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印边界作战进与退

祸患的起源

追究1962年中印边界作战的矛盾冲突起源，其实是早在冲突爆发的一百年前就由英国人制造出来了。19世纪中期，当时的英属印度当局就开始垂涎于中国西藏独特的地理位置，通过各种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渗透、侵入中国西藏，妄图占有这片世界屋脊。

· 1876年，英国与清朝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在法律上取得了入藏特权。

· 1890年（光绪十六年），英国与清朝政府签订《中英藏印条约》，规定哲孟雄（锡金）为英国保护，并划定哲孟雄与西藏的边界。

· 1893年（光绪十九年），英国与清朝政府签订《中英藏印条约续约》，规定开放亚东口岸，允许英国在亚东设立商业代表处，由此英国取得了在中国西藏通商特权（亚东不但作为商埠，而且成为英国政治渗透的桥头堡，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逃离西藏是在亚东英国商业代表处躲避，并经过英国人接应护送逃往印度；1917年前后，为达到分裂西藏，支持西藏分裂分子对抗中央政府的目的，英国人通过亚东口岸提供了大量武器）。

·1904年，英国军队攻入拉萨，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拉萨条约》，条约规定开放商埠，赔款，英国驻军春丕至赔款结清，拆除西藏军事防卫设施，以及确定英国在土地、铁路、电线、矿产、金融等方面的特权。清朝政府不承认《拉萨条约》，经过谈判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再次确认了光绪十六年和光绪十九年条约的有效性，明确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是也承认了英国在《拉萨条约》中要求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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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英国与清朝政府签订《中英藏印通商章程》，进一步固定英国在西藏的经济特权，扩大了经济渗透。

· 1913年，英国操纵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参加西拉姆会议，威逼利诱西藏地方政府擅自签订《西拉姆条约》，妄图分裂西藏，炮制出祸害至今的“麦克马洪线”。

应该说，英国对西藏的渗透、侵蚀还是很成功的。

        首先，在政治上笼络和操纵了少数西藏地方政府的上层，相互勾结利用，为英国攫取了大量特权和利益，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

        其次，在经济上对西藏进行了经济剥削和金融操纵。在1908年《中英藏印通商章程》签定的前十年，仅亚东海关就有约84万卢比的贸易逆差。不仅仅是获取大量利润，更为重要的在于西藏尤其是后藏从此结束了基本依托内地贸易的历史，转而成为英印商品的销售市场，几乎沦为英印经济的附庸和政治的傀儡，更无力摆脱印度卢比对西藏的金融操纵。到20世纪初，传统的藏印贸易实质上成了藏英贸易，销往西藏的商品中六分之五是英国生产，主要产品有大米等农产品，呢绒，棉布，刀、剪等铁制品，玻璃，搪瓷制品等廉价工业品，也有珍珠，珊瑚，海螺，宝石，檀香木等高价值装饰品，获取了大量利润。而西藏出口主要是农牧土产品，羊毛和毛皮，盐，麝香，硼砂等，成为低价原料输出地。这种典型的殖民经济结构严重的损害了西藏的经济，也让西藏部分农奴主和僧侣贵族获利丰富，加强了对上层的笼络。

        另外，在军事上训练藏军，提供武器，为上层分裂分子对抗中央政府提供支持。

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还没搞清楚自身斤两，就本着咸鱼翻身做甲鱼的执着，心理上全面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的瓶瓶罐罐，包括接管在中国西藏的特权和白日梦。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政权，坚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样的情形之下，与隔壁二手殖民者的碰撞就不可避免了。

1962年的进攻

为什么在1962年，中国政府会下定决心，以边界作战的方式反击印度对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入侵和蚕食？原因确实应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句话，中国政府是在一个重要历史关头，不得不选择军事手段的情况下做出的困难决定。

实际上，1962年冲突爆发前，中国政府是非常尊重印度政府的，主观意愿上也是不愿意与印度发生军事冲突的，客观条件也使得新中国政府对于印度在中国西藏边境的非法入侵和蚕食活动保持了极大的忍让和克制。

