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如果有人公开反科学，往往会被看成怪物。所以，反科学思潮早已转入地下，或者换上包装，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媒体和大众舆论中间。下面，我就解剖十种无反科学之名，却有反科学之实的社会现象。
纯天然崇拜
将“纯天然”与健康、安全挂钩，愿意为自称“纯天然”的产品多付钱，我把这种社会现象称为“纯天然崇拜”。涉及对象主要是食品、化妆品和药品，总之，是一些人体摄入的日常消耗品。
传统社会里并不存在纯天然崇拜，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工业革命前的产品都是“纯天然”。甚至就在几十年前，中国人更关注能不能吃饱的时候，也并不在乎什么“纯天然”，这种崇拜很晚才形成气候。
纯天然”并非科学概念，所以也不存在准确定义。今天，除了空气，没有什么摄入品可以不经人手加工，连水都是从水厂里净化过的。所以，“纯天然”特指不用机器加工的摄入品。
西方没有“纯天然”概念，而使用“有机产品”，大同小异，都不是严谨的科学概念。“有机”在科学上是指含碳元素的化合物，按这个定义，转基因食品都是有机的。所以，西方商店里使用的“有机产品”概念，是指生长过程中不使用人工合成化合物、化肥及转基因技术，加工生产过程中也没有任何人工合成化学成分。
无论“纯天然崇拜”还是“有机产品崇拜”，主要针对人体会摄入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所以人们特别在意它们的安全。形成这种崇拜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各国在工业化初期，商家为谋利往上述摄入品中投放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导致病、残和死亡。
在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有害的化学添加剂大规模投放到人体摄入品中。但随着监管体系的完善，这类现象越来越少。最后一次因为假酒发生大规模死亡还是在1999年，三聚氰胺以后，国产奶粉也再没有曝出安全问题。由于监管成本问题，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肯定低于大城市，但所有地区纵向比较，食品、药品和化妆品都是越来越安全。
然而在今天，据统计仍然有87%的中国消费者愿意为“纯天然食品”付更多的钱。纯天然崇拜并未因此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对纯天然的推崇遍布于产品广告、报刊软文和网络空间。本质上，它是科技恐惧心理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些化学合成物质到底是什么？它们有没有害？我怎么知道！所以什么都别放最好。
“纯天然崇拜”的人并没有证据证明传统手工方法制造的摄入物更健康，更安全，他们追求纯天然，更多的是心理安慰。历史上，人类最终将农作物单产提高数倍，彻底摆脱饥荒，化肥、农药和育种是主要因素。它们也正是纯天然崇拜者最反对的，所以，纯天然崇拜实际上是对传统自然农业的怀念，是隐蔽的反科学。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今天中国的发达地区，往好里说，提供“纯天然产品”或者“有机产品”给深度科技恐惧者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你实在害怕摄入科技产品，至少还有传统产品可以选择。往坏里说，一些商家利用公众的科技恐惧，将它们渲染、放大，谋取暴利，是纯天然崇拜的幕后推手。
实际上，至少在中国，相当一部分纯天然产品和普通产品并无二致。比如，传统手工方法制造的食品保持期短，如果一种“纯天然食品”在货架上摆了数月半年还不腐烂，可以肯定添了防腐剂。至于“全植物化妆品”，你可以把说明书里提到的植物拿来捣烂，敷在皮肤上，闻闻那是什么味道。如果一家商品只摆真正的纯植物化妆品，气味应该和臭水塘差不多。
即使退一步说，你能得到完全真实的纯天然产品，那又怎么样呢？既不会更健康，也不会更安全。
纯天然崇拜来自民间情绪，由商家放大，再经媒体推波助澜，就这样成为一股隐蔽的反科学潮流。
“后工业时代”理论
1973年，美国学者贝尔提出了“后工业时代”的概念，认为工业生产在全社会中的价值正在下降，知识经济升为主导。泛言之，今天人们不必再大兴土木，移山填海，而是搞服务业就能发家致富。
“后工业时代”或者“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提出，最初来自美国那个年代的现实。当时贝尔认为，只有美国还算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十几年后，大家觉得欧洲和日本也算进入了后工业时代。再往后，韩国、台湾都有后工业社会的征兆。甚至现在中国不少发达省份都提出，本省正在朝后工业社会转型，或者即将进入后工业时代。
