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如今的东北三省境内，基本不会有谁去热爱伪满洲国的“王道乐土”，更不会希望再看到几十万日本关东军和五百万日本开拓团从天而降的话。那么，在另一块曾经被日本人长期统治的殖民地——台湾岛上，则确实是有很多台湾人从思想和行动上都变成了日本皇民，不再把自己当成是中国人来看待了。
关于日据时期的台湾，究竟能不能算是民国时代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我看来是很让人纠结的。
因为，早在民国时代开始之前，满清朝廷就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而在中国进入民国时代的1912年，日本已经对台湾建立了稳固的统治。从法律上来说，直至1945年为止，台湾岛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日本帝国的领土。当台湾岛挂上中华民国的旗帜之时，教科书上的民国时代已经基本进入了尾声。
相反，当中国大陆已经进入新中国时代之后，台湾岛上却继续在沿用民国年号，直至今天依然未改……总之，台湾人民既没有经历过民国时代的诞生，也没有经历过民国时代的结束。我们既可以说台湾人如今仍然生活在民国时代，也可以说台湾基本没有经历过民国时代……
但是，鉴于最近这些年来，随着台独思想在宝岛喧嚣尘上，一些政治势力为了鼓吹台独，开始不断夸大和美化台湾的日据时代，而且愈说愈荒诞——当大陆这边孜孜不倦地回忆着民国历史的“美好之处”时，依然使用民国年号的台湾人，却同样在发掘和赞美着日据时代的各种“闪光点”。
很多在台湾颇有影响力的媒体，抛开白纸黑字的一大堆史料与当时严重歧视台湾人的社会制度不谈，尽扯一些日据时代的风花雪月和稗官野史来误导民众，把那个殖民统治的时代描述得浪漫无限。好像几个在日据时代活得还不错的台湾人，就能代表当时台湾殖民地的全部面貌——例如前民进党秘书长林佳龙，就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语出惊人：“绝大多数台湾人觉得，让日本人统治会比国民党执政感觉要舒服。”
那么民国时代，或者说日据时代的台湾，究竟是文明幸福的天堂，还是水深火热的地狱？而日本人又有没有把台湾人，至少是“皇民化”了的岩里政男（李登辉的日文名字）之流，真正地视为同胞呢？
在我们开始探讨民国时代的台湾风貌之前，需要预先指出的是，台湾“皇民”们亲日台独思想的产生和泛滥，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民进党成员和台湾“绿营”的数典忘祖。
——事实上，若是仔细追究台湾地区这一分离主义思潮逆流的起源，之前执政的国民党需要承担的罪责，只怕是比跳梁小丑般的民进党还要更加沉重。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在中国大陆进入民国时代之际，当时正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风貌。
当中华大地的历史车轮，滚动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时候，台湾已经被日本殖民者统治了十余年之久。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宝岛台湾的割让，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是莫大的耻辱。
面对日本殖民者的征服与统治，台湾人民曾经进行过可歌可泣的悲壮抵抗，在1895年的台湾保卫战之中，让日军付出死伤32000余人的沉重代价。正面战场失败之后，残余的台湾义士们又转入地下，不屈不挠地进行了很多年的游击战争。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一直得不到祖国大陆的有力支援，再加上双方的实力相差悬殊，台湾人民的自发抵抗运动虽然一度声势高涨，但最终还是日渐式微，趋于败亡。
到了1912年的时候，岛内各地针对日本殖民者的大规模武装反抗，已经基本宣告平息，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小规模冲突——论涉及人数和社会影响力，恐怕还不如日本国内的抢米暴动。
总之，迫于严酷的现实，台湾人民最终还是从激烈反抗到无奈顺从，毫无选择地接受了日本人的统治。
另一方面，在台湾殖民统治秩序建立的年代里，日本的最高权力还是由文官政府主导。虽然日本的文官政府也并非善类，但至少在残忍暴虐的程度上，还不如日后挑起世界大战的军国主义者那么可怕。
