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人类文明发生了一场重大变革——旧有制度弊端不断加剧，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在旧体制母腹中孕育，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在这个不平凡的时代，欧洲人掀起了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而正值明朝的中国也出现了“改革开放”的势头——“隆庆开放”和“张居正改革”。
然而，不同的变革最终导致的结局，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西方国运的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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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倒逼“隆庆开放”
明朝的开创者朱元璋是最底层农民出身，在起事之前经常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其内心深处对土地和粮食的敬畏可谓根深蒂固。坐稳江山的朱元璋认为“天生烝民，所以立命者，衣与食也”，强调重农富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洪武年间，由于采取奖励垦荒、解放奴婢、兴修水利、大量移民等措施，农业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朱元璋在位期间（1368-1398），全国共开塘堰近5万处，浚河4162处，修建陂渠堤岸5048处。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天下土地总面积已达850多万顷，这一数字是元末年的4倍多，是一项惊人的成就；朝廷每年征收的税粮有3200多万石，是元末的2.7倍。
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明朝初期政府对海外贸易采取的是抑制态度。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当时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可以充分满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并未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明朝初年，倭寇和反明势力“趁中国未定”在沿海抢掠作乱，中国东南沿海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在此背景下，洪武四年（1371）12月朱元璋颁布诏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这是首次颁布“禁海令”，以后朱元璋又多次重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朱元璋死后，永乐、宣德、正德等朝也都一再强调海禁，永乐朝曾三颁“禁海令”，宣德朝虽然有郑和下西洋，但朝廷强调官员军民不得“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海”。
到了明朝中期，手工业、商业得到快速发展，孕育出一股经济结构转型的巨大冲动，开展对外贸易逐步成为当务之急，海禁与这个发展趋势相背离。并且，当时就有有识之士指出，海盗、倭乱之所以无法禁绝，同旺盛的海上走私活动有着直接联系——“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经过一番争论，明穆宗的隆庆朝终于决定解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朝廷在漳州设立督饷馆，负责对私人海外贸易进行管理并征税。由此，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地位，史称“隆庆开海”或“隆庆开放”（1567年）。
海禁解除之后，明朝的海外贸易得迅速发展，推动了国内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为朝廷增加了不少额外收入，史书记载“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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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财政赤字催生“张居正改革”
“隆庆开放”进行之时，明朝正经历着一场经济危机。明朝一开始实行实物征税，洪武年间，朝廷每年可征米2400余万石、麦470余万石；到正德年间，这个数字降为米2200余万石、麦460余万余石；嘉靖时，征麦虽能保持在460余万石的水平，但征米急降至1800万余石。
赋税为什么会下降呢？是朱元璋之后的明朝皇帝对“农业工作”抓得不紧吗？当然不是，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兼并。这是所有封建王朝的顽疾，也是所谓“历史周期率”产生的根源——江山一旦坐上，功臣、宗室、官僚、富商，个个都有理由有能力去买房置地，很多原本属于农民的土地逐步被集中地掌握在少数“特权阶层”手里。到明朝中期，全国约有一半的纳税土地被大地主们以各种方式“隐占”了（既占有着地，又能通过钻制度的空子来逃税），而朝廷对此居然没有办法。
收入逐年下降，支出却无法减少，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崛起，戍边费用不断增长，嘉靖时每年的饷银超过500万两，加上赈济、官俸等大宗开支，每年财政支出超过1300万两。然而，把实物税收折算成银两，再加上盐税、商税等收入，朝廷每岁入至多不过900万两，形成了高达数百万两白银的大额财政赤字，可谓严重入不敷出。
古代帝王最怕这种财政赤字，因为当时实行的不是信用货币，不能通过发行货币去消化赤字。没钱怎么过日子？答案很明确：穷人得去乞讨，朝廷就得散摊。到隆庆元年，也就是“隆庆开放”的这一年，太仓存银只有130万两，而在要支付的款项中，仅俸银（135万）、饷银（236万）以及年例银（182万）3项就高达553万两，是国库储备的3倍有余！
这一年，张居正升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他呈上《陈六事疏》，向朝廷提出了改革的设想，可惜当时尚不具备进行全面改革的条件。又过了几年，到万历元年（1573），年仅10岁的明神宗朱翊钧继位，张居正升任内阁首辅，掌握了朝政大权，改革的条件成熟了。
张居正把当时的问题总结为“五大积弊”，分别是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对此分别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等6项改革措施，具体的政策包括“一条鞭法”等，大力开展清查土地、追缴欠款等措施。经过改革，太仆寺和太仓的存银达到了700万两，太仓储备的粮食达1300余万石，财用“足支八年”，创造了“万历中兴”。
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大明朝这艘巨大航船理应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带领中华民族昂首迄立于世界东方，但我们都知道，接下来的事态按照远远没有这么乐观，情况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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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动特权阶级，改革“人亡政息”
有人赞誉张居正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以此挽救了大明王朝，但是客观地说这谈不上挽救，只是稍微延长了一个行将覆灭之王朝的落幕时间而已。后世把这段时期叫做“万历中兴”、而不称“万历盛世”，就是这个原因。
张居正改革的最大动因是解决财政困境，其次是提高官员队伍的执行力和效率，这些目标似乎都实现了。有人将成果归功于张居正在政治上的“务实性”。张居正久历官场、深谙韬略，对官场积弊了解最深，因此，在改革伊始，他就花大力气把“最重的一刀”砍向了吏治，由此提高了官僚体系运行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明朝政府多年来积累下的痼疾似乎迎刃而解。
