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国大选从一开始就在不断颠覆人们的判断。11月10日的选举结果让几乎所有特朗普的反对者跌破眼镜。作为特朗普的反对者和批评者，欧美的知识精英，包括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直到现在还没有从这个巨大的打击下清醒过来。
但特朗普当选给世界带来的颠覆还仅仅是开始。特朗普的当选让以自由派为主体的知识精英备受打击。在特朗普当选之初，一些人作了种种乐观的判断，推测特朗普当选是否是意味着美国劳工大众当家作主的机会到了？特朗普是否会成为林肯第二？特朗普是否会走向孤立主义而在全球收缩美国军事存在？也有人感叹，特朗普是不是跟邓小平神形兼似？会不会学邓小平而让美国再次伟大？一时间，特朗普入主白宫对中国利好的说法不胫而走。
美国对华战略出现根本性逆转
但很快，特朗普跟蔡英文通电话又把他在一部分中国人心中的想象再一次颠覆。人们开始怀疑，特朗普上台后会不会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会不会在南海或东海对中国进行武装威胁和挑衅？
紧接着，随着资本市场对特朗普上台后货币政策的预期，美联储开始加息，美元升值，中国的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双双下跌。中国政府的政策从鼓励海外投资和海外收购迅速转为严防资本外流，央行面临保外储和保卫本币币值的挑战。很多人突然意识到，特朗普原来才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于是，中国应当如何对付特朗普对中国的挑战与进攻，又成了许多人分析中美关系的主要着眼点。
很难说上述对特朗普当选后的一系列举动的反应没有合理的成分。政治本来就是瞬息万变的过程，变是绝对的，不变的是相对的。但是，如果政治观察仅仅是对当下现象的即时反应，那么在政治上就可能被对方牵着鼻子走，难逃被动的局面。中国古人讲“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但是，要做到“预”，必须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只有掌握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才有可能对未来做出正确的判断。
中国要有效对付来自美国的挑战，首先是要对特朗普本人及特朗普执政团队的世界观、价值理念、政治主张和经济主张、对当前美国政界的主流倾向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中国只有掌握了这些基本情况，才能对美国未来四年或未来八年的政治走向形成与事实相符的判断，才能制定出有效的对应措施。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学界和媒体界对特朗普的看法仍有许多以己度人的主观想象，这些想象不消除，就很难对美国未来政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所有的中国人都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基本判断正在发生从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根本性改变。中国事实上已经被美国视为最危险、最强大的挑战对手，中美俄的大三角关系正在发生变化。朝未来看，稳住俄罗斯、遏制中国极有可能成为美国在大三角关系中采取的基本战略。这可以说是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国际战略的一个根本性转折，中国应当及早做出政策上的对应。
中国在分析美国的对华政策时，除了要分析特朗普和他的核心团队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之外，对共和党目前的政治倾向也应当有所了解。2016年美国大选获胜的不仅仅是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的特朗普，而且也包括共和党在参众两院保持的多数党地位（参议院中共和党是52席，民主党是48席；众议院共和党是239席，民主党192席。）共和党同时主导白宫和国会说明了美国政治思潮的改变有相当的社会基础。
美国共和党在2016年7月18日通过的党纲非常有进攻性。党纲中提到中国的地方有21处，而且语言极具挑衅性，首次将美国在里根时代对台湾许诺的“六项保证”列入共和党党纲。但是，这份被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保守的党纲最值得关注的地方不是在某个具体地方对中国的攻击，而是公开表明共和党人对中国的判断跟四年以前或八年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是我们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关键性前提。
特朗普将重塑俄美中大三角关系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由于美国国内左翼校园运动和街头运动风起云涌，种族间暴力冲突加剧，而对外则陷入越战泥潭。同一时期，苏联于1968年用坦克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在全球形成一种强势姿态。美苏之间这种力量此消彼长的态势使得中国在国际战略博弈中居于有利地位。而中苏边境在1969年发生的武装冲突之后，美国开始对冷战后的对华战略进行反省，联合中国以对付日益强大的苏联逐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苏美三国之间的大三角关系基本形成，在这个大三角关系中，中美关系要好过中苏关系和美苏关系。
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有两个大的事件曾经对中美关系产生了重大冲击，一个是1989年中国出现的政治风波，另一个是苏东国家的政权更替，这两个事件曾一度动摇美国原来携手中国的战略构想。不过，这两个事件带来的冲击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现实中的美国对华战略。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迅速走上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社会改革，美国把中国的改革视为向西方靠拢的社会转型；另一方面，苏联瓦解后，俄罗斯国力严重下降，美国一霸独大。鉴于这两个基本事实，美国并未把中国当做最主要的敌人。
但现在中国的实力与全球政治格局跟过去有了相当大的不同，这次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有可能会改变原有的中美俄三国之间的大三角关系。
