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使用歪把子机枪的日军国境警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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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式轻机枪与其装备的瞄准镜

​        日军本想用九六式轻机枪取代“歪把子”，但是因为“歪把子”生产的数量还是相当多的，因此，日军尽管从1936年开始让九六式轻机枪服役，但是在日军全面侵华初期，日军轻机枪的主力依旧是“歪把子机枪”。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九六式轻机枪露脸的次数才逐步多了起来。

淞沪会战中使用歪把子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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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战线，日军将歪把子和九六式混用，远处为九六式轻机枪射手

​       当然，正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日军在华中为了清剿新四军，特地在1942年起加大了清乡的力度，把九六式轻机枪作为新式武器部署给用于清乡的日军野战部队和据点守备部队中。这样一来，日军获得了更加可靠和机动灵活的持续火力，以往呆在据点里不敢随便出动的日军，可以仗着九六式轻机枪隔三差五出来清乡祸害老百姓，老百姓对这种机枪又恨又怕，他们根据九六式轻机枪的弧形弹匣给了这把枪一些中国特色的外号：“拐把子”，“弯夹子”，“牛犄角”。而日军为了恐吓老百姓和新四军，他们让汉奸到处散布谣言，声称“皇军的机枪装有‘夜光镜’，夜里看东西和白天一样”。

         日军的谣言不仅没有吓倒战斗在敌后的新四军，反而让他们对这种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3年，日军在上海地区进入“高度清乡”阶段。新四军浦东游击队五支队支队长朱亚民在得知他们早就想拔除的钱家桥据点有一挺九六式轻机枪时，整个支队士气高涨：早就听说九六式轻机枪有夜光瞄准器，有快慢机，能上刺刀，还有备用枪管，完胜他们老掉牙的三八式重机枪，这么好的的武器怎么能不缴获过来呢？不过钱家桥据点的鬼子也不是善茬，这十来个鬼子没少研究淞沪支队的游击战术，而且当时支队的实力也及其弱小，火力羸弱。于是支队决定与3名伪军内线里应外合除掉这个据点。

书画家夏旭2008年拜访晚年的朱亚民，朱亚民于2012年去世

日军使用的三八式机枪

​        1943年3月29日晚上10时，五支队派出的30余名战士偷偷接近了据点，在伪军内应的帮助下进入了据点。日军猝不及防，尽管九六式机枪就架在日军所在的门口，但毫无作用。在不到半小时的战斗中，此次战斗除小队长赤口等因临时外出而侥幸逃脱外，共击毙龟山秋藏、市川岩次郎、小山薰等4名日寇和1名伪军，另重伤日军2人，俘虏伪军4人。除九六式轻机枪外，还缴获步枪12支、短枪1支，整个支队无一伤亡。这挺九六式轻机枪被淞沪支队的精干战士翁阿坤使用，很快就在泰日桥附近的伏击战和庙泾港伏击战中让日伪军吃了大亏。在之后的朱家店大捷，这挺九六式轻机枪发挥了巨大作用，下乡扫荡的日伪军被打得就剩13个鬼子带着6支步枪逃回据点，更让五支队在此战中缴获了日军最新的九九式步枪10多支。解放后这一战斗被总参谋部军训部、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写进了《步兵连战例选编》，作为“进攻部分”的第一个战例供全军学习。远近据点的日军都知道五支队就九六式轻机枪，不好惹；在老百姓们的眼里，这挺九六式轻机枪是五支队的标志，安心。

新四军浦东游击队首夺九六式轻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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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对新四军而言，1挺九六式轻机枪哪里能满足他们对火力孜孜不倦的追求？1944年初，日军在苏中四分区的残酷清乡因为我军的顽强抵抗一拖再拖。时间进入夏季，新四军在粟裕指挥下开战反据点斗争，拿着九六式轻机枪的鬼子兵自然也成了新四军重点“照顾”的对象。1944年7月11日，驻扎在川流港的日本鬼子前来南阳镇清乡，他们想拆了当地一所学校将材料用来加固据点。但是，新四军地方武装海东区队早已设伏。日军也毫不示弱，在遭受伏击后，两个扛着九六式轻机枪的鬼子迅速反应，准备射击。班长黄建新发现后飞快地冲向日军的机枪手。一个机枪手中弹倒了下去，而那挺九六式轻机枪倒在他的身边。黄建新扑了上去，谁知鬼子没有死，挣扎着挪动机枪，黄建新补了一枪，飞起一脚把鬼子踢开。当黄建新要去抱机枪时，另一个鬼子冲过来和他白刃格斗，被随后的一游击队员用枪打中。周围的6个鬼子发现这个情况，同时向黄建新开火，黄建新手臂中弹，但是他还是勇敢地扑向机枪，夺得了这挺游击队梦寐以求的九六式轻机枪后，他才与战士们一起撤退。这次战斗除了打死两个日军机枪手外，还有两个伪军在逃跑时淹死了。这场战斗除缴获了这挺“九六”式机枪外，游击队还缴获了2支步枪。海东区队缴获的这挺机枪是东南地区第一次缴获这种武器，从而得到了苏中四分区司令部嘉奖。陶勇司令员为了鼓舞大家在夏秋攻势中的士气，于是做出了“缴获一打九六式轻机枪”的号召。顿时，在苏中四分区战斗的新四军各部队开展了缴获九六式轻机枪的风潮。

陶勇将军

​         1944年的中秋节，5名游击队员化装成送柴火的车夫混进了装备九六式轻机枪的崇海镇日军据点，游击队员黄士奇大摇大摆地在寻欢作乐的日本人的面前走过去在空无一人的营房里夺得了九六式轻机枪，在敌人反应过来前以1人牺牲的微小代价夺得了这挺九六式，大大鼓舞了全军士气，因为大家都明白，想要得到九六式，就得动脑筋去据点或者武装抢枪，或者直接端掉老窝。很快，不到半年时间，在东南警卫团等地方武装的不懈努力下，苏中四分区夺取了敌人13挺轻机枪，不仅超额完成了任务，更让日军据点难以立足。

在南通树立的首缴九六式机枪纪念地碑

​       时至今日，首缴九六式轻机枪纪念碑依旧是南通市的重要的抗战遗迹。新四军勇夺九六式的事迹充分告诉我们，抗日战争远比抗日神剧要残酷，而新四军广大指战员的大智大勇也让手撕鬼子这类抗日神剧无地自容。

最近卡塔尔断交风波在网上沸沸扬扬，各路评论文章也很多，很多人提到这事件背后是对中东地区领导权的争夺，并认为衰落的伊斯兰世界只有团结在一起才能重新崛起。然而现在还看不到通向统一的可行路径。

今天，我从地理的角度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中东无法统一？

中东是一个枢纽地带，这是其根本的优势和劣势所在，进则四面出击，退则四面受敌，合则居大陆之中，分则内斗不止。

这也是很多人畏惧中东崛起的原因，历史上的阿拉伯和奥斯曼都曾深深震撼了欧洲人民的心灵，并且在东西方贸易上压制了欧洲一千多年。 

三洲五海是对中东很好的形容，也可以说，中东由五大陆地板块和五大水域组成，这里是欧亚非大陆的枢纽所在。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中东的西边，环地中海地区，也是一个枢纽地带，这里由六大陆地板块和四大水域组成。

中东地区和环地中海，两者还有所重叠，虽然一个以陆地为枢纽，一个以海洋为枢纽，两者却暗合一些相同道理，并且两者在很长一段历史中，有着美妙的互动关系。

我们比较一下会发现，两者都有众多的边缘板块，而且实力相当，是多强格局而非一超多强，边缘板块之间，中东的枢纽是新月地带，地中海的枢纽则是制海权（古代）。

这样的多强格局不利于统一，并且由于地中海方面由半岛组成，中东方面有高原与沙漠为屏障，使得没有哪个板块具有绝对的地理优势。如果有某一方崛起，便可能成为众矢之的。

然而统一并不是不可能，罗马帝国国祚绵长，而中东地区也曾有过三大“统一”时代：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

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真正的统一，如果说波斯和罗马帝国是一统枢纽地带的典范，那么其成功的基础条件，之后便不复存在了。

有三个基础条件：

某个板块具有技术和制度的先发优势、敌国松散或积弱、没有外部强权插手。

即：我方有巨大优势、敌国皆劣势、敌国无奥援。

这些条件，在历史早期是存在的，由于技术和资源的不均衡，各地的开发程度和组织程度差别很大，文明的成果还没有深入到各地，强国崛起更为容易。

且由于人口密集的文明仍集中在中东和地中海沿岸，北方的西欧和东欧尚无强权，南方的内部整合要从容得多。此时棋盘还比较小，到了全球时代，地中海和中东这样的中等破碎地带，可能就要一直破碎下去了。

 如罗马帝国在击败迦太基之后，东地中海的松散城邦和积弱帝国便再没有哪个能阻挡帝国的脚步。罗马还可以北上高卢、东进日耳曼、跨海不列颠，以至有空前伟业。

如果当时西欧有同样组织程度的国家，不止罗马北上无望，统一地中海也会被打断。而正是由于罗马帝国的长期经营，高卢地区（法国）得到开发，当蛮族灭亡西罗马帝国后，欧洲文明的重心开始向西欧转移，从此环地中海再也没有统一。

中东枢纽有着类似的模式，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分别兴起于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半岛，这是围绕新月沃地的三大板块。（简直是轮流坐庄，而埃及文明更古老，出局也更早）

波斯第一帝国的统一，以及之后建立在波斯基础上的短暂的亚历山大帝国，和后世相比，还显得比较松散，对各地的征服，还不能形成有效的统治。

且这样规模的帝国在当时看来确实困难，种种的不统一难以克服，如果军队中波斯嫡系部队被击溃，各地征召而来的仆从军就可能瓦解。波斯帝国也首先是失败于内忧，后亡于亚历山大的外患。

由于小亚细亚半岛的人口密集区在马尔马拉海沿岸、地中海沿岸、黑海沿岸，使得这个半岛虽然长在亚洲身上，经济却是面向欧洲一侧的。而波斯帝国在征服希腊世界失败后，也只能放任小亚细亚沿海的希腊城邦自治，真正对其统治是困难的。

个人认为，土耳其的这种“长在亚洲、面向欧洲”的特征，是中东在历史上不曾真正统一的关键，虽然伊朗高原同样山地环绕，但其核心区却是面向两河流域一侧的。

一千年后，小亚细亚的东罗马和伊朗高原的萨珊波斯都是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虽然在阿拉伯帝国崛起的过程中波斯被灭，但东罗马帝国幸存，这个通向欧洲的堡垒又一直挺立了八百年（1453年）。

即便伊斯兰世界一直扩张到北非甚至西班牙，但在小亚细亚的受阻是决定性的。八百年后，奥斯曼帝国攻破君士坦丁堡之后，必然将爱琴海和黑海据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奥斯曼帝国并不拥有伊朗（阿拉伯帝国拥有伊朗，但没有小亚细亚）。

可见，一个囊括整个中东所有板块的帝国是多么困难，东地中海或是新月沃地帝国，两者不可兼得。

中东比地中海有着更强的防御性，周边为高山沙漠与海洋环绕，地中海则直接面对西欧富饶地区的竞争。

由于这个原因，当地中海帝国（罗马帝国）注定消失之后，中东依然出现了阿拉伯和奥斯曼，但最终，外部强权还是来了，如果说来自蒙古帝国的冲击较为短暂（不过对东伊朗和阿富汗造成重创），那么大航海以及俄国的崛起就是决定性的因素，是新时代的到来。

当新兴的葡萄牙帝国跨越大洋完败阿拉伯老式舰队之时，当英法联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为残喘的奥斯曼续命之时，当沙俄与英国万里逐鹿瓜分伊朗高原之时。中东地区不仅承受北方游牧民族与俄国的重压，海洋上的劣势亦暴露无遗。

在远洋航行充满危险的时代，中东还只需面对来自地中海的海上竞争，而保持分裂的地中海，压力也小得多。但大航海时代，敌国可以跨越大洋、可以控制整个地中海、还可以修一条苏伊士运河来加强自己的海上霸权。

这种技术、组织、地缘上的多重劣势，最终撕碎了奥斯曼帝国，中东进入分裂时期直至今天，而且这一趋势难以扭转，伊朗、土耳其、沙特、埃及作为中东四强，相互并没有击败哪一方的实力（且不说以色列的制衡力量）。

而他们背后也有着自己的海外靠山。可能由于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可能么），中东会出现局部强权，但中东的统一，已然不容区域外大国所允许。

在对内与对外两方面：我方有巨大优势、敌国皆劣势、敌国无奥援。如今，这三个条件都不复存在，中东便不可能统一。

日本一向习惯于挂羊头卖狗肉，在武器装备研制中往往喜欢在文字上狂撒烟雾剂。从二战时期违反国际条约秘密建造超标的“大和”级战列舰，到近年来建造多艘“准航母”，却坚持将其称为直升机护卫舰。近日日本又拿出一番说辞，声称为对抗中国公务船，要建造2艘“小”护卫舰。而这个所谓的“小”有多小呢？吨位竟然比中国054大型导弹护卫舰还大。而声称的只建造2艘又被扒出实际上是2018年只建造2艘，总的建造计划将达到22艘！

这是日本人典型的耍诈行为。

图片：日本将27000吨的“出云”号称为直升机护卫舰，可见其欺骗本性。

事情是怎样的呢？

据《日本经济新闻》5日报道，鉴于中国公务船在东海活动频繁，日本防卫省明年将建造2艘小型护卫舰。它们最大的特点是价格低，由于排水量比以往减少约2成，建造成本能节省3成。出于财政负担的考虑，防卫省还将建造更多节约成本的这类“紧凑”型舰艇。

图片：三菱重工集团之前公布的3000吨级30FF型导弹护卫舰设想图，现在看来排水量将提升至4000吨级。

看了新闻后是不是感觉日本转性了吗？一直追求大舰主义的海上自卫队怎么造起了“小”护卫舰。

再往后看具体数据。报道称，新建造的“紧凑”型护卫舰与以往通用型护卫舰相比，新护卫舰排水量从5000吨减至4000吨，舰员也将由200人减至130人，建造费用相应减少至500亿日元（单价约合4.6亿美元）。

图片：日本在澳大利亚展出的紧凑型护卫舰模型。

好吧！把4000吨的护卫舰叫做“小型”护卫舰也只有日本做得出来。

按照国际惯例，一般2000吨以下的护卫舰叫做轻型护卫舰，比如中国1400吨级的056型轻型护卫舰、俄罗斯1900吨的“猎豹”轻型护卫舰；而2000到4000吨级的护卫舰叫中型护卫舰，比如中国2250吨级的053H3型“江卫”II型护卫舰、韩国2300吨级的“仁川”级护卫舰；超过4000吨级的护卫舰一般称为大型护卫舰，比如中国054A型护卫舰，标准排水量3500吨，满载排水量4300吨，刚刚跨入大型护卫舰的行列。

图片：日本造2艘堪比054A吨位的护卫舰还好意思说是“小型”护卫舰。

而日本一来就要造4000吨级的护卫舰，满载排水量肯定要超出不少，还好意思自己装嫩，说是“小型”护卫舰，看来在日本人心中只有“出云”号这样的准航母才是真正的“护卫舰”！

其实，日本防卫省在规划《平成26-30年（2014-2018年）中期防卫力量建设计划》时就表示，日本海上自卫队需要一种紧凑型护卫舰（DEX），以替代地方队老旧的4000吨级“初雪”级、4900吨级“朝雾”级导弹驱逐舰和2500吨级“阿武畏”级等导弹护卫舰，作为地方队主力在日本相关海域执行情报及监视与侦察（ISR）、反潜、护航、水雷战等任务，全力确保日本海上交通线安全。

图片：最初设想中的紧凑型护卫舰外形图。

早在2015年6月13日，日本“防务与空间区域简报”（Defense and space domain briefing）就首次披露了三菱重工集团新型水面作战舰艇概念——3000吨级30FF导弹护卫舰。该项目其实已经进行了多年，并几经改动。

其实并不是像日本媒体说的将排水量从5000吨降低到了4000吨，搞个小护卫舰。而实际是将原始方案中的3000吨护卫舰提升到了4000吨护卫舰。所以说，日本的这一做法本意是想掩人耳目，但其实只是掩耳盗铃骗自己而已。

图片：日本紧凑型护卫舰模型，可见使用的是127毫米舰炮，用这种级别的武器去对抗中国公务船，也亏日本人做得出来！

据三菱重工称，该舰采用了武器系统综合技术。舰艏配备了一门Mk45 Mod 4型62倍径127毫米舰炮，是日本按照美国许可证生产的，使用增程弹射程可达117公里。

用这样的武器来对付所谓的中国公务船，也真下得了手！还不要说舰上未来可能安装的导弹武器系统。

图片：三菱重工网页上展示的30FF技术特点，从示意图上看该舰的研制得益于航空和导弹技术的发展。

另外报道中的一个骗局是数量的问题。日本媒体称将在明年建造2艘这样的“小型”护卫舰，让大家以为日本造两艘就了事了。但是实际上该舰的建造计划远远不止2艘！

根据早年披露的DEX护卫舰建造计划，日本将从2018年开始，以每年2艘的速度建造该型军舰，总共采购数量为22艘。这些紧凑型导弹护卫舰将逐步替换掉海上自卫队地方队原有的老式导弹驱逐舰、护卫舰，成为新地方队的主力舰艇。

本来这些军舰单价约为400亿日元（约合3.88亿美元），现在也涨到了500亿日元（单价约合4.6亿美元），所以并不是什么减少而是增加。

图片：日本紧凑型护卫舰想象图，想想22艘这种战舰在中国沿海晃悠，是未来巨大的威胁。

22艘如狼似虎的“小型”护卫舰可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在中日两国争端海区冲突难以化解的情况下尤其值得我们警惕，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该型战舰将会频频出现在电视新闻的镜头中，成为日本实现海上野心的马前卒。​​​​

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改变一生的时刻。

当然，大学不全然是决定自己人生的地方。这只是一个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教育普及，大学几乎已经成了“义务教育”。不存在上没上过大学，只存在上过什么大学而已。

