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再理想的浪漫，再宏伟的建设，归根结底都需要孔方兄的支持。中共昔年与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更需要钱的支撑。在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金融商业城市，中共地工人员一样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
1933年，上海成立了广大华行。
所谓“华行”，是区别于上海滩上大批的外国洋行。广大华行的创办人为杨延修、卢绪章、张平（张焕文）、田鸣皋、郑栋林。
广大华行五位创办人
刚开始，只是在邮局租了个邮箱，用邮售方式经营西药、医疗器械业务（可谓电子商务的先驱）。当时租借了上海天潼路怡如里29号的大亭子间，分隔成内外两间，里面一小间作为杨延修和他的妻子朱学明的结婚新房，外间作为广大华行办公室。白天由朱学明协助照应；到了业余时间，五位合伙人才到办公室处理业务，所有开支都精打细算。一年后，随着业务迅速发展，办公地址迁至宁波路47号香港国民银行五楼。
天潼路恰如里646弄，现在已被拆迁，成服批市场
1937年至1938年间，卢绪章、杨延修、张平先后加入中共，广大华行也成为中共上海地下秘密联络点之一。不久，广大华行被中共南方局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由卢绪章任董事长、总经理兼党组书记，杨延修任副总经理。
杨延修
周恩来亲自为广大华行明确了三大秘密任务：
一是交通联络工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国民党统治区往来提供方便。
二是情报工作，通过国民党内部的关系搜集情报和经济资料。
三是经济工作，为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等机构提供和调节经费。
1939年至1941年，国民党政府接连掀起了“平江惨案”、“皖南事变”等一系列反共摩擦高潮，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再度遭到严重破坏。局势严峻，毛泽东提出白区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周恩来为此重新安排国统区内的党组织：以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单位为第一线；原各省、市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再建立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
万一形势突变，第一线被迫撤退，第二线遭到打击瘫痪时，第三线仍能扎根白区发挥战斗作用。
此时的广大华行已经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商业网点遍及半个中国，便于掩护党的工作，周恩来将广大华行选为第三线机构。从此，广大华行由党的一般地下机构转为隐蔽最深的地下经济事业和秘密机构，专做地下经济工作，为党提供和调节经费。
1943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谍报巨头在重庆红岩村接见杨延修。周恩来对杨延修亲口交代要更好地为党的特殊战线工作：“你在白区的工作，你的工作就等于战场上一个师。你就要当好这个资本家。而且要当得很像大老板，要住得很像样。”
广大华行的资金积累与业务发展比预计的要快，为党做了许多提供与调节经费的工作。杨延修以“大老板”的身份，先后与工商界人士合办了一些企业，如昆明中和药房、贵阳广和药房，与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合办民安保险公司等。为了增加保护色彩，一些国民党军统、中统头目，包括蒋介石侍从室专员等，都被拉进来担任广大华行顾问、董事、监事，并把黄金、美钞、金圆券都存在广大华行，广大华行则给他们很高的利息。
卢绪章民国时期身份登记
在此期间，广大华行先后在昆明、成都、两安、贵阳、衡阳、桂林、兰州、汉口、天津、香港、广州、台湾、青岛、沈阳设立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并相继开拓东京、伦敦、印度、香港、南洋等地市场，共开设二十多个分行和办事处，到1948年底资产达二百零二万美元，成为有一定实力并在国内外享有信誉的企业。
