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参加一个非常出彩的讲座，主讲人是新近履新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作为一个毕业于人大的校友，我非常欣赏刘伟校长的经济学观点。然而，在问答环节上，刘伟在回答一个问题时说，1840年以来，我们落后了，说明我们的文化失败了。对此，我是肯定无法苟同的。相反，得出的结论是，在1840年之后的“已是悬崖百丈冰”的险恶现实面前，正是中国文化保存了饱受屈辱的中华民族。
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根，是以孔子创立的儒学为核心的，结合墨道法释等多种学说，而形成的历经2000多年的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有四个基本要素：仁者爱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格物致知。仁者爱人着眼于自我完善，肇启于夫妻之道，延伸至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小家，直至天下，所谓修齐治平。天人合一把中国人从虚幻拉回到现实，不要去指望天国的上帝，只有现实中的人才能拯救自己，天地乃是人类生存的环境，任何人类对于天地的行为，也是针对自己的行为。知行合一让中国人避免了空谈的说教，不要去为创造那些不着边际的理论体系去浪费自己的生命，把有限的生命用于更为有意义的活动。格物致知表现了中国人认真负责的精神，在研究具体事物的时候，认真地去做到最好，以期青史留名。而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求每一个人都下足自省的功夫，向内心世界寻找至善的“孔颜之乐”。
这样良好且几近完美的社会价值理念和社会运作模式，被西方的鸦片和炮声打断。1687年牛顿发表了《自然定律》，1776年瓦特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西方用了不到百年的时间，就在1840年打败了他们曾经仰视的中国。对于西方搞出来的这个玩意儿，我们姑且称之为“现代科技”吧。现代科技极大地强化了西方征服东方的物质能力，直至整整一个甲子之后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得魂飞魄散、满地找牙，几乎亡国灭种。西方打败中国，靠得不是说理，而是船坚炮利，是纯粹的依靠现代科技而大幅提升的物质力量。
面对不给自己留一点情面的对手，中国人才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没有比他们早一点叩响现代科技的大门。历史上中国人有好几次和现代科技擦肩而过，第一次是墨子，墨子已经把机械原理摸得很透了，如果他有机会把实践再上升到更为抽象的层面，中国可能比西方早2000年搞出现代科技，无怪梁启超会把墨子从与木匠作坊的纠结之中，重新请到哲学殿堂。第二次是朱熹，朱熹把格物致知推向极致，而且自己也思考了许多自然科学的问题，比如石油、化石、地球等等，但是，他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几百年之后的王阳明，按照朱熹的说法，面对竹子看了很久很久，最终对朱熹的理论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可是他没有走向现代科技，相反更为深刻地走向了自己的内心。如果当年王阳明不回归自己的内心，而是想想竹子的内部结构什么的，向外用一下力，中国还可以有最后一次机会在西方之前搞出现代科学。可惜，中国人再一次与现代科学失之交臂。再往后就没有机会了，中国人延续了这种为了人的内心平衡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努力的方向，无论在天文还是建筑领域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尽管中国人在这些领域的成就把西方甩出去很远很远，中国终究都没有走向天文学和建筑学，
至此，似乎很容易得到中国文化失败的结论，事实上，五四一代的爱国青年们100年前就采用比较极端的矫枉过正的手段，“打到孔家店”，实际上就是认为中国文化失败了。但我依然不同意，并且坚守中国文化从未失败的观点。在中国国运极衰的关头，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所包含的天下观再次起了关键的作用，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融合力和强大的积淀底蕴，将中国从被开除出球籍的厄运中拉了回来。中国人采用穷尽法,使用了几乎各种方式尝试突围，100年后，我们看到比较成功的两个领域是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技，同其它的近乎空谈的努力相比，这两项在中国最服水土并且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西方理论，但它实质上是批判西方的理论。说到底，马克思主义有三个基本基因，一、阶级斗争，二、唯物史观，三、辩证法。这三个基本要素与中国文化有着天然的契合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源自黑格尔的斗争理论，中国文化中有阴阳、君子小人等对立概念的不断冲突。但是，西方的这种斗争理念更多地属于向外用力的斗争，而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恰恰在于斗争的方向，中国文化更多地强调对立概念的最终水乳交融。马克思主义更注重向外用力的斗争，由此引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所谓三大革命。在保留向内用力的同时，增加了向外用力的新的方向。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在中国文化之中的契合点无需一一赘述了。很多学者都对此做出过许多论述，相形之下，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虽然篇幅很短，论述简洁，但是，两论对于中国文化的改造，及其进一步的系统化和具体化，把哲学问题从少数读书人的书斋推向大众的行为指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科技时代，《矛盾论》告诉我们如何天人合一，《实践论》告诉我们如何知行合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印度佛学进入中国有很高的相似度。二者均为在本土的反主流理论，但都和中国固有文化要素有更大的契合度，在中国获得了比本土更大的生存空间，二者的理论推出之后，均在本土不占主流并几乎失传。特别相像之处还有，二者均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思想，佛学的禅宗源于印度禅宗，但是又与印度佛学（包括禅宗）有着很大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做出了许多重大的发展和改变。
