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自由主义一贯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因而常常给人们造成新自由主义单纯主张限制政府权力，以及新自由主义是在学术自由讨论后才占上风的错觉。这是当前中外理论界必须辨清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对于政府权力，既有限制的一面，更有操弄利用的一面。以美国为例，没有政府权力的支持，新自由主义根本无法迅速兴起和实现全球扩张；新自由主义的横行，又反过来侵蚀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础，导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断削弱其国家治理能力，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也开始走向衰落。可见，新自由主义兴衰有着其内在的权力逻辑。

　　一、因权而兴

　　政府权力在新自由主义兴起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1980年里根上台，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兴起。此后，在政府权力支持下，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导地位，成为美国主流经济学。美国也相应由管制资本主义进入到新自由资本主义阶段。

　　新自由主义的由来及其基本主张。二战前后，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了以伦敦学派、货币学派、产权学派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经济学流派。这些经济学流派虽然在具体内容上各不相同，但都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它们从维护资本主义立场出发，顽固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反对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因而人们将它们统称为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私有化、唯市场化和唯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选择，虽然有时也会失灵，但市场具有自我纠正功能，所以只要放任市场调节，即可避免资本主义各种经济危机；政府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问题本身，作为“必要之恶”的政府，对经济干预只应保持在最低限度。

　　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历史契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在理论形态上就已逐渐成熟，但因与在美国处于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意见相左，新自由主义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上世纪70年代中叶，美欧等西方国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依旧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希望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有效需求来实现经济复苏。但结果却是，不仅没有解决经济停滞问题，过量增发的货币反而又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滞胀使得凯恩斯主义陷入失灵的尴尬境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里根赢得了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他是继撒切尔夫人赢得英国大选之后，又一位在西方大国赢得大选的新自由主义支持者。随着里根上台执政，美英新自由主义得以从理论走向实践，并发展为一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

　　新自由主义获得美国政府权力支持的根本原因。新自由主义能够赢得美国政府权力的支持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一方面，垄断资本对以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之心早已有之。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虽然在本质上都代表着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但两者在具体政策取向上存在着明显差异。凯恩斯主义主张加强资本管制和增加社会福利，这无疑损害了垄断资产阶级的直接利益。此外，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美国战后公共事业得到长足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公共财富。垄断资本对此可谓垂涎已久。要对这部分公共财富实施私有化，也同样需要先去除凯恩斯主义障碍。另一方面，此时美国垄断资本已经积累了足够经济政治实力。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欧美垄断资本元气大伤。战后蓬勃发展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更使得垄断资产阶级陷入了无限恐慌。为了避免爆发苏俄和中国式社会主义革命，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向劳工阶级做出妥协和让步。这正是战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能够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实力得到极大增强，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善，使得国内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因而在垄断资本看来，此时用新自由主义替代凯恩斯主义不但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

　　二、弄权而盛

　　新自由主义兴起以来，美国虽然经历了几度政党轮换和政策调整，但基本保持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取向。从表面上看，新自由主义模式不但成功解决了困扰美国多年的经济滞胀问题，甚至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更是创造了相对的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格局。然而，与其将这些成就归功于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放任，不如归功于其对政府权力的操弄。操弄政府权力，牺牲劳工阶级与发展中国家利益，正是新自由主义成功背后的秘密所在。

　　向垄断资产阶级放权让利。首先，在税收政策上向富裕阶层倾斜。在里根执政期间，先后通过《1981年减税法案》和《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税制改革。里根的税制改革，大幅度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率和企业所得税率，使美国平均纳税额减少了6.4%，而超富裕阶层则降低了16%。新的税制使财富进一步向富裕阶层集中。其次，放松市场监管。在凯恩斯主义模式下，政府对公共事业领域实行了较严格的管制，只将经营权授予少数特许企业。新自由主义奉行放任市场政策，大幅度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市场监管，为大资本家创造了更多的盈利机会。第三，在货币政策上，超量发行美元。小布什执政期间，一改以往几届政府相对谨慎态度，转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其总统任期内，美国公共债务几乎增加了10万亿美元。超量发行美元降低了资本家的借贷成本，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第四，实施国有股份私有化，低价出售政府持有的国有股份或资产。政府持有的国有股份或资产，一般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领域以及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这部分资产普遍质地优良，且对整个社会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向垄断资本家低价抛售政府持有的国有股份，既有利于壮大垄断资本家的经济实力，又有利于增加垄断资本家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力。

　　对劳工阶级进行经济压榨和政治打压。与对资本家放权让利相反，新自由主义对于劳工阶级，则完全是另一副嘴脸。在政治上，利用政府权力不断打压工会等为代表的劳工组织。打击劳工组织，降低了劳工阶级的组织程度，导致劳工加入工会的比率大幅度下降，削弱了劳工阶级与资本家的谈判地位。在用工政策上，通过增加雇工弹性和引进外籍员工等政策的改革，增加劳动力市场供给，加剧了劳工阶级的内部竞争，进一步削弱了劳工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谈判能力。在社会政策上，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开支，并将社会福利的主要责任由联邦政府下放给各州政府。1996年，克林顿签署《福利改革法案》，结束了自1935年以来联邦政府对于穷人帮助没有时限的做法。以上政策的实施，使得在过去30年中，美国劳工阶级实际工资和社会福利几乎没有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劳工阶级（含所谓中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

　　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美国政府为了在国际上推行新自由主义，将其具体政策化为“华盛顿共识”，并作为改革范本在全球推广。美国在国际上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进一步巩固美国霸权地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方便了美国资本输出和国际剥削，加强了美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中心—外围”“消费—生产”的不平等关系。在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流通体系下，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扩张，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三、滥权而衰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如此操弄政府权力，源于其对美国民主政治的深度侵蚀。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模式，而且是一种政治模式。新自由主义严重侵蚀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础，加速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削弱了其国家的综合治理能力。

　　美国民主政治的衰败。新自由主义为金钱政治和权钱交易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其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金钱政治、权钱交易原本就是资本主义的公开的秘密。资产阶级政客要赢得选举，必须首先要获得垄断资本在经济和媒体上的大力支持。而一旦当选，资产阶级政客必然要兑现承诺，投桃报李。但在以往，这种无耻行为还多少需要遮遮掩掩。新自由主义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将成本、利润计算泛化为个人行为的基本原则。在个人利益至上的原则下，政治权力也不过是一种用来实现个人利益的商品。公平、正义、公共利益和公民责任等价值观念则变得可有可无。在新自由主义误导下，2014年4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取消个人政治捐款上限，更是为金钱政治和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在新自由主义的打压下，美国左翼力量被严重削弱。由于缺乏大资金的支持，真正代表劳工阶级的政党或参选人，被早早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所有美国参议员和大多数众议员赴任时都属于顶尖1%者的跟班，靠顶尖1%者的钱留任，他们明白如果把这1%者服侍好，则能在卸任时得到犒赏”。美国民主的实质就是“1%所有，1%统治，1%享用”。

　　政府权力的滥用。美国民主政治的衰败，直接导致了政府权力的滥用。政府权力作为一种公权，本应以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为其价值取向，而在利益集团操弄下，政府权力丧失了其公利性和公信度，转而成为极少数人牟取私利的工具。美国前总统卡特指出:“现在，美国只有寡头政治，无限制的政治贿赂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州长、参议员和国会成员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的政治体系已经遭到颠覆，它只是用来为主要的献金者提供回报。这些献金者希望并期待在选举过后得到好处，他们有时会得到好处……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现任官员把这种不受限的金钱视为向他们提供的巨大收益。国会大佬们会有更多途径来捞好处。”美国利益集团通过操弄政府权力，换取各种权益。随着垄断寡头对于政府权力控制的加深，政府权力也愈发遭到滥用。例如，为迎合金融资本放松监管的需要，1999年克林顿废除了1933年设立的《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弃用曾有效防范金融危机的《格拉斯-斯蒂格尔银行法》，为日后金融危机爆发埋下隐患，而克林顿本人却因此得到了华尔街金融家们的广泛支持，克林顿基金会也由此赚得钵满盆满。

　　政府国家治理能力的削弱，加速了金融危机的到来。政府权力的滥用直接导致国家治理能力的削弱。贫富两极分化和经济秩序混乱等经济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本来，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国家的基础设施以及国家对经济事务的直接干预，但随着金融垄断资本在经济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更加按照占统治地位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来支配经济和社会事务。当政府自身无力解决这些经济社会问题时，就不得不求助于垄断资本控制的市场，反映其利益要求。住房自有化和债务证券化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拉动作用，但虚假繁荣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垄断资本的贪婪与市场的失控最终于2008年引爆了国际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所吹嘘的“市场自我纠正”“反对政府干预”的谎言被这场金融危机彻底揭穿。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不得不自食其言，再次利用政府权力，实施大规模救市政策，帮助垄断资本家走出困境。

　　综上可见，新自由主义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完全取决于垄断资本利益。但凡有利于垄断资本利益的，必然得到加强和利用；但凡与垄断资本利益相左的，必然遭到限制或去除。这也正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我们要破除对于新自由主义“小政府、大市场”的迷思，认清其实质，避免其误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祸患的起源

追究1962年中印边界作战的矛盾冲突起源，其实是早在冲突爆发的一百年前就由英国人制造出来了。19世纪中期，当时的英属印度当局就开始垂涎于中国西藏独特的地理位置，通过各种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渗透、侵入中国西藏，妄图占有这片世界屋脊。

· 1876年，英国与清朝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在法律上取得了入藏特权。

· 1890年（光绪十六年），英国与清朝政府签订《中英藏印条约》，规定哲孟雄（锡金）为英国保护，并划定哲孟雄与西藏的边界。

· 1893年（光绪十九年），英国与清朝政府签订《中英藏印条约续约》，规定开放亚东口岸，允许英国在亚东设立商业代表处，由此英国取得了在中国西藏通商特权（亚东不但作为商埠，而且成为英国政治渗透的桥头堡，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逃离西藏是在亚东英国商业代表处躲避，并经过英国人接应护送逃往印度；1917年前后，为达到分裂西藏，支持西藏分裂分子对抗中央政府的目的，英国人通过亚东口岸提供了大量武器）。

·1904年，英国军队攻入拉萨，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拉萨条约》，条约规定开放商埠，赔款，英国驻军春丕至赔款结清，拆除西藏军事防卫设施，以及确定英国在土地、铁路、电线、矿产、金融等方面的特权。清朝政府不承认《拉萨条约》，经过谈判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再次确认了光绪十六年和光绪十九年条约的有效性，明确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是也承认了英国在《拉萨条约》中要求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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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英国与清朝政府签订《中英藏印通商章程》，进一步固定英国在西藏的经济特权，扩大了经济渗透。

· 1913年，英国操纵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参加西拉姆会议，威逼利诱西藏地方政府擅自签订《西拉姆条约》，妄图分裂西藏，炮制出祸害至今的“麦克马洪线”。

应该说，英国对西藏的渗透、侵蚀还是很成功的。

        首先，在政治上笼络和操纵了少数西藏地方政府的上层，相互勾结利用，为英国攫取了大量特权和利益，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

        其次，在经济上对西藏进行了经济剥削和金融操纵。在1908年《中英藏印通商章程》签定的前十年，仅亚东海关就有约84万卢比的贸易逆差。不仅仅是获取大量利润，更为重要的在于西藏尤其是后藏从此结束了基本依托内地贸易的历史，转而成为英印商品的销售市场，几乎沦为英印经济的附庸和政治的傀儡，更无力摆脱印度卢比对西藏的金融操纵。到20世纪初，传统的藏印贸易实质上成了藏英贸易，销往西藏的商品中六分之五是英国生产，主要产品有大米等农产品，呢绒，棉布，刀、剪等铁制品，玻璃，搪瓷制品等廉价工业品，也有珍珠，珊瑚，海螺，宝石，檀香木等高价值装饰品，获取了大量利润。而西藏出口主要是农牧土产品，羊毛和毛皮，盐，麝香，硼砂等，成为低价原料输出地。这种典型的殖民经济结构严重的损害了西藏的经济，也让西藏部分农奴主和僧侣贵族获利丰富，加强了对上层的笼络。