无论“后工业时代”还是“后工业社会”理论，都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世界科技和工业发展趋势的总结。只不过这个理论的结论并非中性，而是认为这种变化乃历史之必然，是件好事。世界各国都会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这种理论的支持者把后工业社会又称为知识社会，信息社会。桌上那些电脑代替大机器，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
直到十年前，中国的学界、舆论界甚至政界，人们对这些概念并无异议。西方发达国家就是一个个这么转型的，中国早晚也会走同一条路。然而这十年不同了，学者调门依旧，那些后工业国家里的民众对这个“更好的时代”却并不买账。经济停滞，社会动荡，人们失去目标，族群和宗教冲突愈演愈烈。
终于，美国人选出特朗普作为代言人来反对这个朝代。他认为，和中国今天的建设成就相比，美国很多地方更象第三世界。而这些在他眼里破破烂烂，必须大加改造的基础设施，就是在“后工业时代”理论中认为已经“工业”得差不多的先进成果。
美国至少还有高科技，西欧更惨，除了德国，其他逐渐沦为靠农产品和旅游业为生的国家，只是更富的印尼或者泰国。即使在华人社区，台湾和香港也都算进入“后工业时代”。他们收获了什么呢？大家一望而知。
自从丹尼尔·贝尔开始，提出这一理论的人几乎都来自社会文化学界，而非科技界人士。他们并不清楚当今科技还有哪些障碍没有突破，未来科技更有哪些成果可以运用。在他们看来，既然儿时的乡间小路已经变成高速公路，三十多岁的人均寿命翻了一倍，工业化就该适可而止了吧？
现在不是什么“后工业时代”，而是“工业停滞时代”。这个时代意味着成年人失业，年轻人缺乏出路，这已经是西方很多普通人的共识。可惜他们的政治代表特朗普等人同样欠缺科学知识，只知道再去挖煤、炼钢、造汽车，翻出他们年轻时很红火的旧工业。
十九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风吹向西欧各国，英国本土却迎来了一次金融大崩盘，首恶就是铁路股票。英国铁路已经修到饱和，资金没了出路。只是当年世界很多地方连蒸汽机都没有，英国这次因科技停滞造成的危机并不受重视。
几十年后，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工业经济又开始大踏步前进。进入二十年代，美国股市暴炒汽车、飞机等当时的高科技概念股，直到1929年造成大崩盘。然而，对于那些还没有工业化的落后国家来说，这次危机被归咎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更直接的原因。那就是，电气时代科技发明的井喷暂告一段落，新的科技创造还没有成批涌现。
今天，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已经进入工业化时代，科技停滞再不是少数几个国家要遭遇的麻烦。他们必须知道，“后工业时代”理论所描述的现实，只不过是又一次工业停滞期。理论科学很久没有大突破，导致应用科技的动力不足，新的工业增长点没有大规模出现。
总之，后工业时代绝非更好、更先进的时代。如果中国人也觉得现在这种工业水平就够了，从此停止对科技与工业的追求，放弃2.0，3.0版的新工业，意大利和希腊今天就会向我们招手！
应试教育批判
批判应试教育在今天的中国是一种“政治正确”，直到最近一段时间，才有人反思这种批判是否必要，是否正确。比如，中国人忽然惊讶地发现，他们所向往的欧美“素质教育”工作者，非常羡慕中国学生自然科学知识水平。其实这并非新鲜事，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后，美国人就评估过苏联的中学教育，认为苏联中学生知识水平超过同龄美国孩子两个年级！而中国现代的学校教育，骨子里还有深刻的苏联模式。
通观今天中国舆论场上对应试教育的批判，你会发现两个问题。其一，笔者从未看到任何教育主管部门发布过文件，称要推行应试教教育，相反的文件倒是看过不少。“应试教育”这个概念类似于“异教徒”、“阶级敌人”或者“恐怖分子”，只是一顶帽子，被人们扣在自己不喜欢的教育模式上面。
其二，批判应试教育的急先锋，几乎都是教育体制外面的人，比如郑渊洁这样的文人，人文知识分子在里面唱了主角。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制造并加热这个社会话题，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
