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权力与资本”、“精英与大众”是构成一个国家的基本框架
近十年来，随着信息的涌入，许多中国人已经逐渐看清了美国这个“山巅之城”光环下的本质，看清了资本对美国社会的严酷控制，正如偷渡到美国、最后又回到中国的著名诗人北岛所说：
“我终于体会到资本主义的厉害，像老虎，比专制还厉害——老虎猛于苛政。”多年在美国漂泊的生活磨砺，使北岛认识到，“专制主义的压力来源是明确的，是单向的，而消费主义的压力却无所不在，看不见摸不着，让人找不到反抗的方向。”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了深藏在黑幕背后的美国资本的运行规律，更认识到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与美国“国家的利益”之间产生了越来越激烈的冲突，这个冲突目前已经成为了美国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几乎美国社会所有问题的根源，其他所有的矛盾都是由这个矛盾衍生而来，如果这个主要矛盾得不到解决，美国所有的矛盾都统统无解，大美利坚只有等着渡劫升天。
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承认与否，也是中国“自干五”与“美分dang”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在中国，有一群具有特殊使命的经济学人物，他们在境外力量的教导和操纵下，不断借助于各种内容模糊的概念和理论，来误导国人乃至各个领导层的认识与判断，其中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掩盖甚至否认在一个阶级社会中“权力”与“资本”的二元对立，以此来达到用“资本”来最终夺取“权力”的阴险目的。
一、人类社会永恒的对立统一：权力与资本，精英与大众
自从人类社会形成国家以来，就产生了两对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矛盾：
权力与资本
⇔
精英与大众
不管你讨厌也好，喜欢也好，这两对矛盾根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们在人的意志外客观存在，形成了文明社会运行的奠基石，构成了整个人类文明进入高级形态的基本框架。
可以这样来说，如果没有这两对矛盾，人类只能永远停留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最多是到达原始共产主义的部落制早期，连奴隶制的门槛都踏不进去。
（一）“权力”与“资本”
一个国家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构成的，今天人文语境又把这个说法变得很温和或者伪善，不叫“统治与被统治”，而叫“管理与被管理”。
有一群人，他们“管理”着一个国家，他们就拥有这个国家最高的权力，不管他们的权力是从父母那里世袭来的（比如英国女王、阿拉伯王室和金三胖），还是从旧统治者那里造反抢来的（比如，华盛顿一帮人抢了英国王室的权力，法兰西共和国抢了波旁王朝的权力，中共抢了炮党的权力），总之，他们拥有权力之后，其他人自然就成了屁民，只有被统治、被管理的份儿。
今天有很多果粉为常凯申校长打抱不平，说tg用暴力抢劫炮党的政权，属于来路不正，不像人家西方那些总统，全部是公平选举而来，所以tg政权的合法性有问题。
这就属于典型的扯淡，国民党是靠选票战胜北洋政府的吗？拿破仑是靠选举战胜路易十六或者雅各宾派的吗？华盛顿是靠选票战胜英军统帅亨利·克林顿的吗？更何况在美国内战时期，对亚特兰大进行屠城的谢尔曼也是靠选票战胜李将军的吗？
上面扯远了，话题再转回来。
一批人拥有了权力，达到了人生的高峰，而另外的人就只能干别的，比如说，去赚钱。有的人赚钱的本事非常大，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洛克菲勒、JP·摩根、王石、马云、特朗普等等，他们的钱累积起来就不再叫钱，而叫“资本”。在一定范围内，资本寡头们同样可以呼风唤雨，能耐不比政府的高官小多少，所以，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资本之间结成联盟，必然会跟政府来争夺对社会的控制权。
而这就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基础。
权力与资本从来都是一对相生相克的矛盾，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追逐权力是为了获取资本，而积累了资本最后必然要夺取权力；
有了资本可以巩固权力，而有了权力才可以保护资本；
失去了资本必然失去权力，而失去了权力也必然失去资本；
拥有了权力和资本，你就是秦始皇，你就是屋大维，拥有整个天下；
而失去了资本和权力，你就是白丁，你就是乞丐，你将随时丧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权。
在一个现代社会，权力与资本构成了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基本骨架，当这个矛盾的两端在国家的天平上保持基本平衡的时候，这个国家便国泰民安，稳定繁荣——比如“贞观之治”；
而当政权完全剥夺了资本的时候，这个国家便百业萧条，民生凋敝，整个社会犹如一潭死水——比如“文革”时期；
而反过来，当资本压倒政治权力的时候，社会便出现无政府状态，群龙无首，混乱无序，盗贼蜂起，即将面临天下大乱——比如明末江南财阀代表东林党人控制朝廷的崇祯时期。
（二）“精英”与“大众”
就像非洲草原上天天在上演的狮子豺狼掠食牛羊麋鹿一样，精英压迫大众的故事充满了整个人类史，但是，二者相生相伴，相互依存。整个社会是由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两个部分构成的，精英阶层不可能脱离大众阶层而独立存在，就算精英全部消灭了大众，精英阶层内部马上就有一部分相对弱小的力量分化出来，成为流亡贵族、破落地主等等，照样被剥夺成大众。同样，大众阶层也不可能脱离精英阶层而存在，即使大众用血与火把精英推下王座，将华丽的宫殿大厦付之一炬，精英阶层马上就会从大众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的统治者，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哪次不是伪装成大众的精英分子最后攫取了起义成果？
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下，“精英”与“大众”有不同的称谓和内容：
在原始社会之前的动物世界，叫做“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甚至在有些动物内部也有严格等级之分，如：狮群、猴群、鬣狗群等)；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叫“部落酋长”和“氏族成员”；
在奴隶社会，叫“奴隶主”和“奴隶”，或者“君子”与“小人”；
在封建社会，叫“贵族”与“平民”，或者“地主”与“农民”，或者“圣人”与“百姓”；
在资本主义社会，叫“资本家”与“工人”，或者“老板”与“员工”，或者“庄家”与“韭菜”，或者“候选人”与“选民”，或者“1%”与“99%”；
在社会主义社会，叫“领导”与“群众”，或者“高大上”与“屌丝”；
在未来的宇宙文明时代，叫“先进文明”和“落后文明”，或者“高维文明”与“低维文明”。
二、人，生而不平等！