        另外，在军事上训练藏军，提供武器，为上层分裂分子对抗中央政府提供支持。

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还没搞清楚自身斤两，就本着咸鱼翻身做甲鱼的执着，心理上全面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的瓶瓶罐罐，包括接管在中国西藏的特权和白日梦。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政权，坚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样的情形之下，与隔壁二手殖民者的碰撞就不可避免了。

1962年的进攻

为什么在1962年，中国政府会下定决心，以边界作战的方式反击印度对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入侵和蚕食？原因确实应了《人民日报》的社论“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句话，中国政府是在一个重要历史关头，不得不选择军事手段的情况下做出的困难决定。

实际上，1962年冲突爆发前，中国政府是非常尊重印度政府的，主观意愿上也是不愿意与印度发生军事冲突的，客观条件也使得新中国政府对于印度在中国西藏边境的非法入侵和蚕食活动保持了极大的忍让和克制。

一.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为新中国政权在除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之外获得了宝贵的国际承认，通过当时有着极为良好的国家交往环境的印度，新中国外交创造了外交空间。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期间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近独立的各个落后弱小的前殖民地和前半殖民地国家，确立了后殖民时代和冷战时代生存的道义基础和法律框架。1955年4月，尼赫鲁和苏加诺共同发起了促进发展中国家合作交流，保卫和平，抵制帝国主义的万隆会议，新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全面的阐述了争取和平，促进民族独立的立场，并且为建立和加强与亚洲、非洲国家关系开展了广泛的外交活动，为打破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封锁创造了良好局面。1961年，尼赫鲁作为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国际声望更是达到顶点。

        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政府自然在主观意愿上希望保持并利用与印度的良好关系，争取更多的国际利益。

        因此，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对于印度继承自英国殖民者留存在中国西藏的帝国主义不平等特权和资产，并没有像处理内地的西方国家殖民特权和资产一样采取废除和没收政策，而是通过长时间的反复交涉、谈判，废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

        印度独立后接管了英国殖民者的特权利益，要求中国西藏地方政府遵守光绪十六年后订立的各项条约，在拉萨设有驻藏代表，将位于亚东、江孜以及噶大克等地的英国商业代表处更名为印度商业代表处并接收了当地贸易站，将驻留在亚东、江孜等交通要地的驻军更名为印度驻军，在西藏设有12个驿站，并经营西藏的邮政、电报、电话。经过协商谈判，1954年4月29日中印签订《关于西藏地方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对其在中国西藏地方的邮政、电报、电话等企业及设备和12个驿站，全部以赎买的方式移交给中国政府。同时，双方以互换照会方式规定印度政府及其驻亚东、江孜的武装部队全部在1954年4月29日之后6个月内撤军。

        由此可见，新中国政府在主观意愿和实际行动上，对印度关系在50年代是忍让和克制的。1954年的协议，也让新中国政府对于印度抱有一些幻想，认为可以通过和平协商和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甚至在维护和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上相互合作。

二. 经济客观因素也是限制中国政府选择军事冲突作为解决手段的原因之一。我们已经知道，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前的60多年里，英印政府就一步步取得了西藏地方的经济和金融控制。一方面，英国对西藏地方销售了大量的涉及基础民生的商品，例如大米，棉布，日用器皿，铁制工具，以及关系到另一个藏族重要生活领域的宝石、珊瑚等宗教、习俗用品。另一方面，西藏地方的出口货物多通过与印度北方连接的口岸销售，收入来源被英印掌握。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伴随与英印的贸易，印度卢比在西藏地方广泛流通使用，形成了对西藏地方的金融影响力。甚至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时，人民银行拉萨支行调拨支援作战款项中也还包含11万印度卢比。时至今日，在西藏仍然可见英印经济影响的痕迹：山南、江孜、林芝等地区，藏族、门巴族等民族群众还保存有用印度卢比硬币装饰的服装和饰品，不少家庭日常使用的铜锅、铜碗也是来自印度。

        西藏地方在英印政府长期操纵下形成的疏离于中国内地经贸、金融联系，反而依赖于印度的特殊客观现实，导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在相当长时间内不能采取可能导致破坏西藏地方经济社会稳定的行动。尤其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西藏地方自身基础民生物资供给能力低，经济弹性小，又没有近现代交通基础设施可以获得内地物资和经济援助和支持，并且当时西藏地方的反动上层不断进行破坏社会稳定的分裂活动，50年代末国家经历经济困难等等各种不了条件。这样的情况下，西藏地方维持与印度的经贸联系，对于保持西藏的稳定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三. 当时的中国政府还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就是在建国之后在没有外部支援和帮助的情况下开展政治、经济工作，尤其是第一次以独立的国际政治实体进行外交工作。

        新中国建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立即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被社会主义阵营接纳，对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生存发展具有保护作用。社会主义东方阵营对中国的外交活动和倡议，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声援，有助于扩展中国的国际活动空间，发展和维护自身利益。但是，1959年中苏交恶，苏联和中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军事和外交上产生了分歧和对立。苏联不但与中国唇枪舌剑的相互指责，还鼓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批判中国，将中国孤立在东方阵营之外，中国的外交失去了有力的群体支撑。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中国的关系更差，对新中国政权的敌视、封锁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处在了与东西方两大阵营同时对立的境地，这不利于改善国家生存环境，进行社会经济建设。

        中国外交将目光集中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当时的亚非拉国家大多刚刚摆脱殖民主义独立，自身认识水平不高或者政局不稳，对于发展和中国的关系要么心存疑虑，要么摇摆不定。而印度则有优越的国际环境，由于用和平手段从英国手中独立，全面继承了英国的殖民政治框架，因此得到了西方社会的认同；又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与东方阵营也有良好关系。同时，头顶不结盟运动创始人光环，高举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大旗，在发展中国家中以领袖自居，声势正盛。实际上，这时候的印度代表了除东西方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股——第三世界力量。在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前，许多亚非国家支持印度的立场主张或者保持中立。这时候，贸然对印度进行军事打击，有可能使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产生猜忌和误解，损害已经建立的外交成果。如果造成中国同时与东西方阵营和第三世界群体三股国际力量同时对立的状况，对于中国是难以接受的。

四. 自卫反击作战后方的社会稳定也是影响战斗决心的因素。作为中印边界作战的东段和西段后方的西藏、新疆地区，在战前都存在比较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1959年，达赖集团武装叛乱失败之后，积极勾结印度、美国干涉势力，企图以武装对抗人民政府。而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在1962年春夏也发生6万多群众外逃苏联事件。由于作战地域是处在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于少数民族群众工作需要特别谨慎。争取各民族人民群众和爱国人士的支持，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特别是西藏地方面临与武装叛乱分裂分子继续斗争的工作，还要防止帝国主义势力趁机介入浑水摸鱼。
      
五. 人民解放军在1959年平息了武装叛乱之后，追击进剿残余、逃窜的叛乱武装分子，才全面进驻山南地区边防，改变了过去有边无防的历史。边防力量建设时间短，基础薄弱的状况是显而易见的现实。

       驻藏解放军以及边防部队的后勤补给基本来源于内地，而当时西藏缺少交通基础设施，运输手段落后，后勤补给的难度很大。1950年18军进军和平解放西藏，中央提出“部队不吃地方”，既是照顾西藏地方人士的心态，也是面对西藏地方基本物资匮乏现实做出的不得已的决定。因此，在西藏地区进行军事作战行动，必须要对后勤进行更多的筹划和准备。

战争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目的一定是解决现实问题，要么是求生存，要么是夺利益。“为了荣誉和尊严而战”只存在于网游的广告口号。那么，是哪些现实矛盾激化导致中国最终在1962年下半年置上述种种不利因素和制约条件于不顾，选择了战争手段解决现实问题呢？

首先是印度政府执行扩张主义政策，屡次侵占中国领土损害中国主权。印度总理尼赫鲁在1950年就声称以“麦克马洪线”为边界。1954年在占领的中国领土上设立“东北边境特区”，妄图是非法占领合法化的固定下来。同年下半年，也就是在签署《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以及中印共同发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后，印度政府不甘心失去非法特权，开始对中国领土进行军事入侵活动，基本都是延着同一套步骤，即引发争议——军事侵入——侵占。

        1959年3月之后，随着人民解放军平息了达赖集团武装叛乱，印度策划“西藏独立”从而建立“缓冲国”的企图失败，印度政府相继对中国提出阿克塞亲问题和“麦克马洪线”问题，公开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这一年的8，9月间，尼赫鲁多次对议会发表讲话谈及中印关系问题，重点针对边界问题，标明遭受挫折之后的印度当局急不可耐的公开进行侵略活动，挑起了一系列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 8月25日，朗久事件， 10月20日空喀山时间。虽然遭到了中国边防部队的坚决反击，但是印度当局并没有收敛。1960年，印度提出“前进政策”，鼓吹通过武力侵占的方式扩张印度边界，在这条政策黑路上，印度快速前进，1961年全面加剧对中国蚕食和冲突。至1962年，武装冲突的次数和地点显著加剧，天文点地区，尺冬，择绕桥等地都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造成我方边防人员的伤亡，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因此，采取武力反击制止印度的侵略行为成了合理的选择手段。

第二个引发战争的重要原因是印度对西藏事务的干涉。印度接盘了英国殖民者留下的摊子，同时接手了在中国西藏的特权、资产和影响力，当然还有白日梦。1950年，尼赫鲁对参加和平解放协议的西藏赴京代表说“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外交由中国统管，而千万不能承认进军西藏并驻军西藏，这对印度也是一种威胁，要在政治、经济方面争得权利”。1956年11月，印度邀请达赖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 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尼赫鲁在会见达赖时，有意将西藏与中国中央政府对立，鼓动分裂势力。同时，印度政府也派员到西藏活动，联络西藏上层分裂分子，配合协助分裂分子与美英特务联络。在印度噶伦堡，各种来路的特务分子和分裂分子建立起武装叛乱的大本营。1949年，美印商定，印度允许美国提供的武器经加尔各答——大吉岭——亚东运抵西藏。1959年3月的武装叛乱前夕，印度驻拉萨领事馆人员频繁与分裂分子接触，提供领事馆电台为分裂分子提供通讯。尼赫鲁会见分裂分子，公开为分裂势力鼓劲。3月17日，达赖出逃印度之后，印度政府迅速给达赖提供政治避难，伙同达赖炮制所谓声明，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西藏政策。印度还给分裂分子武装提供武器，进行分裂破坏活动。

        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已经破坏了四条。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强调主权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政府尤其重视的，印度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行径引起中国政府高度警觉。随着进行平叛作战的人民解放军迅速胜利推进，边境地区的群众发动工作广泛开展，人民政权迅速建立，人民解放军控制了通往境外的边境通道。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彻底切断境内分裂势力与境外支持通道，摧毁干涉力量对境内群众的影响，采取更加坚决的打击手段，对敌对势力从物质和精神上进行消灭成了一个有利选择。

第三个促成实施作战行动的因素是外交手段穷尽。1954年中印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并商定印度撤出在中国西藏驻军，这个协定不但解决英印当局遗留在西藏的特权和资产问题，中国政府也认为在法理上为之后中印间历史遗留问题，包括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指导原则和谈判逻辑基础。这个协定是在印度独立后不久，根据当时内外政策需要勉强采取的权宜之计，实际并不心甘情愿。但是由此出发，这个协定的达成也使中国外交部门对印度产生了一些幻觉，认为印度也是一样的苦出身，对殖民主义的毒害会感同身受，会同嘴上的反帝、反殖民口号一样落实在国与国关系处理上。因此，虽然协议签订之后印度已经进行了大量损害中国利益，破坏中印关系的行为，造成了恶劣的事实结果，中国政府仍然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两国间的争端和不和。1954年到1960年期间，周恩来总理4次访问印度，从到访的密度就可看出对中印关系的重视（当然，当时的条件也没有太多地方可去）。涉及的问题有两国关系，历史遗留问题和争议，印度对达赖分裂集团的支持和对中国西藏的干涉等等。总体目标还是通过外交活动来化解矛盾，通过谈判解决争议，维持和平局面。

