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节目（二）谈谈苏联到底死在了哪一点上
对现在的中国而言，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有参考意义的，如果学会结合时事，能对当下许多大小问题产生许多独特的思考。关于苏联是怎么挂的，说法历来很多，从冷战后西方竭力鼓吹的“体制论”到国内出于现实需求一直钟情的“变色论”再到网友提出的“科技树点错”等，不一而足。对此鄙人的观点是：
苏联之败，败于战略误判，对三个关键问题的误判，葬送了苏维埃。
误判一
战后国际斗争的质变：“大卸八块”？“庖丁解牛”！
1 产业结构失调，重工业畸形发展
2 丧心病狂的常规军力（尤其是陆军）
3 变态的电子管技术
在许多人看来，苏联的这些现象似乎不太好理解：苏联的经济并非支撑不起发达的轻工业和农业，为何就一直压着这两家呢？苏联的陆军早就压过北约了，为何还一直追求对北约“压倒中的压倒”的优势呢？对于电子管技术近乎于偏执的钟爱，那就更是难以理解了------玩一下集成电路会死啊？就算要打核战，你就不能像美帝那样，研制出抗EMP电路？
事实上，对于这些现象，如果代入一个前提，就很好理解了------
苏联对国际局势的长期判断是----------这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以苏联为目标的、核背景下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就如同30、40年代那样，只要苏联打个盹，百万北约联军就会兵临莫斯科城下。
不要笑，事实上，这就是苏联对于二战后国际斗争的理解，在他们眼中，虽然这个世界有了核武器，虽然核武器能够引发“核冬天”这样的灾难，但是世界斗争的方式没有变，一旦利益冲突不可调和，就会立刻发生大规模灭国战，而美苏利益就如同战前那样严重不可调和。所以------
苏联要始终努力喂饱重工业，确保它即便遭受打击，也能如同二战时那样发出后劲；
苏联要保持一支能扛住白热化阶段的世界大战的军队，考虑到苏联和北约力量陆上接壤，苏军必须首先保证在陆上能够压倒美军，这样进可攻退可守；
苏联要钟情于电子管，毕竟如果第二天就要爆发三战，比起花个数年来研究抗干扰集成电路，电子管显然上手要靠谱得多。
苏联人对于“核背景下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有着偏执狂一般的情绪，苏联人不但对这种战争降临到自己头上有着切身的恐惧（从战后解密资料中苏军对于中国军队入侵苏联的真诚恐惧中可以看出），而且苏联也是准备对别人采用这种手段的（珍宝岛发生后，苏军内就叫嚣对华发动“核背景下的大规模侵略战争”），而正是由于他们自己准备这样对待别人，所以又反过来加剧了他们对于这种手段落到自己头上时的恐惧。卫国战争的惨痛教训让苏联上下都认为--------宁可苦些，也绝不能让卫国战争的悲剧重演。可以说，正是这种思维循环，使得苏联数十年如一日地，为“核条件下的三战”做着准备（甚至包括其政治体制也是如此）。
“居安思危”是很好的，但是如果因此而苦练“屠龙之技”，那就哭笑不得了。偏偏苏联人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为一场注定在相当的历史时期内注定不会发生的战争保持着临战准备，其结果是不但耽误了自己的发展、花费巨大代价培养了一支“无用武之地”的军队，更疏忽了真正的问题和威胁，从而葬送了自己。
谈到战后国际斗争新形势，我们必须记住两个关键词：
首先来说说“核冬天”吧。冷战的初期，美苏两国都把核武器单纯视为一种“威力很大的武器”，毕竟二战末的那两颗（这里感谢脚盆人民舍生为全世界作出的贡献）证明了，原子弹这玩意儿，光就威力而言，至多也就相当于二战末期的一次大规模轰炸而已，充其量不过就是抹掉一座城市。经历过这种场面的美苏两国，显然在核武器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还仅仅把它当成一种心理战武器和战术意义的装备而已，这从麦克阿瑟的“原子弹扫荡志愿军论”中就能体会出来。
不过到了60年代，两件大事彻底改变了核武器的地位：
第一件大事，就是核武器小型化。核武器小型化，配合洲际弹道导弹的发明，意味着核武器的投送变得大为容易----------原本核武器需要通过轰炸机，在没有制空权的前提下，通过“摸进”另一国的上空来投送。且不说摸进去的成功可能性微乎其微（二战末对日轰炸的时候，日本的天空已经归美国了，想怎么玩都可以），需要的人力（至少得算上飞行员吧）、投送限制（你总得有靠近的机场吧）、效率等都很成问题。现在有了这些玩意儿以后，就意味着一个具有相应能力的国家（当时就是美苏）只要愿意，可以在几分钟内向一个国家倾泻成百上千的核弹，把这个国家的所有地面工业区和主要人口聚居区炸成筛子。易言之，核战争本身就能废掉一个国家。
当然了，政治家从来不怕死人，美苏当年都搞过核爆后快速投入战场的演习。毕竟核武再厉害，也不能把一个大国每一寸土地都给犁一遍。所以这第二件大事，才是更可怕的：那就是核冬天。“核冬天”是什么，我不做科普，因为大家历史课都学过，没学过的现在谷歌一下也能马上知道。核冬天意味着什么？男生可以直接想象一下fallout（辐射系列），女生可以想象一下《后天》僵尸系列电影，总而言之，都意味着地球ONLINE关服（能否重启我已经不知道了，但是关服是一定的）。即便你能在战术层面在核条件背景下战胜对方，随后的世界环境也能把人类社会本身击垮，作为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国家自然也不例外，换句话说，打核战，不管是赢还是输，最终都是两个字---灭亡。