必须分清的是，古代科举考试与现代高考完全不是一回事，古代中国政府不负责基础教育，由民间自行办学，国家考试用来确定授予哪些人官职，而不是提供更高一级的教育机会。更重要的是，古代科举考的是文史哲，现代考试最重要的内容是科学知识。批判应试教育的重点，甚至是这些批判的基础，就是指责它只重智育，不重其它。而这里的智育，主要就是科学教育。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把它视为当代隐蔽反科学潮流之一。
用考试来管理学校教育活动，是现代学校最基本的运作方式。虽然各国教育家试了又试，改了又改，也找不到替代办法。只能说考试天生就是现代学校的核心。如果不考试，我们怎么衡量一个教师教得好？一名学生学得好？一座学校办得好？
除了德育成果难以量化外，美育、体育和劳动技能都是可以量化的。想让学校重视它们，增加这三育在考试体系中的权重不就行了？仔细看看那些对应试教育的批判会发现，他们并非只要求重视其它各育，让学生的素质更为全面，很多人是反感科学教育，认为科学知识难学，枯燥，长大了没用。然而要建设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培养掌握科学知识的劳动者。
认为应试教育违背孩子兴趣，造成大量厌学，也是不值一驳。青少年的主要兴趣是什么？是游戏！学校就是要克制这种天性，半强制地拖着全体学生朝着知识前进，让他们成为至少能合格的劳动者。科学教育尤其如此，它的出发点不可能是兴趣。尽管不断开发兴趣教学方式，但对于孩子来说，很多科学内容还是必须死记硬背才能掌握。
西方曾经尝试过“契约制教学”，由学生和教师单独签约，承诺自己以什么速度，完成多少学业。这场实验以失败告终，原因很简单，好学上进的孩子总是少数，大部分都需要成年人社会强拉硬拽才能进步。
还有一种批判，认为应试教育毁灭孩子的个性、创造性，这是把极少数天才混同于一般人。爱因斯坦是什么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那个体制除了他，还培养出一大批爱因斯坦了吗？你知道他的中学教师是谁？要知道，年轻的爱因斯坦为逃避德式教育，自己换了瑞士国籍。
不管哪种学校教育，它的任务都不是培养几个爱因斯坦式的天才，而是工人，技术员，设计员，银行白领。天才都是超越现有模式的人，旧模式培养不出来，换个新模式也一样。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当年中国名义GDP排在世界第九，前提是人民币和美元实行一比一点七的强制汇率。今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下降四倍，中国经济反而冲到世界第二。这样傲视全球的成绩，大部分都由四十年里中国学校培养的普通劳动者来完成。不管你把这种教育称为什么，它培养的劳动者难到不合格吗？
邻避运动
我所在的小区曾经有人组织群体事件，诉求是反对政府在小区附近建一所医院。当时我只要回家，就有人给我递材料，呼吁象我这样的壮年人站出来“为社区利益斗争”。
闹到一定程度，政府自然要派人对话，现场就设在小区里的广场。对话前这些组织者就商量，必须出一个人，到时候把官员面前的桌子掀了，哪怕坐几天班房也行，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搞大，搞尖锐。
被邻居们拼命反抗的这座医院是妇幼保健医院，几乎是所有医院里最安全的。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家门口有这样一座医院，一个人回答我说，出门就是医院，多不吉利。此外我再没听到任何有实际价值的解释。三年下来，医院终于没建。这些群体运动的组织者，相信他们家的女眷都会使用妇幼保健医院的服务。但只要不建在家门口，一切OK。
这场茶杯里的风波就是典型的“邻避运动”，意思是“别建在我家后院”。这个词是进口的，但即使没这个词，中国早晚也会出现这类事情。现代化必然出现大量工厂和基础设施，把它们放到哪里的？不可能都在荒野山沟，绝大部分还要和普通民居为邻，摩擦势不可免。
邻避运动一开始有它的合理性，早期工厂的安全性远不如现在，高污染，事故多，对周围环境确实有很大危害。然而邻避运动发展到今天，已经走向了非理性。抵制对象甚至包括变电站和手机基站。相信如果哪个小区供电不足，或者手机信息出问题，居民肯定要骂娘，但他们却不喜欢把相关设施建在附近。害怕电磁波？每天怕不怕晒太阳呢？那可是典型的电磁波。
最早看到“邻避运动”这个词，是《南方周末》有关各地抗议PX项目的报导，这家唯恐天下不乱的报纸把它渲染成民众争取权利的象征。那几年正是中国PX生产大发展，力争世界第一的关键期，在《南方周末》以及一干公知鼓躁下，这个过程被推迟了几年，终于在宁波发展为暴力事件。
还好，即使有种种阻碍，在这个化工业的重要指标上，中国仍然走到了世界第一。PX学名二甲苯，号称化工业的棉花，人们经常把它的最终产品穿在身上，铺在床上。但是，同样不允许把生产它的工厂建在自家附近。
“邻避运动”之所以是典型的反科学运动，在于要成功组织一场这样的运动，必须妖魔化那个项目。象城市垃圾场这样的项目，其危害自然不难理解，但是象PX这样的化工业，对人体到底有没有害呢？普通人说不清楚，所以，必须使用“让PX滚出昆明”之类的口号。就这样，靠着简单而富于煽动性的标语口号，一个个科技成果被妖魔化，专家们苦口婆心的冗长解释显然要苍白许多。