        1961年12月和1962年3月，针对1954年签订之协定即将到期，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建议两国举行谈判，缔结一个新的协定替代旧的协定，从而起到缓和两国关系的作用。印度政府不但两次断然拒绝了中国的建议，反而在回复中指责中国破坏两国关系。结果是《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政府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于1962年6月3日到期失效，具有指导意义的法律框架崩塌。之后，中国政府仍然耐着性子与印度进行外交沟通，对于印度政府唯独想谈论的边界和领土问题多次提出谈判建议。中方建议无条件讨论边界问题，而印度提出谈判的先决条件是中国不但要从西段边界领土撤出，还要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领土撤出。双方意愿南辕北辙，肯定不能形成任何共识，期间相互间的外交照会和声明充斥各种修辞严谨的混乱逻辑，以及文字华丽的严重指责，外交活动沦为两国间令人眼花缭乱口水战。中国外交官们曾经幻想以为即使不存在善意，印度政府也应该存在基本的理性和理智，起码对廉耻还有道德底线认知，结果幻想彻底破灭了。

        边界问题的谈判根本不能开始，也就意味着外交途径的和平努力失败。这样的境况下，要解决领土争端，战争手段成了剩下的唯一选择。

为了应对印度日益频繁的军事入侵，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开战之前，中国做了准备和部署，积累了一些有利于己方作战的有利条件。

首先，中国政府明确了战争目的，划定了作战范围和规模。针对现实的政治需求，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进行战争全局层面的宏观规划，是发动军事行动的基本原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方法进行作战，有所斩获则野心膨胀一步步落入战争泥潭，遭受挫折就惊恐溃散手足无措，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对印度边界作战必须胜利，只有胜利才能制止印度的武装入侵，只有胜利才能避免出现西藏分裂分子与印度、英美勾结趁火打劫进行破坏活动，也只有胜利才能让各色帝国主义势力没有借机染指的机会。根据现实情况，自我设定战争的收益目标，而不因为战场形势左右决策，不因为被胜利冲昏头脑才能把握住对战争规模的控制，才能最后守住战争的胜利果实。

        中共中央的目标是通过军事打击制止印度侵略，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上，从而恢复边境和平，同时暴露其丑恶本质，使更多国家理解和支持中国。周恩来总理指出“中印边境斗争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而军事斗争的胜利优势取得政治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因此，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外交斗争，既要坚持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严正立场，又要灵活的运用斗争策略，为政治外交斗争创造条件”

        明确了战争的决心和意图，起到了统领全局的作用，一系列的军事、政治工作就能以此为纲领有序开展。

第二，驻西藏、新疆人民解放军部队和西藏、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开展了揭露印度扩张野心，声讨侵略罪行的宣传活动，起到了教育、动员军民，反击印度谎言的作用。6月份，西藏部队和新疆边防部队先后开展了以揭露尼赫鲁反华真面目为中心的控诉教育，揭露其侵犯中国领土，打死打伤我边防官兵的罪行。这些教育活动激发起边防部队干部、战士高昂的斗志，起到了良好的战前动员作用。部队加强了战备工作，停止休假、复原和正常换防，机动分队进入一线，边防部队的爱国精神被激发起来，胜利信心增强。

        对西藏、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群众宣传教育活动也在加强。8、9月间，通过群众大会，对印度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控诉，社会各界人士支持中国政府的主张，拥护中国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一致表示团结起来，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边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尤其是西藏地区的社会状况，加强群众工作有助于防范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防止外逃的分裂武装回窜，从而为边境作战的后方构建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前线作战提供有力支持。

第三，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进驻边界地区，调整部署，加强落实战备工作。1959年3月随着平叛解放军进剿逃窜的叛匪，解放军第一次进驻了边界东段，在重要地点设立哨所，与侵占我国领土的印军形成了面对面对峙，顶住了印军的肆意扩张。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边防部队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战胜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构筑了必要的边防设施，修建了边防道路，开展了边境地区测量工作，为以后的行动建立了物质保障基础。

        1962年6月以后，驻西藏、新疆部队开展了政治教育，加强了战备训练工作，部队进行了人员、装备补充，调整了边防兵力部署，增强了一线力量。1962年6月5日，西藏军区下达《战备训练计划》参战部队积极组织临战训练，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敌情背景战术演练。6月11日，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在拉萨成立——代号藏字四一九部队，所辖部队进行了干部调整，将有经验的核心干部充实到基层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率领军区部分机关人员赶赴前线，就近掌握战场情况实施指挥。

        中央军委加强了在西段边界空喀山口、河尾滩和天文点3 个边防区的兵力。新疆军区命令康西瓦指挥所（康指）组成前指，率部赶赴指定位置，至10月12日24时，西线总兵力达到6300人。

        自此，作战部队完成了集结部署，处于蓄势待发的临战状态。

第四，军队和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物资后勤储备，完成了战备相关的建设工作。西藏地区本地能为作战部队提供的补给十分有限，因此西线作战部队的物资主要由新疆地区调入，而东线的后勤保障物资则主要来源于内地，不论是从新疆还是 内地调运物资都路途遥远，且通行条件极差，加上高寒、高海拔、气候恶劣的不利自然条件，依靠实时运输无法完成作战后勤保障任务。前线作战物资主要依靠储备，军队和地方部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在作战方向上储备了主副食品，弹药，日用物资，草饲料，工具等作战所需物资。为了将这些物资从存储点运送到作战部队，军队和地方政府还准备了参与运输的汽车，民工，牲畜。

        物资运输工作还有一个难题——公路。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前，西藏完全没有公路。随着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步伐，从1950年4月11万军民艰苦奋斗，付出两千多人生命的代价，于1954年12月修通了川藏公路北线。也是在1950年至1954年期间，修建了连接西宁和拉萨的青藏公路。1956年3月到1957年10月，新藏公路叶城至普兰段通车，这三条公路构成了连接内地与西藏，为西藏建设和保卫边疆运送物资的重要作用。沿新藏公路，修建了一些边防战备公路通向边防哨所，为执勤和作战提供保障。1959年边防部队在东线设立哨卡之后，也修建了一些边防道路，但是只能通往有限地区且通行能力很差，相当多的作战地区仅有乡村道路连接，为此在战前新建和改建了一些道路，但是通行条件仍然十分有限。

        前线作战地区的通讯建设通过架设电话线，补充和增设电台，加强保障作战通信。

        后勤物资、设备和设施的充实，保证了作战部队的战斗力，在当年国家物质条件还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能够支持部队持续作战。

万事俱备，东风自己到来——1962年10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开战了！人民解放军以高昂的斗志，不畏牺牲，英勇战斗，依靠周密细致的战前准备和谋划，高效灵活的指挥，高超的战斗素质，迅速果断的在两个阶段的作战中打垮了入侵印军，赢得了辉煌的胜利。

1962年的退让

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战前作战企图完美实现的时候，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决定单方面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同日夜间，总参谋部连续下达《停止反击作战的命令》，《关于停止追击，原地集结》的指示和《关于部队部署调整的命令》，配合和贯彻中国政府的声明。中国政府的声明瓦全出乎国际社会意料，引发了巨大反响。事实上，中国政府主动停火和主动后撤的决定，不是因为战局发展、或者国际局势变化仓促作出。早在下定作战决心之前，中共中央就对战争将会产生的后果，如何主动掌握战争的始终，进行了周密的推敲。因此，停战和撤军的决定，是根据政治、外交需要，根据当时的国内、国际客观现实做出的决策。

首先，通过两个阶段的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消灭了入侵印军，收复了被占领土，阻止了印军的军事入侵，从军事上完全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标。政治上通过军事胜利，打击了印度的嚣张气焰，暴露了印度外强中干的本质，将印度从自己幻想的神坛上扯下来丢在世人面前。 因1961年12月18日印度武力驱逐葡萄牙人占领果阿而给世界形成的有力形象，在这次惨重失败之后遭受重大损害，在亚非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国际声望下滑。更重要的是，印度的失败使得印度对于国际反华势力的利用价值下降，降低了它们勾结起来借机兴风作浪的可能。

虽然，通过军事打击迫使印度回到边界问题谈判桌边的政治目标没有实现，但是多数主要政治目标已经实现，根据客观条件和形势，主动停火和后撤能够保持主动权，最大程度的维护自身利益。况且，印度在军事失败之后仍然拒绝和谈，开战前就在意料之中，中共中央对印度执迷不悟甚至扩大战争也有所准备。主动停火和后撤就是把握主动权的策略。

第二，作战地域恶劣的自然条件，简陋的战场建设基础，国内的物质保障条件，极大的制约了战役规模和持续时间。在两个阶段的作战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快速灵活的机动作战优势，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依靠有限的后勤保障取得了胜利。然而，当时的后勤保障不能够支撑中国边防部队在远离补给后方的地域，依靠落后的物资输送能力，在广阔的战线上进行长时间武装对峙和阵地作战。例如1962年11月20日，东段作战的第十一师三十三团二营占领查库，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印度平原，距离后方已经相当远。西段作战的部队虽然进攻纵深不大，但是后勤物资只能完全依靠惟一一条通达战区的砂石公路——开通不久的新藏公路叶城到普兰段，物资完全来源于新疆的后方基地，近的有上千公里，到乌鲁木齐更是有2500公里距离。

        在东段作战地域，公路运输只能到达后方错那、扎拉等地物资点，从物资点到边防哨卡只有乡村道路和便道可以通行。虽然战前林芝和山南地区组织力量抢修了近500公里的乡村道路和便道，也没有解决前线物资保障依靠人力、畜力运输的问题。开战之后，随着解放军部队的推进，补给线路的通行条件更加恶劣。瓦弄方向作战地区只有一条后方道路且崎岖难行；吉公至前沿约90公里只有小路，徒步需要4-5天，前运后送只能依靠人背马驮；察隅方向就地补给能力很差，一切作战物资均需从深远后方补给。通过地方动员民工、民畜，部队抽调人员、骡马参加离开公路之后的运输，运输队的人数超过了前线作战部队。随着战线推进，依靠人力、畜力运输的缺点显现出来，参加运输的人、畜在路途中自身的消耗量快速上升，物资运输需求总量迅速增加，而能够送达前线的作战物资量却没有增加。例如每个民工每次可以背运两枚120迫击炮弹，但是如果运输往返时间超过一天，则需要背运携带食宿给养，能运送的炮弹只能是一枚。而在更长的运输线路上，还需要设立食宿站点为运输队提供保障，消耗更多的人力物力。前线部队不得不采取加大部队携行量，个人多带粮弹的办法，以保证人有粮，枪炮有弹。

        西段战场的汽车运输条件较好，但是运输线路长，还需要克服高寒缺氧的恶劣自然环境。西线作战兵力6300余人，后勤保障人员5500余人，加上新疆自治区抽调地方支前人员（有参加支前运输的地方司机在作战中牺牲），后勤保障人员总数也超过作战人员。

        整个边境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1962年10月20日至10月29日，第二阶段从11月10日部队开始运动，12日下达作战指令，到11月22日宣布停火，两个阶段的作战时间持续都大约是10天左右，两个阶段中间部队积极进行了作战物资的补充和储备，这个事实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边防部队的作战持续性受到了后勤供应制约。

        在中印边境反击作战期间，山南、昌都、林芝、江孜、阿里等五个地区和拉萨市共出动民工32237人，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2.66%，占总劳动力的6.01%，而当时拉萨市的总人口也仅仅只有18万人。有限规模的边界作战就需要动员如此高比例的劳动力参加支前工作，如果在更长的补给距离上进行长时间的武装对峙或者阵地战，就需要更长时间更大数量的动员当地劳动力。当时的现实情况是西藏地区的生产力处于较低水平，日常生产活动所需劳动力投入高而产出较低。长时间高强度征用主要劳动力，对于平叛作战结束、开展民主改革不久的西藏地区的社会稳定会产生不利影响。