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就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卢梭声称“人生而平等”，这只是人类在反抗压迫者时候的思想武器，说得温情脉脉一点，这是人类向往的“终极目标”，而非现实存在，说得坦率而残酷，这就叫“白日做梦”，要么只是大众在反抗精英时的理论依据，要么就是精英对大众的麻醉与欺骗，比如“四海之内皆兄弟”，比如“人人可以成佛”，比如“在天堂里人人都是兄弟姊妹”。
这就像陈近南对韦小宝说的：
“你是个聪明人，我可以用聪明人的方法和你说话，反清复明只不过是一句口号，跟阿弥陀佛其实是一样的。”
精英是强者，大众是弱者，精英是赢家，大众是输家，大众永远都不是精英的对手，精英永远是大众的统治者或者“管理者”，这就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不管你是人道主义者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管你是乌托邦主义者还是宗教信徒，你都永远不能否认这社会现象，它们同样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血淋淋的构成了今天的这个二元世界。
放眼非洲草原，野牛成群，数目庞大，但却一盘散沙，几只土狼就可以将几百几千只野牛驱赶得疯狂逃命、魂飞魄散。在一部真实的纪录片里，我们看到，有时好不容易出现一只英勇抗击狮子的野牛头领，却不料另一只觊觎头领位置的野牛斜刺里冲出来，把浑身是伤兀自还在战斗的老头领撞倒，把族群的英雄出卖给了狮群。
放眼股市，居高临下的庄家们凭借手中的资本优势，再勾结证券市场的管理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视千万散户为刍狗、为草芥、为牛马、为猪羊果品，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亏得衣衫褴褛的小散们在别处凑够了血汗钱、养老钱、救命钱，又投入股市里去希望翻本，可临了还是又被洗劫一空，穿着衣服进去，裸着身体出来，有的直接就对着城市的钢筋丛林飞身一跃……在股市里，庄家比刽子手还要残忍，对散户只凌迟，不处死，等你养好身体再来吸血。庄家就像河里凶残的鳄鱼，懒洋洋地躺在水面上，什么都不用干，只需等着一群又一群的散户自动送上门来，源源不断，永不断绝。
金融大鳄，形容得一点也不错。
实际上，老子也好，庄子也好，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们都深刻地看到了这个残酷的现实，他们不愿加入贵族的行列来掠夺大众，也排斥用宗教来麻醉大众、给大众以虚幻的希望，但同时，他们也深感无力来改变这个不平等的世界，于是，老子采用了绝望的放弃，庄子采用了自我麻醉，而孔子则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论个人资质，孔子不如老子的庄严博大，更比不上庄子的汪洋恣肆，但是，孔子的悲天悯人、厚重勤奋，却让他成为了千百年塑造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第一人。
一方面，孔子周游列国13年，不屈不挠地四处推广他的“仁”，推广他的“王道”，同时，孔子又相当狡猾地以曲笔著述《春秋》为武器，为弱者争取到了有限的一点话语权，以此来要挟“乱臣贼子”——当政的贵族精英们，要求他们施仁政、行王道，“附远来迩”，否则，“天厌之”，青史将留其恶名供千古咒骂；
另一方面，孔子又告诫那些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弱者，这个大环境是绝对不公平的，但“君子”（这里实际上要指那些不屈服于命运的有志之人）要“自强不息”，通过自己的努力，最大程度地来达到弱者个体与精英之间的相对公平，所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在这个角度上，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对整个人类的重要意义，他是自人类史以来，唯一一个带领牛羊打败了狮群、带领弱者打败了强者的弥赛亚式的拯救者。在毛泽东之前，大众是理所当然的被压迫者，精英是理所当然的剥削者，历史上尽管有无数个反抗者要起义冲破牢笼，但从来没有成功过，从来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残酷的不公平事实，但是，在毛泽东带领大众成功砸烂旧世界的枷锁之后，全世界的被压迫者突然看到了天神降临一般的奇迹，毛泽东向全世界证明：原来，剥削者是可以被推翻的，原来，弱小者不公平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由此，在毛泽东之后，弱小者们终于有了一面可以追随的旗帜，世界由此进入了一个觉醒了的弱者们敢于去为自己争取公平的新时代。
未来，如果人类通往其他恒星系的星际飞船仍然是由奴隶来建造，那这样的文明仍然是低级的、可耻的，正如美国电影《云图》里的那个巨大无比的高科技餐饮公司。所以，不光是现在还是未来，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他还属于全人类，他带领被压迫者成功反抗暴政的奇迹，将永远激励还在苦海中沉沦的弱者，而这些弱者反抗不公平命运的努力，必将促进人类在通往更加公平的道路上大大地跨进一步，由此把人类社会的进化推向更高一层的文明台阶。
毛泽东是塑造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第二人。
孔子与毛泽东，是中华文明贡献给世界的两座最巍峨的丰碑。
三、“权力与资本”失衡，必然导致“精英与大众”失衡
“权力与资本”这对矛盾的失衡，必然也会导致“精英与大众”这对矛盾的失衡，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完全崩溃。
在“权力与资本”和“精英与大众”这两对矛盾中，实际上呈现出这样一种三角关系：
精英
==== 权力 ==== 大众
精英与大众分列在一个分配体系的天平两端，中间是政府这个权力机构，社会发展的运动状态会使得天平永远都处于变化状态，而政府则根据天平的实际而随时调整管理政策，以尽可能的维持整个天平的动态平衡，从而最大程度地保障社会分配体系两端的公平。
既然是天平，那么就必然会一头翘一头低，按下葫芦起瓢，要么精英倒霉、大众狂欢，要么精英猖狂、大众遭殃。当然，最好的结局，就是这个“天平”稳稳当当，不偏不倚，精英大众和谐愉快、各得其所，达到“中不偏，庸不易，谓之中庸”，但是，这种状况出现的机会实在太少，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不平衡是永久的、绝对的。所以，孔子感叹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天平失衡，会出现两种变化，要么偏向大众，要么偏向精英。
第一种情况：偏向大众
如果天平向着大众阶层有利的倾斜角度过大，抑制着精英阶层的发展，那么，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过小，社会上下层之间的流动速度就会减慢，平均主义盛行，人才奇缺，物质贫乏，社会缺乏活力、缺乏创造、缺乏生命力，整个社会存在陷于停滞的危险。上个世纪，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间，中国社会正是这种现象。
实际上，作为毛泽东为探索人类终极命运而设计出来的一种社会实践，这种人为“拔高大众、抑制精英”的现象，其目的就在于，政府在统管一切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大众”（无产阶级）来掌控“精英”（权力精英、技术精英、资本精英），防止其再回到优势地位上去（即为“复辟”），让大众“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毛泽东非常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实现“精英阶级”和“大众阶级”的绝对平衡。