“邻避运动”的逻辑类似于“纯天然崇拜”，是对任何科技生产过程抱有恐惧心理。它更彰显了科学与反科学矛盾的空间特点。传统宗教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人们拜完不同的神后，无非是种田织布养牲口。宗教门派之间会暴发激烈冲突，但如果打累了，你修你的庙，我建我的寺，可以做到井水不犯河水。
科学不然，它对社会的改变如同水银泄地。无孔不如，怀疑甚至敌视科学的那些人，在一个科学化的世界上无处可去，只能在这个社会的内部继续反科学。邻避运动就是火山口，渲泻着他们对科学的恐惧。想想被“邻避运动”抵制的工厂，难道要把它们集中建在无人区吗？或者在国土上单独划一片地方，请讨厌科技的人迁移过去。里面没有电，没有化肥农药，没有机器，一切纯天然。
显然，这两个选项都不可能。如果接受邻避运动的主张，最终只能把这些工厂请出国门，然后再用外汇购买它们的产品。为什么还要买？因为它们几乎都是国计民生的必需品！
虽然现在还没有先例，邻避运动下一个目标显然是核电站。尽管中国核电技术的安全性已经世界领先，但这没有什么，核辐射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到，足够吓退深患科技恐惧症的人。看看海峡对岸吧，国民党单独执政时期曾计划建设几十座核电站，现在连第四道门坎都迈不过。大陆国民的科学素质并不更高，前景可想而知。
渲染“城市病”
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这些都是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尤其在中国，城市化规模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国际上以一百万人为特大城市的底线，在中国却只是江津、宜昌的水平。
城市和人一样，有病就要治，这本来没什么问题。然而一部分人渲染“城市病”的危害，提出的解决方案竟然是停止城市化进程，甚至希望人们重返乡村。虽然政府层面不会接受这种主张，但在城市社区里却有很大影响力。只是，亿万农民不理会这种渲染，依旧义无反顾地从乡村拥进城市。
过度渲染“城市病”的危害，从逻辑上讲是没把城市社区与整个社会放到一起判断。仅以占地而言，城市人均用地永远比农村少。中国城市一个区的面积，基本相当于农村一个乡，一个街道的面积相当于一个自然村。一幢高层居民楼的地基，在农村只能建两三户住宅。只看社会平均，养活同样多的人口，城市只用了农村不到十分之一的土地。日本人口比中国还密集，现在全国绿化水平很高，就是因为绝大部分人都进了城。
再看交通，很多城市陷入拥堵，然而，农民们从自家地里收获产品，再运到附近集市上出售，这中间花了多少时间，城里人是不关注的，但农民们会比较。同样忙活一天、一月、一年时间，城市提供的收入总会胜过乡村。当灾难、疾病来临时，人们在城市中获得救助的机会更是远远高于农村。所以，“城市病”固然存在，但总好过“农村病”。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中心一直在城市。工业化开始后，城市化更是飞速发展，一个国家从百分之九十的人种地，到百分之九十的人进城，这个趋势不可逆转。照此比例，中国最少只会留一亿人在农村，最多也不过两三亿人，任何理由都不能阻止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放眼将来，全球最大城市的前几名都会在中国。
现代城市就是科技的集中成果，它的水、电、燃料、食品供应等等，都建立在科技成果之上。一直以来，科技人员和城建专家都在为解决城市病开出各种药方，几十年前的城市病，比如大规模工业污染，现在已经得到了解决，今天的城市病相信以后也会逐步解决。
然而，那些恶意渲染城市病的人将这些弊病凝固化，永恒化，认为正是这些现象说明城市不如农村更宜居，建立科技基础上的现代生活不如传统田园生活更人性。他们希望人们别再进城，如果请出去一些人更好。
渲染城市病的人大致有这么三个群体，一是媒体人，媒体肯定座落于城市，工作人员都是市民，对“城市病”感同身受，对“乡村病”几无所知。媒体几乎都从城里人的视角看待城市病。比如，他们会发现城市面积年年扩大，担心挤占农田，殊不知这只是挤占了城市边缘的农地。从整个国土来看，城市每扩大一平方公里，农村至少能节省十平方公里宅基地。
二是文化艺术界的主流人士。假如你喜欢参观画廊，就会发现很少有画家描绘城市。可笑的是，这些画廊却没有一家开在山沟里。艺术家接受的美学教育基本来自田园时代，这种教育让他们崇尚乡村，敌视城市、工业和科技。自从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后，世界各国主流艺术家便很少歌颂它。在他们笔下，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肮脏、暴力、灭人伦、坏风俗。“城市病”恰恰能印证他们的判断，势必借此机会来口株笔伐。