抗战胜利后，杨延修以国民党上校头衔及上海市卫生局接收员身份抢先赶回上海，以低价承租了上海外滩一号（中山东一路1号）亚细亚大楼底层，作为广大华行从重庆迁回上海后的办公地点。当时黄金差价是：重庆便宜，上海贵。杨延修凭借特殊身份频繁往来重庆与上海之间，通过买卖黄金来套汇。广大华行一下子就挣了很多钱，为党筹措了大量资金。
上海亚细亚大楼
由于广大华行纽约分行的开拓，广大华行已成为美国施贵宝药厂在华总代理，更多西药将源源不断地运抵上海。这时，杨延修奉命筹办“广大药房”来扩大经营销售。
1946年8月15日，广大药房在广东路389号举行盛大开业仪式。杨延修兼任经理，他忙着接待前来祝贺的社会名流和医药界头面人物，其中有大名鼎鼎的青帮头子黄金荣。由他坐镇，上海滩的地痞，瘪三等根本不敢趁开张之机来“敲竹杠”。
广大华行成为施贵宝在华总代理
为了进一步奠定广大华行西药经营的基础，增强发展后劲，同时振兴民族工业，广大华行领导层决定创办制药厂。正好这时传来陈果夫将在上海筹设特效药研究所的消息，杨延修他们立刻感觉，如能争取到陈果夫的合作，可以“一箭双雕”。不仅使创办制药实业的计划易于落实，而且有了这个政治“靠山”，可以大大提高广大华行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抵制敌特对广大华行的侦查与破坏，更好地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真是个难得机遇。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一合作计划。
国民党政治元老陈果夫
1946年深秋某日，通过关系的运作，杨延修走进南京陈公馆的铁门。看着比自己年轻二十多岁，气度不凡的杨延修，陈果夫矜持地微微颔首。双方寒暄几句以后，杨延修从包里取出两盒刚从美国进口的链霉素特意送给了痨病缠身、求药心切的陈果夫。陈果夫顿时有了好感，加上这位年轻人对制药的计划谈吐，让陈果夫更感到扎实、稳重和干练的作风，也正是他欣赏和期待的。当时江湾西体育会路1102号有块面积三亩多的空地廉价求售，杨延修说动陈果夫，欣然同意与广大华行在这块空地上合办“中心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开张签到笺上陈果夫签名，右上第一人
1948年3月8日上午10时，中心制药厂举行开业典礼。身患严重肺病的陈果夫当时正频频咯血，仍由随身医生陪同，带着备用氧气袋，以董事长身份为仪式剪彩，上海市长吴国桢率领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等官员左右护驾；各界社会名流也纷纷到会祝贺，陈果夫为广大华行撑起了保护伞。
二、驰骋华尔街的中共党员
除陈果夫，广大华行还与宋子文、马步芳等创办了中国皮毛公司，在台湾与吴开先创办七星纱管厂等企业。在广大华行的朋友和股东里，有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梁若节、国民党驻新疆特派员沈立中、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国民党政府卫生署医药司司长俞松筠等等。
当时国民党高层官员中甚至流传说：“只要跟着杨连生（杨延修）干，保你财神爷请进门！”杨延修也必须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加强接触，混得烂熟，但要严守不能与左派人物和亲共分子来往。
在特殊时期，广大华行能秘密而有效地为党掌管好”钱袋子”。为了打破国民党对边区和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广大华行通过各种秘密渠道，给中共党组织调剂金融和输送经费。当时规定广大华行只能由周恩来单线领导。这些钱如何来往，都由周恩来派来的同志指导，但都绝对保密，即这些钱当时都是不记账的。
根据杨延修回忆和党史学家研究发现，从1942年至1949年间，广大华行分别向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中共南京局、上海办事处和解放区提供的经费和房产包括：
a.1942年起到抗战胜利，重庆红岩村的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经常从重庆广大华行提取经费，有时兑换货币或金银，有时“一包钱有好几十斤重”。重庆期间，广大华行还向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提供了大量药品、香烟、钢笔、手表、奶粉，其中有刘伯承元帅的假眼睛；