毛泽东的社会探索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尽管比历史上的很多次“乌托邦实验”走得远，但是，由于这种实践营造出来的平衡是一种虚假的人造平衡，如同把虎豹豺狼都关进笼子，把牛羊麋鹿关进畜栏，政府实际上变成了动物园负责喂食的管理员，整个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必然十分低下，需要外界的能量输入，平衡无法持久。另外，由于大众阶级受到历史时代的局限，无法为毛泽东的社会探索提供强有力的最广泛的支撑。因此，毛泽东的社会实践最终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这就是“文革”的本质。
而这也就是毛泽东普遍受到大众阶级爱戴，同时也受到精英阶级痛恨的最真实的原因。
第二种情况：偏向精英
同样，如果精英阶层把持了政府，权力对资本再也没有控制作用，那么，财富分配的天平便会过多的偏向精英，甚至完全倒向精英，由此，大众被严重剥夺，财富加速向社会上层集中，人民的生活便会逐渐陷于贫困。而当大众生存压力的底线被最后突破之后，社会底层的反抗就会以暴力革命的形式爆发出来，整个社会制度便完全崩溃。
一个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吸取了前代灭国的教训，在制定土地、税收、徭役、刑法、军队等政策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社会中下层的利益，并且同时强化对贵族豪强的抑制，所以，国家在这一段时间能够蒸蒸日上，大有作为。但是，随着承平日久，王朝的权力中枢逐渐出现权力旁落，同时也失去了对精英阶级的制约能力，所以，大贵族、大豪强又开始了新的一轮对社会财富尤其是土地的疯狂掠夺，社会分配的天平又一次倾斜、再倾斜，以至最后崩塌，大众阶级忍无可忍，又一次揭竿而起，“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无数次朝代轮替的根本原因。
2012年，当代中国也曾走到了天平崩塌的最危险的边缘。
毛泽东为人类命运寻找终极归宿的探索实践人亡政息，当一代超级伟人去世之后，精英阶层终于摆脱了大众阶层的掌控，又占到了博弈的上风。
改革开放之后，政府首先做的，就是把天平的砝码往精英的方向大幅度回拨，下放管理权限，开放市场，鼓励商业活动，目的都是要拉开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鼓励精英主义的回归，甚至不惜喊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来搅动平均主义带来的一潭死水，推动经济的发展。三十年中，中央政府基本保持了“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的相对平衡，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措施总的来讲是积极有效的，尽管大众中的最弱小的那部分群体为社会的进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大众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多少成为了受益者，由此才奠定了中国的综合国力达到世界第二的必要基础。
但是，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的权力最高层在境外有意输入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误导下逐渐迷失方向，大规模私有化更加快速地形成一批又一批的富豪，中国的财富分配天平已经严重失去平衡。2010年前后，随着“政令不出中南海”（这意味着中央权威的衰落），权力精英开始与资本精英开始结成利益联盟——比如各种“山西会”、“泰山会”、“阿拉善协会”、“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等官员与富豪的秘密社团，这实际上意味着有一部分“权力”已经准备放弃自己的调节者功能，打算直接与“精英”合流了。
尤其是2012年2月28日，美国前国务卿、高盛集团副总裁、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宣读中国国企的“改革方案”，这几乎是打响了瓜分世界上最庞大资产——中国国企的发令枪，这标志着中国的精英联盟（官僚资本、金融资本、买办资本、产业资本），在华尔街、CIA及其经济学家刺客团队的指挥协调下，准备正式开始对中国大众实行最残暴、最疯狂的瓜分与掠夺。
对2012年，今天解读下来，有多少人会不寒而栗？
对2012年，今天解读下来，有多少人还记得那个形单影只却挺身而出的堪称民族英雄的杜建国？
对2012年，今天解读下来，还有多少人不为习近平登上大位而举手加额？
……………………
1949年建国的中国，在短短60多年的时间里走完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轮回，可见“权贵精英”与“普罗大众”之间的斗争是何等的激烈而残酷。
四、习近平改革的本质：重建“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动态平衡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政府联合大众抑制精英（整个社会称为“左”或者“极左”），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精英比大众更占优势（整个社会称为“右”或者“极右”），这两个历史时期都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但同时都有着无以伦比的历史性贡献，两个“三十年”加起来，完整地为中国走到今天铺下了坚厚的基础。所以，2012年，当一个新的划时代开始的时候，财富分配天平的砝码又开始向中间摆动，中国社会如果要长治久安，就必须重新开始建立“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之间的动态平衡。
老子曰：“治大国如烹小鲜”，小鲜是指小鱼，我们知道，鱼肉细嫩鲜美、营养丰富，煎鱼的时候，火力不够则生腥，火力过猛则焦糊，所以在烈火烹油的铁锅上煎鱼，火候要掌握得准确精妙，恰到好处，鱼肉才可能做得到鲜美娇嫩。
老子强调的就是为政者在各种复杂矛盾中的对这个天平的平衡艺术。
所以，在“权利与资本”和“精英与大众”的关系上，为政者就必须要达到“烹小鲜”的高度，随时以精准力道来调整天平，维持其平衡协调，从而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和谐安康。
这就是辩证法，这就是辩证法基础上的变法，一是集权，二是治吏，三是均富，四是强军。古今中外的任何社会，概莫能外。
这就是习近平当前主导的“变法”的真实内容。
如果，习和他的继任者，不能建立起并且强力维护好这个动态平衡，那么，未来“精英阶层”的反扑势必十分凶猛，就一定会走得比2012年更远，中国社会的和谐便更加的遥不可及。
五、新型奴隶制即将到来的黑暗时刻，唯有中华文明才是人类的守护神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只有“精英
==== 权力 ====
