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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乎你的人,永远都比你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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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情中,

追来的很累,强求的不美。

想你的人,总会主动找你;

不想你的人,找了也是不睬不理。

一直的低三下四,只能贬低了自己;

再三的委曲求全,只能难为着自己。

 

其实,心里有你的人,

何须问,何须求,何须找,总会出现;

心里没你的人,不必缠,不必留,

不必要,不值得期盼。

是你的走不掉,不是你的求不到。

风景不梦,不失望;感情不争,不疼痛!

 

人呀!

你再优秀,也得碰上识货的人。

你再付出,也得遇上感恩的人。

你再真诚, 也得赶上有心的人。

你再谦让,也得面对珍惜的人。

 

提醒那些没心没肺的人们,知道点好赖,

懂得点珍惜,对你好是因为在意你,

而不是欠你的。

真情难遇,知音难寻,

珍惜眼前人!且行且珍惜!


 

人!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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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着,没必要凡事都争个明白。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察则无友。

跟家人争,争赢了,亲情没了;

跟爱人争,争赢了,感情淡了;


跟朋友争,争赢了,情义没了。

争的是理,输的是情,伤的是自己。

黑是黑,白是白,让时间去证明。

放下自己的固执己见,宽心做人。

 

舍得做事,赢的是整个人生;

多一份平和,多一点温暖,生活才有阳光。

人是活给自己的,

别奢望人人都懂你,别要求事事都如意。

 

 

苦累中,懂得安慰自己。

没人心疼,也要坚强;

没人鼓掌,也要飞翔;

没人欣赏,也要芬芳。

 

忙时,偷偷闲,别丢了健康;

累时,停停手,别丢了快乐。

只要心中有家,人生就不会迷路。


 


 

做人做事,就2个字:心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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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就2个字,就是

用眼睛去看现实社会的

真善美,丑恶坏,

用心感受现实生活,

苦辣酸甜,人生凄凉、欢乐。

 

人生有“三苦”

求不得,爱不能,放不下!

人生有“二吃”

一个是吃亏,一个是吃苦。

 

人生莫过做好三件事

一是知道如何选择,

别左顾右盼,莫贪多求快,

找一条适合自己走的路;

 

二是明白如何坚持,

勿随意盲从,忌一味跟风,

坚守好这一刻,

才能看到下一刻的风景;

 

三是懂得如何放弃,

属于你的终究有限,

放弃繁星,你才能收获黎明。

 

一个人,敢听真话,需要勇气;

一个人,敢说真话,需要魄力;

一个人的知识,通过学习可以得到;

一个人的成长,必须通过磨练!



 


 

家长如何为孩子挑选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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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各种教育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质量参差不齐、虚伪难判。在选择培训机构时,家长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教研能力

教研能力是一个培训机构实力的最重要体现。课程体系是否完善,是否有实力自主研发教材?不具备教研能力的机构,不是上佳选择。

第二:师资优良

师资是培训机构中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教师应具备相应的从教资质、应具备高超的专业水平、应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善于鼓励学生,发现他们各自的优点。 

第三:资质完善

工商、税务营业执照是否完善,是否有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培训资质,机构名称和办学实体是否相符。为了放心,家长们最好选择公办机构或牌子较大的培训机构。

第四:口碑、硬件环境

口碑非常重要,对帮孩子选择报班的家长来说,选择一所口碑好的学校比什么都重要。在硬件环境的选择中,安全高于一切,尽量不要选择一些老旧建筑内的培训班以及消防、安全配套设施不完善的机构。


从以上几个方面家长们可以看出办学机构的用心程度和专业水平,判断他们是不是在做高品质的教育。


 

老照片中的滇越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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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二十世纪初的“滇越铁路”
      

[转载]二十世纪初的“滇越铁路”

 

【背景说明】

 

       滇越铁路是云南省的第一条铁路,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米轨”铁路之一,原是20世纪初法国殖民当局根据不平等条约修建的。这条铁路因为起于原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海防,经老街中越边界,进人云南,自河口北伸到昆明,故称滇越铁路。滇越铁路全线分南北两大段。南段在越南境内,称越段;北段在中国境内,自老街(越南老街省省会)跨越红河进入河口,经碧色寨到昆明,称滇段,昆明北至河口长468公里(含昆小线4公里和昆河线464公里)。越段于1900年告成。滇段于1903年动工1910年竣工。滇段工程远比越段艰巨,桥梁425座,有的两端紧接隧道,下临万丈深涧,以人字桥为代表;隧道155座,占滇段全长的36%。1910年4月1日全线通车,共有车站62座。

        滇越铁路云南段又称昆河铁路。该线在抗日战争时期,为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从越南北犯中国,曾分段拆除近250公里,余者亦不通车。新中国成立后立即着手修复工程,1957年全线通车。昆河线线路自昆明北站向东引出,过水晶波站折向正南,经宜良、盘溪、开远、碧色寨、蚂蝗堡到中越边界重镇河口镇。沿线既有崇山峻岭,茂密森林,又有大河小溪,涓涓流水;既有沃土良田,五谷丰登,又有广阔草原,百花盛开。雨水充沛,气候宜人,风光秀丽,物产丰富,是旅游的好地方。

       [转载]二十世纪初的“滇越铁路”

[转载]二十世纪初的“滇越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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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二十世纪初的“滇越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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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二十世纪初的“滇越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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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福之人的10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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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知足常乐。

 

  平安是幸,知足是福;清心是禄,寡欲是寿。


  人之心胸,多欲则窄,寡欲则宽。宁可清贫自乐,不可浊富多忧。


  势不可使尽,福不可享尽,便宜不可占尽,聪明不可用尽。滴水穿石,不是力量大,而是功夫深。


  快乐就是看淡尘世的物欲、烦恼,知足常乐。精神富足才是真正的富有。



有福之人的10种心态

  


02. 活在今天。


  人生只有三天:迷惑的人,活在昨天;奢望的人,活在明天;只有清澈的人,活在今天。


  昨天已经过去,是过了期的支票,明天还没有来到,是不可提取的支票,只有活在今天是最现实的。





  03. 不斤斤计较。


  人生不必斤斤计较,让自己怒火攻心。


  语云“生年不过百,常怀千岁忧。百事从心起,一笑解千愁”。


  如果想到我们都是来去匆匆的过客,只不过是到世间走一遭,还有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值得计较呢?


有福之人的10种心态


  04. 为自己而活。


  活得简单不难,只需懂得为自己而活,为美好而生,为幸福而做。


  需求越小,自由越多;奢华越少,舒适越多。

有福之人的10种心态

  


     05. 善待自己。


  多一分快乐,少一分忧伤;多一分真实,少一分虚伪;多一分悠闲,少一分忙乱。


  这三多三少很重要,有了它们就活得心情舒畅。


  中老年人完全可以自主地安排好生活,善待自己,这样便会内心富饶。



有福之人的10种心态


  06. 少气多闲,身忙心闲。


  少气多闲,身忙心闲。真正做到这八个字不容易,关键是个“闲”字。


  老年人安度晚年一定要有闲心,当然干点家务事也好,如果什么事都不做也无聊,但是不要身忙心乱,要身忙心闲。




  07. 别跟自己过不去。


  改变一下自己的态度去适应不同的情况,心情轻松舒畅,不要心郁气结,跟自己过不去。


  人到老年,什么事都看透了,无论如何自己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一定要善待自己莫烦恼。




有福之人的10种心态

  08. 懂得自得其乐。


  人生一场,别人追屋逐堡,我只要风花雪月,花棚石凳,小坐微醺,歌一曲,茗一杯,自得其乐。住宅舒适方便就行了,何必非要楼上楼下。


  一首歌,一杯茶,养养花,养养鱼,享受自然之美不是很好吗?




  09. 学会享受生活。


  多了聆听松涛、静观风雨、仰望星空、敞开心扉的机会,灵性俱足。


  千万不要错过欣赏大自然、享受大自然的机会,一辈子不容易,一定要好好享受生活。  



有福之人的10种心态

  10. 保持简单心境。


  心境简单了,就有心思经营生活;生活简单了,就有时间享受人生。


  我们要学会经营自己的生活,不是天天混日子,也不是天天熬日子,而是天天享受日子,这就需要经营日子。


  尘世中有太多的喜怒,太多的悲欢,太多的烦恼和痛苦。


  惟有如此,才能活得简单快乐。


 

同样是救灾,共产党比国民党强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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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河南大旱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壮者散而之四方,老弱转乎沟壑。”与之相邻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也了遭遇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北岳区秋收后产量只相当于往年的三四成,群众说:连个秋饱都闹不上。不同于河南国军汤恩伯部与日军长时间的对峙, 1941年日军先对北岳区进行“铁壁合围”;1942年对冀中区进行“梳篦”、“拉网”式大扫荡,面对天灾人祸晋察冀土共有何解决之道呢?

1942年天灾人祸下的晋察冀边区田地

 

1942年北岳区久旱不雨,麦苗几近干枯,连野菜都难找。据调查,到6月份涞源一个区灾民即达1652人,云彪县一个区2187人,盂县一县灾民5568人,一、二、三、五、六专区等五个专区灾民达47500余人,四专区灾民更多,虽然没有详细统计,估计在10万人以上。

 

这年秋收,有的地区收成仅三、四成,整个冀西,旱灾波及39个县,灾民18万。完县的几个区,易唐的若干村,在夏雨未落之前逃荒的有一万余人。夏雨即落之后,阴雨绵绵,回来又走,积月不停,苗子锄不了,回来的又走,前后不下两万人。⑴五一大扫荡前边区采取平原调剂山区,冀中区1940年调剂粮食1900万斤,1941年运布十余万匹,边币三百万。五一大扫荡后冀中根据地大部分被毁,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在1942年10月间宣称:“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也修成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罩长城的6倍,地球周长的1/4。”平原支援山区的通路被阻断。

 

到了1943年春,北岳区春荒严重时,仅曲阳的一个区就逃走448户,2040人,其中有一个村95户,逃走42户;完县到43年2月底,一区就逃走240户982人,二区逃走1456人;易县到3月底,只四区25个村共逃走676户,1229人,上杀村在一天内逃走30余户,八区逃3123人;唐县三区20个村庄、216户完全逃光。⑵有些地区不断发生饿死现象,大多灾民以花生皮、荞面皮、山药杆、甘草充饥,糠、菜、树叶,求之不得;阜平集市上,灾民抓起豆子就往嘴里塞,小孩子捡地上的红枣吃,行唐瓜家裕一家以140元卖五岁孩子,某村村民以孩子卖几升红枣。边区会议上说:诸如此类现象已不是很个别的。在饥饿面前法律也没有用,靠枪毙都无法禁止偷粮。

 

有的群众抢食公粮,不怕坐牢,在阜平曾发生打倒残废军人抢走抚恤金的事件。城有个小贩,因为有6个黄蒸馍,而被人骗至村外绑在树上勒死。社会风气恶化,青年妇女流浪堕落现象时有发生。

 

1943年春荒时,易县龙居村有13个妇女过沟(敌占区),其中8个青年妇女嫁给特务,相家的妇救主任也嫁给了特务。有的妇女以30元改嫁,有的以80元伪钞卖身。灾区有的党的基层支部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党员逃敞。如完县一区,党员逃走者有71个,二区有17个。

 

因为制度不能坚持,工作完全停顿,甚至有的党员怨恨党组织“有困难了也不给解决”。有些支部区委下乡找不到党员,或有些党员态度冷淡。有些党员甚至参加了佛教会。日寇借机在保定设粥厂,抓捕壮丁到东北,甚至还借机强奸年轻妇女。

1941年日寇对北岳区大扫荡

 

1943年统计五年来日寇的扫荡、残害,使根据地死亡率大于出生率,一千人中一百五十个以上死亡的,劳动力减少一半以上;牲畜减少一半以上(骡马)或三分之一以是(牛驴);由于日寇的直接破坏或影响,好多地区水田变旱田,好田变坏,生产水平比1937年降低三分之一。⑶群众为了躲日寇庄稼来不及播种,使得田地荒芜;日寇的烧杀、掠夺,使劳动力减少,大牲畜减少,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这都直接的影响了农业生产。

 

在如此严重的天灾人祸面前,晋察冀边区土共掷地有声的说:“我们共产党人用不着庸俗的人道主义的伤感,更不同于地主资产阶级猫哭老鼠的惺惺作态,群众和我们是骨肉相关的,群众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目睹直接的父母兄弟子女辗转于饥饿的死亡线上的惨像,我们是寝食不安的!

 

粮食作为战略资源,1943年1月边区发布《边区为发展禁止粮食资敌规定六项紧急措施》,决定“划定封锁沟内5里至10里为缉私线,缉私线上的粮食只准运入巩固区,不准运出封锁沟。”规定“奸商走私粮食出口在2石以上者,处死刑。”补充粮食凡能当粮食充饥,如红枣、黑枣、柿子等一律限制出口,尽量利用果食动植物树皮、树叶、地下茎、鱼虾代替食物。作战部队队每人每天节约1两粮食,机关每天节约2两。对于政府工作人员贪污五斤小米及以上者枪毙。部队不许吃驻地附近的树叶——不许与民争利。

 

对于灾荒解决的办法:1、以村为单位三分之一是借粮,三分之二为赈粮。对最贫苦的无劳动力者赈予之,有生活能力者借与之(按户为单位赈一部借一部,或全赈全借),不收利息,于秋收后偿还,对沟外最无办法之灾民亦适当赈借一部分。2、同时防止夸大灾情,穷富对立或赈借不公、平均主义。3每人每日以小米四两计算赈借与之,赈借数量自十天到三个月,最多不超过三个月,以使其能劳动谋生为限。4赈借手续务求简便……为防止浪费以半月或一月发一次为好,县区必须对此工作必须切实检查。5、赈借粮在于恢复灾民生产力,故必须与灾民春耕及组织灾民生产、运销合作密切结合起来。

 

1942年,边委会拨发北岳区各县款35600元,粮780石赈灾;北岳区四、六专署拨款1689元,粮100200斤,各县共筹集款23912余元,粮707余石,外加16018斤,这些粮款对维持灾民的基本生活起了重要作用。1942年边区银行也发放救济贷款155万元。⑷龙华县九千斤赈灾小米,两三毛钱也卖,群众打一天柴就可以买,还发动群众上山挖药材卖给医疗合作社换粮。

 

发动群众互助,灾轻的帮助灾重的。冀西三个月中,机关部队节约小米50万斤,群众募集粮食8377大石,糠1693石,米2450斤,菜3004斤,边币20多万元。

 

北岳区号召“一把糠一把菜”运动,一个月中,四专区曲阳的三个区已募到红枣1191.5斤,糠352.6石,菜4624.5斤,粮59.75石,钱4212元。大麦面86斤,救济灾民339户;五专区的平山、灵寿两县募到粮460石,款11508元。冀西群众募粮8377大石,糠1693石,米24507斤,菜3000斤,边币20万元。⑸边区在开展互助的同时还指出:“警惕出现过左的行为,出现吃大户,保证富裕户(地主、富农)自愿的原则。”

 

浑源地主宋士旺、张永实42年被日寇以私通八路为罪名抓进监狱,百般拷打,最后分别以五百元、一千三百元现洋出狱。当地许多地主、士绅纷纷来到解放区,现实教育了他们,灾难面前阜平一个地主一次捐洋一千元,还积极捐款捐物。有背叛阶级利益之个人,无背叛阶级利益之阶级。老话讲“救急不救穷”,“赈借粮”是被动的,而开展纺织、运输、加大农业生产的投入是主动的。

1942年边区妇救会组织妇女开展纺织

 

组织合作社开展纺织业自救

 

合作社不仅使人民免于商人的盘剥,增加了经济收入,而且合作社在救灾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边区合作社也出现过账目不清、贪污、干部缺乏群众思想单纯谋利的行为,1942年边区开始整社,冀中区合作社发展的很好但五一大扫荡大部分合作社被摧毁,冀中合作总社转移到北岳区,干部也调入北岳区,这加强了北岳区合作社干部队伍,同时积极培训合作社干部,北岳区合作社开始走向正轨。

 

1942年边区单给冀西合作社贷款4200万。通过合作社把贷款发到农民手中,开展生产自救。

 

日寇为达到其以战养战的企图廉价收购棉花,低价倾销“洋布”。日本出产的洋纱一小捆(八斤多)57-70元,棉花每斤1.2-1.4元,从一斤棉花到一斤线日寇就能攫取7元多利润,统计每年边区输入的棉制品和棉纱占边区入超的39%-50%。⑹

 

边区一方面禁止棉花“出口”,一方面鼓励妇女参加纺织。38年边区大会成立就提出:“鼓励农民家庭妇女从事纺织业。”1939年春平西地区妇救会号召广大妇女“每人养一只鸡,三人养一头猪,每人种五棵棉花,多种树。”

 

山区妇女没有纺织的习惯加之劳动观念淡薄,“虽然纺线不算一种难的技巧,可是死心眼的妇女就认为太难了,所以有受气的啼哭的,打架的,也有请人代纺的。”曲阳县妇救会针对妇女爱占便宜由妇救会发一斤六两棉花交一斤线。

 

经过妇救会的推动大部分妇女学会了纺线和编草帽。纺出了二千余斤线交与合作社织布。1938年是推广纺织阶段;1939年开始兴起;1940年到1941年是推广先进纺织工具阶段;1942年山区妇女开始大规模土布纺织。

 

边区非常重视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先后发布《奖励生产技术条例》、《关于奖励技术发明的指示信》和《优待生产技术人员暂行办法》,从制度上对生产技术人员的生活待遇予以照顾,对他们所做的各种技术的发明、创造奖励,对有发明创造但是边区不能生产的,而且需要从敌占区进口的商品,边区给与贷款支持。

 

“裕华工厂”技师于1940年设计了四四线纺纱机,每架成本不过一百五十元,纺出的纱质量不次于洋纱,通过测算平均一个月能赚60元,三个月就能赚出一家纺车的钱。1941年又研制成功脚踏织布机,新技术的诞生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

 

妇救会干部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完县东安阳村的妇救会主任刘锦荣抗战前家庭生活就比较富裕,抗战爆发后,依然关心生产,“她为了开展生产救灾工作,勇敢地挺身出来组织全村的纺织。三十二架织布机子,六十三量纺车,在全村妇女的手中转动起来了。

 

她还拿她自己精明的技术和亲身参加的精神,使全村的成品每次都能得到了头等工价。在涞水县,妇救干部首先学习了纺织技术,进而带动了其他妇女,县区干部先学会以后,在各区妇救安放一辆纺车,由区干部亲手交给妇女纺线。现在各区已有很多妇女订做纺车,争先来学。

 

在训练班中,妇女们学会了纺织技术,为纺织运动的迅速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合作社将纺车、棉花赊给农妇,待纺出线后再收本钱。纺二斤布的原料加工资约66元,卖120-130元,利润80%归纺户,剩余20%用作合作社开支和干部酬劳。⑺合作社给的利润较市价多一倍半,根据纺织的质量给参加纺织的妇女发工资,对于成品率高的予以奖励,不合格率高的予以罚款,罚款给全体合作社成员分红,平均每三个月分一次红。

 

由于战时边区通货膨胀严重,后改为给参加纺织合作社的妇女以实物工资,以粮食代替货币抵御通货膨胀的影响。纺纱一斤发工资玉米三斤;织布十匹发玉米二十七斤。⑻

 

合作社发展纺织直接影响私营工厂提高纺户工资。易县全县公营及私营的纺织厂不下数十家,资本共计八百万元以上。在合作社影响下,工资都提高了,去年某纺织厂纺纱一斤,工资五元,织布一疋,二十五元。因合作社工资提高,亦不得不增至一斤十元,织布一疋九十元。

 

今年合作社改为实物工资,纺纱一斤给玉米七斤(随着纺织的利润增加工资也增加),某纺纱厂亦随之提高,纺纱一斤十五元,使织户得利不少。合作社在三省边区被穷苦百姓看做靠山,易县虽遭天灾却无一人逃荒。敌占区百姓,不甘敌暴待,均移住在县联社附近,专靠纺织生活。⑼

 

阜平、平西、行唐、灵寿等地区毛纺也发展起来。行唐西城子村,在三百个妇女中间有一百多参加纺毛,每人每天可纺毛三斤,三天可织毛衣一件,两天可织毛背心两件。据精确统计,自42年到43年2月全村纺毛工资收入达12000元,每个妇女都赚有毛衣一件。⑽

 

1943、44两年就有40万妇女参加纺织,合作社供给原料代销成品,仅曲阳一带就有纺织女工45793人,每日可得利1832992元。⑾ 纺织的发展使逃难到敌占区的灾民纷纷回流,有不少把老婆孩子卖了、有孩子死在逃荒路上的灾民陆续返回边区,一个灾民的老婆说:“哪里都不如边区好,边区真想着咱们。外面没地方吃、没地方住,鬼子还用枪赶,说我们刺探军情。教会咱这个手艺,在家挣碗粥喝也比在外面强。”

 

工商局采取名牌战略,“虎标牌”土布畅销平津、绥远;平山“聚合生”毛衣、曲阳“安菊”毛裤、高街生产的“高街布鞋”都是边区名牌产品——名牌的意味着更高的附加值。由于日寇对棉制品采取配给制,内蒙、东北棉制品极缺,收复张家口后,边区与内蒙、东北贸易通路打开,一匹布可以换一匹马。

 

完县、唐县、平山等地灾情严重但是平西、雁北、晋东北、涞源、龙华,年头之好,为前几年未有。这就为开展运输业创造了条件,尤其晋东北敌占区,日寇对棉布加以统制,老百姓手里有粮食,但是衣不蔽体,粮食、布匹价格差很大。纺织业的开展为以布换粮创造了条件。

 

发展运输业

 

1943年2月边区成立工商管理局、经济委员会,冀中区政委程子华任局长兼主任。程子华首先发现并肯定地道战在平原游击战的作用,44年底聂荣臻去延安参加整风会议他代理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辽沈战役任东北野战军二兵团司令,指挥了著名的“塔山狙击战”。其经济才能不在其军事才能之下,甚至更为出色。

 

天灾人祸下程子华决定:一、变死财政为活财政。将机关和军队的存款、粮食投入到合作社,不要分红,只收利息。避免出现货币超发带来的通货膨胀。

 

二、对敌实行必须品专卖,打击伪钞,获取利润和我必须品,以利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群众购买力。由晋东北、雁北吸收粮食运到冀西,由冀西吸收棉花、土布运到晋东北、雁北,使东西货物交流以利开展根据地运销事业,适当的在平汉路沿线实行粮食出口专卖,压低伪钞比值,在晋东北、雁北以棉布出口压低白洋比值。打击投机商人、钱贩子等,提高边币比值,巩固边币信用。

 

三、大力发展合作事业,使合作与贸易取得密切的结合,以发展运销事业,实施有效救灾。将人民的抗勤变为以工代赈。将以往由人民义务运输军粮,改为发动灾民运粮,合作社和公营商店按照灾民运输的数量付款。

 

四、改变对商人的歧视。边区曾经提出一切经过合作社,取消商人。改为一方面通过合作社减少商人的盘剥,一方面对能运进边区急需的粮食免税。对能把钢材、电池等商品运进边区的商人给其高额利润,少收边币,多收伪币,卖给其粮食。由于缺乏合作社干部,很多合作社由商人经营,对于一个月能周转三次、两次、一次的商人给予金额不等的分红奖励。

妇女运粮队

 

合作社改造后,村社的上一级是县社,如果有对外贸易的话,由县社统一管理。村合作社号召社员入股运输社,按股分红,如果资金不足,可以向县合作社办事处贷款。组织灾民运输,以赚取运费和不同地方的差价。1942年冀西14个县参加运销的2万人,获利400万元。

 

1943年1月间,北岳区三专区组织灾民3000人,贷款10万元进行贸易运输,灾民得利5万余元,四专区组织灾民9271人运输,得利158400元:2、3月间,灾民参加运输的日渐增多,仅3月份上半月统计,四专区5个县运输贷款人数为2510人,得利95090元,可购米19004斤。4月份曲阳参加运输的人数为3861人,贷款28506元,私款70435元,盈利502824元。

 

除贷款外,县联社还供给群众布,到雁北购粮,来回一趟一般为15-20天,一般赚200到300元,多则500一600元。易县到3月底,成立了420个小组,2273人,主要是从沟外入口棉花和食盐,由内地向西运销,由涞源、蔚县、广灵运回粮食。⑿运输队伍几天不去,沟外的老百姓就说:“八爷(八路军)咋还不来呢,再不来就活不下去了。”

 

1943年十月边区总结救灾经验提出:将救灾贷款全部发放到合作社组织灾民运输自救。44年边区借粮17000石,经过合作社发到群众手中,补充农具2000多万件,牲口21000余头,组织群众运输,只七月份公营商店的支出的脚费就有5000多万,全年估计在2万万以上。⒀