三是一部分城市原住民。在他们看来，城市扩大意味着外来人口激增。就业竞争加剧，生活压力也随着增加。然而，他们如果不是第二代移民，基本也是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移民。以北京为例，一世纪前的人口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城里能有多少敢称“祖祖辈辈”的原住民？所以，这种指责天生不具备道德基础。
象北上广深这些大有前途的城市，患再多的病也不影响它们的发展。只有美国底特律，或者中国一些能源城市，它们已经患上“城市癌”，几乎注定会消亡。然而从整个社会角度讲，这是科技发展，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它们以自己的死为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教训而非此路不通的标志牌。
反对GDP
十几年前，当中国的GDP飞速攀升，经济基础日益强盛时，媒体上集中出现了对“GDP崇拜”的批判。认为政府单纯抓GDP绝对值的增长，会忽略经济结构、环境成本、社会福利等领域。这种批评的初衷是好的，GDP作为一种经济指标，本身确实有很多问题，自诞生到现在也做过很多调整。中国一些地方官为了政绩制造虚假的GDP，也确实属于官场歪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政府为补上经济这一课，确实也腾不出精力关注其他事情。
但是在一些人那些，“反对GDP崇拜”转变成反对GDP本身。在他们看来，经济差不多就得了，主要精力该用到其它方面了。他们的论调和各种“后现代”理论如出一辙，只是有了更明确的批判对象。
“反GDP崇拜”是这样一种观念：我已经把车开到一百迈，不必再把全部精力用于加速，可以分一部分关注其它事情。而“反GDP”是这样一种观念：今年收成不错，明年咱们就不必干活了，唱唱歌，跳跳舞，念念心灵鸡汤吧。“反GDP崇拜”是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弥补以前的漏洞，而“反GDP”则是准备过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
看到“反GDP崇拜”变成“反GDP”，本人笑而不语。我在文革时代生活过几年，当时收音机里整天批判“唯生产力论”，虽然只是几岁孩童，也不免经常听到几耳朵。“反GDP”和“反唯生产力论”虽属两个时代，本质一脉相承，就是经济建设不重要，其它事情才重要。
在当年反唯生产力论者眼里，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的是阶级斗争。今天反GDP的人，又把什么当成最重要的呢？他们一直没有找到更明确的目标，有人说是社会福利，有人说是环境保护，有人说是传统文化。有一阵子，人们把虚无飘渺的“幸福指数”抬出来，认为幸福比GDP更重要。这个指数来自不丹，一个手机网络比朝鲜开通得还晚的封闭国家。七十年代，该国国王为保持其闭关锁国的政策，制造出这么个招牌，颇受西方小清新阶层的喜爱，并辗转传到中国。但是炒作几年之后，幸福指数毕竟无法代替实打实的就业和税收，也就偃旗息鼓了。
拿不出更明确的目标代替GDP，这还是小事，发达国家的现实更是严重煽击了这些人的脸。按照他们的标准，二十几年GDP都不增加的日本简直理想国，但日本人民对此怎么也看不出高兴的样子。希腊GDP下降那么快，他们为什么没感觉更幸福？一大群美国人更是把非主流的特朗普送到白宫，就是要让他象中国县委书记那样满世界招商引资，增加GDP！
GDP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
看到这里，有些读者或许会质疑，你不是要谈反科学吗？怎么提的都是反经济，反工业的事情？这要看你怎么看待科学与工业的关系。在我眼里，科学是精气神，工业是筋骨皮，两者互为表里。没有工业基础的科学必然苍白无力，而工业革命之后才是科学发展的最好年代。到了今天，经济大国必然是科技大国，反之亦然。象“天眼”、“东方超环”、“引力波探测仪”这样的科研设备，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根本无法造就。而没有科学成果的转化，经济也必然停滞。
现在已经没什么人敢再说大地是个平面，或者人类不可能从猿进化过来，很少有人质疑基本的科学原理。今天，反科学势力的主要目标就是攻打科学的肌肉、科学的外围、削弱科学的现实力量。他们的诉求万变不离其宗——工业不要再发展了，人类不要再改造自然了。
好在，上至政府官员，下到小民百姓，还都没有进化到不食人间烟火的程度。
生态主义
生态主义不是生态学，后者是门实证科学，诞生于生物学，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飞速提升，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又成为生态学的重要课题。