所以，日本帝国当时对台湾的统治艺术，基本达到了英属印度殖民地的水平，让台湾人民感到又爱又恨——虽然高压统治和奴役剥削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而二等人的歧视待遇更是让台湾人深感屈辱，但日据时代的各种基础建设，同样也与台湾的现代化密不可分，其残痕一直绵延在现今台湾人的生活之中。
著名的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就曾经如此说道：“……日本人治台，跟治朝鲜、治东北不一样，相当花力气。有一个人叫后藤新平，主张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地方：排除了瘟疫、盖好了水利、普及了教育、还有了不贪污的法院。这些事情，让台湾老百姓从心里也投降了。”
确实，在日本占领的时代，日本殖民当局一方面对台湾民众实施苛酷的鞭挞，但在另一方面又施以怀柔政策，在台湾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建设。例如上文所说的后藤新平，在其担任台湾民政长官期间，就大力推动台湾的铁路、海港和公路建设，为台湾打造了现代化的交通系统，几条重要的铁路干线被一直沿用至今。此外，他还在台湾建设了最早的一批发电站，铺设了电网，奠定了日后台湾工业发展的基础。
另一位献身台湾水利事业，主持修筑了嘉南大圳水利工程的日本工程师八田与一，在很多台湾人的眼中，更是犹如白求恩医生一样可敬——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前，位于台湾西南部的嘉南平原由于缺乏雨水，曾经长期是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而日本水利工程师八田与一则决心改变这一现状，将这片荒野变成良田。
他在台湾花费了十年的光阴，与当地民众齐心协力，建成了当时亚洲规模最大，也是世界第三大的乌头山水库。同时修筑了总长度一万公里的灌溉水道，足以灌溉嘉南平原十五万公顷的农田，占全岛耕地的百分之十四。有了灌溉水渠，再加上彻底的土地改良，当嘉南大圳于1934年最终完工的时候，之前困扰嘉南平原的洪水、干旱和盐碱化等三大开垦障碍，全部都被基本扫除，农业产量从此遽增，六十万农民受惠，也让八田与一至今仍受台湾人的感激和怀念——嘉南人民为了感念他的贡献，在乌头山水库旁边铸造了一座身着工作服、穿工作靴、席地于堤堰上沉思模样的八田与一铜像，迄今依旧巍然矗立。
在公共卫生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也对台湾普及了现代的公共医疗体系，大幅度降低了各类传染病的发生率，同时又在台湾禁绝鸦片、废止缠足，推广卫生常识，让台湾人初步具备了现代卫生观念。
此外，日本还在台湾强制推行了六年制小学义务教育，到1944年，台湾本地学童就学率已有71.17％，不仅远远胜过遍地文盲的中国大陆，也高于当时世界的平均水平。虽然高等教育依然优先为日本侨民服务——例如在日据台湾仅有的一所最高学府台北帝国大学，始终以日本侨民为学员主体，台湾当地学生很难考入就读。1945年，台北帝大的1666位学生之中，台藉者仅为322人——但至少是普及了初等教育。
当然，日本殖民者并非慈善家，他们建设台湾的根本目标，还是为了从这里榨取资源，以及移民拓殖——没有一个“好日本人”或很多“好日本人”的影响力，可以超越坏的国家机器，以及坏的制度政策。
首先，日据时代的台湾经济，是一种相当典型的殖民地经济模式，即以台湾的自然资源与人力，来培植宗主国日本的整体发展，依靠从台湾掠夺的资源，来养肥日本本土的经济与工业。
为了有效实现控制台湾经济命脉和掠夺台湾资源的目标，日本殖民当局从1910年开始就在台湾设立专卖局，对台湾最主要的盈利产业，如石油、烟草、食盐、樟脑、鸦片、酒类等由官方垄断性专卖管理，从中牟取暴利，其收入占殖民当局财政总收入的50%。但同时也严重挤压了私人资本和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凡是最赚钱的行当，基本都被在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或日本商社把持垄断，台湾本地人根本不准插手，还要在出口原材料和进口日用品的过程之中，承受各种沉重的盘剥，故而台湾人一向对专卖制度最为诟病。
