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共有二十二个儿子，但为窦皇后（也称太穆皇后）所生的只有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和四子李元吉。其他十八个儿子都是别的嫔妃所生。尽管窦氏去世时李渊还没有当上皇帝，但窦氏的正妻地位却是不可摇撼的。不管立嫡立长，李建成都当之无愧是李唐王朝的第一继承人。由于李玄霸早死，接下来的排位顺序才是李世民、李元吉。
据说李建成比李世民大十岁，那也就是说，在兵荒马乱的大隋大业末年，当李渊带着十九岁的李世民前往山西就任太原留守时，被留在河东看家的李建成已经快三十岁，当然可以独挡一面了。可李渊为什么不带上比李世民还小得多的老四元吉呢？
就因为不喜欢元吉的长相，窦氏就连奶也不肯给他喂，要不是李府帮工的陈姓老妈子心地善良，李元吉只怕那时就呜呼哀哉了吧？那一年同时被留在河东的，还有万氏（后被封为贵妃）所生的老五智云。老五不是嫡出，不为李渊所喜就更是极其正常的事了。
终于决定起兵了，李渊派人召建成兄弟赶赴太原，兄弟两人居然把时年十四岁的智云丢在河东不管不顾，结果智云被逮，押解长安后被隋将阴世师所杀。
自晋阳起兵至攻克长安，李建成的战功几乎与李世民一样。作为父亲的李渊对老大老二的使用也完全是按照通常的伦理原则，也就是兄在前而弟在后，没有职务的时候两人都没有职务——所以有段时间军中才以大郎和二郎称呼他们。
兄弟俩联手并肩打的第一仗是攻取西河之役。那实际上是李氏父子起事后的开山亮相之作，意义自然非同小可。首战大捷，如同吃了定心丸的李渊更加坚定了攻取关中的信心，这才建大将军府，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以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后来又是霍邑之战，两人依然是难分高下。
再后又是西渡黄河，分兵两路，一路由李建成、刘文静等率领数万大军，屯在永丰仓，任务是守卫潼关，防备东方之敌；另一路由李世民、刘弘基等率军数万，任务是从渭水以北向西发展，攻进长安的意思。
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差别好像就是从此开始的：李建成要防备的东方之敌分别是河东的隋军屈突通和正在中原一带混战的瓦岗军与王世充。屈突通当时自顾不暇，无力西进；而瓦岗军和王世充又无意西进，所以李建成尽管责任不轻，却无法施展，也就失去了一次发展势力、罗织人才、扩大影响的大好时机。
李建成在潼关守着时，李世民却由渭北而西又渡渭而南，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沿途汇合了平阳公主、李神通等部队，当时只有两三万人的部队，到达阿城时部众已达十三万之多，到长安时已经快二十多万。后来李建成也到达长安城外，屯兵于长乐宫，但队伍并没有扩大多少。
但李建成几乎是立刻就扳回一分。这指的是长安攻坚战，李建成部负责从东、南两面攻城，李世民部队负责西、北两面。最后还是李建成这边从东边率先突破，攻城的首功是李建成这边，要说论指挥才能，李建成并不输李世民。
占领长安之后，李渊成了唐王，李建成成了世子，也就是法定的当仁不让的接班人。李渊日后称帝，李建成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太子。
建国之后，为了扫除割据势力，巩固新建立的唐朝根本，他需要和当时各地割据势力进行战斗这个任务主要是由李世民完成的，李世民南征北战东西杀伐，仗越打越多，胜利越来越多，名气也就越来越大。但李世民也有马失前蹄功亏一篑的时候，例如刘黑闼的卷土重来。
那次残局是李建成出面收拾的，虽然初衷只是在于为自己制造政绩、捞取政治资本，和李世民一决高下，但他收拾残局的一仗打得的确漂亮，软硬兼施文武兼备，不仅平服了叛乱，也收取了人心，显得比李世民技高一筹。同时也是收拾刘黑闼的那次山东之行，让李建成有机会、有时间培植了一批自己的势力，例如隋末自称幽州总管的罗艺和后来的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都是那一次和李建成结识，并成为他的好友的。还有更关键的，就是那一次，李建成和他的四弟李元吉结成政治联盟，可能在打仗的间隙中两人说了很多知心话，结成了牢不可破的政治同盟，后来双双在玄武门外被杀。