一.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为新中国政权在除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之外获得了宝贵的国际承认，通过当时有着极为良好的国家交往环境的印度，新中国外交创造了外交空间。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期间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近独立的各个落后弱小的前殖民地和前半殖民地国家，确立了后殖民时代和冷战时代生存的道义基础和法律框架。1955年4月，尼赫鲁和苏加诺共同发起了促进发展中国家合作交流，保卫和平，抵制帝国主义的万隆会议，新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全面的阐述了争取和平，促进民族独立的立场，并且为建立和加强与亚洲、非洲国家关系开展了广泛的外交活动，为打破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封锁创造了良好局面。1961年，尼赫鲁作为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国际声望更是达到顶点。

        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政府自然在主观意愿上希望保持并利用与印度的良好关系，争取更多的国际利益。

        因此，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对于印度继承自英国殖民者留存在中国西藏的帝国主义不平等特权和资产，并没有像处理内地的西方国家殖民特权和资产一样采取废除和没收政策，而是通过长时间的反复交涉、谈判，废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

        印度独立后接管了英国殖民者的特权利益，要求中国西藏地方政府遵守光绪十六年后订立的各项条约，在拉萨设有驻藏代表，将位于亚东、江孜以及噶大克等地的英国商业代表处更名为印度商业代表处并接收了当地贸易站，将驻留在亚东、江孜等交通要地的驻军更名为印度驻军，在西藏设有12个驿站，并经营西藏的邮政、电报、电话。经过协商谈判，1954年4月29日中印签订《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对其在中国西藏地方的邮政、电报、电话等企业及设备和12个驿站，全部以赎买的方式移交给中国政府。同时，双方以互换照会方式规定印度政府及其驻亚东、江孜的武装部队全部在1954年4月29日之后6个月内撤军。

        由此可见，新中国政府在主观意愿和实际行动上，对印度关系在50年代是忍让和克制的。1954年的协议，也让新中国政府对于印度抱有一些幻想，认为可以通过和平协商和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甚至在维护和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上相互合作。

二. 经济客观因素也是限制中国政府选择军事冲突作为解决手段的原因之一。我们已经知道，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的60多年里，英印政府就一步步取得了西藏地方的经济和金融控制。一方面，英国对西藏地方销售了大量的涉及基础民生的商品，例如大米，棉布，日用器皿，铁制工具，以及关系到另一个藏族重要生活领域的宝石、珊瑚等宗教、习俗用品。另一方面，西藏地方的出口货物多通过与印度北方连接的口岸销售，收入来源被英印掌握。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伴随与英印的贸易，印度卢比在西藏地方广泛流通使用，形成了对西藏地方的金融影响力。甚至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时，人民银行拉萨支行调拨支援作战款项中也还包含11万印度卢比。时至今日，在西藏仍然可见英印经济影响的痕迹：山南、江孜、林芝等地区，藏族、门巴族等民族群众还保存有用印度卢比硬币装饰的服装和饰品，不少家庭日常使用的铜锅、铜碗也是来自印度。

        西藏地方在英印政府长期操纵下形成的疏离于中国内地经贸、金融联系，反而依赖于印度的特殊客观现实，导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能采取可能导致破坏西藏地方经济社会稳定的行动。尤其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西藏地方自身基础民生物资供给能力低，经济弹性小，又没有近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可以获得内地物资和经济援助和支持，并且当时西藏地方的反动上层不断进行破坏社会稳定的分裂活动，50年代末国家经历经济困难等等各种不了条件。这样的情况下，西藏地方维持与印度的经贸联系，对于保持西藏的稳定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三. 当时的中国政府还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就是在建国之后在没有外部支援和帮助的情况下开展政治、经济工作，尤其是第一次以独立的国际政治实体进行外交工作。

        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立即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被社会主义阵营接纳，对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生存发展具有保护作用。社会主义东方阵营对中国的外交活动和倡议，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声援，有助于扩展中国的国际活动空间，发展和维护自身利益。但是，1959年中苏交恶，苏联和中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军事和外交上产生了分歧和对立。苏联不但与中国唇枪舌剑的相互指责，还鼓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批判中国，将中国孤立在东方阵营之外，中国的外交失去了有力的群体支撑。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中国的关系更差，对新中国政权的敌视、封锁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处在了与东西方两大阵营同时对立的境地，这不利于改善国家生存环境，进行社会经济建设。