在这种情况下，到了70年代末，就形成了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词汇----“核僵持”：尽管苏联的弹头比美国多、当量比美国大，但核武器本身已经成了“用不了的屠龙刀”。所谓“核条件下的世界大战”本身就成了一个没影的事儿。
要说斯拉夫民族脑子僵，那是瞎扯。他们很快就想到了另一个点子----谁说我要打核战的？像二战那样打不行吗？正是在这种思维主导下，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军搞出“左右开弓”大法-------一面通过发展核力量，保持对美的核均势（乃至于“优势”），另一方面又以鲸吞欧陆为目标，大力发展常规军力，这就有了苏粉津津乐道的“西方81”大型军演，“西方81”表明------在不攻击美国本土（避免触发核战）的条件下，苏军常规军力能做到北约怎么弄都“没办法”------你丫驻欧美军再厉害，你能把全美的陆军都搬到欧洲来和我玩不成？
这里有人肯定要问了-------凭什么你说美国人不会和你玩核战？苏联人的答案是：
A 苏联没有攻击美国本土
B 苏联使用的是常规力量
从小学到大学，马哲一直是很多人吐槽的一门课，不过事实证明了：如果马哲没学好，真的是会出大事儿的。在这里，苏联领导层暴露了他们没有学好马哲的那一面：
第一，苏联人妄想“美国人不会为欧洲打核战”，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事实上，如果美国坐视苏联洞穿西欧，且不说巨量的财富、人才和工业基础，在美苏对峙的背景下，如果美国对最为亲近的欧洲也不能保护，则无异于美国霸主地位的破产（实际上二战结束后美国就一直是世界霸主，这里是后面马上要讲到的）。
第二，苏联人没有学好“质量互变规律”，量变引发质变，当苏联军队的实力对西欧已经达到“秋风扫落叶”、无论如何也挡不住时，这样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行动已经具有了不亚于投送核武器的战略意义，只因为“没有动用核武”就指望对方不采取同等强度的回应，这里显然是中二了。
要说美国人平时懒散、关键时刻敢拼，那还真不是盖的。就在“西方81”之后，美国人亮剑了。
1983年，北约举行了一场代号为“强箭手”的大演习，这场演习中，北约的演习剧本是：苏军如“西方81”演习预想的那样入侵西欧，为遏制苏联入侵，北约对苏东使用战术核武器，以阻遏苏军；作为报复，苏联也对西欧使用战术核武器，导致西欧北约联军遭受重大伤亡……
整个演习剧本，可以用毛爷爷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我们不怕核战争……我们有七亿人，死了三亿，还有四亿”。翻译成北约版就是：“我们准备把西欧变成废土，死个一亿，贵方准备把多少土地变成废土，死多少亿人？”（西方常有人以毛爷爷这句话来黑太祖，殊不知他们的决策者以行动说过同样的话，“话糙理不糙”，正是这种看似漠视生命的言论，最终反而遏制了核战狂的异动，保住了所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大爱”面前，矫情的“人文关怀”，意义何在？）
由此，对这个世界而言，无论是打一场二战一样的常规战争再升级为核战，还是直接打一场核战，其结果只有一个---------大家一起玩儿完。人做事情总是理性的，谁也不会专门花费大价钱、出许多人力，来干“自杀”的事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对国际形势的误判，导致其选择了错误的军事战略与科技发展路线，导致其花费无数心血打造出来的，是一支专门应对“注定不可能发生的战争”的军队（其后阿富汗苏军惨败，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在于像苏军这种用来打世界大战的军队，根本不适应阿富汗的游击战）。
再来再来说“全球化“。
有人肯定质疑我：那年头，也讲全球化？我的回答是：当然讲！事实上，由于战后工业的发达，无论是对原材料的需求、还是对市场的需要，发达工业体实施跨国分工、组织跨国产业链，变得理所当然。那年头，美苏两大强权在自己的盟友体系里玩分工姑且不论，事实上跨体系的贸易也是不少见的，典型的就是原材料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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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就意味着有全球贸易的基准货币，用谁的货币充当基准货币，谁就是霸主。当时的基准货币是什么呢？
什么？说大声点！你没答错，就是美元！
别看当时美苏在各自的经济体系内分别使用美元和卢布结算，跨体系贸易中才能体现谁是基准货币-------俩政治立场敌对、隶属于两个敌对阵营的国家间贸易时用什么结算，才能体现出这个世界的基准货币。理论上，在金本位时代，中立的“黄金”应该扮演这种角色，不过如果翻开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交易时，一手交的“钱”可不是沉甸甸的黄金，而是------一刀刀美元。