 

1944年大部地区风调雨顺,但滹沱、永定河下游暴雨成灾,灾民140万,46个县遭蝗灾,其中23个县统计:被害土地80万亩以上,损失估计20万石以上;稻苞虫和蚜虫损害数万石水稻;枣步曲使枣子减收一半。1945年,各地七月间才降透雨,很多地区播种三四遍,小麦旱死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夏秋间又遭遇数十年没有的雹灾,受灾县40多个,雹块有二十多斤重的,砸毁禾苗150万亩,甚至将正放羊的牧童砸死,人畜很多受伤。秋天反攻,阴雨绵绵,冀东、冀中、冀西、晋东北共四十多县受灾,冲毁田地56万亩,冀东被冲毁房屋6000间。水灾之后是蝗灾,冀西、冀中22个县,害田119400多亩。冀东由于水灾、雹灾、蝗灾、地震,使100万亩土地没有收成,灾民50万,阜平全县10万人,灾民就有23000人。⒁

 

马克思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农业是所有经济发展的基础,光救灾是不成的,必须发展农业生产。

 

减租、减息降低人民负担与战天斗地

 

1942年10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关于减租,指示指出:“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边区继续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统累税的税率也在逐年减低,北岳区1942年每人平均征税1.75斗,1943年为每人平均1.45斗,1944年则为每人1.4斗。

 

关于生产,毛泽东指出:“党委、政府和军队,必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

 

1943年边区在极端困难下发放农业贷款300万元,1944年仅牲畜贷款就有2000万元,贷出种子18000石,使农民补充牲畜22000头,补助农具26万余件。累计自1939年到1945年边区共发放农贷441980273元,粮188448大石。⒂

1944年北岳区兴修唐河水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边区成立伊始就发布《兴办农田水列暂行条例》,对私人修建水利设施边区给予贷款支持。

 

第一阶段以修大渠为主但是大渠易被日寇破坏,从42年开始修小渠,不易被日寇破坏,一个村人不多就可以修还不要政府贷款。

 

在1942年中,五台等15个县开小渠256道,浇地20884亩;五台等13个县修滩13463余亩;易县等12个县凿井1026眼,浇地3183亩;唐县等14个县整理旧渠64道,浇地13123余亩;唐县等6个县修筑堤坝100道,护地13462余亩。此外又开了涞源北城子与灵行两大渠,前者长1590丈,浇地2000亩;后者长3240丈,浇地3300亩。

 

仅1944年晋冀察地区一年开生荒53万余亩,旱田变水田就有11万亩。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水田增加,估计一亩生荒平均产谷三大斗,一亩熟荒平均产谷四大斗,一亩滩地,一亩旱田变水田平均产谷五大斗,总计可增产谷25万大斗。⒃

 

411农业总计晋察冀边区八年间,共修旧渠1798道,开新渠3961道,其他凿井、修摊、挖泄水沟、修坝、修堤等,新成水田和受益田达2137433亩,估计年增产粮食百万石以上。冀中区水利建设虽无统计,但据1944年1月20《新华日报》记载:“总数当超过北岳区数倍。”农业三要素:水利、良种、肥料。

 

边区良种的培育不能不提陈凤桐,1924年大革命爆发后跟随张励生在晋察绥一带进行反对军阀的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张部被蒋介石改编为暂编骑兵第二师,他以准备去日本留学为由,拒绝就任该师中校副官长的职务。

 

29年秋考人日本青山农业大学,9.18事变后愤尔回国,在北大学习、工作。33年5月参加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与日伪军作战。36年加入土共,37年奉组织命令组织平津察绥流亡学生,创建察绥抗日游击军(后改为察绥支队)任支队政委,40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这么发展下去只要不牺牲,新中国将出现一个将星。1941年聂荣臻司令将他调入农林牧殖局任局长。

 

冀中区抗战前教育就比较发达,抗战后冀中区兴建农业技术学校,培养了很多农业人才,在陈凤桐和他的战友共同努力下,燕京八一一号、十五号、边区一号谷育种成功,能增收10%-25%;白马牙、黄牙齿、大金黄玉数岁,均能增收10%-25%;燕京七十二号小麦、一八一七号、曲阳二号小麦,能增收10%-20%;春小麦和冬小麦杂交实验已进行第四代。西红柿和茄子杂交第一代,产量能增收40%。⒄

 

大小麦易生黑疸病,边区农业科技工作者经过大量实验用浸种法,两瓢热水、一瓢凉水-浸种,可以有效避免黑疸病。边区农民缺乏现代科学知识,称蝗虫为神虫,麦子害黑疸病是天年。

 

曲阳范家村小学老师赵岭峻号召农民浸种,农民说:“编书的人又没种过庄稼,懂得什么治黑疸病?”赵岭峻自己种了两块地一块浸种一块不浸,快要收割的时候,村民观察浸种的果真没得黑疸病,这才相信浸种的好处。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通过教育农民破除了封建迷信的束缚,推广了农业知识。44年易县浸种83819斤,能种地151693亩;阜平六个区浸种3284户,5876市斗;平山浸种的能种麦23077亩。45年开始大量在全边区推广。⒅

 

多耕多锄:4亩地分两块,一块2.2亩,锄了两遍打粮1.8石。锄三遍的打粮2石;轮作、间作培养地力,庄稼长得好:玉米带豆子,多打豆子,玉米还长得好;棉地带芝麻;谷地种萝卜,谷收了可吃菜,谷不收吃萝卜。

用驴向田间运送肥料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号召农民养猪,多积农家肥,积绿肥等等。北岳区19个县共割草628090388斤,压绿肥304045194坨。施肥数量以阜平为例,旱地平均三十担,水田平均五十担。如盂县磨盘村,受雹灾,去年产粮520石,今年600石,比去年增加380石。寿阳曲尺庄,去年产粮1822石,今年2022石,比去年多产200石。⒆

 

去年亩产谷一石二斗,今年亩产一石八斗。根据五个专区,28个村统计,1943年有133户不够吃。44年因大生产,只有46户不够吃,减少50.3%。

 

号召种植经济作物。44年三斗米换一匹布,前两年半斗米就可以换一匹布,在粮食够吃的情况下提倡多种棉花,种一亩棉可顶3.15亩谷;因外来原料困难提倡种染布用的蓝靛;种油料作物;山地多种玉米、山药、麻比种谷子合算。

平西少年儿童植树造林

 

号召多种树,1939年颁布《禁山办法》,规定五十度以上之山坡,由区村公所按轻重缓急逐年禁山,保持土壤。鼓励人民在房前屋后种经济类树木。冀晋区的二专区,该地虽系山岳地带,但沿河土壤肥沃,气候较暖,比较适宜栽种梨果,于是政府号召人民广泛栽培花椒、核桃、柿子、梨、枣等。

 

1945年,盂县就产花椒20万斤,桃仁20万斤,五台也产花椒6万多斤,桃仁2万多斤,榆次有10个村产水果共6万多斤,崞代的53个村,每村产梨20万斤,共1千多万斤,枣2400石,每石枣与每石谷价相等,值洋120万元。不仅保护了土壤,改善了气候,而且给百姓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利益。

1944年冀西灭蝗

 

“早生蝗虫潦生鱼”,旱灾有利于蝗卵的孵化、蝗蝻的生长和成年飞蝗的迁移,大旱之后是蝗灾。44年发行蝗蝻边区紧急号召:“放纵蝗虫就是放纵敌人!”军民起努力北岳区十四个县有585879人参加灭蝗蝻。

 

1945年冀西三个区不完全统计:灭蝗389748斤,挖蝗卵44506斤。⒇技术人员还发明“生物武器”,以红、白糖水为原料发酵后,涂在蝗虫蝻虫腹部,放回群里,使其生病,传染其他蝻虫。实践表明仿制病虫害毒药,白信最有效,其次黑矾、红矾、兰矾、莉篓、莞蒿子,治疗蚜虫烟梗水、棉油最有效。山地还有害兽,野猪、狼等。

1944年11个县的狼吃掉的羊就有9708只,吃掉的比边区补充的还要多,灵丘下关一带狼伤亡二十多人,推广打猎英雄李秀兰的打狼夹子。边区号召农民开展副业生产提高农民收入。

 

1944年后随着大生产运动的深入,人民副业、手工业更加充实活跃,合作社业务也由单纯的供给、运输转向生产,于是纺织、榨油、烧酒、漏粉、磨面、敖盐、造纸、制药、做鞋、做衣服、铁匠、木匠、挖煤等等二十余种。

 

折合家庭收入,一般相当于农业生产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易县栗元村群众有祖传的作杈技术,44年合作社给贷款,组织了九个小组,68人,纯利60万元,平均每户增产四石米。战争环境下疫病流行,边区还组织军区医疗对,医药合作社为百姓治病,大力宣传卫生知识。做好了加法还必须做减法。

军队大生产

 

军队、机关精兵简政与大生产

 

为了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和休养生息民力,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以节约人力物力边区认真贯彻了中央提出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原则,紧缩机构和人员。

 

部队也将所有大团缩编为小团。通过整顿,边区脱产人员所占总人口比例已低于3%的标准。光做减法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加法。

 

杨成武说他去军区开会,聂荣臻司令员经常请他喝羊奶,原来聂司令员养了一只羊。杨成武自己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他晚年自豪的说:“当年我们种的白菜长得可好了。”

 

42年北岳区部队帮助群众耕地51189亩,收割73135亩,帮助群众送粪修地用工113724个。大生产运动开始后,军队、机关参加生产更为普遍。44年北岳区部队开荒38800亩,修滩地1893亩,恢复熟荒13000亩。

 

粗略计算,北岳区机关部队收获15000大石粮食,蔬菜300多万斤。45年北岳区机关部队生产更为扩大,开垦荒地33580亩,帮助群众春耕181278亩,可使灾民、抗属、难民及无力耕种者收获粮食24472530斤。(21)1943年11月18日太原《东亚新报》,《冀西赤色地区调查记》记录如下文字:“飞机上俯视……当飞机飞入山岳地区时,触目所见……不论山谷或高原上,除岩石外,全耕种的井然有序。由此可见中共对增加生产的努力。

 

劳武结合

 

战胜了天灾还有鬼子这个人祸。日寇为了保证华北占领区的城市稳定,从1939年从澳大利亚进口面粉26万吨,40年16万吨,41年23万吨。(22)也就是说从我党敌后根据地的掠夺根本无法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

 

太平洋战争之后日寇愈发困难,日寇抢老太太窝头吃、抢民工的旱烟抽,甚至抢新兵的手表卖给伪保长(我地下工作者)换鸡吃。

 

42年4月19日《抗敌报》记录的日寇反扫荡记录(大家别笑):“去扫荡的时候穿着单衣,冻得哆哆嗦嗦,回来时带着抢来的农民的毡帽,裹着棉被。”除了抢牛、羊、鸡“灵丘六区抢走被褥436件、皮袄93件,从身上脱去棉衣110件,旧毡帽64顶,其余像口袋、绳索针线……只要被看见就一扫而光。”

 

毛泽东在1942年10月1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指出:“斯大林格勒一役,迫使希特勒转入战略防御”,“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

1944年2月参加第一届晋察冀边区群英会的爆破大王李勇右二

 

敌越来越弱,我则越战越强。晋察冀土八路民兵战斗力与主力部队没有差别,爆破英雄李勇爆破组43年北岳区春季反扫荡用地雷加冷枪毙敌130余人;秋季反扫荡毙敌300人,炸毁汽车五辆。

 

日寇叫嚣用一百个“蝗军”换李勇。神枪手李殿兵率领游击小组与日寇展开麻雀战,在一次战斗中其一人狙杀日寇17名。像李勇、李殿兵这样的民兵有很多,如李混子、张傻子、郑二妮、李三妈(都是男的),还有很多出色的女民兵英雄如女地雷大王殷志华,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大生产运动后,农民被组织起来成立拔工组、互助组

 

在收获中,村生产委员会和变工队对全村麦子亩数、劳力都是统一掌握指挥,谁家先熟,就先给谁家割,哪组先到,就先下手,不浪费一点劳力。

 

割、收、运、打、藏详细分工,儿童也不闲着。游击小组上山警戒,同样记工。由于充分利用了全村的人力畜力,并解决了报酬问题,所以大大加快了收获的速度,“去年一个劳力一天只能割八、九分地,今年一人一天就割1亩7分;往年得半月功夫,今年两天半就完成了。”

 

民兵和自卫队直接从事生产,还配合群众破坏敌人的交通,迟滞敌人的速度,配合主力部队阻击袭扰敌人;收获时节站岗放哨警戒监视敌人的动向;夜间深入敌人据点附近,开枪惊扰敌人,弄得敌人惊恐不安。地雷作为防御武器在民兵手里变成进攻性武器——趁着天黑埋到日寇岗楼周围。

 

1943年秋,敌人扫荡北岳区,发誓要抢阜平沙河滩的稻,当时军民喊着:“抢回沙河稻,饿死老洋鬼”。河岸村村都动员,阜平县委书记和农会主任亲自动手,组织起来分成班、队和大队,选出负责人,规定纪律,连夜出去干活。

 

9774亩水稻,敌人只抢走1529亩,占15.7%;我抢收占84.3%。(23)而且收了就打,保持坚壁,坚壁了又种麦。1944年满城十二天当中,敌人曾出扰四十次,每次约在两路以上,然而我们竟在炮火中完成耕种土地五十顷。完县敌于五月二十二日奔西岭某村,以四个民兵监视道路,封锁敌人,而群众照常工作,不仅未妨害生产,且炸死两个敌人。

 

边区在救灾过程也发生了许多错误,如1942年春耕期间,灵寿个别村庄规定“没有10亩地的不贷款”。这就使无力春耕的贫农佃农,贷得太少或贷不上。有些地方分配上平均主义严重。1942年春,阜平有的村贷款户达90%以上,有的全村都贷了。

 

这样平均分配造成了不该贷的或应少贷的给贷上了或多贷了,真正没有办法的反而少贷。个别区村干部自私自利,闹宗派主义,自己和亲友贷的多。如北岳区1942年有一村的贷款由村干部中干部占了14户。没有人能不犯错误,关键是面对错误是积极改正还是继续麻木不仁继续错下去,如何面对错误是评判一个人最好的方式。

 

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是行不通的”——毛泽东。正是不讳言自己的错误,并积极加以改正,党政军民齐努力,兴修水利,培育良种、兴利除害政府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开展手工业、运输业等就这样战胜了天灾人祸。

 

国民党政府的救灾


河南灾区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与边区相邻的河南,1942年省政府呈请最高当局,要求减少本省田赋征实、征借200万大包,再缓征30万大包。1942年11月5日美国驻华武官谢伟思写给美国国务院报告《河南的饥荒》,“直到9月10日才宣布取消征税和不再打算征税。但是,这时有一半的赋税可能已经征完了”,“原计划征军粮600袋(每袋110磅)。后来减少到470万袋。据非正式报告已经征集了250万袋,其中不包括地方和省政府的实物税。”(24)

 

1943年初重庆版《大公报》刊载了一篇通讯,向大后方人民首次披露了河南发生大饥荒的消息。《大公报》说了几句真话,但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晚上,重庆新闻检查所就给报社送去了国民党军委会勒限该报停刊三天的命令。问其缘由,答: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委员长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来自中原的灾情真相再也无法掩盖时,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做出一副姿态,拨发赈款,救济豫灾。但这样的赈济没有给河南人民带来生的希望,却变成了一场闹剧。

 

如果说国府不救济灾民,那是冤枉国府,国府也实施了救济。国民党政府在灾民逃难的陇海路沿线设粥厂,共发放赈灾款5550992.8元;购买粮食2139.869石,136780.4斤;救济灾民数目558806人。(25)国府无论战斗伤亡数字、还是别的数字经常是驴唇不对马嘴,但按照他提供的数字大家自己算每个灾民能分到多少?

 

旅居中国的德国友人王安娜写道,洛阳(当时国民党河南省省会)的各条街道上都是饿的气息奄奄的灾民,“但在饭店,政府的官员和军官们却吃着珍馐美味”,许多商人和贪官“囤积大米,大发其财,然后又派人拿赚到的钱去买濒于死亡的农民的土地、孩子和财产”。

 

不少政府的官员和军官甚至用高得出奇的价格出售政府的小麦,牟取暴利,“而这些小麦是他们不久之前刚刚用武力从农民那里夺来的”。重庆中央政府“也利用饥荒的机会来发财。海外响应救济机构的号召,捐款救灾,这些钱在法定的金融市场上换成中国货币,但汇率只及黑市兑换价、亦即实际价值的1/10。这就是说,政府的银行至少吞没了救济金的一半。”(26)

 

汤恩伯在叶县无代价的圈占民田千余亩,大征民力,摊派巨款,仅叶县就摊派七千多万修筑官舍。把界首划为与敌伪通商公开走私市场,甚至还联手日军私下贩卖毒品。国民党上层奢侈腐化,巧取豪夺,国民党基层官员也贪污成风。

 

邓县田管处的黄剑峰,1942年“浮收征实征购为数至巨,盗卖净尽”。而汝南付伯明案更为惊人。该县社仓共有公田49顷,每亩每年交2斗,由仓库主任付伯明保管。从1937年到1942年合计储粮1500石。灾荒正盛时,各方决议开仓放赈,预计每人1斗麦即可维持生命,1500石麦可救活15000人。待开仓时发现积粮已被付伯明挥霍一空,相当于他一个人剥夺了15000人的生命。(27)

 

1944年秋八路到达豫北时,战士们发现“干尸晃荡荡的吊在房梁上。”“村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恶臭”“村中的房屋深处,在被野兽吃剩的狼藉的尸体和一具具露着牙齿、带着头发的骨髅旁边,母狼正哺育着它的小囝。”目之所及一幅人间地狱的情景。

 

国民党和土共面对灾害的不同办法根本源于其自身的阶级属性,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就能看出一些端倪,“扶”字表明了其把工农当做弱者;土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大胆的喊出“工农神圣”,土共不仅仅是救灾。

 

发动群众灭蝗是打破封建思想对人民束缚,树立人定胜天信心;发动妇女纺织提高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改变了几千年来妇女传统“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思想,由此而来是“我们女人现在可能了”、“我也让女儿读书长大了也让她当干部”,初步改变了男尊女卑的思想。

 

妇女积极的参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从而使纺织运动成为深入的妇女解放运动;拔工组、互助组变几千年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组织起来集体劳动,从而改造了边区社会。这一切都是伟大的社会革命,到访过边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说边区“是中国的试管”,一个崭新的中国将跃出地平线。


 

有多少日本大学是731部队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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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队,其对外的公开名字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这支部队于1936年编成,在第二年亦即1937年,日军便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全面侵华开始之后,731部队便逐渐显露出了它的“恶魔”本性。但是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当时资料遭到破坏,日本军部势力自我保护等等的原因,这一部队在中国所进行的毫无人性的犯罪,并没有得到大量的揭露。

 

而今天的内容,全部来自于由日本NHK电视台编辑,并在8月13日于日本全国放映的纪录片《731部队的真实》。

当时涉及731部队的大量资料,除了被日军在投降前自毁之外,其余资料大部分在美军占领期间被美军收押并列为机密。所幸,在苏联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与日本关东军开战之后,大批曾经参加731部队的军官和士兵被苏联军队所俘虏,并且在1949年12月25日,于中俄交界处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对这些俘虏中涉及战争犯罪的人员,进行了“哈巴罗夫斯克审判”。

 

NHK电视台的记者,通过走访俄罗斯国立档案馆,找到了前苏联时期保留下来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录音。该录音时长24小时,记录了审判的全部过程。

这部录音中展示了对当时的关东军731部队的军官们的审判,也提供了证人们的证词。自此,731部队当时用活人进行人体试验等等罪行,才再一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有关于731部队,我们之前已经了解过很多罪行,如活体解剖,进行冰冻试验、细菌试验等。

 

但是本次NHK的调查,挖掘出了一个新的令日本高等教育界难堪的事实:731部队进行的这些非人试验和研究,其实是各大学与日本军方勾结的结果。

从1936年开始到1940年,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庆应大学为首的日本高等学府们,都纷纷与军队签订了秘密的合作协议。协议的内容是由日本这些大学向731部队输送研究员,牵头负责军方提出的研究项目,同时由军方向各个大学支付巨额的研究经费。

时任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院院长的户田正三,与石井四郎私交甚厚。在他的领导下,京都大学在6年时间里,将派遣到中国东北的研究员人数从36人增加至75人,其中绝大部分都在731部队工作。仅1940年一年,京都大学从日本军部获得的经费便达到了2亿5000万日元。

尽管户田正三本人否认了自己与731部队或是军方的研究有任何关系,但在他逝世后的一本他人追忆录中,清清楚楚地写明了他曾经与多名高级军官一起,气氛和谐地推动着军队中进行着的研究工作。

东京大学也否认了曾经以东大的名义,主动派遣教授参加731部队,但NHK的记者从东京大学校长长与又郎的记录中发现,他曾经长期通过文部省(相当于中国的教育部)与日本关东军的高层保持着联系,并且从中协调各种研究试验人员的派遣工作。

在以石井四郎为中心的这张合影中,汇集了日本大部分医科、理工科的高校首脑。这是日本高校界直接参与了731部队的构建和试验的铁证。

在一名曾经配属于731部队的老兵,须永鬼久太所保留的资料中,NHK的记者找到了全部供职于731部队的医学研究者名单,其中大部分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庆应大学。

之前谈到的,在731部队中负责冻伤试验的吉村寿人,就来自京都大学医学部,而且是学院院长户田正三的学生。他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听说了要在人体上进行那些试验,我直接提出拒绝参加。但是在户田院长的劝说下,他劝我不要放弃已经进行了很久的研究,而且,如果我胆敢拒绝军部的命令,那么就直接将我逐出师门。”

在731部队多达3000多人的组织中,这些来自全国各大著名高校的研究者们,并不是像他们中一些人所辩解的“自己被军队逼着工作”,而恰恰相反,他们在这个恶魔的组织中所具有的地位非常高:

这些研究者被称为“技师”,在组织中处于顶点的地位。根据大量卫生兵和少年兵的回忆,很多非人性的试验,其实都是这些研究者们直接下令进行的。

在731部队本部的研究者中,来自日本(及日本占领区)各地的学者共40名,绝大部分具有博士称号。可以说,没有这些来自各大高校的学者们的积极参加,731部队是无法实现那些耸人听闻的活体实验的。

 

而另一名曾经配属于731部队,当年仅有14岁的“少年兵”三角武,是在日本揭露731部队罪行的最活跃的一位老先生。据他的回忆,自己当时的心境是这样的:

“在那样的时代里,我所认为的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那么就会被打败。”

“尽管觉得这些俘虏非常可怜,但是也不能说出口。”

“如果说了同情俘虏之类的话,就会马上被认为不是日本人,是‘非国民’。当时就是这种气氛。”

 

作为少年兵,他们被委派的任务往往是焚烧尸体,掩埋骨灰之类的脏活。三角武先生回忆说:“我们被命令去烧掉那些尸体,往尸体上浇上汽油点燃,然后再把稍晚的骨头捡出来埋掉。我当时的想法是:这难道就是战争吗。”说完这些,三角武先生长久地陷入了沉默。

 

而关于731部队中有大量学者参与其中的事实,日本的学术界也对“科学家与军方的关系”展开了讨论。

主流的意见是:军事研究并不等同于兵器研究,所以科学家参与军方的研究,在伦理上并不构成“科学家参与了杀人”。

用做举例的,有参与设计了原子弹的奥本海默,和731部队的石井四郎。确实,这也是大多数国家所支持的“国防科研”。但对此,反对的意见也存在着:

“科学家并没有责任要参加战争。从历史上来看,科学家的参与,反而使战争越来越残酷。”

 

而以研究者身份参与731部队的人,对此会怎么想呢?在731部队中担任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的柄泽十三夫,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受到了审判。在被告席上,柄泽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如今我已经不是军人,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我想对我做的事情说几句话。我的妈妈在日本,现在已经82岁了。我还有个妻子,和两个孩子。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罪大恶极的。如果有来生的话,或者我此生还有余生的话,我会记着自己做下的这些恶行,用自己的新的人生,为了全人类而竭力奉献。”最终,他被判处20年劳动改造。

 

1956年10月19日,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后,所有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被判刑劳改的731部队军官们都被宣布释放,允许他们返回日本。

 

然而柄泽在得到释放之后,于第二天的1956年10月20日,在哈巴罗夫斯克看守所的洗衣房里,悬梁自尽。

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作为细菌武器研究和生产的直接参与者而受审的被告,共有12名:

山田乙三,关东军司令官,大将,劳改25年。

 

梶塚隆二,关东军军医部长,军医中将,劳改25年。

 

高桥隆笃,关东军兽医部长,兽医中将,劳改25年。

 

佐藤俊二,关东军第五军军医部长,军医少将,劳改20年。

 

川岛清,关东军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劳改25年。

 

柄泽十三夫,关东军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劳改20年。

 

西俊英,教育部长兼孙吴支部长,劳改18年。

 

尾上正男,731部队海林支部长,劳改12年。

 

平樱全作,100部队研究员,劳改10年。

 

三友一男,100部队队员,劳改15年。

 

菊地则光,731部队海林支部卫生兵,劳改2年。

 

久留岛祐司,731部队林口支部卫生兵试验员,劳改3年。

 

除劳改刑满得到释放的菊地则光、久留岛祐司之外,高桥隆笃于1952年脑溢血死于劳改中,柄泽十三夫于释放之后自杀,其他人都在1956年年底回到了日本。

 

石井四郎,731部队的创始人,之后历任第一军医部长,731部队指挥官。在苏联进攻关东军之前,于1945年8月从哈尔滨逃回日本。之后与美军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达成协议,以提供731部队全部研究资料为条件,使自己免于战犯审判。战后被开除公职,在东京新宿区经营一家小诊所,于1959年因喉癌死去。

 

板垣征四郎,关东军总参谋长,731部队设立发起者。1946年2月被联合国占领军逮捕,作为A级战犯在远东军事法庭上被判处死刑,1948年12月绞刑。

 

户田正三,战前京都大学医学院院长,战后成为了金泽大学第一任校长,并连任四届校长职务。1961年死去。

田部井和,731部队伤寒研究负责人,来自京都大学。战后担任京都大学医学院院长。1977年死去。

 

吉村寿人,731部队冻伤研究负责人,来自京都大学。战后担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1990年死去。

 

长与又郎,战前东京大学校长,1941年设立日本癌症学会,担任学会会长,世界级癌症研究权威。1941年死去。

我想,看完这部纪录片,作为战争受害者的中国人,我们的心情应该是非常复杂的:

 

作为平民百姓,日本人在媒体的舆论诱导下,就可以如此轻易地相信被片面报道甚至是歪曲的时事消息,然后支持军队进行如此血腥恐怖的行为。

 

作为被迫参战的一名小兵,尽管对遭受非人虐待的俘虏们心存怜悯,却迫于压力无法表达出来。

 

作为一名科学家,为了研究工作的成功,获得更多的研究经费,或是个人未来的发展前途,就可以下命令进行如此冷血邪恶的活体实验。

 

战争真的会夺去人心中的一切善良吗?还是说,人本质上就是盲目、懦弱且自私的呢?