由于中国极有可能在未来十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明显感觉到有能力挑战自己的是中国而非俄罗斯。而从目前美国共和党及特朗普执政团队表露出来的基本立场看，他们基本否定了过去三十几年对中国的基本判断，即中国根本不可能通过经济和政治改革跟西方社会接轨。他们已经感觉到，中国越是发展，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回归中华文化的传统热情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弱，而这是美国的战略家们难以接受的。
如果这种看法最终成为美国对华的战略思路，中俄美三国之间原有的大三角关系将会发生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根本性改变，美国极有可能会制定出稳住俄罗斯，遏制中国的新战略。
从目前特朗普对俄罗斯摆出的过分友好姿态看，美国在战略上对俄罗斯是有所需求，这个需求就是要求俄罗斯将来在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时作壁上观。美国很清楚，以普京的政治智慧，俄罗斯绝不可能跟美国联手对付中国。俄罗斯出于自身的国家利益，不仅不会跟随美国一道跟中国发生冲突，而且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也不会轻易改变，美国对这点很清楚。
美国对俄罗斯的需求仅在于，当中美在台海、东海或南海发生冲突时，俄罗斯最多在言辞上发表支持中国的言论，但在现实中保持袖手旁观而不介入，这样美国就可以联合它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共同对付中国。
1月4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登了一篇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前里根总统特别助理班多（Doug Bandow）的文章，这篇文章公开建议特朗普上台后改善美国与俄国的关系，阻止中国和俄国站在同一阵线对付美国。另外，据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报道，一直与中国友好的基辛格也对特朗普提出了联合俄罗斯以平衡中国的建议。基辛格认为，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美国修复对俄关系是正确之举，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当然，这只是美国部分战略家的一厢情愿，毕竟美国社会传统对俄罗斯反感和不信任的情绪是强大的，在现实中美俄关系究竟能够走到何种地步，中美俄三国之间的大三角关系究竟如何，还需继续观察。但无论未来怎样发展，美国的对华基本判断和中美俄三国之间大三角关系的改变几乎是没有疑义的。
如笔者在前文的分析，特朗普上台后，作为原教旨资本主义的信徒，他和他的团队在意识形态上，要比职业政治家组成的前几届美国政府更加狂热，在政策上更加具有挑衅性。前几届美国政府从美国在全球利益的角度考虑，主要政策是用“接触加遏制”的政策，压迫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而特朗普政府信奉原教旨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政府主导型的出口贸易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特朗普政府很可能推出更加单边主义，更加进攻性的政策。这种进攻性政策除了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外，将更多体现在经济领域。
从现实的情况看，特朗普执政后并不太可能在南海或台湾海峡主动冒险对中国发起武装攻击，但对台湾地区现状一旦发生改变时的反应强度将会非常强烈，美国甚至可能会用武力来介入中国统一台湾的行动。这给中国何时、用何种方式统一台湾增添了更多复杂的因素。
展望未来几年，美国对中国的进攻和挑衅可能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特朗普上台后，可能提出更多针对中国的贸易战，配合一些极端反华势力通过打击中国经济来瓦解中国政权的企图。在恶化中国对外贸易环境后，特朗普还可能配合金融投机集团，对中国发动金融战。因此，在未来几年，人民币国际化遭遇的风险会更大，人民币的汇率与外汇储备将会持续受到挑战。
综上所述，虽然现在离特朗普宣誓就职还有一些时间，但特朗普及其团队的基本理念和政治倾向已经暴露无遗。中国方面能否客观冷静地对美国当下的现实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如何对美国未来的政治走向和中美关系作出准确的判断，这事关中国的国家利益。
还在竞选期间，中国学界就有人根据特朗普的一些竞选言论提出新自由主义可能会到此终结，这个判断过于武断和片面。这个误判如果不得到澄清，将会导致中国对美国未来四年或八年的政治走向做出错误判断。
断言新自由主义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会终结的人不少，西方有，中国也有。但所有预测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将死亡的论断，有一个共同的想象前提和推理逻辑。持这种观点的人把新自由主义看成是美国社会从里根时代一直持续到现在的主要经济政策。这个推论的逻辑是，既然美国过去三十几年的国家政策都是被新自由主义所主导，那么，放言要颠覆美国过去治国方略的特朗普当然要颠覆新自由主义。其实，这个推理是有问题的，是把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跟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混为一谈。
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持有这种观点很正常。因为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并不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以，他们只能把西方现有的资本主义弊端全都归咎于新自由主义，而不会责怪资本主义本身。所以，西方左派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暗含一个结论，这就是只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抛弃了荒谬的新自由主义，就有可能带来持久的繁荣。