然而不管怎么变化，生态学始终是门实证科学，要求以事实说话。笔者参观过江西一个生态学实验室，他们正在研究工业对鄱阳湖水体的影响。课题看起来不大，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科研活动。
生态主义则是一种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它产生于环保运动和动物保护运动，然后逐渐激进，开始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主义认为所有生命体构成一个生态圈，这个生态圈的价值高于人类的价值。所以已经不同于环境保护运动。在生态主义者看来，环保运动只是在维护人类健康，也不反对工业大生产，仍然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他们以地球生态的利益为圭皋，代表了更高级的道德。
站在这个立场上，生态主义者几乎都反对科学，因为科学大大提升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在西方，一些生态主义者已经开始恐怖行动，杀害科学家，袭击科研院所，炸毁水库和工厂。他们认为，科学就是人类侵犯生态的工具，必须予以毁灭。最近一些西方电影里已经出现生态主义者的身影，如科幻片《地球停转之日》（新版）中的外星人，《特工学院》里的反派，《极盗者》中的极限运动家，都是生态主义者。
然而，绝大部分人还是想过自己的好日子，这种极端的生态主义没有市场，所以，普通舆论场中的生态主义退而求其次。他们同样把万物组成的生态圈当成最高对象，然后得出结论，人类破坏生态就会遭灾惹祸。
当年，美国人在卡纳维拉尔角建立航天发射场，当地神甫就跑到火箭专家布劳恩面前抱怨说，这几年佛罗里达闹旱灾，就是你们发射火箭造成的！实际上，天气变化中的能量比火箭发射高几个数量级，两者并无直接联系。这个例子代表了温和生态主义者的特点，他们和极端派一样把生态当成神秘的综合体，它不能碰，不能扰乱，也不能研究，他们并不知道人类的哪些行为对生态造成了那些实际影响，只是把生态当成宣传口号。于是，哪怕地震或者台风，也都会被他们指责为人类破坏生态的恶果。
在华人社会里，温和生态主义采用了“敬畏自然”的说法，其实就是古代“天人感应”论的翻版。在古代中国，如果某个地方遭灾，肯定是这里有人干了缺德事。如果全国大范围遭灾，皇帝必须下罪己诏。到了科学时代，认为不道德行为就能带来自然灾难，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如果改说人类破坏生态，导致大自然报复，不仅社会可以接受，而且能大行其道。毕竟，大部分人并不清楚人类行为对环境的真正影响。
温和生态主义者不会搞恐怖袭击，而是以舆论遣责，民众抗议的方式提出诉求。在西方社会里，他们把工业生产称为“传统的”，自称要建立更高级的文明。可惜，发达国家的普通百姓为了饭碗，迟迟不接受这种更高级的文明。为了实现生态主义者的理想，不仅要废核电，还要废水电，废煤电，甚至已经有人质疑，如今有这么大规模的风电场，会不会破坏空气的自然循环？
人类从使用火和石器开始，就在一步步改造自然。猛玛象和剑齿虎被我们的祖先杀光了，四大文明古国建立在砍光当地森林的基础上，武松和李逵杀过老虎，水利设施更是从远古时代开始兴建，甚至成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核心。按照生态主义的观点，这些都是邪恶的行为，遑论力量强大百倍的现代科技。总之，人类活着就是犯罪。
看来，除非退回到男耕女织，甚至茹毛饮血的时代，是无法让生态主义者闭嘴的。
极端动物保护运动
在英国情报部门的恐怖组织名单上，除了ISIS这些众所周知的名字，还有一些极端动物保护组织。他们在英国国内袭击企业、医学科研机构，释放实验动物，已经构成了安全威胁。在美国，“动物解放阵线”也已经被列为恐怖组织。
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保护动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各国为此制定了大量法律，禁止随意捕杀，还投入巨资建设自然保护区。科学家也在不断发明新材料，以替代动物的组织和器官。然而这一切仍然要以人类利益为基础，在必不可少的情况下，人们不会禁止使用一切动物。同时为了维持生态环境，甚至还需要杀死一部分动物。比如在非洲，大象种群数量过高也会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当地政府会派人乘坐直升机进入丛林，射杀大象。而这是为各国政府所接受的行动。
而在极端动物保护者看来，这些都是不可接受的，他们要爱护一切生命，并且不惜为贯彻这一原因侵犯人类利益。