 

国产歼11系列战机为何总是差强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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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30日,内蒙古朱日和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上空,新一代歼-11系列战机在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沙场大阅兵中集体亮相。5架歼-16多用途歼击机、7架歼-15舰载歼击机和7架歼-11B制空歼击机组成的阵容,占了此次受阅34架歼击机的一半以上。

 

然而,在那三道如流星一般穿过漫天黄沙的银色光芒面前,即使是家族中综合性能最强大的歼-16,也难免面对“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现实。而在比现实更加偏激的网络舆论中,歼-11系列的研制生产单位更是从来难得夸奖,反而成了部分人口中的“汉奸”、“国贼”,还有人煞有介事地讨论其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HAL)究竟孰高孰低。

建军90周年大阅兵上接受检阅的歼-11B歼击机,该机是人民空军的中坚力量

 

当然极端的声音毕竟是少数,更多网友的普遍观点是,十年前在第四代重型隐身歼击机项目竞标中的失利,是601所和112厂前途命运的重大转折点。纵观世界各国军机型号、特别是重点型号的竞争历史,落败一方往往要走上几年甚至十几年背字儿才能重振雄风,最坏的甚至有一蹶不振最终被竞争对手吞并的案例。但时间回到“718工程”一锤定音时的2007年,当时的局势远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此时被寄予厚望的歼-11B正处于鉴定冲刺阶段,首批2架试生产型于2007年6月交付空1师使用;换用数字式电传操纵系统的双座型歼-11BS首架原型机也在同年年底首飞。基于歼-11B的航电武器国产化经验,加上对引进的苏-33样机T-10K-7的测绘工作,早已铺垫许久的海军重点型号歼-15已于同年1月正式启动研制,7月即召开项目攻坚大会;通过对苏-30的系统分析,特别是结合对部队苏-30飞机加换装国产设备的工作,空军重点型号歼-16已被确定以苏-30为参考蓝本展开初步设计……

 

所以即使将当时还在规划中的歼-15双座型、歼-16电子战型等子型号,“利剑”、“神雕”等无人机型号,以及为其他领域重大专项子系统提供验证平台的试验机改装设计等任务刨除在外,601所此时的型号任务也是满满当当。如果到2012年前后,这些歼-11系列的不同程度改进型号能够完成各自的任务目标,今天网上的攻讦也许就会消弭很多。但理想和现实的距离,总是稍微有点远。

 

歼-11B:究竟哪个慎之又慎更让人恨?

 

距离现实最近的歼-11B首先“撞墙了”。尽管通过紧急调用AL-31F发动机替代当时还不靠谱的FWS-10A“太行”实现了01批飞机按节点交付部队的目标,但受困于整体可靠性问题,它们在列装的头几年出动率并不高。这是导致飞行员长期未能彻底掌握飞机技战术特点的重要原因,使得该团在2011年的中国空军首届自由空战竞赛性考核中铩羽而归。直到2012年,才由时任该团副团长许利强摘得该型机的第一顶“金头盔”。

 

幸好随着包括“太行”在内的诸多机载大小系统与战鹰的匹配逐渐成熟协调,歼-11B的可靠性和出动率不断提升,在空军组织的实战化演习和针对外军的战备拉动中的表现也越来越好。特别是在去年的“金头盔-2016”中,全状态版歼-11B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不仅在个人赛中掠得全部6顶金头盔中的4顶,装备该机的“后起之秀”——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此时许利强已任该旅副旅长)更是在衡量空战能力含金量最高的团体奖项“天鹰杯”中,力压其他参赛机种折桂,得到了军委和空军首长的高度赞誉

从参加首次中巴空军联训到上演“金头盔复仇记”,从两连冠到带领新团队夺得“天鹰杯”,许利强这六年的履历也是中国空军近年成长的缩影

 

但是对于定型装备部队已近10年的歼-11B来说,这次正名来得有点晚。随着航电系统大幅升级的歼-10C开始整建制换装,空战性能特别是格斗性能更加出色的苏-35SK即将初步形成战斗力,即使不考虑划时代的歼-20,歼-11B想在未来几年的“金头盔”中再创去年的辉煌,也实在太难太难了。

 

正如2015年刚完成从歼-11到歼-11B的整建制改装、2016年就带队拿下2顶“金头盔”的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肖军在谈及这次与歼-20、歼-16和歼-10C一起受阅的感想时所说的,“(歼-11B)刚刚‘年轻’就‘老’了。”

 

不过“老”并不等于“弱”。曾有一个经典传言称,由于计算不当,歼-11B应用复材不但未能减重,反倒由于增加保持平衡的配重铅块而更加沉重。真实情况是,通过航电替换和复材应用,歼-11B不仅在“干重”上比歼-11轻了数百公斤(不是七百),而且前者已经实现电子战设备完全内置,而后者仍需外挂电子战吊舱,实际使用重量优势更加明显。实事求是地说,在空军相当严格的节点要求下,仍沿用模拟电传操纵、机体寿命没有明显提升等一些需要不少时间去解决的问题,并不能算是歼-11B的“罪大恶极”之处。

 

但有些相对并不复杂、却能显著提升战斗力的工作,歼-11B却没有做好。众所周知歼-10A早已具备使用雷霆-2激光制导炸弹的能力,歼-10B/C也在演习中使用鹰击-91完成过反辐射作战科目;而挂载条件远胜歼-10系列的歼-11B,反而“老实”到早期批次没有对地精确制导弹药使用能力的地步;即使和歼-15同期生产,软件上已经具备使用条件的后期批次歼-11B也极少挂载这类武器。作为空军重型机部队的主力,空有大载弹量的数百架歼-11/11B却只能使用无制导火箭弹和炸弹遂行低烈度战场环境打击任务;这对以攻防兼备为建设目标的中国空军来说,无疑是一大缺憾。

 

另外,歼-11B/BS直到后期型也没有像同门兄弟歼-15那样,将风挡前的光电设备右置,为空中受油管留出空间;导致时至今日,总数不足百架的苏-30仍然是中国海空军执行出岛链掩护大型机任务的主力机种。当然,这和我军加油机数量严重不足的现状也有一定关系。

 

虽然讨论十年前定型的飞机得失如何似乎已经无关大局,但目前仍在低速扩充(以满足军改后新编制体制要求)的歼-11B机队规模越来越大。所以总结这十年的经验教训,结合改革后空军对第三代重型战斗机的任务要求,寻找高效提升规模战斗力的改装思路仍然很有必要;毕竟有当年靠着霹雳-11/12这两个空空导弹项目搞出了歼-8H/F两型新机,以及歼-8BH/DH/DF等升级套件的案例珠玉在前。

极其罕见的一架歼-11B/BS原型机投掷国产250公斤激光制导炸弹的画面,注意翼尖挂架外形和半展长襟副翼,说明该机并不是歼-15/16

 

歼-16:家电装修队如何盖新房?

 

作为迄今为止中国空军唯一同时参加过实战化训练“四大品牌”——“金头盔”、“金飞镖”、“红剑”和“蓝盾”的机种,苏-30MKK多用途歼击机自17年前“孔雀东南飞”以来,长期广受部队好评;不仅是践行“攻防兼备”思想的标杆装备,也是执行重大战备演训任务的不二之选。所以外界最早对歼-16较为靠谱的想象,很像是从歼-11到歼-11B的模式:结合苏-30加换装国产设备的经验,在歼-11BS的基础上发展出中国版苏-30MKK。

其实当初俄罗斯研制苏-30MKK的时候,就是靠厂内遗留的T-10M(老苏-35)的工装和部件,加上部分苏-27的通用部件攒出的机体;首架原型机上甚至还有不少部件来自一架烧毁的苏-27UB残骸,也算是榨干剩余价值。其火控部分除了在T-10PU(国土防空军版苏-30)的基础上提升后端处理能力,能打R-77主动雷达制导导弹之外,最重要的是把苏-24M的火控计算机和外挂管理系统“移植”过来,并配套升级座舱显示设备,降低飞行员的负担。

苏30MKK长期以来是中国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标志

 

如果照这个思路,在歼-11BS的基础上结合苏-30的部分优点,融合2005年开始定型装备的歼轰-7A的对地武器和火控系统——实际上这有些接近同期也在研制的歼-15的配置——是可以搞出一个简配版歼-16的。参照苏-30MKK的研发装备经验,这种技术跨度不大的型号,其研制周期将明显比歼-16短,而其综合战斗力将和俄罗斯当时向我们推销的苏-30MKK3相当,考虑国产航电武器的后发优势,部分指标还有超出;这样不仅能迅速提升空军的战斗力,还能为现实中的歼-16提供技术验证并争取更多发展时间。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最终601所选择了一步到位攀登新高峰,即研制一种技术跨度大(《中国航空报》提到新机结构部分有80%的更改或重新设计、90%的系统改进、首次应用无图制造技术),拥有以国产有源相控阵雷达为核心的数字化综合火控系统和先进电子战系统,依靠新一代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和改进型“太行”发动机实现飞行-火控-推力一体化控制,提升飞行性能和任务效能,综合性能瞄准F-15K/SG等级的先进三代半双重任务歼击机。

 

光听名号,就知道这可比前面咱设想的高大上多了,但要让这些系统发挥出预想中的本事,可不是往飞机上简单一装就完事儿,您那叫装卸,不叫装修。咱就拿装修打比方,说歼-11B相比歼-11这航电进步就比小两口搬进一个刚扒干净的老二手房,为了结婚得赶紧装修,所以壁板走线什么的就这样了,但什么嵌入式变频空调啊、5K超高清OLED电视啊都得上齐全,总之得明显比以前住的这家阔气。

 

过两年小两口挣了点钱,要换新房子。这回的建筑面积跟那个二手房差不多,但要往里搬的那些更加高大上的家电,不仅是业主买啥就得装啥,还得是根据业主的需要想放哪儿就得放哪儿。你比如说业主就要在正厅里摆个超大三层全自动涮烤一体机加全套七星级酒店浴室,那也得干。所以说走线都是小事儿,连房子的户型都得重新合计,要不就真成仓库了。

 

然而歼-11B那种装修,还属于找个家电装修老师傅就能搞定的层面;但歼-16这种就等于得让画图纸的和家电维修的一起上阵,俗称机体结构/航电架构综合顶层设计。问题来了,画图纸的平常也不合计家电的事儿,顶多看看别人家豪宅咋划的户型就比量一个;家电装修师傅倒也见过不少好货,但你让他合计这老些东西都该咋摆可犯了难;三十年前美国师傅是给大伙上过课(“和平珍珠”/82工程),可三十年前美国师傅家里也没这老些玩意儿啊。

 

有人说了,那别人咋就没这些毛病呢?咱也不用说猛龙了,说说枭龙就行。别看它户型小,可预定它的业主巴铁,手里是有美国的房子的——F-16C/D Block50/52,高级货;给这房子画图纸,那也是在充分享受过资本主义腐朽生活的业主老爷的亲切关怀下完成的,再加上这边画图纸的,当年也是听同一个美国师傅上过课的(“佩刀II”/超7),脑子里对西方的那一套很熟悉,一早就知道家电这东西硬是要得(dei),都是聪明人,一点就透。所以别看这小新房空调还是定频壁挂的,电视也就是1080p LED的,其实比前面那个新装大二手房布置得利索。如今人家的各种大小新房子也确实更舒服,没毛病。

 

闲言少叙,咱还是说回东北的这房子。说这大房子落成后,等得很着急的业主立马就去试住了。富丽堂皇那是妥妥的,可过了一阵什么跳闸啊、wifi没信号啊、煤气灶坏了啊等大小毛病就出来了,少不了各家保修队伍里出外进的;一番折腾之后,这下正式入住时间就出了偏差,业主对开发商啊施工队啊那都提出了严肃批评。

 

其实回头看,也别管以前没从头设计装修过房子这事儿丢不丢人了,接到这个大活首先得掂量明白自个儿的实力,然后再跟业主商量好施工规划。比如先装几个最重要、也是最有把握不出毛病的大件——其实就是咱前面说的简配版歼-16嘛;至于其他高档件儿怎么放最合适,您还可以边住边琢磨。业主虽然性急也明白,啥房子首先都得安全踏实的住上,功能一步步完善也是正常过程。

 

还好,错过了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的歼-16,这次赶上了和歼-10B/C一起作为中国空军三代半歼击机——这一新质作战力量集体亮相朱日和的荣耀时刻。和歼-10C一样在翼下挂着霹雳-15和霹雳-10的它们,不仅需要证明其空战能力不负三代半之名,能否进一步展现其超群的全天候空地精确打击能力更加重要。毕竟全军多个战区的重型机单位已经为之翘首以待了那么久,套用一句烂俗的话,请不要辜负这个改革强军的大时代。

即将受阅的5架歼-16多用途歼击机依次滑出跑道准备起飞

 

歼15:货架产品和简单粗暴

 

前文在设想简配版歼-16时曾经提及歼-15的航电火控配置——歼-11B的基本架构加上海军型歼轰-7A的任务模块,就好比变频空调底下放个自动晾衣架、OLED电视上面加个机顶盒之类,各种货架产品的组合省了不少麻烦事。虽然看起来性能不够高精尖,但考虑到中国航母部队当前的需求,特别是考虑到培养锻炼第一代舰载战斗机部队人员这一主要目的,歼-15这种一开始就是在保持歼-11B的空战能力基础上增强多用途特性的设定,还是很成功的。

 

当然“货架产品”也是有代价的。由于国内在固定翼舰载机领域毫无实际型号积累,2003年从乌克兰获得的T-10K-7已经是最好的整机参考对象。尽管作为一架预生产型飞机,T-10K-7已经和量产型苏-33较为接近了,但该机在苏联解体后一直被弃置,整机状态已经很差,不仅无法飞行,甚至其外形尺寸都产生了形变。总之这个货架实在是缺斤短两,就比如说飞控这块,硬件呢也就是将机械式液压作动筒改为电动、采用响应速度更快的舵机等能参考一下;软件程序这方面就只能自己经验主义了。

按照歼-15涂装重新喷涂的T-10K-7战机,该机近期可能会在601所内展示

 

大家都见过歼-15着舰时的姿态,机头高昂着(大迎角进近)、控制速度高度基本靠油门。跟很多强调机动性的三代机一样,歼-15也是个静不安定飞机,其增升手段复杂,使得低速飞行时升力中心明显在重心的前面,也就是天生好抬头,平时全靠飞控管着平尾给它看住了。但如果这个迎角控制不好,平尾气流受主翼遮蔽影响而剧烈变化,导致平尾自己都颤振失效时,这个抬头病可就按不住了,这也是苏-27系列电传故障多体现为机头急剧上仰的根源。

 

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在迎角等数据进入规定的危险边界时,飞控系统是能纠正的;但如果颤振导致动作筒部件出现故障,进而使驱动平尾的电传信号消失,此时飞控就会自动从“起飞着陆”状态转入“刚性连接”状态。简单说就是这时候没有反馈控制,杆推多大平尾就转多大,就跟连在一起一样,老灵敏了。在中高空遭遇这种险情的飞行员可能还有时间适应这种好比突然把摇杆拿走,只让你用键盘的操纵方式;但对于准备降落的舰载机飞行员来说,无论是速度还是高度都不允许太多选择了

 

而在苏-33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非常简单粗暴——把危险边界进一步收窄,迎角大一点,飞控就把机头往下按。所以基于这个逻辑,从“起飞着陆”状态转入“刚性连接”的过程也没有设计过渡状态——反正咱这刀砍下去了,要是再出事儿可就不怨咱没想到了。然而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使得飞行员必须进行较为精细的操纵,在平时的低强度训练环境中,这种解决方式也就凑合了;但如果进行长航时复杂战术科目飞行,飞行员的精力体力大量消耗之后再去操纵飞机着舰,或者是战时完成作战任务后返航着舰,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在完成高强度战斗任务后顺利拦阻着舰,需要飞行员和飞机都有着出色的发挥

 

舰载机使用经验极其丰富的美军深入研究过高强度飞行对飞行员着舰时技术和心理的影响。采用全数字式电传操纵系统的F/A-18E/F低速大迎角性能很出色,但由于也存在“不易低头”的问题,因此对起降阶段的飞控进行了优化,从正常飞行进入起降阶段的过渡转换使飞行员的着舰操作更放松,提升了总体安全系数。随着中国海军舰载机使用经验的积累和飞行队伍的扩充,经历几次事故后的歼-15飞控系统必须深入改进才能真正满足未来使用需求。

 

其实不仅仅是飞控,航母起降环境的特殊要求使得舰载机在与之关联的所有领域的技术取舍都几乎完全不同于陆基飞机。现阶段的技术仍然只能尽可能降低——但也无法消灭这种差别。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歼-15在辽宁舰上的每一次起飞和着舰,都是其科研生产单位在舰载机技术领域的又一次积累。尽管这个起点未必很高,但这种“积跬步而致千里”式的进步,是竞争对手很难通过模拟计算去弯道超车的。

 

近期网络图片表明,去年7月试飞的歼-15弹射起飞验证机和国产弹射器也已经开始同步地面试验工作。这架机号为5X1的验证机,除了能看到前机身特别是与起落架相关结构的对应改进特征之外,其余部分外观与量产型歼-15基本一致,这次“慎之又慎”的目的明显是为了保证弹射试验的进度。

进行陆地弹射试验的歼-15弹射起飞验证机。注意①粗大的前起落架及其斜撑杆,由于它们占用空间较大,舱盖内的防冻液箱也被取消;②改进后的主起落架;③弹射指挥室

 

说到弹射起飞,可并不仅仅是把前轮柱子和支撑杆儿加粗那么简单。举个例子,仅仅将前起落架缓冲器从单腔结构改为双腔结构,就能使歼-15在弹射起飞离舰时的迎角增加6度以上,使得舰载机“斤斤计较”的起飞重量又有了提升空间。早点试验早点发现问题,就能早点把弹射这道关过去,早点让歼-15后续型号完善起来。这次的“慎之又慎”,还真没毛病。

 

回望过去,歼-11B和歼-16这些被寄予厚望的型号,总是或多或少给人留下过欠缺完美的印象;如果再不能把握住海军舰载航空兵这支诞生不久却又前途远大的力量的脉搏,长期缺乏新研型号的技术积累,将导致这支其实不缺团结和热血(缺什么呢……)的团队的科研竞争力未来进一步下降。但愿“飞鲨”在海军还算顺利的起步,能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十年前,“枪挑三代机”曾经是二代机部队中不甘平凡的雄鹰们的战斗宣言;十年后,另一群更加自信的雄鹰们已经喊出了“横扫三代机”。今天的三代机部队作为空海军航空兵的中坚力量,该如何挖掘装备性能构建体系融合?而仍然要继续研制生产三代机以彻底替代二代机的科研厂所们,又该如何把四代机的研发理念融入三代机的改进中呢?