到了武德四年（621），由于李世民一直在东征西伐，平定了王世充、窦建德、取下洛阳之后，回到京城之时规格相当高，已经远远超过了作为一个皇子应该享受的规格。在那一天李渊下令，原有的官职已经不符合、配不上秦王的功劳了，需要重新设置一个新的官号，用来表彰秦王的丰功伟绩，他以这个理由设置了一个新的职位“天策上将”，位置比王公还高一些。这个职位本来就是特意为李世民设的，所以天策上将也就非李世民莫属，同时还“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仍开天策府，置官署”，这已经是非一般的政治待遇了，甚至还特批李世民可以自己设炉制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可以自己发行钞票，这是一种非常大的经济上的好处了，政治上的好处有了，经济上的好处也有了，李世民享受的政治待遇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说还有谁不让他那么看得惯，应该就是李建成了吧。
李渊之所以会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破格奖励，应该也是在笼络自己的儿子，他应该是看出什么了，后来甚至让李世民东去洛阳，甚至可以“建天子旌旗”，享受天子的仪仗，像西汉时的梁相王那样，这次政策又是一次大的的破格奖励了，但已经晚了，尽管父皇已经开出了这样的条件，但李世民依然不满意，而且时间对李世民来讲也来不及了。
那时候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府里设有长史、司马、录事、记室、参军等官职，实际上就是他的军事参谋机构。除了尉迟敬德、秦叔宝等武将功臣外，李世民还以“海内浸平”为由，收罗四方文士，以“锐意经籍”、“讨论文典”
的名义收拢了著名的“十八学士”，组成了政治上的思想库智囊团和咨询局。武的方面有尉迟敬德一伙，文的方面也有一伙人，文也好、武也好，李世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这些人对他唯命是从，甚至到了只知有秦王，不知有皇上的地步，秦王的教命能得到迅速贯彻，而高祖的诏敕反倒可以置之不理的程度。这样的秦王和天策上将难道能不让人心存疑虑乃至担心担忧心惊胆颤吗？
有大臣这样说了，“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这是大臣封德彝说的。“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这是李渊自己说的，这个儿子带兵带久了，在外专制，又被那些读书人教坏了，已经不是我昔日的儿子了，实际那些读书人也教不了他吧。
据载，早在文学馆还没有公然亮出旗帜，也就是还在平定王世充的时候，李世民就和秦王府记室房玄龄微服私访了一位能掐会算的道士。那道士在不知来人是谁的情况下，张口就问：“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道士又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你以后肯定会做皇上的，要爱惜自己啊。
李世民咄咄逼人，直接感受到最大威胁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唐太子李建成。
早在开国建号不久，李建成其实就已经感受到了来自秦王李世民的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现实的威胁。为了对付这种威胁，就要剪除秦王日渐丰满的羽翼，刘文静首当其冲。
刘文静是秦王李世民的心腹，同时还是大唐开国初年只有裴寂可比的最大功臣。李渊晋阳举兵之时，刘文静是晋阳令掌管民政，裴寂则为晋阳宫监掌管财物，两人既是患难朋友，同时又都是晋阳举兵时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人物。尤其刘文静，更是曾出使突厥，功莫大焉。到长安后论功行赏，两人获得的赏赐比其他人都重，并且都要恕二死的特权。但也正是从进入长安开始，李渊对二人显得不那么一碗水端平了：裴寂除了做大丞相府长史，进封魏国公外，还赐给良田一千顷和一片上等宅院，并给食邑三千户；刘文静却只是转成大丞相府司马，封鲁国公，不见得有什么额外的赏赐。
后来的差距更是越拉越大。大唐建国后，裴寂成了尚书右仆射，也就是领班宰相。而且皇上还对他亲密无间，不仅经常宣他一同进餐，而且还每天都派人送御膳给他。裴寂打了败仗，皇上也只是轻描淡写数落几句，亲近程度丝毫不减。