“美国模式主要通过美国的教会学校和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热情被介绍到中国的中学和大学：“结果是提倡较高标准的、远远超过贫困国家的条件的学校，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却被忽视了。学校内缺乏社会理想，是一种不直接与周圈的生活以及通常获得国家新生的必要条件相联系的抽象教育。这就使中国的人民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国家的需要，而后者在奢侈的学校受教育，对群众的要求漠不关心。””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
“我过了一年才发现，“国民”政府中英语讲得十分流利的任何中国高级官员同他自己的人民是完全隔绝的，而且对本国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城市一无所知，要向他们了解中国国内的事态完全是徒劳的。就是这样一批人，在日常生活、思考问题、互相交谈等各方面都使用英语——除蒋介石以外，人人都是如此。”
——[美]白修德：《探索历史》
“与忽视科学和技术相比，“法律、政治和文学的学科过度膨胀”。在校的攻读正式学位的学生有59%以上学习法律、政治或文科，6%学习教育学。学习自然科学的不到1O%，学工程的为11.5%，只有3%学习农业。报告实际上没有认识到披着现代外衣重新出现的古代传统，于是遗憾地指出，“大多数中国大学生的抱负是在中央或地方当官，如果不能当官，就当一名教师。””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
“报告还批评了整个教育体系有意识地为上层社会服务的倾向。例如，公立的幼儿园常设在与富裕家庭比邻而居之区。入学必经的考试有意选择那些已证明智力与体力均属上乘的儿童，这些孩子大多出生于富裕之家，因而排除了最需要入学的儿童。入学者的学费都是一样的，根本不注意支付能力。公立小学的招生办法也一样，因此穷人家的孩子照样被拒之门外。与此同时，学校未被充分利用，而入学学生的家长在必要时本来是可以为孩子请家庭教师的。优先录取富裕的、有势力家庭的孩子的模式又出现在中学和大学中。公立的奖学金主要用于资助出国留学，而不是系统地根据需要奖给。报告为纠正教育制度中的这种现象，提出了各种建议，其巾包括所有的公立幼儿园和公立小学免除入学考试和学费。”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
然而，重回祖国怀抱的喜悦尚未散去，台湾同胞们却很快就愕然发现，自己迎来的居然并非什么抗日英雄和民族解放者，而是一批极尽贪污腐败之能事的贪官污吏！
——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台湾同胞刚刚回归祖国，就见识了民国时代最黑暗、最腐朽的一面。
首先，国民党政府在接管台湾之后，普遍采取歧视台湾人的政策，几乎是刚一登陆，就以台湾人受日本“奴化教育”太深，又不懂普通话为借口，一口气刷掉了很大一部分曾在日本殖民政府任职的台湾人。即使有些台湾人侥幸保住了工作，可虽然是同样的职位，大陆人的工资却要比台籍人高出许多，并能够享受到一些特殊福利。这种完全不公正的待遇，自然让台湾人民深感不平，觉得过去日本人是一等人，现在大陆人是一等人，而台湾人什么时候都是二等公民……对祖国各种的美好期盼，一时间迅速破灭。
接下来，跟在其它沦陷区的作风一样，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同样把接收工作搞成了“劫收”，诸位接收大员们打着“清理敌产”的旗号，肆意搜刮民脂民膏，一口气侵吞了价值110亿元旧台币的财产、各县市30%的房屋和占全省耕作面积20%以上的土地。对于这些接收大员们的“劫收”丑态，记者唐贤龙在《台湾事件内幕》中是这样描写的：“自从国内很多人员接管台湾后，便抢的抢、偷的偷、卖的卖、转移的转移、走私的走私，把在国内劫收的那一套戏码统统都搬到了台湾”。而台湾作家吴浊流也在小说《波茨坦科长》之中如此描绘：“台湾真是好地方，从重庆只穿一套西装过来，不久就可以做百万富翁。”
很显然，这些国民党接收大员们贪婪、丑恶的嘴脸，彻底伤透了台湾同胞的心。
更糟糕的是，国民党接收台湾后，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共内战，立即马不停蹄地对台湾人民横征暴敛、大肆搜刮，造成岛内社会秩序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民党到台后，不仅没有废除日据时代最让人诟病的专卖制度，反而进一步扩大专卖货物的范围，甚至连毛笔、文具、纸张都要由专卖局承揽。通过这些垄断贸易，国民党当局和一帮贪官污吏从中牟取了暴利，广大老百姓却遭到了沉重的剥削，被飞涨的物价压得喘不过起来，从而极大地激化了台湾民众与国民党政权的矛盾。
而且，国民党在接管台湾之后，同样也把滥发纸币的毛病带到了这里，结果就是触目惊心的通货膨胀——从1945年到1949年，短短四年之间，台湾物价暴涨了1200倍！台湾居民的积蓄很快荡然无存。