 

期待下一个更加精彩的十年吧。


 

唐朝的葡萄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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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唐·王翰《凉州词》


       葡萄和葡萄酒作为一种舶来品,传于汉朝,流行于唐朝。除了王翰的《凉州词》中提到,刘禹锡也曾诗云:“我本是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尽日饮不足”。这说明当时山西早已种植葡萄,并酿造葡萄酒。李白诗曰:“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说明葡萄酒已普及到民间。


      今天,让我们跟美国著名汉学家薛爱华一起,回顾葡萄酒在唐代的历史,跟着文人骚客一起品尝这杯千年佳酿。


瓶装的诗 <wbr><wbr>| <wbr><wbr>穿越唐朝的葡萄酒文化


       就像大陆上的其他民族一样,自从中国人通过耕作获取谷物以来,他们就已经精通从谷物中提取发酵性的饮料的方式了——发酵饮料是与谷物一起出现的。中国人的发酵饮料(或者可以称之为我们通常所说的酒)是用粟、稻和大麦发酵而成的,这是他们日常饮用的清淡饮料。此外,他们还饮用果酒和用马乳发酵的乳酒;像类似姜酒和蜜酒这样的美味佳酿,也是中国人饮用的饮料;而另外几种带有香味的葡萄酒,则是用来供奉神灵的。到了唐朝时,这些古时候的饮料有些还在继续酿制,而有些则久已失传了。但是就大致情况而言,这时稻米已经成了酒精饮料的主要来源。


       在唐代,至少已经听说了许多种外国酒:据记载林邑能够用槟榔汁制酒,诃陵国从椰树花中提取一种汁液,制作一种棕榈叶酒;而党项羌则“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唐朝人饮用这些外国佳酿的证据,唯一的例外是西域的葡萄酒。


       汉朝初年张骞凿空西域,将西域的葡萄种子引进了内地,在都城中种植了葡萄,并且以食用为目的,开始小规模地种植这种水果。根据唐朝的一则传说,葡萄有黄、白、黑三个品种。据记载,五世纪时,在敦煌附近的地区非常适宜这些葡萄品种的生长。但是葡萄在当时并不是一种重要的农作物,而与此相应的,用葡萄酿制的葡萄酒也仍然是一种稀有的外来饮料。


所以直到唐朝统治初年,由于唐朝势力迅速扩张到了伊朗人和突厥人的地方,而葡萄以及葡萄酒也就在唐朝境内变得家喻户晓了。甚至到了唐代,葡萄在人们的心目中还仍然保持着与西方的密切关系:在几百年中,一串串的葡萄一直被当作外来装饰的基本图样而在彩色锦缎上使用;而在唐镜背面的“古希腊艺术风格的”的葡萄纹样式,则更是为世人所熟知。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罗马人、大食人以及西域的回鹘人等,全都以精于栽种葡萄和善于饮酒而知名。但是当唐朝征服了西域之后,葡萄以及葡萄汁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某些“外国”的风味,这与“半外来的”巴旦杏和槟榔的情形是很相似的。


瓶装的诗 <wbr><wbr>| <wbr><wbr>穿越唐朝的葡萄酒文化
唐代海兽葡萄镜


       长安的唐朝廷要求高昌以年贡的形式进贡不同品种的葡萄产品,“干”“皱”“煎”是高昌进贡的葡萄干的三个不同的种类;此外高昌还向朝廷进贡葡萄“浆”,当然也少不了葡萄“酒”。最重要的是一种新的,主要用来酿酒的葡萄在这时传进了唐朝,葡萄酒的制作工艺也随之传入内地,从而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工业。这种新传入的葡萄就是著名的“马乳”葡萄。


       据我们所知,最早记载了确切时间的,传入唐朝的马乳葡萄,是突厥叶护可汗的礼品。贞观廿一年(647)春天,叶护可汗向唐朝皇帝进贡了这种浑长的紫色葡萄。正如著名的圆葡萄被称作“龙珠”一样,“马乳”这个名称表明了这种葡萄细长的形状。名妓赵鸾鸾曾经写过五首诗,生动地描写了妇女身体上格外具有魅力的几个部位,其中有一首诗歌中出现了与“马乳”相同的意象派的比喻。这五首诗分别是“云鬟”“柳眉”“檀口”“纤指”和“酥乳”。在“酥乳”诗中,就是用“紫葡萄”这个隐喻来表示女性的乳头的。但是出于一般的体面,要求我们将这种独具匠心、隐晦而风雅地用于形象化比喻的“紫葡萄”,理解为某种其他类型的葡萄,它比“马乳”更小,即大小比例更合适的一种葡萄。


瓶装的诗 <wbr><wbr>| <wbr><wbr>穿越唐朝的葡萄酒文化
马乳葡萄


       我们虽然不知道西方马乳葡萄藤插条传入唐朝的具体时间,但那必定是在贞观十四年(640)唐朝征服高昌之后。马乳葡萄被成功地移植到了长安的皇家园林之中,到了七世纪末期,在长安禁苑的两座“葡萄园”中,大概还可以辨认出这些葡萄的后代。到了适当的时候,它们就传播到了深宫禁苑以外的地方。在韩愈写的一首诗中,我们就发现了唐朝民间栽种马乳葡萄的记载。韩愈在这首诗中谴责了一座衰落破败的葡萄园的主人:


新茎未遍半犹枯,高架支离倒复扶。

若欲满盘堆葡萄,莫辞添竹引龙须。


       我们不知道这座葡萄园究竟在哪里,但是有事实表明,干旱的陇右道在当时必定已经广泛地栽种了葡萄树,在下文中我们还将提到陇右道出产的西凉酒。唐朝时中国的另一个葡萄产地是山西西北部的太原地区,所谓的“燕姬葡萄酒”,就是指太原出产的葡萄酒。唐朝本土出产的各种葡萄品种,在这些备受人们称赞的葡萄园里得到了发展,除了用于酿酒的葡萄之外,我们知道在十世纪时,在河东(山西)出产一种硕大的食用葡萄,这种葡萄是如此鲜美,以至于运送到京城之后,它就成了无价之宝。


       七世纪时,葡萄在唐朝已经很知名了,足以使得专门的饮食学家向公众说出他们对葡萄的看法,孟诜声称,葡萄汁虽然可以治疗“孕妇子上冲心”,而且效果明显,“饮之即下”,可是却不能多吃,因为“多食令人卒烦闷眼暗”。


       但是葡萄毕竟还不是非常普通的水果,甚至在八世纪时,葡萄虽然已经移植到了唐朝的土地上,然而杜甫还是在一组新奇陌生、非汉地物品的比喻中使用了葡萄这个词。他在诗中以“葡萄熟”对“苜蓿多”——这两种植物都是在公元前二世纪时由张骞引进的,而且都是相当古老的比兴对象,在这首诗中,杜甫还以“羌女”与“胡儿”相对。杜甫在这里描述的可能是一座类似于凉州的边镇。我们知道,凉州——就如同旧金山的唐人街一样,这是一座唐朝的胡城——的葡萄酒在当时的确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迷人的联想的、精纯稀有的饮料。但是甚至在驼路更西的敦煌,葡萄酒也是重要庆典上的一种珍贵的附加饮料,这就正如香槟在我们的宴会上的作用一样。在非正式的杨贵妃的传记中,就曾经提到过“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葡萄酒”的事。九世纪初年,唐穆宗皇帝曾喝过一杯这种美妙的酒,据他评价说:“饮此顿觉四体融合,真‘太平君子’也。”“太平君子”的称号不禁使人联想起人们对老子的尊称,这种称号似乎是模仿了希腊人将酒看作是神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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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葡萄酒总和夜光杯联系在一起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葡萄一直是人们羡慕和赞美的对象。有些品种的葡萄酒在三至四世纪时就已经传入了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博物志》中记载了许多古时候的奇迹和异物,据载:


      西域有葡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传云,可至十年。欲饮之,醉弥日乃解。


       在唐朝时,在长安的酒店中还可以买到用波斯诃黎勒酿成的一种奇异的酒和黑如纯漆的“龙膏酒”。龙膏酒是九世纪初期由乌弋山离贡献的。但是乌弋山离贡献龙膏酒的记载,很可能是小说家苏鹗想象丰富的头脑中凭空编造出来的。而八世纪时用波斯法制作的葡萄酒则无疑来自石国,当时制作葡萄酒的技术已经在唐朝立足生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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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酿造工艺场景复原


       贞观十四年十二月(641年初),当高昌王以及高昌国的最优秀的乐师等战利品被运送到太宗面前时,唐太宗宣布在长安“赐酺三日”——这是一种大众的酒节。这种庆祝活动与平定高昌的事件是很适宜的,因为葡萄酒正是出自唐朝的新属地高昌(唐朝将“高昌”改名为“西州”)。唐朝“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即八个品种),芳辛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对于这种新型工业而言,马乳葡萄似乎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制作葡萄酒也就成了太原葡萄园的一项附属工作——太原每年都要被迫向朝廷进贡大量的美味葡萄酒。在刘禹锡写的一首《葡萄歌》诗中,充分表现了太原“马乳”葡萄制作的葡萄酒在当时的崇高声望。诗中的“晋人”,就是指山西太原地区的人:


野田生葡萄,缠绕一枝蒿。

移来碧墀下,张王日日高。

分歧浩繁缛,修蔓蟠诘曲。

扬翘向庭柯,意思如有属。

为之立长檠,布濩当轩绿。

米液溉其根,理疏看渗漉。

繁葩组绶结,悬实珠玑蹙。

马乳带轻霜,龙鳞曜初旭。

有客汾阴至,临堂瞪双目。

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

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

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


       酿制葡萄酒的新技术甚至被转而用于中国出产的一种野生的小葡萄,这是一种果实为紫黑色的葡萄,现在这种葡萄仍然生长在山东。这种葡萄的名称叫作“薁”。据唐朝本草记载,用薁果实酿制的酒的滋味,正与甘肃、山西的外来的葡萄酿造的酒类似。段成式在一则佚闻中曾经提到过的“蒲萄谷”的葡萄可能就是薁(但是段成式使用了“蒲萄”这个外来词)。这条山谷显然是在山东境内;据段成式说:“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若有取归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他在这里将这种葡萄与仙山里生长的长生不老的仙果联系了起来。他还说:“天宝中(八世纪时),沙门昙霄因游诸岳,至此谷,得蒲萄贸之。又见枯蔓堪为杖,大如指,五尺余。持还本寺植之,遂活。长高数仞,荫地幅员数丈,仰观若帷盖焉。其房实磊落,紫莹如坠,时人号为‘草龙珠帐’焉。”


 

日军731部队恶魔为何没有得到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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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战结束72周年之际,日本广播协会(NHK)于8月14日播放了专题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对731部队在战争期间为日本军方开发细菌武器、进行人体试验的罪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其中最关键的证据,来自此前并不广为人知的一场发生在苏联的审判。

731部队前成员的证言是如何产生的?731部队罪行的执行者与关键证人,为何落在苏联的手上?在受到审判之后,这些日本战犯又有着怎样的结局?在为《731部队的真相》叫好之前,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这场被遗忘的审判。】

《731部队的真相》中,对战时日本高校医学者参与731部队试验的情况有具体的呈现

在日本,对731部队的讨论可追溯到五十年代。松本清张在1958年刊行的《日本的黑雾》中,就曾怀疑前731部队成员,可能是当时一起银行毒杀案的凶犯。进入八十年代,随着1981年森村诚一系列作品《恶魔的饱食》的问世,731部队的细菌战与人体试验问题又得到高度关注,至今都在左右翼之间引起激烈争议,也成为中日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NHK在《731部队的真相》中首次披露了由苏联在1949年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的录音,播出了由731部队前成员在苏联的法庭上亲口说出的证言,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731部队前成员的证言是如何产生的?731部队罪行的执行者与关键证人,为何落在苏联的手上?在受到审判之后,这些日本战犯又有着怎样的结局?在为《731部队的真相》叫好之前,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这场被遗忘的审判。

从60万日军战俘中“筛”出731成员

1945年8月9日夜间,苏联红军对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设施发起大规模空袭。10日,苏联红军兵分三路发动猛攻,日军从一开始就丢掉了对战场的全部主导权,研制多时的细菌武器甚至没有派上用场的机会。

8月10日晚,731部队疏散撤离工作开始。为了毁灭731部队基地存在过的痕迹,日军不仅用氰化物处决了基地中剩余的所有“实验材料”,炸毁了占地庞大的基地建筑,按照首领石井四郎的计划,他还打算责令所有参与实验的医生和细菌学家“以家庭为单位”自杀。但是,这一计划遭到其他日军将领的反对,而忙于逃命的石井四郎已经没有时间自己来执行它了。

关东军战败以后,近60万日本军人被苏联红军俘虏,此后的几年里,苏联安全部门对战俘进行了大规模甄别和筛查,日军幽灵般的731部队和它背后的惨烈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731部队设施遗迹位于哈尔滨郊外20公里处,面对苏联的压倒性攻势,战败前夕的731部队为毁灭证据炸毁了庞大的基地建筑

于1945年抵达哈巴罗夫斯克的苏军内务部高级翻译别尔雅科夫回忆,当时编号2045的战俘营物质条件较好,被用于关押“特别重要的”战争罪犯。“1946年,莫斯科发来密电,要求内务部下属的哈巴罗夫斯克监狱局收集与细菌武器相关的材料。这就要审问战犯并获得书面证词。然后我们‘发掘’出了731部队的存在。”

这项“发掘”工作并不容易。“总的来说,我们大概传唤了1000名战犯,从普通士兵的证词当中寻找线索,然后传讯高级军官,最后借助当面对质,‘分离’出了三个人。”被鉴别出来的这三名日本军官曾直接负责细菌武器的研发工作,三人也同意出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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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苏军俘虏近60万日军士兵,从中甄别筛查731部队相关人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调查组随后前往哈尔滨,依靠当地中国人的帮助找到了已被炸成一片废墟的731部队驻地,并采访了知情者。至此,调查组积累的材料已经相当充足。在当时,这是为了即将到来的东京审判提前收集证据,然而,别尔雅科夫写道:“最终它们没有被法庭采用。”

事实上,东京审判中没有涉及任何关于细菌战的内容,也没有提及731部队以及另一支负责细菌战的100部队的存在。苏联方面的历史材料认为,是因为最终被美军俘获的731部队首脑石井四郎用日军活人实验中获得的实验数据与美军方面做了交换,从而为自己争取到了司法豁免权。

“这已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比起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两个日本人的命运显得微不足道,”一位俄罗斯学者在其文章中叹息,“最终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占了上风。”

731部队长官石井四郎。石井四郎在战后被免于起诉,1959年去世

远东军人俱乐部里的审讯

但别尔雅科夫们的努力并未完全落空。“1949年10月20日……中将多尔季希通知我们,在哈巴罗夫斯克将要举行一次针对日军细菌战战犯的审判。”

准备工作立即开始进行。日本战犯当时被关押在哈巴罗夫斯克第一监狱,狱方为调查组腾出了一间空屋,审讯工作就在那里进行。“从莫斯科过来了更多的调查员,我为他们担任翻译,”别尔雅科夫回忆,“所有日本人都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回答问题,讯问从早上九点持续到夜里十二点,所有人都精疲力尽——无论是调查员、翻译、还是被审讯者。”

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的被告律师团

位于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的军人俱乐部。现在已很难想像,在1949年,这里就是苏联对731部队前成员进行审判的会场

开庭前两周,一个由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尼古拉·朱可夫-维列尼日科夫带队的专家团队抵达哈巴罗夫斯克,这些熟悉生物-细菌武器性能的医学专家对日本战犯进行了进一步的询问,并为法庭出具了专家检查意见。12月25日,俄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就此事进行了公开开庭,起诉十二名被告制备和应用细菌武器。档案材料特别提到,所有被告均有代理律师。

出庭受审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在法庭上说:“我承认自己的罪行,从1944年到投降之日为止,我作为关东军总司令,直接监管了隶属于我的731号和100号两支细菌战部队的工作,以寻求使用细菌武器实现军事目的的最有效方法,并进行大规模生产。换言之,我承认我是有罪的,我直接领导着向苏联、中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发动细菌战的计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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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庭上作最后陈述的前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

出庭的十二名被告在法庭上披露和承认了大量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研究和进行细菌战的骇人细节,据军医少将川岛清叙述,在731部队监狱内的囚犯被用于细菌战实验研究,系列研究以提升各种致死传染病病菌的毒性为第一目标,为此,每年约有400-600人被送往那里——“据我所知,没有人从那里活着出来过。”

在日本战犯的叙述中,这些“实验材料”主要是“中国人和满洲人”,也有少量俄罗斯人,川岛清甚至提到,曾有一个俄罗斯女性在731部队的监狱中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婴儿也随之成了日军的新实验对象。

731部队细菌研究部部长川岛清

不了了之的追责

从1949年12月24日到1950年1月1日,苏联《真理报》连续八天对哈巴罗夫斯克审判进行了报道,并在1950年1月1日的第3、4版整版刊出了判决书全文。判决书确认了日军细菌战计划的存在和731部队、100部队的骇人暴行,“为了在活人身上验证细菌武器的效能,[日军]进行了大量不人道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日本狂热分子以残酷方式杀害了数千人。”

“几年中,731部队和100部队的实验室对霍乱、伤寒、炭疽热、气性坏疽和鼠疫细菌进行了实验,大部分感染者在可怕的痛苦中死去,侥幸恢复者则被重复用于实验,直到死亡……这些日本狂热分子的受害者是中国的爱国人士,以及被认为从事反日活动、应当被毁灭的苏联公民。”在731部队,他们仅被日军称作“特殊货物”。

1950年1月1日苏联《真理报》刊登的哈巴罗夫斯克判决书全文

审判在1949年12月30日结束,十二名被告均被认定罪名成立,由于判决完全按照1943年4月苏联公布的《关于杀害苏联公民、屠杀苏联平民和折磨战俘的法西斯恶棍的惩罚措施》做出,而苏联已在1947年宣布废除死刑,包括山田乙三和川岛清在内的四名被告被判处25年徒刑,其余人也获得了从2年到20年不等的刑期——对此,俄罗斯不少史学研究者心存疑虑,认为这一宣判时机是有意为之:苏联从1950年1月1日开始重新恢复死刑,而这些曾亲历和执行过细菌武器的战犯往往被认为具有很高的情报价值。

1950年2月,苏联政府就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事宜发表公开说明,将相关卷宗分别移交给美国、中国和英国政府,并向远东委员会各组成国家移交备份。在这份说明中,苏联政府提出,“苏联法庭已审判了制备和使用生化武器的12名日本战犯,然而,让这场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逃脱惩罚依然是不公平的。”

苏联政府提名了包括日本裕仁天皇和石井四郎在内的五名细菌战责任人,并建议未来组织国际特别军事法庭对这一案件进行进一步追责。然而在已经落地的冷战铁幕前,计划中的国际军事法庭从未实现,苏联政府的这次外交行动也很快以失败告终。

曾在731部队任职的柄泽十三夫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获刑二十年,于1956年得到苏联政府特赦,但在启程回日本前夕悬梁自尽。《731部队的真相》中收录了他在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的自白

即使在苏联国内,哈巴罗夫斯克审判的后续发展同样难以令人完全满意。在被判有罪的12名被告中,刑期较短的数人随后即被遣送回日本,即使是刑期高达20年以上者,最迟至1956年苏共中央签署赦免令以后,也已尽数回国。这意味着他们的真正刑期只有不到七年,返日前哈巴罗夫斯克甚至还为他们举办了送别宴会。

而在日本国内,自1952年日美和约缔结以后,日本政府已经获得了赦免战犯的权力,细菌战的责任人和参与者因此逃脱了全部责任。1965年7月,84岁的山田乙三病逝于日本东京。


 

李世民的军事才能是如何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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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建立以后,为了实现全国的统一发起了六次对各种割据一方的军事集团的大战役,其中李世民亲自指挥的就有四个,分别是对薛举的陇东军事集团、刘武周、王世充和窦建德、刘黑闼的四次大战。除了最初对薛举的陇东军事集团的一次局部败仗,其余都大获全胜。


最令人称道的是,李世民在与王世充、窦建德缠斗的决定性意义的立国战争中,指挥了一次完美的围城打援漂亮战役,颇有“军神”的风采,歼灭了隋军主力,从此也奠定了唐朝立国的合法性。


据某些历史研究者说,李世民的用兵手法颇有独特的军事价值,比如注重战前侦察,注重军事情报的搜集,做到知己知彼,然后制造并捕捉战机。他还能身先士卒,也就是“兄弟们跟我上”的那种(而不是“兄弟们给我上”,一字之差差上千里),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当敌强我弱时,也能沉着冷静,用“坚壁挫锐“的战法拖垮敌人,也就是稳守突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和运动战的那套灵活有效战术,“敌进我退,敌疲我扰”,他的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也已经成为了中华军事宝库的瑰宝。


要证明李世民是如何身先士卒的,我们不妨引用《资治通鉴》上的一个小故事加以佐证。


公元624年,突厥连续攻打唐朝的忻州、并州和绥州,并由两位王爷几乎举全国之力,摆出和唐朝决一死战的阵势。李世民带疲惫之师迎战,在豳州和突厥的一万多精锐骑兵狭路相逢,这可吓坏了长途奔袭疲惫不堪又武器破损(估计可能是类似于“小米加步枪”式的低端武器)的唐朝军队。那时候适逢关中连下大雨,道路阻塞,连粮草运输都无法进行,顿时唐朝军队陷入了一片恐慌之中,就差没有哭爹喊妈了。


身经百战的李世民并没有悲观绝望,因为有危便有机,他相信恶劣的天气对于敌人也是致命的,他就不相信突厥佬是天兵天将,就看谁沉得住气了。


他首先动员后来被他部属杀掉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弟弟李元吉和敌人决一死战,拼个鱼死网破,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李元吉却被对手的兵强马壮吓傻了,一付贪生怕死的款式,畏畏缩缩地对大哥说突厥军队如此生龙活虎势不可挡,如猛虎下山,我们不可轻举妄动,万一失败了就后悔也来不及了。


呀,这不是典型的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原来李元吉他妈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怂货,玄武门之变不死也没用了,简直一副卖国贼的嘴脸。


李世民也知道这个弟弟是一个草包,除了和狐朋狗友“劈酒”,以及和美女进行肉搏大战这两种真本事之外,要他杀敌不如让他死了算了,于是没好气地说,那你就留下力气和你的情妹妹战斗吧,看我如何破敌。话音未落便率一小队骑兵杀向突厥大部队。


“嘿嘿,你们突厥人这唱的是哪出戏呀?我大唐和你们可汗曾和亲结盟,就是要和平共处,不干涉内政不侵犯别国国土而且要守望相助,还是亲戚关系,难道现在流行大义灭亲吗?你们为什么违约?既然你们那么喜欢和大唐干仗,那就干吧。我是秦王,可汗既然这么能干,那敢和我李世民单挑吗?是爷们就别玩那种娘们扯头发打架的人海战术,打死没命陪,我连棺材都带了。如果你们是孬种不敢单打独斗,那全部上也行,我就以一当百,用一百人干你们一万人。”李世民先出来骂阵。


哇噻,果然是龙种耶,有神相助的人还怕你突厥个鸟!这话怎么听怎么熟,这不是港台电影黑社会蛊惑仔叫阵“只揪”(单打独斗)时的最流行台词吗?敢情李世民成了蛊惑仔叫阵的祖师爷了?抄得这么雷,果真佩服!


哈哈,这一招果然受用。一方面把正义的旗帜留在了我方,而把非正义的强盗形像扔给了对方,正气凛然,义正词严呀,解气。唐朝有这样有个性的领导真是大幸啊,没说的。


李世民,你酷毙了,也帅呆了,如果没有美女给你投怀送抱,那说明她是一个性冷感极品美女,因为哪有不爱英雄的美女。

 

听到李世民这么一说,气焰嚣张的突厥人倒有点不好意思了,颉利可汗看到智勇双全的李世民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杀出来,也不知李世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以为是他在玩诱兵深入之计,然后打埋伏,越看越像的样子(就像奸诈的王世充越看李姓军阀越像天子一样),于是装作不理他,让他自弹自唱表演独角戏。嗯,想引我上当,没门,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呀。我可是突厥的英明王爷呢!


李世民于是一直往前走,然后着人先去对突利可汗递上悄悄话,无非又是鹦鹉学舌地重复李世民刚才说的话,也就是他们违背盟誓背信弃义打唐朝的事,突利可汗被问得哑口无言,没敢说什么。


然后李世民和他的小股骑兵像兜风逛花市般悠哉游哉往前行,准备跃过小溪,颉利可汗愈加糊涂,李世民竟敢这样大模大样地出阵,还对突利可汗说什么“盟誓“的事,莫非他们早已暗渡陈仓要勾结谋他的大位子?这才是一个大问题。


于是,颉利可汗叫人阻止李世民渡过小溪,并对李世民说他们来此并不是想和大唐打仗谋大唐的土地,而是想联络感情巩固我们两国的同志加兄弟的深情厚谊而已,亲戚们好久不见了,想你们呀,串串门罢了,别想得那么复杂嘛,云云。


所以,有时候睁眼说瞎话也是需要胆量和水平的。


说完这话,颉利可汗便退了兵,加上突厥人的弓箭长期在雨水中浸泡,变得有点走形用得不利索了,这等于是自废武功,最后被迫签了城下之盟,继续修好。李世民兵不血刃便屈了别人之兵,也算是功德完满了。


哈哈,厉害吧?正如潮语所说,还有这种操作?因为李世民在一举手一投足之间,便电光火石般地使出了连环计,比如反间计、树上开花的疑兵计以及瞒天过海等计(没见过玩打仗玩得这么潇洒的,简直就是在耍魔术晃得人眼睛彻底花了),足智多谋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试问天下英雄谁能敌?不是军神是什么?


