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去年12月，原司令部在河北石家庄市的第27集团军整体移防山西。这是军改后目前唯一公开报道的移防行动。上个月，本人生平第一次到山西，在晋中的平遥，祁县、清徐、太原活动了两天，属于走马观花，没有细品三晋文化。作为军迷和史地爱好者，本人想从历史、地理和军事的角度，浅析一下山西在中国军事上的地位。
山西，用普通话发音和“山稀”相同，其实，山西的山并不少。在中国地理上，山西属于黄土高原东部，处在中国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边缘。东有千里太行山，西有千里吕梁山，北有恒山，南有中条山，中间一条汾河纵贯南北。又处在中国第二大河，黄河的第四弯东北，西面与陕西，南面与河南隔河相望。其内部，东北西南走向的恒山、五台山、系舟山、太岳山和峨嵋岭，与太行、吕梁一起，将山西格成大同、忻定、太原、临汾、运城和长治六个盆地。桑干河、滹沱河、滏阳河、漳河、沁河、丹河等河流横切太行，向东、向南入海河和黄河。这就是表里河山称谓的由来。东面南面是广袤无垠的黄淮海大平原，平原南部就是古称的中原之地。山西居高俯瞰，就像屹立在平原上的堡垒。有得山西（上党）者得中原之说。下一句就是“得中原者得天下”。
由于上述河流的切割，在太行山脉形成许多河谷。这些河谷在交通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成为河北、河南进入山西的通道。著名的有八条，即太行八陉。自东北沿太行山往西南，依次为军都陉、蒲阴陉、飞狐陉、井陉、滏口陉、白陉、太行陉、轵关陉。本人自河北到山西，走的就是井陉，这里有著名的娘子关。陉的情况，限于篇幅，不在细说。
山西在春秋时期，大部分在春秋五霸之一，晋国的统治之下，这就是山西简称“晋”的由来。当时秦国在秦穆公时，想向东面发展，结果受到晋国的阻击，连战连败，包括著名的“崤之战”。晋国占据的山西，就像一座矗立于秦军东进路上的坚固碉堡，居高临下从轵关陉、太行陉冲下的晋军就像射出的子弹，秦国当时没有攻下这座碉堡的实力，只得向西发展去霸西戎。然而到了春秋末期，由于大夫势力的强大，晋国被一分为三，魏、韩、赵。晋也就成了“三晋”。有观点认为，正是山西这种“表里河山”的地形，在地理上使得那些大夫势力成为一个个“地头蛇”，晋国国君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约束和征讨，使其势力逐渐做大。又使得地头蛇们势均力敌，最后三分了事。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也就来到了。从山西范围来看，魏国占据了临汾、运城盆地和吕梁山中南部；韩国占据了长治（古称上党），赵国则占据了太原、忻定地区。这个经过说起来就复杂了，这里就不再论述。但山西和东面南面的河北河南相比，又显得地贫人稀，所以三国又向东向南扩张。魏国更是在大梁（河南开封）营建新都，从围魏救赵可以看出大梁对魏国的重要，尽管尚未迁都。魏国在战国初期是很强大的，都城当时在安邑（今山西运城），经常进攻周边诸侯国。特别是渡黄河西进占领了秦国的河西（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逼得秦国“赳赳老秦，复我河山，血不流干，死不休战”。在这种精神的驱使下，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实力猛增。趁着魏国在桂陵、马陵两次大败，实力削弱之际，经过两次（第四、第五）河西之战，秦全部收复了被魏夺占的河西地区。秦国收复河西地区之后并未因此停止攻魏。公元前329年，秦两路出兵，北路以河西为基地，渡河攻占魏河东（山西河南交界西段黄河两岸），魏求和，将上郡15县（今陕西东部）全部献秦，至此，秦完全掌握了黄河天险，控制了东进中原的要道，包括八陉中的轵关陉，战略上居于优势地位，奠定了进军中原的基础。也就打开了北上东进山西的大门。苏秦曾说“秦下轵道则南阳动”。轵道就是轵关陉，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今天河南省新乡到济源的这个三角形平原地带，在春秋、战国时代叫作“南阳”。纵横家们分析问题的核心在于，秦要破六国，哪里可以作为军事上的突破点？轵关陉便是答案。秦国东进，如果走崤山，不仅面临崤关、函谷关等百里重关，还可能遭遇韩、魏甚至楚国在内的联合抵抗。如果先蚕食晋南，再东下轵道，进军南阳，就能在中原腹地上打下了一个楔子，使韩、魏首尾不能相接，兵锋直逼赵国和齐国。这也是此后魏国迁都大梁（河南开封）的原因之一。