所以我之前才说------许多网友认为：美苏争霸时代美国和苏联都不是霸主，而只是两强，不然何来“争霸”？而我要告诉你，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就是霸主，苏联只是因为对美国构成切实威胁，所以才有“美苏争霸”之说，美国守擂、苏联攻擂而已。何以见得？
看看美国历史上最出名的债务违约------尼克松单方面废止布雷顿森林体系就知道了。须知：如果美国当时不是霸主，那么苏联只要宣布自己坚守金卢布体系，就能瞬间摧垮美元体系！而当时美国敢公然违约、包括苏联在内的全世界都认账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美元早在当时，就是卢布无法替代的基准货币。而在总体上还是“以钱购物”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里，谁掌握基准货币，谁就是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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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球化，就意味着大家的利益盘根错节，你出兵打所谓的“敌人”，兴许受害者里包括你也讲不准。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大大增加，阻遏“翻桌洗牌”的全面大战的利益诉求大大增强，即便是美苏两国，在全球范围内也有许多共同利益、也不像20世纪上半叶那样简单地“你死我活”。因此从利益诉求角度而言，打全面战争的动机也就不复存在了。
综上所述，在二战后，由于核武器的进化以及经济客观上的全球化，通过全面战争来洗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国际斗争依然存在，而且依然残酷，远离了直接的血雨，国与国之间如何斗争呢？
我的答案是“庖丁解牛”--------也就是通过对一个国家关键节点的击破，使对方的整个体系瓦解。
在大规模战争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强力粗暴地推翻一个体系，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国家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它需要通过民心来保持凝聚、通过社会精英让整个国家机器运作自如、通过经济来滋养它的国民、通过军事来抵御外敌……每一个系统本身，也就是一个节点，虽然现在已经不可能通过战争，直接把一个大国大卸八块，但通过“庖丁解牛”式的攻击，靠瓦解一个国家作为体系所必须的“节点”，来瓦解作为体系的“国家”，不但可行，甚至更有效率。
我们都看到的历史事实是-------美国人不但领悟了此道，而且成功地将其运用在苏联身上，通过误导其经济产业结构（能源经济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崛起和国际油价的变化）、分化其精英、瓦解其民心，成功地把“苏联”这个体系不费一枪一弹地瓦解了。现在，他们也正在把这一手，用在我们的身上。
而沉浸在“三战”迷雾中的苏联，在孜孜不倦地防范“不可能的威胁”的同时，却忽略了这一“真正的威胁”，配合上它的另外两个误判，最终毁掉了自己。
误判二 “七伤拳”准备练到几时？
谈到苏联的经济体制，我们往往会联系到一个词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西方的好事者还往往爱在集中后加上“僵化”一词。而且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重工业、军事工业畸形发展，轻工业、农业受到严重损害。
为何苏联选择这一体制？我们还得回过头去，看看苏联选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的背景。
我们都知道，苏式计划经济是大林子时代确定下来的，也就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上世纪30年代，苏维埃面临着怎样的局面呢？
当时的苏联，还是一个“农业国”，无论轻重工业都不发达，面对国外企业难言“竞争力”，而指望苏联当时循着市场缓缓发展，又根本不允许---------且不说苏联本身就没有多少资本可供工业的全面发展积累，当时英帝国殖民体系的瓦解已经进入倒计时，大家都准备以铁血来重新划分蛋糕，正可谓“人为刀俎”，如果苏联不尽快发展足以保卫自己的必要工业，那么届时就是“我为鱼肉”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明知农民的生活已经很困苦，明知城市里货架上的商品并不充裕，大林子还是做出了这样的抉择：
两个剪刀差（农业与工业的剪刀差、劣质轻工业产品标准价的剪刀差），发展必要重工业！
这种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健康吗？不健康！科学吗？不科学！可持续吗？NO！通过构建畸形的产业体系，在短期内迅速取得压倒强敌、自卫自存的军力，这样的国家规划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七伤拳”-----“先伤己再伤敌”是也。