然而，由于触动了权贵阶层的利益，改革不断受到非议和攻击。加之，张局正没有意识到改革带来的重大问题——进行合理的利益再分配的重要性。在此问题上，他根本就是有心而无力，即无法动摇反对改革的官僚、宗室和地主阶层“强强联合”的政治格局，也就是说，他没有能够通过利益再分配而凝聚能够与既得利益者对抗的势力。
因此，依仗张居正数十年来在官场积累的“以一敌百”的威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勉强维持继续推进改革。当时间的车轮驶至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死，反对改革的声音顷刻间甚嚣直上，形成群起攻讦之势：有人攻击改革“务为烦碎”，有人认为清丈土地“增税害民”，还有人称“一条鞭法”乱了祖制。
在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情况下，本来就有所不满的万历皇帝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追加的官爵和封号，并随即对其抄产清算：其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张氏家族的其他人也惨遭迫害，从此，各项改革措施也随着张居正的入土销声匿迹。一时间“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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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出尔反尔，开放“趋于废驰”
也许是受到改革倒退的影响，明朝在对外开放方面也坚持得不彻底。
当时，中国手工业生产出的产品以价格低廉、质量好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在欧洲，中国产的丝绸仅是当地同类商品价格的50%甚至1/3；在北美洲的墨西哥，中国产品的价格仅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在南美洲的秘鲁，同样的比价甚至达到了令人惊讶的1/9。
明朝政府没有意识到其中蕴含商机的重大意义，没有用更高更远的眼光看待对外开放问题，政策时紧时松。万历朝以后“禁海令”又被作为“祖制”屡屡提起，使开禁政策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崇祯皇帝继位的那一年3月，朝廷下令禁止私人出海贸易。此举受到官民的广泛反对，执行了3年，福建巡抚熊文灿等上疏请求重新开海，崇祯皇帝批准，但仅过了1年，朝廷再次出尔反尔。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能看到的是：海禁解除时，中国出口情况就好一些，能赚回大量白银，而一旦停止开发，出口形势就持续下降。另外，朝廷屡次三番强调禁海，理由都是保证沿海的安全，显然把海禁所涉及的对外贸易问题作了简单化处理，制定政策的水平只停留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上。
明朝统治者并没有看到阻断对外贸易带来的严重后果——经济结构转型的乏力，而这种乏力的结果也许是一系列重大历史机遇的丧失：这种对于“开放”的“不主动、不深入、不持续”态度，使得本应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火种”在明朝中后期一直停留在了“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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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朝血淋淋的教训再次隐匿于歌舞升平
放眼当时世界，明朝处在一个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关口，需要来一场大变革作为动力。而纵观明朝中后期实行的开放和改革两项重大政策，都是虎头蛇尾的“烂尾工程”，一场“人亡政息”的改革和一段不尴不尬的开放显然无法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
重农抑商、严格控制对外贸易造成经济运行的低效和结构不合理，使明朝经济发展速度十分缓慢。据现代学者研究，整个明代的200多年间GDP年平均增速不到0.3%，不仅低增长，而且在经济构成中农业始终占到90%以上，结构十分不合理。从财政上看，与土地有关的税收是明朝收入的主体，由于土地的有限性，朝廷的岁入也只能大体维持在每年数百万两的水平上。
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在完全由农业经济占主导的情况下，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要解决这个矛盾，多增加的人口总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这种状况势必造成王朝的周期性更替。
可悲的是，一个王朝的灭亡并未能唤起一种新制度的诞生：新的王朝建立后，通过抑制土地兼并、发展农业、整顿官僚队伍等措施，原来的矛盾有所缓和，甚至会形成一个新的“盛世”（比如后来的“康乾盛世”）。在这样的“盛世”里，问题和矛盾又被最大化地掩盖了，统治者听到的只是盛赞和讴歌，前朝亡国带来的那些血淋淋的教训再次被隐匿于歌舞升平之下。
明朝实行了海禁，清朝继而来了个“闭关锁国”，这些帝王更关心江山社稷是否能代代相传，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主动发起任何一场改革。没有改革的迫切性就没有改革的冲动，没有冲动和激情的改革只适合于小打小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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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失良机，输在了中西竞争的起点
15至16世纪，与明朝
“改革开放”几乎同时，欧洲经历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壮大，以罗马教会为代表的封建专制统治者阻挠新兴资产阶级的原始资本积累，各种社会矛盾随之越来越突出，可以说，它也是一场由资本主义发展引爆的革命。
这场改革运动来得更为彻底和纯粹，触动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在土地政策方面，许多地方通过改革没收了教会的土地，把它分配给农民和新兴的资产阶级。马克思就此评价说：“教会所有权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随着这一堡垒的倾覆，这些关系也就不能维持了。”通过这样的改革，围绕土地而产生的矛盾以及利益再分配问题也得到较为彻底的解决，为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这一点与张居正“治标不治本”的改革有很大不同，它释放出了无穷活力。在取得权力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带动下，欧洲不断发起广泛的跨洋活动，加强了与各大洲之间的沟通，开辟出众多的新贸易线，对外贸易的繁荣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一批世界强国先后在欧洲崛起。
机遇青睐有准备的人，而丧失机遇的人总会得到惩罚。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不断“与时俱进”，而小农经济下的中国仍沉浸在东方大国“万邦来朝”的自大与自恋中，岂不知，因为错失发展良机，已被人家甩出去至少几条街。当双方终于要用舰炮对话时，中国人这才痛苦地发现，自己与对手的差距竟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若不将病灶连根拔起，已然无可救药。
注：
一条鞭法：明代嘉靖时期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由桂萼在嘉靖十年（1530）提出，之后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推广到全国。新法规定：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这样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
隆庆（公元1567年－1572年）是明穆宗朱载垕的年号，明朝使用隆庆这个年号一共6年。隆庆年间，明朝采取一系列新政，重振国威，史称隆庆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