魏国迁都后，晋西南之地被秦收入囊中，魏国的势力也被赶出山西。但此时，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国实力大增，秦赵当时两部最强战车就迎头相撞了。在山西东南部，太行山和太岳山之间，是长治盆地，就是古名上党。从地形上看，是很复杂的，海拔上也高出周边，可以说是山西这座堡垒中的堡垒。但这座堡中堡，不在秦，不在赵，却在韩国手中。当年三家分晋，上党大部分给了韩国，一部分给了赵国，两国都有上党郡。对赵国来说，这是邯郸西面的屏障。对秦国来说，攻赵，是东进的障碍。攻韩，是北面侧翼的威胁。韩国是七雄中最弱的，秦国要是按照“远交近攻，先打弱敌”原则，韩国无疑是最佳选择。但是，攻韩必会使其他五国警觉。当时山西北部是赵国的地盘，太原盆地秦赵处在拉锯状态。秦如果攻韩，燕赵从山西经上党南下，魏齐从东面，楚国从南面压上，强秦也吃不消。韩国就有弱点变成了强点。所以，就得先打垮赵国这个强敌，才能从容东进。攻赵，必须翻越太行，经北面的蒲阴陉、飞狐陉、井陉三陉过远，在当时属于劳师远征。秦国曾想绕过上党，从滏口陉东出太行，威逼邯郸。结果在阏于（今山西和顺西）之战中被赵国名将赵奢打得大败。史载“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赵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秦军解而走，遂解阏与之围而归。”意思是秦军攀登在太行山的崎岖山路中，向居高临下驻守在阏与附近的赵军发起找死般的强攻。结果当然不言而喻。
对韩国来说，上党则是个包袱。在孙皓晖先生所著《大秦帝国》中是这样描述的：“战国初期，上党尚是韩国北部抗击楼烦、东北抗击中山国与赵国的屏障；及至秦国东出，河东河内皆归秦国，上党便成了韩国在大河北岸的一块飞地。上党虽然是三晋兵家圣地，然却是个民生穷困之地，若无源源不断地粮草辎重输送，五万大军是无论如何撑持不到半年的。秦国未夺河外渡口时，韩国尚可从大河水道北上野王输送粮草辎重。河外渡口之地归秦，水路便立即断绝，再要北上野王，便要依商旅之道向秦国交付关税并经秦军查验货物方可通行，经年累月如此，日益穷困的韩国如何吃得消？若绕道赵国进入壶关，虽则不用关税，路途却是远了几倍，一路上人吃牛马吃，运到也所剩无几了，这便是军谚“千里不运粮”的道理，谁却支撑得起？如此一来，上党便可能立即陷入饥荒！上党十七座关隘城邑，本来就存粮无几，若断绝输送，不出三个月便要崩溃了。”（野王，韩国要塞，今河南沁阳，正对太行陉。）于是，韩国的国君韩桓惠王让上党郡郡守冯亭把上党郡献给秦国，以求秦国息兵。冯亭不愿降秦，同上党郡的百姓谋划之后决定利用赵国力量抗秦，把上党郡的十七座城池献给赵国。于是，著名的长平之战就爆发了。关于此战，大家比较熟悉，这里就不再说了。
长平之战后，东方六国再无力抵抗秦国，40年后，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王朝。
此后两千多年，山西继续在中国的军事史上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楚汉战争中，韩信在井陉“背水一战”大败陈余，降服赵国燕国（复辟后的），而后下山东，同正面作战的刘邦形成对项羽的南北夹击。西晋时，山西沦落“五胡“之手，西晋为以山西临汾为基地的匈奴贵族刘渊所灭。兴起于平城（今山西大同）的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也曾占据中国北部半壁江山。在晋阳起兵的李唐更是一统华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平定安史之乱中唐军郭子仪，李光弼部是以山西作为前沿阵地的。等等。笔者的篇幅和水平有限，只讲讲自认为有代表性的两次战争。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南宋大将岳飞在《满江红》中提到靖康之耻，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事件。靖康之役的起因，是北宋与金订立海上之盟，双方约定共同灭辽，灭辽后北宋可获得燕云十六州（儿皇帝石敬瑭的流毒所致）。但是北宋内部也是政见很不统一，一会要灭辽，一会又不灭辽，导致和女真人约定的军队迟迟不发，被女真人责为失期。后面终于以二十万大军伐辽，但是腐败的宋军大败而归，反而是金人占领了燕京（如果按照盟约，应该是北宋占领）。虽然后面大宋用岁币买回了燕云十六州，但是以战为生的女真人彻底看出了宋军的腐败，于是以私纳叛金降将为由攻宋。
金军分两路，东路军六万人由完颜宗望率领进攻燕京，西路军也是六万人由完颜宗翰（即粘罕）率领进攻太原。宋副都总管王禀牢牢守卫太原，西路军不得南下。直到得知完颜宗望已经和宋讲和以后才罢兵。而完颜宗望的东路金军破燕京后一路南下，破涿州，保州，真定，赵州，邢州，磁州，相州，由浚州渡过黄河，直抵东京城下。但兵力有限，攻城的活动限于西、北两隅，有时蔓延到东北角，南面诸门则始终未受攻击。
因金军的西路军受阻太原，所以宋将种师道（水浒传中鲁达提到的老种经略相公）得以率领十万西军（西军是北宋征西夏的边防军，算是北宋末年最精锐的部队了）赶到开封勤王，这样东京保卫战才算可以打。金军见战事不利，于是胁迫割太原（又是山西）、中山、河间三镇议和，并以肃王赵枢为人质北归。这是1125年底到1126年初的事。