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人开始了虚心的学习过程，从1872年30名中国幼童首次赴美留学开始，现代科学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到中国高铁世界第一，之间的时间也就是差不多100年的时间。回首百年，中国的现代科技在20世纪初播下种子，到了50-70年代开出最早的一批花朵，结出最早的一批果实，到了21世纪就将长成参天大树了。中国文化在历史上虽然若干次与现代科技擦肩而过，但中国文化并不排斥现代科技，相反其格物致知的基因，恰恰可以为中国人掌握现代科技提供最丰厚的土壤和最强大的动力。
认为中国文化失败的人总是在想，既然中国文化不排斥现代科技，但是没有赶在西方前面搞出来，反而招致被打的如此凄凉，故此中国文化依然是失败的。现在看来，西方早于中国搞出现代科技的确是中国的不幸，但是，如果我们反思现代科技的话，不难得出结论，现代科技恐怕不是全人类的福音。自从西方搞出现代科技之后，人类就没有太平过，反而使原有的杀戮恶性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都发生在现代科技最为发达的欧洲，对平民的生灵涂炭远超人类历史的任何记载。在和平应用现代科技的领域中，现代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困惑和灾难也远超历史以往。地球变暖、物种绝灭、大气污染均与现代科技的出现密切相关。
比牛顿出生还早100多年，中国的火枪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传说中，宫里定期举办火枪竞技，但一次乾隆看了之后，下令全国禁止火枪的研发和使用。这一故事成为批判乾隆乃至中国文化的强有力的例证，因为如果乾隆不禁止反而大力提倡的话，中国火枪技术不仅能够继续发展，而且进一步有可能赶在西方前面撬开现代科技的大门。但是，乾隆拉黑火枪技术的理由值得我们注意，乾隆说，如果这种火枪能够只在宫中使用，倒也不错，但是它肯定最终会流入民间，一旦流入民间，天下大乱。极具讽刺意义的是，爱因斯坦在原子弹被造出来之后，也发出过类似的感叹，转而成为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到了今天，人类一直在困扰着核武器的扩散问题，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核武器只掌握在几个大国手里的时代必将一去不复返，任何人都无法说清楚，哪个人可能在哪个角落，按下核武器的按钮。人类被毁于现代科技成果的可能性，比毁于任何其它因素的可能性都要大。
人类是否应当走上现代科技之路，是困扰人类的自始至终的问题。中国文化当初的回答是否定的，西方文化在极其困顿的窘境之下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结果，一下子把自己的物质力量搞得异常强大，用武力和强权摧毁了中国社会原有的体系。面对现代科技和被现代科技武装到牙齿的西方，中国人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只能尽力尽快掌握现代科技，在现代科技领域赶上和超过西方，才能有平等对话的前提。西方人只吃物质实力这一套，在物质实力逊其一等的民族面前，他们并不去讲什么道理。饱受中国文化浸染的李鸿章当年试图跟他们讲道理，有用吗？西方率先利用现代科技增强自己的物质力量，奉行强权主义打败东方，现在中国只能发展现代科技，用物质实力回应，让西方可以平等地坐下来和中国对话，这样的历史才是现实的，而且甚至可能是公平的。
现代科技是物质层面上的东西，不可将现代科技神话，不能认为自然科学的原理可以全盘引入人类的精神领域，人类就此可以免去对于向内用力，寻找内心平衡的努力。现代科学是一个不断自身证伪的过程，以美术为例，西方最早采用极为写实的解剖学作为美术的基础，但最终又搞出照相机把人物肖像画的地位抹杀掉了。现在的西方美术实际上是在重走中国传统美术的神韵路子，但又非常不明就里。
精神层面的东西才最弥足珍贵，这个领域是中国文化的强项，领先西方2000多年。中国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大数据库，2000-4000年的连续文字记载是全人类的绝无仅有的宝贵财富。西方历史的记载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中断，现在讲出来的西方历史，文艺复兴时期树立起来的古希腊文化的合法性，不过是通过伊斯兰世界的留存资料，借尸还魂的传说。中国连续的文字记载较之更具有说服力，更可以给人类提供人类过往的信息，故此也更加可以为人类指出未来的道路。
任何西方的理论都不能不加改造和消化地用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对于这种无效努力，2000多年前的孟子就已经做出了回答：削足适履。切不可用西方的理念套用中国的现实，西方文化是一种对抗性的黑白分明的理念，比如非民主即专制，不是普选就是法西斯，不是盟友就是恐怖分子等等。中国历史上的诸葛亮七擒孟获、郑和下西洋、对印自卫反击战才是仁者为王的经典范例。民主集中制可以作为民主制与法西斯制之间痛苦抉择的替代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正是治疗西方双重标准症状的灵丹妙药。
中国文化没有错，但是信奉和批判这种文化的国人们出了问题。由于中国文化过于向内，对于中国文化虔诚乃至迂腐地笃信的国人们未能及时注意、预料到西方叩响现代科技大门之后，物质力量（突出地表现在军事领域）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在这突入其来的攻击面前，完全懵圈了，束手无策。就好像一个绝顶太极高手正在运起强大内功入境之际，却突然被打了黑枪。也正因为如此，作为五四一代的杰出代表的毛泽东直到晚年还在进行新的革命，凡重大探索的意义都要等候历史的判定，这个判定过程可能是几十年，也可能是上百年。
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文化进一步吸取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理论，开始掌握和运用现代科技，但是中国文化的四个基本要素一个都没有少：仁者爱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格物致知。这四个要素结合外来的理论有了更大的丰富，记住了仁者爱人才能理解为人民服务这一简洁明快的生活态度，信守了天人合一才能意识到树立正确的科技观，明白了知行合一才能进行有意义的从精神到物质的探索与追求，专心地格物致知才能实现行为的目的。中庸之道是仁者爱人的体现，它以各方可以和平共处为核心目的，绝不是以把对手逼死视为最高境界。当中国人完全掌握了现代科技，物质力量彻底重新振作之后，中国人将把现代科技引入新的境界，中国经验将为世界上的许多难题提供解决方向，中国的治疆经验、扶贫经验将使全球受益。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