但对刘文静就不一样了，建国后刘文静当的是门下省纳言，虽然也是三省宰相之一，但品级比裴寂低不说，而且实权也比裴寂小。后来刘文静又被派到李世民的西讨元帅府当司马，就在这个时期，他和薛举之子薛仁杲之战失利，被削官除名，直到后来和李世民一起平定了薛举势力后才恢复了爵位，但却远离了权力中枢，地位更是不好和裴寂相提并论。刘文静自然忿忿难平，每次上朝议事，总是要与裴寂勾心斗角一番，回家以后对着自己的柱子咬牙切齿一番，俩人之间的疙瘩自然也是越结越大。
恼怒之余，刘文静归咎于家宅不宁，请了法师来家中作法驱邪，说的也是裴济。不料却被自己身边一个失宠的小妾添油加醋加以告发，成了一桩惊动了皇上的大案。
按唐律，以杀人为目的的法事邪术，罪行轻于谋杀，可判死罪。此事可大可小，由于李渊早就对刘文静不感冒了，于是马上派人把刘文静抓起来，派人严审，参与审案的就有刘文静的死对头裴寂，这就让刘文静更难受了。
刘文静是李世民的老相识、新下属，李世民觉得自己对刘文静比较了解，所以比较理解同情。由于刘文静是秦王属下，所以李建成支持裴寂把刘文静除掉，刘文静就成了导火索。
刘文静自己的申辩倒是属于快人快语不藏不掖，他的意思很明白，皇上，我和裴济资历差不多，能力也差不多，都是一块儿起事，结果进城以后，皇上赏罚不公，对此我是发了些牢骚，但我也绝对没有想着造反，额肯定是冤枉的。李世民也帮着说情，和刘文静的说法一样。
但裴寂的说法却刚好反了过来，坚持认为刘文静就是造反，该杀，否则后患无穷。刘文静就这样被处死了，记得刚建国时刘文静和裴济都有大权，“恕二死”啊，但到底还是被处死了。时间是武德二年（619）九月。
“高鸟尽，良弓藏，故不虚也。”据说这是刘文静临刑前的悲叹。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已是并无新意的前人余唾，更何况那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都是大有功于大唐的人物，裴寂不就依然红红火火热火朝天吗？
还是对刘文静有些惺惺相惜之意的李世民不平则鸣，“任遇悬隔”一说，多少道出了些不为外人所知的苦涩辛酸。他有没有借题发挥，为太子不是自己而耿耿于怀呢？李建成和李世民是兄弟，但日后一个南面为君，一个只能殿下称臣，早已有“功高不赏”之惧的李世民能没有些别的想法，能吗？
对于已经在朝野引起广泛关注的三个嫡亲儿子，李渊当然是了解的，而且他最开始也确实是比较喜欢老二，一开始打仗时也是把他带在身边，但对于后来建国之后，他处理事情就不能再是以父亲的态度了，这是国事，所以他开始大搞平衡。
先让兄弟俩共同领兵，一左一右也就是一正一副，弟弟听哥哥的。兄弟俩各自统兵之后，从将佐兵卒到职衔名号都不偏不倚，儿子都听老子的。等到自己也位登九五面南为君之后，更是手心手背此消彼长均衡制约，那可是为了宗庙社稷江山永固。老大是太子，身居东宫，龙在潜邸，名正言顺；老二封秦王，为尚书令，“掌典领百官”，处群臣之首；
就连还是个顽劣少年的老三元吉，不仅被封齐王，而且还被当成一块并非无足轻重的砝码，被李渊左右把玩调来遣去，忽而追随秦王历经战阵，忽而紧跟太子讨伐叛逆，甚至就在秦王因功勋卓著被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的同时，李渊又特将齐王李元吉任为司空，几乎与秦王并驾齐驱。
如此煞费苦心，自然是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几乎是踩着表弟隋炀帝杨广的尸首登上大唐皇位的李渊，对当年隋文帝更换太子，结果导致杨勇、杨广、杨俊、杨谅等诸王失和，最终形成大祸的往事肯定是清楚的，面对诸子纷争的局面，他不得不百倍警觉小心翼翼。
李世民被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李元吉也同时成了司空，是武德四年（（621）十月的事。同年十二月，因刘黑闼起兵，李渊再次命令李世民与李元吉前往讨伐，次年四月，战事刚一平息，李渊就命令李世民“驰传入朝，乃以兵属齐王元吉。”如此迫不及待地要将将兵之帅与所将之兵分隔开来，皇上肯定是在忌讳什么。
后来又是刘黑闼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李建成主动请缨，虽然没有公开说出来，但深知太子心思的李渊当即照准，并让齐王李元吉随同出征。这是武德五年（622）十一月的事。也就是那次出征的时候，太子与齐王结成联盟，以共同对付李世民。如此结盟，当然不是出于一母同胞的手足之情，而是双方各有盘算另有所图，这才一拍即合的。