b.1946年，中共驻沪办事处（位于上海思南路73号的周公馆）是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的二十根金条买下的；上海、南京的《新华日报》办事处房屋也是广大华行购买或租下的；
c.1946年下半年，刘少文从广大华行提取五十根金条，买下中共南京局在中山路的一栋楼房（据杨延修回忆是南京梅园新村的购房款），后来又提取一亿元法币作为南京局的经费；
d.1949年初，由张平送交刘晓一百万美元，此款是按中央指示支援越南劳动党的，刘晓在香港德辅道的连卡佛店铺转交给了越南劳动党驻港代表黄文欢。
其他的款项，数不胜数。
以上这些金条和经费（法币）、物资等相加，即便在今天也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广大华行副总经理舒自清，更是成为华尔街上的中共大亨。
1918年，他出生在上海市虹口区，十八岁就成为英国义茂利会计师事务所最年轻的审计师，又受聘为上海洋行的高级职员。
1937年10月成为秘密党员。1940年奉派到重庆担任广大华行副总经理，把原名“舒鸿源”改为“舒自清”。
舒自清先生与其妻黄雨青女士
舒自清为人豪爽，善交朋友，他利用自己是蒋介石小同乡的身份，在上流社会混得风生水起，请客吃饭、打桥牌、搓麻将，联络感情，刺探情报，寻找商机。他搓麻将很有一套，专门输钱以取悦名媛阔太，但输多了又是党的损失，所以一般只打4圈，输个50元左右，然后找个借口婉言告辞。不久，舒先生就变成了“输先生”，颇讨众人欢心，并且纷纷传说：“广大华行有蒋委员长的背景”。
1945年1月，遵照周恩来要求广大华行大力开展中美贸易的指示，27岁的舒自清，携带20万美元，远赴美国为党经商。他英语流利、业务娴熟，先去芝加哥伯特药厂接洽订货业务。销售部经理收了定金，却不肯按期发货。因为西药在中美市场差价很大，所以舒自清痛下血本，终于使老外答应３个月内交货。可是他最希望拿到的该厂在中国的代理权，却被傲慢地拒绝了，对方认为广大华行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还不够资格取得代理权。
舒自清不以为意，转而前往纽约华尔街，在那里创办了广大华行美国分行（华尔街120号），并且把目标锁定在世界著名大药厂。他的首选，是早在1918年就来上海开设办事处的美国礼来公司，它是从事药品研究、生产和销售的世界十大著名医药公司之一（在今天仍是，今天的办事处在上海新天地）。礼来公司销售部主任更加傲慢，接下来，惠氏、辉瑞、默沙东等药厂，表现出来的美国式自大和对中国的无知，如出一辙。好在舒自清久经磨练，丝毫不为这挫折而气馁，千方百计寻找新的突破口。他终于辗转找到了上海时期的老朋友、纽约花旗银行副总经理，并且获得其大力支持，向美国六大药厂中排名第二的施贵宝公司作了推荐。
美国华尔街
经过认真准备，舒自清拜访了施贵宝公司中国部经理帕克.格林。格林对于花旗银行副总的推荐，还是很重视的，而舒自清给他的印象，也的确是个有实力、可信赖的资深商人。格林答应向上级力争把中国的代理权交给广大华行。两周以后，国际部总经理魏克答应约谈。舒自清的准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并全面了解魏克的资历业绩、性格爱好、工作作风，有针对性地准备了好几套谈判方案，终于再度攻克难关，双方基本达成合作意向，可是对于关键的利润分成，老谋深算的魏克却迟迟没有提及。舒自清心里很着急，表面却装得若无其事。他事先了解到施贵宝有一批盘尼西林存货，就主动提出马上购买10万美元的药品。这一招很灵光，魏克当即拍板，把施贵宝在中国和东南亚独家经销西药的代理权交给舒自清，每单生意给他10％的代理费。这和舒自清心中15％的比例差距颇大，但是仔细权衡利害后，他认为“风物长宜放眼量”。
世界药企巨擘，施贵宝
1945年12月，广大华行美国分行与施贵宝公司签订了正式合同，舒自清马上买进10万美元的盘尼西林和其他药品，包了专机运回国内。而盘尼西林正是当时国内奇缺的特效消炎药，货到上海，便售罄，仅盘尼西林就赚了10万美元。
广大华行的西药生意如日中天，接下来的几笔生意总额达到了100万美元，舒自清没费周折就将代理费提高到了15％。这使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也眼红起来，托人向施贵宝的老板索要中国的代理权。精明的魏克当面向舒自清表示，不会给宋子文，但是话锋一转，又乘机压低代理费。不料，舒自清针锋相对，要求把代理费提高到25％，弄得魏克目瞪口呆。舒自清承诺他可以把今年的生意做到500万美元。结果，他不但如愿以偿，还免除了广告费。
算盘打得精