        中国外交将目光集中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当时的亚非拉国家大多刚刚摆脱殖民主义独立，自身认识水平不高或者政局不稳，对于发展和中国的关系要么心存疑虑，要么摇摆不定。而印度则有优越的国际环境，由于用和平手段从英国手中独立，全面继承了英国的殖民政治框架，因此得到了西方社会的认同；又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与东方阵营也有良好关系。同时，头顶不结盟运动创始人光环，高举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大旗，在发展中国家中以领袖自居，声势正盛。实际上，这时候的印度代表了除东西方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股——第三世界力量。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前，许多亚非国家支持印度的立场主张或者保持中立。这时候，贸然对印度进行军事打击，有可能使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产生猜忌和误解，损害已经建立的外交成果。如果造成中国同时与东西方阵营和第三世界群体三股国际力量同时对立的状况，对于中国是难以接受的。

四. 自卫反击作战后方的社会稳定也是影响战斗决心的因素。作为中印边界作战的东段和西段后方的西藏、新疆地区，在战前都存在比较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1959年，达赖集团武装叛乱失败之后，积极勾结印度、美国干涉势力，企图以武装对抗人民政府。而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在1962年春夏也发生6万多群众外逃苏联事件。由于作战地域是处在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于少数民族群众工作需要特别谨慎。争取各民族人民群众和爱国人士的支持，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特别是西藏地方面临与武装叛乱分裂分子继续斗争的工作，还要防止帝国主义势力趁机介入浑水摸鱼。
      
五. 人民解放军在1959年平息了武装叛乱之后，追击进剿残余、逃窜的叛乱武装分子，才全面进驻山南地区边防，改变了过去有边无防的历史。边防力量建设时间短，基础薄弱的状况是显而易见的现实。

       驻藏解放军以及边防部队的后勤补给基本来源于内地，而当时西藏缺少交通基础设施，运输手段落后，后勤补给的难度很大。1950年18军进军和平解放西藏，中央提出“部队不吃地方”，既是照顾西藏地方人士的心态，也是面对西藏地方基本物资匮乏现实做出的不得已的决定。因此，在西藏地区进行军事作战行动，必须要对后勤进行更多的筹划和准备。

战争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目的一定是解决现实问题，要么是求生存，要么是夺利益。“为了荣誉和尊严而战”只存在于网游的广告口号。那么，是哪些现实矛盾激化导致中国最终在1962年下半年置上述种种不利因素和制约条件于不顾，选择了战争手段解决现实问题呢？

首先是印度政府执行扩张主义政策，屡次侵占中国领土损害中国主权。印度总理尼赫鲁在1950年就声称以“麦克马洪线”为边界。1954年在占领的中国领土上设立“东北边境特区”，妄图是非法占领合法化的固定下来。同年下半年，也就是在签署《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以及中印共同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印度政府不甘心失去非法特权，开始对中国领土进行军事入侵活动，基本都是延着同一套步骤，即引发争议——军事侵入——侵占。

        1959年3月之后，随着人民解放军平息了达赖集团武装叛乱，印度策划“西藏独立”从而建立“缓冲国”的企图失败，印度政府相继对中国提出阿克塞亲问题和“麦克马洪线”问题，公开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这一年的8，9月间，尼赫鲁多次对议会发表讲话谈及中印关系问题，重点针对边界问题，标明遭受挫折之后的印度当局急不可耐的公开进行侵略活动，挑起了一系列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 8月25日，朗久事件， 10月20日空喀山时间。虽然遭到了中国边防部队的坚决反击，但是印度当局并没有收敛。1960年，印度提出“前进政策”，鼓吹通过武力侵占的方式扩张印度边界，在这条政策黑路上，印度快速前进，1961年全面加剧对中国蚕食和冲突。至1962年，武装冲突的次数和地点显著加剧，天文点地区，尺冬，择绕桥等地都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造成我方边防人员的伤亡，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因此，采取武力反击制止印度的侵略行为成了合理的选择手段。

第二个引发战争的重要原因是印度对西藏事务的干涉。印度接盘了英国殖民者留下的摊子，同时接手了在中国西藏的特权、资产和影响力，当然还有白日梦。1950年，尼赫鲁对参加和平解放协议的西藏赴京代表说“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外交由中国统管，而千万不能承认进军西藏并驻军西藏，这对印度也是一种威胁，要在政治、经济方面争得权利”。1956年11月，印度邀请达赖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 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尼赫鲁在会见达赖时，有意将西藏与中国中央政府对立，鼓动分裂势力。同时，印度政府也派员到西藏活动，联络西藏上层分裂分子，配合协助分裂分子与美英特务联络。在印度噶伦堡，各种来路的特务分子和分裂分子建立起武装叛乱的大本营。1949年，美印商定，印度允许美国提供的武器经加尔各答——大吉岭——亚东运抵西藏。1959年3月的武装叛乱前夕，印度驻拉萨领事馆人员频繁与分裂分子接触，提供领事馆电台为分裂分子提供通讯。尼赫鲁会见分裂分子，公开为分裂势力鼓劲。3月17日，达赖出逃印度之后，印度政府迅速给达赖提供政治避难，伙同达赖炮制所谓声明，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印度还给分裂分子武装提供武器，进行分裂破坏活动。

