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26日，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电报指示。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是斯大林亲自决定并由布哈林具名发出的。中央十分重视，下午4时就南昌起义再次召开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来电内容：“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指南昌起义）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办法）是让（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到农民中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即加伦将军）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的军事工作人员参加（南昌起义）是不能容许的。”
对于共产国际电报的意思所指，大家有不同意见。罗明纳兹认为来电的真正意图是不同意举行南昌起义的，因而尽力阻止起义计划。但以中共中央当时的理解，电报的意见是：“这无异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按照这条思路，中央常委会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均认为，南昌起义“必有胜利机会”。罗明纳兹没有办法，只好要中央派一得力同志立即去前方送信，最后大家推定张国焘负担这一任务。然而，张国焘和罗明纳兹的想法是一致的。
27日晨，张国焘到达九江。这时，中共领导人多数已去南昌，张国焘把尚未离开九江的恽代英、贺昌、高语罕、廖乾吾、夏曦、关向应等人召集起来，传达26日中央会议的内容。张国焘此时已开始将自己的理解渗透了进去，有尽可能不举行起义的意思。他要求到会人员讨论表态，想以此为借口阻止南昌起义。贺昌、高语罕、廖乾吾都说再无讨论之余地。见张国焘固执己见，恽代英愤怒地说：“没有必要等候你来再讨论，因为事情已经决定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现在南昌起义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如果你再动摇人心，我们就要打倒你。”恽代英平时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十分正直也很有礼貌，颇有谦谦君子之风。他的愤怒使张国焘“为之色变”，不敢再多言语。没有办法的张国焘于29日连续向在南昌的前委发两封密电，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后再作决定。
30日晨，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从九江赶到南昌。前敌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说：“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他还指出：“张发奎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称得超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善战，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爱。”而血的事实已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部队部署已经开始。箭在弦上，怎能不发？
张国焘的意见遭到前委的一致反对。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彭湃、叶挺、朱德、刘伯承、林伯渠、周逸群等一致反对停止起义的命令。李立三对张国焘说：“什么都预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重新讨论？”周恩来也明确表示：“还是干。”前委几个成员都指出：“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谭平山十分气愤，大发脾气，一面表示对共产国际电报的不满，一面大骂阻挠起义行动的张国焘“混蛋”。
但是，张国焘执意阻止起义，而且反复强调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要求。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实在忍不住了，拍案而起。他激动地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吧！”二十多年后，他对人说道：“拍桌子这个举动，是我平生仅有的一次。”参与会议的林伯渠后来也写诗云：“英雄城市首南昌，火种燎原不可当。棋争一着局全活，风识正邪帆好张。”
周恩来愤而提出辞职，使会议的气氛达到白热化。张国焘后来也说到了这次激烈争论的场面：“周恩来愤而辞职的表示，使这个极度紧张的会议达到了沸腾点。……我自不愿意闹到不易收拾的境地，除批评了几句周恩来那种要挟式的辞职表示外，也就到此止步。”会后，谭平山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被周恩来制止了。周恩来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
1927年7月30日，起义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当天下午2时，叶挺在心远中学会议室召开了十一军二十四师营以上及师直机关的军官会议，传达了党的起义决定，指出：“宁汉合作已成定局，国民革命遭到了严重危机。中央决定，实行武装起义来挽救目前的危局，粉碎反革命的阴谋。这次行动的具体任务就是占领南昌城，彻底消灭南昌城内外的反革命军队。”接着，师参谋长徐光英部署战斗任务：起义中，叶挺指挥第二十四师主攻驻守在天主教堂、贡院、新营房一带三个团的敌军。