大众”构成的“三角结构”，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稳定发展，才能最大程度实现公平与自由的相对平衡；
而失去政府控制的“精英====大众”构成的“两极模式”，必将导致新型奴隶制的再次到来，并且再次把全人类推进倒退、毁灭的黑暗深渊。
权力的绝对专制必将带来奴役，而同样，资本的绝对专制也必将把人类社会推进深渊。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人类社会如果想实现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其政权模式必定是一个由“精英
==== 权力 ====
大众”构成的三角结构，政府居于中间，掌握主要的公共权力，随时调节“精英阶级”与“大众阶级”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社会财富分配与再分配的基本平衡，精英不能完全压倒大众，大众也不能完全排斥精英。唯有如此，地球文明才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才可能通过宇宙的“大筛选”，一步一步走向更高级的未来。
相反，如果任由新自由主义的“大市场，小政府”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蔓延下去，社会必将形成“精英====大众”的两极模式，“精英+资本”集团最终必将完全控制政府，从而掌控全社会的公共权力，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的天平上，一边倒地偏向精英阶级，以至于最后重新回到人类刚刚跨进文明社会时的“两极结构”，而这只会带来唯一的结果，那就是：
新型奴隶制。
今天，当我们说到“新型奴隶制”的时候，总有的人在嗤嗤窃笑，总认为这是受虐狂的幻想，可是，君不见，今天的“房奴”、“车奴”、“卡奴”等等，哪一个不是金融大亨辉煌大厦下的鹅卵石？君不见，今天的“公知”、“大V”,哪一个不是在欺骗麻痹大众、从而帮助资本大鳄夺取政权？君不见，搜索一个词汇“高压锅”都会招得特警破门而入，今天的高科技控制技术（比如大数据、全球监控一体化、个体基因库、脑控科学等等），是不是几乎快把受压迫者的所有反抗变成了历史传说？
有些中国人，极度羡慕西方社会的所谓自由，“可以在大街上骂总统”，但这些中国人同时却看不见或者装着看不见，西方人不敢“在办公室里骂老板”。
西方人为什么不敢在公司里骂老板？
在一个私营公司内部，实行的正是精英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两极结构”，正常情况下，雇主阶层对被雇佣阶层对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如果全社会经济环境总体恶劣，失业率高，失去工作就等于生活来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雇主阶层实际上就掌握着被雇用阶层的生杀大权——因此欧美社会常常有被解雇者自杀身亡的惨剧见诸报端，如果政府权力式微，法律的严格监管必然淡化，而且这个私营公司足够大，大到不能倒，大到足够控制政府甚至取代政府，那么，新型奴隶制的到来还远吗？
前几年，以新自由主义大舞台——CCTV2经济频道，就曾推出大型政论片《公司的力量》，对大公司尤其是卡特尔、康采恩、辛迪加、托拉斯这类似的超级大垄断组织无限推崇，这种弥漫在中国经济学人中的食洋不化与低贱不尊，本身就是一种愚昧，一种对危险渐渐到来而一无所知甚至反过来欣喜万分的愚蠢，一种乞求加入富人集团以拣点残渣剩饭的无耻。
看看历史上曾经也是“大到不能倒”的东印度公司，看看高盛，看看摩根，看看能源集团，看看军工复合体，看看美联储，看看这些富可敌国的超级公司，它们对全球社会尤其是对欧美社会的掌控程度越来越高，哪个还不像《生化危机》系列里的那个“umbralla公司”（保护伞公司）？
中国历史上，由于主流文化倡导“仁义”的原因，也因为文明一开端就是由王权掌控、防止了精英阶级完全控制权力的原因，所以，中国没有形成过彻底的“两极结构”——即使王朝末期出现过短暂的王权和精英合流，但最终导致民不聊生，很快就被大众推翻——从而中国上古时期没有产生过长时期、大规模的奴隶制，近现代更没有产生过奴隶制，将来也不可能产生奴隶制。
在罗马，奴隶制登峰造极。中世纪，欧洲农民也只是没有土地的农奴。而作为罗马精神继承者的西方列强，他们即使在十六、十七世纪历经了思想启蒙运动，也照样“跑马圈地”、大量吊死流浪农民，他们在18世纪中期开始进入工业社会，但结束奴隶制到现在也仅仅只有155年。到今天，随着现代西方国家权威的式微，政府的公共权力被逐渐关到了精英阶级的“笼子”里，最后沦为资本金权的玩偶，而资本压榨下的新型奴隶制却又在渐渐形成雏形。将来，在越来越先进的高科技帮助下，“两极模式”下的西方金融资本寡头联盟，必将还会再建一个水平更高、规模更大的奴隶制的“资本与科技的魔国”，那时，人类千万年都得不到解放与拯救，因为“陈胜、吴广们”、“斯巴达克斯们”、“毛泽东们”的造反基因早就被生物技术剔除了。
看看好莱坞的科幻大片，《云图》、《黑客帝国》、《星球大战》等等，那还是在文明已经高度发达的未来，可是，你在哪几部电影里看不到超级帝国统治者星球的联盟？在哪几部电影里看不到看不到高科技奴隶制文明高踞人类社会的王座？
这就是本人二十年来，从西方文化拥趸者变成西方文化厌恶者的深刻原因。
第八节 商业和商人不同的发展轨迹，揭示了东西方资本运行的历史渊源
从今天来看，塑造一个文明，原因是很复杂的。
气候与地理条件决定了一个区域内的人种特点及其饮食结构，饮食结构决定了这部分人群的劳动方式和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农业、畜牧业、商业、捕捞业等）又决定了这部分人群的民族特性、政治架构、宗教文化等等上层结构的要素。
在地域经济中，中国最重要的是农业，而欧洲最重要的是商业。
一、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商人始终未能登场表演成为主角
形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以下几条原因：
1、自然环境原因
自从脱离茹毛饮血以后，华夏民族发祥地这片广袤神奇的土地，基本上处于北温带以内，雨热同时，物产丰富，因此，华夏先民自然而然选择了农业来作为自己的生存保障，比四周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并且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农业时代最伟大的文明。
自然而然，华夏民族所有上层建筑的要素都是建立在“农业”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商业理所当然要被排挤到边缘位置。
2、文化道德原因
商业最核心的要素是“盈利”，然而，中国文化最核心的却是“仁义”，“仁义”是利他的，“逐利”是利己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仁义”与“利益”是冲突的，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作为商人，其存在的基本前提便是“逐利”，如果一个人经商目的不是赚取利润，就像一个军人不想打胜仗一样荒唐。然而，站在道学家的角度来看，商人逐利必然耍奸使诈、不择手段，必然“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所以才有“奸商”一词的道德批判。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孔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孟子则更是直接教育梁惠王，“王何必曰利”，并告诫弟子要“舍生取义”，因此，在道德品质上有“原罪”的商人，怎么可能逃得过圣人的鞭挞而登天子之堂？