        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已经破坏了四条。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强调主权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政府尤其重视的，印度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行径引起中国政府高度警觉。随着进行平叛作战的人民解放军迅速胜利推进，边境地区的群众发动工作广泛开展，人民政权迅速建立，人民解放军控制了通往境外的边境通道。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彻底切断境内分裂势力与境外支持通道，摧毁干涉力量对境内群众的影响，采取更加坚决的打击手段，对敌对势力从物质和精神上进行消灭成了一个有利选择。

第三个促成实施作战行动的因素是外交手段穷尽。1954年中印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商定印度撤出在中国西藏驻军，这个协定不但解决英印当局遗留在西藏的特权和资产问题，中国政府也认为在法理上为之后中印间历史遗留问题，包括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指导原则和谈判逻辑基础。这个协定是在印度独立后不久，根据当时内外政策需要勉强采取的权宜之计，实际并不心甘情愿。但是由此出发，这个协定的达成也使中国外交部门对印度产生了一些幻觉，认为印度也是一样的苦出身，对殖民主义的毒害会感同身受，会同嘴上的反帝、反殖民口号一样落实在国与国关系处理上。因此，虽然协议签订之后印度已经进行了大量损害中国利益，破坏中印关系的行为，造成了恶劣的事实结果，中国政府仍然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两国间的争端和不和。1954年到1960年期间，周恩来总理4次访问印度，从到访的密度就可看出对中印关系的重视（当然，当时的条件也没有太多地方可去）。涉及的问题有两国关系，历史遗留问题和争议，印度对达赖分裂集团的支持和对中国西藏的干涉等等。总体目标还是通过外交活动来化解矛盾，通过谈判解决争议，维持和平局面。

        1961年12月和1962年3月，针对1954年签订之协定即将到期，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建议两国举行谈判，缔结一个新的协定替代旧的协定，从而起到缓和两国关系的作用。印度政府不但两次断然拒绝了中国的建议，反而在回复中指责中国破坏两国关系。结果是《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于1962年6月3日到期失效，具有指导意义的法律框架崩塌。之后，中国政府仍然耐着性子与印度进行外交沟通，对于印度政府唯独想谈论的边界和领土问题多次提出谈判建议。中方建议无条件讨论边界问题，而印度提出谈判的先决条件是中国不但要从西段边界领土撤出，还要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领土撤出。双方意愿南辕北辙，肯定不能形成任何共识，期间相互间的外交照会和声明充斥各种修辞严谨的混乱逻辑，以及文字华丽的严重指责，外交活动沦为两国间令人眼花缭乱口水战。中国外交官们曾经幻想以为即使不存在善意，印度政府也应该存在基本的理性和理智，起码对廉耻还有道德底线认知，结果幻想彻底破灭了。

        边界问题的谈判根本不能开始，也就意味着外交途径的和平努力失败。这样的境况下，要解决领土争端，战争手段成了剩下的唯一选择。

为了应对印度日益频繁的军事入侵，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开战之前，中国做了准备和部署，积累了一些有利于己方作战的有利条件。

首先，中国政府明确了战争目的，划定了作战范围和规模。针对现实的政治需求，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进行战争全局层面的宏观规划，是发动军事行动的基本原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方法进行作战，有所斩获则野心膨胀一步步落入战争泥潭，遭受挫折就惊恐溃散手足无措，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对印度边界作战必须胜利，只有胜利才能制止印度的武装入侵，只有胜利才能避免出现西藏分裂分子与印度、英美勾结趁火打劫进行破坏活动，也只有胜利才能让各色帝国主义势力没有借机染指的机会。根据现实情况，自我设定战争的收益目标，而不因为战场形势左右决策，不因为被胜利冲昏头脑才能把握住对战争规模的控制，才能最后守住战争的胜利果实。