舒自清意气风发，又把眼光转向了钢铁、化工、机械等领域。总公司的订单源源不断涌来，美国厂商也纷纷上门接洽业务，以致广大华行从美国进口的西药、钢铁的金额数量，超过了所有的民族资本和宋子文、孔祥熙系统的官僚资本的公司。但舒自清又与杜邦、摩根等垄断财团建立业务往来。一时间，他和美国分行声名远播。大家都认为舒自清有实力、有后台，是新兴的买办大资本家，从没想到他是一名中共经济地工。舒自清以丰富的贸易和财会经验，高超的英语水平，坚定的党的信仰，在国际贸易舞台上，独当一面，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通多条贸易渠道，为中共正在举行的国共谈判和政协会议提供了宝贵的外汇，并向国内进口大批西药和其他急需物资，为新中国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12月，舒自清奉命撤到香港，就任华润公司总经理。他把自己在广大华行的股份红利10万美元全部交了党费，还说：“我是为革命才回国的，不需要一分钱存款！”当时国内东北、华北的工业正在恢复和建设，急需便于装置的机材和钢材。舒自清马上想到了东邻日本，继续发挥经商特长，将华北、东北的万吨大豆、上千吨脱壳花生运往日本，回程的货物有电机、大型水银整流器、大小不同的马达等。随后生意越做越大，至朝鲜战争爆发，又从东北、华北出口400多万美元的油粮矿产，换回400多万美元的电机、钢材和工业生产必需品。
解放初期农业大生产
遗憾的是，1954年回国后，舒自清这段特殊的经历，使他备尝坎坷。
1956年，创办广交会时期的舒自清（中间者）
1956年任外贸部进出口局副局长。1960年代，调中央调查部担任美国研究所所长。
1966年开始，由于舒自清夫妇的特殊经历，被造反派当作“美国特务”批斗。
1967年，他们被秘密关进北京市秦城监狱。舒自清被当作“政治重犯”单独关在小囚室，顿顿都吃菜汤、窝头，根本填不饱肚子；冬天屋里冷得像冰窖。即使这样，他还是利用坐牢的时间重新系统学习了马恩列斯的原著，出狱时光读书笔记就装满了一麻袋。
秦城监狱围墙
1972年10月，形势稍有好转。1973年1月，妻子黄雨清已报病危七次，舒自清的身体也很不好，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放了出来。头上仍然戴着政治帽子，没有工作，妻子濒临死亡，孩子四分五散。
1976年10月，舒自清也获得第二次“解放”，改革开放以后，他的才能有了用武之地。在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部担任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对他在建立特区、引进外资等方面提出的意见非常重视。舒自清当年的一些部下后来成了亿万富翁，他利用这些老关系促成了许多中外商贸项目。
1988年离休。
1989年6月7日，联合国准备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国际关贸会议，舒自清为参加会议亲自写了发言稿，力主中国加入WTO，可惜壮志未酬，就在会议前的6月1日中风倒下。
舒自清墓碑前碑文
1996年逝世。
三、党国尽是收钱人
张平，原名张焕文。江苏省无锡县洛社镇滨口村人。1912年生于农家，8岁丧父，13岁来到上海，在英国约克洋行当清洁工。刻苦自修，后被聘为高级职员。
1938年7月，他宣誓入党。是广大华行创始人之一。
广大华行五位创始人
1940年初，张平接到上级的秘密指示，为防止国共关系破裂，白区工作中断，要把广大华行改做中共第三线备用的绝密机构，让他马上投入公司改组及中心向西南转移的工作。他完成各项改组任务以后，于1940 年7月从上海启程奔赴重庆。
当时，由于战火迅速蔓延，去内地十分困难。必须先乘船到香港，再换船去越南海防，经法国人建的小铁路，转道云南、贵州再进四川。张平从香港上了法籍轮船"小广东"号，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刚到琼州海峡，就传来消息，日军截断了前面的航道。船长只得下令掉头返回香港。
滞留香港期间，他偶遇过去的朋友，欧亚航空公司电信股长顾乐村和报务员盛棣华。这两人曾经多次得到张平的帮助，再次相见真是又惊又喜，张平热情地邀请他们共进晚餐。
席间谈到彼此的近况，顾乐村与盛棣华郁闷渠道不通，没法赚钱等。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张平敏锐地感到这是个好机会。因为战火遍地，交通断绝，广大华行的业务也受到影响，正在寻找新的货运渠道，同时保证党的地下交通顺畅无阻。于是张平提议，由广大华行投资百分之五十，与顾乐村与盛棣华合作建立'新中贸易商行'，张平任经理，动用关系让飞机运送紧俏的贵重西药、医疗器具到内地销售，赚大钱，顾、盛二人喜出望外。
