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战争都需要进行指挥和控制，到了近代，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争复杂性的增加，西方诞生了参谋体系，该体系的主要功用就是辅佐指挥官，因为战争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单靠指挥官一个人已经很难驾驭战争的方方面面。普法战争中德军总参谋长老毛奇在其著作《论战争准则》中对此评论到：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支军队的指挥官总还是少不了咨询。这种咨询通常是一批人共同思考的结果，他们的学识和经验，使他们有能力做出一个正确判断。但在这些人中间，只能有一个人的建议被采纳。军事等级体制必须为下属提供帮助，并促进他们的思考……最为不幸的是，统帅自己还要受到监督，每日每时要就其方案、计划和想定进行汇报。因为，在其大本营里要么有一个最高权力派驻的代表，要么背后总拖着一条电话线。这样，任何自主性、任何快速决断、任何大胆的冒险都势必落空，而没有这些，战争将无法进行。可以说毛奇完全了解总参制度的两面性。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古代诞生了谋士制度，也是一种古老的参谋制度，不过和近代西方参谋体制是有一定区别的，虽然都涉及到战争谋略，但西方的参谋体制不仅涉猎的范围更广，如计划、后勤支援、军队人事制度等各个方面，而且还是命令的具体执行者，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谋士仅仅是作战谋划的辅佐者，很少涉及军令的执行。
西方历史上，先后演化出两种军事参谋系统，一个是“普—英”模式，即以普鲁士和英国为代表的参谋制度：将参谋责任划分为2个或3个部分，主要职能是作战方面；另一个就是“法—美”模式，其参谋职能被划分为许多种类。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普鲁士参谋制度的源流。
1806年，拿破仑在德国境内的耶拿一举击败了骄傲的普军，在耶拿会战中，普鲁士人仍然采用密集队形，2万名士兵倒在法国人的火力打击下，战役结束时，法军缴获了4千门火炮，7个要塞和8万名俘虏。普鲁士人割地赔款，缩编军队，不再是一支欧洲劲旅。
作为炮兵中校的沙恩霍斯特，开始了艰苦的部队重建工作。此时沙恩霍斯特已经51岁。沙氏在1800年时才从汉诺威军队申请转到普鲁士军队，到普军服役后，负责冬训班的工作。冬训班是专为训练各州分配到柏林任职的军官开设的，是柏林军事学校的前身。为便于在一起交流有关先进军队和作战方法的观点，沙恩霍斯特于1801年7月在柏林成立了“军事协会”，吸引了像克劳塞维茨这样的青年才俊。作为“军事协会”的主席和冬训班的领导，沙恩霍斯特成了培养军官团精英队伍的导师。这批精英在以后的数十年里均担负领导角色，成为后来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核心。
1808年沙恩霍斯特计划重建普鲁士战争部，由于法国人的抗议，沙恩霍斯特被迫放弃当战争部长的打算，但仍然保留军需总监一职，有2到3名少将或上校军衔的军需官协助其工作，整个军需总监部包括了21名军官，负责普军的备战以及训练国王麾下的作战参谋。沙恩霍斯特还组建一个“部队总参谋部”，下设4个部，一部负责战略战术，二部负责军队内部事务，三部负责补给，四部负责炮兵和弹药事务。各作战师参谋部对应分设4个科。
早在1804年沙恩霍斯特就建立了一个军官学院，耶拿战败后，学院被撤销，1810年，沙恩霍斯特建立了战争总学校，被认为是同一年成立的洪堡大学的竞争对手。随后战争总学校成为高级军官进修学校。在学校的训练需要3年的时间，从1819年开始，学校由军事训练和教育督察长监管，学员需要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每年仅招收40名学员。1859 年，战争总学校被更名为战争学院，正式划归总参谋长督管。
普鲁士总参体制是逐步完善的，要想成为总参一员，需要先完成在普鲁士战争学院的课程学习，被誉为西方兵圣的克劳塞维茨曾经担任战争学院院长，他对拿破仑战争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撰写的课程大纲成为了参谋条例的核心，克劳塞维茨强调的是一种哲学，而非对战争规则的叙述，这集中体现在《战争论》一书中。不过在19世纪，普鲁士的军官对战争学院的使命仍然有争议。有人认为，可以直接从大学里面招军官候补生，只是需要通过军官考试即可，无需另起炉灶，也有人反对，因为贵族家庭出身的军官候补生，很难和有良好教育家庭背景的、学术上训练有素的候补生相比，因此军官团中的贵族将会越来越少。不过，这些争论对总参军官的遴选制度没什么影响。
1813年，沙恩霍斯特因败血症去世，格奈瑟瑙被任命为军需总监，也就是总参谋长。格奈瑟瑙被认为是德军总参历史中第一个“伟大的参谋长”，他协助西里西亚集团军指挥官布吕歇尔，为击败了拿破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格奈瑟瑙一直强调，在决策时，参谋官与部队指挥官共同负责的原则，旨在加强军官团的统一和团结。当司令官与参谋长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后者可通过特殊途径将异议和想法直接呈报总参谋长。它是内生型新军官团逐渐崭露头角的第一个标志。此外，格奈瑟瑙还创造了典型的普鲁士的指挥方法，即现在非常流行的任务式指挥——格奈瑟瑙要求拟订命令要简洁明了，下达命令要准确快捷，尽量下达概略性指示，给下级留出在总任务范围内行使自主权和独立定下决心的空间。正是这个依靠下达指示的间接指挥法，需要在未来有一个接受统一教育训练、具有统一思维模式的军官团，即总参军官团。