以前曾有一则在网上和手机短信里广为流传的帖子,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的中央政府领导班子人选,其中唐朝人物占三,历史一姐武则天荣任妇联主任,历史一僧唐僧是计生委主任,而李世民更是领衔领导班子,是国家主席的最佳人选,高居榜首,位于成吉思汗之上。从这则故事里,李世民所表现出来的卓越领导才能,以及举重若轻、临危不惧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危机应变能力来看,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


如果这还不够,那么他在平定刘武周叛乱,收降超级门神尉迟敬德(即尉迟恭)时两天不吃饭、三天不解甲的不畏艰险的“拼命三郎”精神,都足以说明和展示了他的身先士卒的楷模作用和军神战魂风采,能跟到这样的领导一定很幸福,提鞋都愿。


 

你打印度牌,我就打朝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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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想通过印度牵制中国给中国出难题的时候,朝鲜也给美国出了一道难题。

 

而且,这道难题的难度并不比印度给中国的难题小。

 

我们在分析朝鲜第一次发射成功能够到达美国阿拉斯加的洲际导弹的时候,就说过,美国可以威胁朝鲜本土而美国本土不受朝鲜威胁的日子快要成为历史了。

 

当朝鲜在7月28日晚间第二次成功试射了火星14洲际弹道导弹,这次导弹的最大射程超过一万公里。朝鲜方面表示,本次试射再次验证了洲际导弹体系的可靠性,展现了朝鲜具备在任何地点和时间发射洲际导弹的能力,清楚证明了美国全境都在朝鲜的射程以内。

 

朝鲜因此具有了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的能力。

 

这种能力掌握在其他国家和朝鲜手里,对美国来说,呈现出的差别是很大的。因为朝鲜差不多是现在的世界范围内,唯一敢于公开针尖对麦芒的跟美国叫板的国家。朝鲜国家虽然小,但是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对外表现的意志力,是最让美国头疼的。

 

果然,在朝鲜实际拥有了威胁美国本土的能力之后,朝鲜就给世界地缘政治博弈提供了新的“脚本”。8月11日外媒称,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司令官金络谦大将8月9日声明称,朝鲜人民军战略军正慎重地考虑同时发射4枚“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的关岛包围射击方案,以压制和牵制关岛主要军事基地,并向美国发出严正警告。

 

朝鲜这一举动开启了世界政治的一个新时代。

 

自从美国在二战之后确立了世界超级大国地位之后,就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威胁美国控制的领土,都是美国威胁别人本土,而没有国家敢于或者能够公开的不加掩饰的直接威胁美国本土。即使是大国,在发展战略性杀伤力武器的时候,也没人声称是针对美国的,而朝鲜打破了这个红线。

 

新华网8月9日报道,朝鲜代表团7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向媒体散发了署名为朝鲜外务相李勇浩的声明。声明称,朝核问题完全是美国的责任,朝鲜拥有核力量是为了应对美国威胁,但不会对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使用核武器或以核武器相威胁。美国披露的情报指出朝鲜至少已有了60枚核弹头。当地时间8日,美国媒体爆料称美情报部门确信朝鲜已经研制出可以装载在洲际导弹上的小型核弹头。

 

这样一来,世界就有意思了。

 

因为朝鲜拥有了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的军事手段,这一次美朝过招,朝鲜表现的比以往更为自信和主动。以前美国只威胁朝鲜,而朝鲜无法威胁美国本土的格局发生巨变。

 

这一格局的变化,恐怕不仅仅是中朝之间攻守关系的质变,而是美国在安全方面的全球地位下降的又一棵稻草。如果美国拿不出好办法让朝鲜屈服,美国盟友对其控制世界能力的信心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甚至可以说,这是俄罗斯在叙利亚用兵,中国表态加入巴以冲突之后,美国面对的又一重大考验。

 

朝鲜发射洲际导弹,对中国的作用是整体利好的。

 

首先,在美国怂恿印度牵制中国,美国要通过中印军事对峙加剧实现渔翁得利的时候,朝鲜发射针对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可以牵制和分散美国的注意力。只要中国能够应对合理,中国完全可以在美朝之间的博弈中,取得制衡美国的最佳效果。

 

朝鲜本来就是中国制衡美国的重要一张牌,虽然中国现在可打的牌多了,但并不等于朝鲜这张牌失去了价值,朝鲜对中国依然重要,重要到绝不能失去它。

 

美国对中国舆论战的最佳战绩之一,就是成功的把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地缘缓冲国家妖魔化为全球最坏国家的形象,不但自由主义者不停的诅咒它,连一些民族主义者都在参与对朝鲜的咒骂。朝鲜在中国的形象,是检验中国在舆论战中实际战力的标尺之一。一个跟中国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相反在地缘政治互相需要的邻居被妖魔化这样,这是中国舆论依然处于危机中的表现。

 

对一些人来说,朝鲜对中国的地缘缓冲作用,可能只有在中国失去它才能认识到。近代史上,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和侵华战争,两次打掉中国的崛起进程,在地缘方面都是先占据了朝鲜。有些人到了不能容忍谈论朝鲜对中国地缘作用的程度,认为骂朝鲜才是正常的。

 

观察朝鲜对中国的作用,最简单的风向标,外看美国对朝鲜的态度,内看公知对朝鲜的态度。如果真是中国的负担和威胁,朝鲜就会享受日本和韩国的待遇,日本因为钓鱼岛,韩国因为萨德都威胁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都成为美国的盟友,几次见过中国的公知骂过他们?相反,中俄因为战略利益背靠背的互相支持,就被中国公知各种敌视,现实威胁中国利益的日本,就被中国公知要求忘记历史仇恨,跟中国形成准同盟的俄罗斯,就被拿历史恩怨用来挑拨中俄现实关系。

 

朝鲜发射洲际导弹对中国的利弊分析,要建立在正确评价朝鲜和中朝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带有对朝鲜的严重偏见,是无法对这一事件形成客观认识的,只会认为朝鲜又给中国带来了麻烦。

 

如何认识朝鲜对于中国的地缘作用?朝鲜在今天中国的地缘利益格局上的地位,仅次于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于中国的极端重要性,是因为,在陆上,它是中国连接中东的最为可靠最为便捷的通道,在海上,是中国解决印度洋航线安全困境极为重要,看看瓜达尔港的位置就很清楚。巴基斯坦是中国对外进攻最重要的战略支点。而朝鲜因为接壤中国的东北,又可以通过海上接近中国政治最重要的京津地区,朝鲜于中国,则是战略防守最重要的屏障。

 

朝鲜这张牌能不能打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人消除对手通过长期舆论战带给我们的偏见。

 

朝鲜虽然穷一点(苏联解体之前,朝鲜发展水平不比中国差,它的困难来自苏联解体让它突然中断了跟外部世界的经济交换),但它依然是世界上社会福利体系最完善的国家之一,不说免费上学到大学,公费医疗一直存在,就是普及全民的福利分房正策,就足以傲视很多国家。因为外部原因发生严重的经济困难都不取消人民的社会福利,这就是舆论战制造出“人间地狱”的全部真相。韩国那种女人为了生计而保持奇高卖淫率的现象,在朝鲜是不会发生的。妇女的地位是检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朝鲜的人均寿命,至少要比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印度好上一大截。

 

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客观的分析朝鲜发射洲际导弹对中国的影响而不得不花大量的篇幅普及被对手的舆论战话语权遮蔽的真相。

 

朝鲜发射洲际导弹的目的,朝鲜已经鲜明的表达清楚了,就是针对美国。新华网8月9日报道,朝鲜代表团7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向媒体散发了署名为朝鲜外务相李勇浩的声明。声明称,朝核问题完全是美国的责任,朝鲜拥有核力量是为了应对美国威胁,但不会对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使用核武器或以核武器相威胁。

 

朝鲜发展核武是为了针对美国,中国公知把它渲染为是对中国的威胁。而印度发展核导,明确说明是针对中国,就见不到中国公知对印度的批判。中国公知站队的标准是美国的利益,我们实在不应该跟着他们的步调走。朝鲜拥核确实不太符合中国的利益,但也绝不能说成是针对中国的。朝鲜发展核导是为了应对美国威胁的自保行为。历史上,要不是美国的两次违约,朝鲜早就完成了去核过程,朝鲜说朝核问题完全是美国的责任,在历史上是可以找到事实支持的,至少主要责任应该归美国。

 

美国逼出了朝鲜的核导,现在美国开始品尝这一苦果了。朝鲜拥有了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之后,就开始在安全问题上跟美国针尖对麦芒了。

 

朝鲜是一个有能力就敢使用的国家,只要美国不敢对朝鲜动武,那朝鲜就是美国的问题。而根据现在的形势看,随着朝鲜拥有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美国对朝鲜的态度是不断软化的。

 

朝鲜像一根鱼刺一样卡在美国的喉咙里,那种酸爽的感觉只有美国人自己才能体会到。朝鲜已经能够威胁美国,而美国对朝鲜的办法越来越少,在朝鲜实质拥有对美国本土的打击能力之后,对朝鲜动武的时间窗口也正在关闭。中俄都不会允许美国在对朝鲜动武,中国不允许在朝鲜半岛生战生乱的立场依然有效,而美国和朝鲜处于非常紧张对峙时,普京打电话给朝鲜领导人表示对朝鲜的支持。不出动地面部队,美国动武能给自己带来的积极效果也极为有限,而一旦被中俄拖住,会再次变成美国的泥潭。而且,最担心对朝鲜动武,坚决出来阻止美国动武的会是韩国。在四月危机中,韩国就表态反对动武,这次美朝对撕,韩国总统15日又出来表示,未经韩国同意,任何人不得在朝鲜半岛动武,这话显然是说给美国听的。

 

美国人自己对动武的思想也不统一。最近特朗普回应朝鲜:如继续威胁美国,它将遭遇烈焰与怒火。美参院重量级人物麦凯恩就批评他说:我见过的领袖,除非准备好行动,否则不会恫吓威胁。这话也露了美国的底,特朗普是在虚张声势,美国根本就没做好动武的准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联合署名文章中表示,华盛顿已准备好与平壤举行谈判,且无意改变其制度。

 

而如果美国只能选择非军事手段,对朝鲜就不起作用。

 

所以,现在是朝鲜越来越主动,而美国越来越被动。美国的被动对中国当然是利好。对牵扯美国在其他方向上的注意力,大有好处。在朝鲜面前,美国已无小弟挡在前面,中国这样还可以在朝鲜背后,比美国躲在印度背后,更有主动性。

 

虽然,中朝之间现在缺乏主观上的协调,但朝鲜近期针对美国的的动作,对中国利大于弊。在中国组织他们的盟友围堵中国,尤其是支持印度跟中国进行军事对峙的情况下,美国的麻烦就是中国的利好。所谓弊,主要是指东北亚局势的紧张,跟中国要把主战场引向中东地区的战略并不完全符合。但是在美印合作升级威胁中国西南的条件下,朝鲜此举却有利于打破美国想通过中印冲突获利的如意算盘。

 

在确定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威胁,中美是中国主要的外部矛盾的情况下,有利于削弱美国的地缘优势的,都不应该只做负面评价。而朝鲜发射洲际导弹,把核武变成对美国本土的威胁,卡在美国的喉咙里,应该是中国喜闻乐见的。

 

朝鲜还是刺向美国在西太的安全框架的一把尖刀。在中国还没有精力解决美国西太安全框架的时候,朝鲜不但替中国挡了很多压力,而且还是反制西太安全框架的利器。美国西太安全框架最重要的基石,不是日本,更不是韩国,而是美国直接控制下的关岛。美国关岛北距日本2500公里,西距台湾2500公里,距离中国海岸2800公里,船只从这里启航,4天之内即能抵达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北部和马六甲海峡。朝鲜说正在考虑向关岛发射导弹,正是威胁到了美国亚太安全框架的命门。中国在中东安全框架的命门是巴以主导权,中国已经开始对准其下手。

 

中朝之间的关系虽然已经不是过去实质上的军事同盟关系,不能够进行及时有效的协调,甚至还出现了很多利益不一致,但中朝站在各自利益角度采取的行动,却往往能够让对方受益(当然不是指全部,也不可能存在完全利益一致的两个国家),这正是中朝特殊地缘关系的体现,并不是主观意愿可以改变的。只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框架不崩塌,中朝的地缘战略一致大于利益冲突的事实就不会有根本性改变。

 

中国开始介入巴以冲突,跟美国争夺巴以问题主导权,这是美国在中东主导权严重下降的表征。朝鲜可以威胁美国的关岛,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安全控制能力衰落的表现之一。

 

而美国国内出现的种族主义冲突演变为骚乱,是美国继特朗普上台引发美国的政治精英公开内斗之后,美国国内矛盾加剧的又一症状。

 

现在的美国不只是要面对外部的挑战加剧,还要面对内部的矛盾加重,而这一切,都是美国综合国力下降的表现。

 

中印和美朝冲突都需要放在中美大博弈的框架中去理解。中国对印度现在是引而不发,最大的顾虑是不想让美国从中俄设置的战略僵局中挣脱出来。而中国在朝鲜的核武器和洲际导弹问题的态度应该有所区别。与朝鲜进行核试验对中国利弊都很明显不同,朝鲜发射洲际导弹威胁美国,对中国是显然的利好,远远大于局势紧张可能带来的利空。美国喉咙里卡着鱼刺,跟中国玩全局政治,自然更加不能得心用手。

 

美国曾经很擅长搞国际政治的统一战线,把为了解决来自主要对手的主要威胁,善于联合主要对手的对手,而产生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应该在统战问题上更高一筹,在谁是朋友谁是对手的问题上保持清醒,不要思维跟着美国的第五纵队走。


 

印度的全民免费医疗是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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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自独立以来,看似努力地构建了一个广覆盖的三级医疗保障网。这一网络包括保健站、初级保健中心和社区保健中心三部分,免费向穷人提供医疗服务。这可能就是“印度医疗免费”的出处。

保健站一般有两名工作人员,负责临近三五个村庄约3000-5000个村民;初级保健中心由一名地方政府卫生官员和14名职员组成,负责2万到3万名村民的医疗保健,同时还负责对6个保健站的监管工作。根据规划,每10万名农村居民配备1个社区保健中心,一般约有30张病房和4名专科医生,另外配备21名辅助医疗人员或其他职员。

然而根据2001年的印度官方统计,印度各类保健站、保健中心的数量远低于按照人口比例应该设置的数量,三级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缺口分别为68%、31%和29%。已有的基层公共医疗服务设施普遍面临业务用房不足、水电供应及道路等基础设施不足的影响,并且普遍存在人员缺编,医生、助理护士和助产士、其他卫生技术人员、药剂师、医技人员的缺口分别为39%、17%、47%、22%和18%。除了缺少必要的物资和人员,保健机构更缺少医疗质量控制。种种资源缺口,让印度的保健网成为了纸面成就。

这是一张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截图。剧中一位退休的邮局局长,身患慢性病长年瘫痪,由曾经当过小学老师的妻子照料。说好的“全民免费医疗”呢?印度有组织系统的就业人口仅占就业人口总数的7%,双职工家庭妥妥的“上中产阶层”啊!

落后于时代的印度公立医院

在社区保健中心之上,是印度的公立医院体系,分为国家级医院、邦(省)级医院、地区级医院、县级医院和乡级医院。但印度的公立医疗机构同英国一样,也是“大体上免费”,就是说不完全免费。医生看诊治病是免费的,但是做检查并不免费,而且价格不菲。而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通常“量入为出”,印度政府常年用于医疗服务的财政拨款约占GDP的0.9%,约为印度卫生总支出的18%。这样的财政投入,能带来怎样的医疗条件呢?

2016年,我国政府医疗卫生决算1.3万亿人民币,接近GDP的1.8%,政府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为居民支付了三分之一的卫生总费用,我国私人卫生支出仅占28%。尽管如此,居民个人医疗负担过重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印度当下的人均GDP仅为中国的五分之一,医疗卫生财政投入占GDP的比例仅为中国的一半,印度政府用于公立医疗服务资源的财力,大概就是中国水平除以五再减半的水平……是中国的十分之一。量入为出,印度公立医疗服务的水平可想而之。想像中国公立医院里每个病人获得的资源除以十,就是印度病人能够得到的。

以“断氧门”为例,戈勒克布尔县人口足有400万。这样一个相当于中国地级市的人口大县,最大的公立医院医疗供氧居然依赖氧气瓶!

这是最原始的医疗供氧,就是这样在病床前放一个氧气瓶。气瓶很重,紧急病人抢救的时候搬运不便,尤其是在病人发病时只有一位夜班女护士在场的情况下。目前这类供氧方式大概仅见于乡镇医疗机构和临时设施中。

中央供氧系统可以把氧气输送到每位病人的床头,再也不怕抢救病人的时候还要搬气瓶了。医用气体厂把气瓶运到医院,医院有专门的供氧室,用一个个并联的气瓶向中央供氧管道供气。但这种供氧方式也在逐步被淘汰,“断氧门”的印度医院就是用的该手段。

变压吸附制氧设备(也称PSA制氧设备),在常温常压的条件下,利用PSA专用分子筛选择性吸附空气中的氮气、二氧化碳和水等杂质,从而取得纯度较高的氧气。这是目前我国医疗供氧的主力技术,条件好一些的县医院都有装备。

以下两组照片,一组来自印度拥有400万人口的戈勒克布尔县最大的公立医院,一组来自中国拥有16万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开放床位仅为200张的县人民医院。或许,图片比文字能够更加直观的描述印度公立医院的落后。

保亭县人民医院外观

“断氧门”印度公立医院外观

保亭县人民医院,两位医生各自主刀一台民政部门资助的免费白内障手术

“断氧门”印度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忙碌工作

保亭县人民医院的就诊环境

“断氧门”印度公立医院的就诊环境

由于缺少投入,药品和诊断化验缺乏、病人长期侯诊、医务人员态度恶劣、医院环境恶劣是印度公立医院的常态。因此,许多印度居民宁可不享受政府提供的低价医疗服务,也要前往私立医院“保命”。

“同行帮衬”下的民营医疗

由于公立医院水平过低,印度私立医院占全国医院总数的58%,提供了全国29%的病床,雇佣了全国81%的医生……没错,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资源差距就是如此悬殊。印度私立医疗机构尽管只提供了全国56%的住院治疗和40%的分娩服务,但是消耗了全国80%的医疗支出。

因为印度公立医疗资源实在缺乏,尽管印度有“免费的”医疗保健网,私立医疗机构仍然完成了全国80%的门诊量。看头痛脑热这样的小毛病,居民也会舍弃免费的保健站,直奔收费的私立医院。另外,公立医院投入不足直接影响到医务人员的待遇,大批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在私立医疗机构兼职或者自己担任私立医疗机构的老板,挖公家墙角的内容不仅限于挖病人,“断氧门”的罪魁祸首就属于此例。

那么,印度居民的医疗支出负担又是怎样的情况呢?2004年,国家卫生部时任副部长黄洁夫率团考察印度。经调查,发现印度普通家庭每次住院的平均费用约合全年收入的58%,属于灾害性疾病,给家庭生活带来巨大负担。由于89%的印度居民没有医疗保险,45%的私立医院住院病人和40%的公立医院住院病人需要变卖财产或借贷才能看病。在较贫困的印度东北部,这一比例更高达75%和50%。24%的印度家庭因住院而陷入贫困。

印度居民自付了70%的医疗卫生支出,中国的这一数据仅为28%。由于基层公立医疗服务缺乏,印度越是贫困地区的居民就医自付比例越高。

印度医院床位数和病患数的比例示意图,平均来说,一个床位需要服务1,833个病人,图片来源:印度时报

在印度普通民众就医负担过重的情况下,鼓吹印度面向西方国家的私立医院相对西方国家如何的“物美价廉”,基本上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典故“何不食肉糜”评价。印度涉外私立医院的光鲜,不过是剥削印度本国劳动者、补贴海外市场的换汇经济,粉饰了印度人均预期寿命仅67岁的恶劣医疗卫生条件。

最近,印度政府雄心勃勃,计划在原有的免费医疗基础上,制定一项全民免费拿药的医改计划。在2012-2017的五年计划里,印度政府将投入54亿美元到印度的公立医院,实现看病后基本免费拿药,改变印度人目前到公立医院只开药单走人的现状。

然而接连爆发的医院丑闻让计划变得只是看起来很美好。比起雄伟的计划,或许莫迪首先应该回应的是印度网友的愤怒:“打败中国?我们连孩子的氧气都不够!”


 

功绩赫赫的武则天缘何饱受后世垢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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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出出武则天影视剧的播出,掀起一波波武则天热,引出对真正历史上的那个武则天的好奇。在竭力维持男尊女卑秩序的传统社会,武则天一度成为毁誉褒贬争论最多,留下疑惑最多的一个历史人物。我们至今连她原来的名字都不知道。而她如何能操纵皇权近半个世纪,做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更是一个至今值得研究的历史难题。

作为唐太宗的四品才人,武则天在十二年的时间里只留下了很少几个故事

武则天应是出生在大唐开国才数年的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父亲武士彟曾参加太原起兵,算是开国功臣,官居三品工部尚书。三岁以后的武则天还曾随改任都督的父亲去过利州(今四川广元)、荆州(今湖北江陵)。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去世,翌年,唐太宗闻其美,召她入宫。母亲为将入深宫的女儿担忧,十四岁的小武则天竟说安知非福,充满憧憬,进宫做了唐太宗的四品才人。长长的十二年里,武则天只留下唐太宗赐名“媚娘”,和她要用铁鞭、铁挝和匕首制服烈马“狮子骢”等很少几个故事。那句“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传言,还差点要了她性命。有人以为在唐太宗身边,她大获宠幸,得到培养。但从十二年间,她的才人地位没有提升一步,而且唐太宗是位能广播龙种,留下35个孩子的父亲,随后跟了唐高宗的武则天,两人接连有了6个孩子,可她没能为唐太宗添一个子嗣等情况来看,那十二年的后宫生活应该是被冷落的,很寂寞的。这才会有与入宫侍疾的太子李治暗通的私情。

唐高宗时,武则天逐渐掌权并开始垂帘听政,“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唐太宗去世没一两年,进了尼寺的武则天被唐高宗接回宫中,改授二品昭仪。他俩的长女,有说是她为嫁祸王皇后而亲手掐死的。事情真相难明,但唐高宗确实是自此断了和王皇后的结发情,以皇后无子为名提出改立武昭仪为后。这件和易储连在一起的大事,在官场引起轩然大波。操纵外廷的托孤大臣、太上国舅长孙无忌,率领除了寒门出身的李勣以外宰相班子的全部人马介入这场后宫的争斗,“濒死固争”。褚遂良、韩瑗、来济谏诤说:皇后名家,不可轻废。一定要换,也要妙择天下令族、礼义名家,不可立武氏。还抬出妲己、褒姒等女祸倾覆殷周的故事为亡国的鉴戒。宰相中唯有李勣对皇帝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暗示他不要理会众人的反对,于是唐高宗拿定了主意,废王立武,后宫易主。

尔后四年间,武则天不歇手地把王皇后——长孙无忌一党彻底整垮。王皇后和萧淑妃惨死于冷宫,褚遂良贬死爱州(今越南清化),柳勣被杀于象州(今广西象州东北),长孙无忌在黔州(今四川彭水)被逼自缢,韩瑗死在振州(今海南岛崖县西),还开棺验尸。此外,来济远贬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于志宁免官,长孙氏、柳氏、于氏和褚氏一批亲属子弟或杀或贬,他们在朝中的势力被摧残殆尽。“自是政归中宫”。麟德元年(664年)又挫败上官仪等人谋废武则天皇后位的计划,指使人诬告他们与废太子李忠谋大逆,于是上官仪、上官庭芝父子被杀,上官庭芝的妻子和女儿上官婉儿没入宫掖为婢,监禁在黔州的李忠被赐死。武则天也吸取了自己“专恣”“专威福”惹恼皇帝险遭废黜的教训,善处与终究是废立生杀大权在握的皇帝的关系。多病的唐高宗也需仰仗皇后的才智,帮他治国,从此两人关系和谐。每当上朝,武则天都跟随垂帘听政,“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武则天的胜利,终结了魏晋以来士族门阀地主控制中央政权四个半世纪的历史。此后她推动了多项改革

在这场斗争中,双方营垒分明:王皇后、长孙无忌一边,是士族门阀地主最后的政治代表关陇集团;武则天和李勣,是被他们排斥的新进寒门地主的政治代表。武则天的胜利,终结了魏晋以来士族门阀地主控制中央政权四个半世纪的历史。这时“不叙武氏本望”的《氏族志》被废止,强行推行以后族为第一等,五品官皆入士流的《姓氏录》,是武则天一伙推动的有社会意义的改革。

取代以门第授官的科举考试制度在武则天时也有重要发展。每年取士的人数比贞观年间扩大一倍,而且更加重视以文章取士,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相姚崇、宋璟、张九龄和文坛巨擘陈子昂、刘知几等,都是这时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杰出人才。在用人方面,她有“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的声誉。

上元元年(674年)她上书“劝农桑,薄赋徭”为首的“建言十二事”,是一个内容涉及国家经济、军事、社会、政治的政纲。

武则天在临朝称制和称帝的时期,任使酷吏,留下专制政治史上极黑暗极恐怖的一页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逐渐成长起来的儿子们成为权势欲极强的母后继续干政的麻烦。史书上有武则天先后杀害了自己的大儿子李弘和二儿子李贤两位太子的说法。其实大儿子李弘可能死于“旧疾”、“沉疴”的突发。次子李贤与母后一向不和的原因,应在宫人私下传说的“贤是后姊韩国夫人所生”透露的宫廷秘密,是唐高宗婚外恋引起的麻烦。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去世,遗诏:“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他们的第三子李显继位,新皇帝不过是想让岳父韦玄贞当宰相,授与乳母的儿子五品官,仅两个月就被废黜。文明元年(684年)二月,立的小儿子李旦(唐睿宗),居于别殿,不许参与政事,武则天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从此到武则天下台的神龙元年(705年),其中包括天授元年(690年)起武则天称帝的十多年,武则天“圣衷独断”,是掌握着全部皇帝权力的二十一年。

在武则天临朝称制和称帝的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为首的扬州起兵、垂拱四年(688年)的宗室起兵和自文明元年至万岁通天二年(697年)长达十四年的酷吏政治。失意官僚和李唐宗室两次发动武装叛乱都被顺利平息,武则天任使酷吏,以滥刑恐怖为回报。先在朝堂设铜匦,接受告密文书。又很快就拉起一支凶残狠毒没有人性的酷吏队伍。后来受到禁锢惩治的二十七名大酷吏中包括周兴、来俊臣等臭名昭著的家伙。他们编写《告密罗织经》,教唆其徒陷害无辜,设计出“定百脉”、“求即死”、“死猪愁”等刑具和“驴驹拔橛”、“凤凰晒翅”、“猕猴钻火”、“方梁压髁”等骇人听闻的酷刑。凡下制狱者,几乎无一生还。那是专制政治历史上极黑暗极恐怖的一页,武则天本人因而也难逃“千古未有之忍人”的恶名。不过武则天在酷吏猖獗时悉心保护了徐有功、魏元忠、狄仁杰等一批直臣,而当皇权在她手里逐渐巩固时,她便陆续处置了包括周兴、来俊臣在内的大部分酷吏,放弃了酷吏政治,并在生前下诏平反了包括王皇后在内的所有冤狱,力图洗刷自己“淫刑之主”的恶名。