但是在那个时候，它却是最好的，因为比起只是不断作痛“内伤”，外来的刀子可是一个来回就能要你命，而只要“七伤拳”不会立刻“要你命”，那么先练七伤拳，把自己的命保住再说，无疑是彼时最优的选择。事实上后来的TG，在经济政策上走苏联式道路，也不能说完全是因为照抄苏联模式，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和苏联一样的问题-------自存自卫。
要说起来，“七伤拳”的确威猛，短短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就已经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工业国，拥有了“下饺子”的军工实力。不过“七伤拳”的问题也很明显-------不是长久之计，得及时换啊。不过非常遗憾的是，苏联的“七伤拳”一练就是几十年，愣是练到自己半死不活为止。
这中间有补救机会吗？至少有两次，不过都被苏联错过了。
在整个大林子时代，这套“七伤拳”都被坚持了下来，原因很简单-------在大林子的战后时光里，美国拥有能起飞对苏核轰炸的轰炸机，而苏联并无有效反击美国本土的手段。继续保持杀伤力强大的“七伤拳”，是当时的最优选择。更何况大林子定下的规矩，就冲他随时枪毙人的脾气，他的想法没变，谁敢作死？（这本身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体制问题，接下来会讲到。）在大林子死后，赫鲁晓夫针对大林子时代的“压抑气氛”，玩了个“大破”，一份秘密报告，狠批了大林子一顿。要说起来，“大破”也不是不可以，毕竟“不破不立”，如果能借着这个机会，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在美苏国力对比已经足以阻止美国的全面侵苏战争的前提下像TG那样修炼内功养养伤，那就再好不过了。从赫鲁晓夫的举措来看，这位“土豆炖牛肉”的总书记，显然在说出要和美国比拼“生活水准”时，已经意识到“疗伤”的重要性了。不过非常遗憾的是，由于赫鲁晓夫并未深入思考苏联的经济体制问题，因此在“大破”之余，苏联没能拿出新东西，而只能拿着已经破了的大林子体制，得过且过。这样一来，不但苏联的民心自己散了，而且苏联也错过了停练“七伤拳”的第一次大好机会。
第二次“大好机会”就是所谓的“苏攻美守”时代，当时的苏联在战略上已经处于攻势，没必要再练这害自己的“七伤拳”了，而且畸形经济对苏联的影响当时随着美国民众生活水平的上升，已经开始显现出其恶果来，此时改弦更张，正当其时。不过正沉浸在“攻势”和“石油经济”中的苏联高层，已经丧失了反思能力，错过了这最后的机会。
等到了群众已经排队也买不到面包时，苏联的决策者们，才惊觉经济体制的问题，然而此时美国的“庖丁解牛”已经到了最后阶段，苏联政府此时再来补救，已经回天乏术了。
大家读到这里，可以想一想邓公的改开和“忍耐”，许多人对那段时光有非议，而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兔子借着抽风结束的好机会，停练了七伤拳，秉持“只要美国不至于马上攻入中国，能忍就忍”的想法，治好了内伤，这才有了现在内外兼修的“中国梦”。抚今追昔，现在再来品味邓公“大战打不起来”的一语成谶，对比一下苏联的前两个“误判”，怎能不为我们有这样慧眼如炬的领导人而庆幸！
误判三：对于美苏对立根源的误解
美苏为何对立？我之前的分析早就说得非常明白了，是因为美苏国家利益的冲突。不过统观历史，对于这一点，苏联的领导人理解得反而不那么深刻。许多人都说地图头误国，GZJY害死人，他们也不想想-----如果一点思想基础也没有，整个社会，怎么会贸然接受地图头的理念？
对于苏联和西方世界的冲突，除了大林子以外，苏联的历代领导人，都更多地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去考虑的，也即“由于自己是C主义国家”，所以大家才围堵自己。
在列宁太祖时代，苏联整个国家更多地表现出类似兔子家建国后的“理想主义情怀”，当时的苏联在争取国家利益之余，更多地认为自己是在为全人类趟河摸石子。这种在不妨碍国家利益之余的意识形态追求，在我看来是相当健康的，正如1990年代的美帝一样。
在大林子时代，苏联可以说是“极端地”追求国家利益，计划经济、外交政策、国际共运方针……一切都赤裸裸为“苏联”这个国的利益而战，在我看来。这种思维也许太功利，不过对苏联这个国家的利益的促进显而易见，事实上依我所见，苏联之后几十年争霸，多赖大林子的余荫。
从赫秃子提出“和平竞赛”开始，你就会发现事情慢慢地变得不对了，苏联领导人在外交场合面对西方人时，更多地开始试图强调“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人”，其论据就是：所谓“和平竞赛”本身，就是针对西方把共产主义阵营描绘为“法西斯大本营”的一种回应。在我看来，被人扣了帽子，就拼了命地去洗，这本身已经凸显出一种心理弱势了-----人家本来就是欲加之罪，你再怎么辩解，又如何？拼命洗地，在我看来，就是苏联领导层潜意识地认为“C主义”是美苏对立根源的一种表现，不然我们可以看看90年代被扣满了帽子的兔子是怎么回应这些帽子的------懒得理你，因为理了也没用。