第一次东京围解，宋军方面没有采取什么防御措施，而是将勤王而来的二三十万大军一部分遣送复员回到西北，一部分被派往太原援助太原围城，还有的被以各种理由遣散。后来，朝廷迟迟不割三镇给金人，又想搞点阴谋，想让原来辽国贵族为内应，结果被金人发现，于是金兵再至。
西路完颜宗翰（因太原战事，兵力增致十二万）于公元1126年9月5日和第一次攻宋一样从大同出发，第二天破宋张灏军于文水（今在山西），1126年9月21日克太原。东路完颜宗望（兵八万）1126年9月8日从保州出发，当天破宋兵于雄州（今河北保定市雄县）、中山（今河北定州）。1126年9月15日，攻下新乐（今在河北）。1126年9月26日，破宋大将种师中（小种经略相公）于井陉，取天威军（今河北井陉县），克真定（今河北正定）。
经过休整，西路完颜宗翰1126年11月18日率兵七、八万自太原向汴京进攻，1126年11月22日攻下威胜军（今山西沁县），29日克隆德府（今山西长治），渡盟津（今河南孟津）。宋西京（今河南洛阳）、永安军（今河南偃师东）、郑州（今河南省会）皆投降。同时，金将完颜娄室的五万金军南下晋南，渡黄河，西趋洛阳，封锁了潼关，把宋朝最精锐的西军关在潼关以内，断绝了其东来的勤王之路。1126年12月4日，完颜宗翰克泽州（今山西晋城市）。东路完颜宗望1126年11月20日自真定向汴京进攻；1126年12月4日宗望诸军渡河，随后攻下临河县（今河南浚县东北临河村南）、大名县（今在河北）、德清军（今河南清丰）、开德府（今河南濮阳）；于12月10日克怀州（今河南沁阳）并到达汴京城下。1126年12月16日，宋出兵拒战，被完颜宗望等击败。1126年12月17日，完颜宗翰才到达汴京城下，与完颜宗望合兵围城。公元1127年1月9日，金军破城，宋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
从金军两次攻宋可以看出，山西的战略地位，作为少数民族的女真人，也是非常清楚的。从幽州经华北大平原南下，这里一马平川，无险可守，金军骑兵一路狂奔即可兵临汴京城下。但位于西面的山西的宋军可东下攻击金军背后，也可保证陕甘的西军东来勤王。这样金军即便兵临东京，也难于取胜，或无法速胜。所以，在经河北南下的同时，必须分兵攻取山西。山西表里河山的地形易守难攻，不下大力气，长时间是攻不下的。第一次攻宋，西路金军和东路金军一样，都是六万人，却受阻于太原城下。第二次攻宋，吸取上一次的经验，西路金军增加到十二万人，增加了一倍，还有东路军攻井陉以协助，才得以攻取山西。金军一部还控制了陕西潼关，截断了宋西军东援之路。但进展还是不如东路金军快。如果我们设想宋不把勤王之军遣返解散，大部派往山西（最好北上攻大同，牵制西路金军），再调其他军队防守黄河天险和守卫汴京（当时的宰相李纲也提出过），也许会有另一种局面。但历史没有假设，我们怎么设想也是事后诸葛亮，北宋政府的腐败无能决定了其必然灭亡的下场。
时间到了元朝末年，即将成为明朝洪武帝的朱元璋在平定了南方后，决定北伐西征，一统华夏。1367年10月（农历，以下同），朱元璋命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万人由淮入河，北伐中原。至第二年5月攻取山东、河南。朱元璋亲抵汴梁，听取前线将领的军事情况汇报，并讨论了下一阶段的战略步骤。根据当时元廷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军事形势，徐达提出由临清（今属山东）直捣大都的主张，朱元璋表示同意。遂决定由征虏右副将军冯胜守汴梁，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守河南（今河南洛阳），镇国将军郭兴等人镇守潼关，徐达率大军直取大都。
闰七月初一日，明军主力自中滦（今河南封丘西南）渡黄河，沿御河（今卫河），经临清、长芦（今河北景县）、通州（今北京通县），向北挺进。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直逼大都城下。元顺帝见大势已去，遂于二十八日夜三鼓携太子、后妃出建德门，由居庸关逃往上都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八月二日，徐达率军进占大都，从根本上结束了元朝的统治。
然而这不是战事的结束，只是更加激烈的战斗的开始。攻克大都之后，北方之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尽入明军之手，尤其是元主北逃，使整个北伐战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困据秦晋的元地主武装集团，完全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朱元璋得到徐达大军攻下大都的消息以后，不失时机地命其转入下一个战略阶段。
