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
粉碎日伪经济封锁
日伪军在对根据地反复扫荡的同时，还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扼杀根据地军民的生存基础。为打破敌封锁，克服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八路军后勤部门主动配合边区政府开展对外、对内贸易，与敌进行贸易战。
抗战期间，人口稠密的冀南平原由于敌人残酷掠夺，粮食缺乏，粮价高涨。山西西部地区人口少，粮食产量高，交通不便，粮食不易运出，因此粮价较低。八路军后勤部门利用粮食的地区差价，配合政府从西线用冀南币以平价购粮，然后运到东线敌占区出售，用冀南币买按平价，用伪钞买按高价。这样既可控制粮食，制止粮食走私，保障部队和贫苦群众的粮食供应，又有可计划地组织部分粮食输出，有意识地多收伪钞，再从敌占区购回八路军奇缺的军需物资。
冀西山区地少人多，土地贫瘠，粮食供应紧张。从1939年到1941年冬，晋察冀军区动员民工62万人次、马车4940多辆，在部队的武装护送下，付出了牺牲160多人，损失马车300多辆、牲畜200多头的代价，多次突破日伪军的封锁线，将总计950多万公斤粮食从冀中平原运到冀西山区，保障了冀西军民的供给。
每当敌人出去重兵对抗日根据地掠夺时，八路军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打击敌人，向敌伪政权要粮，与敌展开夺粮斗争。同时依靠当地党组织、游击队和进步群众，反对向敌人交粮，破坏敌人的抢粮行动。1938年春，日军在冀中地区征购战略物资，到处搜刮粮食。八路军各部用尽一切方法，将粮食转移到山区分散储存，并尽可能破坏山区公路。与此同时，还尽力购买医药、通讯器材、布匹、棉花妥为储藏。
1942年，太行山西部地区粮食收成较好，日伪军在占领区以低价强购粮食。为保护群众利益和打击敌人，八路军总部决定动用军费以高于敌人的价格，从西部购进21万担粮食，将其中的12万担运到平汉路东缺粮地区售出。这样，抬高西部粮价购进，保护了产粮区农民的利益；向东部出售，帮助了灾区的人民。尽管都是敌占区，得利的是中国人自己，受打击的是日本侵略者。剩下的9万担粮食，则缓解了晋冀豫根据地的粮食紧张状况。
为沟通物资交流，繁荣市场，八路军在根据地的几个集市，如阳邑、渡口、将军墓、宋家庄等地设采购站、货栈，作为购买物资的机构。各部队后勤部门还积极支持抗日政府，按军事斗争需要和经济发展需要，对输入输出的物资分别采取奖励、限制、禁止等不同政策。对根据地奇缺的机械设备、通讯器材、药品器械以及发展军工生产必需的原料，鼓励入境。对根据地出产的山药、药材、木材、皮毛以及其他多余物资，鼓励出境。对根据地一时不能生产的火柴、煤油、食盐、细布等生产日用品，有限制地允许入境。对敌人需要的生铁、废钢、硫磺等，严禁出境。对奢侈品及根据地能自给的日用品，禁止入境。按这样的政策，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将根据地内的土特产，如杏仁、花椒、核桃、栗子、柿子、中草药、木材、皮革等运销敌占区，换回部队需要的物资及生活必需品。中共地下组织和部队敌工部门还在敌占区城市开办商行、货栈，为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筹集物资，有时还能通过日伪中的内线关系，买到一些枪支、弹药、钞纸及通讯器材，秘密运进根据地。所有这些，都对粉碎日伪军的经济封锁，起到了重大作用。
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
抗战初期，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了自己的银行，以根据地的物资为保证，发行了自己的货币和兑换券。其中，陕甘宁边区发行了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三种货币，共几十种版别。晋绥抗日根据地发行有兴县地方农民银行币和西北农民银行币。晋察冀边区银行先后发行了不同面额及版别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币54种。晋察冀边区第七行政区、冀中第五行政区、冀中各县、河北宝坻县以“合作社”、“银钱局”或县政府的名义发行过流通券。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鲁西银行共印制了冀钞22种、鲁钞36种、定期流通券23种。