3、家庭观念原因
自古以来，如果一个王朝的政权强大稳定，那么一般来讲，中国的版图便是完整而统一的，小农社会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基本上能自给自足，加上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提倡安贫乐道，不尚奇技淫巧，所以，商品交换的需求相对较小。另外，中国人注重家庭团聚，“父母在，不远游”，所以，愿意“重利轻别离”的商人的人口更不会太多。
4、王权压制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民间资本过多所带来的危害，统治集团的核心认识得最早、最清楚，所以从春秋开始，中国历代统治者就开始用“重农抑商”、打压私商来限制资本对政权的渗透，并压制商人的社会地位，使得商人“虽富无所芳华”，以此防范资本对权力的威胁。秦代，商人不可穿丝绸衣物，汉代，商人申报不实没收家财，唐时，商人不能入朝为官，到宋朝，商人的地位才有所改善，至清代，封建衙门的朱漆衙门终于向富商巨贾终于开出了一条缝，才出现了胡雪岩、盛宣怀这样的官商——红顶商人。
在限制私商的同时，历代王朝的中央政府均重视官营经济，对产生利润最大的“盐、铁”采用垄断专营，这样既能为国家增加收入，又能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目的就是要把经济命脉控制在政府手中。
据《管子·海王》记载，盐铁专卖的“官山海”政策，让齐国财富迅速积累到政府手中，为桓公霸业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仅食盐专卖一项，管仲为齐桓公算了一笔账：一个万乘之国，应有1000万的总人口，其中应纳税的人约100万，如每人每月征收30钱，一个月也就3000万钱，并且还惹得民怨沸腾；但只要每升盐加价2钱，因为食盐销售严格按照户籍实行
“计口售盐”，每月即可多得6000万钱，远超过每月30钱高额人头税带来的收入，百姓却还毫无察觉。
世界经济史上的穿越奇文：《盐铁论》
公元前81年，汉昭帝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西汉初，为休养生息，政府开放盐铁民营，结果百姓不受其利，政府财政压力巨大，而经营盐铁的商贾富比王侯，“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汉武帝时，为了掌握国家经济命脉，从经济上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朝廷推行了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酒榷、算缗、告缗、均输、平准以及币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这些经济措施，虽然适应了当时巩固西汉王朝政权的需要，为西汉王朝奠立了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但是，却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引起豪强商贾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就成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争论不休的大事。
在盐铁会议上，推崇董仲舒新儒学的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第一，他们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第二，他们认为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民争利”、“与商贾争市利”，盐铁官府垄断专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造成百姓疾苦的主要原因；第三，他们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极端自由的经济主张，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等官营垄断工商业政策，促进汉朝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
均输和平准是汉武帝时期制定的经济政策，其最初目的是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调剂物价的两种措施，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为国家增加收入，同时也平准则是官府负责京师和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但是由于理论的过于理想化，造成了百姓买什么什么贵的恶性循环。
而当时的御史大夫是经济奇才桑弘羊，他早年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国家垄断工商业的思想，崇尚法家，他认为工商业在民生中不可或缺，人民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所以，他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交易，以利本末”，但同时他又认为工商业应该由政府控制，提倡发展官营工商业。由此，桑弘羊坚持国家干涉经济的政策，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重大政策措施采取坚决维护态度，认为它“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佐助边费”；又可以发展农业生产，“使民务本，不营于末”；还可以“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排富商大贾”，抑制其兼并掠夺，因而绝不可废止。
实际上，盐铁会议争论的核心，便是以桑弘羊为首的国营垄断与新儒学倡导的自由经济之间的观点冲突，再进一步说，就是如何更好地来调整“权利与资本”的关系问题。
读到这里，很眼熟吧？
有时候，真感觉“盐铁会议”不是召开在2000多年前的汉昭帝始元6年，而是召开在1978年年底的中共11届3中全会上。
（以上部分文字，摘自百度）
5、过度压制商业的恶果
长久以来，由于中国历代王朝对商业的过度压制，扼杀了带来思想自由、科技创造的宽松环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直接冻结了社会生产力前进的根本动力，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使得中华文明在唐宋之后的长期衰落成为了必然结局。
然而今天，西方社会在享受到商业文明带来的繁荣成果的同时，任由资本联盟渐渐攫取了社会的公共权力，控制了社会前进的方向，作为几百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领导者，西方社会正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彷徨。可以断言，如果西方不能在短期内找到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那么，西方文明必定在不远的将来又会走向一个黑暗的中世纪。