到了勃列日涅夫，这种思维就更明显了，别看勃列日涅夫时代“苏攻美守”，苏联人在心态上反而更愿意对美国人表达“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人”的思维，甚至当时提出了“美苏共管世界”（联想一下G2）的口号。对于这种心态，尼克松的《领袖们》的有关章节已有表述，大家可以去品味一下。值得玩味的是，当时与之对应的是“共产主义”本身在苏联社会生活中的虚化。
这种自大林子以后日益表现出的心理上“渴求对方认同”但在对方不认同时又“纠结于共产主义身份”，导致苏联社会在西（方）苏关系问题上失去了独立的判断，把共产主义而非国家利益当做了“万恶之源”。这种“误判”（甚至也不能叫误判了，而是彻头彻尾的犯傻）最终撤掉了苏联在大国对抗的思想防线。
综上，“三大误判”互相作用，彻底毁了苏联-------对国际形势的误判是根本，经济政策适用上的误判使得苏联体制丧失了与西方博弈的干货，而在西（方）苏问题上长期积累的“意识形态迷思”，最终彻底崩坏了苏联的防线。个中教训，值得今天的我们，仔细深思------现在的国际大势为何？国家那些政策到了该变的时刻？如何变？中外关系的背后驱动力又是什么？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再三玩味。
五、战略回思——“体制”是如何让日本的“大国梦”烟消云散的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勾勒出了日本自19世纪下半叶“开国”以来从“撮尔小国”到“狮王爪牙”，一度当上了“远东宪兵”最后却又沦为“鹰隼爪尖”的历史进程。朝鲜战争后的日本，严格来说又经历了五个战略微调期（紧跟美国阶段-----综合自主-----经济反代-----战略迷惘-----以武立国），但是由于其大体战略和国家角色始终无根本改变，因此这里就不再细论了。
我在开篇就说了，我之所以写这篇东西，我之所以对“日本帝国历史”有兴趣，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个国家的兴衰本身，和国际局势的变迁有着很大的关联，研究“日本帝国史”，对于我们中国如何在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中自强自立，能提供很多经验和教训。在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我对现在大局的看法之前，拟先就日本这一路风雨中透出的一些问题，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多多思考，尤其是把相应的思维过程，运用到对今日中国的分析上来。
我首先要谈的，是对网络上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的厘清，也即“日本无战略”。
日本真的“无战略”吗？
鉴于汉语的博大精深，这个说法本身也未必算错，但是日本“无战略”很遗憾地被许多人认为是“缺乏战略思维”或者“缺乏战略规划”。这就大错特错了。
不错，是很少见日本政治家和学者对国际大势和国家战略规划的分析。但是这并不代表日本没有战略思维和战略规划。事实上与其说是没有，倒不如说是“不需要”。
“不需要”？对，不需要，因为日本“别无他路”。
此话从何而来？
我们首先要从日本的战略目标开始分析。
日本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说白一点，可以套用尼赫鲁的话：“日本要么寂寂无名，要么就必须做个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成为世界牌局的大庄家，是日本千年以来的目标。
有人说了，你一个小国，定这种目标干嘛？
我说：一个不想当将军的兵是孬兵，凭什么一个国家想当大国就是疯了？一个国家想当大国，平心而论，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黑的必要，关键是要看它怎么做。
更何况，从日本的情况来看，作为大中华时代继中华、蒙古之后的第三大文明、“三千年未有他族之入寇”的国度，想要当个大国，还真不能说是痴心妄想。
在之前的帖子里，我已经分析过了，一个世界牌局的大庄家，必须本身是广土众民的国家，这是成为大国必须的物资基础。偏偏日本只是个小小岛国，没有资源，人口也少。这就产生了矛盾。
要解决这对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扩大版图、增加人口，而鉴于人口的增加需要以足够的容纳空间为基础，版图问题就成了最核心的矛盾。
环视东亚，日本要如何解决这对矛盾？答案不言自明。
所以打大唐开始日本就抱着“如欲利用世界，必先利用支那，如欲利用支那，必先利用满蒙”的梦千年不动摇，就不足为奇了。当年明月嘲笑鬼子“从爷爷到孙子一直说梦话”，那也是没办法。日本要达成它的国家目的，就必须设法使其能够利用东亚大陆的人力物力，舍此之外，别无他法。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我的文字中并没有继承日本人“征服”的说法，而使用的是“利用”。为何会有这一词之差？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讨论的东西--------当真正面对选择的历史机遇时，日本人曾经有过哪些选项、日本选择了什么（当然大家都是知道的）、以及是什么影响了日本的抉择。这背后的根本，就是一个国家的“”战略决断能力”和“决断空间”，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日本确实是严重短板的，这也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日本帝国“浮华之后总成空”的结局。我这里所说的“历史抉择”，就是当日本120年前打败大清朝以后，日本知识精英阶层中曾经发生过的“帝国日本”和“兴亚主义”之间的分歧。
