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杨振宁先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争议，咱们要先从我国一个著名的科技工程说起，这个工程叫做“八七工程”。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超大对撞机科研项目。这个项目始建于1977年，得益于当时身处海外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和丁肇中两位科学界巨擘的鼎力支持。中国想要在高能物理方面取得一次突破性的成就。当时的李教授和丁教授两位巨擘不仅自己本身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还为中国的科学家在国外创造良好的交流学习环境，并积极促成当时在高能粒子方面处于前沿的美国和中国达成合作。这一点，可以说是功莫大焉。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向这两位华人科学家表示由衷的感谢。
八七工程当时的预算是1.2个亿，这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一笔非常巨大的开支。可当时因为中国政府对于未来中国将会有“十个大庆油田”估算的乐观，认为这样的开支我们是承受得起的。于是很快就进行了前期的投资。
一年后，也就是1978年8月杨振宁先生来到中国，并和邓小平先生会面。杨教授指出，在当时的中国，发展这种高耗资的理论性建设并不实际，他表示明确反对。邓先生非常重视这意见，并在第二天，组织了由方毅，周培源、钱三强等专家组成的专题研讨会。不过，虽然杨先生还是坚持己见，但由于当时的八七工程已经开始运行，这一提议并没有得到采纳。
三年后的1981年。杨先生写信给邓先生，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并详细指出“当下的中国科学研究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是理论性发展，就像高能粒子之类，一个是产品的研究，【也就是制造和改良，这里面我不是太懂，大致应该是把西方现成的东西拿过来制造或进行改良制造】。但介于二者中间的发展性研究却被严重忽视。这个发展性研究是一种中期投资，是一种五到十年可以出成果并能实际应用的科学研究。这样就会大大的增强未来社会可预期的生产力增强。这对于当时的中国非常重要。”杨先生并进一步指出“理论性研究名气大，可以获得轰动效应，但并不能给实际应用带来好处，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这样的工程当中，就是浪费。”他对于一些中国科学家指出的美国理论研究也是投入巨大，杨教授解释道“其实美国的发展性研究更是投入巨大，但这些研究成果往往都有专利保护，利润丰厚，所以各个研究机构和企业并不会对外公布，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那些声名显赫但却难以应用的理论性成果。中国，想要有一条稳妥的发展之路，必须要重视发展性研究。”
而就在杨振宁先生写这封信的时候，投资巨大的八七工程已经下马，并在后来瘦身为“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这一项目后期获得巨大的成功并为中国争取到巨大的荣誉。这是后话。
八七工程的下马被杨先生不幸而言中，使得邓先生对于杨先生之前的判断更加重视，作了很重要的批示，并由《光明日版》公开刊登。而由此之后，中国的科研投入也进入到以发展性研究为主导的道路之中。
从这件事来看，在中国科学的发展道路上，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都是在为国出力。李先生付出了巨大的热情和心力。而杨先生则提出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方向。二者虽然都是为国出力，但方向上却有严重分歧。这大概也是两位巨擘最终难以相互原谅的原因之一吧。
杨先生这样做，得罪的并不仅仅是李政道先生。如果仅是两位科学巨擘之间的分歧我想不会引出以后的巨大争议，【两位老先生最多也不过是老死不相往来而已。】其巨大争议的来源应该是这样巨大的工程停顿所涉及到的利益调整、研究终止所带来的余波效应。这里面的风风雨雨，不是我们这些科技界的小白所能明白和评论的。
科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其实并不能靠钱堆出来，虽然科学研究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很显然，钱也不是万能的。大师级的人物和创造性的理论，不但需要厚实的基础来铺垫，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天才式的人物来引领。这其实是一种机缘，决不能强求。可是，所谓机缘，那就一定要去做，不做，这个机缘永远也不会来到。所以说，这些事的争论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难以置评，也没有资格去置评。只是，背后出阴招这样的手段，却绝不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所应该去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