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希拉里和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美国在亚洲调兵遣将，气势汹汹，许多与中国有过节的小国，以为有了靠山，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立场。但是，美国的这场亚洲“秀”注定玩不漂亮，甚至以失败收场。
美国重返亚洲有军事、经济、政治三手，有朝鲜、南海和东盟三个关注点，目的是阻扼中国崛起。就以南海来说，美国要在这里和中国硬碰硬，有6大战略两难，使其陷入战略犹豫，无法坚定战略决心。这些都是中国思考南海战略时可以加以利用的。
首先，南海是美国的主动战略空间，而不是被动战略空间，对美国的安全没有直接威胁，更不涉及本土安全，因此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在不涉及核心利益的地方动武，是需要很好掂量掂量的。
过去，美国在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即便在非核心利益区，动武也是没商量。但是，朝鲜、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甚至索马里告诉他们，他们看走了眼，绝对优势也不能保证最后胜利，更何况何为绝对优势，美国人的定义常常是错的。这以后，美国人学乖了，在利比亚和叙利亚这两个非核心利益的绝对劣势国家倍加小心，但还是搞得灰头土脸，不知如何收场。
面对中国这个核大国，在南海局部区域，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不但不占有绝对优势，甚至连优势都谈不上，要打就要以核战争为后盾，美国的领导人真有这个胆量，下得了这个决心吗？他们军事将领的虚张声势不过是以核战争为赌注的一种“叫牌”，一种讹诈而已。
所以，中国有可能通过展示实力和展现战略智慧，使美国领导人无法下决心，在其犹豫彷徨中通过积小胜为大胜取得南海斗争的胜利。
第二，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走上末途，宣扬扩张主义的政治精英和军事将领正受大众空前的不信任和厌恶，这将深深影响美国的战略走向和决策。
尽管开国总统华盛顿警告美国不要采取扩张主义政策，但是从第三任总统杰菲逊开始，战争权力逐渐集中到总统身上，而由于特殊原因，这个权力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福利，也使具有扩张主义冲动的那些总统和将军们获得了巨大个人声誉。
二战使美国的扩张主义获得了道义支撑，美国的政治精英将美式扩张主义起了个足以混淆视听的名字：“国际主义”，并且操纵了一次次的海外战争，而这些战争的一次次失败给大众带来巨大心理冲击。大众和部分精英都在反思。
奥巴马出身于草根，是首位黑人总统，他深知下层群众对海外战争的厌烦。他打出了变革的旗号，声称在任内限制海外战争，调整核政策，受到拥护而上台。但他却不是一个变革的人，一方面，他受到了精英阶层、国防部和军队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他是黑人，又是民主党人，深知美国种族主义者和右派在绞杀在他们看来是过分的领导人上是毫不手软的，他立为榜样的肯尼迪家族的下场在他心里的阴影区一定不小。
奥巴马上台时有6大愿景，现在他马上下台了，这6大愿景没有一个真正实现，而他所一再强调的美国第一和美国价值——任何长了眼睛并能睁开眼睛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已经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了（关于这个内容，我们将在另一个系列文章中详加解读）。
奥巴马在剩下的几个月中批准一场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国的将军们，国防部和战略精英们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狂燥症中，以至白宫不得不一再警告和约束他们。
国防部、参联会和白宫之间在具体决策上的分歧在美国历史上虽然屡见不鲜，但在战略上的分歧却少见。但是，精英们和将军们能够实现自己意志的时间不多了。美国大选表明，普通老百姓对政治精英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不信任，还有深深的厌恶。
这种不信任和厌恶绝不止是一时的情绪，而是有一个很长历史的发展和积累。它起始于越战，越战后，有一本书叫《出类拔萃之辈》，描写了麦克纳马拉和邦迪等所谓的“政治精算师”如何运用无懈可击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宣传策略带领美国走向失败的。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以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为代表的理论—精算组合再次出现，并再次给美国带来了失败。