        1962年虽然国家已经度过了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但是物质基础仍然十分薄弱。在战前和作战进行的过程中，西藏和新疆自治区地方尽力为作战部队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援，主要有主副食品，饲草料等。在当时国家物资供应短缺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容易的。西藏和新疆自治区为支援作战投入的人力、物力资源承担了相当大的份额，仅西藏自治区运输部门就调动了全区三分之一的货运车辆参与格尔木到边防前线的运输任务。作战规模扩大或者持续时间延长，将会影响到两个西部边疆不发达自治区的社会建设以及人民生活，对于边疆地区的整体稳定会有不利影响。

第三，迅速坚决的从军事上粉碎印度入侵从政治上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长期持续武装冲突则会给其他大国以可乘之机，借机达到牵制、胁迫中国的目的，干扰和破坏中国建设发展，最终损害中国国家利益。

        印度独立之后，美国就将其吹捧为民主世界的典范，达到拉拢印度来对抗苏联，牵制中国的企图。美国就多次支持印度的立场和主张，将“麦克马洪线”称为“公认的国际边界”，还向印度提供各种援助。战前，印度就需求向美国购买具有高原飞行能力的C-46和C-130运输机。开战之后的11月3日，美国从西德空运了第一批供应品。至11月7日，美国从本土，西德，土耳其，泰国等军事基地空运了包括步兵武器、弹药以及通讯设备在内价值500万美元的武器和装备到加尔各答。美国还同英国、加拿大就向印度提供武器方面进行了“非正式会谈”。肯尼迪11月20日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会谈，特别讨论了如何“援助印度政府反击”所谓“中国侵略”问题。当天深夜，尼赫鲁私下紧急呼吁美国进行军事干预，褪去了“不结盟”的伪装。西藏和平解放之后，美国与西藏上层分裂分子联系，为分裂势力训练武装并提供武器，印度也逐渐参与其中，共同将“西藏独立”成为对抗中国堡垒作为目标。在对抗和牵制中国方面，美国和印度是志同道合的。中印间发生长期武装冲突，有利于美国拉拢印度，也有利于美国的反华活动。

        处于同美国争夺印度的需要，苏联也对印度在言论上进行支持，同时试图通过支持鼓励印度与中国对抗，迫使中国在压力下屈服而改变中苏对立上的立场，听从苏联驱使。跟美国一样，对于苏联来说，支持鼓励中印长期武装对抗，投入小而收益大，是可以好好利用的优质政治、外交资源。

        中国当然不愿意面对多面树敌的局面，如果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介入进来，印度不一定能保持政策的独立性，有可能迫使中国陷入长期的边境冲突，破坏中国以战求和的目标。

历史没有终结

在回顾1962年中印边界作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场局部战争的发生、发展总是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战争的参与者只能在这些客观因素的限制中做出决策。历史上也有不少主观企图超越现实的战争实践，结果大多遭到无情打击。战争的发展有一个逐渐走向临界点的过程，各种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和平手段失效的时候战争自然就爆发了。回头看看，历史还没有终结，只不过换个装扮在今天演出。

中国古代史上统治者最卑劣最下流的刑罚，莫过于当众裸露女性的身体。在“穿衣文化”的世界观形成后，中国人便开始以裸体为耻了，掠去女性的衣服，使其一丝不挂，这就是贬低她的身份，侮辱她的人格的一种卑鄙的做法，尤其是将女犯处以裸刑，除了贬低其身份之外还额外起了一个羞辱的作用。从古至今，有很多女性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这里，我们例举六位中国历代的女杰，看一看她们是如何面对这种惨无人道的卑劣刑罚：
   
    1、毛皇后
   
    毛皇后是前秦皇帝苻登之妻，她出身将门，美貌出众、武艺高强，善于骑射，有万夫不当之勇。她率军与姚氏叛军交战时，由于寡不敌众和符登的错误指挥，致使她本人被姚军所生擒。姚军生擒了这位英勇美貌的女英雄后欣喜若狂，将毛后当做战利品奏凯回营。当即，毛后就被剥光了盔甲和衣服，受尽了士兵的嘲弄和凌辱，最后被士兵们用绳索捆绑后押至姚苌处报功。尽管毛后此时鬓发散乱、满身汗污，且被五花大绑，但却不能掩饰她那出众的美貌和婀娜多姿的身段，姚苌见之不禁大为心动，竟欲纳她为后，说道：“假如你能和我相好的话，那么你将会是国母了。”毛后听罢，凤目圆瞪，对着姚苌骂道：“我乃堂堂的皇后，怎能受羌贼们的侮辱，要杀便杀，何需多言！”姚苌虽被臭骂了一顿，但还不忍心用刑。这时毛后又仰天大哭,骂道：“姚苌无道，前害天子(指苻坚)，今辱皇后(就是她)，皇天后土，宁不鉴照！”姚苌见她越说越凶，不由得怒从心生，立刻喝令手下将毛皇后推出帐外施以裸刑斩首。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位宁愿牺牲身体，也不愿委屈求权的女杰皇后。
   
    2、陈硕贞
   
    隋末巾帼女杰陈硕贞于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十月率众起义，自封为“文佳皇帝”。陈硕真是当地百姓的崇拜对象。后来起义失败了，陈硕贞被俘。在遭处死的时候，唐军为了破坏其在百姓心目中的极高威望，行刑时剥光了陈硕真的衣裤，使她一丝不挂地跪在秋风之中，以供广大围观者对女性胴体的欣赏，这对于任何女性来说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随之，刽子手又当众对她实施凌辱，然后，割去其双乳，想以此来摧毁其意志，但是，陈硕贞对于刽子手的种种暴行却毫无畏惧，挺直了自己赤裸而坚强的身躯，欣然的向死亡走去。
  3、邱二娘
   
    咸丰五年，由于叛徒的出卖，起义军女首领邱二娘被监察御史陈庆镛逮捕。随后她被押送泉州，受尽严刑拷打，全身上下几无完肤，但她始终坚贞不屈。同年六月十四日，邱二娘被押往泉州南校场执行凌迟之刑。行刑者将她的衣服全部剥掉，一丝不挂的将其绑在凌迟架上，临刑前邱二娘不禁仰天长叹：“天意啊！”然后便闭上双眼，咬紧牙关，忍受着自己那赤裸身躯上的皮肉被刽子手一片片地割下来……。数个时辰后，邱二娘便香销玉殒了，时年仅二十二岁。
   
    4、廖观音
   
    清末，领导川西起义的女领袖廖观音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不幸被清军捕获。在实施斩首刑的时候，刽子手剥光了她身上所有的衣服，赤身裸体游街示众，但她依然神色自如，一路上昂首大骂：“慈禧是洋人的大奴才，岑老四（岑春煊）是小奴才，红灯教是灭清剿洋的天兵天将！”一路经过走马街、督院街后，廖才被押至位于锦江下莲池的刑场。廖观音虽被按跪在地，但依然昂首挺胸，毫无惧色。围观众人无不暗暗称赞。直至刽子手的鬼头刀一挥，廖观音那坚强不屈的美丽身躯才因失去首级而慢慢地倒下，鲜红的热血染红了刑场，围观众人无不唏嘘叹息，廖观音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就此画上句号，就义时年仅十七岁。
5、黄富群
   
    1935年5月，红四军优秀的女战士黄富群因叛徒出卖，在清流不幸被捕。不久，被解押回连城。敌人妄图把地下党、县苏干部、游击队一网打尽，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从那以后，黄富群几乎每天都遭受敌人的酷刑。抽鞭子，辣椒水，用铁锹烫皮肉……黄富群经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始终不吐露片言只语。60多天过去了，敌人仍毫无所获。同年7月26日上午，黄富群跟丈夫沈邦翰一起走上了刑场。在连城县西门夫子庙板的一堵墙下，一个匪首亲手用大刀杀害了沈邦翰后，又转到被反绑着双手的黄富群面前，大声地吼道：“女共匪，你到底招不招？——不招，今日就要掏心剖肚了！”黄富群看着丈夫的尸体，不禁悲痛欲绝，她睁开眼睛怒目而视，竭尽全力大声高呼：“红军万岁！”一个队的刽子手，随即持着屠刀走上前去，撕开黄富群的上衣，把她两个丰满的乳房割了下来，接着又剖开胸膛，掏出她的腑脏，殷红的鲜血不断地喷洒出来。黄富群仍强忍着剧烈的痛苦大呼口号，直至刽子手割下她的心脏时才成了绝响。
   
    6、丁佑君
   
    1950年5月，组织上分配丁佑君到西昌工作，任县立女子中学军代表。后因土匪的叛乱，丁佑君在王正中家被围攻的土匪逮捕。面对土匪的淫威，丁佑君丝毫不屈服，且痛斥叛匪。高开祥、朱煊等匪首恼羞成怒，于是将丁佑君剥光衣服裸体游街示众。群众们看到土匪竟公然羞辱丁佑君，都不禁流下了伤心的泪水。但丁佑君却挺直胸膛，昂起头颅，毫无惧色，边走边喊：“老乡们，不要怕！这不是我的耻辱，我是为老乡们来工作的，就是死了也光荣。能为人民而死，是最光荣的！这群土匪才是最卑鄙！最下贱！最无耻的！”当天晚上，灭绝人性的土匪们将丁佑君四肢捆绑柱子上，发了疯似地用皮鞭、棍棒抽打，施老虎凳，惨无人道地将钢针穿过奶头插进乳房，甚至丧尽天良轮奸丁佑君……但这位女杰却没有屈服，在她临刑前，仍然高呼着：“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
   
    以上就是六位坚贞不屈的中国女杰，除此之外，为了事业、为了荣誉、为了正义，牺牲自身的伟大女性更是数不胜数，那些残暴的统治者们，妄图以裸刑这种羞辱的方式来重创女性的心灵，使她们永远抬不起头来，从而达到征服其心的目的。但是，这些刽子手们想错了，身体和贞操自然是女性最珍贵的东西，然而，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信念更是铸造了中国女杰们心灵中不可摧毁的“钢铁长城”！

                       
       我们中国人今天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中国”一名，在古代虽常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的含义，但它是中国人自己创设的一个名字，这一点却很明白。确定把它作为我们国家的专名，实际上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古代的中国人不经常使用“中国”这个专名来称中国，有时只是用作一般的泛称。外国人称中国则有他们自己的叫法。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和我们发生接触、文化交流最频繁、文献记载保留最多的国家，莫过于印度。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就是古梵文中的Cīna一词。整个词在汉译佛经中很常见，音译作“至那”“脂那”或者“支那”。这些佛经的原文，当然多数是当时或更早时在印度写成的。除此之外，在现在所能看到的印度其他古文献中，如两部著名的大型史诗《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和《罗摩衍那》（Rāmāyana），还有著名的政治及社会伦理著作《摩奴法论》（Manusmrti）以及《利论》（Arthaāstra）中，都提到了Cīna这个名字。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此处无法细论，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大致可以肯定是在公元前4至3世纪。

       从梵文的Cīna一词，便衍生出今天世界上大多数语言中称呼中国的专名：波斯文的Chīn，阿拉伯文的Sīn,拉丁文的Sinae，英文的China，法文的Chine，德文的China，意大利文的Cina，以及其他等等。日文因为能够借用汉字，有时就直接使用“支那”这个译音字。

       古代印度人，又常在Cīna一词前再加上mahā一词，成为Mahācīna，音译“摩诃至那”，意思是“大至那”或者“伟大的至那”，其中往往也有表示对中国尊崇的意思。也有的在Cīna后面加上sthāna一词，成为Cīnasthāna，佛经与中国史书里译作“真旦”“振旦”“震旦”或者“摩诃震旦”，意思是“支那国”或“伟大的支那国”。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中国访问，梁启超为他取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汉名“竺震旦”，就取义于此。

       Cīna一词的来源，近代的学者做了许多探究和讨论，有的说这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即后来统一中国的秦朝的“秦”字的译音，也有的说是“荆”字的译音，又有的说是“锦”字的译音，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现在多数人比较接受“秦”字的说法。综合印度及中国的史籍、汉译佛经中的材料来看，这种说法应该是正确的。唐代初年，中国和尚玄奘到印度，见到印度的一位国王戒日王。戒日王问到玄奘“摩诃至那国”，玄奘回答说：“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大唐西域记》卷五）可谓正中鹄的。至于说Cīna是“思维”义，只是古代个别中国和尚提出的说法，虽然事出有因，但完全不对。那是因为他们对梵文半通不通而导致的误解。