一个人进入大学应该努力学习，充分体验大学可以给他提供的机遇和经验。在他离开大学后，他应该可以用他在大学中学习到的知识去实现一些成绩。如果一个人在大学的4年是他人生中最棒的4年，那么大学其实辜负了这个学生。

一种声音经常能被听到：对中国的应试教育体制进行控诉。其中一个最大的靶子就是高考。

的确，高考让人压力很大。大到全社会都要为这件事情让步。

武警会执勤，警察会封路，大妈们甚至会停下舞步。

一考定终生让人在高二高三经历了炼狱般的考验，不眠不休，让自己的大脑记忆力达到自己一生的巅峰状态。然后要将这些存货在三天内倾泻在考场中。当然，这种社会活动竞争激烈。特别是对于那些倾尽全力却在考场中失误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灾难。

但从宏观来看。高考只存在方法上的问题，不存在原则上的问题。

高考可以说是中国发明的最公平的制度之一。

分数是一个不问出身，相貌，年龄的东西。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中国的公立学校皆以这个作为录取的标准。

当然，它在具体操作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对特定人群的加分制度，比如对特定地区有录取优待或者录取歧视，比如一年只能考一次等等情况。但是说到底，只要能考出一个高分，就有去清华北大上学的机会。

在中国，你可以用一个好成绩换来清华北大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在美国，分数并不是决定性的。

说一句俗话。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制度设计服务精英阶层。

美国的大学教育资源非常丰富。两百多年的建国时间，一百多年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透过滴灌也可以让升斗小民获得体面的生活。

但是当把眼光放在社会的第一梯队时，就会发现中美两国存在的巨大的差异。

在美国，和中国的清华北大相对应的就当属常春藤盟校了。

常春藤盟校是8所私立一流大学，他们分别是：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布朗大学及康奈尔大学。

除了康奈尔大学之外，前7所都是在美国独立前就建立了。可以说这些老牌精英大学是看着美国长大的。

对于这些大学来说，想进去可不容易，这考验的远远不是个人能力的比拼，而是整个家庭的奋斗。

清华北大对于很多学子来说，是他们改变人生的一个跳板。在这里他们能够接触到最前沿的资讯和最好的教育。

但是常春藤的逻辑则完全不同。

美国有一种精英排外文化。其内涵就是精英喜欢搞小团体。用学校、俱乐部、兄弟会等各种各样的排外组织将自己异化。

卫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Michael Roth说过：“常春藤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他们的本科教育，而恰恰就是因为它们难进。”

要知道，私立大学的资金不是纳税人的，而是自己的。而这些钱多数都来自于精英阶级。他们通过这一方式将常春藤打造为自己的孩子在进入社会前关系社交平台。

在1910年前，这些学校要求考生考拉丁文和希腊文，而公立学校压根不教授这种课程。可想而知，虽然号称公平，但是这是用技术手段将平民子弟拉黑。

说到底，你要掌握一堆人生经历，各种高超技能，而这些是拿钱堆出来的。

很多人喜欢强调常春藤那种变态的录取方式是所谓的素质教育。其实，任何东西成为一种游戏规则后都不再是什么素质。因为人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存在着明确的目的性。

所谓素质教育不是真为了培养品格，而是为了确保精英子弟的录取比例。并非所有的素质都可以得到常春藤的青睐，比如你成天上街扶老太太过马路就不是他们要的素质。他们希望的是大提琴、击剑等贵族运动。

很多人批判中国的应试教育是让一帮孩子削减脑袋适应一个标准。会造成孩子缺乏独立自主的意识，只知道怎么考试。如果要这样说，那么美国还是一样，他们知道为了上常春藤要做什么，他们同样不知道意义。

2017年6月5日，哈佛大学查看了几名录取新生的私人聊天记录，发现他们说了一些不符合哈佛主义价值观的话，于是剥夺了他们的录取资格。

可能在将来，为了进入常春藤，一个学生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也要成为他们美化的部分，成为学校管理部门监视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教育应该给人机会去探索未知，尝试新鲜事物，发现观察世界的新角度。但是当一个人为了让自己多才多艺，就会把大量的时间贡献给“素质教育”，无限侵占自己的空余时间，没有能力全神贯注发展一种挚爱的技能。

这些大学好仅仅是体现在排名上的，而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最“权威”的排名就是《美国新闻》的排名。而这个《美国新闻》是一个私营机构。所以你懂的，最后，家长和学生关注排名，按照排名选学校，而学校为了迎合生源，去向排名机构妥协，按照排名机构定的标准来调整自己的配置。

更可笑的是什么，为了提升学校的排名，一些曾经排名靠后的大学通过贴近常春藤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排名，优化自己的生源。

比如芝加哥大学，就在效仿常春藤盟校，将录取率调低到10%后，得到了排名提升至5~6位的“奖励”。

如此一来，现在的美国大学其实越来越大同小异，自由化、多元化、平等、博爱、理想主义等观念成为了大学的统治思想。而挤破脑袋进入这些大学的学生们也越来越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美国的教育者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有的。

2011年，200所大学的校长和高管齐聚南加州大学，讨论如何改革大学录取模式的问题。但是最后却不了了之。

参会人士回应道，目前的制度糟糕，但是已经有大量的学生为此做好了准备。如果我们贸然修改制度，那么他们也会促使学校董事会打断改革的进程。

也许高考不是一个很活泼的制度，但是从这个角度看来，至少老百姓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可以通过一种普遍公平的方式向最高学府发起冲刺，对命运的安排说：

“不！”

慈父2遇到虎王竞然吓破了胆，弃车逃跑这奇葩事是真的吗？！

日本军事模型界以内，著名插画家森永洋曾出版过一本漫画集《装甲传说》，以卡通笔触描绘历史上坦克战争的种种趣闻轶事。书中，很是危言耸听的一页引起了军事喜爱者的强烈反响、口水仗一度此起彼伏：“虎王坦克是如斯庞大，以致于有的斯大林装甲车组一看到它就跳车逃跑”!

缘故很简单：尽人皆知，德军的虎王坦克和同时代的苏军斯大林JS-2坦克堪称不分伯仲、互有长短，都没法完整压抑对方。更何况这对冤家碰头的时候已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联红军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德国本土进军，正堪称所向无敌、气概如虹，怎样可能被德国坦克吓破了胆呢？

实际上，森永洋的漫画并不是空穴来风，“虎王”吓跑“斯大林”的战役，记录在《武装党卫军装甲战1943-1945》中，当事人是党卫军上尉弗里茨·考尔奥弗，来自著名的党卫军第503重装甲营。

“虎王”吓跑“斯大林”的战役出自《武装党卫军装甲战1943-1945》

这个故事要从1945年2月说起，当时，曾不可一世的德国戎行已大难临头。在东线战场上，苏联戎行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击，眼看着就要将德军赶回德国国内。2月4日，大批重兵部队包抄了德军扼守的阿恩斯瓦尔德。当时，这座小城里还有约1000名来自不同作战单位的德军兵士和5000名平民。德军固然不肯束手待毙，在城内坚守的同时，城外也在为解围做筹备。


2月7日，斯塔加德城的党卫军第503重装甲营派出弗里茨·考尔奥弗上尉，率领三辆刚刚修复终了的虎王坦克，火速赶往阿恩斯瓦尔德救济。

经由一番周折，这只小部队在次日清晨抵达阿恩斯瓦尔德以北的雅各布斯哈根，这里是党卫军第11装甲师旗下的“赫尔曼·冯·萨尔扎”装甲团1营指挥部的驻地。此时，有讲演指出苏军正朝着波罗的海方向前进，大批德国难民正面临着被苏军割断的危险。因而在2月8日凌晨，装甲营指挥官命令考尔奥弗：“带领一辆虎王坦克和维尔德上士指挥的三辆突击炮前往齐根哈根，再跨过伊纳河桥前往小希尔伯尔，在那里阻击苏军进攻部队。”


德国占据时代的小希尔伯尔镇，也就是今天位于波兰境内的Suliborek镇，镇子的西面就是考尔奥弗上尉所说的伊纳河

考尔奥弗上尉立刻受命向东动身，他回想说：“我们从位于雅各布斯哈根南部的装甲营指挥部动身，开上伊纳河西岸的小山山顶，这里视线开阔。在明亮的阳光下看到了可怕的一幕：伊纳河东边苏军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队正源源不断沿着河岸开进，车队中有坦克、大炮和其他各种车辆，乃至还有马拉车。。。如果让它们继续前进的话，他们将达到波罗的海沿岸，割断我们还在库尔兰苦战的部队的海上撤退道路。”

指挥突击炮部队的维尔德上士是一位经验丰厚的装甲兵，他和考尔奥弗上尉都想尽快发起进攻。无非，此时敌我双方实力实在太过迥异，冒然强袭将是绝路一条。因而，维尔德上士返回指挥部求援。


▲位于伊纳河东边，南北走向的DW151号
公路极可能就是考尔奥弗上尉所描写的苏军前进道路

不久以后，考尔奥弗上尉等到了此外两辆虎王坦克、10辆突击炮以及整整一个连的伞兵部队，赶来增援他规画的进攻行为：“我们的装甲战役群在中午时分开始向齐根哈根进发。在抵达伊纳河河岸以前我们不能不停下来肃清齐根哈根镇外的敌军反坦克炮阵地。伴同的伞兵们则沿着伊纳河上桥梁的道路双侧前进。”

在一开始，这支进攻部队就便赶上了大麻烦，考尔奥弗上尉回想说：“我们与沿着同一条道路向大希尔伯尔推动的苏军迎头碰上。突击炮和苏军反坦克炮开展剧烈对射，但因为道路的起伏较大，体型低矮的反坦克炮和突击炮都唯一一小部份轮廓露出特别难以命中，双方的炮弹都落在离目标很远之处。我们的进攻因而堕入停滞。”

▲德军的三号突击炮其低矮的身形
尽管能够有效隐秘本身
然而却无益于在起伏较大的地形中交兵

这时候候，轮到考尔奥弗上尉手下火力强大的虎王坦克上场了：“虎王坦克的车身较高，因而能战胜地形的起伏干掉那门反坦克炮。我让突击炮车长告诉我反坦克炮的确实位置，然后开上前去用一发高爆弹轰掉措手不及的反坦克炮。”

与突击炮相比，虎王的身形可算得上是牛高马大

在考尔奥弗上尉车组干净爽利地打掉苏军反坦克炮以后，以虎王坦克打头阵的进攻部队，继续向公路方向推动。但是，不久以后，这只小部队遇到了苏军设置的第二道障碍：“正当我们感觉这次行为的成功仿佛就在面前的时候，却发现前方的两座房子之间布置着一排肉眼可见的地雷。我试图呼唤工兵前来增援排除了前方的地雷，然而没有得到回应。最后我脑子一热，抉择自己下车排掉这些拦路的地雷。”

就在考尔奥弗上尉跳下战车试图清算地雷的时候，他看到一位不知名的伞兵少尉站了出来：“接下来产生的这一幕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他背着一个装满爆炸物的帆布袋，冒着敌方的枪弹在街道上跳来跳去，终究奇迹般地用手榴弹和爆炸物肃清了所有地雷！这真是让人难忘的情景，任何目击了这一切的人都忘不了。”


一位德军伞兵部队的兵士
尽管在战争后期德国人已再也不实行空降作战
然而其精锐的伞兵部队仍然活跃在战场上

这名勇敢的少尉贡献还不止于此，他很快就发现了一座房子后面暗藏的虎王坦克死敌——苏军斯大林型重型坦克，依据考尔奥弗上尉的描写：“少尉发现一座房子后面藏着一个对我们的坦克有着巨大要挟的东西，他拼命向我们挥动手臂并反复指向街道前方的岔道。我大概猜到了啥，因而命令装填手图斯克维茨改换穿甲弹。谢天谢地，我们的反映够快：前方视线中呈现了一个炮口制退器——这只能是一辆约瑟夫·斯大林（JS-2）重型坦克。这辆俄国人的怪物坦克从50米开外的房屋身后呈现，径直向我们开来。‘12点钟方向，穿甲弹，距离50，约瑟夫斯大林，瞄准炮塔和车体之间，开火！’炮手弗利茨·卢克斯踩下击发扳机。被打中的俄国坦克立刻停了下来，它的舱门打开了，我们车组开始喝彩。”

然而，考尔奥弗上尉苏醒地意想到事情并无这么简单：“这辆JS-2坦克那可怕的122妹妹炮在还指向我们，现在可不是祝贺成功的时候，我用尽力气喊道：‘你们疯了吗？再给它来一发！’接下来又是一次‘再来一发！’。这下子这辆斯大林坦克被打成一团熊熊焚烧的火球，车内的弹药不断产生恐怖的殉爆。”

▲考尔奥弗上尉当天的对手，
苏军近卫重型坦克11旅所配备的斯大林2型坦克

紧接着，考尔奥弗上尉发现在殉爆苏军坦克的左侧又呈现了两辆同型号的斯大林坦克：“这两辆坦克的车组多半是被同伴的惨状吓坏了，因而他们打开舱门跳出坦克，不战而逃！我们并无向这两辆被抛弃的坦克开火，由于它们的炮管都向上抬起。明显敌方坦克乘员没有预感到会遇到我们，而且多半没有在如斯近的距离上与虎王坦克面对面遭受。”

就这样，考尔奥弗上尉的虎王车组收成了一对独一无二的声称战果：一炮未发、强迫两辆斯大林坦克的车组不战而溃、弃车逃跑！

此时此刻，德国坦克兵的心境特别愉快：“伴同的伞兵们向我们兴致勃勃地挥手，装甲车载无线电中也收到战友的庆祝。但我们还得继续前进，在焚烧的俄国坦克火势略微小一点以后，驾驶员操作虎王坦克绕开它径直冲向前进中的苏戎行列，将他们赶下道路，现在道路属于我们了，伞兵、坦克和突击炮向前推动，现在我们再一次感到成功已在自己手中。”

在随后的战役中，虎王坦克又挨了两三发炮弹，但都被厚重的装甲弹开。考尔奥弗上尉指挥的这支部队冲到小希尔伯尔南方的公路上，将公路上的所有苏军通通赶下了公路。到了夜里，三辆介入进攻的虎王坦克在公路位置转入防御。

▲JS-2坦克的122毫米主炮在50米距离上
完整具有击毁虎王坦克的能力
然而苏军车组却弃车而逃！

次日早上，德军总部命令考尔奥弗上尉率领着剩余的德军装甲部队对小希尔伯尔城镇东侧发起进攻，肃清剩余的苏军部队。然而在这次进攻作战中，虎王坦克没有得到步兵的掩护。在发起进攻后不久，考尔奥弗上尉的虎王坦克就堕入了危机：“我但愿其他坦克和突击炮能够跟随我们接替步兵为我们提供掩护。但是我们开到小希尔伯尔边沿时，发现除我们的坦克外没有任何友军跟随。直到后来在病院里我才知道到紧随我们的克斯中尉的坦克被苏军击中起火，虎王坦克庞大的身躯挡住了后面突击炮的前进道路。我们在城镇边沿又等了1个小时15分钟，一直没有等来救兵，因而开始迟缓地倒车后撤。”

在撤退的进程中，虎王车组赶上了大麻烦：“我们的撤退线路只走了一半路程就被一个俄国人用农具和板车临时构建的路障给挡住了。驾驶员试图渐渐绕过路障，但却不慎将左后车身掉进了路边的壕沟，这下我们的主炮指向天空，啥都打不着，车体机枪和同轴机枪也毫无用途。苏军步兵迅速凑近并试图搭上梯子爬上我们的坦克，我们对这一切完整无能为力。”

▲小希尔伯尔镇外的一道水渠
颇有可能就是当年陷住考尔奥弗座车的位置
其右侧恰好是一片农地，正好对应后续的描写

考尔奥弗意想到情况紧迫，后退不成，只有向前冲一条路了：“我命令驾驶员门克将油门踩到底，通过右侧农场之间的缺口开出城镇。这一开始仿佛起作用了，但没等我们开出城镇车内就传来一阵巨响，紧接着腾起一团火焰，受此重击的坦克立刻停了下来。我向车内大喊‘马上弃车！’后从车长指挥塔跳下，正在此时炮塔又挨了一炮，将我左腿小腿下列全体炸飞了。我刚落地时坦克又挨了第三发炮弹。我仅看到一位战友跳车逃走，但实际上有两人幸存了下来。”

随后，身负重伤的考尔奥弗上尉，被赶来的突击炮乘员救起。在前往医疗站的路上，他看到了第三辆虎王坦克的终局：“第三辆虎王坦克的车长走到突击炮旁边，向我讲演他的坦克完整故障了。我下令炸掉坦克的炮膛并将坦克烧掉。完成以后我们坐着突击炮离开了，我记不得突击炮上有哪些人，但他们在上午9点30上下把我送到医疗站。”

至此，进攻小希尔伯尔的三辆虎王坦克，已全体报销，而考尔奥弗上尉也永久地与他的坦克兵生涯挥手告别。

▲被击毁的虎王坦克，虽然虎王的确皮糙肉厚
然而远没有到达无敌的水准

虽然考尔奥弗上尉所描写的虎王与JS-2坦克的对决特别有戏剧性，然而现存苏方资料中并无详细的描写这次战役。依据苏方的讲演，阿恩斯瓦尔德地区的近卫重型坦克第11旅在2月8号到9号与德军作战时、大概损失了12-14辆JS-2重型坦克。另外，该旅的战役日志上提到2月8日20：00上下，德军攻占了小希尔伯尔。因而，基本可以判断出虎王和JS-2之间确切产生了遭受战。

无非，历史真象是不是正如考尔奥弗上尉所描写的那样，尚有待苏军资料的进一步挖掘。

 回顾近代战争历史不难发现，城市始终是战争双方激烈争夺的重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越南战争中的顺化战役和伊拉克战争中的费卢杰战役等等,这些战役使人们联想起步兵部队官兵在大城市街道进行作战的血腥场景。而且，随着时代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越来越多，战争和恐怖威胁越来越紧迫，有越来越多的军兵种和新装备投入战斗，适应城市作战的新战法也不断涌现。无可否认，城市作战在21世纪必将走上战争舞台的中央。