明军虽然攻克大都，但侧翼的威胁和西进的障碍并没有消除。此时盘据在山西的太原守将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因长期内讧，已成为强弩之末，且在元顺帝北逃时，奉命出兵雁门关，经保安州（今河北涿鹿）、居庸关至大都。明太祖朱元璋于八月十五日命征虏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率军攻取山西，命副将军冯宗异、偏将军汤和与平章杨璟率部从征。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徐达及时制定了攻取山西的战略方针，指出：“王保保率师远出，太原必虚，北平孙都督（孙兴祖）总六卫之师，足以镇御，我与尔等乘其不备，直抵太原，倾其巢穴，则彼进不得战，退无所依，此兵法所谓批亢捣虚也。若彼还军救太原，则已为我牵制，进退失利，必成擒矣。”遂分兵两路，北路作为主力，由河北径取太原，南路作为策应，由河南北向，会师太原，形成南北合围之势。北路由徐达亲自领军，一路连克保定、真定（今河北正定）、井陉、平定、寿阳。十一月二十三日，进抵榆次（今晋中）。遣使令南路军迅速北进，夹击太原。南路由冯宗异、汤和率师于十月渡河北上，相继攻克武陟（今属河南）、怀庆（今河南沁阳）、泽州（今山西晋城）。初卞日，攻取潞州（今山西长治）时，接到徐达迅速北进的命令，遂日夜兼程北进。扩廓帖木儿率军进至保安州，获悉明军西攻太原，挥师回救，两军在太原附近遭遇。徐达率兵夜袭，大败元军，扩廓帖木儿西逃。明军于十二月初一日攻取太原，乘胜分兵取平遥、介休、盂州（今山西盂县）、管州（今山西静乐）等地。南路军于洪武二年（1369年）元月初五日与徐达会师太原。十九日，命常遇春攻取大同，二月初七日明军进抵城下，元守将弃城而逃，遂克大同，山西平定。元中原残部，从此被逼到陕、甘一隅，为明军围歼陕、甘之敌提供了机会。此后，明军虽北上战果不大，向西却如狂飙突进，大败扩廓帖木儿，收降李思奇，兵锋直至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这是笔者想到了“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首诗。岳武穆“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壮志，有明军实现了。
和金灭宋之战相比，明军的进攻方向是相反的，前者南下，后者北上。前者是南下河北时同步进攻山西，后者是先取河北京畿后攻山西。前者在山西是自北向南攻击前进，后者是南北对进前后夹击。兵力上差不多，金军12万，明军应该是十几万。虽然打法相异，也彰显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这一法则，但山西这个堡垒是谁也绕不过去的。山西表里河山复杂的地形使得战事时间也较长，金军3个多月，明军则用了5个月，这和在河北平原上的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形成鲜明对比。后来，明朝在修筑明长城时，除了在河北，山西北部筑外长城外，还自居庸关（军都陉）沿太行山到山西、河南、河北三省交接处的白陉，修筑了一条内长城，包括著名的北京八达岭长城。笔者在过娘子关时，还看到了这段长城中的固关长城。（当然初夏时节，用不着风卷红旗）。其作用是，一旦北方的蒙古铁骑突破山西北部长城防线，就会经山西从蒲阴陉、飞狐陉、井陉、乃至滏口陉、白陉东出华北平原，从南面包抄北京，搞不好蒙古铁骑又来个狂飙突进。这是有先例的。当年成吉思汗攻金中都在居庸关受阻，就曾绕道蒲阴陉、飞狐陉后北上攻击中都。修筑这条长城，就形成保卫北京的第二道防线，再次凸显了山西在中国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固关长城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却将带入中国进入一个实际上内部是分崩离析，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外则敌寇入侵，危机重重的局面。面对这种形式，中国人民奋起抗争，中国GCD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个苦难而又辉煌的时期，山西，则继续在中国军事史上，扮演独特的角色。
清廷将覆，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山西也不例外。一个山西乃至中国近代史上不得不提的人，登台亮相了。这就是人称“山西王”、“土皇帝”、“阎老醯（西）”的阎锡山。
