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下旬中日两军在淞沪前线激战正酣。为了反击在长江口登陆的日军增援部队，中国统帅部急调最精锐的第十八军赶赴罗店布防。就在这期间，曾经发生过一件令十四师四十二旅旅长郭汝瑰久久不能释怀的事。
据郭汝瑰回忆：当他于9月初率部进入南塘口阵地后，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位于其右翼的友军九十八师师长夏楚忠即主动打电话联络。从夏师长那里，郭汝瑰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由于日军攻得太猛，夏情急之下向十八军军长罗卓英请援。结果不但没要来援兵，反招来一顿骂。郭了解这一情况之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战机，他向师长霍揆章建议，趁日军大举进攻九十八师之际，十四师抽调有力部队拊击日军之侧背。对于郭的这个建议，霍揆章不敢擅自做主，让他直接去找罗卓英。后者听完这个建议之后，对郭汝瑰说了这样一通话，“你不明白现在是持久抗战，要一线一线地顶，以争取时间”。就在郭企图在争辩的时候，罗卓英则严斥其没搞明白“上级的意图”，并严令“不准乱动”。就这样，第十四师官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日军先将九十八师打垮后，再从容调转炮口，向自己阵地攻击而来。
严格来说，以当时的形势来看，即便十四师获准主动出击，也未必能取得多大的战果。但这个动作起码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友军在抵抗敌人进攻时所受到的压力，从而得以延长抵抗时间，以另一种方式发到罗卓英所云的“持久抗战”之目的。
从战术学角度而言，罗卓英与郭汝瑰之间的这次争论，反映出指挥员在进行防御作战时所经常会出现的两种心态：一种是守在既有阵地上被动地“等待”敌人来进攻；另一种则是在敌人发共进攻之前或进攻过程中，以选择预设战场进行伏击、抽调预备队进行反击等“积极”的作战行动，争取打乱敌人的进攻节奏甚至直接将其攻势瓦解。对于后一种打法，反对声音是“万一出击不成，后果难以设想”。其实，在军事斗争领域，很多成功往往来自于指挥员的“冒险”！而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论及这两种防御战法时，则强调：“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地打击组成的盾牌。”
倘若我们翻阅一些有关防御作战的战例，不难得出结论，“积极防御”是一种更容易达成防御方作战意图的战法。
事实上，就在抗日战争期间，同样是国民党军，就曾有人通过积极防御的方式击败过日本军队的进攻：
1938年9月，日军第十三师团从安徽霍山越大别山向武汉进犯。7日，日军以一个联队的兵力从固始县城南下攻击富金山以西的武庙集。日军这一行动一旦达成，将严重威胁中国守军的侧后。所幸，日军动向被中国军队第七十一军所部侦知，军长宋希濂立即将预备队八十八师五二三团紧急调到日军必经之路的坳口塘设伏。就这样，当日军正在向中国军队主阵地大举进攻之际，那个团的伏兵突然横向杀出。猝不及防的日军在丢下一堆尸体之后被迫退回出发阵地。当不甘失败的日军指挥官调集十三师团主力再度南下，守军则利用大别山区的险峻地形，构筑了重叠多次、大纵深的防御阵地顽强抵抗。同时，不断出击敌后、攻其据点、断其交通。就这样，宋希濂所部积极防御的成果就是，当其他日军部队已经先后逼近武汉之际，日军第十三师团仍被中国军队牵制在麻城一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