        现代城市作战与开阔地域作战有着很大不同。一是复杂而坚固的地形地物，对作战双方既是良好的掩护又是头痛的障碍；二是林立的建筑，降低了通信的效能；三是复杂的地形地物和室内结构严重影响态势感知；四是道义和国际法对平民的保护限制了部队行动和武器装备的使用强度；四是纵横的街区割裂了攻防的布式，加上通信、感知困难和行动受限，使作战协同更加困难、攻击效果大打折扣，等等。现代城市作战与以往相比，有着新的特点和发展。

        借鉴外军城市作战准备与训练的经验，我们必须早早下手。在这方面美军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以供我们借鉴。今次转发一篇现代军事刊载的《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准备在超大城市进行作战》，供亲们参考。

        和平时期的作战准备主要是通过训练来提高战斗力。通过借鉴美军的做法，我们除了可以进行相关作战研究外，更可研究训练的路子和信息化环境、手段建设的需求。因敌而动，早做准备；借助手段，弯道超车，我们的军事斗争准备一定会走在世界前列。

这个话题写下来，有点小紧张，难道你非要说父母长辈对子女的爱，是有价的，要交换的，须回报的？这不是抹黑天下父母么？其实这句话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现今为人父母者，多活得累而憋屈。他们的儿女，对待父母长辈，有时常让我们看不懂。

以为享受爱是天经地义的，此其一。

对亲情，只奉献，不求回报，不仅是人类的优良传统，也是自然界的约定俗成。你见过老母鸡要求小鸡报答的么？小狐狸大了，老狐狸狠心把它赶走自立，各过各的，老死不相往来。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都爱护幼小，舔犊情深，演绎出多少感天动地的故事。

可人之所区别与动物，成为万物生灵的主宰，就缘于人是有思想的高级动物。动物只有本能的生养和亲昵，人却有比山高比海深的复杂情感，人在进化中形成的互助，抱团和感恩，为崛起的文明大厦添砖加瓦，故孝顺也是中华璀璨文化中最华彩的一章。

都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民族的往往被遗忘得更快，现在还有几人穿长袍中山装？为人子女，从小到大，谁不认为接受爱，享用爱是天经地义的？轻易得到的就不珍惜，或是等失去了才痛悔。百货商场里，常见幼童因长辈不满足自己的购物要求，对奶奶又踢又打。多少家庭中，那些不肖子孙“葛优躺”着心安理得啃老。

有一朋友，自述女儿十余岁，每天早上起来自己烧早饭吃了，并为还在憨睡的父母准备好早餐再去上学。闻者无不发出“啊”的惊叹，居然还有这样比大熊猫还稀少的的小孩！想想也是，你我家里，儿女是会摸拖把棍，还是会掂锅铲？我们除了狙击手一样死盯着分数，把他们像菩萨一般供着，可能最后供出一个自私的低能儿。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怪谁？

以为爱是无须讲出来的，此其二。

中国人内敛，地球人皆知，外国人念经一样挂在嘴上“谢谢”，“我爱你”，我们可能一生都没有认真地看着对方眼睛大声说出来，反差大也不能这么大啊。为人子女，沐浴在父母长辈爱的阳光下，很少去想这种温暖来自何方，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他们大概都觉得知道就行了，何必讲出来，太酸太别扭太肉麻，长期不讲，就讲不出来了。

是父母长辈压根儿就不愿听这种话吗？错，他们也想听，只是没敢奢望听，因为从没人对他们说。也是奇了怪了，除了孽种不肖子，天下儿女皆爱父母，父母对儿女更别说，需要用自己的命去换回儿女的命，他们不会有一秒钟的犹豫。可就是互相端着不说，国情误人，文化误人？

好吧，儿女不说，爹娘来说，就是鼓足勇气说了，也未必听得到希望听到的反聩。收藏家马末都在一篇博文中说，他觉得亲人之间不言爱是一大缺憾，经过反复考虑，有次很认真地向十几岁的儿子告白“我爱你”！儿子看了他半天，说你没事吧？瞧，这钉子碰的！

我也当了我父母半个世纪的儿子，坦白地说，我从没向他们特别是母亲说过我爱你。二老双亲仙逝十几年了，此事我非常后悔，成为隐隐作疼的伤疤，逼得我常常在半夜无眠时无情地鞭笞自己：爱她，为什么不大声讲出来，我就是个呆瓜蠢货，是个不孝子呵！

漫漫岁月中，苦嚼后悔药，难道仅有我一个人么？

以为来自父母的爱是无须回报的，此其三。

朋友聚餐，风头都被Y大姐抢了，也不叫抢，大家都被她的感概打动，她女儿读大一，应该过了叛逆期，可比叛逆期还让她伤心。

按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可这件是铁皮衬里，不暖还冰。回得家来，没两句话，全在手机和电脑上消磨，网上聊天，或是闺蜜聚会，她那叫一个能说，到哪都成热点和中心。可家里父母来搭话，却全从鼻孔里哼哼。

一闺蜜过生日，她不和父母商量，竟送一台苹果平板电脑，要知道她从未赚过一分钱！妈妈再也忍不住了，说了公主两句，这下把她惹毛了：不就是一台平板的钱嘛，我会还你！

妈妈反诘：不是钱的事，这么多年父母生日没看见你问候过一句，送过一分钱的礼物！你洒向朋友都是爱，怎么舍不得分给父母一点点！女儿洒泪怒吼：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父母，居然向亲生女儿索要回报！

这个事例极具代表性，中国的儿女，无论小或大，平时都疏于甚至不屑于向父母示爱，很少想过他们需要什么。要知道父母长辈也需要互动，需要抚慰，需要互相思念，亲情之树也需要用心血浇灌才能枝繁叶茂。

不是索要金钱物质的孝敬，只要心里给爹娘留一点点位置，记得关心和问候：出差在外打个电话发来短信提醒父母降温了注意添衣，出门前与妈妈来一个轻轻的拥抱，旅游归来带给爸爸一点其实没实用价值的小礼物，难得回家就丢下手机耐着性子多和他们说说话……都会让父母长辈激动万分。

作家麦家在《朗读者》里说，他与儿子一直关系很僵，18岁的儿子要出国，麦家就在儿子行李箱中放了一封深情的信。儿子后来发来微信，没一个字，只有两个流泪的表情，可就是这样，刚强的老爸眼泪就真的下来了。

父母长辈需要的真的不多，犹如拼尽气力对着峡谷呐喊，只盼望听到一点点回声，就满足了，就陶醉其中。如果说付出之后也需要回报，这就是，天下本没有完全无须回报的爱！

关于感恩，我们不会真的要请反哺的乌鸦，跪乳的羊羔来给我们上课吧？

​1907年，邹大鹏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年时期在凤凰城省立二师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活动。

1925年，在北平考入汉阳兵工学校。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该校支部书记。因为参加了汉阳兵工厂大罢工，被学校开除，返回东北。任共青团北满特委书记，青年部主任，共青团省委书记等职。

此时期，邹大鹏和他的战友们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四年顽强不屈的战斗，在白山黑水间开辟了北满这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发动了如火如荼的反帝爱国运动，建立发展了党团组织，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的反动气焰，哺育了大批青年骨干，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1年邹大鹏因为不满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被错误地开除党籍后，仍积极寻找党的组织，先后参加了邓铁梅、马占山抗日义勇军活动。

中共著名兵运专家，开国首任央行行长南汉宸

​1935年经南汉宸介绍重新入党。

1936年调延安学习后任总政联络科长、晋绥调查局局长等职。

1944年10月中央社会部派邹大鹏自延安赴胶东任区党委联络部长，指定他的任务是发展东北的情报工作。

最早进入东北地区的“临时东北工作委员会”

今天人们都知道，二战结束后，中共军队挥戈北上，最早进入东北地区的中国（中共）军事力量是中共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等部。而比之更早的是却是由中共中央直接组织，命令的邹大鹏为书记的“临时东北工作委员会”。

原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司令员，开国少将曾克林

​

原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雅尔塔高峰会议，苏联和国民党政府制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致达成共识：东北在苏军撤出后只能由国民党接管。根据这个协议，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不但不能对日军受降，也不能接受苏方援助，连能否进入东北都成了很大的疑问。

前苏联政府与大陆原国民党政府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紧急关头，中央迅速命令正在胶东的邹大鹏组成“临时东北工作委员会”，邹任书记，吕其恩、于克、柳运光、程光烈为委员，带领一百多名情报、城工干部和一支精干的武装部队，携带电台。

1945年8月26日，邹大鹏率部跨海东征，立即从烟台冲破美军海上重重封锁，强渡渤海，率先从辽东庄河县登陆，摧毁敌伪警察部队和伪政权，并与苏联红军建立了联系。

站稳脚跟后，经过深入调查，向中央发电，系统、详细地报告了解放庄河县一带的经过和了解到的东北的情况。当时苏军只占领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其他广大地区仍由日伪掌握。汉奸、土匪猖獗，社会情况混乱，广大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渴望解放。虽然雅尔塔会议限定将来东北地区由蒋介石接管，但国民党鞭长莫及，其军事、政治力量短期绝难到达，苏联红军在东北对我方的活动采取默认的态度，并给予积极的帮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正是我方乘虚而入、开发东北的大好良机。这些重要的情况和建议反映到延安后，引起中央的特别重视。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八路军收复山海关后，列队穿城而过

​根据邹大鹏及其他各方面反映的东北的情况和全国的形势，经过慎重研究，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重要战略方针，对原先的部署进行了调整,决定抓紧千载难逢之机，以疾雷闪电之势挺进东北，要建立背靠苏联、连接蒙古的强大根据地。

1945年9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陆续派出部队30万，干部两万多，包括中央委员20人、候补中央委员10人，分头进入东北。

随即命令林彪由山东赴任途中立刻转赴东北，统一领导东北的军事工作，成立了东北军区，及中共先期和后续在东北的各部队统一建制。在国民党主力到达之前，完成了布局东北，形成以逸待劳、请君入瓮之势，在全国战略布局上，取得了完全的先手。

解放战争中后期，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

​邹大鹏及其“临时东北工作委员会”成为中共首先突破雅尔塔会议在东北所划“禁区”的先遣队，他的电台也是最早进入东北的电台，他反映的情况对中央这次重大战略决策的调整起了重要的、决定性的参考作用，因而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赞扬。

1945年9月，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邹大鹏任第二部长，分管情报工作，先后充实了干部，健全了机构，逐步发展了敌区情报组织，配合东北正面军事战场，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东北社会部成立不久，邹大鹏便派遣出高级情工田琛秘密进入长春，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主持和部署情报工作。经过甄别，考察，先后选派了白山、田羽等，利用伪满军校时期的同学、师生关系打入驻防长春的敌军第四纵队。经过考察，又吸收了杨元甲、解德全、齐振等参加工作，潜伏于国民党军城防主力第二纵队的司令部参谋处。

​1946年初，中共东北军队决定在蒋正规军尚未到达前解放长春。邹大鹏早就布置了田琛抓紧搜集了不少敌军动向和城防情报，要他们按所掌握的资料绘制成《长春防守部署要图》，将敌防区划分、阵地布置、防守重点、火力配备等，一一标记清楚。邹大鹏因解放长春事关重大，为万无一失，在敌区情报人员的掩护下，亲自化装潜入长春，把有关的情况和材料，就地进行了解、核对，现场视察后，将情报安全带回哈尔滨，报送东北局和军区领导。

1946年4月14日，根据邹大鹏及所属部门所提供的情报，东北解放军一举解放长春，全歼守敌两万多，缴获大量装备、武器弹药。这是中共军队进入东北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第一次解放长春战役能速战速决，取得辉煌的战绩，主要得益于事先取得准确而详细的情报。为配合战争，邹大鹏在紧要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冒险犯难，充分表现了一个情报工作者大无畏的气魄。这次情报工作受到表扬，邹大鹏被任命为长春特别市市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任长春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朱光任中共长春特别市市委书记；邹大鹏任长春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长春特别市市长；张文海任长春特别市副市长）

1946年4月18日第一次解放长春后，在人民广场银行大楼前举行军民祝捷大会

​1947年10月，辽南形势很好，但战略要地营口尚未解放，我辽南军区部队曾强攻不下。东北社会部和大连社会部经研究决定，对该市驻军主力、敌暂编58师师长王家善进行策反，任务主要由辽南站情报站长石迪执行。

起义将领王家善

​第一次解放长春后，石在俘虏中物色一名政治条件较好的少校参谋廉政，经邹大鹏亲自谈话教育后，派回暂编58师，其因与王家善有师生关系，被任命为中校作战科长。

不久，廉政发展了几个关系，建立了情报小组，通过与王接触，施加影响，对促使王起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王家善因受国民党的歧视和钳制，早有不满情绪。经过反复做工作，王决定反正。

1948年2月23日，我方派辽南军区司令吴瑞林和大连社会部副部长马次清、石迪与王部代表在大石桥进行了正式谈判，达成协议，于25日率部八千余人宣布起义，营口和平解放，逮捕了营口市市长袁鸿奎（逵）、交警纵队队长李安等，及各类警察官员38人，协助我军消灭交警纵队3000多人，对东北战局有相当的震动。

原国民党营口市市长，后策动云南起义功臣，袁鸿奎（逵）。瞧着有点像马云。

​题外话：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活动于长春的地下组织主要有：

东北局城工部领导的徐慎系统、吉北联络处，东北局社会部领导的长春工作站，东北军区松前指挥部领导的情报小组，以及先由东北局领导后转由长春工委领导的吕天系统等组织。

最初，由于斗争环境险恶以及多线派遣的特点，各地下工作小组都分散活动、各自为战，彼此间没有横向联系。

1947年11月，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决定成立长春工委，分别负责开展以长春为中心的吉林等敌占城市工作。

回归正文：

1948年4月，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决定再度攻取长春。

据不完全统计，仅1948年3月至8月，长春工委情工组就搜集警报性情报45份，有重要价值情报180份，次要情报95份，一般情报93份。为围城部队搞到了长春64座钢筋永久工事的图纸，以及将在洮南、海拉尔、哈尔滨、库伦、敦化、北安、延吉、牡丹江、九台等地潜伏的特务名单。

由松江军区前指领导的张正平小组开办了“富源长制米厂”作为联络点，同国民党新7军的各级军需部门建立起业务往来。通过对各伙食单位特务长的业务接触，基本摸清了长春国民党守军的人数。他们还利用关系打进国民党长春空军站，掌握了国民党驻长空军的情况。

1948年10月长春解放时，地下工作人员达1200余人（含党员及非党员）。

48年夺取长春后，长春前线司令员萧劲光(中)、政员萧华(左)接见曾泽生(右）

​东北“大决战”，穿过硝烟看“第二战场”

1947年底，中国内战进入决战阶段，并从东北开始。

大决战必须有情报工作的有力配合。邹大鹏在东北社会部所确定情报工作方针是：

“长期内线，精干隐蔽，以内线为取得情报的主要手段，以配合解放战争取得军政战略情报为主要目的。”

因为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明确的目标，工作发展很快。

国民党军进驻沈阳

​1946年，邹大鹏派赵明前往沈阳搜集国民党的军政情报。赵明初时以记者的身份活动，后打入东北行辕经委会交通处，及时、准确地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提供国民党每日军事调动的情报。

1947年11月，沈阳地下工作负责人王同安被捕叛变，敌人开始大搜捕，赵明及时通知相关人员撤离。

1948年2月，邹大鹏亲派周立浩重新开辟沈阳情报工作。周立浩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广泛活动，建立起代号为“方涛”的军事情报小组。该小组由周立浩前敌总负责，由邹大鹏坐镇直接指挥。在整个辽沈战役期间，方涛小组送出了近千份军事机密情报，其中包括廖耀湘第九兵团的西进作战计划，受到东野最高指挥部及林彪本人的高度评价。

晚年生活在沈阳铁西区的周立浩

​1948年初，已经形成基本能控制东北全局的情报网，对蒋军在东北的几个兵团的情况和动向都很清楚，情报准确、迅速，有时敌人的布置还没有下达，中共的对应措施已经布置下去，取得了战场上完全的主动权。

锦州战役后，东北战局急转直下，沈阳的卫立煌已是惶惶不可终日。中央考虑沈阳是历史名城，工业基础好，下令必须和平解放，以减少破坏。这项重大任务主要交给了东北社会部。邹大鹏预见到沈阳工作的重要性，早就把一个担任策反任务的重要内线情报人员王凤起派到沈阳。王是辽宁人，黄埔军校毕业，少将军衔，有正义感，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时，他任行辕高参。王的夫人富平是阎宝航和高崇民的好友，到东北后夫妇私下到哈尔滨探望高崇民，经高介绍给邹大鹏，邹亲自接待，谈话教育，面授机宜。

王接受任务回沈阳后，首先发展了黄埔同学秦祥征，帮助秦通过王的朋友关系担任了蒋军新建的沈阳守备第二总队总队长，王担任了副总队长兼参谋长，牢牢掌握了这个师级建制的部队。王又争取了53师师长许庚扬。王了解到53军副军长赵/国/屏尚持犹豫观望态度，由邹大鹏派赵的世交、中学同学李述笥带着吕正操、于毅夫的亲笔信去找他，劝他伺机起义，赵也欣然同意。　

邹大鹏又通过高崇民争取了高的旧友、回到东北的国民党接收人员、军统局少将设计委员、东北铁路警察局局长王化一，辽宁粮食管理局兼东北剿总粮食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胡圣一，他们也很痛快地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王化一还通过朋友关系争取了国民党116师师长刘德裕、130师师长王里寰、东北剿总军法处执行分监部中将主任赵毅。胡圣一争取了国民党新编东北骑兵军军长王照琨。

原东北剿总内，中间者为卫立煌

​在沈阳解放前夕，王、胡成立了“和平解放沈阳委员会”，秘密召集同意与我方合作的主要将领邱立亭、赵毅、王里寰、刘德裕、许赓扬、秦祥征、张如彬（301师师长）等开会，商定大家共同为和平解放沈阳而努力，并讨论了活捉卫立煌等军事首脑的问题。准备在10月30日卫立煌召开军政首脑紧急会议时，由王凤起率部采取“武装逼宫”的办法，迫令卫宣布守军全部起义。