武则天在国家治理方面颇有成效。唐朝由贞观之治,经过武则天的治理,迅速迈向开元盛世

从对国家的治理来说,倒是颇有成效。武则天一贯强调:“建国之本,必在于农”,以她名义编写的《兆人本业》,通过到朝廷述职的朝集使们颁行各地指导生产,她要求刺史县令“敦劝农桑,均平赋役”,以“田畴垦辟,家有余粮”作为官员考核擢升的基本条件。经济方面成功的最大秘诀,是对当时的“盲流”——违法脱籍逃避税役的逃户,有所宽容,保护了这支“亡逃过半”,其实多半是自发向狭乡荒僻地区讨生活的庞大生产力,一批新的县制因逃户的开发而建立起来。全国的人口,在神龙元年(705年)即她退位去世那年达到六百一十五万户,比贞观时期增加一倍。经济上为开元盛世奠基。

武则天还成功地缓和了和周边民族国家全面紧张的局面。对叛唐复立的东突厥,以极大的耐心和宽容争取和解,最后在对契丹作战时得到突厥默啜可汗的配合,使骚扰河北的战火很快平息下来,武则天授予默啜“立功报国可汗”的称号;西突厥继往绝可汗斛瑟罗率领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武则天改封他为“竭忠事主可汗”,后来用他镇守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吐蕃自松赞干布和禄东赞死后,在西边为患三十年,武则天很有战略眼光地派军队同吐蕃反复争夺安西四镇,终于在长寿元年(692年)由王孝杰最后收复了四镇,派三万汉兵镇守,以拱卫西北边防,维护东西方间丝绸之路的畅通。

大唐的历史,由贞观之治,经过武则天的治理,迅速迈向开元盛世。可是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她在一场突发的宫廷政变中下台,唐中宗李显复位,改周为唐,一切又回到原来李唐王朝的轨道上。表面上是她重用张易之、张昌宗带来的麻烦,深层次的原因是当年的酷法滥刑在君臣间留下深深的裂痕。武则天不能不为自己制造的那场骇人听闻的人道主义灾难,付出最后丧权下台的代价。


 

洞郞对峙绝非是越界那么简单,而是国运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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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中茚边境形势非常危急,我们六大权威部门密集发声警告之后,阿三根本没有服软的迹象,调门反倒越来越高,同时还不断继续向边境增兵。

 

由于战争风险的飙升,兔子家也不断向前线运送秘密物资,几条入臧通道上,密密麻麻无数的軍车。中不印三国交界海拔4000米以上的不毛之地,突然变得非常拥挤。

 

两軍以前的互动交流,也全面停止。以前我们在八一,都会邀请对面的阿三过来参加活动,今年我们没有邀请。阿三的独立日来临之际,给我们发出了邀请,但我们没有理会。

 

WJ战也紧张的进行中,阿三的外长跑完尼泊尔跑不丹;她刚走,我们的大海副中堂就到了尼泊尔了,下一站还要去巴铁参独立70周年庆典。大海副中堂在今秋应该会顺利晋升第一排,上边委以重任,也是有历练的意思。

 

就在昨天独立70周年庆典上,莫迪更是进行了声情并茂的煽动性演讲,他说:“我们的軍队准备好面对任何挑战,维护國家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当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时,茚度所拥有的能力为世界所知。”

 

庆典完毕,莫笛带领士兵振臂高呼“茚度必胜!”又会见了狂热的支持者,我看那架势真有茚度特勒的架势。

 

他还说:茚度有能力在各个领域保卫自身安全,不管是海域还是领土。

 

看来他似乎已经知道,兔子家不仅仅在陆地上增兵,兔子家的海軍据统计至少有15舰艇,正在茚度洋游弋。

 

其实历史上相互越界次数都很多,2013年还发生了帐篷对峙,但双方最后都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不过,这一次似乎没办法回家找妈了,因为就是妈让来对峙的。

 

如果仅仅是逼退阿三,其实很简单,兔子一贯的尿性,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才不会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战场必须由我来选,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这种事情我们几千年前就驾轻就熟了。

 

中茚之间有争议的边境长达2000多公里,他越界100米,我们惩罚10倍,换个地方越界1000米,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

 

在帐篷对峙期间,阿三的官方媒体发文称自2010年开始,兔子家的軍队一共入侵了600多次,他们说我们越过了实际控制线10公里。

 

看到我们不断越界,我也就放心了,收回故土还有机会。正所谓可以十年不“将軍”,但不可一日不“拱卒”。而洞郞,则属于一次将軍。

 

既然将一次軍,就得有所收获,将死最好,将不死那也得顺手吃掉个“车”或“炮”啥的,最低也得敲掉对方一个“象”或者“士”,为后边的兵马过河扫清障碍。

 

因此,基于这个判断,我们肯定有别的政治目标,有人说是借着阿三越界挑衅,正好把战略物资大举向西搬运,趁机实现大西南的武装化。

 

客观上有这个效果,但想想西南的邻國也没几个,巴铁不设防,尼泊尔不丹是争取对象,阿富汗太弱,仅仅为了防阿三没必要演这个苦肉计,但客观上的确加强了对阿三的軍事威慑。

 

还有人说是阿三的惊天阴谋,这个更是无稽之谈,因为首先是我们在修路,而且的确跟不丹之间也有过协议,保持边境相安无事。

 

而我们啥时候开始修路的呢?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我们最早在5月18日向印方提前通告。这个日期选的很微妙,因为是带路峰会后的第三天。

 

带路峰会,阿三拒绝参与不说,还阻挠南亚小弟不丹和尼泊尔参与。这个我觉得算是捅了兔子的心窝了,586最看重这个,自己亲自操持了很多事情,还亲自代言甚至亲自配音做广告。

 

为啥重视带路倡议,我们之前论述过。兔子家在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成就举世瞩目,GDP世界第二,工业产值世界第一,但是再往前发展却困难重重。

 

经济方面,内部产能过剩,并且地区发展不平衡。而外部世界,都进入了比惨阶段,没钱买东西,所以外部市场也不给力,发达國家更是开始扎篱笆搞贸易保护,动不动就反倾销。

 

政治方面,美帝眼睁睁看着兔子一天天长大,越来越焦虑,加紧了战略东移,层层围堵,还动不动挑逗小弟惹事。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前提下,带路倡议横空出世,是一个海陆并进的突围之举,互利双赢的同时,的确能全方位拓展兔子家在地球村的影响力,事关兔子家的国运。

 

中茚之间有边界和领土纠纷,但带路倡议正如火如荼,50多年都忍了,不可能自找麻烦在这一刻去解决。这次事件唯一能成立的理由是,不是为了解决边界纠纷,而是为了带路倡议。

 

现如今带路倡议全面铺开,阿三不但不参与,还是个巨大的阻力,将来在南亚肯定会有各种摩擦,比如中尼铁路、中巴经济走廊、以及茚度洋的各种港口,阿三绝对要进行破坏。

 

比如我们通过帮助斯里兰卡灭掉了困扰斯20多年的猛虎组织,换取了斯的信任,我们建设的科伦坡港有一部分地给我们永久使用权,而且还可以停靠核.潜艇。

 

但迫于阿三的压力,使用权调整到了99年,2015年还拒绝了我们的核.潜艇停靠。这个损失就大了,看来应该给猛虎留一口气了。

 

我们吃了亏,但没办法去跟斯里兰卡闹,因为背后是阿三搞鬼。还有孟加拉的吉大港。

 

所以通过洞郞的修路,可以把未来可能的三方矛盾,简化成中茚的双边矛盾,不管通过什么方式,肯定要逼阿三让步,为以后扫除障碍。

 

不然中尼铁路修一半,或者港口建好了,钱也花了,阿三过来叫停了损失更大。比如尼泊尔在威逼之下,肯定屈从阿三,以后我们会更被动。

 

这种事情不是没发生过,2010年我们援建孟加拉國的吉大港,结果建成后,运营交给了阿三。这亏尼玛吃大发了,我们烧了一锅香喷喷的红烧肉,被阿三端走了。

 

(2010年援建)

 

2015年阿三过来抢走了胜利果实。

 

为了带路倡议,我们必须想办法逼阿三就范。但说实话,我们手里的牌并不多,长久以来,中茚关系我们可以说是很被动的。

 

比如争议区他们占得多我们占的少,并且阿三无赖还拼命移民。他们那边兵多路宽条件好,我们这边完全相反,环境恶劣、交通差、兵力严重不足。

 

由于阿三地处茚度洋腹地,扼守能源大通道,在南亚有无以匹敌的影响力。问题是阿三控制的臧南,其中还有六世DL的出生地,是喇嘛教的圣地;阿三还动不动就请80多岁的癞头和尚去活动,全然不顾兔子家的抗议。

 

更无耻的是,阿三在印方一侧部署了一支1.3万人的印臧边境警察部队,这个部队由印内务部和癞头和尚所谓的流亡政府操纵,基层官兵多为当年为追随癞头和尚而叛逃的臧人,这支部队适应山地生活,会讲土语,熟悉地形,看来是阿三所说的准备长期抗战(游击战)的底气。而且很容易渗透到我们这边,然后搞里应外合。

 

当然之前我们外交活动的重点是美帝、俄毛。但是带路倡议提出来后,阿三的重要性就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他不参与倒也可以接受,但他要是搅和起来那就不可接受了。

 

而我们手中的优势牌有三:第一,经济軍事实力较强,虽然没部署到西南;第二,我们地处阿三家众多河流的上游,然而这个如同核武器,一放水就是大量人道主义灾难,不能轻易使用,國际舆论太大,还是装委屈、扮演受害者容易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第三就是洞郞,亚东县的洞郞地区非常重要,并且可以装委屈、扮演受害者,而洞郞恰恰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是中茚牌局中我们手中的王炸,是架在阿三脖子上的一把刀。

 

为啥这么说,看地图就知道了,洞郞地区有人说像丁丁,我觉得的确很像,但似乎不太文明,并且相对于960万平方的祖國爸爸来说的确小了点。

 

况且有朝一日,兵哥哥知道大家这么比喻后,再在这里万炮齐射,不知道会不会笑场。总之我们还是用刀子形容更文明些。

 

就在阿三东北部类似飞地的地方(包括我们的臧南部分),他们部署了20万多重兵。而西里古里走廊最窄处只有21公里,并且离我们的丁丁,哦不,离我们的刀尖洞郞很近,也只有30多公里,这个地方是阿三的软肋。

 

而且洞郞的两翼,是阿三所谓的后宫尼泊尔和不丹,是我们正在积极争取的对象,一旦瓦解他的后宫,战时不需要他支持我们,只要不投靠阿三就行,我们可以专心打印。

 

如果我们从这里控制住了西里古里走廊,那么阿三东北部的二十几万人,立刻就成变成了无源之水,解放軍最爱包饺子了,而阿三苦心经营的臧南防线,瞬间就变成了马其诺防线了。

 

当然阿三也不傻,所以派精锐的33軍驻守这里,軍部就在西里古里走廊,有三个山地师就在看着亚东县这里,因此可以判断目前越界的士兵就是这个軍的。当然如果打起来,这也是第一个要消灭的炮灰。

 

阿三部署重兵在这里,也不全是因为兔子,还要防止东北部的分离势力。阿三的东北部也是分离势力活动最猖獗的地方。

 

这里主要的宗教信仰不是茚度教,而是基.督教,对國家的归属感很差,所以从阿三独立后,这里就一直骚乱。

 

从1947年到2004年,阿三在这里进行的大规模的軍事平叛行动就有六次,到目前就演变成了暗杀、爆炸、绑架、敲诈等类似于恐袭的事件。

 

这也提醒我们,要防止各种宗.教势力的蔓延和扩散,久而久之宗.教之间或者信教不信教群众之间,就会产生矛盾,矛盾多了就有隔阂,隔阂久了就想分家。这个值得重视啊。

 

总而言之,整个印东北的半飞地是对方的致命弱点。我们抓住了刀把子,整个印东北就是阿三的负资产,所以我们选择了在这里下手。

 

所以5月18日我们通告一次,6月8日,我们又通告一次,写到这里,不知道为什么,蛋总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总是钓鱼执法的镜头,似乎怕对方不上钩。

 

这也就是为啥阿三冒着战争的风险,也要越界阻挠基建狂魔修路,一旦修好路,兔子家机械化、信息化的大軍随时可能如同猛虎下山一样,瞬间掐断西里古里走廊。

 

有人说我们偷摸修路不行么?我相信这个纸里包不住火,毕竟该段边境线是在山脊上,既然这样不如通报一下,把形势变得有理有利,比如WJ部立刻就甩锅给阿三了,说我们两次通报,你们都没给反馈。

 

但是阿三立刻抄着家伙带着铲车过来了,一对峙就是两个月。所以形势很微妙,阿三说是替不丹出头,可最开始不丹是默不作声的。

 

这说明一个问题,不丹乐见双方炒作这个议题,不丹立刻享誉世界了,阿三以后再想控制不丹代价就大了。让世界听到不丹的真实的声音,有助于让南亚各國认识到阿三称霸南亚的野心。

 

南亚各國有了戒心,并且兔子敢于撑腰,甚至不惜打印,南亚各国以后必定会借助兔子的力量来牵制阿三的控制,那么兔子家的带路倡议就会畅通无阻。

 

阿三是南亚地区唯一的强权,并有跻身世界大國的强烈抱负。但由于野心跟实力并不匹配,整个人变得疑神疑鬼,老怀疑南亚后宫跟外边的男人勾搭,最烦南亚各國跟区外大國眉来眼去。当然也对区外大國在南亚的正常交往神经质一般的敏感。

 

阿三基于文化的原因,是典型的双标狗。跟比自己强大的國家或者八竿子打不着的國家交往,装圣母婊,主张國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最早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阿三就是发起國之一。

 

但是对于周边比自己弱小的國家,就可劲的欺负。阿三把南亚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把自己定位成南亚國家的保护國。(当然也曾想称霸亚洲和第三世界,被兔子削了一顿)。

 

比如吞并了锡金,控制了尼泊尔和不丹,不丹的内政外交都要接受阿三的指导。为啥不丹没跟兔子建交,就是因为阿三不愿意。阿三还不让不丹加入联合國,成为联合國一员以后就不好吞并了。2013年民选的不丹首相想跟兔子亲近,立马被阿三搞了下去。

 

阿三还曾肢解了巴基撕坦,孟加拉國以前就被称为东巴基撕坦。还暗中支持斯里兰卡的猛虎组织,后来应斯里兰卡请求,阿三装模作样派兵剿灭,结果自己死了几千人,还没成功,猛虎组织越剿越旺。

 

阿三还曾出兵平息马尔代夫的軍事政变,积极介入阿富汗的事务。2015年阿三对尼泊尔的新宪法草案不满,阿三便支持尼泊尔的分裂势力,并且封锁了边境,切断了尼泊尔的能源供应。

 

阿三在不结盟政策上也实行双重标准。积极反对别人结盟,但1962年被兔子痛扁之后,吓得跟苏联签了条约结了盟(条约已经过期),这是算是自己打自己脸。

 

阿三在核武器上也是双重标准。自己没掌握核武器的时候,积极倡导无核世界,反对发展核武器,可后来自己偷偷摸摸在发展核武器,并且在1998年成功进行了七八次核爆炸试验。

 

所以阿三做事的风格就是,说话做事太高调,不给自己留余地,最后自打自脸,自取其辱。

 

包括带路倡议的问题上,阿三家的莫笛,被本國民族主义裹挟,过分夸大了兔子家的威胁。也没看到带路倡议其实是合作共赢之路,除了他们家,其他家都是非常欢迎,就像久旱盼甘霖一样。

 

很多國家都把这个当做经济便车,非常欢迎。比如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是马来西亚一条东海岸铁路开工了,我一看图把我乐坏了,一股我们村工地开工的即视感。

 

会场彩旗是汉字(中國交建),大会司仪讲汉语,大卡车和挖掘机都是从國内运来的,连司机都是从國内带的,铁路标准是中國的,这是迄今为止带路倡议最大的项目,价值550亿马币(念起来似乎有点别扭),折合860亿软妹币。

 

在南亚进展也基本顺利。南亚总共有八个國家,其中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國、马尔代夫、阿富汗和尼泊尔这六个國家给予了积极回应和强烈支持,很多项目一拍即合。

 

最早破土动工的就是中巴经济走廊,在2014年8月就敲定了33个大的工程项目,重中之重就是瓜达尔港,目前已经投入运行了。微信号:chn007cn

 

自打兔子帮斯里兰卡打掉20年的心病猛虎组织之后,关系就开始走得非常近乎,直让阿三醋意大发。2014年我们586又给斯里兰卡画了一个大饼,斯里拉卡版本的中國梦——马欣达愿景。

 

大家都知道我们承建了科伦坡港口城和汗班托塔港口两个大项目,并取得了99年的运营权,其实这只是代表项目,还有很多机场、桥梁、公路、铁路、电站,甚至工业园区。

 

马尔代夫在签了带路协议后,立马就变成了一个大工地。之前当地人都不知道什么是桥,我们过去之后直接就是高大上的中马友谊大桥(跨海)。

 

还有什么环礁公路啊、机场扩建啊,甚至住房工程啊,兔子去了,一气呵成。

 

还有一向被茚度视为后宫的尼泊尔,他们的boss也动不动往北京跑,求画大饼。2016年尼泊尔总.理就来了,一口气签了10项协议,包括铁路、公路、航空、能源(包括水电站)、金融等等。

 

2016年12月兔子帮建的两个水电站,同时并网发电了,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阿三的电力依赖,甚至2016年兰州号南亚公铁联运列车,抵达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阿三与兔子家作对,其实本身是自绝于朋友圈,自绝于世界,自绝于未来。

 

这次越境,无论打不打印,都必须要实现战略目标,那就是逼阿三就范,为带路倡议清除掉最大的障碍。

 

但是无论如何,都必须认真备战,做好打打仗打硬仗的准备。准备的越充分,打起来的可能性就越小,胜利来得就越大


 

东汉对匈奴最辉煌的一次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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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汉的历史上,匈奴是长期存在边塞之外的敌对军事国家,汉帝国与匈奴时战时和,其中有两次对匈奴作战取得辉煌的战果。

第一次是西汉帝国,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率汉军远出塞外,大败匈奴,追击至狼居胥山,在此举行了祭天仪式,又在姑衍山举行了祭地仪式,自此,匈奴人迁徙至漠北。

辛弃疾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写道:元嘉草草, 封狼居胥, 赢得仓皇北顾。 这里的“封狼居胥”就是说这次辉煌胜利。

卫青、李广、霍去病远征地图(图片来源:凤凰视频截图)

第二次则是在东汉帝国时,汉和帝永元二年(89年),由车骑将军窦宪率军讨伐北匈奴获得胜利,汉军追至私渠比鞮海,窦宪登上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

自此,后世将“燕然勒功”也比作功成名就之意,与“封狼居胥”比肩。如《全唐诗》中武元衡有“龙沙早立功,名向燕然勒”之句,宋朝范仲淹对自己功勋未建也留下“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的感慨之词。

这次在蒙古国杭爱山上发现的摩崖石刻,正是记载并见证“燕然勒功”这一次辉煌胜利的历史文物证据。

可能是由于东汉帝国在历史上的存在感亚于西汉,以至于“燕然勒功”的故事并未有如霍去病、卫青、李广这些人的故事出名,所以笔者将细细讲述这场辉煌胜利背后的故事。

窦宪与远征起因

东汉帝国的远征军统帅是窦宪,他是当时皇帝(汉和帝刘肇)的舅舅,但不是亲舅舅,这里的故事后面会说。

要说窦宪,在当时的朝廷中是个嚣张跋扈惯了的外戚子弟,在汉章帝(刘炟)时,他甚至欺压到沁水公主(刘炟的姐妹)的头上,霸占园田。后来这件事汉章帝知道了,窦宪的妹妹,也就是皇后亲自求情很久,窦宪退还田地,这才躲过一劫。当然,汉章帝也从此再不会待见窦宪了。

等到汉章帝去世,汉和帝继位,窦宪就升级成了国舅,便又开始嚣张放纵起来。打压异己也就罢了,最后竟然把刀子伸向了身为汉室宗亲的刘畅。

都乡侯刘畅是齐王子孙,为了参加汉章帝的葬礼得以进入京师,在这期间,他得到窦太后的宠信。此后,刘畅多次私自进入京师,而窦宪认为刘畅将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势地位,于是派刺客在上东门的军营里将其刺杀。

命案发生之后,窦宪又指使办案官员去捉拿刘畅的弟弟刘刚拷打讯问,试图栽赃。最后在以尚书令韩棱为首,坚持秉公办案的官员手里,案情水落石出,窦太后才得以知道真相。窦太后虽然生气,但又不想让兄长窦宪偿命抵罪,只能将其软禁在内宫之中。窦宪也知道自己身犯死罪,在宫内度日如年,苦于想办法脱身。

正在此时,南匈奴单于屯屠何向东汉朝廷上书,说据可靠情报,北匈奴连年遭遇荒年,内部分裂严重,本年还发生继位之争,所以希望汉廷能够趁机出兵,与南匈奴一同讨灭北匈奴,永绝后患。

年逾五十的执金吾耿秉曾经担任过七年度辽将军,在任期间,耿秉和南匈奴的关系非常融洽,因此,单于屯屠何还在奏章中特意点名要耿秉和现任度辽将军邓鸿参战。

窦太后把这份奏章给耿秉看,征求老将军的意见。耿秉看罢,也上书赞同出兵并表示自己愿意领兵。也就在此时,这件事成了窦宪的救命稻草,窦宪得知此事后,也立刻趁机提出要“击匈奴以赎死”,窦太后自然同意。

《后汉书·和帝纪》:(章和二年,88年)冬十月乙亥(17日),以侍中窦宪为车骑将军,伐北匈奴。

燕然勒石之稽落山会战

话说匈奴各个部落之间本来也曾经统一过,在建武二十三年(47年)时,右薁鞬日逐王比,对单于继位者产生不满,遂率部四万余人投奔东汉帝国。汉光武帝刘秀采纳五官中郎将耿国的建议,允许比率军进入五原塞,将并州以北划分几处给各部屯兵。这就是南北匈奴的由来,史书上从此称归附汉廷的匈奴为南匈奴,塞外的匈奴为北匈奴。

因为南匈奴的势力远远弱于北匈奴,所以甘愿成为附属于东汉帝国的军事力量,协助东汉帝国防御北疆边塞。同样的,南匈奴的榜样作用,也为北匈奴各部中的叛逃势力指明了方向。

章和二年(88年),在南匈奴单于屯屠何的倡议下,窦宪、耿秉请战,窦太后促成了这次远征军事行动(汉和帝刘肇刚继位,年仅十岁,尚未元服)。

东汉帝国这次组织讨伐北匈奴的远征军组成有:

汉军:北军五校、黎阳营、雍营、度辽营、边塞十二郡征调的骑兵。

其他民族军队:南匈奴军队以及归附汉廷的乌桓、羌人、氐人军队。

远征军的统帅、将领有:车骑将军窦宪为主帅,征西将军耿秉为副帅。

耿秉是东汉帝国开国云台二十八将之一耿弇的侄子,其家族世代担任军职。

度辽将军邓鸿为东汉开国云台二十八将之首邓禹之子。

南匈奴单于屯屠何,左贤王安国、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須訾为南匈奴军统帅。

次年(89年),远征军兵分三路:

窦宪和耿秉各率四千骑兵,师子率一万骑兵出鸡鹿塞,

单于屯屠何率一万余骑兵出满夷谷,

邓鸿率度辽营、地方骑兵、羌胡骑兵八千人,安国率一万骑兵出稒阳塞。

最终,三路人马在涿邪山会师。

蒙古杭爱山现场

六月,窦宪派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师子、須訾等人率一万多精锐骑兵,与北匈奴军队在稽落山展开会战。北匈奴军一败涂地,北单于逃走,远征军乘胜追击,沿途扫荡北匈奴各个部落,前后斩首一万三千级,获得牛马羊等牲畜百万余头。慑于汉军威名,北匈奴中有八十一个部落宣布归降臣服,前后达二十余万人。

七月,远征军追击至私渠比鞮海(匈奴国中的内陆湖),窦宪和耿秉登上燕然山,此地距离边塞三千余里,已超过了霍去病当年远征的距离。窦宪为了记载这次大捷,便令中护军班固作铭,并刻在石崖之上。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封燕然山铭》摩崖石刻的由来。