在此时，总结和对比东西方商业史，寻找东西方文明此起彼落的终极奥秘，为全人类的共同命运探索一种更公平、更有效率的社会运行模式，就显得更有必要。
二、商业，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催生婆
在西亚、北非和欧洲的历史上，同样是商人，命运却跟中国的商人完全迥异。
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完整统一不同，西亚、北非和欧洲直到今天都是割裂的，碎片化的，从某种角度来讲，碎片化的世界天生就适合商业的发展。
从公元前10世纪甚至更早时期开始，地中海文明圈的商业贸易就十分发达，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犹太人、罗马人、叙利亚人的商队活跃在地中海西岸、北非和尼罗河流域。据《西方商法史》记载，古罗马时候的商人已经结成了社团，“帝国初期，商人已结成自己的团体，在城市里成立了许多工商业协会，如商人协会、船主协会和手工业者协会。”到中世纪，商人在社会分层上已经作为一个庞大的团体或者联盟出现，与贵族联盟、农民联盟、教会联盟等团体一样，形成了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形式就是商人基尔特或者商业行会。当时的商业联盟已经发展成一个相当庞大、相对独立，并对贸易活动拥有很大管辖权的机构。它们顺利颁布了自己的章程，汇编了自己的商业习惯法，行使自己的审判权和商务仲裁权。
从中世纪晚期到资本主义中期，欧洲的商业贸易表现为几个新的特点：
1、规模越来越大
贸易规模越来越大，贸易范围越来越广，商业操作越来越专业化，同时，商团和商团联盟的势力越来越大。
比如，在13、14世纪，德意志北部形成了一个商业、政治联盟“汉萨同盟”，共有160个城市加盟，有汉堡、科隆、不莱梅等大城市的富商、贵族参加，拥有武装和金库。1370年，该同盟战胜丹麦，订立《斯特拉尔松德条约》，垄断了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并在西起伦敦，东至诺夫哥罗德的沿海地区建立商站，实力十分雄厚。
2、管理趋向契约化和法制化
商团和商团联盟的内部管理趋向契约化和法制化，各国、各个时期《商法》逐渐完善，形成了欧洲现代法律体系的重要基础。继“汉萨同盟”之后，欧洲商团相继在亚平宁半岛建立了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几个商业共和国，形成了现代欧洲宪政国家的基本雏形。
比如在一篇《论中世纪的商人及商法》中，作者阐述了欧洲商法以《罗马法》为基础，从商业交易习惯向成文法向过渡并形成现代商业契约制度的过程。
“11世纪晚期，广泛的商业活动是与庄园的生产方式和封建的社会政治关系并存的，商人在封建等级体系中获得了一种合法身份，成为独立的阶层，商人法在商业实践活动中逐渐产生并得以发展，正是在那时，近代西方商法的基本概念和制度才得以形成，商法在西方才第一次逐渐被人们看做是一种完整的、不断发展的体系，新出现的商法体系与教会法、王室法、采邑法、城市法相并列，彼此相互独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一时期商法总体性特性和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客观性，商事关系不同于一般婚姻、家庭、邻里关系，这种关系的参与主体要广泛的多，多涉及彼此并不相识而安全由共同的经济利益而联系在一起。从事海上贸易，远航千里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进行商业贸易最足以说明此点。在一个相对封闭和凝固的社会中所形成的传统、习惯、风俗等社会规范显然不敷要求的。11世纪末12世纪初，欧洲商法已从商业交易习惯过渡到成文法，商法中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实际上也变得更加客观、准确，而较少任意、模糊。商法作为客观规则体系，为商人安排经营活动，期待或预测交易相对人的行为奠定基础，且商法确立客观的交易程序，并通过商事法院在对商事纠纷的裁判时引为裁判依据而得以强化。
第二，国际性，11世纪晚期以后，规模巨大的国际集市每隔一定时间就会在全欧洲各个指定的地点或者云集了各国商人的永久性市场镇和市场城举行。较之于地方贸易，跨国贸易常常占优势，并为一般的商业交易提供一种重要的模式。那个时期的许多商业活动都具有世界性或国际性。商法上的各种权利和义务在地方适用中变得更加统一、更加普遍，而较少差异、也较少歧视。“商人法乃是一种形式上的国际法，基本点在于，有容许签订约束性契约的自由，又有对契约安全的保障，还包含有建立、转移和接受信贷的种种办法，在整个中世纪时代，贸易纠纷采用商人法这办法，曾通行于王室法庭、教会法庭、甚至封建领主法庭。对于国际商人和贸易者，商人法尤为必需。商人法至少在理论上，是对所有不同国家商人之间的交易一律通用的。”
第三、创新性，如上文所述，欧洲中世纪第一个法律体系是教会法体系，这个体系不仅以其形式上的逻辑性为世俗法提供了榜样，而且在内容上教会将罗马法的‘自然理性’转化为‘自然法’，在教会社团法、财产法、契约法中包含着大量的取自于罗马市民法、万民法的交易规则。教会要求在交易中恪守信用和讲求公平，商人们接受了这些概念和原则，并把它们纳入到商法当中。在商人自治的大环境下，商人的经营手段会不断翻新，大量新型的交易方式和经营模式不断产生，当现存法不备时，商人、公证人或商事法院便根据所谓‘自然法’或‘良心’创制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则。”
3、欧洲商业牵引着科技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到来
欧洲商业在资本主义中期的发展，像潮水一样一点点地腐蚀着教廷与贵族的藩篱，催生出现代商业模式、银行业和证券业，并且是“地理大发现”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
出于对利益的追求，欧洲商人不辞辛劳，舟车劳顿，奔走于旧大陆的各个角落，热衷于发现和推销各种新奇的货物，刺激着人们对新产品的越来越强的消费欲望，从而间接地资助着科技的发展，同时，也用不断扩大的市场来为大规模产品制造旺盛的需求，最后牵引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到来。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封锁了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商道，而香料贸易就被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所垄断，他们囤货居奇，致使香料价格暴涨，让以肉食为主的欧洲人苦不堪言。正是在在这种背景下，哥伦布才肩负西班牙王室的重任，冒险出海寻找新的商路，最终到达美洲，由此揭开了时间长达两个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的序幕。而随着远洋探索的展开，跨洋的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海外贸易累积的财富激发欧洲人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事业，从而促使了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
4、罪恶血腥的欧洲商业贸易史
揭开欧洲商业史华丽的外衣，我们很震惊地发现，近代史上的欧洲商人，在很多时候与“殖民者”或者“海盗”是同义词。在整个殖民主义期间，欧洲商人兼殖民者直接和间接屠杀的人口最少超过两亿，远远超过了扩张时期的蒙古帝国，堪称杀人金牌榜上的冠军。