不料，秦祥征大发“善心”，很快把扣卫的计划告诉了好朋友、沈阳市长董文琦，要他和大家一同脱离蒋帮，立功受奖。没有想到董满口答应，转身就去告诉了卫立煌。卫立煌和董连忙跑到机场，坐最后一架飞机逃出了沈阳。

庆祝沈阳及东北全境解放

​题外话：

沈阳和长春是中共秘密工作的两个中心城市。

1945年11月，中共即成立了沈阳市秘密市委，领导开展地下斗争。

除东北局社会部和城工部派遣的秘密工作人员外。另有早在1942年，晋察冀分局（许建国系统）东北工作委员会就派遣到沈阳发展起来的地下组织。还有晋绥分局辽西城工部、辽南地委城工部、晋察冀分局北平学委、中央社会部等部门先后派遣的人员在沈阳开展地下工作。

1947年11月，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决定成立辽南省委城工部。负责开展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南敌占城市和以长春为中心的吉林敌占城市工作。

回归正文：

1948年10月31日，解放军兵不血刃进入了沈阳，王凤起、赵/国/屏、许庚扬等在邹大鹏的安排下同进城解放军接上头，命所有国民党军队放下武器，开赴指定地点待命。东北社会部在各方面配合下，终于胜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和平解放沈阳的重大任务。

沈阳解放时，共有地下工作人员1200余人，其中党员178人。而为辽沈战役建下不世奇功的‘方涛小组’成员共22人，无一人是中共党员。

辽沈战役示意图

​东北大决战的胜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的开端，大大加速了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

邹大鹏领导的东北社会部，其情报工作对配合东北大决战、和平解放沈阳起了重大作用。刘亚楼对东北的情报工作一直备加赞扬。

东北大决战取得胜利后，连心高气傲的林彪也不得不带着钦佩的口气，特别致电给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对邹大鹏领导的东北社会部能及时提供有效的情报和策反工作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早在解放战争初期，邹大鹏便预见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所需时间不会很长，对以美帝国主义为主要目标的国外情报工作必须早做打算。向中央社会部提出有关的工作建议。

1946年1月，经中央社会部研究同意，邹大鹏派遣吴诚去大连建立市委社会部（又名大连情报局，后迁至天津，改为天津情报局），派冯铉去任部长，马次青、吴诚任副部长，继而又派去柳峰、侯洛等领导骨干，并集中了一批精干的、有对外工作条件的干部，把开展国外情报工作列为该部主要任务，该部成立后，广泛物色了一批适合外派的干部和外国人，进行秘密个别培训，并抓紧利用当时大量遣侨的机会，陆续派出。并经调查研究，运用迂回曲折的办法，绕过第三国，通过各种合法、非法的多种途径，打破了美蒋海上的严密封锁，开辟了多条海上和陆地交通线，打通了对国外情报关系的交通联络，从而在重要目标国家和地区初步建成了有领导、有骨干、有深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有通信联络、很配套、很完整的情报组织。由于邹大鹏的政治远见和得力的组织领导，在东北亚方面的国外工作开展得最早，也取得很好的情报效果。周恩来在有关会议上，曾不只一次地肯定了他们走在了前面，要其他方向的工作也要向他们看齐。

中共海外情报系统杰出领导者，冯铉

​中共全国建政前夕，邹大鹏调到中央，协助李克农充分利用沿海和边沿地区的有利条件，建立了各地情报机构，全面推动了国外情报工作的开展。

国外情报工作的开展，首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便凸显了其重要作用。由各条密线，加之综合军队情报部门的战场情报，对在朝美军的番号、驻地、部署基本做到了如指掌。

当年抗美援朝大游行

​1951年，因为在日本本土，日、美对日G进行整肃，日G领袖冈野进和德田球一（病重）的人身安全处于极危险之中。中共中央承担国际主义神圣义务，决定帮助两位日共领袖经秘密途径来华，加以保护。这时中央情报机关已改成了军委联络部，中央便将这一非常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军委联络部。由于日美的严密封锁、他们又是经常抛头露面的公开活动的著名人物，使偷渡的难度非常大。但事关重大，为万无一失，经邹大鹏主持并策划，与天津联络局领导马次青、吴诚等同志多次精心研究、周密布置，克服许多困难，迂回曲折，经过秘密交通线各个环节的巧妙掩护和对接，终于胜利完成了这项特别重大的任务。中央军委给具体经办此事的主要领导马次青、吴诚两位局长记了大功，中央军委联络部又为负责具体工作的潘清平、石志纯等9人记了大功，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朱德、聂荣臻还分别写信祝贺、题词表扬。邹大鹏和地方领导专门召开庆功大会，给大家极大的鼓舞。该行动与该条路线后来被称之为“‘人民舰队’行动”。

德田球一后在中国逝世，毛泽东亲笔题词

​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国外情报工作有了更广泛的发展，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配合国际斗争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但在国内战争时期便高瞻远瞩、披荆斩棘，最早着手开展国外情报工作，有所突破，获得重大成绩的领导同志是邹大鹏。但他有功不居，从来不自我表白。而且不断提醒有关同志，不要吃老本，要跟上形势继续发展，争取突破制高点，攀登最高峰。 

在与国民党斗争，夺取政权的峥嵘年代，邹大鹏曾被王明的“左倾”路线开除党籍。

1931年，邹大鹏任共青团北满特委书记时期，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批评邹大鹏右倾，先撤职，后开除党籍。据在东北长期和他一起工作的原中纪委常务书记韩光同志证明：“邹在东北地下工作时，对立三路线和后来清算立三路线的一些作法有抵触情绪，但工作一直是积极努力的，勇敢坚决的。邹1931年清算立三路线斗争中被开除党籍，是王明‘左倾’路线执行宗派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结果，王明左倾路线的作法，早已被认定是错误的。邹与党失掉关系后仍然积极为党工作，先后参与邓铁梅和马占山的抗日义勇军活动，宣传党的主张，努力从事抗日斗争，做了不少革命工作。纵观他的全部工作、全部历史，应考虑恢复他的党籍，从1926年算起。”

原中纪委常务书记，韩光

​1945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明确指出：在王明“左倾”路线时，“一切被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况撤消这种处分，得到昭雪，恢复党籍。”但很遗憾，由于历史原因，邹大鹏这个问题在世时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

到了建国后，在“十年动乱”中，邹大鹏又被康生打成“大特务”。

1946年，康生离开中央社会部，去了山东。

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任中央社会部部长。

1949年，中央将邹大鹏从东北调回中央社会部任秘书长。

当年康生离开中央社会部并非自愿，且并不甘心。

中央社会部在建国初期几经变迁，最后改组为中共中央调查部。

康生

​随着康生在党内地位的节节攀升，“十年动乱”期间，康又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声势显赫，极力利用职权，重新开始插手调查部里的事务，一再流露要重新控制这个部的强烈欲望。

“十年/动乱”初期，原调查部部长孔原先是作为“走资派”被揪出来后，其他副部长靠边站，周总理指定邹大鹏任部业务领导组负责人。康生认为这是一个必须排除的“障碍”，说他是“东北反革命叛党集团”组织，所谓“高老庄”（指曾任司法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高崇民，彼时被诬陷为‘东北反革命叛党集团’的领导人）的重要成员，多次策划，组织召开对邹大鹏的批斗大会，强加罪名。

中共情报战线杰出领导人，孔原

​1967年4月28日深夜，康生亲自打电话给邹大鹏，一再逼问邹大鹏的历史问题，以及和所谓“反革命叛党集团”关系，长达一个多钟头，这个电话具体内容至今已是无从详考。但由此产生的直接后果却是，邹大鹏夫妻双双在这个电话后自杀身亡。

原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崇民

​邹大鹏夫妇成为原中央调查部最悲惨的头号大冤案，也是并列于中共在战争时期情报系统的两个特大冤案（系列专案）之一（另一个便是解放初著名的‘潘汉年案’）。

1975年8月，动乱后期，中共中央开始决定为前十多年中被迫害的老同志逐步平反前，仍是由康生主持并批准，给邹大鹏做出了一个所谓‘保留了五条政治尾巴’的‘组织结论’。

1979年2月，在拨乱反正中，中共中央在政协大礼堂为被迫害致死的邹大鹏、吴溉之等五位老同志补开追悼会，由李先念主持，胡耀邦致悼词，宣布给他们平反昭雪，彻底恢复名誉。

斯人已去，惟万载黄河奔腾不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乔治·S·巴顿这个名字恐怕是所有欧洲西线战场上的德国指挥官，最为害怕的词汇。这位出身于军人世家的美国将军，凭借着自身过硬的指挥才能，指挥旗下军队奋勇杀敌，让所有德军将领都为之胆寒。但就是这样一位优秀、勇毅的指挥官，也有着鲁莽大意的一面：1945年3月，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之时，巴顿动用自己身为集团军司令的私权，组织了著名的“鲍姆特遣队”，试图营救被关押在德军战俘营内的女婿！日后，一位当时关押在战俘营内的美军战俘，向世人披露了这场闹剧的全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名将乔治·S·巴顿，他以自身特别的指挥风格，以及旗下部队迅猛的推进速度而闻名于世，但就是这么一位名将，也有犯错误的时候

故事的讲述人，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赫恩登·英奇，美军第94步兵师的一名迫击炮校射小组组员。1944年底的突出部战役中，英奇所在的炮组参与了对齐格菲防线的进攻行动。在激烈的战斗中，他所在的炮兵观察哨被敌人切断包围了。“德国人发现了我们的位置，然后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泼来。”英奇回忆说，“一些中弹的弟兄在枪林弹雨中大声喊叫着‘医生！’接下来，德国人的88炮也向我们开火了，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炮弹飞过的声音，以及那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战场上的赫恩登·英奇

最终，英奇和其他同伴被德军切断了与大部队的联系，并且在抵抗中耗尽了最后一颗子弹。他回忆起了自己投降的过程：“德国人围着地堡，用英语喊叫着口号要求我们投降。当放下卡宾枪之后，我们被要求跟着几名全副武装的德军士兵离开。随后，更多投降的美军战俘加入了我们的队列中。”几经周折后，英奇与其他同伴被送到了位于巴伐利亚州哈默尔堡的德军13B号军官战俘营。这里，关押着一名身份极其特殊的战俘——巴顿将军的乘龙快婿约翰·沃特斯中校，他是在突尼斯的战斗中被德军俘获的。

▲战争结束后，晋升为四星上将的约翰·沃特斯，他是巴顿将军的女婿

在哈默尔堡的13B号军官战俘营的围墙之内，所有盟军战俘都表现得十分安分守己，没有人想过越狱的念头。因为他们十分明白，友军部队已经打到了距离战俘营不远的地方。英奇回忆说：“战俘们经常能够听到远处枪炮响起的隆隆声，所以他们都非常明白逃跑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解放只是迟早的事情。营地提供了一副棋子让战俘们解闷，棋局几乎没有间断过。一旦有人起来休息，其他人便会兴高采烈地代替他开始下一局游戏。”

▲虽然战俘们不急，但是作为岳父的巴顿将军却无法淡定

但是，在战俘营之外，沃特斯中校的岳父大人已经是火急火燎，一心想尽快解放13B号军官战俘营。随着盟军部队一步一步地向他女婿的所在地靠近，铁血将军巴顿的期盼之情也越来越高。当手下的第四装甲师推进到距离哈默尔堡不到80公里的位置时，巴顿终于忍不住了，他动用集团军总司令的职权便利，向第四装甲师签署了一道命令：组织一支特遣队，前往80公里外的哈默尔堡，解放13B号战俘营！

在通常情况下，派遣小分队前出敌人的腹地是非常危险的，一旦遭到敌军包围，小分队肯定会全军覆灭。所以，在许多人眼中看起来，巴顿的行为是不可理喻的。不少指挥官奉劝巴顿扩大这支特遣队的规模，以免遭到敌人歼灭。但是，巴顿并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

于是，这道奇怪的指令就这样一级一级地分发下去，最终交到了第37坦克营的营部中。当时，该部营长生病，无法参加作战任务，于是组织并指挥这支特遣队的任务，便落到了第37坦克营作战官亚伯拉罕·鲍姆上尉的肩上。这支特遣队也被人们理所当然地称作“鲍姆特遣队”。

▲鲍姆特遣队的指挥官，亚伯拉罕·鲍姆上尉，他是第37坦克营的营部作战官

鲍姆特遣队的兵力包括303名官兵、10辆M4谢尔曼坦克、6辆M5A1斯图亚特坦克、27辆半履带车以及十余辆其它支援车辆。可以说，该部兵力是不可小看的——但依然不足以深入敌后纵深80公里处、解放一座战俘营。

▲一辆来自第37坦克营的谢尔曼“巨无霸”坦克正停在路边休整，可以看见这辆“巨无霸”坦克已经换装了76毫米长管炮

兵力集结完毕之后，“鲍姆特遣队”开始行动。一开始，鲍姆上尉选择了德军防线上的一处薄弱点——阿莎芬堡，作为攻入敌后的进入点。3月26日的晚上，特遣队来到了阿莎芬堡，对当地的德国守军发动强攻。没有想到的是，驻守在这里的德军部队顽强抵抗，使得美国大兵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来突破防线。在展开交战的最初几个小时里，鲍姆特遣队便损失了好几辆战车，其中还包括了一辆宝贵的M4谢尔曼坦克！

▲今日风景宜人的阿莎芬堡，这里是鲍姆特遣队突入德军后方的突破点

好不容易突破防线之后，鲍姆特遣队的战士们很快发现问题不对劲了：在他们手头上，只有15张地图，全队三百多号人都不知道那座神秘的“13B号军官战俘营”的具体位置！没有办法，这群“王师”们只好一边向前推进，一边向路边淳朴的德国农民打听消息、确定战俘营的位置。

而在另一边，德军也没有干坐着，他们派出一架侦察机，仔细地调查了这支突破防线的美军部队的兵力构成。在了解到鲍姆特遣队的推进方向，以及兵力构成之后，德军派出了一些步兵和追猎者坦克歼击车，前去追击这支突破到纵深位置的小股美军。结果，鲍姆特遣队一边兜兜转转地摸索前行，一边不断地与来袭的小股德军部队交战，尴尬的程度可想而知。

▲正在研读地图的美军坦克车组，整个鲍姆特遣队内部仅仅拥有15张地图，而所有地图上都没有标明13B号战俘营的位置，若不是获得了淳朴的德国村民的帮助，这支特遣队根本不可能会在被歼灭之前抵达战俘营

在经历了九曲十八弯的寻找过程，以及在路上意外解放了一个苏军战俘营之后，特遣队终于在27日的黄昏时刻攻到了哈默尔堡东南方，13B号战俘营的门外。守卫战俘营的德国士兵立刻组织起防御作战，但是他们手中的步枪根本就不是谢尔曼坦克76毫米主炮的对手。于是，毫无悬念地，这些德国士兵被美军坦克一个接着一个地撂倒了。

就在此时，特遣队的士兵们发现营区里面，居然还有大批穿着灰色制服的“德国士兵”在四处走动，于是他们没有多想，毫不留情地继续猛烈开火。不幸的是，这些穿着灰色军装的男人并不是德国士兵，而是早在数年之前就已经被德军俘虏的南斯拉夫士兵！由于没有任何抵抗手段，这些倒霉的南斯拉夫战俘只能躲在战俘营的房子里面，任由美军坦克的炮弹狂轰滥炸。在13B号战俘营这一仗中，美国大兵再一次完美演绎了误伤友军的光荣传统。

▲1945年4月6日，13B号战俘营再次被美军解放时的场景，注意那些穿着奇怪大衣的军人，那是早在数年前便被德军俘获的南斯拉夫军人

结果，就连德国人也看不下去了。13B号战俘营的负责人冈瑟·冯·戈克尔少将忍无可忍，在美军战俘营里召集志愿者，希望他们走出去告诉这帮杀气腾腾的不速之客：那些穿着灰色制服的南斯拉夫战俘并不是他们的敌人。四名美军战俘志愿者勇敢地走了出来，其中之一正是巴顿将军的女婿，约翰·沃特斯中校。在战俘的围观下，这四名志愿者高举着白旗走出战俘营，挥舞双手向美军坦克走去。。。

这时候，一名反应迟钝的德军守卫回过神来，以为战俘想要逃跑，果断开枪射击，不偏不倚地一枪撂倒了沃特斯中校——这下可好，鲍姆特遣队这一趟算是白跑了！

▲13B号战俘营的负责人冈瑟·冯·戈克尔少将

美军战士立刻冲上前，对倒在地上的沃特斯中校进行急救，而戈尔克少将则趁着美军慌乱的间隙，指挥着德军守卫悄悄撤离了战俘营。随后，中枪的沃特斯中校被送到了战俘营中，南斯拉夫战俘组织的医院。几分钟前，这帮南斯拉夫人还在被谢尔曼坦克的主炮狂轰滥炸，现在美国人却要哀求着他们救活将军大人的宝贝女婿！眼前的这一幕简直让南斯拉夫军医们哭笑不得。

不过，对于其他在战俘营内关押的美军战俘来说，鲍姆特遣队的到来，意味着他们终于迎来了自己解放的日子。赫恩登·英奇回忆说：“美军到来的第一个迹象是，德国人的卡车和坦克飞速地从营地旁边的公路开过。接下来，谢尔曼坦克出现了，并且向这些德军卡车和坦克开火射击。下午2点30分左右，两辆谢尔曼坦克冲过了战俘营的双重铁丝网，并且将附近的电网连根拔起。尽管炮弹依然在周围爆炸，但是被解放的战俘们个个都感觉十分高兴。”