这些货币为发展根据地生产、保障部队供给，防止和抵制敌伪钞的侵入和流通、保护根据地人民的财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根据地的逐步扩大，品类繁多的货币对各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敌战区之间经济交流的消极影响日渐显见。
为解决这个问题，1939年4月，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开始筹办冀南银行，任命高捷成为行长，杨立三兼任董事长，周文龙兼任副董事长。经过半年多筹备，于当年12月正式印发了可在各根据地通用的冀南币。冀南银行将发行的本币一半交地方政府用于发展生产和贸易，一半给军队购买粮食和发展军工生产。八路军在供给工作中，积极协助地方政府，逐步用冀南币收回上党票、山西票、河北票。取消各地的土杂票和兑换券，禁止银元流通，不许伪钞进入根据地。这对巩固根据地经济基础，保障部队供给，开展对敌金融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将伪钞挤出根据地，各根据地银行专门设立了票币交易所，本着不让群众吃亏的原则，把群众手中的伪钞按比例兑换本币。收集到伪钞由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的贸易部门在对敌经济斗争中统一使用。
除了发行纸币，八路军后勤部门也非常重视与日伪争夺硬通货。1939年2月，日军占领号称“金都”的山东招远县后，立即开始对这里的金矿和其他金属矿开始了疯狂掠夺。八路军山东纵队后勤部门专门设立了“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积极发展地下力量组织与日军抢夺金矿。他们一方面打击帮助日本人卖力掠夺黄金的铁杆汉奸，另一方面派人打入金矿工人中，积极发展组织，在开采金矿时，想尽一切办法，从矿场中带出黄金供给抗日力量。有些工人用烂石头换下高品位金矿石，采取“蚂蚁搬家”的办法带出场区。有些工人借洗涮挖矿工具之机截留金粉，然后再将金粉洒在鞋底、棉衣的棉絮里、甚至是揉进头发中，偷偷带出矿区。据统计，抗战期间，招远金矿工人在八路军的领导下，为敌后抗日根据地贡献了13万两黄金。这些黄金除了少部分留作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活动经费，大部分都支援了八路军本部和延安。
八路军的卫勤工作
八路军的卫生勤务工作，是在环境极其艰苦、情况极其复杂、物质供应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遇到的主要困难，是医疗人才的匮乏和药品器材的极度短缺。
以晋西北军区为例， 1940年11月，军区所辖部队除120师的6 个旅外，还有山西新军的两个纵队、l 个师、1 个旅和6 个军分区。但军区卫生部的医务人员，却只有三四十人，医疗卫生材料只有两副药驮。
为解决医务人员严重不足和医疗技术水平不高的问题，敌战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八路军驻国统区各办事处，千方百计动员医疗工作者赴各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白求恩、柯棣华等外藉医务工作者抵达抗日根据地后，除为抗日军民提供医疗救治外，也对八路军医务工作者耳提面命，传授自己的医疗经验和技术。八路军总部在延安开办医科大学，各根据地还因地制宜地开办了各种医训队和卫生学校，培训医生、护士和司药工。各团卫生队使用卫校编印的统一教材，开办连、营卫生员轮训班，保证了部队不断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的需要。
八路军各营、连的卫生员们除了为伤病的战友提供简单救治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日常任务——向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要求大家经常理发、洗澡、剪指甲，勤洗勤晒衣被，吃熟食，喝开水，用自己的毛巾和碗筷。部队营地住房、厕所周围要经常打扫、清理，搞好室内卫生和环境卫生。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对防止各种传染病的流行起了很大作用。
