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夏（6、7月间），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
苏区中央局常委、宣传部长王稼祥兼任处长。
王稼祥
1931年9月中，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书记邓发调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并接任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处长一职。
1931年9月底，中共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随红军总部等机关从兴国迁驻叶坪村。
一苏大会留影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1931年11月“一苏大会”召开后，苏区中央局政治保卫处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任局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确定为全国苏维埃政府肃反保卫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机关驻地从叶坪村迁驻庙背村弯丘众厅，与少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同驻一起。
1933年4月，迁驻瑞金沙洲坝铜锣村李屋。
1934年7月，迁驻云石山陂下村艾园岭下曾氏众厅。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主要职能，是执行侦查、镇压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革命活动。
内设机构有：
侦察部部长，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兼任，后由张然和、钱兆凤和汪金祥接任。
执行部部长，李克农，后由李一氓接任。
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吴烈、政委海景洲。
秘书处（后称总务处），处长欧阳毅。
1932年又增设了红军工作部，部长李克农。
白区工作部，部长张国俭。
吴烈
在省、县两级以及红军中的中央军委（或其他苏区军委会）、军团、军（或师）均设立政治保卫分局，作为国家局的代表机关。必要时，国家局可向某些机关派遣特派员。各分局局长、委员及特派员的任免处分权，统属于国家局；基层（区或红军中的团、营）特派员的派遣任免权，属省分局及军委会分局，但最后批准权属国家局。
国家政治保卫局与下级各分局、特派员之间，实行系统垂直领导。在工作业务上，下级分局需绝对服从上级分局命令；但在政治上，各分局及特派员受当地该级政府或红军中军事政治负责人指导，各分局长必须列席同级政府主席团会议；各级政府或红军中军政首长一律无权改变或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分局执行国家局的命令，如有意见，只能提交到中央人民委员会解决。
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各省、县分局，都建有常备的政治保卫大队，实际是苏区的武装警察部队，是苏区革命武装的组成部分，但只接受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各分局的直接指挥，而不受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军事机关指挥。其任务是担负对各类案犯的拘捕、看押及一些重要机关、重要人物的安全保卫工作。
描写工农红军的油画作品
国家政治保卫局系统的工作人员、保卫大队官兵以及所有杂务人员，除便衣人员外，均穿红军服装，但所佩戴的领章不是红色，而是绿色；所有人员均随身携带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统一制发的特别证章。佩戴绿底红边领章、胸佩“KBU”三个俄文字母胸章的特别部队。后人称为“绿领章部队”。由于缺乏经验和教条主义影响，红军各军团保卫局组织形式上基本照搬了前苏俄‘契卡’。
“绿领章部队”的干部和战士，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家庭，全部是共产党员，每个人入选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不仅要详细审阅个人历史档案，且当面审查考核，从家庭情况、个人历史、社会关系到参加革命动机，每个关键时刻的表现乃至每次具体战斗中的情况等等，都要查个一清二楚。
“绿领章部队”一成立，就把培训和配备部队各级首长的警卫员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不仅是专门培训的警卫员，而且凡是红军中的保卫干部，都要把如何在各种情况下保卫首长作为自己的学习内容。军事技术和体能训练更是“绿领章部队”成员的必修课。（但为了遏制保卫局的特殊化和神秘化，佩戴了仅一年左右的绿领章和俄文胸章被停用，但“绿领章部队”虽然被取消了绿领章，其组织结构和各级工作人员，包括各类工作性质和权利依旧不变。）
描写红军作战胜利的美术作品
国家政治保卫局必须在苏维埃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但法律也赋予它一定的特殊权力。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国家政治保卫局对反革命案件有侦察、逮捕、预审之权，并且以原告身份向审判机关提起诉讼（对案犯的审判和执行之权在审判机关）。除国家政治保卫局系统外，各级政府机关和其他团体机关均无权拘捕审讯人犯，但可将嫌疑犯拘送保卫局机关讯办。当保卫局有充分证据需拘捕政府机关、红军与革命团体负责人时，得在采取行动之前才能通知该机关最高负责者，以便物色替代人选；该机关最高负责者即使有不同意见，亦不得阻挠保卫局机关的行动，只能向上级抗议。
二次反围剿中行军路上的红军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由于苏区面临的环境日趋恶劣和复杂，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赋予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以新的特权：
1.在边区的地方保卫局和前线的红军保卫局，对敌人的侦探、边区的法西斯蒂分子、反动的豪绅地主阴谋叛变分子，有权不经过法庭审判而直接处置，但处置后需呈报国家政治保卫局备案审核；
2.在团匪活动区域内的地方分局、红军分局，对捕获的团匪首领及地主出身而坚决反革命的分子，也可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处置，处置后再呈报国家政治保卫局备案审核；
3.对重大的紧急的反革命案件，国家局及各分局机关有权采取紧急处置，处置后如地方政府或军政首长提出异议、发生争执时，由中央人民委员会裁决。
红军集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保卫苏维埃政权，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巩固工农民主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实践证明，为保卫苏区安全，法律赋予国家政治保卫局以适当的特权是必要的。但如果特权不受约束，脱离党委和政府领导，独行其事，必然会产生许多冤假错案。
在历次肃反中，政治保卫局被不少指战员及党政干部诟病。绿领章部队成立后，在对外敌的斗争中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在内部的“肃反”中也产生了严重的错误。随着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共党内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绿领章部队”也相应地把工作重点放到了红军内部的“肃反”上。“绿领章部队”中的一些教条主义者，或由于“左”的思想的支配，或为自己高度膨胀的领袖欲望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所驱使，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发展成为党外对敌斗争的性质，杀害和逮捕执行正确路线的红军干部，造成了极为惨痛的损失。
一些“绿领章部队”工作人员还在“肃反”运动中大搞所谓的“纯洁运动”。他们在红军中肃出了大批所谓的“反革命”、“AB团”、“第三党”、“改组派”分子，并据此错误地杀害了一大批优秀的红军指战员，一时间使得红军内部人心惶惶，严重破坏了红军内部的团结。红军指战员对其不寒而栗，纷纷敬而远之，以至于“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成为当时红军队伍中盛行的顺口溜。鉴于此，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曾一度作出《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严厉批评道：“肃反的组织-肃反委员会与地方政治保卫局，在一个时期内，竟成了超过党超过政权的独裁机关。”
邓发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是一位性格颇像前苏俄‘契卡’创立者及领导人，捷尔任斯基的人物，曾被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称之为“中国红军特务队的首领”。
1906年3月7日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县榃石塘。早年从事中国工人运动。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北伐青年工作队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长、闽粤赣边省委书记兼军委主席。
1931年7月，进入中央苏区。11月，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
1945年9月，代表中国解放区工人出席巴黎世界职工大会。1946年回国，同年4月8日，乘坐飞机由重庆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在黑/茶山/上/空失/事遇/难，时年40岁。
1932年，红军东征取得漳州战役胜利之后，缴获了价值100万元的财宝。党中央决定将50万元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50万元存秘密/金库。选择存放地点、保护这批财产的任务交给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派了两个政治保卫局人员，找了一个百姓存红薯的地窖，两人化装成群众，在那里开了个小作坊，负责看守保卫。从1932年5月直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两人没有离开一步。
瑞金叶坪村政治保卫局旧址
1934年10月，国家政治保卫局随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1935年，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政治保卫局的机构被撤销。
位于瑞金叶坪村旧址于1999年秋由公安部拨款修复，并于2001年对外开放，现为全国公安民警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