李建成是要除掉强敌，巩固自己的储君地位。李元吉则是耳闻目睹了兄长间的明争暗斗之后，开始有了非分之想。在他看来，“但除秦王，取东宫易如反掌耳。”这是他的如意算盘，为了尽快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但劝太子早除秦王，甚至还表示自己愿赤膊上阵，他对李建成说，我可以为你把这家伙杀掉，“当为兄手刃之！”说到做到，有一次李世民和李渊一块儿去他的王府，他竟然派了刺客准备暗杀。太子到底还是比他有些脑子，加之“性颇仁厚”，坚决制止，阴谋才没有得逞。李元吉恼羞成怒，埋怨李建成：我还不是为了你吗？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他显得挺委屈。
这些事情李渊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依然沉浸于意在平衡的游戏之中。
到了武德六年（623）七月，为了防备突厥入侵，李渊派太子兵屯北边，以备来自原州之寇；同时命秦王驻并州，防备朔州方向的敌人。到了那年九月，太子回来了；到了十月，皇上下令让秦王也回来了。
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皇上的意思也明确鲜明：三兄弟各安其所，不要像前隋那样，自家兄弟杀个血海深仇，这是李渊的想法。同时他看着李世民军功越来越大，从此也再没让秦王率军征战，这样李世民也就没有了再建功勋的机会。同时出于一种担心，哪怕只是要去仁智宫避暑，三兄弟里也要带走两个，留一个，意思是将三兄弟分开，以免他们闹事。
但就是这样，让他担心不已的事还是发生了，那一次李渊又带着秦王、齐王去仁智宫避暑，留下太子在京城看家的时候，结果庆州都督杨文干起兵造反了！
据说，事情的起因是，太子李建成为了对付秦王李世民的势力，开始私自招募各地和长安的骁勇两千余人守护东宫，分别屯守东宫左右的长林门，号称“长林兵”。杨文干曾经宿卫东宫，与太子关系密切，所以太子就趁皇上率秦、齐二王避暑之际，私下叫杨文干召一些健儿送到京师，用以防止发生意外事故。结果此事被揭发，杨文干一看不行就举兵反叛，攻陷宁州。杨文干的叛变是秦王李世民领的军队镇压下去的。
发兵平叛之前，李渊和李世民有过一段对话，李世民说，杨文干这小子，派个什么别的人去随便就可以把他给收拾了吧。李渊和他想的不一样，这事儿万一和建成有关联，还是你去比较好，你回来后我就把你立为太子，我不会像隋文帝一样诛杀自己的骨肉，我会把他废了发到蜀地，那个地方小，又好治理，以后他就是不听你的，你也好对付他。
后来李世民率军出发以后，由于李元吉和嫔妃为建成说情，加上大臣封得彝的说情，皇上最后才改变主意，仍以建成为太子，一场事变最终风息浪止，大家又暂且相安无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此时，突厥又侵入并州，突厥在隋唐两朝势力比较强大，可以说是非常持久的隐患，为了躲避这个，当时大唐朝廷有了一次迁都还是不迁都的议论，支持迁都的有李渊，李建成他们，坚决反对的只有秦王李世民，为了反对，秦王还和太子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执。其实所谓的迁都之争，包含的也是皇位之争，李建成怕的是李世民乘机独揽兵权无法制约；而李世民也想通过外作战的胜利，重振秦府雄风。
最后争议的结果是迁都之议不再提，皇上同时委派李世民和李元吉共同督军出兵，抵御突厥，老皇上这次又搞了一次平衡，既采纳了抗战的主张，又可以防止秦王独揽兵权，也算煞费苦心吧，
一场在觥筹交错歌舞升平灯红酒绿掩饰下的比实力、比胆量、比谋略，甚至还要比耐心的争斗。争斗是漫长的，既满是机遇又危机四伏不无曲折。
李世民因为军功卓著，他的秦王府要比太子的东宫和元吉的齐王府神气的多得多！面对太子，秦王的不服之意就是想压也压抑不住。所以曾是东宫太子洗马的魏征才在刘黑闼二次反叛时，极力撺掇太子出兵以便与秦王争功，当时形势正如魏征分析的那样：“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
秦王的功劳已经很大了，中外天下都向着他，你只是因为年龄大，没有别的真才实学，别的丰功伟绩让天下人服你啊。
但后来的情况就渐渐不一样了。很可能是秦王咄咄逼人的不平之气让皇上意识到了些什么，更加留意在兄弟诸王之间大搞综合平衡，所以在以后几年的时间里，秦王李世民颇感失落，不仅没有新的征战建功的机会，还屡遭一兄一弟的联手打压，对方成双成对，自己只能单打独斗，此消彼长，渐渐就处于下风了。