未来，无论哪位总统候选人胜出，美国大众心中的这种深深的失败感和对精美的不信任，都将影响美国的战略意志，也是中国需要认真研究并加以明智应对的。
第三，美国的军事传统使美国的战争形态思维僵化，过于注重实力和战争的直接结果，缺少对战争的多种形态和战争间接结果的研究。
早期，美国的扩张主要是屠杀原始部落的土著居民，获得了大片领土，使美国成为面向两洋的海权国家。
海权国家自古希腊的雅典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侵略扩张冲动，这源于他们卓越的航海和海战技术的积累。相对于陆权国家，虽然同样面对一片海，海权国家可以将海洋变成自己的军事屏障和军事进攻的通道，而陆权国家只能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
美国在相继战胜西班牙、德国和日本后，全球海洋都转为美国的战略空间，但是侵略扩张的步伐并没有停下来，当它进入陆地，面对有悠久陆战传统的国家时，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
海战是讲求实力的，因为海战没有地形地况和人民群众的掩护。而在陆地，这些掩护可以造成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是美国军事传统所不能理解的。
中国有可能创造多种战争形态的多种斗争策略与美国周旋。在只有200年历史，简单粗暴的美国人面前，打了5000年弯弯绕的中国人应有充分的智慧自信。
第四，美国的亚洲盟国和代理人战略潜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亚洲战略的重点并不是自己赤膊上阵，而是挑动中小国家与东亚、东南亚的唯一大国中国叫阵。但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国战略和代理人战略和欧洲比起来有巨大的潜藏危机。
欧洲不但与美国种族、历史文化和价值观一脉相承，而且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赢得了人心，更重要的是，欧洲对美国有长远的地缘战略需求。
欧洲各国有游牧民族的底子，自利性竞争是其文化底蕴，部族主义和侵略性深植文化基因中，历史上纷争不断，战争不断，却始终没有形成统一国家。
早在二战前，汤因比就在名著《历史研究》中开宗明义指出，对20世纪影响最大的将不是民主，它只是个标签，而是资本主义加国家主义，其实质是原始的部族主义。可以说，汤因比把欧洲人的骨髓都看透了。
希特勒曾吹嘘雅利安人种是世界最优良人种，但历史证明，事实恰恰相反。在野蛮的部族人雅利安人侵入中南欧前，欧洲先后有两个高度文明的统一大帝国——古希腊和古罗马。雅利安人侵入欧洲各地后，欧洲陷入了一千年的分裂和黑暗。雅利安人侵入印度后，给印度带来了种姓制度和长期的分裂与战争。迟至近代，当日本接受了雅利安文化后，也成了亚洲侵略战争的策源地。
部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来源，汤因比实际上是说，欧洲文化表面文明，实际上还很原始，没有进化好，是真正的野蛮人。它坚持自我与竞争，拒绝包融与合作，是逆历史潮流的。
今天的世界，正是在雅利安人部族主义及其变种——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纷争的笼罩之下，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只是增加了部族主义纷争的残酷和野蛮罢了，所谓的普世价值不过是部族主义的隐身衣而已。
尽管后来欧盟开创了合作与融合的伟大前景，也给自己贴了很多道德标签，但是深植人种文化的自利与竞争只是暂时被掩盖，欧洲倒退的危险时刻存在。现在，中东连续不断的战争和大规模移民潮，英国退欧，欧洲极端主义抬头和一体化危机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从汤因比开始的这个历史文化审视在100年后的今天刚刚被世界学术界所领悟，深入的研究刚刚开始，有一些重要的著作已经出版，这一点我们另外再谈。
也就是说，在一片和平的祥云之下，欧洲潜藏着动荡和战争的底蕴，他们需要一个外部的强大力量来帮助他们进行地缘战略的平衡，这是他们宁愿失去部分主权和自尊心，允许美国保留军事基地并对其经济、外交政策进行干预，实际上成为美国的被保护国的主要原因。
但是，美国在亚洲没有这样的文化和地缘战略的基础。
首先，美国是亚洲许多国家民众的痛恨与害怕之源。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屠杀；美国让日本成为世界上唯一遭到核打击的国家；美国在越、老、柬三国惨无人道的狂轰烂炸和使用橙剂等等。看看美国军事基地在日本和韩国的处境就可以知道，美国与亚洲国家的深度合作没有民众基础。
其次，亚洲文化，除了日本的武士精神与欧洲的骑士精神接近，并且在近代接受了雅利安文化的种族主义（我比你先进、强大，就应该统治你甚至消灭你）后，表现出强烈的扩张、侵略外，总体上是平和与内敛的，历史上就没有扩张、侵略与强加于人的传统。与欧洲历史和地缘政治有本质的不同。