▲13B号战俘营内的南斯拉夫军人，鲍姆特遣队的奇怪行为，让他们感到哭笑不得

好景不长，英奇很快发现了这支部队的真实目的：“我们被告知事情的原委，大家都高兴不起来——这意味着鲍姆特遣队还要试图重返美军战线，而距离战俘营最近的一条美军防线还在将近50英里（约80公里）外！这是一件让人感到非常沮丧的事情，因为不少刚刚被解放的战俘非常虚弱和饥饿。很多人都表示不干了，跑到战俘营里一屁股坐下来，等待着德国人前来重新关押他们。而另外200人则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决定跟着这支部队的坦克返回美国防线。此时，一些战俘还对情况抱有幻想，他们认为不久之后会有美军的卡车来接走他们。”

由于美国大兵的医疗条件有限，沃特斯中校无法跟着鲍姆特遣队撤离，被留在了营地医院内接受治疗——这意味着“哈默尔堡行动”已经完全失败了。

27日晚间20点，仅仅逗留了数个小时的鲍姆特遣队灰溜溜地离开了营地——身后是200名满怀希望的战俘。美国大兵计划往南突围，然后转向西方，与西面第四装甲师的部队再次汇合。与此同时，附近的德军部队意识到了这支美军特遣队的真正意图。他们迅速地在战俘营往南和往北的公路上设置了路障，阻断了特遣队往南和往北突围的道路。

▲鲍姆特遣队进攻与突围过程的示意图，他们万万没想到，一条往西延伸的突围道路会成为他们的“地狱公路”

由于没有别的出路，鲍姆上尉只好指挥着特遣队，沿着一条向西的道路突围。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条向西公路将会是送鲍姆特遣队士兵们“上西天”的地狱快线：公路途径德国军队设置的一个大型训练场地，在这里，几乎所有建筑物的距离都经过精确测量定位，而不少德国部队也曾经在此处进行射击训练。这就意味着，在公路上大摇大摆行进的鲍姆特遣队，完全就是德军部队的绝佳靶子！更为糟糕的是，在西边一个叫做赫尔里希的小镇里面，正驻扎着一支由100名老练士官组成的德军步兵战斗学校军官训练小组。他们已经收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拦截往西退却的鲍姆特遣队。

▲隶属德军步兵战斗学校的士兵正在进行野外作战训练，能够参加军官训练班的士官一般都是部队中的佼佼者，鲍姆特遣队的美军战士们“荣幸地”与这些精锐中的精锐交上了火

27日深夜，奋力突围的鲍姆特遣队来到了赫尔里希小镇的外围。在经过了整整一天的战斗之后，大多数特遣队的官兵都已经精疲力竭，丝毫没有察觉路两旁的树丛中正埋伏着上百号德国人。转眼间，隐藏在树丛中的德军反坦克小组发出火箭弹，准确击中领头的谢尔曼坦克。尽管座驾还没有失去战斗力，美军车组人员已经是慌成一团，迅速跳出车外，仓皇逃生。

德军士官一向以战术灵活多变著称，他们围着这辆天上掉下来的谢尔曼坦克转了几圈，立刻有了点子。德国人跳进这辆受损但未失去战斗力的坦克，将它开到了路旁的一处花园中。接下来，他们打开了谢尔曼坦克的无线电设备，冒充美军士兵呼叫其他坦克车组，诱骗对方前来帮助。美国人万万没想到还有德国人能说这么一口流利的英语，不假思索地就信以为真。于是乎，后续的谢尔曼坦克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进了德军的伏击圈，德国人抓住机会，在俘获的谢尔曼里连连开炮，一连击毁了三辆坦克！

▲一辆被德军俘获的谢尔曼坦克，在赫尔里希小镇的战斗中，战术灵活的德国人，使用刚刚缴获的谢尔曼坦克痛击了鲍姆特遣队

英奇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我和其余五六名战俘站在谢尔曼坦克的车顶上，大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将会踏上一场疯狂之旅，直到德国人向谢尔曼发射‘铁拳’为止。有一枚火箭像一支罗马蜡烛一样从我的脑门上飞过，击中旁边的森林之后发生大爆炸。我感觉到火箭产生的炙热感，于是便蹲下来找掩护。实际上这没多大的作用——如果这发火箭弹击中坦克的话，所有在车体上找掩护的战俘都在一瞬间被杀死。”

在乱战之中，很多刚刚从13B号战俘营里逃出来的战俘，被横飞的子弹打死了。于是，生还的战俘选择了退却。英奇说：“有人选择走路返回战俘营。我跟着他们，沿着一条德国乡村的狭窄土路走了回去。”

事实证明，英奇的选择是正确的。在遭到德军的伏击之后，鲍姆特遣队已经被完全打散，所剩兵力全部退守到附近的427高地上。与此同时，大批德军部队闻讯赶来，包围这支深入敌后的特遣队。当3月28日的下午，鲍姆上尉命令特遣队再次启程出发的时候，从四面八方打来的德军炮弹拦住了特遣队的去路。“在我们离开之后不久，山顶上爆发出了让人恐惧的轰鸣声。”英奇回忆说，“德国人包围了这支特遣队，他们正在把手头上所有能够发射的东西，向这些美国人的脑门上倾泻。”

最终，包围高地的德军部队在3月29日上午9时发起总攻，歼灭了这支深入敌后的美军特遣队。隶属特遣队的314名官兵中，有26人在战斗中阵亡，包括指挥官鲍姆上尉在内的200多人被德军俘获，仅有数名人员分散突围，成功返回盟军战线。在日后的回忆录中，鲍姆上尉用简单的话语总结了鲍姆特遣队的悲惨经历：“我想了想，见鬼了，我们到底干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今天，一辆被抛弃在427高地上的谢尔曼坦克残骸，鲍姆特遣队最终在这片高地上全军覆灭

灰头土脸的盟军战俘返回13B号战俘营，被德军战俘营管理人员再次收押。这次，德国人学乖了，一些健康的战俘被转运到位于纽伦堡附近的另外一家战俘营，并且在那里迎来战争的结束。包括沃特斯中校在内的受伤人员，则继续呆在战俘营内。数日之后，美军第49坦克营的大部队抵达了这里，再次解放了战俘营。

到此为止，鲍姆特遣队的这次悲剧任务还不算完全失败，美国大兵们算是部分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如果他们不来，沃特斯中校就不会被德国守卫打伤；如果沃特斯中校没有受伤，他就会和其他健康的战俘一切被转移到纽伦堡，还要再多蹲上几天大牢。也就是说，鲍姆特遣队的的确确提前救出了巴顿将军的女婿大人，只不过和铁血将军的预想有点差别。。。

▲1945年4月6日，仅仅在鲍姆特遣队覆灭数天之后，另一支美军坦克部队再次解放了13B号战俘营

鲍姆特遣队覆灭的消息，很快就在盟军高层内部传播开来。欧洲战场胜利在望的时候，这种无谓的败仗堪称蠢不可及。艾森豪威尔气得不打一处来，当即召见巴顿，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巴顿最初并不想承认错误，谎称这支特遣队的意图是试图分散德军的注意力，方便部队更好地往北进攻。但是，在艾森豪威尔的强大压力之下，巴顿只好乖乖认错。他用一句话，总结了鲍姆特遣队的失败：“我敢打包票，在整个欧洲战场上，我没有犯过任何重大错误，除了这一次——我没有派遣够一个团的兵力，去征服哈默尔堡的战俘营！”

动用私权营救自己女婿的这件事，成为了巴顿的军事生涯中，又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

很多人对韩战的了解，局限于1950-1953的大规模惨烈战争，以为在1953以后战争就停止了。其实，韩战不但在法律意义上至今从未结束，而且实际的低烈度冲突（low-intensity-conflict，LIC）在几十年里从未停止过：包括双方的特种渗透、情报作战、刺杀与恐怖活动、边界挑衅、擦枪走火、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犯罪…种种形式数不胜数，我们在文中统称为“暗战”。

背景

韩-朝冲突，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

韩半岛日据时期，韩人在其本土的反日活动被彻底镇压：韩半岛地势狭小、冬季苦寒、物产贫瘠，很难开展大规模游击战争；大部分韩人踏踏实实做日本治下的“二等の皇民”，并大量参加日军。

韩籍日兵、台籍日兵被大陆民众称为“二鬼子”，是侵华日军里军纪最坏、烧杀破坏奸淫掠捋最残暴的日兵；因韩半岛和台岛在当时东亚最贫瘠，不但远远落后于日本甚至比大陆东部还要贫穷；“穷棒子兵”把狗仗人势借日军侵华看成“打秋风-吃大户”的好机会，尽可能多抢掠然后寄回家思密达。

与当代韩国“抗日神剧”大相径庭，当年韩国百姓以能当上“二鬼子”为荣：毕竟吃皇粮

但“二鬼子”战力不很强，尤其与美军作战；打到最后，日本兵几乎全战死或自杀，而“思密达日兵、台巴子日兵”有机会就投降；譬如：1943秋季塔拉瓦之战，最后被美军俘虏的几百“日兵”都是“思密达籍”日军工程部队残兵。

太平洋战争中，美军俘虏的“日军战俘”很多并非“尼吽叽”，而是“思密达&台巴子”

而少数反日韩人，撤到大陆后继续反抗（1932.04.29，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刺杀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并逐渐分化成两大派系：亲苏亲中共的“赤韩”，亲西方和民国的“青韩”。

1932.04.29，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刺杀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

亲西方和民国这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首任临时大总统”李承晚，在政治失败后远渡美国，并在美积累了丰富人脉（这对1950韩战爆发后美迅速援韩之决策意义重大）；而另一重要领袖金九在上海继续领导韩临时政府，曾担任临时政府主席，在抗战爆发后随国府迁往重庆。

1920.12，李承晚在沪就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首任临时大总统”

继任临时政府主席金九，与民国关系密切，所以也输得最惨

亲苏亲中共这边，即“苏联派”和“延安派”（最后这两派全被“伟大领袖、英明舵手、人民慈父 -金将军”斩尽杀绝）渐成气候、尾大不掉；为尽可能掌握其发展，最后，苏联钦定了当时没啥根基的金日成为“赤韩”领袖。

二战后，韩半岛的力量迅速分化，矛盾尖锐、敌我对立：大批“赤韩”从莫斯科和延安麾下纷纷啸聚北韩，成为北韩政权基础和武装力量的主体，1950.06.25韩战爆发时，北韩军约40%武装力量是PLA战斗部队，以及延安和莫斯科培养的干部（但后来“苏联派”和“延安派”被斩尽杀绝，“金将军” 才建立起其“主体思想”）。

朴一禹、方虎山、武亭等“延安派”与“苏联派、南方派”被斩尽杀绝，“主体思想”建立

而原来在日军中服役的“二鬼子”纷纷投靠韩国政府，成为韩军最初的基础，譬如：白善烨、金钟五、朴正熙…全都是曾效忠日本的“二鬼子”军官。

先后投日、投共、投李、叛李，朴正熙着实是韩版“三姓家奴”现代吕奉先思密达

韩军就是在“二鬼子”基础上组建，其第一位上将白善烨是其中军事能力比较强的

客观说，这两派在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都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但在战后却闹出了动静，而且越闹越大，就像痔疮最终恶化成肛肠癌变。

前戏

韩-朝冲突，早在韩战爆发前就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1945.08日本突然投降，使美国仓促起草关于投降程序的“总命令第一号”,1945.08.10深夜，政策组博尼.斯蒂尔上校和迪安.拉斯科上校于百忙中，在地图上随意画了一条线作为韩半岛美苏占领分界线…三八线就此诞生；然后，苏军坦克给三八线北边送来了“金将军”；美国飞机把“李总统”送到了汉城…

日本突然投降，令盟国手忙脚乱；“三八线”就是匆忙中由普通参谋随意画出来的

冲突就此诞生：南/北韩劳动党领袖之一朴宪永（后被“金将军”枪毙）重点领导对南方的渗透，这是赤色政党派最擅长的工作，整个南方社会和其军警系统被渗透得千疮百孔；劳动党的“分田分粮”口号，在东亚农耕社会中鼓动革命，确实屡试不爽…甚至连韩军14团参谋长朴正熙中校（后任韩总统）都成了北韩的卧底。

朴宪永（右）领导“对南工作”将韩国渗透得千疮百孔，最终因功高盖主、桀骜不驯而被诛

1948.04.29，济州岛暴动，第11保安团发动兵变。

1948.10.20，丽水暴动，韩军第4、14团兵变（朴正熙是参与者之一）配合赤色游击队逆袭汉城；后被击败，死亡9450人，被俘23000多，残兵退入智异山、太白山、五台山一带游击，称为“南部军”，直到1954才被韩军彻底肃清。

暴动失败后，朴正熙被捕变节，供出潜伏在南方和韩军内的赤党160余人，使该地区地下党组织全被破坏，其哥哥朴东熙被杀；韩军总参谋长蔡秉德说“要不是朴正熙，丽水-顺天叛乱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1949.05.04-05，北韩军警备旅在旅长崔贤（前中共军指挥官）指挥下，差点攻占开城。

1949.05-10，韩军在银波山与北韩军反复拉锯32回合，最终丢掉银波山。

1949秋，韩军营长姜茂元、姜泰伍率领2个全副武装的步兵营兵变投向北方。

到1950.02，韩军中有4749人因“赤色嫌疑”被处决，8000多人被捕…韩军战力因“肃军”行动而受到严重削弱。

在北韩接连对韩国渗透、颠覆、 挑衅之后，韩国也“来而不往非礼也”搞起了反渗透：1948.10，李承晚指示其国防部，成立针对北韩的“北派工作队”，这就是“虎林部队”的由来。

1949.06.29深夜，经过半年多的组建与训练之后，“虎林部队”5、6两个大队252名队员，开始了自己的“北进”死亡之旅。

成功偷越“三八线”之后不久，其动向就被北韩第38警备旅察觉，紧急动员麟济郡军民进行拉网搜索；就在“虎林部队”即将陷入包围圈时，韩军第10团宋耀赞中校未请示上级，就派遣了1个连越过三八线，袭占了北韩基士门里海军基地；这一并非有意配合之骚扰行动，帮助“虎林部队”暂时跳出包围圈。

此后，“虎林部队”在北韩境内不断进行袭击、破坏，迫使北韩3军团暂停了对韩国的袭扰渗透作战，集中兵力进行围剿；至1949.07.16，“虎林部队”在国师峰陷入重围，一番血战之后全军覆灭：252名队员，仅35人突围回到韩国，44人被俘，其余全部战死。

1949.08.28，全月城、赵锡丰、李汉基…等被俘者在平壤牡丹峰剧场被公审，09.11被枪决。“虎林部队”幸存成员和死亡者遗孀家人，长期遭受韩国政府不公正待遇：由于不在正规军编制，无法得到抚恤金和补偿；直到1989.09，韩国政府才在统一展望台修建了“虎林部队”战绩碑；1990，韩国KBS电视台播放了当年北韩公审并处决“虎林部队”战俘的纪录片（胶片源自美军在韩战中从北韩军缴获），韩国国民才知道这支韩国早期特种部队的故事。

宣读死刑判决后，23名韩国被俘军警被押往刑场

北韩民兵、士兵，为节省子弹，用刺刀挑死被俘韩军士兵和平民

处决后，再用刺刀补几刀…

北韩专政人员用棍棒打死韩国军人、警察及其亲属，也是节省子弹的行刑方式

在1950.06.25韩战爆发前，北韩已向韩国563批次渗透70000余武装人员；而韩国也向北方派出432批次49000余人；南北双方平均每天交火1.5次。

山雨欲来

就在韩军忙于“肃军”的时候，北韩的战争筹备已进行了2年多，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就等平壤（其实是等克里姆林宫）一声令下。

十几万大军在三八线以北集结，韩军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

1950.04.22，韩军情报部与美驻韩军事顾问团、CIA驻韩分部招开联席会议：韩国陆军本部情报局张道勇上校、韩国防谍队队长金昌龙少校提供情报…北韩已完成战争准备，10个师、1个坦克旅，13.5万大军，150辆坦克，对韩国形成压倒优势；韩军只有8个师9.8万兵力，且分散在整个南方“剿共”，其中被“智异山游击队”牵制了3个师；韩军炮兵力量处于劣势、弹药严重不足，而坦克则1辆也没有…因此，希望美国紧急给予援助。

而美国方面，远东司令部的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则认为“李承晚与蒋介石一样腐败无能，给再多军事援助也是白搭…”，美军顾问团传达了麦克阿瑟上将的意思：韩军的主要任务是清缴南方劳动党和游击队，不要想着与北方大打仗…双方会议不欢而散。

就这样，韩军在装备和部署状态极差的情况下，进入了战争：

1950.06.24（韩战爆发前1天），韩军61个营，只有11个营在三八线以南的防御阵地中，25个营在与南方游击队作战、其余部队分散在整个南方进行守备，且弹药和给养基本已经耗尽，没有得到美援。

1950.06.25，战争爆发，北韩10个师、1个坦克旅、150辆坦克，以猛烈的苏制炮火和充足弹药，当天就突破了韩军11个弹药不足步兵营的防线。

随后就是众所周知的韩军7月大溃败和8-9月的美-韩军“洛东江防御战”。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就在韩军在正面战场惨败的同时，韩国情报-治安部门（以下简称情-治部门）在秘密战线上赢得了一次决定性大胜，对韩国避免顷刻崩溃、争取时间支撑到美军来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圣石白（又译做“成石白”），北韩打入韩国内部地下情报网负责人。此人1931就打入国民党内部，为红军获取了大量情报；后被红军俘虏，为掩盖身份被中共军关押5年而没暴露；1937国共合作后被释放，继续在国军内潜伏，至1945以后潜回韩国，以商人身份组建地下情报网；由于十几年秘密战工作经验，其情报工作搞得风生水起，其情报网在汉城有13个秘密据点，并控制了若干媒体；1950.05韩国大选，圣石白计划操纵（左翼的）韩国民主国民党多名党徒当选国会议员，渗透并控制韩国国会，关键时刻“为祖国统一效力”。

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圣石白没想到，他遇到了情报界一个狠角…美国空军谍报队Nichols上士；Nichols军衔仅为上士，却是传奇人物，曾只身独闯龙潭进过平壤，在“金将军”眼皮底下见到了劳动党高级委员李承烨（1953.08被处决）。