对于把新自由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中国学者来说，这种概念上的混淆就更有问题，因为这样一来，其实是用新自由主义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问题，而忽略了新自由主义其实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极端形式。如果我们把西方社会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新自由主义，那么在客观上很容易导致我们忽略其它形式的西方经济理论给社会带来的灾难。
断言特朗普上台后会终结新自由主义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反复重申进入白宫后就要立即退出TPP，并且扬言要跟中国打贸易战。在一些人看来，既然特朗普如此激烈地反对全球自由贸易，那么，特朗普当然是要终结新自由主义了，因为自由贸易是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之一。
这种看法的片面性在于把新自由主义简单等同于国家间的自由贸易，把进行贸易战等同于放弃新自由主义。这样既跟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不符，也跟现实情况不符。
从理论上看，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并非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不可否认，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一般都主张全球自由贸易，因为全球自由贸易是自由市场理论的逻辑延伸。但是，全球自由贸易并非新自由主义最核心的观点。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林林种种，涉及的内容也极为广泛，但这一社会思潮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国家间的自由贸易问题。坚持政府尽可能作为“守夜人”而不干预市场的自由运转是所有新自由主义最核心的观点。
由于近代以来的世界仍由主权国家组成，而主权国家之间因为利益冲突存在着激烈的战略博弈，所以，一个国家在内部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并不等于要跟所有国家进行自由贸易。换言之，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最主要是看其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否让自由市场来主导社会发展，而不是看这个国家是否在国际贸易中对所有国家进行自由贸易。
放眼世界，一个国家在国内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同时在国际上打贸易战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鲜见，里根政府就是这样的典型。众所周知，“里根经济学”是最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里根执政八年，对推行新自由主义可谓不遗余力。但在国际贸易问题上，里根政府却是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大打贸易战的典型。
上世纪80年代，时任里根政府的国防部长温伯格建议里根用经济战特别是贸易战搞垮苏联，具体做法是限制西方对苏联的技术出口，遏制并打击苏联可以换取外汇的经济领域，当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就是西方用来对苏联进行贸易战的主要机构。
1981年，美国政府在巴黎统筹委员会上提出了对苏贸易战的三项严厉主张：第一，更严格地执行有关向苏联出售关键技术的禁令，包括先进计算机及其电子部件、光纤、半导体和各种冶金方法，限制西欧的公司把工厂迁入苏联境内；第二，所有与苏联签订的价值超过一亿美元的合同，都要自动交委员会审批，以确保敏感技术不会流到苏联；第三，美国要扩大巴黎统筹委员会从成立以来制订的禁运清单，把它扩大到最新的技术与产品。根据的当时的统计资料，里根执政3年后，美国出售给苏联的高技术产品所占比例从过去的32.7%下降到5.4%，金额从2.2亿美元下降到0.4亿美元。
里根在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表明，实行新自由主义与打贸易战并非冰炭不能相容。尽管里根在执政期间公开践踏自由贸易原则，并以贸易战来攻击当时的苏联，但没有人能否认里根是美国过去几十年最坚定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家，因为里根在美国社会内部一直奉行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
那么，特朗普上台后会怎样对待新自由主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澄清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社会兴盛的时间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新自由主义在过去四年或八年主导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那么，随着这一轮新的政党更替，特朗普上台确有可能会放弃新自由主义。但是，如果新自由主义在过去四年或八年相对于新凯恩斯主义处于弱势，那么，新自由主义就有可能在政治钟摆的回摆中再度兴起。政治钟摆的来回摇摆是美国两党政治的一个普遍现象。
回溯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尽管新自由主义自里根时代以来在美国风行一时，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新自由主义并未在美国一统天下。无论是从经济学领域本身看，还是从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看，新自由主义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都是时起时伏，确实一度很强大，但从未在现实中完全取代新凯恩斯主义。
先来看看经济学领域，下面是1980—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立场倾向。
备注：1.本图表根据1980—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立场倾向制成，其中凯恩斯主义学术倾向包括了凯恩斯主义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新剑桥学派等。新自由主义学术倾向包括了芝加哥经济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中间学派则是介于两者之间，或者学术立场不太明显的学者。
