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数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经济发展陷入长期的相对停滞。其中，无论是以资本积累增加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还是以科技发展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在发展中国家一直很难实现。
在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里，有三个问题是必须面对的：一是技术的绝对落后，二是资本的绝对稀缺，三是就业岗位不足与伴随的大量失业。
于是我们把产业大致分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三种来分析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及其优势。
技术密集型产业（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y）需要以尖端的科技为核心构建产业，这在一般发展中国家根本不可能实现。
资本密集型产业（Capital-intensive
Industry）是指需要较多资本投入的行业，我们所熟知的能源工业以及钢业产业，都属于需要大量资本与设备投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内生特性是“资本增密，排斥劳动”。
因此从逻辑上来看，资金、技术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想要发展工业，就势必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Labor-intensiveIndustry)，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技术、资本较少，但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
但问题就来了——发展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但需要进口大量的原材料进行制造，还需要有一个接收其商品的市场，这就势必造成对外依存度的提高。而一般发展中国家又同时处于资本绝对稀缺的状态，因此高举外债来推动国内工业化也几是必然。并且，发展中国家在举债的同时，要对其宗主国的上层建筑进行模仿（包括但不仅限于要求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开放）。这也就成为了发达国家转移“制度成本”与“危机代价”的基础。
制度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指以制度设计为起点、以制度变迁为终点的整个制度周期中所产生的一切耗费，是实现不同主体之间利益博弈而产生的成本。它包括了经济成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文化心理成本等四个方面。制度成本是每一种体制、制度下所客观存在的。
经济危机指的是一国或整个世界，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经济负增长的现象，在发达国家通常表现为过剩的危机。当萧条发生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常以增发货币或量化宽松的方式来增发货币，刺激经济。一旦货币超发，根据经典理论来讲，就必然引发通货膨胀。
但事实上，最近数十年来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向来都并不严重。尤其美国，当全球化开始稳步推动之时，其通胀率一直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即使是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接连进行四次量化宽松，但其国内物价一直保持较低水平。这实际上依赖于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与我们所说的大宗商品市场。
一方面，西方国家为应对经济危机而大量发行货币；另一方面，这些超发的货币又立即进入能源、粮食与原材料三大市场。
与此同时，大量需要这些能源、粮食与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正是这些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形成的问题是，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高涨反推至发展中国家国内的通货膨胀，而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内物价依然平稳，因为这些超发的货币已经进入了这三大市场之中。
亦即，西方国家为缓解危机所带来的萧条而通过增发货币等手段刺激经济，而这些增发的货币与随之形成的通胀，通过能源、原材料与粮食等三大市场以及西方国家大量的贸易逆差，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于是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制度成本的转嫁”。而这种制度成本，可以表面化地理解为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爆发时所产生的种种成本。
许多人会拿中国与美国的M2进行对比，但实际上这种对比毫无意义。这其中的差异，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中国是否能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将超发的货币转移出去”。
发达国家另一个对外转嫁制度成本的方式，就是通过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超发的货币流出国内。
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被称为“美元的世界本位货币体系”，美国超发的货币以贸易顺差的形式流入其贸易伙伴国。随着美国货币发行量的增长，全世界的美元供给也逐渐增加。2014年，各国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高达11.6万亿，这其中大部分是美元，这还没有算上西方国家所发行的金融衍生品，遑论西方国家长期背负的大量债务了。
美国的军事霸权是其金融霸权的基础，当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时，也就相当于美国享有了“铸币权”以及获得相应“铸币税”的权利。那么理所当然地，美国会竭尽全力维护其金融霸权及铸币权。
于是我们在这里重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其产生的制度成本，通过国际货币体系与大宗商品市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当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为美国单方面终止之后，美元借助其世界货币的地位大量超发，而欧盟为了争取铸币权也“搭便车”加入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时，美元占国际货币结算的65%，而欧元占据22%。于是乎——越是拥有铸币权的国家，越是能通过这个体系对外转嫁制度成本与危机代价。
同样的，美国大力推广其价值无几的金融衍生品，并推动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都是为了巩固其金融霸权，并得以借此将制度成本与危机代价进行转嫁。
而发展中国家在形成大量贸易顺差之后，又不得不购买发达国家的国债以其对外汇进行保值。这就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进行廉价商品与资本的“双重输出”。
当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制度成本及危机代价的承受基之时，其国内就必然会发生相应的经济危机——因此，当经济全球化之时，风险也全球化了。
但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将这些制度成本进行转移的能力与条件，因此当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在城市“硬着陆”之时，相应的制度成本也将在其国内爆发。这种情况之下，哪怕其国内数经动乱、体制亦发生变革，但仍无法摆脱“发展陷阱”——因为制度成本是客观存在的，并不随意识形态的改变（无论是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而转移。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了二十次政变的泰国了。
而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来说，其制度成本中的一大部分将通过国际金融市场流入发展中国家，因此无论其如何增发货币，国内的通胀水平都很难高涨。
至此我们可以断言：发达国家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转嫁其制度成本，并使得发展中国家踏入以物价高涨、大规模贫困及社会动乱为表现的“发展陷阱”。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全球化以来，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现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