Nichols上士派出朴亨福作卧底，打入圣石白的情报网，并故意向圣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而赢得其信任，从而得知圣的机密计划：渗透韩国国会、操纵韩国大选，同时在韩军中进行“兵运”工作，在北韩进攻的关键时刻“武装起义”。

就在圣石白即将举事前夕，1950.05.10韩国防谍队在汉城东亚宾馆逮捕了他，并于1950.06.28，在北韩军冲进汉城总统府之前几小时，将其处决；劳动党（南方）在韩国的情报网被全面瘫痪，闻息之后，金日成和朴宪永失声痛哭：他们苦心经营数年的“内应”再也无法配合北韩军队“解放祖国”了。

血战

伴随着韩战正面战场的残酷战斗，秘密战线的战斗同样激烈而血腥。

智异山游击队：

1950.06-09，已盘踞在南方的以智异山-太白山为主的“南部军”冲下山来、四处袭击：切断电话线、炸毁公路铁路桥梁、袭击后勤车队、为北韩军带路、阶级清算大屠杀…搅得南方天翻地覆，给韩军后撤和美军增援造成了很大困难和混乱。

1950.09，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烙铁行动”仁川登陆后，韩战态势惊天逆转，北韩军土崩瓦解、一溃千里…北韩控制的游击队和大量被切断退路、部队溃散的北韩散兵游勇，纷纷转入地下，进行游击战（包括在北韩腹地）；1950.11，中共军队介入韩战后，形势再次急转直下，美韩军迅速后撤，各地游击队纷纷骚扰、制造美韩军的极大混乱与恐慌；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W.H.Walker中将车祸身亡，与韩军这种惊慌失措状态的混乱状态有关。

中共“志愿军”和北韩军在三次战役深入到“三七线”附近，虽很快就被击退，但依然把北韩57、81、92等师部分力量输送到南方，计有“武工队”等战斗人员766人（即后来所谓“特种部队”）、谍报/宣传/后勤等非战斗人员3076人；到1951.08，“智异山游击队”竟发展到20000余人。

1951.11，“联合国军”与北方在开城进行停战谈判，前线正规战暂告停息；韩军京畿师（又称“首都师”）、第8师为主，配合地方警备队，在韩军第1集团军司令白善烨指挥下，对北韩盘踞在智异山、太白山地区的“南部军”展开了代号“捕鼠行动”的大围剿。

经过几个月残酷血战，到1952.03，韩军围剿行动取得决定性胜利，1952.03.15韩军总参谋部战报：毙杀19000余赤色游击队和土匪，残匪仅剩不足3000；毙杀“南部军”首领金智会、全铉相、57师师长李永会…等高级干部。

韩战停战后，南方游击队残部陷入绝境，1954年，“智异山游击队”最后一支成建制游击队被歼灭错，1957，残存的地下抵抗分子被清除。

出身南方的南/北韩劳动党领袖之一的朴宪永（金日成主要竞争对手），在失去自己所依靠的政治资本（南方武装力量）后，于1953.08与李承烨等13名南方劳动党领导人一起被捕，并于1955.12.15被判处死刑，1956.12.5被处决。

九月山游击队：

1950冬季，中共“志愿军”全面介入韩战后，“联合国军”和韩军迅速撤回三八线以前，滞留在北韩被切断退路的韩军残部，在韩军大尉金宗壁领导下，在黄海北道成立了“燃枫部队”骚扰北韩后方，1951.03，“燃枫部队”转战海拔995米的西海岸制高点九月山，此后被统称为“九月山游击队”

1951.6月，“九月山游击队”兵力达600余，开始四处出击，1周后就发展到约900人，短短几个月，就发展到2500余兵力，蔓延到瓮岛、皮岛、石岛…等，到处发动袭击，给北方造成很大破坏。

美军远东司令部一份文件记载：（九月山游击队）在战斗中袭杀100余北韩士兵，俘虏了300多官兵及劳动党员，他们残酷虐待这些俘虏，除18名归顺者外，其余俘虏全被活埋…

北韩军为拔除这根眼中钉肉中刺，调集了第17师、33师26旅重兵围剿；但“九月山游击队”通过内线提前得到消息，只留下“毛驴10部队”（主要是北韩变节者）200余人死守五峰营盘，其余部队向外线转移。

“毛驴10部队”打得极为顽强凶悍（其多数为北韩人，一旦被俘会被当成“xx主义叛徒”受到极残酷手段虐杀，所以不如打到底死得痛快）；面对北韩几十倍重兵，其不但死守阵地，甚至每每渗透到北韩军后方发动袭扰；北韩军兵力众多、武器先进，但面对崎岖山势和拼死作战的敌军，竟打成僵持状态。

北韩军将领恼羞成怒，不但继续以重炮轰击，以巨大兵力优势进行人海冲锋，而且极罕见的出动了空军轰炸，还使用了凝固汽油弹（这在当时苏联也是非常先进的弹药技术）将整个山林烧毁，企图用山火逼迫敌出来。

直到“九月山游击队”转战到白翎岛，得到美韩军海空补给后，收到“毛驴10部队”的电报才知这支分队还在鏖战，遂派出快艇接应；最后，“毛驴10部队”仅有17人被接应突出重围。

1952年初，“九月山游击队”逐渐恢复元气，重返九月山地区进行游击战；韩国陆军情报部向KLO移交了所有反北韩游击队指挥权，成立了“远东司令部联络派遣队”（8240部队），“九月山游击队”是其中最重要部分。

1952.09.14，“九月山游击队”突击队长金明日率部伏击了北韩军一个骑兵连，击毙其82人并俘虏几名士兵，审讯时得到惊天消息：北韩最高司令部在附近的干芝里矿洞，金日成也在其中；金明日立即率部渗透到干芝里附近，并在矿洞设置了无线电装置，引导美空军前来轰炸，其中1枚定时炸弹就落在金日成司令部旁边。时任北韩军15师3团团长的李乙雪组织兵力反击，一番激战后，歼敌大部，金明日突围回到白翎岛。李乙雪被金日成评价为“对朝鲜革命事业最忠诚者”从此后全权负责“金将军”的安全保卫工作。

被金日成评价为“对朝鲜革命事业最忠诚者”李乙雪全权负责“金将军”安全保卫工作

干芝里奇袭之后，“九月山游击队”又进行了安岳邑袭击战，其先引导美军战机进行轰炸，迫使北韩军警备团钻进防空坑道，然后突击队把守住防空坑道所有出口，等空袭过后北韩军从坑道里出来时猛烈扫射，北韩军1个警备团几乎全军覆没。

“九月山游击队”死灰复燃，令“金将军”震怒，亲令李乙雪指挥第二次围剿；1952.10安岳邑战斗，“九月山游击队”伤亡惨重，到1952年底不得不撤往黄海诸岛：白翎岛、大青岛、小青岛、延坪岛、隅岛…等五座海岛，这些岛屿目前是韩国和北韩对峙最前沿，冲突屡屡爆发。

韩国白翎岛，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根据韩国国防部资料：“九月山游击队”在战争期间牵制了北韩大量兵力，击毙北韩士兵583，俘虏323；自身伤亡591、被俘1000多。

韩军处决政治犯和战俘，韩战南北交战双方都极为暴虐

冷战初期，美国同时在亚洲和欧洲尝试发起和建设一系列同盟网络。其中，北大西洋公约（以下简称北约）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实现了全面的军事化并转而成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多边集体防卫组织。而在亚洲地区，太平洋公约还未成型便胎死腹中；台湾和韩国从未成为任何多边防卫倡议的候选成员；东南亚条约组织（以下简称东约）在多年面对地区危机无能为力之后解散了事。实际上，尽管东约是亚洲地区唯一成功签署的多边防卫条约，但是无论在军事承诺还是在制度化建设方面，东约都无法和北约相提并论。与欧洲相对，亚洲自此逐渐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基于一系列双边条约的同盟体系，这被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称为轴辐式体系。

是何因素阻碍亚洲地区形成与北约相似的多边集体防卫组织？进入新千年之后，美国的亚洲“客户”在防务相关议题上的交流与合作出现快速增长。这一势不可挡的变化再次引发了对亚洲同盟起源影响因素的回顾，这有助于预测未来美国在该地区同盟体系的发展。总体而言，基于过往的研究结论来看，在东亚地区创立多边防卫组织的失败尝试和东约组织的疲弱都可以归于地区玩家之间的三大差异——其一，利益和目标的差异；其二，实力的差异；其三，身份认知的差异。

一、利益和目标的差异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认为国家寻求建立同盟是为了平衡对其最具威胁的国家，而不仅仅是最有实力的那个。对威胁的认知帮助国家决定是否要组建同盟，与谁结盟以及平衡哪一方。他在研究中指出，一个综合实力强、地理位置较近、进攻性军事能力发展明显并有挑衅意图的国家常被认为更具有威胁性¹。若候选盟友间对威胁的认知程度存在差异，各国就会对建设同盟的真实目标产生不同的期待，并对同盟条约下成员国的责任作出不同承诺。普莱斯-巴纳森（Press-Barnathan）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地区国家对多边安全协议的渴求，以及区域内和域外国家的目标一致性都是域外国家支持建设此类组织的重要前提。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域外国家在向区域内国家出让自主权时会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²。因此，当美国和其他主要大国参与地区多边防卫机制建设时，候选成员间利益和目标的差异会成为重要的阻碍因素，而这正是亚太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临的境况。

朝鲜战争明显地改变了美国对前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的威胁认知。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国政府认为苏联虽然有扩张主义倾向但行为上仍然十分谨慎，但北朝鲜的攻击性将后者带来的威胁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同时，中国也首次被视作苏联阵营的铁杆成员，并对美国存在深刻的敌意³。杜勒斯的前任艾奇逊曾评价称，朝鲜战争给美国的教训就是苏联将全面战争的危险再次向前推进一步。其他美国官员则认为干涉朝鲜战争只对苏联有利，因此中国定是受苏联控制的傀儡⁴。出于认知上的变化，美国一方面将仅有政治象征作用的北约全面升级为真正有作战能力的军事集团，另一方面将美国的军事承诺扩展到任何可能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地区⁵。鉴于此，海默和卡赞斯垣（Hemmer and Katzenstein）对用威胁认知作说明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因为朝鲜战争没能在亚洲和欧洲催生相同程度的多边主义发展，特别是最受共产主义威胁的台湾和韩国被排除在东约组织之外⁶。这一矛盾的原因在于多边主义的发展并不完全以美国的意志为决定因素，必须要从美国和其他地区国家利益的互动中寻找根源。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同时在亚洲和欧洲面临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对大陆两端威胁感知的程度因受到地理特征的显著影响而存在差异。在欧洲，包括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在内，有多个掌握高水平工业能力的实力中心受到威胁，尤其联邦德国恰恰位于两大阵营交锋的前线。与此相反，日本作为唯一一个美国急于归入西方势力范围的亚洲工业强国，坐落于远离亚欧大陆和其他亚洲岛屿国家的位置。因此，西德的防御工作需要毗邻国家之间密切的政治和军事合作，而日本的防御则可以由美国在该地区的海上霸权来满足⁷。另外，印度支那大部分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比之日本和西欧都相对较弱。1954年时值东约创立的准备阶段，近一半的美国民众认为在这一地区作战不会得到任何益处，且五角大楼也持相似的判断，以致杜勒斯在说服后者接受东南亚地区集体安全协议的过程中遭遇明显的阻力⁸。而且，东亚地区面临的威胁类型多是国内的颠覆活动而非外部入侵，所以对该地区的军事介入极易使美国陷入当地冲突之中。总之，对美国而言，欧洲所面临的威胁在紧迫性和破坏性上比之亚洲都来得更为严重。

对欧亚两地威胁认知的差异进而影响了美国发展同盟体系的目的和期望，即在亚洲地区维持相较低水平的制度化和多边主义建设。多米诺理论认为，一个对现状的小小改变就会在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一理论正是美国扩展其军事承诺直至覆盖全球大部分地区，甚至是非关键地区的根源。实现这些承诺需要付出的代价和受承诺地区的战略价值往往不相平衡，这意味着大部分被保护的区域并不会在现实中受到攻击，因而威慑可以获得成功，军事需求也不会过分超出负担能力⁹。所以，美国在亚洲的真实目标是在避免建设高度制度化的军事合作前提下，通过成立象征性的多边同盟将地区非共产主义国家归入西方阵营，以慑阻可能发生的地区冲突。在杜勒斯看来，在东南亚地区设置防卫协议是为了重新树立美国“自由世界领导者”的形象，并通过树立一个团结反共的象征来杜绝任何军事干预印度支那地区的必要¹⁰。尽管美国引领了一系列针对多边同盟条约的协商谈判，却从未试图在亚洲建设一个与北约相似的组织。

理清美国在亚洲同盟建设方面的利益和目标有助于理解为何韩国和台湾在热切寻求参与的同时被所有得到美国支持的多边防卫倡议排除在外。如前文所言，美国期望在亚洲达成的多边安全协议在本质上是防御性和被动反应式的，而韩国与台湾却摆出同美国意图全然相反的，挑衅和进攻性的姿态。两地领导人李承晚和蒋介石都曾强烈建议同各自在亚洲大陆的敌人继续作战。1953年，在美国准备对停战协议进行协商时，李承晚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这一选择，并宣称一旦美国依照协议从半岛撤军韩国就会独自与朝鲜作斗争。同样的，被学者认为不受控制、我行我素的蒋介石也从不掩饰他借由武力夺回大陆的野心¹¹。1949年，在地区组织发展形成的早期阶段，蒋介石和菲律宾总统基里诺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对“太平洋联盟”的建设表示支持，李承晚也极力赞成这项提议。然而，美国国务院相信这是李蒋二人在利用基里诺向美国施压以获得美国的短期军事支援¹²。因此，美国阻止在两地间形成任何形式的同盟，并最终建设一个不受李、蒋二人影响的地区组织。根据维克多·查（Victor Cha）的“权力游戏”理论，美国分别同韩国和台湾创建非对称的双边同盟关系，意在对可能参与地区冒险主义行动的“无赖盟友”进行控制¹³。

地区玩家之间利益和目标的差异也是阻碍太平洋公约形成的因素之一。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亟欲寻求一个由亚洲离岸国家共同签署的公约，一方面可以将日本归入西方阵营，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其重整军备创造条件。然而，这一提议因为英国对自身地区影响力的担忧和澳大利亚对日本的恐惧而受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为了维持在亚太，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作为域外大国的英国一直寄希望建设一个以英联邦为导向，美国为辅助的地区组织。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试图成立一个和北约相似的组织，在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同时也防备一个可能复活的军国主义日本。美国在1951年提出的这项建议受到了来自英国的强烈抗议，后者唯恐其地区可信度被削弱，并且对美国忽略英联邦在该地区的重要属国，且仅给予英国顾问身份感到不满。同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极力反对接纳日本。美国最终只能成立澳新美同盟作为替代¹⁴。

二、实力的差异

在地区集体防卫协议中，多边主义本质的一部分需要通过各成员国资源和军力的集合来体现。若不存在这种集合，或某一国家的贡献远远超越其他国家，则这样的组织也称不上秉持多边主义精神。出现这种贡献不对称的一个常见原因就是国家间实力的不平衡，这主要包括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方面的差异。奈恩（Nairn）认为严重的实力不平衡意味着集体意志的概念实为荒谬，并将证明一致决议和地位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¹⁵。普莱斯-巴纳森则进一步阐明了集体贡献对地区安全协议的影响——成立地区安全协议的部分作用在于集合所有成员国的资源所产生的积聚效应会超过每个国家本身的贡献，因此常使一国贡献远多于其他国家的大范围实力不平衡将弱化成立这类多边协议的动机¹⁶。

在欧洲，尽管曾经的强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饱受折磨甚至几近毁灭，但与亚洲国家相比仍然保留着较高水平的工业经济基础，助其在战后实现更快速更精细的经济重建和军备重整。朝鲜战争之后北约的军事化建设不可能在没有欧洲国家贡献的情况下仅由美国的参与来完成，为了巩固美国对同盟的军事承诺，欧洲国家不仅增加了军费开支，还接受了西德的军事重建¹⁷。在此情况下，积聚效应通过成立一支由最高军事指挥官统一调遣的多国部队得以扩大，这不单实现了全地区经济和军事资源的整合，还有助形成更复杂精细的劳动分工。与此相对，人们很难想象在亚洲出现类似的积聚效应。尽管海默和卡赞斯垣认为比起物质实力的差异，美国更多是出于强国的优越感而相信欧洲盟友会从战后废墟中迅速恢复，而亚洲伙伴则将长期维持弱势¹⁸，但他们也不能否认除了前沿军事基地，大多数亚洲国家在军事合作和资金筹措方面的贡献是十分有限的。

实力不平衡和缺乏集体贡献的情况在东约里是如此明显，以致在学者眼中注定是一个徒有其表而毫无实质的集体防卫组织¹⁹。1954年，当美国开始将印度支那地区的安全与和平视为一项重要任务时，杜勒斯希望在其他地区国家共同参与的情况下来实现目标，而不仅仅由美国单边地实施军事干涉。虽然大部分候选成员国都全力支持这一协议，但它们渴望从美国身上得到的利益远远超过它们所能作出的贡献。在就东约内容进行协商的过程中，菲律宾一方面要求将美国提出的门罗主义形式的承诺改为与北约相似的言词风格，使成员国更确信能从美国方面获得军事保护，另一方面又建议在同盟委员会投票表决时采用四分之三多数，以此逃避对亚洲大陆的军事干预²⁰。自东约同盟成立开始，美国就成为任何所谓集体行动中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赞助方。在越南战争期间，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都只作出了象征性的努力，英国、法国和巴基斯坦则对战场毫无贡献。作为除美国之外唯一一个付出较多的国家，泰国向战场投入了约占其受训陆军部队14%的兵力，却在美国的资金支持逐渐减弱时撤出战斗。埃克尔（Eckel）总结认为，当其他成员国只动嘴皮子功夫时，东约唯有依赖美国的力量，而美国也只有在为之买单的情况下才能从组织中获得一些援助²¹。