图与文无关，民国四十年代晚期空姐
在张平的努力下，新公司很快筹备就绪，马上起用了这条空中运输线。依靠从外国洋行到中国商场十几年搏杀的丰富经验，开头的几笔买卖盈利丰厚，前景看好。顾乐村和盛棣华对张平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新中贸易商行并入了广大华行。
香港、海防之间的水路恢复以后，张平立即赶往海防，乘坐去昆明的小火车。没想到小火车开到中越边界的老街，前面的铁路全被拆毁了，张平只好下车再想办法。沿途土匪出没频繁，专抢过路的商旅。张平靠着意志和信念坚持走了一天一夜，终于在河口赶上了火车，辗转于年底到达重庆。
中共委派张平担任广大华行会计主任兼贵阳办事处主管。接任伊始，他就听说有一批英国进口的稀有药品被贵阳稽查处扣押。张平非常焦急，让司机开出卡车，冒着漫天的大风雪立刻赶去解救。重庆到贵阳的路况艰难，张平几次差点坠入深壑，靠着意志力，张平坚持到达了贵阳。
何应钦四弟，原名应瑞，字辑五，“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
贵阳稽查处长是个吃两头的家伙，弄不好财货两空，还会惹祸上门。张平决定不直接与他打交道，而把目光锁定在贵阳城里的权贵，省卫生委员会主任何辑伍（何应钦之弟）的身上。他启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送上大批金条，很快就把被扣货物领了回来。可是第二天一早，警察突然上门查户口，不由分说把张平和刚从延安来的严朴夫妇抓走。张平拿出"老板"的派头与警察局长周旋。因为他确实刚从贵阳抵渝，又有广大华行经理的身份，而且言谈举止无一不像循规蹈矩的商人，所以警察拿了点好处就先把他放了。张平立即以无锡来投亲的表兄嫂的身份，设法把严朴夫妇保出，所幸有惊无险。
特科晚期成员，三十年代末曾任中组部二科科长，严朴
1941年春，广大华行的业务扩展很快，张平被派往成都筹建分行。成都位置优越，富庶发达，是天府之国的重要城市。许多内迁的工商企业、医院、学校、国民党的军政后勤单位纷纷落户于此。
张平牢记中共对白区工作者（地工）勤业、勤学、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要求，广泛结交成都社会的上层人士，特别是医药界有影响的主管、医院院长和医大的教授，为推销药品和医疗器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遵照周恩来不断提升个人社会地位的指示，他参加了"国际扶轮社"（
国际扶轮社标识
不到一个月的紧张筹备之后，张平正式挂出了广大华行成都分行的招牌。做到了‘开门红’，一举把中央、齐鲁、华西等各大学的医学院、附属医院，江苏、南京等各省、市地方医院、专科医院的大批订单抓在手里。
社交活动中，他结识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卫生处处长郭致文。此人把持着国民党空军医院系统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材的大权。国民党空军向来是天之骄子，空军后勤部门的经费也最充裕。张平明白，只要抓住了郭致文，就等于挖到了金矿。郭致文为人贪婪，有一次挪用公款倒腾黄金全盘赔尽。总部马上要来查帐，如果暴露，必被送上军事法庭。郭致文只好又来求张平帮忙，张平没说二话替他补上了窟窿。致谢席间，郭致文举杯对张平说："今后若有差遣，兄弟粉身碎骨决不皱一皱眉头！"二人开始倾心相交，所托之事，无不办得干脆、漂亮。
张平拿到了空军每年购买西药和医疗器具的全部订单。从此，国民党空军系统的军费源源不断地流进了中共财政系统。
1943年，张平筹办售药门市，准备加倍赚钱。为了扩大影响，开张典礼搞得非常隆重。市长和警备司令等军政要人送的条幅，挂在大门口显著的位置；大批名流、同业贺喜的镜框、花篮从扶梯一直摆到街上。鞭炮声中来贺喜的宾客川流不息，热闹非凡，成为茶馆酒肆的中心话题。
1944年7月，张平被调回重庆主管总行的财务。为了防微杜渐，细心谨慎的张平制订了严格的会计制度。货单、进帐各项细目搞得一清二楚，每月结算，从没出过疵漏。还准备了两本帐簿，以应付国民党的税收稽查，让敌人挑不出毛病。
开国中将，中共情报系统地区领导刘少文
1944年8月，中共南方局领导刘少文，代表周恩来召集广大华行特别支部成员开会。晚上，他们以打麻将做掩护，表面看起来完全像平常的社交聚会。在麻将牌的碰撞声中，刘少文听取了广大华行的工作汇报，并向同志们传达了延安整风的精神，特别提及在白区孤军作战的情况下，做到刘少奇所说的"慎独"的重要性。张平等人深受启发。