       据另一位也是在唐代去印度求法的中国和尚义净的记载，当时在印度似乎还有把中国或中国的首都称作Devaputra的，音译是“提婆弗呾罗”，意思是“天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但在印度方面，还没有找到直接的对应材料。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在古代以精美的丝织品闻名于西方。因此，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著作中有的就把中国称作Serica，意思是“丝国”，称中国人是Seres，中国的首都是Sera，现代的汉译“赛里斯”“赛拉”。但这没有像Cīna这个词一样成为通名。

       应该说明的是，在古代，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接触、交流是依地域的远近、时代的先后而由近及远，由少渐多，由模糊的传闻而逐渐成为比较详实的知识的。这个特点也反映在他们对中国的称呼及其实际定义的变化上。比如Cīna一名，一般来说就是指中国，但从古梵文文献（佛教的和非佛教的）中使用这一名词的上下文看，有时可能只是指今天中国西北的某一地区。如在《罗摩衍那》中，除了Cīna以外，还有Paramacīna，意思是“更远的”或“极东”的至那。有人认为，后者才算是中国本部。其他文献里也有类似的例子。

       中国陆上的边界主要在西方与北方，古代西方与北方的邻国对中国的了解，往往最初通过当时活动在中国西北边境地区的某些民族或部族或他们所组织的国家。俄罗斯民族形成的时间比较晚，俄语中称中国为Китай，读音与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的古音十分相近。因此，俄罗斯人最早所说的中国其实是指契丹，契丹在我国北方曾建立辽朝，后来，契丹一部分西迁中亚地区，又建立西辽。契丹一名因而从中亚传到俄罗斯及东欧一带，于是“契丹”一名扩大而指整个中国。

       中世纪时，拜占庭的历史学家曾把中国称作Taugas，伊斯兰的文献著作则写作Tamghaj，Tomghaj或Tohgaj。学者们考证这几个字的来源，也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唐家子”一词的对音，“唐家子”的“唐”，当然是中国唐朝的“唐”。另一种看法认为它们的语源应该是公元4至6世纪时在中国北方建立政权的鲜卑拓跋氏贵族的“拓跋”（构拟古音作takh’uat）一名。这一名称在8世纪时鄂尔浑的突厥碑铭中已经出现，后来又见于吐鲁番文书。突厥部落西迁，于是传播到中亚，进而被阿拉伯伊斯兰作家采用，流传于西方。公元11世纪时，由我国新疆的一位学者马合木德·喀什噶尔编定的《突厥语辞典》一书中曾记下了这个词，而且还有颇为详细的解释。13世纪初，道士丘处机奉成吉思汗命西行，在伊犁时听到当地居民也是这样称呼中国。他的弟子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的“桃花石”，便是这一名称的汉译。

       上面只讲了古代外国人对中国的几种最主要的称呼，最后还可以提一下的是“秦人”“汉人”“唐人”这几种称谓。严格说，它们只是指中国人，但和中国这个概念有关。古代外国人也先后用他们来称中国人，它们在中国自己的史籍中也很常见，其来源当然就不用解释了。

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布尔什维克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一方面是激烈的政治和思想路线斗争，另一方面是实际工作的停滞和收缩。怎么办？在巴库工人的革命工作中锻炼成一个“实际的战士和实际的地方工作领导者”的斯大林，代表巴库党组织提出了解决党的危机的方案，直言“党病了”，强调要使工厂党委会成为党的主要堡垒，加强俄国国内的组织工作，把实际领导中心迁回俄国。面对斯大林的“妄议”，列宁并没有生气，领导全党在实践中基本贯彻了“巴库倡议”。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了统一的全党工作，巩固和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逐步恢复了与工人群众的紧密联系。

当然，首先是由于有列宁提出的正确的革命路线和建党路线。但是仅仅提出正确的路线就够了吗？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靠侨居海外的领导人（即使是像列宁这样的伟大人物）办刊物、搞论战、发指令搞成的吗？还是靠托洛茨基之流的“观察家”在革命高潮时回国讲演打动工人群众搞成的？

不！如果只有正确的路线，而没有贯彻正确路线的实际力量，如果只有理论和宣传工作，而没有深入的群众工作，如果只有指导者和思想家，而没有群众中的领袖和战士，那革命党就根本不可能有力量，就不可能抓住革命的时机、发动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大军，把群众运动的自发高潮提升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句话，就不可能赢得革命的胜利！

布尔什维克党正是靠斯大林为代表的一大批始终在国内坚持斗争、扎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者，靠他们艰苦卓绝的群众工作，才奠定了赢得革命胜利的力量基础。

让我们穿越回俄国革命准备期的峥嵘岁月，挖掘被尘封的史料，回顾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地方组织领导的巴库工人斗争，以及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革命的重大影响，从中学到对今天斗争极其重要的启示。

一、1905年革命失败后布尔什维克党的危机

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革命陷入低潮，布尔什维克党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一方面，流亡国外的党中央领导集团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及思想路线斗争。围绕怎样对待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问题，形成了与列宁“充分利用杜马讲坛，公开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相结合”主张对立的“召回派”（主张召回杜马党团、放弃公开合法斗争）和“最后通牒”派（主张向杜马党团发最后通牒、要求其无条件服从中央）；在哲学思想上，出现了以卢那察尔斯基和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将宗教与社会主义调和的“造神派”，引起列宁的猛烈批判（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此外，布尔什维克党还与孟什维克“取消派”（主张取消秘密工作和组织，只开展公开合法斗争）和托洛茨基的“八月联盟”（主张“超越”布、孟斗争，建立统一的党）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

另一方面，在国内，党的实际工作也陷入危机。彼得堡警察局1908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当时首都各个区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几乎都停止了活动，“当地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工作大大削弱了——没有专职的革命者，也没有资金和技术设备”（见俄国历史学家叶梅利亚诺夫的著作《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
通往权力之路》第十八章）。而这是全国党组织状况的一个缩影。斯大林描述当时的形势时说：“党员退党，组织缩小和削弱，各个组织彼此隔离，没有统一的党的工作——这一切都说明党病了，党正在遭遇着严重的危机。特别使党感到沉痛的第一件事是党组织和广大群众脱节的状态。……问题在于（党）广泛的思想影响限于狭隘的组织而不能巩固起来，——我们的组织和广大群众脱节状态的根源就在这里。……党不仅苦于和群众脱节，而且苦于党的各个组织彼此毫无联系，不是过着党的统一的生活，而是彼此隔离。……现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都没有并且也不能把分散在俄国各地的组织联系起来，不能使他们过着统一的党的生活。如果以为远离俄国现实的国外机关报能把早已经过小组活动阶段的党的工作连成一气，那就太奇怪了。……总之，（一）党和广大群众脱节，（二）党组织彼此隔离，——这就是党目前所遭遇着的危机的实质。”（见斯大林《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二卷）

二、斯大林的“巴库倡议”

正是在这波云诡谲的局势下，斯大林代表巴库党组织提出了解决党的危机、重振党的力量的“巴库倡议”。这一倡议集中体现在斯大林《党内危机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以下简称《党文》）中。概括起来，这一倡议的主要内容有：

1、把革命政治斗争与群众日常斗争结合起来。通过领导群众日常斗争重建党与群众的联系，奠定革命力量的基础。

斯大林在《党文》中说：“只有首先并主要地注意到那些特别为广大群众所关心的问题，才能做到这一点（使党与群众恢复联系）”。在革命低潮中，工人群众日益困苦，资本家猖狂向工人发动进攻，“缩减生产，任意解雇工人，减少工资，延长工作日……这一切使工人多么痛苦、多么焦急，使工人和厂主间发生了多少‘误会’和冲突，使工人头脑中因此出现了多少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的组织在进行一般政治工作的同时，必须不倦地参与这一切小冲突，把这些小冲突同伟大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支持群众日常的抗议和要求，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表明我们党的伟大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逼得走投无路’的群众发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摆脱’可诅咒的停滞状态。使他们‘摆脱“这种状态也正是把他们团结在我们组织的周围。”

2、以工厂党委会为基础重建党的组织。斯大林指出：扎根在工厂中的工厂党委会正是领导群众日常斗争、启发群众革命觉悟、把群众团结在党周围的最好组织形式。斯大林在《党文》中说：“工厂党委会就是能在群众中最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的党的机关。参加工厂党委会的先进工人就是能把自己周围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活跃分子。工厂党委会必须不倦地参与工人的一切斗争，保卫他们的日常利益，并且把这些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使工厂党委会成为党的主要堡垒，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工厂党委会是有组织的基层先进工人。他们与工人群众有着血肉联系，最了解工人群众的疾苦，最便于领导群众日常斗争和对群众开展革命教育，从而把群众凝聚成革命的力量。斯大林明确指出：应以工厂党委会为基础重建党的组织。

斯大林还指出：党的更高级的组织形式也要加以改造，以适应工厂党委会的基础。党的地方组织的形式不能仅仅适应于搞政治宣传，而要适应于能够与工人群众建立血肉联系、能适应于领导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因此就不能仅仅按照地域原则来建立组织，而必须首先按照生产部门的原则来建立党的组织。斯大林在《党文》中建议：“党组织必须不忽略任何一个多少带有重要性的生产部门。……例如把各种不同生产部门的工厂党委会按照生产部门分别组成各个不同的分区，再按照地区把这些分区联合为区等等。如果分区的数目增加得太多，那也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地，党组织却能获得坚固的基础并和群众更密切地联系起来。”

3、主要依靠先进工人来开展党的工作，同时在实践中和理论上培养提高他们。1905年革命失败后，许多知识分子“同路人”经受不起考验而脱党，同时大量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领导人流亡国外，而不能担负起国内的实际工作，这就凸显出由无产阶级自己——不脱离群众的先进工人来掌握党的工作的重要性。而要建立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要以工厂党委会为基础重建党的组织，也必须主要依靠先进工人。因此斯大林在《党文》中提出：“必须让最有威望的先进工人到各个地方组织中去工作，使地方组织的工作集中在他们坚强的手中，使他们（正是他们）在组织中担任最重要的职务（从实际工作和组织工作直到文字工作）。如果担任重要职务的工人经验不足、修养不够，即使最初常跌跤，那也不要紧，实际工作和较有经验的同志的指点会扩大他们的眼界，终于会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著作家和运动的领袖。不要忘记，倍倍尔这样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是在工作过程中、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而目前我们的运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俄国的倍倍尔，需要工人出身的有经验的坚定的领袖。”

除了在实践中锻炼培养先进工人外，斯大林还指出不能使先进工人仅仅停留在“经验主义”的层次，而是应成为理论素养与实践经验兼备的知行合一的革命领导者。斯大林在党文中提出：“先进分子……要有丰富的学识，而我国有学识的工人是很少的。这里就正用得着有经验而又积极的知识分子的帮助。必须建立一些高级的小组，即先进分子的‘学习讨论会’，即使每区建立一个也好，必须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一切大可弥补先进分子的缺陷，而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演说家和思想领导者。同时先进分子必须在他们的工厂里经常作报告，‘尽量实践’，不要因为怕在听众前‘丢脸’而裹足不前。”这里斯大林实际上提出了党内知识分子如何更好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如何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并将马克思主义灌输到群众中去的思路。

4、建立立足于国内的全国性报纸来统一全国党组织。针对当时的形势，斯大林坦率地批评了流亡国外的中央领导对国内革命运动领导不力。斯大林在《党文》中说：（由国外中央领导机关）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运到国内的数量很有限，而且落后于国内党的生活，不能及时觉察和触及工人所关切的问题，因此不能担负起把各地组织牢固地连起来的任务。斯大林指出：只有办一个在国内出版的全国性的报纸才能成为联系党的各种工作的中心。斯大林说：“只有在共同的党的工作中才能把分散在俄国各地的组织联合起来。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中心来综合地方组织的经验，然后把已经概括起来的党的经验推广到各个地方组织中去，那就不可能有共同的工作。而全国性报纸正可能成为这样的中心……必须使各地把各种询问、信件、通讯、控诉、抗议、工作计划、群众所关切的问题等等源源不断地寄给它，使这个报纸和各地保持最密切最牢固的联系，从而使这个报纸掌握足够的材料，能及时觉察、初级并阐明必要的问题，根据这些材料做出必要的指示，提出必要的口号，并使这些指示和口号成为全党和一切组织的武器……”