双方最先比的是各自的军事实力。与隋朝一样，唐代实行的也是全军皆农的府兵制，平时军队都在自己的屯种之地从事农业生产，同时进行军事训练。遇有战事，则由朝廷调派，战事结束后，兵归于府，将归于卫，谁也无权调动。这就使得不管是秦王李世民，还是齐王李元吉，甚至就是贵为太子的李建成谁也无法直接染指军队，所谓各自的军事实力，就是各家王府的宿卫人员了。东宫加齐府，私募骁勇多达数千人，而秦府“蓄养勇士八百余人。”李世民处于劣势。
再说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太子就是太子，每当皇上出外，留守京师的总是他。这样，身为储君的太子自然就是依附者众。李世民又不占优。据说，太子李建成曾经扬言，要是让秦王“留在京师制之，”不过是“一匹夫耳。”
还是据说，为了扭转自己的被动和劣势，李世民曾经想先发制人，去找灵州大都督李靖和行军总管李勣商量，两人因顾虑重重而不愿意干；就是被李世民引为心腹的房玄龄、杜如晦开始也“不敢奉命”，以至李世民竟勃然大怒，要尉迟敬德拿佩刀“斩其首持来”。可见大家都认为李世民大逆不道犯上作难，弄不好就是在玩火自焚。
但李世民是铁了心要奋身一搏的。因为曾经担任过陕东道行台尚书令，所以他也没忘了在河南一带聚集势力，以形胜险要的洛阳作为据点，以便“一朝有变，将出保之”——此举与杨广当年将江都当做夺嫡不成另立门户的做法如出一辙——他并且委派将领张亮到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同时命令温大雅坐镇洛阳，因地制宜审时度势，温大雅“数陈秘策，甚蒙嘉赏”，显然是卓有成效。
李建成则根据魏征的建议，利用彻底平定刘黑闼叛乱的有利时机，广泛“接纳山东豪杰”，培植自己私人的地方势力。除了庆州都督杨文干外，还秘密派遣将领可达志跟燕王李艺联络，从那里征发幽州突骑三百，增补东宫诸坊的屯守部队。同时利用燕王李艺以及都督李瑗的关系，在河南发展自己的支持力量。地方势力值得重视，朝中大臣更是不容忽视的另一股力量，双方都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使得朝中形成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
李建成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当时朝中深受高祖信任的大宰相裴寂。还有个一贯看风使舵“潜持两端，阴附建成”的封伦封德彝。这个人以前比较看好军功显赫的秦王，曾经数次在秦王面前献计如何对付东宫李建成，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开始力保李建成。据说有段时间，李渊对到底废不废太子很是一番踌躇，曾经问过他的意思，让封德彝劝住了，这事儿属于机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直到几年以后，封德彝死了之后，李世民才知道这件事儿。这个人一会儿在皇上面前力挺秦王，一会儿又力挺太子，属于见风使舵的分派吧。
支持李世民最力的朝臣是萧踽、陈叔达等人。和裴寂一样，萧瑀此人也深得唐高祖李渊的信任，因为他是隋炀帝的妻弟（萧妃之弟），但投诚之后，立刻就被封为礼部尚书、宋国公。但李世民上台之后，裴寂很快失势，萧瑀却因为当初力保秦王，依然受到李世民的重用，李世民甚至赞誉他：“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在太宗一朝，他先后任晋州都督、左光禄大夫、兼领御史大夫，与宰相参与朝政，死了以后又被画影图形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死后还陪葬昭陵。