在还不知道新大陆之前，欧洲商人和罗马教廷派往非洲、亚洲的传教士一样，鼓励冒险，鼓励开拓，鼓励掠夺，充当着殖民主义的急先锋。而天上掉下个地理大发现，给欧洲商人几乎带来了一个既无抵抗更无竞争的天堂般的市场，北美、南美、澳洲、南太平洋群岛、东南亚，印度、东非等等地区，资源极其丰富，文明发育程度却又极其落后，于是，拥有科技代差的欧洲人就像狼群闯进兔子窝、绵羊群，可以恣意纵情地抢劫屠杀，进行种族灭绝，这个时候。欧洲商人从殖民主义的急先锋，变身成了主力军。
近代欧洲商人的贸易史，就是一部鲜血淋漓的掠夺史、杀戮史和罪恶史。
●非洲黑奴贸易
18世纪上半叶，加勒比海的圣多明各岛共输入非洲黑奴280万人，每运送1个奴隶至美洲，最少要直接和间接牺牲10个左右的黑人，按此比例来计算，仅此一项就意味着非洲大陆有近3000万左右的人口损失。
“而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末，奴隶贸易历时 400年，在这期间被运送到美洲的黑人至少有1500万人；因“猎奴战争”互相残杀，从内地到沿海途中折磨致死的，以及在横渡大西洋被抛弃海底等等而死亡的奴隶更远远地超过运送到美洲的数目。据统计，17～18世纪，非洲人口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20 世纪初则下降为十三分之一。连绵不断的奴隶贸易和“猎奴战争”，使原来繁华的城市变成了荒凉的村落、商路遭到了破坏、整个整个部落被灭绝，致使非洲的农牧业和手工业完全衰落了。奴隶贸易和猎奴战争还破坏了西非、中非和东非各族人民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中断了国家形成过程。”（摘自《殖民时代黑奴贸易大全》）
在这里，非洲大陆最少损失了1亿以上的人口。
●美洲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的祖先是在上一个冰河时期从亚洲跨越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的黄色人种，20世纪80—90年代，美国一些严谨的学者依据史料重新推算出，当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时，在整个北美洲和中美洲居住的印地安人共约有160种方言，总人口在3000万至l亿之间。到20
世纪70年代，在美国各个“保留地”里的印地安人总人口只剩下不到80万。
在殖民主义期间，西班牙所属的领地有1300万印第安人被杀，葡萄牙所属的领地有1000万被杀，在美国中东部，大约450万人被杀，在后来美国西进运动中，又有100万左右被杀。
在这里，美洲印第安人最少损失了3000万以上的人口。
●1771年，在英国人横征暴敛下的印度孟加拉邦经历了一次饥荒，3000万总人口中就死了1000万。莫卧儿帝国末代皇帝被俘虏，英国人在他面前砍下他儿子的脑袋，喝着他儿子的鲜血，得意洋洋地说：“不喝他们的血，我们的灵魂会不得安宁”。
殖民主义期间，荷兰人、西班牙人、英国人、美国人在澳洲、南太平洋群岛、中国台湾、琉球群岛、菲律宾、婆罗洲、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阿富汗等等殖民地，屠杀的人口更是不计其数。
●直到今天，西方武装商人在侵略战争中充当帮凶甚至主角、用被侵略者的鲜血来牟取暴利的本质，仍然没有改变。
2004年3月31日，4名据说是商人的美国人在伊拉克费卢杰附近被打死，尸体在被车辆拖行焚烧后，悬挂在横跨幼发拉底河的北桥上，这一画面通过媒体迅速传遍世界，最终引发美国发动“第二次费卢杰战役”，重兵围剿费卢杰，造成了城市毁灭和巨大的平民伤亡。事后外界才得知，这四名美国人是美军承包商黑水公司的雇员，他们进入费卢杰时，全副武装，横冲直撞，跟美军士兵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才遭受到伊拉克反美武装的攻击。
正因为这次次费卢杰战役，一个美国私人保安公司“黑水公司”才浮出水面，外界才对美国的“军事承包”有所了解。
2002年，几名海豹突击队的几名退役军人创立了“黑水公司”，2005年，“黑水”一举斩获安保领域最大的蛋糕——超过5亿美元的美国国务院“全球驻外人员安保合同”，成为美国在伊拉克最大的安保承包商。到2006年，“黑水”年收入飙升至10亿美元。“黑水”的客户包括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务院、联邦调查局、美国国家安全局等机构。美国派驻伊拉克最高级别官员、总统特使布雷默，如果没有黑水的保护，根本不敢离开美军控制的“绿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访问阿富汗时，全程均由黑水的武装人员护驾。
“黑水公司”被外界称为“影子军队”，在伊拉克拥有从武装直升机到装甲车在内的各类重型武器，其武装人员上千人，大部分成员来自美国或者其他北约国家的特种部队，接近海豹突击队的规模，并根据美国总统驻伊拉克特使布雷默允许，享有刑事豁免权，因此，“黑水”的雇员十分嚣张，在伊拉克枪杀了大量平民，并在“虐囚门事件”中充当美军的得力助手。
例如，2004年4月4日，“黑水”雇员指挥美军士兵在纳杰夫向示威平民开枪，导致数百人丧生，但官方对外公布的只有30人死亡。
顺便说一下，2005-2006年，美国卡斯特战斗保安公司一些前雇员，指责公司同事，说他们为了让公司车队在交通拥堵时尽快通过，不惜开枪射杀平民，并开车从一辆载有儿童的平民车辆上轧过。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在东西方近代史上名声卓著的“东印度公司”，那两个罪恶遍及亚洲、非洲、美洲乃至全球的嗜血饕餮，它们在资本主义近代史上的血腥历史，便是欧洲产业资本在没有节制或者阻止下为所欲为、鱼肉大众的典型缩影。
（鉴于篇幅原因，也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罪恶历史已为中国公众熟知，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里赘述讨论。）
“这世界上有许多幽默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白人觉得他们不像土著人那么野蛮。”
——马克·吐温
5、不断增强的实力，为商人影响甚至控制国家政权奠定了物质基础
随着财富的聚敛，欧洲商人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渐渐形成了强大的金权阶级，他们对内可以操纵政府机构通过对他们有利的法律条款，使得政府的国家功能完全为其倾斜，对外他们可以用国家的名义发动战争，夺取其他弱小国家及其人民的巨额的贸易利润，以至于最后他们完成了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嬗变，通过建立私营的中央银行，最终控制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进而完全控制了这个国家的政权。
6、宗教与商业，是建造西方文明大厦最粗的两根柱石
与宗教类似，商业思维也同样塑造着西方文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塑造着现代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逐利，就是西方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是东方人打开西方文化密码箱最重要的一把钥匙，离开这一条，你永远看不穿西方人的狡诈骗局，永远读不懂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看破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西方社会从个体到群体行为的终极目的，也就更能体会到中华文明的仁慈与高贵。