有许多人可能会把“征韩之议”作为日本战略抉择的时点，对此我要提醒一句：当时的日本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国”，既无现代工业又无现代军队，严格来讲没有选择的权力，这就如同一个拿低保的，不可能有“今天是吃咸菜泡饭还是满汉全席”的问题一样。
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宣告着远东“日本时代”的到来，作为远东除英法俄势力以外最强的力量，日本有充分的国力，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英法的重心始终不在东亚，俄国又是整个帝国主义阵营的“薄弱环节”，可以说日本虽然不是当时的“最强国”，但在如何对待其下一步的国家战略的问题上，它是有选择权的。
在战后的日本社会知识精英中，对日本初步完成“富国强兵”目标后的下一步安排，分为如下两种意见：
一种是以福泽渝吉、德富苏峰为代表的“帝国日本派”，他们的主张大家都很熟悉了------日本要按照当时的时代潮流，积极地推进殖民活动，从朝鲜到满洲再到关内，在最快的时间内蚕食东亚领土，以快速使日本跻身“一流大国”行列，并且在夺取朝鲜半岛和中国后，尽快在远东和西方殖民势力展开战略决战，以实现独霸西太称雄世界的目标。
另一种则是以中江兆民等人（多数为自由派，有些还是早期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兴亚主义”，在19世纪末的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曾经风行一时，其信奉者中甚至有近卫文磨公爵的父亲、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他们许多人共同的特点是“久习汉学”。这里的“兴亚主义”和20世纪30年代日本用以鼓吹东亚共荣的“兴亚主义”有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很不妙的-------20世纪30年代的“兴亚主义”实际上是对真正“兴亚主义”的盗用。而之所以那些统制派军官会盗用，恰恰是因为他们其中一些人（如石原）曾经就是当年的真“兴亚主义”的信徒。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儒家文化圈瓦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认同的混乱，简而言之，”天下“遭遇了”民族“。
传统的儒家文化圈里，整个儒家文化圈是一个“天下”，虽然有不同“族”之分，但是”同一文化“即为”同一天下“的思维始终是存在的，否则很难解释诸如为何丰成秀吉认为神宗屈服时会”皆着明服相陪“等历史现象（显然秀吉不会认为自己是中国的臣子），同理在儒家文化圈下的日本统治者的眼里，”征唐“和”征高丽“都属于”一统天下“的一个过程，如果要解释，颇有”秦做得，我为何做不得“的意思在。
而西来的”民族国家“理论，显然完全不是这样认为的，尤其是在殖民时代，基本上”民族国家“理论就是征服与被征服、压迫与被压迫的理论基础。当时在西方世界，唯一的反对者是理想化的自由主义者。
因此，19世纪末的兴亚理论在日本汉学功底深厚的、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阶层中流行，并非偶然，实际上是”天下观“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交织的结果，简而言之他们认为（以下按照逻辑顺序）：
A 和人、汉人、高丽人都是同一个”天下“的成员；
B
”天下“面临内忧外患，就是西方入侵以及专制政体下的全面危机（这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
C ”天下“之所以受到侵犯，本质上是由于”内忧“；
D
因此，要重振”天下“就必须”外御强虏、内除独夫“；
E
按照儒家的”有德者居之“的观点，最有能力的”君子“理应承担”重振天下“的责任；
F
日本是当时亚洲最进步的国家，日本的知识分子自认是亚洲最进步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认为，日本和日本的精英有义务担当”外御强虏、内除独夫“的责任，对”天下“负责。
如果从这个角度，你就不难理解一些你本来很难理解的东西：
A
”民族同化“问题-----事实上在那个西来的”民族观“还没成熟的时代，他们并不认为自己需要特意保持某种”主体性“------大家都”书同文“（汉字）、”信同理“（儒家），因此作为”天下“的成员之一，没有割裂的理由；
B