尽管东约看上去是一个将所有成员国团结一致，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共同发声的集体安全协议，但在军事领域中却绝非如此。丁曼（Dingman）批评认为，东约是在用外交来掩盖军事上的无能为力，用言语来达成无法用武力达成的目的²²。东约组织在军事合作方面的不足使同盟的可信度远远低于美国和地区国家分别签署的双边防卫协议。大部分成员国已经和美国签署过双边协议是导致这个地区多边同盟在军事上欠发展的原因之一²³，反之亦然，在积聚效应缺失的情况下，地区国家不得不加深对和美国达成的双边同盟的依赖。1962年，当东约组织未能成功阻止共产主义运动在老挝的发展时，深感失望的泰国便转而向美国索取一项额外的保证，即在受到共产主义攻击的情况下，美国援助泰国的责任与东约组织的协议无关²⁴。由此可见，在地区国家之间存在实力的巨大差异时，从实用角度而言双边同盟往往是比多边同盟更自然的选择，而在此情况下成立的多边同盟也更难以形成复杂精细的军事合作关系。最终，随着美国这个东约里最大的赞助者逐步撤出印度支那地区，这个仅有政治和外交象征作用的多边同盟也就此宣告解散。 

三、身份认知的差异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阻碍亚洲多边同盟发展的因素即候选成员国间存在的身份认知差异，这种差异包括一系列产自不同历史背景的政治和文化分歧。身份认知在明确区分我族与他类的同时，也间接影响着国家间的合作，身份认知趋同的国家在合作中更倾向于将彼此置于平等的地位，也会面临较少的摩擦。因此，在跨地域的多边防卫组织中，无论是在地区国家之间还是在地区国家和域外大国之间都要存有或创造一种认同感。

在欧洲，尤其是西欧地区，各国文化上的彼此联系在战后时期出现了持续显著的增长。与其以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为傲，每个人都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欧洲人。这种集体认同的情感对“国家社会”的形成至关重要，后者帮助西欧建起了能够促进地区和平与合作的紧密的机构网²⁵。在北约组织成立的过程中，作为域外大国的美国也同其欧洲盟友享有共同的身份认知，这一点在宗教和民主价值上尤其明显。除却这些源自历史，通常经历了较长发展时期的共同价值，英国政府还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早期提出了“北大西洋”地区的构想。英国希望通过将美国和欧洲并入同一个地理上的区域概念来保留美国在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北大西洋”地区的概念不仅完美地契合了美国对东海岸之外海上航线和前沿军事基地的关切，还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地理社群，在此后几年中给予内部国家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感²⁶。

与此相反，亚洲地区国家之间的身份认同则相对薄弱，这种身份认知上的差异阻碍了互信和平等价值的诞生，也使具备实用功能的真正的多边防卫组织难以成型。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国家往往并不愿意为集体安全作出贡献，并更多地从各国利益而非地区角度出发考虑问题。随着殖民时代的终结，亚洲国家并没有直接进入快速的区域化和制度化发展，而是普遍掀起了民族主义发展高潮。另外，过去在亚洲为人所知的地理社群，比如印度支那，则完全是方便殖民者统治的结果，而非出于当地人民自发产生的共同情感。经过百年的压迫，亚洲国家对任何出让自主决策权的可能性都极其敏感，因而对建立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多边防卫组织心存犹豫。弗莱德伯格（Friedberg）认为，尽管部分现代亚洲国家共有同一个遥远的文化根源，但几个世纪的独立发展已经在当代现出巨大差异。而且在近代史中，亚洲国家还缺乏合作的经历和将本地区视作一个特别实体的传统。同样重要的是，亚洲地区同时波及大国和小国的大范围领土争端还将进一步刺激民族主义不满情绪²⁷。

在东南亚地区，尽管东约和其他多边组织一样基于公约章程和委员会运转，但其成员国很难被认为是联合统一的整体，因为它们既没有就基本问题和原则达成一致，也没有确定落实过程中的相关措施，奈恩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化差异和缺乏认同感带来的结果²⁸。面对东约的失败，埃克尔也曾发出警告，在地区内部冲突得到妥善解决之前，任何其他发展地区主义的尝试都将化为泡影，而美国最好是在亚洲国家可以协调一致地行动之后再作出回应²⁹。

除了个别在种族和民主价值方面相似度较高的国家，美国和亚洲之间也少有身份认同感。从东约的诞生开始，亚洲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和前殖民国家之间清晰的身份认知差异始终隐隐困扰着这个跨地域多边同盟。尽管总部设立在东南亚腹地，东约组织只在表面上看起来属于亚洲，却在核心上以西方为导向。这一方面是因为除了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其余五个成员国都是西方国家，另一方面，杜勒斯在这一地区建立同盟的最初动机就是和英法两国达成“联合行动”以防止法国在越南北部败退，并通过结盟巩固法国抵抗的决心³⁰。虽然1954年年初这次倡议没能在英法间达成共识，但之后成立东约的提议仍不能掩饰以前殖民国家为主导和支配者的特点。美国连同英法两国都在协议商讨阶段直面了源自殖民历史的身份认知差异带来的阻碍。尽管大英帝国明确表达了不满，但时任菲律宾总统麦格赛赛坚持在同盟条约之外增设太平洋宪章作为联合声明，强调对地区国家独立和自主权的保障³¹。在成为美国总统之前尼克松曾撰文批评称，东约组织起源于西方，仅是美国承诺的制度体现和英法两国活跃时期的历史遗迹³²。这既是上文提及的实力不平衡的后果，也是美国在目标和手段之间存在身份矛盾的结局。

四、结论

综上所述，冷战初期美国曾在亚太地区尝试建立多边集体防卫组织，但或早或晚都以失败告终。与欧洲合作紧密并高度制度化的多边防卫体系相反，美国最终和亚洲盟国分别签署双边防卫协议，形成了轴辐式同盟体系。这一结果主要源于地区国家之间以及地区国家和域外大国之间互动产生的三种差异。一是利益与目标的差异，一方面美国在亚洲建设多边同盟的目的以防御和威慑为主，而台湾和韩国希望从同盟中攫取美国对其战争计划的军事支持，因此后两者始终被排除在多边同盟倡议之外；另一方面美国希望太平洋公约可以将日本归入西方阵营并为其重整军备创造条件，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反对与日结盟，英国则对美国在东亚独大感到不满，因此最终没能成型。二是实力差异，作为亚洲唯一一个成功签署的多边防卫组织，东约却因为成员国之间显著的实力差异而不能在地区危机中产生有效的积聚效应，而是完全依赖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双边协议往往比多边协议更具实用性。最后是身份认知的差异，在东约组织中，尽管地区国家之间存在文化联系，却少有相互合作的经验和将地区视为整体的传统，而在地区国家和身为前殖民国家的域外大国之间更加缺少基于平等互信的认同感，因此不利于社群意识和多边主义精神的发展。

德军装备的豹2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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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展示的虎式直升机

​        不过我们要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如今的德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以往国内军迷对德军的印象都是普法战争中逼得拿破仑三世投降的普鲁士军队，一战和英法俄意在三线开片，以及二战初期横扫欧洲的纳粹德军。但是如今的德军，尽管在装备研发上依旧是世界前列，但是战斗力的形成不仅仅得看装备，还得看人。那么德军士兵现在的战斗素养和意志如何呢？

色当战役后被俘虏的拿破仑三世

​

德军通过凯旋门

​        和一般军迷想象的德军形成鲜明的落差的是，如今德国国防军的士兵状况连自家人都看不下去了，官僚主义，士兵肥胖率上升，种种尴尬新闻让德国国防军自本世纪初期以来就不算高的社会地位一路下滑。德国国防军成了德国式幽默嘲讽的对象，比如德国人拿着德国国防军主题为“马革裹尸还”的宣传照片加上“你喜欢出国旅行，然后像这样躺着回来？那就加入我们吧”的恶搞旁白；画德军新兵肥胖得难以塞入装甲车的漫画讽刺德国国防军普遍存在的胖子问题；画德军军官磨磨蹭蹭化妆穿衣服优先于训练新兵，来讽刺德国国防军这群公务员化的部队办事效率低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德国军队的士兵是何时开始起变成了这样的呢？

德国人恶搞的国防军的宣传招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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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找到一个能塞进装甲车的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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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得开始给新兵布置训练了”“等一等，我们还未穿好衣服”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众所周知，一战，二战时期，德军的形象精气神都是相当给力的，这从他们的宣传海报就能看出来。自二战结束，东德和西德建立后，冷战的格局在欧洲形成。东德和西德此时都成了都成了两大阵营冷战对抗的前线，都是美苏两国竞逐的马前卒。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继承了普鲁士传统的东德军队为了保证战斗力，军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军人的形象还是非常充满阳刚之气的。比如这个“加入我们，成为人民军装甲兵士兵”的宣传海报，坐在坦克上举着红旗的坦克手极具视觉感染力。西德作为冷战前线，他们对军人的形象也相当重视，比如这个“我们是联邦国防军，是志愿役”的海报，虽然气势略输给对面，但是反映的军人形象还是比较符合冷战前线的德国国防军的精神风貌的。

你在后方为了胜利生产，就如同我在前线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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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我们，成为人民军装甲兵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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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的宣传海报：我们是志愿役的联邦国防军

​        但是与此同时，一大批前纳粹分子在美国的默许下沉渣泛起。比如1966年前党卫军大将泽普.迪特里希的葬礼上，该来的，不该来的都来了，弄得影响十分恶劣。直到贝娅特·克拉斯菲尔德狠狠打了拥有前纳粹高官身份的西德总理一耳光，直到两德先后和苏联签署条约、前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那一跪，德国方才被欧洲社会原谅。而德国的极右翼势力极其不甘心，他们将自己的思想强行和爱国主义绑架，导致德国社会因为矫枉过正不敢大肆谈论爱国主义。对爱国主义思想的并不客观的分析和判断，严重影响了军人在德国的社会地位。​

迪特里希晚年在狱中

勃兰特震惊世界的一跪

​        另一方面，随着两德统一，冷战结束，对德国而言如释重负。因此，对于统一后的德国而言，裁军减少军费，发展才是第一要务。因此，进入90年代，德军开始大刀阔斧地裁军。德军这一刀下去可不得了，第一刀就将德军由原67万裁到37万，因此，尽管之前经过谈判，原东德人民军的官兵约有5万余人并入联邦德国国防军，挨了这一刀以及接下来几刀后，原东德人民军留在联邦德国国防军的人员仅剩下少部分，并降级使用。2005年之后，原东德人民军服役过的士兵竟被定性为“在外军服役”，所得退休金和福利也被砍了，可以说，军人在原东德地区的地位一落千丈。德国军方本身也怕引发社会舆论，招兵的海报尽管台词是万年不变的“我们为德国服役”，但是招兵海报看起来和一般的公司招待新人无异。至于德国士兵未来的土壤青少年们并不如我们想像的那么严禁刻板认真，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一边喝起啤酒吃起香肠甚至抽起了大麻醉生梦死，哪有心情去当兵？可以说，和第二帝国的帝国男儿，第三帝国的纳粹炮灰，东西德的重建奋斗男儿相比，现在的德国男儿可谓丢尽了祖宗的颜面。

联邦国防军广告车，这种宣传更像是要给年轻人提供一份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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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帝国时代的德国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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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国时代的德国男儿成了纳粹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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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人民军恩格斯近卫团的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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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大麻的现今德国男儿

​       当然，德国并不是没有救的，因为德国依旧有老欧洲可以倚靠，年轻人依旧有上升空间，还是有机会的。那么德军该怎么办？其实不妨学学隔壁的意大利。意大利虽然二战是个笑话，但是如今的意军武装力量建立在前意共反法西斯游击队和与盟军合作共同抗敌的前意大利王国军的基础上，人家依旧理直气壮地保持了拥军荣军的理念和传统。德国军方想要拥有未来，首先应该好好看清楚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让自己的社会评价高起来，才能让自己的军事力量面貌与自己欧盟大国身份相称。

意大利国家团结日和建军节（11月4日）阅兵的宣传招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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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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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拥军荣军的场景

　　可惜的是，这种“国民党内战失败是因为外援武器弹药不足”的说法，因为过于厚颜无耻，无视基本事实，恐怕就连国民党自己的官方资料都不敢苟同。

　　一、形同虚设的“禁运”

　　既然提到了那次禁运，就先解释一下这个禁运是怎么回事。1946年因为国民党开始大规模进攻中原解放区，国共正式爆发第二次内战，即解放战争。美国为了表示对国民党的战争行为的不满，1946年7月起宣布禁止船只运输武器弹药到中国。这个禁令在1946年10月被部分解除，并在1947年5月被正式取消，前后共十个月。（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13章。）这就是所谓美国对国民党的十个月武器禁运。

　　但是，这个禁令的执行效果，是得打个问号的。因为这个禁令只是说不能把武器运进中国，没说不能把已经在中国的武器送给国民党吧？于是美军就干起了将在华物资大规模转交给国民党的行动。1946年7月16日，美国又赠蒋介石二百七十一艘舰艇。在禁运已经开始后的8月31日，美国又将八亿美元“剩余物资”以二折低价卖给国民党。（见李敖《蒋介石评传》下册第九章第一节）。“当美国陆战队在1947年4月到9月间从华北撤退时，他们“丢弃”了6，500吨弹药武器及其他军用物资给国民党。……（1947年）6月间，美国又将130，000，000发剩余的步枪子弹以原收购价的10％售给国民党政府。”（[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393页）

　　所以说，这个所谓的禁运其实是形同虚设的。它丝毫也没有妨碍国民党继续从美军手里得到武器装备。这种名存实亡的禁运都能饿着国民党，国民党的嘴得有多壮？

　　二、国民党败于外援不足吗？

　　首先，学者们有不同意见。

　　“1949年的结局表明，不是苏联的援助比美国多（事实恰恰相反），问题在于中共能够动员和利用革命的潜力，国民党却办不到。”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第13章 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垮台

　　“把中国革命的成功与否同中共从苏联人那里得钱多少简单地联系在一起，即使在逻辑上也无法使人信服。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中共发展最成功的一个时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同其他时期相比，恰恰这个时期是莫斯科对中共援助最少的时候。”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七章第一节

　　有意思的是，国民党自己的资料完全同意上述学者的观点。

　　“事实上，《追述》（指国民党官方出版的六卷本专题研究《剿匪重要战役追诉与检讨》）并没有提及装备的缺乏，没有把它作为到1949年初为止的任何反共战役的一个因素，那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准备防守扬子江，阻止共产党渡过去。”

　　——[美]易劳逸 著，王建朗等译：《蒋介石与蒋经国》（《毁灭的种子》），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4月版，8月第二次印刷，204页。

　　“（国民党的）国防部明确地肯定，弹药和武器的短缺不是军事崩溃的原因。1950年，在一份标有“绝密”等级的文件中，国防部谈论了美国援助的丰富：39个师完全装备了美式武器，其它许多师得到了剩余的美国供给品。那么，问题就不是缺少美国援助，国防部报告的结论是“我们从未听说我们近年来的军事失利是缺少军火或其它供给品不足的结果。我们对剿匪和反对共产主义理解不当，我们士气不足，我们的政府、经济和计划完全不能向剿匪的战争努力提供密切的支持。这是我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易劳逸 著，王建朗等译：《蒋介石与蒋经国》（《毁灭的种子》），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4月版，8月第二次印刷，205页。

　　敲黑板，国民党自己的官方报告明确无误地表示了：“我们从未听说我们近年来的军事失利是缺少军火或其它供给品不足的结果。”

　　美国方面则表示，他们真的没怎么发现苏联给共军提供援助的证据。

　　“马歇尔将军在1949年10月讨论对华政策的圆桌会议上，追溯他对中国局势的想法时说：

　　当谈到到底有无苏联援助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搞到这方面的证据..。比任何其它事情更令我担心的是：看起来很明显，苏联人..在他们的[对华]态度上..是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我的理解是：他们正准备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在那里他们可以表现得洁白无瑕，而我们手上则沾满了泥污。”

　　——[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320页

　　那所谓苏联援助了中共的谣言从何而来的呢？马歇尔将军道出真相……

　　 “在1949年10月国务院召集的讨论对华政策的圆桌会议上，马歇尔将军在一次非正式评论中把这一点说得更明确：“在整个华北、长江流域及满洲，我有相当多的手下人。我总是认为我得到的情报要比最高统帅的正确得多。他一再地受到蒙骗，因为如果他的部下被不光彩地击退，那个家伙总要替自己辩解。他总是说跟多少俄国兵和坦克打了一场大仗。除了没有说俄国伞兵外，差不多什么都有了。而我的人报告说，只不过是一场巡逻遭遇。这类事是常有的。我总是企图寻找关于苏联影响或援助的一些真凭实据。除掉我们称之为精神上的影响或类似者外，我未能找到任何真凭实据。”

　　——美国对华政策圆桌会议抄本，转引自《太平洋关系学会》，第1551—1682页。以上引语在第1653页，转引自[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535页。

　　除了马歇尔将军以外，当年和国民党打交道的美国官员异口同声地表示：国民党不是败于缺乏装备。

　　“巴尔将军（美国对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在1948年11月16日报告说：“自我到任以后，没有一仗是由于缺乏军火装备而被打败的。按我的看法：他们的（国民党的）军事败绩完全是由于世界上最拙劣的领导及其他许多败坏士气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导致了战斗意志的彻底丧失。”有可能也像贝吉海军上将说的那样，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后备军用品而妨碍了国民党人制定攻势作战的计划。但即使这是国民党政府垮台的理由之一，对于世界上最深刻的社会政治革命之一来说，也是个相对次要的因素。当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被问到他认为什么是中国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的原因时，魏德迈回答说：“先生，我在军事上的看法是：缺乏意志。主要是缺乏意志，而不是缺乏装备。””