从渊源上讲，极端动物保护者是生态主义者的先驱。他们不是保护高大上的生态圈，而是具体的动物，所以比后者有更多的民间支持，最大的此类组织在全球拥有百万支持者。一般来说，这些组织主要是去触大企业的霉头，比如批判肯德基贩卖鸡肉，或者NBA使用动物皮毛制造篮球。在一般人看来，这属于大家观点不同，言论自由，无可厚非。
但是在西方，极端动物保护者将医学实验视为大敌，因为医学实验通常要使用动物。甚至，医学、生理学等专业的学生在培训时都要用生物来训练。我当年学习心理学，都要在生理解剖课上宰杀兔子，辨别大脑机能分区。这门课结业时不做笔试，而是在活青蛙身上剥制一条连接神经线的肌肉。
在极端动物保护者眼里，这些行为触犯天条。在西方，动物保护运动形成了强大的压力集团，医学科研和教育中运用活体已经受到严格的限制。实验前要善待，实验中要用各种方法减少痛苦（比如在某些动物的冬眠期作实验），实验后要人道毁灭。然而这并不能满足极端动物保护运动的诉求。他们直接闯入医学实验机构，释放实验动物。
然而，正象医学家讽刺过的那样，因为有了动物实验，你们这些人才能多抗议几十年（因为医学延长了人类平均寿命）。
与生态主义者一样，极端动物保护者既然不愿意站在人类立场上，也就失去了和社会和平进行利益协商的可能性。为实现其理想，势必走向暴力。另外，这些组织要靠民间捐助维持，也必须经常搞事情才能吸引舆论。而科学研究作为人类的事业，势必将人类利益放在首位，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
极端动物保护组织针对科学的暴力行为包括偷走实验过程中的动物，焚烧和爆破医学机构，投寄邮件炸弹，甚至挖开科学家的祖坟以泄愤。在西方，由于医学教育和实验需要大量动物，一些农场专门饲养这类动物，而它们也成为极端动物保护组织的目标。
无论生态主义还是极端动物保护主义，都是一套价值观，而不是能够客观讨论真伪的事实，这就让他们与科学的冲突变得无法调和。我也养宠物，家里的狗狗生了病，也会焦急地带它去宠物医院。但我不会因此认为动物利益在人类利益之上，甚至平等也不可能。这也是科学的出发点之一，作为由人类投资，由人类运作的事业，科学只能把人类利益放在首位。在医院里的病人和实验动物之间，我只能维护前者的利益。
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诞生于十九世纪末的西方，由一批人类学家、文化学家创立。当时，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已经建立了明显的优势，西方主流舆论用“进步-落后”，“文明-野蛮”的标准来看待其他国家和民族，并以此为殖民扩张的道义理由。
然而，人类学家由于职业原因，长年深入其他民族，从内部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人形成了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怀疑。他们认为，一种行为在这个文化中是正确的，在那个文化中却是错误的，彼此没有高下之分，更不要居高临下地看待他人。
这种产生于西方社会内部的观念，最初对抑制殖民侵略产生了一定作用，一些西方精英受此激励，更选择站在其他民族的角度伸张他们的利益。当这种观念传到其他社会中后，为那些不愿意抛弃传统文化，拥抱科学时代的人所接纳。
在今天，中国就有很大一批学者信奉这个主张，他们宣称，所以进步的标准只是一把“冥尺”，大家都说有，就是看不到。在一些人那里，文化相对主义更成为文化凝固主义。他们觉得一名藏族同胞或者蒙族同胞成为科学工作者，是件很怪异的事。这些同胞的生活意义，就是穿上民族服装载歌载舞，取悦游客。
如果元清两代统治者活过来，他们会是文化相对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当年他们已经成为征服者，却愿意全盘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辛亥革命的志士也不会同意这种观念，当年他们强制男人剪辫，女人放足，现在会被当成毁灭多元文化的刽子手。今天各国围剿ISIS也不正确，你怎么能把他们形成为野蛮、落后呢？应该用多元化去理解他们啊。
到了今天，文化相对主义主要用来阻止科学文化向落后地区传播。西方社会最早向外宣传科学，只是把它当成传教手段。耶教为体，科学为用。十九世纪后西方国家拥有了强大实力，全部来自科技发展，然而他们并不宣传科学的文化，而是把科学捆绑在西方传统文化的战车上，认为只有西方文化才能诞生科学，其他国家因为本身文化血脉落后，只能在科学上学习西方。
这种捆绑的理论传到非西方精英那里，他们就面临三个选择。一是接受科学，同时接受西方文化，比如成为基督教徒。二是反对西方文化，同时反对科学。对这些人来说，文化相对主义成为他们的思想武器，只不过换成了本民族的表达方式。三是坚持自己的文化，同时接受科学，他们也需要文化相对主义为自己张目。