”小牛拉大车“问题-------如果按照上述儒家”君子观“，实际上是不难理解的，而且要知道他们还带上了西方1848革命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在里面，也即他们一口气同时瞄准了中、日的专制；
C
为什么许多”侵华日军高层“都曾经在早年信奉过”兴亚主义“？因为他们本身出生的时代并不是一个”民族观“很强的时代。事实上如果有注意就会发现，石原、板垣这种辈分较高、早年受兴亚主义影响比较重的人，在对待”大东亚共荣“的问题上是有着三分真诚的，因为他们的”民族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军校教育的后天产物，并不是一开始就占据其思想的。而东条英机这种基本出生与日本民族观成型时代的人，对”大东亚共荣“连起码的兴趣都没有。
对于真“兴亚运动”者对日本接下来战略的构思，可以总结为以下内容：
日本是一个新兴东亚小国，跟西方老牌殖民者玩殖民大战，注定要失败（中江兆民语），而西方殖民体系本身是一个“不义”的机制，日本如果站在“大义”一侧，以东亚民族中先开化者的身份，支援东亚反殖民、反封建专制运动，为其提供思想、武器、经济各方面的支援，由日本牵头，掀起整个东亚的反殖民、反封建专制运动，如果西方殖民体系企图来镇压，西方天时地利人和俱失，武器和组织优势又由于日本人的领导而得以大大减轻的话，西方必然最终是失败者。一旦西方失败，由日本牵头的“东亚黄种人”再以实力为后盾，和西方“协调”，构建更公平的世界体系。
对于这种主张，我的评价是：“不愧久习汉学，真的是精彩！”
何以见得？
法家强调君主治国“势术法”，对国际政治中君临天下的大国而言，“势术法”也是必须的-------“势”就是国际秩序，一个大国，尤其是统治世界的大国，必须能提供一种可持续运转的国际秩序；“术”就是战略；“法”就是操作。没有“势术法”的国家，就没有成为世界大国的资格。从这一点上来讲，“兴亚主义”完爆“帝国论”。
先说“势”-------兴亚主义者有一点分析是十分精到的：跟西方殖民成功者玩殖民游戏，一定会输。实际上这正是“势”的作用，一个构建某种可运转国际秩序的国家，必然把它在这种秩序下的所有要地、优势都占有和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他国家面对这这种国家如果想要简单复制“成功之路”，必败无疑。德国作为一个经典反面教材，给了我们一个切切实实的教训。
而“兴亚主义”提出的“大义”口号，换个现代术语，就是切切实实的“构建国际政治新秩序”。仅这一点，就已经远胜于想要单纯模仿英国的“帝国论”。殖民玩不过人家怎么办？咱们就想个不用殖民也能利用东亚人力物力的办法呗！要知道后来的美帝彻底推倒英法体系的重要原因也在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实际上是“反殖民主义推动者”！正是这个“大义”加速了英法殖民体系的完蛋，并且使得美国得以用它的新殖民法则来代替那些“总督府”。
再说“术”和“法”，日本“兴亚主义”勾勒的战略步骤看似很狗血-------凭什么你支援了人家，人家就要支持你，跟着你走？其实这里面有三大玄机-------
玄机一，民族观。当时的东亚，尤其是中、韩，并没有形成今天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只是有一种朦胧的“华夷之辨”，对于同属华夏圈的文明的种族区隔，还没有日本人那么清晰。如果日本当时不是以凶残的殖民者形象，而是以“解放者”的形象出现，未必会引起那么大反感，甚至如果能做到“华和一体”、“朝和一体”，以当时中国内部满汉相争的态势，未见得日本就没有成为中日韩共同力量领头羊的可能！
玄机二，技术。看看中国早期反清运动，就能注意到这一点。实际上由于缺乏驾驭近代体系的能力，只要中、韩等“黄种人”接受了日本的援助，就势必需要日本人来指引如何构建和操作近代体系，满清最后修改法律时不得不大量雇佣日本法学家帮助草拟法案，就能看出这一点。所以看起来“兴亚”使日本要付出很多，但是构建起来的体系日本势必能够取得领导权。同后来的殖民不同的是，兴亚主义者想的是真正把中韩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当做“自己人”纳入自己的经济圈一同发展，而不是简单地为了掠夺而构建基础设施。
玄机三，心态。兴亚主义者讲的“东亚共荣”和后来的“共荣圈”完全是两码事儿。兴亚主义者虽然都是认同“日本民族”的，但是潜意识中他们其实并不排斥“大融合”的概念。也即和“帝国日本”者要把全东亚人都改造成“大和民族”不同，他们其实可以接受与其他黄种人“新设合并”。如日本兴亚主义者就曾经幻想过中日先后进行反帝制革命，然后组建联合力量鼓舞亚洲同胞驱逐西方殖民势力（对于这种“联合力量”性质为何，语焉不详）。在我看来，这和他们长期接受中华文明教育、潜意识里还是认为“儒家文化圈是一家”有关。这一点实际上使得日本民族取得了突破“小圈圈”限制，开阔心胸、在更大范围内发展的可能。
看过那些关于19世纪末兴亚运动的一些资料后，一直心想------如若这帮人居然成功，也许今天的东亚真的会出现一个中日韩以儒家文明为核心并在一起的、支配半个地球（或可取得国际秩序主导权）的亚东大国，而大和族群无疑将被冠以“殖民解放者”的桂冠，并且长期在这个亚东帝国中享有崇高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
然而日本从上到下都迅速抛弃了这条也许艰辛，但能真正为日本带来光明未来的道路，而是迅速投向了“帝国日本论”的怀抱，并在“帝国日本论”的指引下，甘为英国殖民体系鹰犬，最终走向不归，何也？