我们从一件事情上来看东西方文明在看待道义角度上的差别。
据钱其琛回忆录《外交十记》记录，1991年4月，法国外长迪马在89年政治风波之后访问中国。当时法国总统为密特朗，法国还没有回到北约的军事一体化，与中国关系还不错，但是迪马来了之后却说法国准备向台湾出售护卫舰，在遭到中国领导人反对以后，法国外长总共说出来3条辩解理由：
（1）护卫舰是防御性的，而非进攻性的。这笔生意对法国船厂来说，是一宗大买卖。
（2）美国已卖给台湾四艘护卫舰，法国作为主权国家，在这类问题上不应受到歧视，不能让美国独占便宜，单个发财。
（3）美国在同中国建交后，可以通过签订协议向台湾出售武器，而法国远远早于美国同中国建交，难道因为当时未签署售台武器协议，现在就不能向台湾出售武器了？
其实，迪马的理由综合起来就是一句话：美国人已经从你中国身上割了一块肉，你中国人不能不让我也来割一块肉，否则就是不共平，违反了利益均沾原则。
对中国人来说，法国人的逻辑并不新鲜。1899年，美国势力进入东亚，但中国已被列强瓜分，美国觉得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于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先后向英、俄等六国政府发布照会，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已经获得的特权前提下，提出要求“利益均沾”。起初各国并不赞成，但英国同意之后，其他各国亦相继同意，于是美国也加入了对中国的瓜分狂潮。
沾满血泪的历史已经远去，但是在现代资讯发达的今天，普通中国人仍然常常惊诧于欧美政治人物的言而无信的超极“变脸”本领，终于渐渐认识到，原来被崇洋派吹上天的西方政治文化中所谓的“信义”、“契约精神”，说到底就是张擦屁股的手纸，用完就可以扔掉；也终于理解了，西方人一天到晚签订和约，目的就是为了一天到晚的背叛。
所以，在无数次目睹中国外交恪守诺言而屡受欺骗之后，许多清醒过来的国人经常希望中国能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以至于常有网友开玩笑说：“看见祖国学会耍流氓，我就放心了。”
实际上，中国人对于迪马的狡辩耿耿于怀，是因为中国人判断失误对错的标准是“良心”，是“信义”，是“公理”，但是，迪马却觉得很委屈，因为他们对错的标准是“利益”。这属于典型的“鸡同鸭讲”。迪马觉得法国人比美国人赚得少，所以认为不公平，至于说他该不该来赚这个钱，不是由他来考虑的问题，而是你中国人的问题，是你中国人有没有不让别人来赚这个钱的能力问题。
什么？落井下石？趁火打劫？见利忘义？不义之财？对不起，听不懂，我们西方人词典里找不到这些充满道德批判意味的词汇，我们只知道“认钱不认人”、“认钱不认理”。你们中国人说的“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属于农业时代的陈腐观念，今天在power（强权）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是在所难免的。
这就是原本极度崇拜欧美科学精神的梁启超在民国八年游历欧美之后、对弱肉强食的西方文明极度失望的根本原因，他在《欧游心影录》
里，鼓励着当时还跪拜在西方文明前的无数国人：
“我的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这也就是1978年中国再度开放国门后，许多中国人在“自信——自卑——再自信”的轮回之后，“自干五”群体急剧增加的根本原因。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
“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所以，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创业兴趣和成功率与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
实际上，韦伯的这种观点，虽然要比后来宣称“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结之路”的浅薄狂妄的弗兰西斯·福山要来得委婉一点，但却仍然充满了西方学者普遍缺乏哲学纵深感的技术主义的片面和武断。
韦伯说的“SPIRIT
OF
CAPITALISM”，直接翻译为“资本主义精神”，虽然指的是一种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因素，但却是指物化了的资本主义精神与制度。韦伯意思就是说，新教伦理延伸了西欧、北欧与北美地区早期教徒的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最后又物化成现有的整个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今天这种理想的资本主义是新教徒“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结果。韦伯认为，这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与新教徒那种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入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由此，韦伯辩解说，今天的理想的资本主义并不是通过抢劫、掠夺等暴力手段得到的原始积累，完全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滴血”。
从本杰明·富兰克林到马克斯·韦伯，他们认为新教徒的虔诚、勤奋、节俭和追求秩序等优秀品质支撑起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这种表述应该站得住脚，但是却非常不完整，对于缺少的那部分，韦伯要么没有认识到，要么就是故意隐瞒。
实际上，除了新教伦理以外，资本主义精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支撑，那就是我们上面所论述过的，欧洲商业传统的内在精髓同样铸就了今天的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主义世界。
今天，我们很难去理解殖民时代欧洲商人的罪恶行径与新教传播之间的共生关系，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都在18、19世纪的欧洲以外的世界各地取得了辉煌成果，商业殖民者负责占领被征服地区人民的物质世界，而传教士则负责占领被征服地区人民的精神世界，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一句名言：“五百年前，他们拥有《圣经》，我们拥有土地；而五百年后，我们拥有了《圣经》，而他们则拥有了土地。”
用《圣经》换土地，这样的好买卖，傻瓜才不会干。
说得简单一点，殖民商人就是去抢钱杀人，而宗教的好处则是在让你抢钱杀人之后良心上不受谴责，不管干了多大的坏事，你只要在十字架下忏悔一番，给教堂缴纳十分之一的赃款（什一税），你就被神赦免了，照样可以上天堂，永远享受“奶和蜜”。所以，在你走出教堂之后，你就再没有精神负担，可以继续去抢更多的钱，杀更多的人，反正上帝会把你的双手洗的干干净净，因为他收了你的金币，他实际上就是你的同盟。
宗教与商业，共同塑造了今天的西方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