除了各自在大臣中寻找支持者以外，太子也好，秦王也罢，又都没忘了千方百计打击或者收买对方的属下。还要在后宫寻求各自的支持者。唐高祖晚年也是内宠多多嫔妃成群，太子由于长期留守京城，与后宫关系密切。同样的，李世民也少不了利用自己在外杀伐征战掳掠多多的条件，班师回京后也要去后宫走动并有所贡献，其意自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但有一次却出了麻烦。李世民先因军功赐给淮安王李神通几十顷良田美地，但被李渊宠爱的张婕妤之父凭借裙带关系，硬要李渊下敕给他。秦王令在前，皇上令在后，李神通不买帐，认为秦府的“教”比宫里的“敕”早，也应该有个先来后到。就这样，要地的妃子后来都完全倒向李建成一边。但西方不亮东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边妃子倒向太子一边，秦王也有自己的本钱，宫里不就是那些事儿，除了吃吃喝喝就是争风吃醋，又有哪个是不爱银子的？秦王正好有很多银子，拿银子来贿赂这些人，对秦王不是小菜一碟吗？另外，别忘了，秦王还有个贤惠得很的长孙王妃呢。人家本来就“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这样的妃子亲自出马帮自己的老公活动活动不也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
双方你来我往斗智斗勇，终于导致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血雨腥风。事件的起因还是和数万突厥骑兵再次入塞有关。按以往的惯例，又差不多该让秦王统兵御敌了，但由于秦王自己也成了某些人的敌人，所以太子提议由齐王李元吉和燕王李艺出征，目的还是要防止军权落入秦王之手。
早就想蠢蠢欲动的齐王李元吉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要把秦王手下将领尉迟敬德、秦叔宝等一同出征，此举无异釜底抽薪，秦王成了孤家寡人，要杀要砍难道还还是由他们吗？齐王是和太子密谋的，秘密却被太子身边被李世民收买了的一个家臣给听见了，他立刻就报告了秦王李世民。
接报后的秦王立即开始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亲信心腹密商对策，结论是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可是这个事情真要闹起来动静实在非同小可，闹不好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李世民难免有些踌躇难定，尉迟敬德却鼓动说：“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该你下决断的时候，你老是犹犹豫豫，不明智，该下决断时不下决断，这显然也不够勇敢。
事情真的是太过重大，所以李世民一直还有些犹豫不决。但紧接着又有了太子夜召秦王饮酒，结果因酒中有毒，导致李世民心痛而归的事情。前面我们说的，李渊想让李世民去洛阳就是在这时候，但这时的李世民根本就不愿意考虑离开权力中枢的建议，京师是权力中枢啊，如果他这时候去外地那怎么办？而这时的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愿意李世民去洛阳，如果去了洛阳，那里的“土地甲兵”都为李世民所用，力量不是更大了吗？由于双方都不愿意去，动议就这么搁置了。
该发生的，终于就这样发生了，那一天是大唐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地点是大唐皇宫宫城北门，玄武门。
时间和地点都是秦王一干人等经过周密策划后定下的。记载，就在即将开始行动之前，李世民还特意找来卜者“灼龟占之”，烧龟甲占卜，正在烧的时候，其幕僚张公谨从外面进来的时候看见了，立刻就劝李世民，只有犹豫不决的事儿才要占卜，今天这事儿已经不能允许你再犹豫了，干嘛还要占这个卜呢？万一要是占卜不吉你怎么办？这么一说，李世民觉得也对，终于决定玄武门之变要进行下去，不像旧唐书上说的，玄武门之变是有人胁迫和强迫李世民干的，应该说是李世民自己的选择。
六月三日，李世民完成了政变的所有部署后，再次进宫，向高祖密奏建成与元吉“淫乱”后宫——也就是胆敢给皇上戴绿帽子的意思——并且陈述说：“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一番述说，既为诬告，也是辩解，算是为即将发生的一切留下了伏笔。
第二天就是六月四日。李渊先召集分别偏向于太子和秦王的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宇文士及人等商量办法，这些人有的偏向太子，有的偏向秦王，他把双方的人都叫来，意思是一起商量办法，然后才命人将几个儿子叫来问话。在等三个儿子到来之前，李渊还颇有雅兴地同臣子们一起在太极宫中“泛舟海池”。他们谁也没有料到，这时的宫外已经发生了一场流血事件，李世民这时已经通过玄武门守将常何的关系，亲自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公孙武达、侯君集、张公谨等十人领兵埋伏在玄武门，等着李建成和李元吉自投罗网。