阎锡山（1883年10月8日－1960年5月23日），字百川、伯川，号龙池，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定襄县河边镇）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九岁入私塾，14岁辍学，随父阎书堂（字子明）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长钱铺学商，1902年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学军。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六月被官费保送到日本留学，入日本士官学校。期间加入同盟会，1909年毕业回国，辛亥革命前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相当于上校团长）。同其他同盟会员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把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同盟会员和革命同情者的手中。1911年（宣统三年）10月，阎锡山等同盟会员起义攻入太原城内，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军政府，公推阎锡山为都督，成为阎锡山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页，也开始了其对山西达38年的统治。
此后，阎锡山曾拥袁称帝保存实力，参与改组国民党，反对护法运动，结果都失败了。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至1924年，阎锡山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对内推行“六政三事”、“用民政治”等。在军事上，阎锡山表面上韬光养晦，暗中却在扩军备战。阎锡山修建了可以大量制造步枪、机枪、大炮和弹药的兵工厂，又把军队由民国初年的4个旅扩编为17个师。山西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阎锡山自觉羽毛丰满，便“站”在娘子关上窥测形势，伺机而动。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阎出兵石家庄阻截直军北上，促成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民国十四年（1925年）12月，打退了国民军总参议续桐溪策划的建国豫军樊钟秀对山西的进攻。1926年（民国十五年）3月，又将占领山西雁北地区的国民军逐出山西，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绥远。这就是阎军称为晋绥军的由来。
在此期间，国民革命军北伐。国民党极力争取阎锡山，双方关系开始改善。北伐军于1926年（民国十五年）7月誓师后节节胜利，大势所趋，北伐奉张，已是指日可待。阎看到这一形势，乃于1927年（民国十六年）6月6日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悬挂青天白日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追认这一职务，并于6月29日推阎为该会委员。7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任阎为委员。7月15日，阎指挥晋军出兵石家庄。
9月29日阎锡山誓师讨奉，在京汉、京绥沿线与奉军激战。但是国民革命军一时未能北上，奉军乘势大战晋军，傅作义部被围涿州，雁北地区被奉军占领，山西处境危殆。阎指挥晋绥军牵制了相当一部分奉军，对北伐全局来说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
1928年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太原政治分会主席，山西省政府主席。蒋介石统率北伐军对奉军展开全面进攻，第三集团军转守为攻，收复大同，占领保定，并向京津进军。此时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人多势众，蒋故意拉阎抑冯，于6月4日通过国民政府任命阎为京津（后称平津）卫戍总司令，并让第三集团军部队先行入京，天津亦和平接收。至此，阎锡山在北伐中掌握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特别市的军政大权。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阎为内政部长（由赵戴文代理）。阎锡山从此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齐名，成为雄踞华北的军阀。民国十八年（1929年）3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阎虽未出席，但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四、五届连任）。