斯大林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依托国内合法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建立党的国内中心，从而使党的领导中心从国外流亡集团转移到国内工作者中，以此来重新建立各地方组织的统一联系的建议。斯大林及巴库党组织认为流亡国外的党中央可主要担负在政治思想上和战略上的指导责任，而国内实际工作应主要由国内中心领导。当时俄国报纸出版具有一定合法空间，因此利用合法出版的报纸为掩护，可以组建国内中心的工作团队，可以建立与各地组织的联系，从而使党的各级组织重新联合、凝聚起来，开展统一的斗争。

以上就是斯大林“巴库倡议”的主要内容。“巴库倡议”实际上是俄国革命的第二次“怎么办”。如果说，列宁的“怎么办”是解决初步与工人群众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如何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无产阶级先锋党、如何把工人的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的任务的话，那么“巴库倡议”要解决的就是在经过革命高潮考验后已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布尔什维克党如何克服革命低潮期的危机，如何把政治斗争与群众日常斗争统一起来以恢复和扩大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从而把政治影响落实为群众基础，如何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如何把涣散的党的地方组织重新联合起来开展统一工作的任务。

三、“巴库倡议”的实践基础

斯大林的“巴库倡议”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斯大林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以斯大林领导布尔什维克巴库地方组织开展巴库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的。

巴库是当时世界石油工业重镇，也是俄国重要工业中心，在巴库聚集了近10万来自多个民族的产业工人。巴库也是俄国工人运动的重要中心。1901年巴库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到工人群众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03年巴库第一次爆发了全城总罢工。斯大林从1904到1912年，除了被捕流放之外，是巴库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和巴库工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多年后，斯大林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期时说：“在石油工人中间的革命工作把我锻炼成一个实际的战士和实际的地方工作领导者。一方面，在和巴库先进工人如瓦泽克、萨拉托维茨、菲奥列托夫等的交往中；另一方面，在工人和石油业主最激烈的冲突风暴中，我第一次知道了领导广大的工人群众是怎么一回事。……在巴库，使我（从革命学徒）成长为革命事业的一名帮工。”

1904年，在此前群众工作的基础上，斯大林领导巴库党组织，发动了第二次总罢工。这次罢工团结了全城近10万工人阶级，提出了符合工人阶级切身利益的斗争目标，成立了全市罢工委员会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机关。经过半个月的斗争，迫使石油大亨们不得不与工人群众签订了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劳资集体合同，同意了工人群众提出的几乎所有要求，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扎根于工人群众，领导工人群众团结斗争，使得巴库工人运动始终较为活跃，在阶级斗争中保持了一定的力量优势。因此即使在1905年革命失败、工人运动陷入低潮时，资本家的进攻仍无法完全剥夺巴库工人所争得的权利。斯大林在1910年向党中央汇报的《高加索来信》中描述了当时巴库工人运动的状况：巴库工人享有俄国其他地方工人所没有的权利。在各油矿-工厂普遍建立有工人委员会作为团结工人群众的基层组织，在全市有着比较强大的产业工会组织。工人运动享有一定的“合法机会”，比如地方自治机构中工人代表享有一定选举权，工人和石油业主之间有定期的“协商会议”，工人群众有权组织自己的医疗、文化、福利等活动。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充分运用、依托工人群众的各种组织，扎根于各个基层油矿、工厂，从而成为巴库工人阶级的强大核心，团结凝聚起全体工人阶级，形成了伟大的阶级斗争力量，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承认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各项权利。而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又充分利用各个“合法机会”（而又不依赖于此），领导工人群众与资产阶级开展反复、细致的斗争，以进一步争取更大的权利、锻炼，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为下一次革命高潮做好准备。斯大林在1905-1912年的一系列著作，都反映了巴库党组织如何与工人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如何领导工人群众开展日常斗争捍卫切身利益，如何利用“合法”与“非法”两种手段与资产阶级开展反复斗争，以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捍卫并扩大工人阶级所争得的权利。斯大林在《党文》中提出的积极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以保持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以工厂党委会为党组织的基础、培养先进工人担负党的工作，正是对巴库斗争经验的总结与提炼。1913年，虽然斯大林已再次被捕入狱，但在他领导下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巴库工人再次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发动了总罢工，这次罢工斗争坚持两个半月之久，最终粉碎了石油大亨们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反攻倒算，又一次取得了巨大胜利，恢复甚至扩大了此前争得的所有权利。巴库工人在十月革命中建立了著名的巴库公社，从巴库工人以及巴库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中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四、“巴库倡议”的历史作用

斯大林代表巴库党组织提出的“巴库倡议”在历史上有没有起到作用呢？当代俄罗斯对斯大林采取比较公正态度的历史学家叶梅利亚诺夫这样评价“巴库倡议”的作用：“这是斯大林及其同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发动的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巴库倡议的贯彻，实际上就是要把党的领导中心从流亡国外的知识分子集团手中移到国内先进工人及与先进工人密切联系的革命者手中，就是要使党更深入地扎根于工人群众中，使党更加无产阶级化。可以说，正是“巴库倡议”的贯彻，使得布尔什维克走出了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从而在1917年能够担负起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当时，“巴库倡议”一定意义上是在与与列宁为首的流亡国外的党中央唱反调（这也是苏联时期，“巴库倡议”的历史作用一直未被充分强调的重要原因）。斯大林的《党文》以及他领导的巴库地方组织当时通过的一系列决议都表达了对党中央工作的不满：他们虽然原则上支持列宁与党内各错误思潮的斗争，但认为流亡国外的中央一定程度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过分重视在国外流亡者中的思想斗争，而领导国内革命工作不力。他们认为当时最重要的不是在国外争论，而是要搞好国内的工作。当务之急要恢复党与群众的紧密联系，要使党能够在工人群众中扎下根，担负起领导工人群众斗争的责任；是要重建党在国内的领导中心，凝聚、恢复、壮大党组织的力量。

而列宁的伟大，就在于能够重视、接受来自基层、来自实践的批评。列宁为首的党中央并没有因为斯大林及巴库地方组织“不与中央保持一致”、批评中央而批判或处罚他们。而是接受了他们正确的建议，领导全党在实践中基本贯彻了“巴库倡议”。这表现在布尔什维克党把党的领导中心移回国内，选拔”巴库人”为代表的与工人群众有紧密联系、在领导工人群众斗争中经受过考验的革命者和先进工人进入党中央领导岗位，在国内创办全国性报纸，重视扎根于工人群众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积极领导工人群众的日常斗争。1911年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了在国内的俄国组织委员会作为党领导国内工作的中心，在这个委员会中起到最重要作用的是来自巴库党组织的邵武勉、奥尔忠尼启则等同志（斯大林因为被捕流放而未参加），而这个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都是在国内扎根工人群众开展工作的先进工人。俄国组织委员会把国内布尔什维克组织重新联合起来，并以国内组织代表为主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正式决定把党的领导中心移到俄国本土，成立了由十人组成的俄国中央局，其中来自巴库党组织的有3名（包括斯大林）。而在这次会议中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俄国中央局中都大大增加了国内先进工人的比例。随后又在1912年在彼得堡创办了全国性日报《真理报》，斯大林担任了首任主编。通过这些措施，布尔什维克党各地方组织以及杜马党团又重现凝聚起来，开始了统一的全党工作。同时布尔什维克党也更深地扎根到工人群众中，巩固和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逐步恢复了与工人群众的紧密联系。

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整合与深耕工作，使得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始终保持较好的群众基础，能够锻炼出一批善于做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革命干部以及一大批基层先进工人和群众领袖，从而使布尔什维克党能够经受住世界大战的考验，在党的高级领导几乎全部被捕或流亡的情况下，仍能够保持基层组织的力量与群众联系，从而在二月革命后能够迅速掌握群众的力量，奠定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基础。

五、“巴库倡议”的启示

斯大林的“巴库倡议”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今天的斗争有什么启示呢？

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启示：

1、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须也只有掌握群众力量才能胜利。在工业化时代，掌握群众的具体方式就是要把革命力量落实到工厂中，把工人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就是要“支部建在厂内”。革命力量只有建立了扎根于工厂的基础，才能有效的掌握千百万工人群众。

2、革命力量要掌握群众就必须把革命的政治斗争与争取群众切身利益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统一起来。不能脱离群众的日常工作生活、脱离群众的切身利益，搞抽象的政治灌输。只有把革命原理和群众的切身经验联系起来，只有在参与、领导群众日常斗争中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真正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才能实现对群众的政治领导。

3、革命政党内部必须正确地开展路线斗争；重大路线问题必须全党讨论，尤其要给基层的、直接领导群众斗争的有实践经验的同志和组织以发言权，要允许他们唱反调——允许他们批评上级甚至中央的政策路线（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反潮流）——这是防止上级和中央犯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保障。

4、可以积极利用合法的机会来建立各个地方革命力量的联系。通过具有合法空间的某些媒体、活动、团体，来使各个地方分散的革命力量能够经常交换信息、讨论问题、形成共识，从而能一定程度上凝聚成统一的力量、开展统一的工作。

美国未经联合安理会批准实施了先发制人的导弹打击，作为对据说叙利亚空军几天前用炸弹轰炸“伊斯兰国”在伊德利普的阵地时使用化学武器的回应。

外界对美方的这次侵略行为已经给出了相应的评价，包括俄罗斯总统。但本文想对这次导弹打击进行军事和军事政治分析，而不是政治分析，尝试从中汲取一些教训，这些教训可能对我们也有裨益。

《军工信使》周报2017年第14期已经尝试从军事方面对这次导弹打击进行研究，但我认为，远非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研究。我们尽可能使分析进入实际层面。

2017年4月7日，美国海军从地中海水域对叙利亚沙伊拉特空军基地进行了密集的导弹打击。据五角大楼披露，专门驶近叙利亚海岸的2艘美国驱逐舰发射了59枚“战斧”巡航导弹。这次打击的结果可能是一个对我们也有裨益的教训。

打击的特点和教训

首先需要指出，打击使用的武器是巡航导弹。实际上美国早在1991年对伊拉克采取“沙漠风暴”行动的过程中就已选择巡航导弹作为战斗潜力的主要运载工具。从那时起美国总统已经换了五任，但巡航导弹的重要性、作战使用方式和方法没有改变，只是更加完善。

不仅如此，美国和北约其他国家在对南斯拉夫的侵略过程中取得的表面战果，包括大规模使用巡航导弹的效果，是美国制定和发展“全球快速打击”构想的依据。

该构想的实质是，在侵略开始之前或在开始时，通过用高精度常规武器摧毁敌人的大部分战略核力量，破坏现有的战略遏制核力量平衡，首先是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平衡。

无论是“全球快速打击”构想，还是像对叙利亚发动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其中的主要杀伤武器都是巡航导弹。巡航导弹的运载工具既可以是水面舰艇或潜艇，也可以是无人机。也不排除用陆基发射装置发射巡航导弹的可能性。因此，按照美国的理解，远程常规巡航导弹将继续是战斗潜力的主要运载工具和先发制人的袭击兵器，这一点必须要考虑到。

导弹打击是在夜间（莫斯科时间3时40分）实施的，很可能是全程进行超低空地形匹配飞行，而不仅是在末段。这也是有原因的。超低空飞行有利于增强打击的突然性，因为目前驻扎在叙境内俄空天军驻地的俄军侦察装备不能确保发现巡航导弹的发射情况，何况其在叙利亚上空进行超低空。再说，选择巡航导弹的飞行路线时尽可能避开俄空天军雷达的探测范围。

在夜间实施打击是为了削弱数量最多但没有配备夜视瞄准具的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以及没有无线电仪表保障的高炮的作战使用能力和效果。这在以前已经演练过（在伊拉克、南斯拉夫、利比亚、阿富汗）。