后宫里的张婕妤（前面要地没要成的妃子）探知到秦王异动，立刻派人向太子报告。接到报告的李建成找到李元吉商量，怎么办，李元吉认为，那我们就赶紧集合兵马，先不去上朝了，看看形势变化再说。但太子却太过大意了，他以为“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玄武门兵马在我们手里掌握着，怕什么呢？我们应该找父王问个清楚，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应该是这样，在玄武门的常何在是自己的亲信，根本不会发生什么问题。结果两人就这样未做任何防备一起进宫入朝，刚刚觉得有些反常，正想拨马返回，随着李世民一声大喊，伏兵四出，李建成死于李世民箭下，李元吉则被尉迟敬德射杀。
东宫和齐王府两边的兵将闻听事变，立即集合冲向玄武门，双方围绕着玄武门展开了一场激战，想要救他们的太子和齐王，由于张公谨死守关门，加之秦王妃长孙氏和她的舅舅高士廉也都出现了，一个“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另一个则“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门，备与太宗合势。”意思就是说，一个领着宫里的将士出来了，不管是不是当兵的，只要愿意跟来的都发给盔甲来帮助打仗，另一个干脆就把监狱里的囚犯放出来了，怕李世民这边打不过，准备增援他。结果玄武门这边久攻不下，进攻部队又转而攻打秦王李世民的府邸，准备来个剑走偏锋，结果这么一弄，秦王府的兵本来不多，都到玄武门里去了，剩下的将士很有些惊恐不已，这时尉迟敬德提着太子和齐王的人头亮相，这才令两府军队兵无斗志，溃散而去，你要保护的人都已经死了，还打什么呢？事情就这样散了。
把李建成和李元吉收拾完之后，尉迟敬德又奉秦王之命，“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他这样出现在皇上面前，可以按叛逆罪斩首的，但李世民显然就是要诚心吓唬自己的父皇，李渊果真也是大惊失色地问道，外面乱七八糟是怎么回事？今日是谁在作乱，你来这里干什么？尉迟告诉他，秦王以太子和齐王作乱，举兵诛之，害怕您老人家受惊，派我来保护你。李世民就这样将父皇控制在自己手中，然后便开始借皇上之口由自己发号施令。
这时的李渊已经没办法了，看看他左右召集的老臣们，怎么办啊，萧瑀和陈叔达本来就倾向李世民，所以乘机进言：“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当初起义的时候没他们，没他们的功劳，他们只是看不惯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现在秦王把他们杀了，这应该是大快人心的十二码，如果现在陛下把太子之位交给他，那天下就没什么事儿了。
事已至此，李渊只好按着尉迟敬德传达的李世民的意思，写下一道“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敕令，所有人都听秦王的命令，“于是内外遂定。”
仗是不打了，但血腥的杀戮也开始了。不仅李建成、李元吉身首异处，他们的后代也惨遭杀戮，建成的五个儿子、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被杀，而且皇上下诏“诏绝建成、元吉属籍。”把他们的家籍，皇族身份也取消了，李元吉的齐王妃也被李世民自己纳成妃子。三天之后，李渊再下诏书，正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同时宣布：自今后军机兵仗仓粮，凡厥庶政，事无大小，悉委皇太子断决，然后奏闻。”今后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军事上的也好，行政上的也好，大事儿也好、小事儿也好，所有的事情都先告诉皇太子，让他先决断，然后告诉我就行啦。这就是说，皇上已经有名无实，所有的权力全部都在皇太子手里了。
一个多月之后，李渊终于正式传位给新太子李世民，自己成了所谓的太上皇，李世民就此正式登基。叫利欲熏心迫不及待抢班夺权？这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