        中共中央的目标是通过军事打击制止印度侵略，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上，从而恢复边境和平，同时暴露其丑恶本质，使更多国家理解和支持中国。周恩来总理指出“中印边境斗争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而军事斗争的胜利优势取得政治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因此，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外交斗争，既要坚持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严正立场，又要灵活的运用斗争策略，为政治外交斗争创造条件”

        明确了战争的决心和意图，起到了统领全局的作用，一系列的军事、政治工作就能以此为纲领有序开展。

第二，驻西藏、新疆人民解放军部队和西藏、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开展了揭露印度扩张野心，声讨侵略罪行的宣传活动，起到了教育、动员军民，反击印度谎言的作用。6月份，西藏部队和新疆边防部队先后开展了以揭露尼赫鲁反华真面目为中心的控诉教育，揭露其侵犯中国领土，打死打伤我边防官兵的罪行。这些教育活动激发起边防部队干部、战士高昂的斗志，起到了良好的战前动员作用。部队加强了战备工作，停止休假、复原和正常换防，机动分队进入一线，边防部队的爱国精神被激发起来，胜利信心增强。

        对西藏、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群众宣传教育活动也在加强。8、9月间，通过群众大会，对印度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控诉，社会各界人士支持中国政府的主张，拥护中国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一致表示团结起来，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边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尤其是西藏地区的社会状况，加强群众工作有助于防范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防止外逃的分裂武装回窜，从而为边境作战的后方构建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前线作战提供有力支持。

第三，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进驻边界地区，调整部署，加强落实战备工作。1959年3月随着平叛解放军进剿逃窜的叛匪，解放军第一次进驻了边界东段，在重要地点设立哨所，与侵占我国领土的印军形成了面对面对峙，顶住了印军的肆意扩张。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边防部队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战胜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构筑了必要的边防设施，修建了边防道路，开展了边境地区测量工作，为以后的行动建立了物质保障基础。

        1962年6月以后，驻西藏、新疆部队开展了政治教育，加强了战备训练工作，部队进行了人员、装备补充，调整了边防兵力部署，增强了一线力量。1962年6月5日，西藏军区下达《战备训练计划》参战部队积极组织临战训练，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敌情背景战术演练。6月11日，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在拉萨成立——代号藏字四一九部队，所辖部队进行了干部调整，将有经验的核心干部充实到基层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率领军区部分机关人员赶赴前线，就近掌握战场情况实施指挥。

        中央军委加强了在西段边界空喀山口、河尾滩和天文点3 个边防区的兵力。新疆军区命令康西瓦指挥所（康指）组成前指，率部赶赴指定位置，至10月12日24时，西线总兵力达到6300人。

        自此，作战部队完成了集结部署，处于蓄势待发的临战状态。

第四，军队和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物资后勤储备，完成了战备相关的建设工作。西藏地区本地能为作战部队提供的补给十分有限，因此西线作战部队的物资主要由新疆地区调入，而东线的后勤保障物资则主要来源于内地，不论是从新疆还是 内地调运物资都路途遥远，且通行条件极差，加上高寒、高海拔、气候恶劣的不利自然条件，依靠实时运输无法完成作战后勤保障任务。前线作战物资主要依靠储备，军队和地方部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在作战方向上储备了主副食品，弹药，日用物资，草饲料，工具等作战所需物资。为了将这些物资从存储点运送到作战部队，军队和地方政府还准备了参与运输的汽车，民工，牲畜。

        物资运输工作还有一个难题——公路。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前，西藏完全没有公路。随着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步伐，从1950年4月11万军民艰苦奋斗，付出两千多人生命的代价，于1954年12月修通了川藏公路北线。也是在1950年至1954年期间，修建了连接西宁和拉萨的青藏公路。1956年3月到1957年10月，新藏公路叶城至普兰段通车，这三条公路构成了连接内地与西藏，为西藏建设和保卫边疆运送物资的重要作用。沿新藏公路，修建了一些边防战备公路通向边防哨所，为执勤和作战提供保障。1959年边防部队在东线设立哨卡之后，也修建了一些边防道路，但是只能通往有限地区且通行能力很差，相当多的作战地区仅有乡村道路连接，为此在战前新建和改建了一些道路，但是通行条件仍然十分有限。