遗憾的是，早期生产的叙利亚现役便携式防空导弹没有加装夜视瞄准具。还必须指出，在叙利亚的山地和沙漠地形条件下使用“战斧”巡航导弹，要求美国人不仅要运用侦察卫星，还要使用GPS型天基定位装备。因此在目标掩护区域对巡航导弹的GPS系统实施干扰可能相当有效，但要预先做好计划。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对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实施的打击中，空天袭击兵器本身（这次是海基巡航导弹）的损失非常明显，其损失与空射巡航导弹以前在类似情况下的损失无法相提并论。驱逐舰发射的59枚巡航导弹只有36枚命中目标（占61%）。

在同样主要使用巡航导弹的以前的所有冲突中，进攻方的损失不超过6-12%，包括在对方积极使用防空武器的情况下。例如，在伊拉克采取“沙漠风暴”行动期间，巡航导弹的损失最高仅为12%。

遗憾的是，媒体没有反映这一相当重要的方面。同时，已经多次注意到，在此之前，空天袭击兵器的状况、发展速度和能力与一些国家的防空系统之间的脱节越来越大。已经多年未更新、也未改进的防空系统在与现代化空天袭击兵器的对抗中实际上束手无策，特别是在密集使用巡航导弹的情况下。

但叙利亚不是这样，该国在反恐行动和国内战争开始前购买了一系列最新的防空兵器，例如“山毛榉-M2”防空导弹系统和“铠甲-S1”弹炮结合防空系统，而此前已经装备了早期型别的S-300P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山毛榉-M1”防空导弹系统。因此巡航导弹在飞行过程中损失如此之大可能是因为，其航线偶然经过了1-2个叙利亚“山毛榉-M2”机动防空导弹营的阵地。

正是“山毛榉-2”防空导弹系统是目前打超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的最有效的地面防空兵器。它能确保有效地摧毁有有源和无源干扰掩护的各种空气动力目标，并能够拦截战役和战役战术弹道导弹。该系统可允许目标最大飞行速度可达1200米/秒，最小有效散射面积为0.1平方米。

但“山毛榉-M2”防空导弹系统的主要特点是与超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的对抗能力大大增强。例如，对飞行高度为15米的巡航导弹的摧毁距离达30-35公里，是其他防空导弹武器的2-3倍。这主要得益于该系统中配备了照射与制导雷达，后者的天线系统和收发装置布置在机动型可伸缩式升降旋转装置上（2分钟内可升高22米以上）。

“山毛榉-M2”防空导弹系统的射击系统有两种版本：一种包括1部多通道照射与制导雷达和2具发射装弹装置，另一种包括1具自行火力装置和2具发射装弹装置。每套防空导弹系统中一共可配备多达6套射击系统（6部照射与制导雷达或自行火力装置（任意组合）及相应数量的发射装弹装置）。无论何种配置，每套射击系统能同时拦截多达4个空气动力目标。

这样，全套“山毛榉-M2”中程防空导弹系统是一个防空导弹营，能同时拦截24枚其航线经过距离防空导弹营阵地60公里及以上的区域的巡航导弹。

在飞过杀伤范围时，一个营能消灭24-36枚及更多的巡航导弹（防空导弹系统战斗装备有48-72枚做好发射装备的防空导弹，取决于营的编制），这与在美国巡航导弹在飞向叙利亚空军基地过程中的损失十分吻合。

比较“山毛榉-M2”和S-300P系列防空导弹系统拦截巡航导弹的能力有重要意义是因为，只有这些兵器拥有可将射击雷达天线升高20-30米（为了增加直视距离，扩大对超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的杀伤范围远界）的专用装置。例如，在对上述目标的最大杀伤距离方面，两种系统的能力实际上是相同的（“山毛榉-M2”只比S-300PMU2小8%）。但是S-300PMU系统的天线升降塔的展开时间几乎是“山毛榉-M2”的20倍，而前者伸缩式升降旋转装置的成本是后者的7.8倍。此外，近期S-300P系列和S-400防空导弹系统因一系列原因没有配齐升降塔。

“山毛榉-M2”系统1枚防空导弹摧毁巡航导弹的概率高于其他防空导弹系统，这得益于其采用了目标类型识别和防空导弹战斗装备适应模式，从而能使对已识别的目标的杀伤效能达到最大，并降低击落1个目标所需的导弹平均消耗量。

正如一些媒体已经提到，打击沙伊拉特空军基地用的是海基巡航导弹的最新改型之一——2014-2015年生产的RGM/UGM 109EBlok4，即所谓的“战术战斧。”这种海基巡航导弹的特点之一是在反恐作战中的作战使用效能更高，包括能在目标区域进行巡逻，因可将当前视频影像与程序化影像对比而具有很高的命中精度。诚然，只是通过将战斗部重量从454公斤（TLAM传统型号）减至317公斤（减小30%）才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但因为提高了制导精度（误差仅为数十厘米），实际上新型巡航导弹的作战使用效能没有下降。

因此认为美国最新型导弹对沙伊拉特空军基地的打击效果差（战斗部重量300公斤，只有23枚导弹飞到沙伊拉特空军基地）是因为“战斗部弱”未必正确。很可能这是因为在山地和沙漠地形条件下空军基地起降跑道视频影像的对比度不足，以及打击是在黑暗的夜间进行的。

图1：“山毛榉-M2”防空导弹系统目前是拦截超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最有效的地面武器，能有效摧毁各种空气动力目标。

也有可能是因为导弹打击准备匆忙，对目标侦察不足。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实施打击本身，尽管这不大像美国的哲学。

而沙伊拉特空军基地的掩护效能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对该空军基地提供直接掩护的是“立方体”防空导弹系统（1个连，其自行侦察和制导装置被巡航导弹摧毁），可能还有“箭-2”或“针”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但没有夜间射击保障装备。

这实际上是唯一的掩护，因为在叙利亚遂行战斗行动的特殊条件（没有传统的前沿，战斗队形配置零散，不连续）不允许建立有效的综合防空体系，而实际上恐怖分子没有空天袭击兵器也使叙军失去警惕，“削弱”了现有的防空兵力和兵器。证据是，23枚命中伊沙拉特空军基地的巡航导弹没有一枚被掩护兵器摧毁，而即使在最悲观的情况下，现有兵器也应摧毁2-3枚。

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关于“综合防空体系”中重要目标掩护充分的论断，或为此拨出过时的单通道防空导弹系统或威力较小的近程兵器在今天是不合理的和非建设性的。

启示

在叙利亚的战斗行动和总体上在近东展开的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包括非法组织“伊斯兰国”）的斗争在规模、范围和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方面属于非传统作战方式。但是无论当前的战争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空天袭击兵器都是实现军事冲突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在空天袭击兵器中，远程巡航导弹占据重要地位，在先发制人的打击和潜在的“全球快速打击”（美国在继续演练其构想）中被视为战斗潜力的主要运载工具。巡航导弹行动方法与战术已经演练得相当多，它们最有可能突然使用（或尽可能隐蔽使用），尽可能超低空飞行，必要时在目标区域巡逻，尔后变换队形，包括运用“集群”行动方法（采用人工智能元件）。

对近期的战争和军事冲突的分析，我国空天军在叙利亚的展开，在那里建立长期海军基地都表明，传统的防空系统配置方法已经不能胜任当前的任务。

可靠的掩护在叙利亚的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要求以S-300V4和S-400防空导弹系统为基础，加上自卫兵器——“铠甲-S1”弹炮结合防空系统，建立自主而高效的反导防御和防空集团。

过时的防空武器，传统的编制和作战方法正在变得效率低下或不可接受，特别是在与战斗队形配置零散和不连续相联系的特殊作战条件下。

这就不能建立高效的综合防空体系，并越来越多地要求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改用对防空系统进行要地配置的必要性。换句话说，需要掩护其不受空天袭击兵器打击的不是国土，也不是战场、方面军或集团军，而是位于国土上的重要战略目标、部队和方面军、集团军、师编成中的军事目标。

因此我想再次强调，在目前条件下，迫切需要为特别重要的目标，特别是战略核力量驻地——“全球快速打击”（远程巡航导弹是其战斗潜力运载工具）兵器的首要潜在目标，建立并展开高效的攻势防卫系统。

美国对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的结果，以及朝鲜半岛和远东地区前所未有的军事政治危机，也证明了建立重要目标攻势防卫系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1988年1月13日清晨，七十八岁的蒋经国在七海寓所起床后略感不适，但经医生检查后并无发现危急征兆。但当天午后，开始大口吐血，病情急转直下。下午3点55分，因心肺衰竭终告不治。虽然自1987年10月起因糖尿病引发足部神经炎而无法行走，但蒋经国并未料到自己的生命会这么快结束。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目睹其最后时刻的幕僚与家属皆证明，当时蒋经国并未留下任何正式遗嘱。事后，台湾军政高层对蒋经国之死一直有一种说法，即“其突然过世与台湾当局秘密研发核武器计划败露有关”。就在一天前，叛逃的台湾中山科学院五所副所长张宪义在美国政府组织的秘密听证会上证实台湾当局确实在研发核武器，而且距实用化只剩一两年的时间。

当时的中山科学院仍直接隶属台湾军方，而所谓“第五研究所”就是核能研究所，直接负责台湾岛内核技术的研究利用工作，并秘密承担着核武器研发的使命。而叛逃美国的张宪义则是台湾当局重点栽培的核研究人才，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参与岛内的各项核研究课题，并曾在美国田纳西大学攻读核物理专业。根据张宪义本人的说法，他与美国中情局的正式接触始于1982年。当时中情局的官员以“公司”为掩护在各类学术会议上接近张宪义，对他讲：“我们公司对你的论文很有兴趣，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嘛？”然后，话题就被引到中情局所关注的话题上去了。经过两年的观察后，1984年张宪义赴美访问期间被正式吸纳为中情局的线人。当时中情局安排他去了一家饭店，并在客房内对其进行了机器测谎。通过测谎后，中情局在台湾设立专门的行动小组与其配合。之后，张宪义与中情局在台湾的特工每隔两三个月便在士林夜市悄悄接头，传递台湾当局开发核武器的相关情报，例如重要采购项目、中科院与军政高层会议内容等等。

1988年1月初，中情局突然告知张宪义准备出逃至美国。其实，在此之前中情局已悄悄作了长达半年的准备工作。最终，选择安排张宪义用新加坡假护照从高雄单独出境，转道香港赴美。行前，他请中情局特工转交一封信给自己太太：“我现在在台湾，经过‘公司’安排，正准备从高雄飞香港，再从香港搭美国的联合航空飞到西雅图。我会在西雅图和你会和。整个行程，请一切听从李小姐（即中情局特工）的安排。”1938年1月9日，张宪义抵达西雅图。而他的太太与孩子先以旅游的名义前往日本，再马上转飞西雅图。之后，张宪义一家被转移到华盛顿特区附近中情局的“安全屋”（Safe House）。直到1月12日所长周仁章发现张宪义未按规定销假，这才察觉有异。此时的张宪义已向美国政府高层证实了他们对台湾当局核武器研发进度的猜测，而蒋经国就是在次日即13日上午听到了相关汇报。因此也就有了他因受此事刺激而引发当天下午大量吐血的说法。

尽管蒋经国去世，但美国并未放松对台湾核武研发能力的管控，而是趁岛内政治局势未定，将其一举摧毁之。被里根召回商量对策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丁大卫（David Dean）在返台前，曾特意找张宪义谈话了解情况。这次谈话后，丁大卫带着里根总统亲自拟定的协议书气势汹汹地回了台北。白宫要求丁大卫必须让台湾当局高层在这份“毫无谈判余地”的协议书上签字，承诺彻底放弃核武计划。用里根自己的话来说，丁大卫必须要在一周内让台北方面签字，“不然你就不必回来了”，态度之强硬可见一斑。当时继任的李登辉并不清楚核武研发的具体情况，因为此项目之前仅向蒋经国本人与军方领导人郝伯村汇报。他在美方压力下只能在协议书上签字具结。蒋经国“头七”未过，美方就联合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核查人员于1月18日突击检查了中科院核研所。由于有张宪义的指点，检查工作极为彻底，不仅没收了所有重要资料，也对实验室进行灌浆封炉作业。同时，运走反应堆中重水与核燃料棒，也砸光了相关实验机器“连一根钉子都不剩”，甚至在拆卸过程引发了六次氢气爆炸。