1929年（民国十八年）初，国民党召开编遣会议。蒋介石拟利用编遣全国军队之机削弱异己。1929年（民国十八年）10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但蒋声称“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务委员应在京，无事不得离职”。阎知蒋为调虎离山，推诿不就；后在各方人士敦促下，始于11月5日就职，但并不到南京视事。
当年12月，唐生智联阎倒蒋，阎暗中首肯。在唐发出通电后，阎见其未将已名列于首位，在赵戴文等人的劝阻下，出尔反尔，转而与张学良等通电拥蒋反唐。蒋令讨唐军均归阎指挥，阎于1930年1月3日亲赴郑州指挥作战。蒋为消灭政敌，密令何成浚与河南省主席韩复榘相机捕阎。此计被阎的部下窃听电话获悉，阎乃化装遄返太原。
此后，蒋阎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厉兵秣马，准备决战。阎将晋军扩充为10个军、4个保安纵队、4个骑兵师和7个炮兵旅，共约20万人；并与冯玉祥达成谅解，资助军费送冯回陕，冯指挥所部共同行动。1930年（民国十九年）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通电拥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出兵讨蒋。1930年（民国十九年）4月1日，阎、冯、李在驻地分别宣誓就职。阎在就职通电中，揭露蒋将国民党变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致使“党不党，政不政，国不国，民不聊生”，“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说自己不得已“应军民之请求”。以战争手段重建党国。国民政府则于1930年4月5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国民党中常会亦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剑拔弩张，在津浦、陇海、平汉线上双方陈兵百万的中原大战随之全面展开。
战争初期，形势对阎、冯是有利的。晋军占领济南，蒋介石本人在柳河车站险被冯军俘虏。但是乌合之众的反蒋军，有的观望不前，有的投降叛变，加上指挥失当配合不力，致使会师徐州的计划未能实现。1930年8月1日，蒋军全面反攻，战局急转直下，向着有利于蒋的方向发展。
1930年（民国十九年）7月，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史称“北方扩大会议”，决定另组“国民政府”，推选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为委员，以阎为主席。1930年（民国十九年）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
在大战期间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张学良，坐山观虎斗，当局势日趋明朗时，于9月18日通电拥蒋，派兵入关。面临南北夹击之势，阎、冯等反蒋军全线崩溃，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撤消太原的扩大会议、“国民政府”和“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随即先后解体。阎锡山于10月15日宣布下野，12月潜赴大连，托庇于日本帝国主义，一枕黄粱美梦就此收场。此战军民死伤近30万人，豫鲁两省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国力损耗，元气大伤；而东北军进驻关内，边防空虚，客观上为日本帝国主义造成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条件。
阎锡山在大连蛰居期间，一面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一面遥控山西军政大局，伺机而动。他根据儒家的的中庸之道，将自己20年的从政经验总结为“中的哲学’，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败；承认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使矛盾对消，达到适中，以求生存；认为事理有母理与子理之别，母理讲的是该不该，子理讲的是能不能，母理是不变的，子理服从母理，人事以生为最高母理。这就是说，他研究和运用“中的哲学”，全是为了自己的存在。