尤其是为了给内战征集军粮，国民党在接管台湾之后，就竭力征收大米输往大陆，再加上奸商的囤积倒卖，结果就是台湾明明在1946年稻米丰收，却闹起了米荒——截止到“二二八”事件前夕，国民党接收台湾仅仅16个月，大米价格却上涨了250倍，台湾人民因无米可炊而全家自杀之事常有发生。被饥饿所迫的人们，男人成为小偷强盗，女人当了娼妓，光是盗窃犯就使牢狱爆满，收容人数超过平常的三四倍。
再加上国民党官吏的昏聩无能、贪污舞弊，致使台湾全岛百业萧条、失业率飙升。到1946年底，台湾的官营、民营工厂已有90%停工，80万工人失业，占全岛人口的10%以上。此外，在1946年以后，又有数十万留日学生、退伍军人、军属家眷陆续从日本返台，使得岛内的失业问题更加严重。而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怨愤，更是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各地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军民冲突、抢米暴动、示威游行接连不断。
于是，台湾回归祖国才一年多的时间，岛上同胞的心情就已从光复之初的期待与喜悦，变成了难以言喻的失落和绝望——即使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治下，他们的生活也不曾如此惨淡过。战时的物资配给虽然匮乏，但番薯土豆还是能混个半饱的。可是等到国民党政府一来，台湾人民却是彻底没了活路……很多大失所望的台湾人纷纷抱怨，早知道回归祖国就是这么个下场，还不如继续给日本人当二等公民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怨愤情绪日积月累，却无处发泄，最后终于迎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总爆发——这就是至今仍然时常被台湾媒体提起的“二二八”事件。
从表面上看，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和过程，跟前些年的“阿拉伯之春”颇有异曲同工之处——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专卖局的稽查员（有点类似于武装城管）在台北街头殴打一名卖烟小贩，引起了围观市民的公愤和斥骂。国民党稽查员为了恐吓市民，竟然当场开枪打死一人，顿时让台北市民更加群情激奋。第二天，即2月28日，数万市民上街示威游行，向国民党当局请愿，要求惩办凶手，但反动的国民党当局竟然用机枪扫射游行民众，造成一场血腥惨案……
至此，示威游行真正变成了武装暴动，台北的起义市民于当日下午占领了广播电台，号召全岛人民一起反抗，进而让这场大暴动犹如二十一世纪的“阿拉伯之春”一样，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席卷全岛……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前后，虽然有一些共产党人和台籍退役日军参与其中，但总的来说，这并不是一场共产党组织策划的武装暴动，更不是什么亲日汉奸组织在死灰复燃（那年头的日本还是美军占领区，究竟是怎样的傻瓜才会去投靠日本啊），而只是一场自发性的民变，同时也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此次事件之中，由于对祖国大陆的现状缺乏了解，愤怒的台湾民众没能把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和普通的大陆同胞区分开来，而是一见外省人就群起而攻之，一时间满街都是追打外省人的景象——这不仅让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遭到池鱼之殃，也让台湾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从此划下了深深的鸿沟。
在事件发生之后，台湾各界名流纷纷向南京发出电文，恳求中央政府和平解决此事，而蒋介石的回答却是血腥镇压——数万国民党军队火速出动，拿出当年制造“四一二”反共惨案的劲头，在台湾大肆烧杀。
这支军队刚刚在基隆港上岸，就立即屠杀了两千名码头工人，随后进驻台北，展开了四天四夜的残酷镇压。根据当时台湾人的描述，全城每一条街道都有军队在开枪。马路上、小巷内，铁路边，到处是死尸。残暴的国民党军队甚至在工人聚居的棚屋纵火，把老弱妇孺活活烧成灰烬。接下来，台中、嘉义、高雄等地，全都遭到了极为残酷的屠杀和扫荡，其手段之令人发指，简直无法想象他们是在对待本国同胞。一位台湾人悲愤地把国民党军队的行径比作南京大屠杀，并且声称“我的人生观与中国观一下子颠倒过来了”！