杜特尔特总统最近在中国菲律宾经贸合作论坛上演讲说：“东方人相对低调，不会居高临下，对人颐指气使，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民族。”也许他撼动不了菲律宾精英阶层的利益链，但这段话代表了底层民众的认识与情感。
美国生物地理学家戴蒙德在他的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指出，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6个国家中，除中国外，其他都是不久前实现政治统一的民族大熔炉，而中国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已在政治上统一了，并在大多数时间一直保持统一局面。中国不是“民族大熔炉”的中国，而是“中国人”的中国。但是，中国并非没有经过“民族大熔炉”的阶段。正是东方民族的文化特性，使中国早早就跨越了这个阶段。
在中国历史上，侵占中原地区的北方民族都自愿融入汉文化中了。其实，整个东亚都是“中国”的或“中国式”的。东南亚居民主要是南迁的华南居民以及他们与土著“小黑人”混血的后代，日韩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影响，如果没有欧洲的侵略和雅利安文化的影响，整个东亚都处在一个缓慢的历史大融合之中。
早在20年前，我在文章中就指出，所谓中华文化，黄帝他老人家创造并保存至今的东西已经不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文化特征就是“包融”，“包”就是兼收并蓄，“融”就是消化吸收。如果用一个字概括，以雅利安文化为基础的欧美文化是“争”，而以中华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文化是“和”。自由与竞争是欧美文化精神的底蕴，平等与合作则是中国与东亚文化精神的底蕴。中国东亚与欧美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观，深植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种和历史文化中。
“仁而爱人”，“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恩威兼施，刚柔并济”，这些是整个东亚民众的基本生活哲学，尽管东亚的精英阶层受到雅利安文化的影响，变得咄咄逼人，但东亚的文化底蕴并没有根本政变
正因为如此，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既没有文化根基也没有地缘战略根基，任何变化都是可能的，其不确定性是必然的。中国的亚洲战略要深植于这一文化与战略基因中。
第五，美国的全球战略已陷入顾此失彼，力不从心之中。
美国全球战略的最大失误，就是对曾经想努力融于西方世界的俄罗斯的战略挤压，结果，这种基于私利与实力的算计再次败给了智慧与勇敢。
俄罗斯乘美国搞乱乌克兰之机，一举拿下克里米亚，掌控乌东部，美欧只能干瞪眼。在这之前，伊拉克战争造就了一个什叶派之弧，美国策划的“阿拉伯之春”以及对伊朗核问题的让步，都在中东酝酿着一个对美国非常不利的局势。俄罗斯乘势插手中东，高举反恐大旗，不但拯救了叙利亚政府，而且促使美国在中东的主要立足点，中东三大国埃及，土耳其和沙特与美国离心离德。
美国的三大战略区域之一，而且是欧亚连结点的中东，美国势力正面临土崩瓦解的局面，已没有可能恢复以往的霸权。美国面临两难局面：如果要避免局势进一步下滑，就要军事介入，但军事介入的风险，根据过经验，美国无法掌控。
另一方面，美国在欧亚两个方向的挤压，正在迫使中俄两个本没有深度互信的核大国向有限军事同盟迈进，而一旦这个同盟门坎被迈过，美国的噩梦就真正到来了。
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避免在战略上两线作战，而美国竟然狂妄到要三线、四线、五线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就制定了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略，结果是不断的失败。奇怪的是，在美国力量衰微的今天，美国竟然制定了同时打赢两场半战争的战略，这个痴人说梦般的战略到底从何而来？
第六，美国的文官系统和军事将领历来存在尖锐矛盾，奥巴马政府尤甚。
朝鲜战争扩大到北方，就是麦克阿瑟以二战英雄的身份，在总统班子甚至参谋长联席会议都深表怀疑的情况下促成的，结果成了一场“在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战争”，开启了美国的军事失败史。
朝鲜战争后，作为军事将领出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公开警告美国人应警惕军界工业界集团，也就是美国的战争利益集团。这是一个庞大的集团，随着美国产业的全球化外移，剩下来的制造业，能源业都与这个利益集团有密切联系。
这个集团最大的特点就是傲慢与残忍。