　　——[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419页。

　　事实上，无论中共、美国乃至国民党自己，都未把外援不足视为解放战争败给共产党的原因。真不知今天的某些人哪来的勇气，敢来翻这个案？

　　三、抗战后共军和国军获得物资数量比较

　　不是说共军获胜是因为得到的外部物资更多吗？那我们就来比比看，抗战胜利后，国军和共军到底谁获得的物资更多。下面可能会有比较多枯燥的数字，没耐心的读者请直接跳到后面的结论部分（材料部分标灰色，结论部分字体颜色与正文相同）。有耐心的可以对照一下这些数字。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获取外国物资有两个方向。一是接收投降日军的武器物资，二是接收来自美国的武器物资。下面就展示一下资料来源（主要是国民党自己的统计）。

　　接收日军装备：

　　国民党共接受投降侵华日军的武器装备有步骑枪685897支，手枪60377支，轻重机枪29822挺，主要火炮12446门，步枪机枪子弹180994000余发，手枪子弹2035000余发，各种炮弹共2070000余颗，炸弹6000吨，战车（坦克？）383辆，装甲车151辆，卡车特种车15785辆，各种飞机1068架（其中可用者291架，待修626架，不堪用151架），飞机用油1万余吨，舰艇船舶1400艘，共54600余吨，其中军舰19艘（90至1100吨，仅三艘可出海），驱逐舰（驱潜艇）7艘（每艘约百吨，6艘可用），鱼雷快艇6艘（15至25吨各三艘，均可用），小型潜艇3艘（50吨内两艘可用），小炮艇200艘（每艘8至25吨，大部不堪用），马匹74159匹。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九辑，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二一三、二一四页

　　陈诚回忆录中的数字（接收日军装备，和何应钦的几乎一样，但不如何应钦详细）

　　“收缴物资范围，凡日军所有作战使用之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车船、骡马及兵站、仓库、医院、随军修械厂所等，一切军用物资、文书、图籍以及日军整备作战之固定军事机关、学校、工厂、仓库、医院、兵营、场站、码头、要塞、工事等之建筑及其所存之机械，武器、弹药、器材、车辆、船舶、马匹、粮服、装具设备、文件、图籍等项，均视为收缴范围。其种类之繁多，数量之庞大，无法备述，择要言之：

　　一、属于轻兵器之各种枪类：八十三万七千余枝。

　　二、属于重兵器之各种炮类：一万二千余门。

　　三、各式通信机：四万一千余部。

　　四、各种车辆：三万二千余辆。（内有战车四百余辆）

　　五、各种船舶：约一千只。（约一万二千吨）

　　六、冬衣裤：九百余万件又千余捆。

　　七、夏衣裤：四千三百余万件又二千余捆。

　　八、其它军衣、外套、雨衣等两百余万件。

　　九、各种粮食干粮等一亿余公斤。

　　十、各种工厂：交通通信类二十单位，

　　兵工类十四单位，

　　被服粮秣类五十七单位，

　　卫生及兽医器材类十四单位。

　　十一、飞机：一千余架。（可用者约三百架）

　　十二、马骡：约二十一万余匹，除老弱不堪军役及损伤外，堪用者约十万匹。

　　这样大量的物资，突如其来的交给我们接收、保管并分发利用，实在是一件破天荒的事。

”

　　——《陈诚先生回忆录》第1部“抗战”第6章“胜利到来”第2节“复员与接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的美军物资：

　　“自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一月开始，至同年五月中旬工作完成，兹将各类物资数量及分配使用情形略述如后：

　　一、军械弹药：各种枪二十三万九千余枝、各种炮一千余门、各种炮弹三百余万发、各种枪弹一亿四千二百余万发，约计军械共为一千三百余吨、弹药共为二万六千四百余吨，均陆续配发各部队使用。

　　二、通信器材：各种有线无线电报、电话机两万余部，约计共达三千九百余吨。

　　三、工程器材：

　　重工兵机械筑路部分约三千九百余吨，其在云南地区者，装备十八个工兵团，其在贵阳、芷江、柳州地区者，装备十九个工兵团。我国工兵无使用此项机械之经验，由昆明后勤部特设筑路机械训练班，分期抽调各工兵团干部先施以必要训练，以便接收使用。

　　渡河器材部分约六百九十余吨，除在云南省者以一部装备工兵十五团外，其余均装备工兵第二团。一部分重架桥材料，则移交交通部使用。

　　测量器材部分约六十吨，留备测量地形之用。

　　电气器材部分约三百余吨，留备装配照明之用。

　　水工器材部分约百余吨，包括水电厂五所：在贵阳者三所、在芷江者一所，均拨交贵州省政府应用；在柳州者一所，拨交广西省政府应用。

　　一般工兵器材部分约九百吨，除按编制装备工兵第二、十五、十八、十九团外，余存库备用。

　　建筑材料部分约三千二百余吨，分别拨交云南铁路管理处及黔、桂两省府使用。

　　以上七类工程器材共约一万余吨。

　　四、卫生器材：各种药品、敷料、各式医疗器材、医院及野战用具，医笈及药囊等共约一千五百余吨，除存昆筑之盘尼西林，提早配发各地公立医院应用，以免失效外，其余均配发各部队。

　　五、交辎器材：各种车辆一万五千余部，分别装配十五个辎汽兵团，另四个战车营及阿尔发部队每军部卡车五部、吉甫车一部；汽油及附属油四百六十余万加仑，清点时缺少极巨，原因甚为复杂，有因油管渗漏者，有因监护不周被人窃去者，有因油池底层储水量多寡不等难于精确估计者。此项油料即用于输运美资，全部用尽；配件五千九百余吨，经常配发各汽车部队及各级修理厂使用；修理工厂二十二所，均经调整仍在原地工作。

　　以上器材共计二万九千八百余吨。

　　六、服装：包括哔叽呢军衣裤、卡其布军衣裤、各式大衣、蚊帐、特种服装等，共约五千四百余吨，均经配发各机关部队学校应用。

　　七、给养：各种罐头、口粮、维他命丸等约六千二百余吨，均经陆续配发各部队。

　　八、其它：包括打字机、纸张、文具、娱乐器具等约四百余吨，均经配发各军事机关。

　　以上各类物资共计九万余吨，原分布于昆明、沾益、开远、云南驿、保山、陆良、罗平、贵阳、芷江、柳州、南宁、百色等地，经接收清点后，先集中移运昆、沾、筑、柳、芷、穗等地保管，然后再统筹运用，一般经过情形，大致尚称良好。”

　　——《陈诚先生回忆录》第1部“抗战”第6章“胜利到来”第2节“复员与接收”

　　注意以上关于国民党军接收美军物资的数据，还只是1946年1月到5月，也就是禁运之前。禁运期间和禁运之后国民党接收的物资（比如前文所说的1947年5月到9月期间美军赠送给国民党军的6500吨武器弹药等军事物资之类）还没有算在内！但是因为缺乏详细数据，所以此处只好先不算在内了。

　　那么共军得到的外部物资是多少呢？

　　共产党自身没有详细数据。故此处借用其他方面的数据作为旁证。

　　陈诚回忆录中的数字

　　“俄军在东北掳获日本战俘五十九万四千名、飞机九百二十五架、坦克车三百六十九辆、装甲车三十五辆、野炮一千二百二十六门、机枪四千八百三十六挺、步枪三十万枝、无线电机一百三十三座、汽车二千三百辆、拖车一百二十五辆、骡马一万七千四百九十七匹。此外尚有日军缴出的补给站与仓库存储：野炮一千四百三十六门、机枪八千九百八十九挺、掷弹筒一万一千零五十二具、卡车三千零七十八辆、马十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匹、补给车二万一千零八十四辆、特种车八百一十五辆、指挥车二百八十七辆。以上各种武器装备，俄军可能保留了一小部分，其余即扫数供给了共军。”

　　——《陈诚先生回忆录》第六章“胜利到来”第一节“受降”

　　好，我们现在以最保守的方式估计——尽管陈诚说“俄军可能保留了一小部分”，我们还是假设上述物资全都给了共军；而至于国军获得的美军物资，1947年5月以后的因为缺少详细数据，我们就姑且不算好了。

　　换句话说，这里算国军获得物资数量时，我们尽量少算；算共军获得物资数量时，我们尽量多算。这总给了国民党（以及国粉）最大的面子了吧？无话可说了吧？

　　好，就在这种最保守的统计下，综合上述数据，仍然可以得出结论：抗战结束后，国军获枪支100万以上，炮1万门以上；共军获枪支30万左右，炮当在2000以下——国民党所获远远超过共产党！

　　至于其他坦克飞机等重装备，因共产党军队就算有了也因缺乏技术人才而不能用，只有国军接收的能用。更不用说这里还没有计算抗战期间国民党军所获得的外援物资。所以无论数字多少，比较起来都更加凸显国军所获的巨大优势。

　　本部分综合结论：根据国民党自己的资料，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接收的外部物资远远超过共产党接收的外部物资（枪支3倍以上，火炮5倍以上）！国民党还有什么面目去将失败归咎于自己得到的武器外援不足？

　　四、总结论

　　综上可见，无论是美国还是当年的国民党自己，都不认为国军和共军作战时缺武器，更不用说把这视为败给共产党的原因。另外，结合来自国民党自身公布的数据也能看出，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之前和之中所接收的外国武器物资，都要远远超过共产党所获得的部分。

　　所以结论很明显：1、依据国民党自己的官方资料，国民党在和共产党的战争中不曾有过武器短缺——所谓武器禁运导致国民党因缺武器而失败的说法不攻自破；2、无论怎么算，国民党收到的外援，都比共产党收到的多，所以把国民党的失败归咎于外援不足，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解释。

　　那为什么有人还要坚持往那个方向去解释呢？因为他们想千方百计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国民党的失败是民心丧尽、众叛亲离；而这又是因为国民党自身严重的腐败无能、朽木不可雕、烂泥扶不上墙。

　　对此，只送他们一句话：

　　“1949 年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公公正正地征服了中国。”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十四章“抗日战争和内战1937-1949年”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对华政策彻底失败，也没啥反思。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美国不败而败，中国不胜而胜，反思美国对华政策为什么会彻底失败，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之后，越南战争的失败，又加深了美国的这种印象。

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致要点包括：第一，保持中国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不被某一特定列强独占；第二，不以军事方式直接介入中国内政；第三，尽可能维持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被列强瓜分；第四，为达成这个目标，要尽可能为中国提供帮助，包括财政、军事、金融，但不包括直接出动军队介入中国内政。

很显然，美国这个对华政策框架建立在美国的亚洲政策基础上，而当时美国的亚洲政策基本框架也与对华政策大体相符，甚至说类似后来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不为过。这当然是由美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跃居全球第一，超过了欧洲列强。但美国当时的军事实力还比较差，到美西战争爆发的1898年，美国常备军的数量才只有26万人，最近一次的战争经验是南北战争，根本谈不上什么国际战略。用我们现在熟悉的话说，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的既定策略就是在英国充当国际警察的国际秩序之下，韬光养晦，闷声大发财。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坚决不称霸，坚决不出头，坚决不主动参与当时在欧亚大陆愈演愈烈的列强争霸。

在这种不当出头鸟、只想搭便车的外交政策指导下，美国初步形成了其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一战之后，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已经大幅提高，但欧洲列强争霸仍然是当时的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美国仍然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无意与列强争霸，尤其是无意与列强争夺殖民地、势力范围。

原因不难理解，美国和传统的帝国主义列强不同，传统欧洲列强的发展模式建立在对殖民地的掠夺上，而美国则建立自身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基础上，所以，美国并不需要直接占领殖民地，统治殖民地人民，而希望殖民地能够保持基本的秩序和社会稳定，来为美国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商品倾销市场。

这也就是美国在当时为什么特别支持国际自由贸易、渴望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原因，这和前面有人提到的所谓美国人的理想主义精神之类无关，而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所决定的，美国不需要从殖民地直接掠夺，而是从所谓的自由、平等的国际贸易中掠夺。所以，一战结束后，欧洲列强中的战胜国想的是如何瓜分战败国，而美国总统威尔逊则高举和平的旗帜。只要和平竞争，和平稳定地进行国际贸易，美国就会越来越强大，这是美国当时的道路自信。

打个比方说，孩子上幼儿园，你的孩子在幼儿园是欺负别人的，你肯定主张孩子之间的矛盾让孩子自己解决，要是你的孩子是被欺负的那个，你肯定要求幼儿园和老师管管，家长也得管。

建立在这个美国对华政策框架基础上的，则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介入始终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甚至对日本在中国的蚕食鲸吞也睁只眼闭只眼，而且一度默许日本在不直接军事入侵中国的条件下，将中国变成其势力范围。因为此时的中国对美国来说还只是一个潜力很大的市场的阶段，而没有变成现实，而日本则是已经成为亚洲强国，与美国的贸易规模已经超过中美贸易了。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一直到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开打，而且占领了中国主要的经济发达区域，美国仍然无动于衷，反而继续向日本出售重要的军事和战略物资的原因。

二战时，日军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被迫改变其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开始援助中国抗日。但这主要不是因为美国人的道德水平比较高，而是因为美国当时的国际战略仍然是欧洲优先，亚洲并不是首先要考虑的。所以，美国介入二战之后的反应是直接出兵欧洲，与苏联结盟，准备首先结束欧洲战争，然后再回过头来解决亚洲。

在欧洲战争尚未结束的这段时间里，美国不可能在亚洲战场投入更多，又不能让日本在亚洲全面胜利，那么，美国就只能希望当时拖住日本军队最多的中国战场，只要中国不投降，还能拖住日本，为欧洲战场和美国争取时间，就算是完成任务。所以，二战期间，美国愿意多给中国军事援助，也原意给一部分经济援助，但没有能力直接在中国投入军队。

在这个指导思想之下，美国给了委员长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这并不是美国对委员长个人和国民政府的支持，而是有目的的，谁在对日作战中表现更好，美国对谁印象也就更好一些。这也是抗战期间美国军事和外交系统始终有人对共军颇具好感的原因，史迪威甚至提出，要在远征军中编入几个共军师，美国的军事援助也要给共军20%。因为这样才能让美国的军事援助发挥出最大效用。

但委员长的想法完全不同。美国介入之后，日本必败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委员长认为对日作战不需要付出全力，真正的挑战在于日本战败之后，委员长必须用武力完成对全国的真正统一，消灭他日记中所谓的各种封建残余，也就是地方军阀和共军。所以，委员长希望把美国帮助训练和装备的国军尽可能保留起来，以备将来在内战中使用，而美国则认为，我们给你钱给你枪给你武器，是要你打日本人的。这也是委员长和史迪威最后闹翻的根本性原因。

也是在抗战期间的耳闻目睹和经常性的打交道，让美国政府、外交和军事系统中对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看法越来越分裂，渐渐形成了所谓的“亲华派”和“反蒋派”两个阵营。亲华派认为，要支持中国，就必须支持蒋委员长，只有他才能控制得住中国局势，所以，不管他个人如何独裁，国民政府如何腐败，美国都必须坚决支持他。反蒋派则认为，委员长个人独裁，国民政府腐败透顶，已经成了浮不起来的阿斗，所以，美国必须把援助中国与援助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区分开，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启动换掉委员长的方案。

二战结束之后，欧洲哀鸿一片，传统的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忽喇喇大厦将倾，美国原意也好，不愿意也罢，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警察重任都历史地落在了美国身上。但美国的国际战略还在起步阶段，重心仍然是保持欧洲和平，防止德国纳粹死灰复燃，后面又加上了围堵苏联的冷战，亚洲仍然不是美国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同样希望能够以军事占领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来维持亚洲各国之间的均衡态势。也就是说，美国的亚洲政策重心放在日本身上，但对华政策基本框架并未得到深入反思，还是按照既定方针办。

在此基础上，美国在中国一开始是努力调解国共矛盾，希望中国能迅速恢复和平，并且成为协助美国围堵苏联、压制日本的重要盟友。但该来的还是来了，委员长坚持要消灭共军，武力统一全国，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还是在继续吵架，前后矛盾，各部门之间意见分歧，前后摇摆，犹豫不决。既不坚决支持委员长武力统一全国，也不支持换掉委员长。

所以，美国这时候公开的对华政策仍然是不干涉中国内政，反正看上去委员长兵强马壮，美国还用海军帮委员长抢运军队去东北抢占地盘，算是也帮了忙了，接下来就让委员长自己搞定吧。

美国国内忙着吵架，委员长在中国的内战中则从一开始的全面进攻逐步转入重点进攻，到1948年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委员长和国军败象已现，有大势已去之势，美国国内对中国政策仍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所以，宋美龄跑去美国求援，看上去美国各方面都很客气，但实际上却是无功而返，美国并没有给委员长更多实质性的支持。这一拖，实际上就已经是对中国局势表了态，委员长支持不下去，只好同意下野。这才有了1949年元旦，委员长通电不能视事，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代行总统职责。

宋美龄在美国

但李宗仁上台后，国军的问题更加明显，各部队都不听李代总统招呼，有事都是直接向委员长请示汇报，李代总统的和平路线也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委员长则忙着经营台湾，为撤离大陆做准备。这时候，美国国内对中国局势还是未能取得统一意见，还在继续吵架。等到共军百万雄师过大江，钟山风雨起苍黄，苏联大使都跟着国民政府迁往广州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究竟对共军采取何种政策，美国也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眼看着共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长江以南，席卷全国，建政立国在即，全面倒向苏联已经在所难免，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还是争吵不休，好在共军毕竟是土共，没有海空军，解放台湾的第一次进攻被委员长击退，美国才开始有点回过神来，意识到中国局势的发展正在离美国原来的外交政策确立的目标越来越远。

美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对华政策已经不得不调整，与共军不得不彻底翻脸，则是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之后。这时候，美国终于见到了一个自信、独立的中国，一支中国军队，但却已经是美国的敌人。也是在这时候，美国终于不得不亲自出马，封锁台湾海峡，掩护已经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这标志着，美国实际上已经军事介入了中国内政，突破了此前的政策框架。

总结起来就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没有与时俱进，用崛起之前的政策框架指导崛起之后的政策，刻舟求剑，终于导致了美国在中国的全面失败。20世纪上半期，是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发生深刻而全面的变革的时期，美国自身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但美国却希望能够沿用在这个深刻变化发生之前确立下来的政策框架，就在这个框架里打转转，直到在朝鲜战场上撞上了志愿军的南墙，才终于意识到不回头不行了，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