当时，周恩来秘密派人到广大华行取钱，都是由周恩来下令，经张平之手执行的。一般都在深夜把现钞装好麻袋，等秘密交通员来取。广大华行不断向延安、向地下党提供经费、药物或其它解放区短缺的物资，成为中共在建政前斗争中经济上最为可靠的支柱。
1945年4月，张平曾被派往兰州筹办分行。通过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他弄到了一个"第六战区湘谷运输处上校参谋"的头衔。这东西既是护身符，又能优先购买机票，方便生意，张平立刻动身飞往兰州。
由于有国民党军长龚梦涛、高级政客张军光、军统西北区区长少将程一鸣等人的介绍，兰州的国民党，党、政、军、警、特都把这位张上校当作自己人。郭致文还亲自到兰州为张平拉场子，宴席间，带他认识了空军兰州基地卫生处、空军医院、省府卫生部门、八战区司令部所属医疗机构的头头脑脑。张平又结交当地工商实业界人士和科技人员，还担任了"国际青联社"的副社长，很快变成兰州社会瞩目的名人。
1926年中共党员，脱党后加入国民党复兴社，后为军统元老
张平一方面要建立药房，继续做西药、医疗器械的买卖。还要捋顺对苏贸易的通道，从新疆接运苏联药材，转送内地。同时，积极筹划在西宁、张掖、酒泉、武威等地收购肠衣，准备开办肠衣加工厂、肥皂厂和药棉厂。然而，由于抗战形势的变化和其工作性质的重要性，张平在兰州只呆了5个月，就被调回总公司，担任广大华行副总经理，民安、民孚等公司的董事。
1946年春节，张平在重庆红岩村受到了周恩来召见。交代他继续深藏不露，为组织做更多的事情。
胜利光复后，广大华行迁回上海，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上海滩行业商事的翘楚。同样，也引起国民党情报机关的注意与眼红。
一次保密局的一个高级特务找上门来，说上峰密令要抓广大华行里的共党分子。张平告知其，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先生是组织部长吴开先介绍入党的，并且还兼挂着国军二十五集团军的少将参议。公司的协理、经理也多是国军的上校、国府的参议。特务话锋一转，转而大骂时局艰难，生活每况愈下，言辞间透出要钱的意思。张平马上花了些钱，将此事摆平。
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
1947年初夏的一天晚上，杨延修儿子的家庭老师朱亦祥悄悄向朱学明透露，他从那位担任警察分局副局长的大学同学嘴里得知，上海警察总局已接到南京政府密令，称广大华行在与共产党做生意，要对其主要负责人监视侦察，上海警察总局已命令各分局侦察上报。
朱学明并不知道丈夫的真实身份，只是向他提个醒。杨延修顿觉事态严峻，立即召集其他几位负责人紧急商议。大家认为广大华行党支部内部没有发生任何差错或纰漏，敌特不可能掌握确凿证据，因此能够顶住他们的侦查。
杨延修与其夫人朱学明
为了消弥纷扰，及早结案，广大华行在上海蒲石路（今巨鹿路）俞家花园宴请了社会局长吴开先、民政局长张晓松、警察局副局长张师等人。社会局长吴开先一直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实权人物，有“上海的党皇帝”封号。后被汪伪“特工总部”（76号）抓捕，开始宁死不屈，后因为蒋汪当时环境下的政治勾结，一度成为汪、蒋之间秘密“和谈”的使者。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直接任命为上海市社会局局长。
上海沦陷期国民党领导，传奇人物吴开先
杨延修极尽对“活烈士”的钦佩和赞扬，很快博得了吴开先的好感。随即向他介绍了广大华行的创业经过和经营业绩，强调自己只是埋头生意的商人。吴开先微微点头、面授机宜：“你尽快写一份报告书，详细说明广大华行的组织性质、发展历史、经营概况等报社会局，我们会送呈南京内政部、经济部，请求撤销密令。”
杨延修很快将报告书送到社会局经办此案的主任秘书手里，又托关系去南京斡旋，终于化险为夷。在今天的南京档案馆还能查到中统有关此案的公文，上有陈果夫亲笔批示的“归档”两字。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南京国防部不久又下正式命令，称广大华行运输大批粮食面粉去“通匪”，要对各地广大华行负责人进行监视侦查并上报。
这个文件对广大华行的威胁很大。杨延修他们决定主动釜底抽薪，停掉这个地方粮食业务；同时请一些国民党要员出面解释，称此“完全是误会”。并由一位与杨延修关系很铁的要员出面宴请上海军、警的头面人物，说明杨延修等人的经营是正常的，现在连正常生意也主动不做了，要求他们帮助销案。
为了撤销国防部查纠广大华行通匪的密令，张平受组织派遣去敌人内部打通关节。