山西居黄土高原而临下，虎视华北平原，战略地位重要，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阎锡山指出：“有国就应有国防，有国防才能有国。”为了发展山西的军事实力，山西省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建设。
1932年2月，阎锡山复出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提出《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着手筹备成立新的兵工企业――西北实业公司。西北实业公司于1933年8月1日正式成立，到1936年9月，西北实业公司下属兵工厂十一家，分别为：西北机车厂，制造各类火炮；西北水压机厂，制造工兵器材；西北农工器具厂，制造炮弹、引信、画图仪器等；西北铁工厂，制造步枪；西北枪弹厂，制造枪弹；西北铸造厂，制造机器及钢铁器具；西北育才炼钢厂，制造各种机器锅炉；西北化学厂，制造枪炮药；西北机器厂，制造捷克式轻机枪；西北汽车修理厂，制造捷克式轻机枪；西北电汽厂，供给动力。
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10月，阎锡山将西北实业公司下属的11个工厂合并为以制造军火为主的西北制造厂，由张书田任总办，赵逢冬任会办，下辖18个分厂，拥有资金700万银元，厂房6100余间，机器设备4300部，职工8088人，月生产水平为：六五式步枪800支，七九式步枪3000支，捷克式轻机枪600挺，九二式重机枪90挺，一七式山炮40门，一二式山炮200门，野炮150门，重炮24门，迫击炮150门，迫击炮弹8万发，手榴弹30万枚，子弹150万粒，炸药123吨。
面对日本侵略的加剧，阎锡山提出扩军计划，即“训练30万国民军，保卫桑梓，抵抗日本入侵”。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时，晋绥军迅速已扩编为两个集团军六个军。
军事防御上，山西省军事工事分为七个战略区：一、核心区，以太原为中心，西起关口、周家山、韩寨、青龙镇一线；二、阳方口区；三、雁门关区；四、平型关区；五、五台山区；六、娘子关区；七、东阳关区。每个战略区按照地形，又区分为若干战术守备区。每个战术守备区由前沿阵地、主阵地、预备阵地、炮兵阵地等组成。在战略区确定后，每个区配置必要的正规部队，作为主要的施工力量。每个区由省防工事指挥部第二部派出有战略眼光和作战经验的中上级军官一至二人，会同部队指挥官，组成指导组，亲自到战略区进行地形勘察，划分战术守备区，然后在各条阵地沿线逐一勘察，选定指挥所、掩蔽部、大炮掩体和轻重机枪掩体等位置。各种火器位置的选定，是以能够进行侧射、斜射，在阵前构成严密火网，充分发挥武器威力为原则，构筑时按照地形，尽量发挥地形的优势。例如第一线的机枪掩体，不是该选几个位置就选几个，而是适于配备几个就配备几个。除以上七个战略区外，驻在大同的部队在大同附近的孤山和天镇县也构筑了省防工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七七事变爆发前，各种轻重火器的掩体位置已开凿了80%。
30年代，山西省政府自行筹款，修建了纵贯山西南北的同蒲铁路。
1932年10月，设立晋绥兵工筑路局，以谢宗周为局长。1933年1月，设立晋绥兵工筑路总指挥部，由阎锡山亲任总指挥，分别成立南段工程局和北段工程局，并根据地形和工程难易程度，分设若干工段具体负责。为节约经费，阎锡山主要依靠兵工，曾先后调兵三万多人参与筑路。为解决山西缺乏筑路技术人员的问题，阎锡山开办铁路训练班，招收了大中学生100多人进行学习，由谢宗周担任教师，限期三个月毕业。因为这些学员都有相当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所以在三个月内都掌握了一定的筑路知识和技术，他们有的测量和绘图，有的到工地监工。 同蒲铁路以太原为界，分为北同蒲段和南同蒲段。南同蒲段513公里，于1933年5月开工，1935年12月竣工。北同蒲段351公里，于1933年11月开工，修至朔县到大同段，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工。同蒲铁路向北可联络平绥铁路，向南可衔接陇海铁路，向东经正太铁路可通平汉铁路，对山西国防至关重要。