从这个示意图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最兴盛的时期是里根时代和2000年左右时期，而即使在这两个时间段，新凯恩斯主义在学术界也仍然有相当影响。在2000年之后，特别是最近10年，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学界远未像中国一些学者理解的那样强势，相反，新凯恩斯主义与中间学派在人数上大大多于新自由主义。
当然，仅从经济学的诺奖获得人数并不能说明整个美国知识界的基本立场。但如果我们超出经济学领域来看美国的知识界，会发现新自由主义其实一直遭到知识界多数人的批评。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包括教授和学生、媒体界、文学艺术界，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一直占主导地位，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声音一直都居于主导地位。新自由主义的力量远没有一些中国学者想象的那样大。
下面再来看看过去20年来历届美国政府任用的参与制定政策的经济学家。以下资料说明，即使在新自由主义兴盛时期，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在美国政府中也一直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新自由主义远未一统天下。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
1.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1993年至1997年，先后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及主席。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2.加尔布雷斯
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斯是民主党人，曾担任过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和克林顿等总统的经济顾问。
3.劳伦斯·萨默斯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在克林顿时期担任财政部部长。因研究宏观经济的成就而获得克拉克奖。2009年，任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负责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复苏政策。最近，萨默斯对特朗普进行了非常尖锐的批评。
4.艾伦·布林德
艾伦·布林德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与公共事务教授，克林顿政府时曾任经济顾问兼美联储副主席。
5.珍妮特·耶伦
耶伦曾于1994年至1997年任美联储委员会委员，1997年至1999年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10年奥巴马政府时任美联储委员会副主席，2013年接替伯南克出任美联储主席。
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
即使是小布什这样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总统，在执政期间仍然任用了不少新凯恩斯主义者。
1.格伦·哈伯德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曾于2001-2003年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般被归为新凯恩斯主义行列。
2.格里高利·曼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与劳伦斯·鲍尔、戴维·罗默共同提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曾于2003年-2005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3.本·伯南克
2002年任美联储理事。2005年，伯南克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06年接任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2010年获得连任，任期至2014年。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
1.本·伯南克
2.克里斯蒂娜·罗默
于2009年-2010年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她曾说过，“我不是凯恩斯学派，我是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
但是由于罗默是奥巴马政府经济刺激计划最高调的推销者之一，以及其老师萨缪尔森是凯恩斯主义学派，所以其学术和政策倾向仍靠近新凯恩主义。
3.劳伦斯·萨默斯
4.珍妮特·耶伦
揭示出新自由主义并未在过去十几年间持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客观事实，对于我们判断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我们错误地把新自由主义看成过去十几年间在美国的学术界和现实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就很容易把特朗普上台后在政策上的改弦易辙理解为对新自由主义的颠覆，这样会对美国未来的政策走向做出根本性的误判。
要而言之，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立场是减少政府干预、坚持自由市场，全球自由贸易只是自由市场理论的逻辑延伸，而非其核心观点。在国与国的竞争中，一个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同时在国际贸易中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对他国进行贸易战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现实中也是有先例的。考虑到美国的政治钟摆在经历了奥巴马政府八年时间的中间偏左倾向后，未来四年或八年极有可能向新自由主义重新摆回，中国应当对美国的这种政治变化做好充分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