美国的将领对其文官上级极其傲慢不逊。美国首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就是被将领们逼疯，1949年跳窗而亡。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解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首任国防部长，前通用汽车董事长查尔斯·威尔逊曾是多么叱咤风云的人物，也被将军们欺负的掉泪，气得艾克总统把他这些过去的部下大骂一通。
将军们不但欺负尼克松的国防部长，资深议员梅尔文·莱尔德，还在白宫和政府安插间谍。老布什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公开说国防部长切尼在海湾战争中是多余的。来自将军们的压力使克林顿政府首任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在56岁时中风早逝。继任国防部长科恩与空军参谋长福格尔曼公开冲突，使其提前辞职。
军队中大批白人将领潜藏的种族主义基因，他们对奥巴马和他的安全顾问赖斯有极大的不信任，对总统的许多国际战略决策阳奉阴违。
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残忍和缺乏人性。
哈佛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名著《世界战争与西方的衰落》中历数如下史实：
“在广岛和长崎使用了原子弹以后，杜鲁门亲自表态，非常不愿意再次使用原子武器。‘人类的动物性，现在必须改一改’他在1946年写道，‘否则，人类面临的，将绝对是完全的毁灭。’
美国的高级政治和军事人物都认为，使用原子弹和氢弹的后果，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在20世纪40年代末，就主张对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的，是民族党参议员布莱恩·麦克马洪和“遏制之父”乔治·凯南。
在其他也渴望“打破俄罗斯5颗原子弹的老巢”的人中，有美国空军战争学院的指挥官奥维尔·安德森将军，战略空军司令部首席指挥官乔治·肯尼，及其继任者柯蒂斯·勒梅——对东京进行空中轰炸的主要负责人。
麦克阿瑟迫切希望在1951年初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在这一点上，他和海军部长和国防部长持同一种观点。
当欧洲在军事和政治渐趋不稳定时，不排除美国在1952年或1953年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杜鲁门本人就曾认真考虑过使用核武器，作为打破朝鲜僵局的最后通牒。艾森豪威尔也考虑过，“足够大规模地”使用原子武器，以结束这场冲突，这样做并不会不得人心。当被问及如果停战谈判破裂的话，是否赞成对共产党部队使用原子弹时，56%的受访美国人表示赞成。
当中国向台湾海峡中的金门、马祖发动进攻时，美国考虑过发起核打击的计划。艾森豪威尔极其认真地对待美国首先发起核打击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日光室计划”运动的基础。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批准了空军这样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策略。
亨利·基辛格，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在《核武器和外交政策》（1957年）中提出了一场有限的核战争可能爆发的主张而赢得了声誉。直到1959年艾森豪威尔本人，也在扪心自问，美国是否应该‘现在就开始打仗’，而不是‘安静地坐以待毙’。”
他在书的结尾总结说：“我们将继续是我们自己的最大敌人。除非我们看清了导致上一场世纪冲突的力量——导致民族冲突，以及为摆脱经济危机，帝国主义之间争斗的黑暗力量，这些黑暗力量否定了我们的共同人性。这些力量，仍然在我们的内心躁动。”
而他在此书的引言中这样概括：“将20世纪解释为不是西方的胜利，而是西方的衰落，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作决定性的转折点，似乎是合理的。因为西方帝国在东方的垂死挣扎，与发生在中欧和东欧地区的任何战争事件一样，都是非常血腥的。特别是在反对西方发展模式上，人们的反应非常强烈，从而唤起了许多国家如日本、中国、朝鲜、越南和柬埔寨人民的斗志，然而，西方再也无法行使他在1900年时曾经享有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就是衰落。”
是的，无论是欧洲之争，中东之争，还是南海之争，亚洲之争，都是在西方衰落的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中的冲突。中国是否把握住了历史走向？中国的战略布局如何？中国的战略立足点在哪里？中国的战略突破口在哪里，中国在这个冲突中的策略运用怎么样？我们以后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