按照新闻中提供的现场照片和拓本图片,该碑文已经风化斑驳,科考专家靠着依稀残存的文字判断出其“真身”来。而在此之前,两千年来,后人都是在范晔的《后汉书·窦宪传》中看到此铭文。读者可以在观察者网的报道中看到铭文的全文。

窦宪拜大将军

言归正传。稽落山之战后,北匈奴元气大伤,由于北匈奴疆域宽阔,躲过战乱的部落有很多,北单于向西逃亡,也仍然有实力。窦宪在选择班师之后,又派出军司马吴汜、梁讽携带诏书、金帛去追赶北单于,以期对其宣扬大汉国威,同时派出一支汉军紧随其后,以备事情有变。这一路上,沿途北匈奴人陆续又有一万多人归附。

在西海边上,吴汜和梁讽见到北单于,向他宣扬汉廷的威信,北单于跪拜磕头接受汉廷的诏书和赏赐。随后,梁讽劝北单于与汉廷结亲,以保全自己的国家,北单于正担心自己会被南单于消灭、吞并,见形势能有转机,自然立刻答应。

北单于率自己的国民跟随吴汜的汉军一同返回私渠比鞮海时,窦宪的汉军已经返回塞内,于是北单于便派自己的弟弟作为人质,表示愿意随吴汜去京师侍奉汉帝。但是,吴汜与窦宪碰头之后,窦宪认为北单于应该亲自来谢罪,而拒绝北单于之弟入侍的请求。

窦宪班师抵达五原郡后,九月七日,朝廷下诏加封窦宪为大将军,封武阳侯,封邑两万户。窦宪推辞了封爵,只接受了大将军。

至此可以说,窦宪通过这次成功的远征行动,戴罪立功,化险为夷。

按照惯例,大将军的地位在三公之下,朝廷三公九卿畏惧窦宪的权势,便上书要求将大将军的级别调整到三公之上,上公(太傅)之下。从此之后,东汉帝国的大将军地位高于三公。

插句后话,在汉末时,曹操迎献帝都许后,给自己弄个大将军,把太尉一职送给袁绍,也正是这个地位缘故,袁绍不肯屈于曹操之下,气得坚决拒绝受命。最终,曹操让出大将军给袁绍,两人的争端这才罢休。

而此时的窦宪,权势如日中天,雄赳赳气昂昂的率军返回京师雒阳,大肆劳军,并提拔随军的各地太守子弟为太子舍人。

窦宪的另外三个兄弟窦笃、窦景、窦瑰也得到封赏——朝廷下诏要封窦宪为冠军侯,封邑两万户,窦笃、窦景、窦瑰三人也封侯,封邑各六千户。窦宪这时候表现出谦虚的一面,再次推辞掉了封侯。

在第一次远征时,征西将军耿秉是窦宪的副手。耿秉善于领兵,经常甲不离身,身先士卒,所以在军中有很高的威望,士兵都愿意为其效死,可以说,“燕然勒石”的功绩是窦宪与耿秉共同取得的,这一点也是班固在《封燕然山铭》中提到的。

班师后,征西将军耿秉封美阳侯,封邑三千户,入朝任光禄勋,算是告别疆场养老了。

度辽将军邓鸿拜大鸿胪,朝廷以定襄太守皇甫棱行度辽将军事。

南匈奴的奇袭战

五月十日,朝廷诏令大将军窦宪副校尉阎磐继续负责讨伐北匈奴。

窦宪却无心留在京师,他的心仍然挂念边疆,他认为北匈奴问题并未彻底解决,自己不去不行。七月七日,窦宪请求继续领兵出屯凉州,以彻底解决北匈奴问题,朝廷又以邓叠为征西将军,作为窦宪的副手。

话说北单于那边,北单于见到弟弟被窦宪赶了回来,也明白能与汉廷达成和解必须要自己亲自去请罪才行,于是北单于派出使者抵达居延塞,表示北单于愿意入朝觐见汉帝。

九月,窦宪派中护军班固行中郎将,与司马梁讽率数百骑兵去迎接北单于的使者,促成和谈。

但是,这件事传到南单于屯屠何耳朵里,屯屠何就不干了。对于他来说,他肯定是指望借汉廷的力量,彻底消灭北单于,从此由自己统一匈奴各部,所以他是坚决反对和谈的。

屯屠何一边继续上书要求剿灭北匈奴,一边派出师子、于除鞬等将领率八千骑兵出鸡鹿塞,汉军这边,中郎将耿谭则派从事监护这股出征的匈奴军。

鸡鹿塞目前认为就是乌拉特后旗和磴口县交界沟口的这个石城

南匈奴军抵达涿邪山时,师子等人商议,决定发动奇袭战,就把辎重留下了,分为两路轻兵(只携带少量的补给),一路向北过西海至河云北,另一路从匈奴河水往西绕过天山,再南渡甘微河。

十月,两军会师后,趁夜对衰弱不堪的北匈奴部落发动突袭。北单于大惊,立即组织千余精兵迎战,但是不敌,北单于在战斗中负伤落马,被人救起后骑马逃走,只有数十轻骑随从,北单于的玉玺、妻子、子女都落到了南匈奴人手中。

此战斩首八千余级,俘虏数千人。通过前后两次大战,南匈奴的实力得到极大扩充,拥有二十三万多人口,能够作战的战士达五万余人。

而班固这边的使者团,千辛万苦赶到私渠海,才发现北单于又被打败了一次,不知道又跑到哪里去了,漠北广阔,班固等人只能无功而返。

窦宪得到班固的回报,自然不会怪罪南匈奴擅自出兵。同时,他也考虑现实问题:既然北匈奴已经衰弱到这种地步,和谈也根本没有任何必要进行下去了,不如干脆再给他致命一击!

金微山之战

永元三年(91年)正月,屯屠何的弟弟,右谷蠡王于除鞬大概是因为获得北单于玉玺的缘故,动了心思,便在蒲类海宣布自立为单于,并派出使者将这消息传入塞内,想求汉廷给予承认。

匈奴的规矩是:左贤王为单于继任者,此时的左贤王是屯屠何的另一位弟弟安国,于除鞬自认为自己没有机会当单于,所以在得到玉玺之后,动了这个念头。

二月,于除鞬的欲称单于的消息还没有传入塞内,窦宪则已经派左校尉耿夔(耿秉之弟)、司马任尚、赵博率军出居延塞,寻找那位丢失玉玺的北单于所在。

最终,耿夔在金微山发现北单于残部的位置,便将其包围,发动攻击。此战当然一点悬念都没有,已经先后经历两次惨败的北匈奴残部,根本无力对抗汉军的这次进攻,但是北单于又再次逃脱了,史书上说“不知所在”,成了历史上的一个谜团。

或者这么说,从此之后,这位北单于和他的部落再也没有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书上。

坐镇凉州的窦宪得知于除鞬要求自立为单于的事后,也不怪罪,他继续将此事上报朝廷。

故事还没有结束。

汉和帝刘肇

永元三年(91年)正月,汉和帝刘肇十二岁(虚岁)元服。

刘肇的生母是梁贵人,被窦皇后所嫉,郁郁而终。史书讳言“以忧卒”,实际上,应该是被窦皇后迫害致死。

父亲刘炟逝世之后,窦皇后升级为窦太后,窦宪成了国舅,刘肇是一位聪慧过人的少年,从前年登基至今,他自然明白窦氏是干政的外戚,窦宪兄弟们始终是嚣张难制的舅舅。

自窦宪出征匈奴之后,窦氏家族的权势在朝廷中如日中天,窦氏家族在朝廷为官的有十多人。窦宪的弟弟窦笃还进位特进,可比三公,窦景为执金吾,窦瑰为光禄勋。朝中大臣尚书仆射郅寿、乐恢因为忤逆了窦宪,先后自杀避祸,这事极大的震慑了朝廷百官,从此更无人敢与窦氏对抗了。

如果说窦宪之前在京师为非作歹是不经人事的话,如今他靠着平定匈奴的战功,也算是将功补过,也许出征在外的窦宪也知道了一些人情世故,所以前后两次推辞封爵。

但是现在,窦景代替了窦宪,甚至其嚣张跋扈的恶行远过于兄长,他则是在把整个家族往火坑里推。窦景的违法事迹被官员上报到朝廷,窦太后免去了窦景的官职,只让他当特进,享受待遇而已。

窦宪的弟弟中也只有窦瑰喜欢读书,用道德约束自己,重视修为,可是光凭他一个人是无法改变整个家族的形象的。

给窦宪增加麻烦的还有他的女婿郭举,郭举竟然成了第二个刘畅,和窦太后勾搭上了。史书上说郭举因此有谋反的举动,我觉得这也许是后来的政治宣传需要,并未有实际证据。但是可以明确的是:郭举的所为,足够让汉和帝刘肇感到厌恶了。

——刘肇决定一举铲除掉窦氏家族!

别看刘肇年纪轻轻,对于政治权谋,他是知道厉害关系的。他知道此时窦宪掌兵在外,所以绝不能在此时宣布政变,他和身边的宦官,中常侍郑众商议对策,决定等到窦宪回京再动手。

本年,坐镇西域的班超也频频向汉廷送来捷报,窦宪的平北匈奴和另立北单于的奏章也送到了。

刘肇一如既往的表现出对窦宪的信任,新立北单于的事都被批准了。

窦氏覆灭

永元四年(92年)正月,朝廷派左校尉耿夔与中郎将任尚一同持节前往伊吾,去加封于除鞬为北单于。

四月十八日,窦宪从凉州返回京师,他自认为自己是大汉功臣,而根本不知道十三岁的皇帝刘肇早已对自己起了杀意。刘肇表面上还派大鸿胪持节在雒阳郊外劳军,赏赐凯旋而回的军队军官。

六月二十三日,刘肇以接见窦宪为名,将窦宪招入皇宫之中,刘肇在北宫突然下诏宣布窦宪及其党羽图谋不轨,其中邓叠、邓磊、郭璜、郭举立刻下狱诛杀,窦宪被没收大将军印绶,改封冠军侯,窦宪三个兄弟也被免官,要求窦宪兄弟四人一同返回封地。

等窦宪兄弟抵达封地之后,又被强迫要求自杀。自此,窦氏家族从朝廷中被一举铲除。

其实就史书上留存的信息来看,窦宪很有可能是被冤枉的。

第一,史书上说郭举谋逆,他动机何在?郭举得到窦太后的宠信,这种人的目的无非是获得高官厚禄,他并没有任何能力去做谋逆的事。

第二,窦太后没有生育子嗣,皇帝刘肇的继承权是稳如磐石,郭举何必多此一举,要去换皇帝呢?

第三,就算郭举有谋逆的阴谋,这几年来,窦宪长期在外,这件事至少跟他肯定是无关的。

所以话说回来,窦宪身死,完全是他的弟弟和亲属在朝廷作乱所致。那些人死的或许不冤,对于对东汉帝国有着战功的窦宪来说,他是冤枉的。

刘肇看在窦太后的面子上,并未要求窦宪兄弟直接处死,而是让人威逼他们自杀,算是留了面子。

至于那个新任北单于于除鞬,他听闻窦宪身死,知道大事不妙,于是往北逃窜,永元五年(93年),朝廷派出将兵长史王辅与任尚,率千余人去诱骗于除鞬返回,途中将其诛杀。

自此,史书上的匈奴只有南匈奴了,单于屯屠何在永元五年(93年)逝世,安国继任单于。

汉室忠臣

客观的说,窦宪对东汉帝国是有功的,虽然窦宪出征的动机不纯,但是最终是为东汉帝国铲除了一个侵扰边塞的敌对势力,换来了数十年的边塞和平。

当然,塞外的势力是此消彼长,北匈奴没有了,东胡鲜卑则得到了扩张的机会,最终又成为东汉帝国的心病。这是后话。

窦氏覆灭后,班固作为其党羽,也被免官,后来又被仇人陷害入狱而死。

班固的弟弟班超早年便出镇西域,前后长达三十一年,为东汉政府建立了西域都护府,笼络了西域各国,促进了东西方的交流。

班超留下了投笔从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成语,从能力、品格、功绩来看,班超是远远胜过班固的。

还有一个家族,就是耿氏家族。

耿秉在永元三年(91年)病逝,他逝世之后,南匈奴人举国嚎哭,为其哀悼。可见他在匈奴人心目中的地位。

耿秉之弟耿夔,也是窦宪北伐的得力干将,最终给予北单于致命一击的金微山之战,就是耿夔指挥的。范晔在《后汉书》中写道:(耿夔)去塞五千余里而还,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

窦宪第一战抵达燕然山,距离塞外三千余里,而这一次耿夔又追击北单于于五千里之外才回军,这是两汉历史上最远的一次远征。耿夔也因功封侯,但是在窦宪覆灭之后,耿夔也被免官剥夺侯爵。但是不久之后,汉和帝仍然启用耿夔,继续为国效力。

耿秉和耿夔都是东汉开国名将耿弇的侄子,这个耿氏家族长期担任东汉帝国的军官,《耿弇列传》传末的总结如下:耿氏自中兴已后迄建安之末,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遂与汉兴衰云。

耿氏家族在汉末最后一处记载是:耿纪得到丞相曹操的宠信,然而耿纪认为曹操终究不是汉臣,于是耿纪与太医令吉丕、司直韦晃、金祎等在许都发动政变,试图杀害丞相长史王必,结果失败。

大概曹操是考虑到耿氏家族对东汉帝国的累世功勋,在宣布耿氏家族灭族的同时,只保留了一个名叫耿弘的后裔。

所以,范晔会写出耿氏家族“遂与汉兴衰云”这几个字来。

如今,当年《封燕然山铭》重现于世,使得这段尘封的历史故事重归于大众视野。对于考古界来说,能发现一处与史书吻合的历史文物,确实是一件令人激动的幸事;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也是个了解东汉这段辉煌历史的契机。这也是笔者撰文的动机所在。

另外,笔者在网上看到有一部分人宣扬这是属于汉族的荣耀,对此笔者不以为然。要知道当年汉军挥师出塞,窦宪和耿秉“玄甲耀日,朱旗绛天”之时,不要忘了,和汉军一同并肩作战的还有其他愿意捍卫边塞和平事业的异族兄弟。

所以要我说,《封燕然山铭》留给后人这份荣耀应该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是属于所有爱好和平的人的精神财富!


 

二战中的傀儡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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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元帅与流亡君主:谁是国家正统

  1940年6月22日,法国政府代表同德国签署停战协议,宣布投降。6月25日,由菲利普·贝当元帅担任总理的法国新政府从波尔多迁往中部的克莱蒙费朗,但这座城市缺乏供政府各部使用的房屋,新政府在这里只待了一天,就急急忙忙地另寻去处。法国中南部的大工业城市里昂具备安置政府的条件,但新政府不愿设在容易受到工人压力的地方。最后选定了法国中部的温泉疗养胜地维希(Vichy),这里有大量空置的旅馆、赌场和沙龙,可以安置政府的各个部门。7月1日,贝当带着他的政府班子来到了这里。法国参众两院议员在维希歌剧院召开特别会议,废除作为第三共和国立国之本的1875年宪法,并授权贝当元帅制订一部新宪法。

  依据新宪法而成立的维希政权被当时绝大多数法国人视为第三共和国的法统继承者,其正式名称叫“法兰西国”(tat frankgais),是一个独裁主义的等级制国家,由贝当元帅担任国家元首。按照停战协议,德军占领法国最富庶的一半国土,包括经济最发达的北部、中部和大西洋沿岸地带(百分之六十六的耕地、百分之六十五的产业工人、百分之七十四的小麦产量、百分之七十的牛奶产量都在德军占领区内)。在1942年11月德军占领法国全境之前,占领区与非占领区之间的往来受到严格管理,甚至连通信都被严厉限制。此外法国每天还要向德国缴纳四亿法郎的高额占领费。另一方面,法国全境(包括阿尔萨斯-洛林及加莱海峡地区)的民政事务仍由维希政权管理。实际上到1940年冬天,许多贝当政府要员就对维希这座小城产生了厌倦,搬回有钱的地方——德国人占领下的巴黎去了。有趣的是,当时汪伪政府的许多大员也不愿住在萧索如鬼城的南京,而搬到了纸醉金迷的“孤岛”上海。

  在法国的海外领地中,最初的反应是拒不承认战败。摩洛哥、叙利亚、印度支那等地的军事总督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要继续战斗的决心,并质问道:“法国究竟出了什么事,使得贝当元帅主持的政府,在我们已经庄严地保证不单独媾和时,竟要求缔结这种性质的和约?……我们乐于接受这项和约吗?根本谈不上。今天,(法兰西海外)帝国可以拯救法国。”但是,由于这些军人出身的总督具有强烈的等级服从观念,再加上受到效忠祖国的军人誓词约束,所有主要的殖民地在短时期的犹豫不决后,都同贝当政府站在一起了。只有微不足道的戴高乐将军逃往英国,举起了继续抵抗的大旗。

  由于德国人狡猾地在停战协定里为其保留了一些“独立性”,因此维希政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傀儡政权,而是被后世视为“通敌政权”。它除了积极同纳粹德国合作,迫害犹太人、镇压共产党、仇恨英国人外,最恨的还是戴高乐及其“自由法国”运动,因为后者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维希政权偏安于半壁江山的一种谴责。贝当元帅曾骂戴高乐是“我怀里捂活的这条毒蛇”。戴高乐派不仅被视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且还被看作叛国分子。根据维希政权的法令,凡是离开法国或其海外属地以“逃避民族责任”者——也就是说,逃避接受法德停战协定者——都被剥夺法国国籍,其财产全部没收。在外国军队中服役的法国人都被宣布为应当处以死刑。

  法国军人在“效忠于谁”这一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决定了二战中法国的地位。当时法国军队绝大多数将领对共和制度抱着极端蔑视的态度,更倾向于支持君主专制或威权主义。这可以从一件事上看出来:在法国投降前一周,即1940年6月15日,法国政府在波尔多召开内阁会议,总理保罗·雷诺提出了一个“荷兰方案”:仿照前不久荷兰的先例,由武装部队总司令魏刚留在本土安排与德国的停战和投降事宜,而他本人将率法国政府前往北非继续抗战。魏刚这位极端蔑视共和制度的保皇派老将军当时就勃然大怒: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把荷兰女王和荷兰王国同法国总理和法兰西共和国相提并论”。日后魏刚在回忆录里写道:“一个君主同一个总理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前者可以宣称合法地代表一个国家,因为他的朝代父子相传,一直统治着国家。而在第三共和国生存的七十年中,总理算来已在百人以上,总理和君主之间又有什么相似之处?”

  实际上,二战当中,盟国一方在“戴高乐和贝当谁能代表法国正统”这个问题上也摇摆不定。1941年美国国务卿赫尔说了一句“所谓的维希法国”,从而被戴高乐记恨了一辈子;美国向维希法国派去了正式的大使,并且运去大量医药和儿童食品等援助物资;1942年美军在法属北非登陆后,也并未让戴高乐派接管当地政权,而是让维希政权的二号人物达尔朗海军上将当高级专员、游离于“自由法国”运动之外的吉罗将军当总司令。这些事在戴高乐派分子当中激起了怨恨的情绪,并影响了战后法国与美英的关系:戴高乐在1966年3月9日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组织,北约总部也被迫从巴黎郊外的枫丹白露搬到了布鲁塞尔。此外戴高乐还积极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并称英国是美国的“特洛伊木马”。对这位二战期间受到英美无数轻视因而怨气满腹的将军来说,这的确是很惬意的报复。

  在遭到纳粹德国入侵的君主制国家,“国家正统”的问题并不难解决:君主即代表了国家正统。尽管比利时政府已经迁到了法国的里摩日,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选择向德国投降。在此后的几年里,比利时的通敌分子肆无忌惮地滥用国王的名义,使得王室的声望一落千丈,并在战后引发了君主制危机(最后以利奥波德三世黯然退位而解决);而流亡伦敦的比利时政府则取代国王,成为比利时抵抗运动的中心。另一方面,由于比利时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德国没有在比利时扶植一个傀儡政府,而是直接由德国军事长官冯·法肯豪森实行军政统治。

  丹麦的情况与比利时有些类似,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在德军入侵时选择接受占领,并命令人民不要进行任何反抗。也因为如此,德国赋予丹麦一种所谓“模范占领国”的地位:驻丹麦的德军司令说丹麦是“在德军保护下的一个主权国家”,丹麦的政府、议会和宪法原封未动,军队和警察也获准保留武器。1940年12月,丹麦警察逮捕了三百多名示威的纳粹分子,理由是他们违反了未经批准便穿制服游行示威的法律,而德国占领军对此未加干涉。由于国王和合法政府均留在国内,因此在海外的“丹麦委员会”只有驻美英的公使和一些逃到伦敦的丹麦政治家参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8月,德国借口丹麦爆发反德总罢工而对其实行了全面占领,克里斯蒂安国王宣布自己“成为一名事实上的战俘”,丹麦的抵抗运动从此全面展开。

  荷兰和挪威的情况恰与丹麦和比利时形成对比。5月11日,荷兰王储朱丽安娜公主和丈夫登上了停泊在伊梅尔登港的英国海军驱逐舰“科德林顿”号,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和政府成员登上了另一艘驱逐舰“赫雷沃德”号,连同荷兰央行的一百四十五吨黄金储备和三百三十八袋未切割的钻石一同撤到英国。此后威廉明娜女王作为荷兰国家法统的合法象征,领导着荷兰的海外领地、海军和商船队继续从事反对轴心国的战争。由于实在找不出在威望上能够与女王匹敌的人物来组建傀儡政府(甚至荷兰纳粹运动的头目安东·穆塞尔特也不行),因此德国的“帝国专员”塞斯-英夸特成为荷兰事实上的统治者和太上皇,荷兰纳粹分子的唯一用处是帮忙搜捕犹太人。

  挪威在1940年4月9日清晨与丹麦同时遭到德国的突然入侵,但是与地势平坦狭小、不利于抵抗的丹麦不同,挪威军队凭借有利的地形,在冰雪覆盖的中部山区与英法远征军并肩作战了六十二天。直到法国崩溃后,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和政府成员才搭乘军舰离开挪威,流亡英国。挪威的纳粹运动——“民族统一党”的头目、前国防大臣维德孔·吉斯林曾在1939年12月秘密访问德国,劝说希特勒抢在英国前面入侵自己的祖国,并在德军入侵时命令其党羽进行了臭名昭著的第五纵队破坏活动,因此被德国人任命为挪威所谓“国务委员会”的首席部长,而挪威真正的统治者也是一位德国派来的“帝国专员”:约瑟夫·特波文。

  此后在挪威国内存在着四种政治力量:德国占领军和“帝国专员”;吉斯林及其伪政权,负责经济剥削、亲德宣传、伪法院和警察等国家机构(由于吉斯林伪政府遭到挪威国民的强烈反对,德国占领当局不得不在1944年亲自接管政权);广大的挪威人,他们又要养家糊口,又害怕失业,于是忙于日常事务,尽量避免和德国人合作,而且躲开吉斯林分子的污染;挪威抵抗运动,他们秘布于教会、学校、法院、工会,以及整个社会中,以“不列颠人虽然一向打败仗但能赢得最后一仗”来鼓舞自己。此外在海外还存在着一个继续战斗的自由挪威,包括一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渔业船队,一支庞大的快速商船队(百分之六十九的商船装有柴油机),一批经验丰富的海员,以及在加拿大多伦多郊外“小挪威”训练出来的新挪威王家空军。挪威流亡政府在国际关系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太子妃玛塔是罗斯福总统的密友(也有人说他们是秘密恋人),流亡政府的外交大臣特里格夫·赖伊(战后成为首任联合国秘书长)则在孤立主义盛行的美国中西部地区掀起了反战宣传运动,这里的居民当中,许多是挪威移民的后代。

  由于国王流亡海外,因此挪威抵抗运动也得以名正言顺地展开。1941年10月1日,挪威流亡政府宣布恢复对叛国分子的死刑,并且具备法律追溯力。1942年7月,吉斯林那个政党的秘密名册落到挪威爱国人士手中,一部分摘要在一份地下报刊上登出,引起通敌分子的恐慌,许多党员都惊慌失措地退党。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一些“温和派”通敌分子为逃避和越来越不得人心的德国人合作,以及本国抵抗运动在战后的报复,甚至逃到瑞典,被挪威国民讥笑为“加入了划船俱乐部”。到1945年德国投降时,挪威剩余那部分最死硬的吉斯林分子发现自己无路可逃,有些人(比如冷酷残暴的伪警察部长约纳斯·利埃)选择了自杀,而吉斯林和他手下的几个“部长”则向挪威“祖国阵线”的部队投降了。在聘请两名专家对吉斯林进行详细的检查、确认其没有精神疾病后,挪威最高法院判处吉斯林死刑,并在1945年10月24日将其枪决。