虽然类似这样血流成河的残酷场面，在烽火连天、尸横遍野的中国大陆早已是屡见不鲜，但在基本平静了半个世纪的台湾岛上，却实在是几十年来的头一遭，不能不让台湾百姓痛恨得刻骨铭心。
总之，“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是国民党的残酷腐朽统治在台湾的写照，也是国民党日后在台湾失去政权的一大历史根源——通过蒋委员长的“杀伐果断”，暴动确实是被平息了下来，但国民党在台湾的形象也被破坏殆尽，从此在台湾同胞心中深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直至九十年代的全面爆发。
（现在大家可以理解，李登辉这个铁杆的“台湾皇民”，为什么会一边当着国民党的领头人，一边却要从内部挖墙脚搞垮国民党吧——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深仇大恨啊！）
看到这一段，我忍不住说一句，虽然是老调长谈：啥粉的都是屁股问题，只有果粉是智商问题。
举个例子来说，距离台湾很近的琉球岛，早在十七世纪就已被日本（萨摩藩）殖民统治，距离正式并入日本版图也有一百多年了，当地人的语言风俗早已跟日本人同化。但至今依然有很多日本人不把琉球人当做同胞来看待，以至于在近年来闹出了琉球独立运动的风波。
此外，目前在日本有很多外籍劳工，他们的收入待遇很差，而且受到歧视，不过这在全球都是普遍现象，倒也罢了。但问题是，有一类外籍劳工很特殊，他们的祖先在二战前后移民到南美的日本人（代表之一是前秘鲁总统藤森），由于近年来拉丁美洲经济不景气，日子难过，于是又让他们的子女返回祖国找工作——这些来自拉美国家的日裔劳工，在血统和外表上都是纯粹的日本人，日语也很流利，甚至父母都是在日本出生和长大的，可依然不被身边的日本人当成同胞看待，和其他外籍劳工一样饱受歧视，毫无优待。
有个中国人见到这种情况，感觉很惊讶，就问日本人为何要如此对待自己的同胞。那些日本人回答说：“在法律上，他们没有日本国籍，并不是我们日本人。”这位中国人又继续追问，既然如此，为何那些拥有日本国籍的中国人、韩国人，甚至是琉球人，在日本也得不到真正公平的尊重？有个日本人如此解释说：“我们日本人对‘自己人’的标准很严，必须在血统上、法律上和能力上，全部都是真正的日本人才行。”
——由此，希望那些一心想要“归化”为日本人的台湾“皇民”，能够好好地体会日本人的这段“肺腑之言”。再回想一下中国人对待海外华侨、华裔和“绿卡族”的态度，相信应该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小结：民国很黑的，大家不要萌它
在中国，任何一个大一统的王朝，都有其盛世和末世，唐宋明清皆不例外。
而民国的悲哀就在于，它始终就没有出现过什么盛世，总是在从一个末世到另一个末世的泥潭中挣扎。
现在的文化界有一种很荒唐的思潮，就是对民国的疯狂崇拜。许多“砖家叫兽”认为如今的中国很不好，而解放前的旧社会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天堂——这些自称喜欢民国的人，既不看民国时期的国民实际生活情况，也不看国民时期的经济统计数据，只关注少数精英们诗情画意的优雅生活。
所以他们总是说，民国好多好多文化大师啊，民国知识分子待遇多么高啊，民国的言论多么自由啊，民国对地主多么多么人性化啊，总之民国的一切就是好！新中国的一切就是坏！
——当屁股决定脑袋的时候，常识就会被丢进马桶。
事实上，如果你想要体会风云激荡的时代狂潮，感受先烈志士们的高尚情操，那么民国的历史虽然黑暗而又屈辱，但也确实是一个社会变革最剧烈，最能激动人心的年代，有着无数令我们后世之人热血沸腾、可歌可泣的精彩传奇——就如同欧洲有很多人爱好中世纪的城堡与骑士传说一样。
但问题是，西方的中世纪爱好者，从来不曾把中世纪吹成天堂，而中国的民国粉丝们却偏偏这么做了。
有关具体的民国风貌，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一些，基本上，所谓的“民国范儿”可以和大烟、梅毒、溃兵并称民国四大特色，下面再讲一点整体的情况。
最后，再附上一句对某位伟人的评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对民国时代的一个定论。
——当他出生的时候，这个国家被视作一个美丽而羸弱的女人，只要喜欢谁都可以上她的床，当他离去的时候，却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轻言对中国开战的话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