但不论哪一种，都上了那些持捆绑论的西方学者的当。科学并不产生于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它是几百年来由一批科学精英形成并传播的全新文明，它和任何一种传统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在内都有冲突，几乎在所有国家里，科学文明为了占据主流都曾流过血，而绝不仅仅是非西方国家。科学最先征服了西方，然后开始征服全球。
虽然有很多种文化都声称自己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只有科学真正作到了这一点，它是今天唯一的全球文化和普世价值，与文化相对主义有天生的冲突。如果不承认世界上存在野蛮与文明，进步与落后的区别，哪个民族都没有接受科学的必要性。所以，文化相对主义是挡在科学传播大道上的绊脚石，也是落后民族的一剂毒药。
从科学文明的角度看，是对一个埃塞俄比亚小女孩实行割礼，还是送她到学校里学习科学知识，这不可能是两种等量齐观的选择。生活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也都不必因为接受科学而感到羞愧，因为从这天起，他就是一个先进的人！
迷信披着科学外衣的权威
大约二十年前，手机开始进入千家万户，很快，一种现代迷信伴随着它传播开来，那就是将手机号划分为吉利和不吉利的，让消费者高价选择吉利号码。现在，这种迷信已经发展到很精致的程度，人们把手机号分成几段，前三位代表什么运势，接下来三位代表什么运势。如果你最近比较倒霉，他们会建议你更换什么样的手机号。
这种将符号与个人命运挂勾的作法，是非常古老的迷信。生辰八字，人名，地名，企业名称等等，都是直接将符号与命运挂勾。手机虽然是典型的新科技产品，也没逃脱千年迷信的手掌。类似的还有汽车号牌等等。如果身份证可以自行选号的话，相信这股迷信也会延伸到那里。
本篇所说的迷信披着科学外衣的权威，就是这种把科学技术与传统迷信捆绑的行为。象吉利号码这样直接赋予新科技以迷信意义，算是这类现象的典型代表。
科学本身体用兼备，它不仅是知识和技术，还是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科学的精神和它的物质外壳不可分离。虽然早年有不少科学家是虔诚的基督教，但随着时代发展，比例越来越少。前苏联开启了无神论科学家的先河，并取得了重大成绩。如今，中国科技人占全球同行总数的四分之一，他们几乎都是无神论者。在宗教国家里，无神论科学家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
与科技人内部这个潮流相反，社会各界更多地将科学成果与迷信捆绑在一起，表现为以下多种形式。
一，直接将传统迷信引入科技运用当中。
影视剧是伴随现代影像技术开始的新艺术，现在不少剧组在开机前都要求神拜佛请关公。可笑的是，谁都不把电影技术发明人卢米埃尔放到供桌上。
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中国有越来越多运用高科技的新建筑。它们使用坚固、耐火、保温的墙体材料，大量运动计算机辅助设计，在施工时使用高压泵车。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处于世界最前列，很多新建筑技术离开实验室，第一站便出现在中国。然而，其中很多建筑设计时要考虑风水，奠基或者封顶时要搞祭祀。开发商认为，神佛比起高标号水泥更能给建筑提供安全。
前苏联是无神论科学家的摇篮，现在东正教神职人员的影响力已经进入了科技界。比如，他们会给新下线的米格战机主持宗教仪式，或者在汇率下跌时给服务器洒圣水。
二，高科技企业直接引入现代迷信
南方某航空公司主管不仅自己拜“高僧”为师，还让手下高管拜其为师，在内部形成以“种福田”为核心的企业文化。然而，航空业却完全是现代科技的结晶。IT业出来的某首富更是拜具有邪教倾向的民间巫术为师，不少类似的高科技企业都被他们的老板搞得乌烟瘴气。
三，运用科技扩散封建迷信
最近几十年，以高科技手段修建的宗教形象和宗教建筑在世界上大兴其道，很多建筑的体量都是本国前几名，内部使用着声、光、电等科技成果来制造宗教气氛。香港天坛大佛就由航天科技公司设计，使用了当时宝贵的电脑计算资源来确定它的抗风能力。佛像由其下属的机器厂承建，使用了高强度的合金钢。
这样的高科技宗教新建筑，是体现了信仰，还是用科学的力量亵渎了信仰？如果全信徒们一砖一瓦用手工建造，信仰是不是更虔诚？
四，制造“宗教科学”
科学只有一个，那些挂着“基督教科学”、“佛教科学”、“量子佛学”名号的体系，都是将科学与宗教硬性捆绑的现代迷信。我曾经听过一些宗教讲座，主讲人总是说，这个道理有科学家的某某实验为证。且不说这些实验均系杜撰，即使是真的，既然论点都以科学知识作论据，为什么不干脆接受科学本身？
迷信披着科学外衣的权威是科学时代的新产物，表面上尊重科学，实际上是以将科学置于工具地位的方法来贬低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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