八路军救治伤病员工作是在根据地群众的紧密配合下进行的。由于处在敌人残酷扫荡的战争环境中，许多地区把卫生机关、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分散于人民群众当中，既保证了伤病员的安全，又得及时的治疗和照料。晋察冀边区在1939年冬季反扫荡中，军区卫生机关、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全部化整为零，在阜平、易县、唐县一带的山沟村落中，利用无数的天然山洞隐蔽起来。在山洞建立药房，设立医疗组和手术组，对伤病员采取分组治疗。1940年在阜平神仙山建立了山洞医院。为了医院的安全，各村民兵组成联防，在敌军必经之路埋设地雷，建立瞭望哨。日军在1941年、1943年的两次大扫荡时，对神仙山进行了10多次搜剿和突然袭击，均被打退，山洞医院中的伤病员安然无恙。
冀中平原一马平川，日军机动迅速，扫荡频繁。冀中军区将后方医院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医疗小组，每组2至3人，以医生或护士长为组长，分散到各县各区各村进行治疗。部队在什么地方打仗，伤员就留在附近的村庄，由当地医疗小组负责收治，不再向后方转送。根据当地村村有地道，户户有地道的特点，医疗小姐将把伤员救治工作转移到地下，由群众分散护理。在白洋淀湖区，八路军卫勤部门利用河川纵横和茂密的芦苇建立船上医院或芦荡医院，在湖区渔民的掩护下进行伤员救治。
晋绥军区利用依托陕甘宁边区的有利条件，先后在黄河对岸建立起神府后方医院、贺家川中心医院、临县青塘民众医院等伤员救治中心，为伤员救治创造较为安定的环境。该军区在北从偏关、保德，南到螅蜊峪、佳县的黄河两岸设置了1010多处接送伤病员的渡口。据不完全统计，军区所属卫生部医院在抗战期间共收治重伤病员2万余名。
抗战之初，八路军所需药品和医疗器材多靠国际医药团体和爱国人士捐助。随着战争走向持久化，医疗用品的需求量猛增。而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敌占区，药品和医疗器材都被列为禁运品。尽管八路军后勤部门冒着生命危险，派人深人敌占区的城市，购买一些必需的麻醉药、磺胺、碘片、碘化钾等药品和听诊器、血压计、手术刀具等医疗器械，敌占区的一些进步人士、爱国商人等，也积极帮助八路军购买和运送急需的卫生材料，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广大根据地军民的医疗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10月，八路军卫生部靠着从西安买来的部分设备和原料，以及从国统区动员来的十几位进步药工，在赤水县(令旬邑县)清水源吕家村创办了八路军卫生材料厂，着手试制药品和医疗器材。
1939年1月1日，该厂在赤水县清水源吕家村用借的12间民房正式开工。由于全厂干部职工爱国热情高涨，不到三个月时间，就用简单的工具生产出樟脑、福白龙、盐酸吗啡、硝酸士的年，氯化钙等l0多种片剂；解热、强壮、镇咳、泻下等近20种中成药丸、散、膏、丹及药棉、纱布等卫生材料。
到1939年底，该厂已能生产针、片、丸、散、酊、膏剂和卫生材料等100多种药品。其中，针、片剂有奎宁注射液、葡萄糖注射液、健胃片、莨菪片等20余种；丸、散、酊、膏剂有大补丸、壮尔神、行军丹、黄苓碱、甘草膏等80多种。卫生材料有脱脂棉纱、药皂、胶布等10余种。1939年，该厂共生产出注射剂3900盒，中药2500磅，片剂550磅，酊剂620磅。1940年，该厂的产量比1939年翻一番。全年共产注射剂6000盒，中药9000磅，片剂1200磅，酊剂620磅，药棉1100磅。1941年，卫生材料厂年产量超过前两年，针剂共产9600盒，中药15000磅，片剂4300百磅，棉花5100磅，酊剂1700磅。
除了生产大量药品，该厂还成为八路军医科大学制药调剂班的实习基地，并通过开办两期制药培训班，为根据地培养了近百名合格的、掌握一定理论知识并具有实际技能的制药人才。这些人都成为了各根据地制药厂的技术骨干。该厂编写了10万字的《抗战新药集》，详载了该厂生产的二十余类百多种药材的采集、整理、提炼、配制过程及其性能、疗效、服法等。各根据地药厂纷纷仿照书中介绍的方法生产药品，大大提高了产量和质量。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