19世纪是德国总参谋部的发展时期，总参谋部逐渐演化为两个部分，一个被称为大总参谋部，另一个则为部队总参谋部，从1817年开始，17名总参军官在战争部中当差，还有其他6人属普鲁士驻外武官，这些人属于大总参谋部，此外，每个野战军都配了1名参谋长和2名总参军官，每个作战师配1名总参军官，这些人属于部队总参谋部。
普鲁士统一战争前的总参谋部，仍然规模小且不为人知，是毛奇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参谋总长，让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名扬天下。毛奇无疑是德国总参谋部的代名词，按照德国历史学家德尔布吕克的说法：毛奇将德军总参谋部从由最好学的将军领导的学术机构，变成一个最具效率的指挥工具，同时也是指挥官的主要顾问。在毛奇的领导下，总参谋部所强调的机动、速度、精确性等战略概念，变成了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战争事实。
普法战争之前，拿破仑三世麾下的法军一直被认为是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也打了不少的仗，法国人的殖民地战争，包括在北非、印度支那、墨西哥、克里米亚等地的征讨，法军面对的是装备较差、纪律较差、且无组织的对手，因此有点胜之不武的味道。但意大利战争之后，法国军队成了欧洲军队的榜样。如果说克里木战争后，法军的猎兵成了“十分理想”的步兵，那末现在整个法军都得到了这样的赞誉。人们在研究法军的各种组织；法军的兵营成了各国军官的学校。几乎全欧洲都坚信法军是不可战胜的。 但1870年的法军已不是1859年的法军了。恩格斯曾经毫不客气地指出：盗用公款、营私舞弊和普遍的假公济私——形成第二帝国制度的主要基础的这一切，业已侵蚀了军队。既然整个公共工程部门、政府签订的每个合同，以及政府中的每个职位，都被公然无耻地当作搜刮民财的手段，那末军队又怎能独善其身呢？既然人们知道，政府收了代役金却不去雇佣代役兵，既然陆军部为了筹集资金秘密供皇帝挥霍，而开始用其他办法盗窃军用物资；既然军队中的要职被那些参与密谋、且不论怎样胡作非为和玩忽职守也不致被撤换的人所窃踞，那末，道德败坏的现象也就在部队的军官中间蔓延开来。
与法军的腐败作风相比，德国人要好得多，戴高乐对当时的普鲁士军队有着这样的评价：这是一支具有服从精神的军队，几乎全部由来自普鲁士的乡绅地主们率领，形成了不分贵贱、大家都努力献身于王国的非常均质化的整体。国王穿着同样的制服来，王子同样服役、地方公共当局的人们同样为这个国家机器而认真工作。
19世纪出现的技术革命，包括了若干改变战争的技术手段，如铁路和电报，这些发明极大增加了部队的通讯和机动能力，使得战略和战役层级的运动战成为可能。毛奇完善了德军总参体制，用以对部队进行机动调遣和部署。虽然人们喜欢想象普军的快速集结，但实际上，法国的铁路并不逊于普鲁士，因此普军在这方面并没有占据很大的优势。
普鲁士真正的优势是指挥的优势、是人才的优势。每年，毛奇从40名战争学院毕业生中挑选12名成为总参谋部的参谋军官，对这些参谋进行广泛的军事教育，包括各个兵种的训练和指导，并且要求军官在参谋和主官之间进行轮岗。到1870年，许多旅级和师级指挥官，已经在毛奇手下接受过培训。每个军和集团军指挥官，均配备一名来自总参的参谋长，对其单位直接负责。这样就让高级指挥层有了条令层面的一致性。而遇到特殊情况，普鲁士的将军们也能采用彼此类同的方式去思考。
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时，法国率先进行动员，但法军的预备役体系，远较普军逊色，因此处于人数上的劣势。拿破仑三世将部队分为8个军，没有中间层级，指挥方面因跨度太大而造成了混乱，不久就被迫改为2个野战集团军，每个集团军下设2个军，外加数量可观的预备队。但将军们仍然保持对旧野战军的控制权。新的集团军也没有配备参谋人员。战役开始时才匆忙召集一批人士临时充任参谋，结果参谋部门既松散又低效。往往参谋长不知其下属，而参谋们彼此也不了解，不得不花许多时间去学着相处。而且指挥官和参谋长之间的关系，也不像普军那样和谐。
当美国内战的著名英雄谢里登将军在1870年与毛奇会面时，正逢普法战争开战，谢里登看到毛奇手下仅有15名军官协助其与法军作战，而整个总参谋部不超过85个人时，大吃一惊。事实上，毛奇和野战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正式的隶属关系或高度结构化的组织架构，普军总参军官也不是高高在上。下面的部队参谋人员也同样如此，普军第2集团军仅有6名助理参谋军官，负责向下属的6个野战军起草和传递命令。在战争中，最大胆的行动当属普鲁士第3军，在阿尔文斯莱本将军的带领下，第3军插入巴赞的部队和凡尔登城堡之间，直接腹背受敌，但却阻断了法军的退路。这是第3军指挥官自己的决定，而非上级德军统帅部或第2集团军的指令。事实上，如果法军人数再多一些，作战决策再果断一些，德军这次行动就会变成一场灾难。因此战役协同总是带有风险，去中心化的指挥控制很可能让部队处于失败的边缘。
经过一系列的战斗，最终普军在色当包围法军主力，拿破仑三世被迫投降。普法战争的结果吹响了唤醒西方国家军事建设的号角。塞缪尔•亨廷顿引用来自英国的现代评论说：普鲁士成功的奥秘在于，它更多依赖于军官们的职业化教育，远远胜于其他被认为其成功的原因，没有职业化训练，勇敢和英雄主义什么都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