需要说明的是，修筑同蒲铁路阎采用的是因陋就简、尽量省钱的办法，其主要表现即是把同蒲铁路的道轨修成窄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精于算计的经济谋略。修筑同蒲铁路需要大量的资金，但当时政府的经济实力并不雄厚，且阎又拒绝向外国贷款，也拒绝蒋记国民政府的资助，所以资金不足就成了最严重的问题，鉴于此，阎便采用了修窄轨这一省钱的办法。他是这样算计的，修窄轨的造价只相当于标准轨的1/3，用窄轨修筑全长850余公里的铁路，只需2000万元即可。而若要修成标准轨，那凭山西自己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修不成的。当时阎锡山是这样作经济预算的："同蒲铁路如修标准轨，30年复利损失，即可到78.951万元。"所以他采取的经济谋略是先简陋后先进，由窄轨而若干年后再向标准轨迈进，要在最短时间内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他此一经济谋略的依据，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即是："余前闻日人云，日本横滨至东京铁路，初系由德人计划筑米达轨(窄轨)。后以交通发达，屡感不便，屡次设计。有人则批评德人计划之失策，而一专家详细计算，则截至大感不便时止，按当时利息计，修米达轨之所节省者，已可修270条标准轨矣。无怪前有一英国人对我说，我国各种工业，一立工厂，即有巨大之规模，其结果往往亏累。据云，英国各工厂创立之初，多未有绝大之规模者，逐次发达，逐次扩张，亦因创办费用过大，复利损失，即可至一蹶不振也。"
从同蒲铁路修窄轨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分析出，阎的经济谋略有二，一是他随机应变的本领使他在当时形势下，既可打着不与蒋介石争权的幌子，消除了蒋对他的防范，而又可利用致力于经济建设这一绝招和权宜之计来对付蒋介石；二是他提出的自强救国、造产救国，苦心经营山西之目的，是要巩固自己的地盘，要为自己的长远利益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而这些谋略的形成是与他固有的出身和从商数年的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蒲铁路工程顺利完成，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一方面表明了他对山西人经商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从中可以窥视到阎驾驭经济的能力和管理经济的略。其真正的目的主要是从军事方面来考虑的，其一是便于调动军队，他说："将来有事，北起大同，直到蒲州的军队，半天就可以调回太原"，二是可保"立足之地"，他说："有了事情，外面的火车进不来"。可见，修筑同蒲铁路，阎并没有忘记要拨打一番政治算盘，为了存在，为了使自己的脚跟站稳，永远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同蒲铁路便成了他在军事上实行自我防卫的一道屏障，进可攻，退可守，时常处于应付自如的优势；在政治上他拥兵自重，固守山西，同蒲铁路是他营造独立王国、巩固个人地位得心应手的一张"王"牌。惟其如此："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之后的两面性、不倒翁式、骑墙派人物也就成为阎锡山的最本质的特点。
阎老醯的那些事儿本来想简要介绍一下，然后写八路军在山西的抗战经过。但一查阅相关资料，才知道他有这么多的的事。如果想一笔带过，那就像在中国军事上无法绕过山西一样。可见其在山西和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同一般的。不介绍这些，再写后面的许多事是没法说清楚的。用笔者自己的话说出来，又大大超出本人的水平和能力，只得将别人的文章串在一起。敬请大家原谅。
需要补充的是，阎锡山在用人上为了保证山西“独立王国”的地位，在军政各方面的主要官员上，用的几乎全是清一色的山西人。在这其中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著名将领，如徐永昌、傅作义、商震、陈长捷等（都是在脱离阎之后成名）。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如上党战役时阎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是河北人，临汾战役中被俘的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是河南人。但总的看，是外省人不如山西人吃香，晋南人不如晋北人吃香。晋北人又以阎锡山的老家五台人最吃香，像晋绥军将领赵承绶、王靖国等。有“会说五台话，能把军刀挎”的说法。
还有一件事，前面说阎锡山铁路修成窄轨，建有自己的军工，生产自己的枪炮。枪炮的口径也和别人不一样。比如晋造仿美式“汤姆生”冲锋枪，原枪是11.43毫米，他来个11.25毫米。阎还经常将此枪送人。可是仔细一想，这阎老醯也真够缺德的。送枪，当然要送一定基数的子弹。问题是，打完了怎么办？要找阎会长要，就要继续与之合作。要不就将枪沦为废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