位”。只要继续银本位，中国货币经济受制于国际白银价格，非中国可以左右，白银价格的上升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白银价格下降则导致通货膨胀。任何在银本位框架内的改革，都没有出路。唯有废除“银本位”，方有可能遏止白银外流，结束以白银为主要形态的货币供给完全失控的态势。
1935年初，中国秘密通知美国，计划放弃银本位，采取金银复本位，并将这种新货币与美元联系，以稳定中国的汇率。时至1935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已经恶化到崩溃边缘。11月4日，时任中华民国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发表《关于发行法币的宣言》，宣布废除银本位，并立即实施停止白银合法出口、白银国有化、统制银行系统、垄断货币发行权、严格外汇和黄金管制政策。
1935年的法币改革的前提是：法币和外汇需要有稳定的汇率，法币是可兑换货币，主要是英镑和美元。为此，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经过中国和美国的白银谈判”，于1936年签订《中美白银协定》，该协议成为美国支持法币改革的法律保障，标志美国和中国正式实行货币体系的合作。“货币制度中的相互联系背后，其实是对利益同盟的确认”。为了保证法币政策之实施，维系法币的可兑换性和汇率稳定，需要外汇自由买卖制度，这意味着国家需要有足够的外汇，持续实行白银国有化，强化国家对金融部门的垄断统制。
法币改革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法币改革意味着中国在没有经过金本位过渡阶段，完成了货币现代化，降低了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推动中国形成统一的国家市场的进程，对国民经济的效益明显，有助于国民经济走出萧条。法币改革与中日战争的时间相当接近。对于中国来说，法币改革加快了中国形成民族国家的经济共同体。另一方面，国家彻底垄断货币铸造权，国家全方位统制金融体系，开启了政府超量发行之门。“法币却如同历史中的其他中国纸币，从稳定到轻微通货膨胀，再一步步陷入高通胀而不可自拔，最终导致了金圆券的推出。民间白银和黄金外汇一起，再度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演绎了中国金融史上最为疯狂的一幕”。
南京国民政府主导的法币改革已经过去了八十年。但是，关于如何评价法币改革的历史地位，却始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如何，因为法币诞生，作为“白银帝国”的那个中国寿终正寝，也因此彻底终结了“白银纠缠”。然而，如今，建立在国家信用基础之上的各种纸币，呈现的是永无休止的货币扩张和财富贬值，以致人们不免怀念那个令人又爱又恨的“白银纠缠”年代。
徐瑾在《白银帝国》的结尾如是说：“以海外白银流入开始，以收缴真金实银结束，这就是中国白银五六百年的循环。期间有无数王朝的兴起与陨落，也有不少人杰的努力与奔走，一切都在历史之中回响，历史的循环之中，有无数天问等待答案。答案是白银，也是人性的贪婪，更是制度的大失败”。这是一个颇有历史空间感的结语。在世界范围内，研究货币经济，特别是研究货币经济历史，其实是一个少有遐想和拒绝浪漫的工作，更多是要面对严酷史实和严密的历史逻辑。如果用军事语言，货币经济研究始终处于冷兵器时代，那里的每件武器都是笨钝和沉重，锈迹斑斓，显然是以男性为主体，少有女性的领地。然而，前些年，在台湾，有一位历史学家林满红女士，她的《银线》（China Upside Down）,将19世纪中国经济历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近年来，徐瑾以她的《印钞者》和这本《白银帝国》，将史学家冷僻的工作，加以大众化书写，为货币经济历史的疆域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