        前线作战地区的通讯建设通过架设电话线，补充和增设电台，加强保障作战通信。

        后勤物资、设备和设施的充实，保证了作战部队的战斗力，在当年国家物质条件还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能够支持部队持续作战。

万事俱备，东风自己到来——1962年10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开战了！人民解放军以高昂的斗志，不畏牺牲，英勇战斗，依靠周密细致的战前准备和谋划，高效灵活的指挥，高超的战斗素质，迅速果断的在两个阶段的作战中打垮了入侵印军，赢得了辉煌的胜利。

1962年的退让

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战前作战企图完美实现的时候，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决定单方面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同日夜间，总参谋部连续下达《停止反击作战的命令》，《关于停止追击，原地集结》的指示和《关于部队部署调整的命令》，配合和贯彻中国政府的声明。中国政府的声明瓦全出乎国际社会意料，引发了巨大反响。事实上，中国政府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的决定，不是因为战局发展、或者国际局势变化仓促作出。早在下定作战决心之前，中共中央就对战争将会产生的后果，如何主动掌握战争的始终，进行了周密的推敲。因此，停战和撤军的决定，是根据政治、外交需要，根据当时的国内、国际客观现实做出的决策。

首先，通过两个阶段的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消灭了入侵印军，收复了被占领土，阻止了印军的军事入侵，从军事上完全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标。政治上通过军事胜利，打击了印度的嚣张气焰，暴露了印度外强中干的本质，将印度从自己幻想的神坛上扯下来丢在世人面前。 因1961年12月18日印度武力驱逐葡萄牙人占领果阿而给世界形成的有力形象，在这次惨重失败之后遭受重大损害，在亚非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国际声望下滑。更重要的是，印度的失败使得印度对于国际反华势力的利用价值下降，降低了它们勾结起来借机兴风作浪的可能。

虽然，通过军事打击迫使印度回到边界问题谈判桌边的政治目标没有实现，但是多数主要政治目标已经实现，根据客观条件和形势，主动停火和后撤能够保持主动权，最大程度的维护自身利益。况且，印度在军事失败之后仍然拒绝和谈，开战前就在意料之中，中共中央对印度执迷不悟甚至扩大战争也有所准备。主动停火和后撤就是把握主动权的策略。

第二，作战地域恶劣的自然条件，简陋的战场建设基础，国内的物质保障条件，极大的制约了战役规模和持续时间。在两个阶段的作战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快速灵活的机动作战优势，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依靠有限的后勤保障取得了胜利。然而，当时的后勤保障不能够支撑中国边防部队在远离补给后方的地域，依靠落后的物资输送能力，在广阔的战线上进行长时间武装对峙和阵地作战。例如1962年11月20日，东段作战的第十一师三十三团二营占领查库，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印度平原，距离后方已经相当远。西段作战的部队虽然进攻纵深不大，但是后勤物资只能完全依靠惟一一条通达战区的砂石公路——开通不久的新藏公路叶城到普兰段，物资完全来源于新疆的后方基地，近的有上千公里，到乌鲁木齐更是有2500公里距离。

        在东段作战地域，公路运输只能到达后方错那、扎拉等地物资点，从物资点到边防哨卡只有乡村道路和便道可以通行。虽然战前林芝和山南地区组织力量抢修了近500公里的乡村道路和便道，也没有解决前线物资保障依靠人力、畜力运输的问题。开战之后，随着解放军部队的推进，补给线路的通行条件更加恶劣。瓦弄方向作战地区只有一条后方道路且崎岖难行；吉公至前沿约90公里只有小路，徒步需要4-5天，前运后送只能依靠人背马驮；察隅方向就地补给能力很差，一切作战物资均需从深远后方补给。通过地方动员民工、民畜，部队抽调人员、骡马参加离开公路之后的运输，运输队的人数超过了前线作战部队。随着战线推进，依靠人力、畜力运输的缺点显现出来，参加运输的人、畜在路途中自身的消耗量快速上升，物资运输需求总量迅速增加，而能够送达前线的作战物资量却没有增加。例如每个民工每次可以背运两枚120迫击炮弹，但是如果运输往返时间超过一天，则需要背运携带食宿给养，能运送的炮弹只能是一枚。而在更长的运输线路上，还需要设立食宿站点为运输队提供保障，消耗更多的人力物力。前线部队不得不采取加大部队携行量，个人多带粮弹的办法，以保证人有粮，枪炮有弹。