答案正是“体制”，可以说，日本的战略决断能力和决断空间，就断送在了“体制”手上。
日本的“体制”是什么呢？答曰：官僚贵族专政体制。
这种“精英集权”体制的好处，大家都能想到，而且也正在体会------决策高效、专业、有深度。
不过这种体制也有一个核心问题-------肉和汤的问题。
全球每个国家都是领路的吃肉，中坚喝汤，下层吃吃肉渣。而要让吃肉喝汤的人少吃一点是很难的，所以每个国家比拼的主要是两点：一个是每个国家吃肉的能不能做到不去夺人家的汤和肉渣；还有一个就是能不能不断地找到新的肉来熬汤给大家吃喝。
“每个国家吃肉的能不能做到不去夺人家的汤和肉渣”就是所谓的“体制问题”。而在这一点上，日本帝国做得可谓让人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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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日本这锅肉汤是很小的，肉块不怎么多，肉渣和汤汁就更少了。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层，最需要做的还不是“开源”，而是“节流”，即如何尽量保证国民能吃到起码的肉渣和汤汁。为此，整个国家的核心体制机制构建，就尤其需要注重官员队伍的廉洁，以及对低收入者的救济。
偏偏这两点上，日本都做得极差。
日本帝国从真正的开国皇帝明治开始，就是非常腐败的，而且和大明开初的那种腐败不同，是真正的敲骨吸髓的腐败和剥削。当明治政权还没实行宪政的时候，就有基层贱卖北海道
官产还不顾官产被遣散职员死活的事情。日本帝国很喜欢把人送到西方去留学，这些留学生固然把本事带回来了，不过也把西方做派带回来了，不管国内经济如何，不管老百姓有没有汤喝，自己的大牛排是不能缺的。今天的天朝允许网络和报纸骂官，那会儿的大日本帝国警察就直接上门把“诽议”的抓起来了。
而救济这种事情，本来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弱，日本就压根没这回事儿了，农民穷得吃混着石子、豆粒和一点点米的饭，再穷一点的二三十岁就可能因为哪个时点实在饿得受不了，自己上吊了，这样的社会，P民的处境，恐怕绝非《坂上之云》里轻佻的一句“虽然当时民权不彰”可以混过去的。
这种社会制度的运转后果，就是日本的P民三天两头“一揆”，派出所隔三差五就被一把大火烧成灰。显然对统治者而言，这样的统治，是不可持续的。
如果自己的肉排不动，那么如何才能让P民喝汤吃肉渣呢？靠经济发展？显然对当时的大和民族来说，太慢了。
正在这时，日本社会迎来了“兴亚”还是“帝国”的争议。对于日本统治阶级来说，光兴亚主义背后的“革命联动思想”就很难被接受，而对P民来说，自己吃不上肉，还要眼看着肉被送给其他东亚人民，套用GZJY评论我国对外援助的话：“取消这些援助，可以养活XXX人口、盖起XXX所学校……”而“帝国论”就很有吸引力了--------没有肉不是？旁边不都是肥猪么？
于是日本形成了一种类似打劫团伙的体系--------统治者有如打劫集团老大，负责制定打劫计划并指挥行动，皇军就如同小喽喽，专职卖血；P民就如同小喽喽的家人，欢送打手出门；打劫成功后，统治者分大头，喽喽分小头，喽喽的家人们欢天喜地恭迎打劫犯得胜回朝……这就是日本为何频繁发动对外战争，还特别好割地赔款这一口的缘故--------家里的P民们等着钱呢！你不能立马拿现钞回家，家里的老小们就要拿着擀面杖打人了！所谓“日比谷烧打”，所谓“二十一条过于温和”，都是这种思想的经典体现。
P民很短视，是不是？但是如果你再回去看看当时P民过的日子，你不得不承认--------P民如果不短视，也许过两天就成饿殍了。你可以指责日本P民甘于被剥削，但当你看到日本这个社会本身的等级制是多么森严和巩固、多么深入人心，你就不得不承认------要求P民自觉斗争，太难了。
更糟糕的是，这种“体制问题”还形成了恶性循环-----
由于官僚贵族专政，P民生活困苦--------因为P民生活困苦，所以暴动--------因为要喂饱P民，不要让他们暴动，所以日本必须来“快钱”---------因为日本需要来“快钱”所以容不得任何稍稍长远一点的规划（如“兴亚主义”），而必须采取战争掠夺，且战争胜利果实必须以现金和（或）领土方式兑现-------因为被战利品喂饱，官僚贵族专政反而更为巩固-----因为官僚贵族专政，P民生活依然困苦…….........
这样的恶性循环下，日本的战略目标又是既定的，所以日本这个国家才完全丧失了战略决断能力，而不得不马不停蹄的冒天下之大不韪，一脚踏进侵华战争的泥潭之中，再不顾一切地进军法属印度支那，偷袭珍珠港……..
所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体制问题和国家战略、国家兴衰绝对是休戚与共的，良好的国家体制不但能提高政府的行政能力，更是确保一个国家能够进行长远、有效战略规划的重要保证。对一国的统治阶级而言，能否做到“吃着碗里的，不朝汤锅看”，是一个国家能否强盛的关键之一。正逢习总对内整风之际，希望大家仔细品读，再想一想其中深意。至于国内某些反法治的“爱国”人士，我也敬赠一句：法治的形式可以讨论，法治的精髓（该给你的肉给你，不该给你的肉和汤绝不容染指）不容否定，否定法治，就是在断送国家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