斯洛伐克、克罗地亚与东南亚:尴尬的历史评价

  由于当地环境和被征服人民的可信任程度不同,德国在东欧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方法。波兰和苏联的土地被直接吞并,德国在这些地区采取单纯的殖民地政策,并未扶植全国性的傀儡政权(1942-1943年党卫军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和布良斯克州搞过一个试验性的“洛科特自治政府”)。

  另一方面,希特勒在捷克搞了一个“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并且有一个名义上的自治政府。追随人数少得可笑的捷克法西斯运动头子盖达曾要求担任这个“保护国”的领袖,但被德国人轻蔑地踢到一旁,以二战前最后一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米尔·哈查为保护国的“总统”。尽管这个傀儡政府很驯顺听话,但德国人还是在1942年以“同情伦敦的捷克流亡政府”为由,处决了其“总理”阿洛伊斯·埃利亚斯将军。八十多年后,捷克政府于2006年为他举行了国葬。

  “帝国保护长官”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至高无上的真正统治者,1941年保护长官冯·牛赖特被解职,由秘密警察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接任。海德里希一方面采取十足的恐怖镇压政策,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工业生产效率,也改革了过去捷克落后的社会保险制度,提高了重体力工人的脂肪和肉类配给,把一些被征用的庄园和别墅改为捷克工人的疗养院。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担心这些措施会削弱捷克国内的抵抗力量,因此在1942年5月派特工刺杀了海德里希。此后德国果然发起了大规模的恐怖报复活动,而捷克人一开始所持有的那种“好兵帅克”式消极装傻和等待的态度也变成了积极得多的抵抗运动。

  在东欧,希特勒还精心炮制了“斯洛伐克国”,用来对付他所痛恨的捷克人。其总统是战前就从事分离活动的民族主义者约瑟夫·蒂索神父,而受到德国人青睐的是“总理兼外交部长”沃伊切赫·图卡。后者以纳粹党为模式,在他的国家里组建了一个唯一合法的政党“人民党”。由于希特勒决心树立一个“顺从民族”的榜样,因此斯洛伐克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权,特别是经济方面。德国人帮斯洛伐克建起了采矿业、化学工业和木材工业,鼓励生产鞋子、毛纺品和玻璃制品,还采取了粮食增产措施。在二战希特勒的所有仆从国里,除了匈牙利以外,要数斯洛伐克人吃得最好。作为回报,斯洛伐克向苏德战场派去了十二万人的军队——不过,这支部队以松懈懒散、毫无斗志而闻名于东线。1944年8月,即华沙起义爆发后,斯洛伐克的民族委员会才发动起义,并导致德军全面接管这个国家。二战末期蒂索神父和图卡逃往奥地利,但都被盟军当局逮捕,并引渡给捷克斯洛伐克,随后被判处死刑。

  希特勒在1941年进攻南斯拉夫主要是为了挫败塞尔维亚人的反德锐气,在此之后他就本着这样的精神进行统治。于是塞尔维亚人与波兰人和犹太人一样遭到同样残酷的虐待。如果有一个德国人被杀死,就要处决一百个塞尔维亚人作为报复,在欧洲其他地区,这一比例通常是一比五十。德国人有好几个月之久找不到一个塞尔维亚卖国贼愿意出来组织政权,甚至塞尔维亚法西斯运动的头子廖蒂奇也不愿意出面,德国陆军只得把塞尔维亚置于直接军事管制之下。但是最后米兰·奈迪奇将军同意担任贝尔格莱德傀儡政府的头子。这位将军从不认为自己是吉斯林式的人物,而是受到国王的托付,在异常困难的环境中设法为塞尔维亚保全实力。

  德国人让奈迪奇组建塞尔维亚“救国政府”,给予其非常有限的权力,并招募一支小小的部队,称为“塞尔维亚国家警备队”。1946年英国人把奈迪奇引渡给南斯拉夫,但他在等待审讯时跳窗自杀了。奈迪奇被一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视为时代的牺牲品和悲剧人物,在二战后一直有人致力于恢复他的名誉。南斯拉夫分裂后,奈迪奇的画像和其他历届塞尔维亚总理的画像一同挂在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政府大厦中,直到2008年贝尔格莱德发生新纳粹示威游行之后,才被塞尔维亚公安部长达契奇下令移除。

  南斯拉夫西半部成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是一个受到意大利庇护的傀儡国家,其“国王”是意大利萨伏伊王室的一位公爵,还组建了一个法西斯式的国会(也就是说用处主要是鼓掌)和一支“国家警备队”。这个国家仿效其法西斯意大利样板,但是缺乏后者那种蒙骗了外国观察家多年的表面上的效率。“克罗地亚独立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以骇人的规模和手法屠杀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

  克罗地亚“领袖”安特·帕韦利奇对塞尔维亚人采取的是类似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办法——集体灭绝,从摇篮里的婴儿到古墓中的死人一无例外。不过他不搞毒气室那样的“无痛处决”。意大利记者库尔齐奥·马拉帕特在1946年出版的小说《卡普特》里写道,他有一次去拜访帕韦利奇,在后者的桌子上看到一篮子东西。他一开始以为这是达尔马提亚的牡蛎,但是帕韦利奇告诉他这是忠诚的乌斯塔沙战士送来的礼物,同时骄傲地掀开篮子上盖的布——里面原来是四十磅塞尔维亚人的眼球。

  克罗地亚的法西斯运动——“乌斯塔沙”里面有不少成员是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对社会不负责任和犯罪是其本性的组成部分。他们在战前大多是形形色色的游民、懒汉、赌棍、冒险家、流氓、强盗和扒手,是一些心怀不满的失败者,是在一个正常而健康的社会中丧失了社会地位的底层渣滓。这些人在屠杀塞尔维亚人的过程中花样百出:玩腻了机枪扫射,就把塞尔维亚儿童装进桶里、堆上麦秆、活活烧死;厌倦了活埋,就用棍棒把塞尔维亚老太太活活打死;厌倦了用斧子砍头,就用锯把塞尔维亚东正教士的脑袋活活锯下来……这些歹徒执行其使命时如此残忍,甚至连德国和意大利官员也感到不安。克罗地亚的德军司令、老纳粹分子格拉斯·霍尔斯特瑙将军就曾为“乌斯塔沙”分子对塞尔维亚人犯下的暴行向帕韦利奇提出过多次抗议。不愿意消极等待屠杀的塞尔维亚富人和穷人一道拼死逃往波斯尼亚和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森林,在那里参加了游击队。

  冷战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相继解体,新独立的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不得不面对如何看待二战中两个傀儡政权的尴尬问题。如今的斯洛伐克共和国视自己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两个继承者之一,而非二战中那个傀儡政权的继承者。但也有一些斯洛伐克人,包括政治家,把蒂索神父的傀儡政权称为斯洛伐克“第一共和国”(prva republika)。由于二战当中“斯洛伐克国”犯下的罪行相对较少,因此这些人不必面对太深的历史负罪感。斯洛伐克政府虽然曾在纳粹德国要求下驱逐过五万八千名犹太人,但在1942年获知这些人被送入奥斯维辛毒气室后立即停止了放逐,并对剩下的八万犹太人实行保护。

  而对今天的克罗地亚来说,要正视二战当中“克罗地亚独立国”的战争罪行并与其画清界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不仅是由于民族主义情绪使然,而且因为在二战末期,南共游击队也曾对克罗地亚战俘实行过大规模的报复性屠杀,从而导致克罗地亚右翼分子也能够以“受害者”的悲情来装扮自己。1945年5月16日,超过十万名“克罗地亚独立国”的难民从奥地利被押往南斯拉夫,这支队伍一进入南斯拉夫境内,押送他们的部队就按照第三集团军司令科斯塔·纳吉的命令,对其中的低级军官、士兵和平民进行了大规模处决:臭名昭著的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一千五百名看守在马里博尔被枪毙了(这确实是罪有应得);一万两千到一万四千人在布雷堡被枪决;还有许多人被南斯拉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或被渴望报复的游击队成员处死,或被活着扔进斯洛文尼亚北部喀斯特地区的石灰溶洞中活活饿死。最极端的克罗地亚数据说有五万战俘和三万平民被处决(这个数字显然过于夸大)。上世纪九十年代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集体坟墓调查委员会”在该国境内发现了五百七十多处集体处决死者的墓地。

  对轴心国怀有复杂感情的不仅仅是克罗地亚这样的东欧国家。在二战后独立的东南亚新兴国家,也不乏对日军侵略的“另类看法”。按照日本1938年公布、1941年开始实施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中国(包括伪满和伪蒙疆政府)、中南半岛、南洋诸岛,以及远至缅甸和印度的广大地区(将来还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成立由日本领导下的政治联盟、经济一体化、文化合作的地区。在文化上,这个“共荣圈”将成为“泛亚兄弟情谊、和平、和谐、忍让之邦”,将清除“资本主义、拜物主义、自私和偏见”,并宣扬日本的价值观念:对天皇效忠、优秀者统治、服从上下等级、妇女顺从。

  日本把“大东亚共荣圈”说成“把亚洲人从西方白人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运动。“共荣圈”内的各国名义上独立,实际是日本的保护国,国防和外交由东京负责。白人总督由日军司令官取而代之,再加上日本“大东亚省”的民政官员,对这些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严加控制。在他们下面是数千名当地官员,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对并非欧洲人殖民地的泰国,日本人暂时满足于通过现有的亲日政府进行统治。然而,没有过多少时间,日本的尾巴就在“被解放的亚洲人民”面前露了出来。日本占领军强行规定货币政策,强占铁路和商行,实行资源垄断,决定稻米和其他消费品的配给方法,并带来了难以避免的黑市买卖和贪污受贿现象。

  日本人搞的“共荣圈”包括南京汪伪政权(名义上下辖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但两者实际上都是自行其是的地方汉奸政权),溥仪的伪满洲国、德王的伪蒙疆自治政府、何塞·劳雷尔的“菲律宾共和国”、克立·巴莫的“缅甸国”,以及半独立的泰国。法属印度支那被置于日本的军事控制之下,至于英属马来亚、北婆罗洲和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自然资源,成为日军的直接占领地,日本人为获得当地人的支持,允诺在战争结束后让这些地区获得独立。新加坡岛被日本直接吞并,改名“昭南岛”。印度国大党激进派领袖钱德拉·鲍斯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印度流亡政府”。

  另一方面,日本人在占领东南亚期间在当地青年中挑选骨干分子,并让他们接受亲日教育。这些由日本人训练出来的青年政治领袖在日本投降后领导了各自国家的独立运动。比如在日本统治印度尼西亚期间,日军释放了遭荷印当局监禁的印尼国民党(INP)党魁、民族主义领袖艾哈迈德-苏加诺,协助建立了一个由印尼人组成的政治组织“印尼国民中央委员会”,由苏加诺等担任领导人,让大批印尼人递补荷兰官员的职务。1943年,为表示日军与东南亚人民的“亲善协和”,日本还从印度尼西亚挑选了二十一名青年作为“南方特别留学生”前往日本本土参观访问和学习。

  日本当局还在一些国家训练和装备了当地的武装,给予战后的民族主义者一支巨大的力量,一旦欧洲国家在战后企图恢复殖民地,可以发起抵抗。以在印度尼西亚成立的“志愿卫国军”(Giyugun)为例,这是一支由日本人训练、官兵都是印度尼西亚人的伪军。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这些“志愿卫国军”接管了雅加达、日惹、梭罗、玛琅和万隆的重要政府部门、企业、火车站和电台,有些日军军官还默许独立分子取走武器。在泗水,日军最高指挥官柴田弥一郎海军中将把大批武器交给了“印尼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感谢日本对印尼独立的“恩德”,印尼总统苏哈托在1988年授予六名前日本军人“纳拉亚勋章”。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缅甸。1940年,日本军方成立特务机构“南机关”,在中国海南岛训练缅甸青年组建“缅甸独立义勇军”,让其袭击英国和中国军队。1962年,原“缅甸独立义勇军”成员吴奈温发动政变,建立军人独裁政府,实行“缅甸特色社会主义”。为了感谢日本人的“功绩”,缅甸军政府在1981年向七名南机关成员颁发了缅甸最高荣誉之一——“昂山之旗勋章”。获勋者包括机关长铃木敬司大佐的遗孀,以及杉井满、川岛威伸、泉谷达郎、水谷伊那雄等原“南机关”特务。铃木敬司夫人随后把亡夫获得的这枚勋章捐给了靖国神社游就馆,成为日本右翼所鼓吹的“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洲民族的正义战争”的所谓“铁证”。

 

1979年能否乘胜取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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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来,国内一直有种论调,认为我军当年不该打到谅山就“宣布撤军”,而是应当乘胜“直捣河内”,甚至要扶植对中国友好的黄文欢上台,建立由中国控制的越南傀儡政权,从而一举解决南部边疆隐患。不得不说,这种观点与客观现实的距离有点远。

首先,中国一贯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是睦邻友好,平等合作,不干涉他国内政,更不可能做出颠覆他国政权的行为。至少,当年不能;其次,美国可以直捣伊拉克、阿富汗,更换政权。苏联也可以公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建立傀儡政府。那是因为人家是美国和苏联,有着几百次毁灭世界的超强军力。这个时代,仍然是有强国利益,而无世界大同。中国,不具备美、苏那样的超强军力,因而也就无法俯仰自如。自己的国家统一都迟迟不能完成,弄到几成尾大不掉的心腹之患,还奢谈要灭谁的国呢!

政治上的空想先扔到一边去,就军事上说,中国军队当年要直取河内,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会冒着极大的风险。

东线广州军区部队于3月4日打下谅山后,整个形势是这样的:高平方向第41军,第42军,第43军129师,第54军160师、162师正沿4号公路织成一面长达180余公里、总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的巨大包围网,在全力清剿战区内的残敌,打通撤军回国道路。为加强力量尽快结束清剿,广州军掌握的最后预备队第50军150师、第20军58师也相继投入到高平方向。许世友手里还有第55军163师、164师、165师,第54军161师,第50军148师,加上禄平地区的第43军127师、128师,共有7个步兵师在谅山及其东南附近。经过连续半个多月的激战,各路部队都已是人困马乏,后勤也极需补给。装甲部队有第55军坦克团、第54军坦克团和广州军区独立坦克团3营,其中第55军坦克团连战同登、谅山,战损严重;第54军坦克团没有大规模参战,广州军区独立坦克团3营在战斗中无损失,都还保持着战斗力。从谅山到河内,走1号公路要153公里左右,沿途还有比较长一段山地。中国军队恶战方息,要立即发起攻击恐有困难,后勤、炮兵向前运动也需时间,至少要休整和补充几日。

而河内方向,防御力量有越军中排名第一的步兵308师及生产师320B师,还有一些炮兵、坦克、防空、工兵、通信等师、旅单位。紧急情况下,防守太原的步兵312师也会向河内驰援。此外海防附近还在奉命待机的步兵329师。为防万一,黎笋已下令急调侵略柬埔寨的越军主力第2军返回北方进行防御,还求助苏军动用了一个安-12运输航空兵大队,将步兵304师从柬埔寨向河内地区分批紧急转运。此前向谅山增援的步兵337师先头52团在同登南侧遭到中国第55军痛击后,师主力在谅山西南侧猬集不前,与紧急北上的步兵304师会合,企图建立野战防线,阻止中国军队向河内挺进,并伺机发动反击。同时,越南实行了全国战争总动员,号召全国适龄男、女公民参加民兵游击队、民兵自卫队,真正是全民皆兵。苏联也动用空军和民航紧急向越南运去了20架战斗机、400多辆坦克装甲车、400门身管大炮、50门BM-21火箭炮、100多门高射炮、数千枚SA-7防空导弹和800多具RPG-7火箭筒,这些兵器将大量布署在首都河内周围。

越南之所以敢于南北两线为敌,其后盾是苏联,双方签订有军事联盟性质的条约。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以来,苏联领导层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试探后,终于开始进行军事部署。1979年3月,苏联远东军区开始进行军事动员。此后到3月26日,沿中苏、中蒙边境的苏军六大军区都开展了战斗准备,并从后贝加尔军区、远东军区和驻蒙古集群抽调了20个诸兵种合成师、空降师和航空兵师进行联合演习,出动坦克2600多辆和900架飞机。另外,苏联还从预备役部队中动员了5.2万人,并征用5000辆民用汽车加强运输。这次演习的重头戏放在蒙古境内,有6个摩步师和坦克师、3个航空兵师、2个航空兵旅和其它协同部队参加了演习。期间,苏军飞行员的总飞行时数超过了5000小时,投掷和发射了1000枚航空炸弹和导弹。为了给中国人“加深点儿印象”,苏军近卫第106空降师在蒙古南戈壁省举行了大规模伞降演习,内容是苏联空降兵从蒙古机场起飞后,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就可空投到北京上空。当时苏联政府驱逐了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而且故意不让他们乘坐飞机,只允许坐火车回国。当他们快到达中蒙边境时,就会发现大批向东开进的苏联坦克纵队。显然,苏联是在向中国炫耀武力,并加紧进行战争准备。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方面的政治企图是要打下越南首都,唯一的方法只有抢在苏军完成动员之前速战速决。因此,谅山方向部队无法长时间地等待后方向前调兵增援,只能以现有兵力继续向河内推进。而越南也已退无可退,接下来必然将是一场苦战、恶战。先不说中国步兵、坦克在向河内冲击的道路上,要如何遭到先行北援谅山的越军步兵304师、337师的拦截阻击,以及苏联援助的远程火炮和BM-21火箭炮的猛烈打击。就算是冲到了河内,也将会遇到一场惨烈的巷战,陷入斯大林格勒式的反复拉锯,步兵和装甲部队恐怕会损耗严重。即使贾足余勇拿下了河内,也真的变成了强弩之末。这时候,再与从柬埔寨调回的越军主力兵团和装甲部队遭遇,又会是如何的景象呢?


更加严重的是,攻击河内已是冲破了苏联的最后底线,苏军极有可能对中国的西北、华北、东北发动速决性的军事打击。以中国当年的军力,是难以抵挡苏军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的装甲突击的。军队损兵折将不说,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又将不知凡几。还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激烈进行的时候,北方各省就已高度紧张,东北一些地区还闹出了恐慌性逃亡的笑话。北京离蒙古边境很近,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战略首选就是“斩首”北京,在蒙古布有装甲重兵。苏军一旦打进来了,北京保得住吗?如果前方还在打河内,后方却把北京丢了,那这洋相可就出大了。


真要打成这样,中国有把握的“自卫还击”,就变成了无把握的弃城失地。美国出不出面干预就不说了,中国自己受到的严重损失,国际威望的统统丢尽,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民族羞辱,那是闹着玩的吗?!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老祖宗早就警告过!


实际上,对于上述可能出现的严重状况,中国领导层早有充分估计。为了有效地掌控形势和把握主动,在战争期间,中国通过多种渠道不断地重申自己的出兵意图。


据共同社北京2月24日电:中国当局人士24日下午向共同社记者说:还需要再给越南一点“教训”。他反复强调了邓小平副总理前些日子表明的中国还击行动的原则,一、有限的,二、不长期的,三、不扩大的。他又说,将不会像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停火时那样,后退那么多。


战争进行到第10天,邓小平在会见陪同美国财政部长布鲁门塞尔访华的美国记者时说:“越南说他是世界第三军事大国,我们除了要打破他这个神话以外,没有其他目的。我们也不要他们的领土。我们还要使他们懂得,他们不能任何时候都为所欲为。”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老一代领导人,是在几十年的革命战争考验中度过的,胆色和见识就不说了,把握战机的能力早已是炉火纯青。1979年的中越战争,按照其既定的逻辑在有条不紊地运行。打过了,教训过了,也就适可而止。蓦然转身时,已是换了一片天地


 

美国式的“文化大革命”一样很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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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啦~~!!!在最近这几个月,我们中国远在大洋彼岸的老冤家美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场丝毫不亚于70年代中国人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武斗”和“破四旧”等元素更是应有尽有!可谓是给没有见识过文革的年轻中国人重现了文革的疯狂。

 

不过,就在今天,美国的文革已经开始迈向一个全新的高度:革命小将们居然要把美国国父的雕像都给砸咯!

 

美国文革的导火索

 

关于这次美国文化大革命的起因,耿直哥这里会再简单带大家回顾一下,但不会详细赘述了,因为我们之前也已经给大家介绍过。

 

那么事情大致经过是这样的:在几个月前,当咱们中国的公知和美国的华裔移民律师们正在中国的网络上歌颂美国人对于内战历史的宽容和包容,把当年南北战争时期蓄奴州的高级将领和士兵都供奉起来,以展示美国的包容和伟大时,美国南方各地却突然掀起了一场移除南方蓄奴州那些将领雕像的运动。

 

这些运动打着的旗号是尊重黑人、以及彻底和美国的种族主义历史决裂。

然而,这一运动也深深刺激了那些把这些蓄奴州的将领视为自己偶像的美国白人。在这些白人看来,这些蓄奴州的将领代表着美国南方的一种特有的精神和文化,而拆除这些雕像就是在搞“文化清洗”。

 

这些愤怒的白人中,有3K党、新纳粹这种极端的白人种族主义,也有保守的南方右翼人士。

 

于是,双方就开始了无休止的争执,可他们彼此间的“文斗”很快就随着各种不受控制的大游行而上升到了“武斗”。

几天前,双方在弗吉尼亚州发生的一次武斗终于引起了全体美国人的重视。因为在这场武斗中,捍卫南方将军雕像不被拆除的一方,竟开车撞死了一名要拆除雕像的活动人士。

这一恶性事件也直接令捍卫雕像的一方瞬间成为了过街老鼠,成为了美国大多数支持拆雕像的主流媒体轮番轰炸的对象。

 

可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并没有站在这些主流媒体的一边,而是选择玩儿“平衡”:既抨击了捍卫雕像一方的人的恶行,也指出拆雕像的人也有责任和不妥之处。

如此“政治不正确”的言论,也立刻令特朗普成为了《》等左翼主流媒体痛斥的对象,纷纷指控他在袒护种族主义,就连特朗普自己所在的共和党也对他触犯这一政治红线颇有微词。

一时间,特朗普似乎成了孤家寡人……

而美国各地则在弗吉尼亚事件后掀起了一场场更为猛烈的拆雕像的热潮,有的雕像直接被损毁,有的则被泼漆破坏……

国父遭殃,美国媒体傻眼

可是,这特朗普却不甘示弱,反而继续宣称弗吉尼亚州事件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双方都有责任。

他还要求那些正在拆除和破坏南方军人雕像的人不要再硬来。他质问说:如果你们只是看到南方军的他们曾经支持畜奴就要毁掉他们的雕像,那么美国内战前的国父托马斯·杰弗森和美国的创始人乔治·华盛顿也都曾蓄奴,是大奴隶主,难道他们的雕像也要被“破四旧”吗?

尽管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他的话有道理,可美国大多数左翼主流媒体认为他是在把南北战争中为了蓄奴而战的南方军和虽然蓄奴但思想上已经幡然醒悟的两代伟大国父混为一谈,是在偷换概念给白人种族主义者无耻辩护。

可这些美国媒体批判特朗普的碰瓷国父的话音还未落,这两位美国国父还真遭到黑人群众的声讨、甚至被要求拆除了……

 

比如,一位来自美国芝加哥的黑人神父就表示,既然华盛顿和杰弗森都是奴隶主,那么他们的雕像如果耸立街头,就会对黑人群众造成伤害……

 

所以他明确要求芝加哥的市长把俩人的雕像移除。

 

结果,现在美国那些左翼的主流媒体也不知道该怎么接茬了。批黑人要求拆华盛顿的雕像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那违背了这些媒体的“政治正确”,可如果支持拆岂不又证实了特朗普的担忧,打了自己脸……

 

连美国民主党都要解散???

 

另一方面,美国国父的雕像都成了被“破四旧”的对象一事,也令很多立场并不极端的偏保守派媒体人有些看不下去了,开始集体对目前美国的这股“革命热潮”进行讽刺和吐槽。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一位主持人就在节目中直接表示美国现在正在上演当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些推倒南方军雕像的革命小将根本不懂历史,也不懂这些雕像存在的意义,他们的行为都是根本没有理性的。

而另外一位立场偏保守的美国政论脱口秀主持人则讽刺说:既然革命小将非要认为砸掉几个百年前的南北战争中军人的雕像就可以让他们的生活变得美好,那么他们更应该退出他们支持的美国民主党,并要求这个党彻底解散――因为这个党在当年就是支持蓄奴的党哦~

还有保守派网友跟评说:其实也可以让民主党改名,就像革命小将要求那些以南方军人命名的街道改名一样,新的名字可以叫……“黑命贵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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