        西段战场的汽车运输条件较好，但是运输线路长，还需要克服高寒缺氧的恶劣自然环境。西线作战兵力6300余人，后勤保障人员5500余人，加上新疆自治区抽调地方支前人员（有参加支前运输的地方司机在作战中牺牲），后勤保障人员总数也超过作战人员。

        整个边境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1962年10月20日至10月29日，第二阶段从11月10日部队开始运动，12日下达作战指令，到11月22日宣布停火，两个阶段的作战时间持续都大约是10天左右，两个阶段中间部队积极进行了作战物资的补充和储备，这个事实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边防部队的作战持续性受到了后勤供应制约。

        在中印边境反击作战期间，山南、昌都、林芝、江孜、阿里等五个地区和拉萨市共出动民工32237人，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2.66%，占总劳动力的6.01%，而当时拉萨市的总人口也仅仅只有18万人。有限规模的边界作战就需要动员如此高比例的劳动力参加支前工作，如果在更长的补给距离上进行长时间的武装对峙或者阵地战，就需要更长时间更大数量的动员当地劳动力。当时的现实情况是西藏地区的生产力处于较低水平，日常生产活动所需劳动力投入高而产出较低。长时间高强度征用主要劳动力，对于平叛作战结束、开展民主改革不久的西藏地区的社会稳定会产生不利影响。

        1962年虽然国家已经度过了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但是物质基础仍然十分薄弱。在战前和作战进行的过程中，西藏和新疆自治区地方尽力为作战部队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援，主要有主副食品，饲草料等。在当时国家物资供应短缺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容易的。西藏和新疆自治区为支援作战投入的人力、物力资源承担了相当大的份额，仅西藏自治区运输部门就调动了全区三分之一的货运车辆参与格尔木到边防前线的运输任务。作战规模扩大或者持续时间延长，将会影响到两个西部边疆不发达自治区的社会建设以及人民生活，对于边疆地区的整体稳定会有不利影响。

第三，迅速坚决的从军事上粉碎印度入侵从政治上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长期持续武装冲突则会给其他大国以可乘之机，借机达到牵制、胁迫中国的目的，干扰和破坏中国建设发展，最终损害中国国家利益。

        印度独立之后，美国就将其吹捧为民主世界的典范，达到拉拢印度来对抗苏联，牵制中国的企图。美国就多次支持印度的立场和主张，将“麦克马洪线”称为“公认的国际边界”，还向印度提供各种援助。战前，印度就需求向美国购买具有高原飞行能力的C-46和C-130运输机。开战之后的11月3日，美国从西德空运了第一批供应品。至11月7日，美国从本土，西德，土耳其，泰国等军事基地空运了包括步兵武器、弹药以及通讯设备在内价值500万美元的武器和装备到加尔各答。美国还同英国、加拿大就向印度提供武器方面进行了“非正式会谈”。肯尼迪11月20日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会谈，特别讨论了如何“援助印度政府反击”所谓“中国侵略”问题。当天深夜，尼赫鲁私下紧急呼吁美国进行军事干预，褪去了“不结盟”的伪装。西藏和平解放之后，美国与西藏上层分裂分子联系，为分裂势力训练武装并提供武器，印度也逐渐参与其中，共同将“西藏独立”成为对抗中国堡垒作为目标。在对抗和牵制中国方面，美国和印度是志同道合的。中印间发生长期武装冲突，有利于美国拉拢印度，也有利于美国的反华活动。

        处于同美国争夺印度的需要，苏联也对印度在言论上进行支持，同时试图通过支持鼓励印度与中国对抗，迫使中国在压力下屈服而改变中苏对立上的立场，听从苏联驱使。跟美国一样，对于苏联来说，支持鼓励中印长期武装对抗，投入小而收益大，是可以好好利用的优质政治、外交资源。

        中国当然不愿意面对多面树敌的局面，如果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介入进来，印度不一定能保持政策的独立性，有可能迫使中国陷入长期的边境冲突，破坏中国以战求和的目标。

历史没有终结

在回顾1962年中印边界作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场局部战争的发生、发展总是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战争的参与者只能在这些客观因素的限制中做出决策。历史上也有不少主观企图超越现实的战争实践，结果大多遭到无情打击。战争的发展有一个逐渐走向临界点的过程，各种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和平手段失效的时候战争自然就爆发了。回头看看，历史还没有终结，只不过换个装扮在今天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