某日夜，他携带大批现钞与上海警察分局局长严少白来到法租界。车子在严少白的指引下七拐八弯，最后停在一座花园洋房的门口。
严少白示意他下车等候，自己上前按响了门铃。过了许久，出来一位穿着考究的男子，严少白满脸陪笑地对男子介绍张平，‘广大华行的张副总，财神爷啊！凡事请多多关照！ ’张平随即立刻送上钱箱。那人神情倨傲地接过去，转身走了。张平刚想问严少白，严少白却拉着他上了车马上开走了，不久密令果然销声匿迹。
面对国民党情报机关数次的怀疑，核查，广大华行的高层（中共组织）充分利用中统、军统和国府高官为他们保驾。军统少将梁若节（传说戴笠之死与其有关），就曾在上司面前拍胸脯担保："卢绪章他们要是共产党，我也是共产党了！"
1976年时任台湾三军大学校长的蒋纬国写给梁若节的信笺
为了在社会上“ 撑起”广大华行的门面和地位，杨延修他们的生活起居都按公开的社会身份安排，隔三差五地宴请宾客，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地应付官僚、特务等各色人等。在这种灯红酒绿的奢华表象中，这些中共高级经济特工还是严守了组织纪律。
公司主要负责人一般不去舞厅，出门应酬也都带夫人，不娶小老婆。杨延修还经常请职员到家里吃饭，过年与广大职工一起聚餐。平时每天中午公司有包饭，经理、职员一起进餐，同等待遇。广大华行的任务原则：为党赚钱，赚钱给党。”
杨延修的酒量很好，据说有一次能喝一瓶茅台的量。组织曾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在公开应酬场合，要帮助上级应对敬酒和拼酒，避免醉酒误事。长年累月的经营中，广大华行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党批准建立的复杂社会关系，长期积累，成为一家颇具规模的企业集团。而创造了天文数字的经营业绩后，卢绪章、杨延修他们的团队功成身退，将全部公司财产“裸捐”给了党。杨延修不但和其他同志一起上缴了广大华行的股权和酬金红利，还主动把在民安、民孚等企业个人投资的股权和酬金红利共计10万元美金也全部上缴党组织。
1948年11月，当中共武装斗争胜利已成定局时，中共指示结束广大华行，除张平，舒自清继续留港工作（进入华润公司管理层）外，卢绪章，杨延修等其他主要干部到解放区‘归队’学习，为准备接受城市经济管理工作做好准备。广大华行将属于党外人士的股份发还给股东，而中共党员的股份、红利和奖金全部上缴党组织，所有资产全部并入华润公司。广大华行至此完成其历史使命。
1938年初，杨廉安（原名秦邦礼，中共早期领导人秦邦宪，即博古胞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到香港创办联和行(Liow & Co.)。
特科中晚期成员，华润创始人杨廉安，其入党介绍人为严朴
1948年12月18日，联和行改名华润公司，正式向港英当局注册成立。据《杨尚昆回忆录》，公司起名源出是：“华”取自中华，“润”取自毛润之。
1949年3月，周恩来、任弼时指示在香港的刘晓、钱之光将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这是华润在建国前后进行的第一次机构重组。
中共情报系统，党务系统上海及华东局领导人之一，曾任驻苏大使刘晓
1949年6月30日，广大华行结束了最后的清算，最后一次党支部会决定：拿出40万美元退还非党群众的股份，党员负责人的股款和红利酬劳一律上缴。
上海解放以后，杨延修先后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商处副处长，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局长等经济部门领导职务。
卢绪章，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对外贸易部局长、副部长，华侨旅行社社长，国家旅游局局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外贸部副部长，对外经贸易部顾问。
时值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火热播出，对比之下，感叹唏嘘。而广大华行的事迹和人物原型亦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拍过《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今天，已经无人知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