下午4时，贺龙召开二十军团以上的军官会议，亲自作了动员。他宣布：（1）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2）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3）我们今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党的命令。贺龙的讲话，军官们纷纷拥护，表示坚决跟着贺龙一起参加武装起义。
接着，贺龙宣布了起义计划，布置了任务，主攻朱培德军部和江西省政府，并协助第十师解决老营房一带的敌军。贺龙要求大家回去把那些不可靠的连长都换成共产党员担任，各团要立即作出团的具体战斗计划，听候命令，准备起义。会后，部队积极行动起来了，有的团、营在当晚就进行了一次紧急集合的演习。
这一天，参谋长刘伯承来到中共江西省委所在三益巷，把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告诉了江西省委的负责人宛希先、黄道等。中共江西省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布置工会、农会、学联、妇联等革命团体，动员各界人民积极协助起义军搞好通讯联络、后勤和宣传工作，并组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配合起义军行动。
7月31日，张国焘又要求召开第二天讨论会议，并故意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主张这次武装起义只作为一次“兵变”，不要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以免同国民党彻底闹翻。对此，周恩来义正词严地说：“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开始，一定要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我们的‘宣言’和‘政治纲领’。我们是武装夺取政权，不是‘兵变’。”继而，张国焘又以修改宣言为借口，提出继续推迟起义。谭平山见张国焘如此推三诿四，心中十分不满，说：“为什么宣言非得你修改不可，难道你想操纵这次暴动？”张国焘感到很狼狈，就说：“我不管这宣言了，你们哪位去改吧。”周恩来顺口接了过来：“回头还是我来改吧。”
在此争执不休之时，大家不仅获悉叶剑英的新情报，而且得知汪精卫、张发奎即将于8月1日赶到南昌的消息--是否起义，已再无讨论的必要：汪、张联手反共已成定局，限令叶挺、贺龙撤回九江的命令已发，缉捕共产党员的手令已经下达，第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共”已公开化。
对于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不是要不要在南昌起义，而是一定要在汪精卫和张发奎赶到南昌之前举行起义。前委会决定当晚行动。张国焘不得已，最后表示服从多数。考虑到部队下达命令和进入作战需一定的时间，周恩来与贺龙、叶挺等军事领导人商量，又把起义时间改在8月1日凌晨4时。在炎热的南昌，这是人们酣睡的时候。1927年7月31日是星期天，各起义部队都接到了禁止外出的命令，准备迎接战斗任务。叶挺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指示，拟定起义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日（8月1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在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
7月31日下午，起义的准备进入最后阶段。起义部队以军、师为单位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分别在会上传达党中央和前委的决定，宣布起义的命令，并给各团、营明确了战斗任务和有关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的就驻在敌人营房隔壁，他们悄悄地准备停当后又躺下装睡；有的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靠近敌人的房屋和街道；有的就地筑起临时工事；有的集合在驻地等待着开赴战斗地点。
31日夜，朱德的部队也开始进行动员与部署，当时在军官教育团受训的赵镕回忆说：“直到7月31日晚，才突然宣布起义命令。由于教育团此时兵力单薄，分配战斗任务时，只分配教育团一面监视进贤门方面的情况，一面监视小花园敌军的一个团。”布置好起义安排后，朱德在城西大士院的嘉宾楼宴请朱培德手下的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二十四团团长肖胡子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吃饭。这两个团是滇军的主力，也是起义军的劲敌。朱德在滇军将士心中有很高的声望，所以他们不能不给“面子”。
酒席上，猜拳行令，觥筹交错，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喝完酒，朱德又拉他们打麻将。贺龙召开二十军军官会议，宣布了起义的决定后，二十军一师副营长赵福生逃跑，偷偷潜入了敌军五方面军的总指挥部告密，各团派人来叫赴宴的军官快回部队。朱德马上赶到贺龙的司令部，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当时街上已禁止行人通行了。贺龙立即向前敌委员会报告，贺龙与周恩来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凌晨2时。
砰！砰！砰！在贺龙的起义指挥部楼顶上，三声枪响，红色信号划破了黎明前的夜空，向驻扎在这个城市各处的起义军发出了战斗的命令。1927年的中国动荡纷乱，夜深人静之际突然响起枪炮声，无论在哪个城市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在只有12万人口的南昌城，8月1日凌晨两点响起的那阵枪声，却成为中国革命史的一条重要分界线--中国共产党打响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枪。
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起义军以“河山统一”为口令，系红领巾，左臂扎着白毛巾，在手电筒和马灯的玻璃罩上贴红十字，各自朝目标发起了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