至此，台湾当局研发核武器的迷梦终告破灭。

实际上，台湾当局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开始秘密研发核武器，也成为冷战期间台湾当局政策抉择的一个缩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林孝庭在国内新近出版的《困守与反攻：冷战中的台湾选择》详细描绘了这个过程，并围绕“蒋介石与其领导的国民党当局，在亚洲冷战战场上所处之角色与地位”，深入探究了冷战背景下台湾当局的决策逻辑，为世人描绘了东亚冷战值得关注的另一个侧面。正如林孝庭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以台湾秘密研发核武器为例，这背后的动机是源于冷战背景下蒋介石对自身军事安全的焦虑。

1964年9月新中国第一个原子弹成功试爆后，蒋介石对此非常紧张，以至于在日记中承认：“其次为试爆原子后对内对外扩大宣传其力量之优强与科学之进步。”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层，在担忧遭到核威胁，且无法获得美国坚定协防承诺的氛围下，萌发了自主研发核武器的念想。1965年夏，蒋介石亲自指示成立“中山科学院”筹备处，下设核子、火箭、电子三个研究组。与此同时，台湾军方开始实施所谓《科技军官十年进修计划》，每年选派五十名优秀科技军官前往美欧日大学、研究机构进修，而张宪义就是该计划的入选者。之后数年，蒋介石曾寄望从以色列、西德引入核武技术，曾秘密邀请以色列“核武器之父”伯格曼（Ernst Bergmann）秘密访台并试图采购西门子公司的核反应炉。

当时美国政府对台湾民用领域的核研究持开放态度，也曾在台湾部署过核武器，但对蒋介石独立研发核武的诉求则非常警惕。1967年初台湾电力公司正式提出向西门子采购核反应炉。尽管台湾当局信誓旦旦地向美方保证，未来绝不会将此设备投入核武器研究，但美国人始终将信将疑，以至于这桩采购案无疾而终。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与情报机构一直“暗中观察”着台湾当局与以色利的核技术交流，随时准备进行干预。至六十年代末，除美国的警惕态度外，由于花费过于巨大，岛内对核武研发也呈现不同意见，以至不得不暂时搁置。

然而尼克松上台后，美国政府开始接近新中国，为此不惜逐年降低对台湾的军事防卫承诺。从国际战略来说，导致美国改弦更张最重要的两个原因，一是越战，二便是中苏冲突。首先，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用兵越南后，美国国内反弹之声骤起，约翰逊甚至因此失去了连任机会。尼克松政府最亟需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让美国从越南全身而退。在其看来，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自然有助于越战结束。其次，中苏因路线之争而反目，不仅同盟关系名存实亡，甚至彼此指责最终恶化至武装冲突的境地。白宫将中苏关系恶化视为可以善加利用的重要事件，而拉拢中国可以改变美苏之间的力量格局。

在此背景下，蒋介石认为台湾安全将陷入巨大危机，因此有必要继续推动核武研发，至少应保有开发核武器的能力。用林孝庭书中的话来说就是“此时台湾层峰的目的，与其说是在于真正使用核武器，不如说是在与建立某种程度的‘核威慑’，希望台湾未来在面对大陆以及美、中关系走向正常化等重大变局时，仍能保有一部分优势”。为此，台湾当局开始透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渠道从欧美零星分散进口各类核设备以期规避美方的侦测。然而，台湾当局在海外涉及核技术的一举一动都被密切监视着。1973年美国政府正式告诫台北尽速中止与核武器有关的秘密研发活动。蒋介石去世后，国际原子能总署技术人员在1976年8月对台湾民用核设施的例行检查中发现中科院核能研究所内研究教学用重水反应炉中五百余克钸不翼而飞。得知此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故意将此消息透露给了《华盛顿邮报》，消息一出，举世哗然。台北方面不得不狼狈应对，被迫发表声明表示不今后不再进行与核燃料再处理有关的行为。1979年台美断交后，美国依旧没有放松对台湾当局核能力的监视与遏制，并且一直质疑台北所谓“不研发核武的立场”。有鉴于此，中情局才会秘密策反了张宪义，上演了核能所副所长“叛逃”美国的戏剧性一幕。

逃亡美国之初，张宪义及家人先定居在华盛顿特区附近，但很快就被台湾方面探知，又不得不秘密转移。冷战结束后，台湾方面不再追究叛逃事件。张宪义转去爱达荷州的美国国家实验室继续从事研究工作。2000年7月，其“逃亡罪”正式过了追诉期，台湾军方随之撤销通缉令。2013年，张宪义正式从国家实验室退休。赴美后，他一直坚持自己是出于“两岸和平”“台湾安全”的立场才向美方泄露台湾核武器研发情报，坚持所谓“有能力，但绝不制造核子武器”的原则。依照其本人说法，当时美国人对台湾发展核武的技术进展早已完全掌握。他只是在出席美国高层会议时，证实了美国之前的诸多猜测。

在整个冷战过程中，围绕秘密研发核武器的较量只不过是台湾当局与美国之间一系列“暗战”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已。根据大量第一手档案、私稿，林孝庭为世人拼出了一副国民党政权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至冷战末、较为完整的战略决策图景。而这幅图景的复杂程度与真实面貌很可能是与过往认知大相径庭的。例如冷战期间国共及两岸之间的关系，并非敌我意识分明或毫无往来，除了林孝庭在书中着重描写的两岸密使交流外，两岸在某些涉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事件上，甚至持近似的立场，例如西藏问题。尽管蒋介石支持所谓“一切反共势力”，但他始终反对“西藏问题”国际化，更反对当年美国政府支持“藏独”的政策导向。

实际上，自1960年后蒋介石对美国的反感便与日俱增。先有肯尼迪政府阻止台湾国民党当局实施反攻大陆的“国光计划”，后有尼克松政府改弦更张转而与北京接近。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中苏分裂乃至爆发冲突，蒋介石便视其为“反攻大陆”的机遇。他担心如果台湾当局不采取军事进攻，那么美国可能会乘中苏冲突之机，公开宣示所谓“两个中国”政策，并迫使其彻底困在台湾岛上。至于美国人虽很早就意识到拒绝支持蒋介石重返大陆的军事计划，必然会让台北与华盛顿之间的互不信任与和误解的关系加剧，但自艾森豪威尔政府后，美国历届政府均不支持国民党政权“反攻大陆”的军事计划。纵然有百般不满，但蒋介石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不得不照妥协。对他来说，国民党当局成功与美国人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便意味着业已放弃在没有美国同意下单独进攻中国大陆的权力。

从实际效果而来而言，美国人之所以同意给予蒋介石防卫保障，不仅是为了阻止中国大陆收复台湾，而且也是确保自己能有效控制蒋介石，迫使其在冷战格局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而不会影响美国在东亚的布局。1963年5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记者发布会上就明确表示过：台湾当局在采取行动前，须先跟美国进行协商，因为进攻大陆会把美国卷进去。基辛格事后则这样总结道：“至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及安全承诺，不仅对敌对势力的直接进攻构成威慑，间接地阻碍颠覆活动，同时也约束了盟友的军事政策和联合行动。”

林孝庭在《困守与反攻》书中所揭示的正是这段时期内美国与新中国、国民党当局之间诡谲多变的复杂关系。实际上，若站在更宏观的冷战格局来进行考察，甚至还能进一步探究北京、台北、华盛顿乃至莫斯科之间更微妙的合纵连横。例如1968年前后，蒋介石为挣脱美国的束缚并反制白宫接近北京的新政策，甚至转而积极与苏联进行秘密联络。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写下他当时的心理：“我反攻复国政策，亦只有利用俄共此一转机，方能开辟反攻复国之门径，否则如专赖美国，只有冻结我在台湾为其家犬，绝无光复大陆之望。”之后数年间，双方的官员、密使以及特工在墨西哥城、罗马、维也纳等地频繁接触，彼此试探并交换情报。而一位名叫维克多·路易斯，公开身份为旅英记者的克格勃甚至造访过台北并与蒋经国进行过会谈，讨论台北与莫斯科合作的可能性。

然而，无论蒋介石本人意愿如何，台湾当局始终是美国、苏联眼中的一枚“棋子”而已。然而，蒋介石本人在败退台湾后，仍心陷二战后与美英苏领导人并列成为“世界四大领袖”的回忆而无法自拔。他始终梦想再次成为与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平起平坐的“盟友”，故而始终以“正统政权”自居来推动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反攻。在冷战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中，无论是美国政府对台湾军事冒险意图的抑制，又或是之后苏联提出合作乃至怂恿其“反攻”，都不过是华盛顿与莫斯科整体国际战略的策略而已，其最终目的都是为各自真正的对华政策服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冷战发展至新阶段，意识形态已不再是各大国之间合纵连横的最重要考量因素，从莫斯科到华盛顿又或是北京都不约而同地回归现实主义的外交策略。而在蒋介石同样转而采取了功利主义态度，试图在冷战的“均势游戏”中借力自保，却终究不得不面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政治现实。

一位曾拥有英国最高权位的铁娘子，但背后却承受着无限的孤独和悲哀。

撒切尔说过：在我的时代，没有女性会成为首相。

然而她做到了，她成为了英国第一任女首相，向人们证明了女人不但可以做到男人做的事，还可以完成一些男人都无法做到的事。

撒切尔学习很努力，但并不算有天赋，成绩并不突出，但却靠着刻苦学习考上了牛津大学。年纪轻轻的撒切尔在25岁时，就成为了保守党女性候选人。

就在这时，她遇到了拥有家族企业的富商丹尼斯，丹尼斯对年轻漂亮、又具有政治头脑的撒切尔一见钟情。不久，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结婚两年后，生了一对龙凤胎。

初为人母的撒切尔并没有对一对龙凤胎有过多留恋，两个多星期后，就继续投身政治事业去了。在爱情上，丈夫丹尼斯一直在撒切尔的身后默默的支持着她从政，撒切尔获得了婚姻上的幸福，在亲子关系上，却是一位失败的母亲。

01

她忙于政治活动，疏忽家庭教育，

成了“母慈子败”的案例

晚年的撒切尔曾坦言：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绝不会步入政坛，因为我的家庭已经为我的从政之路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由于一直忙于政治活动，撒切尔没有时间陪伴子女。女儿与她的关系非常冷淡，儿子虽然跟撒切尔的关系很亲密，但儿子却一直不给她争气，学习成绩差，还依仗母亲的权势在学校里称王称霸，连老师都不敢管。

成年后，儿子参加拉力赛，在沙漠中走失。得知儿子出事的撒切尔后，出任首相以来，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落泪，恳请各国政府帮忙解救儿子。被营救后，撒切尔的儿子又因在酒店里消费大量酒水拒不支付，并认为政府解救他理所应当，与外交官和酒店工作人员争执不休，最后以警方介入而告终。

此后，又借着母亲的地位和妻子的钱财，从事一系列冒险活动揽财。最终，因参与几内亚政变，在南非被捕，判4年监禁缓期执行，并处以31.3万英镑罚金。撒切尔闻讯立刻带着罚金去南非，才把儿子捞回来。

撒切尔教子无方，成了英国媒体公认的“母慈子败”的案例。

02

她轻度中风，失去了部分记忆

撒切尔说：家就是你没事可做时去的地方。

在与丈夫50年金婚纪念日时，撒切尔因轻度中风，失去了部分记忆。两年后，丈夫去世，对她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记忆力越来越差，经常还认为丈夫还活在世上。丧夫之痛让撒切尔久久不能释怀，曾有一次深夜醒来，她换上盛装，非要去墓地看望丈夫。

77岁生日时，撒切尔只收到了4张贺卡，她摆在桌子上，对着它们发呆。儿子远在西班牙居住，女儿在瑞士，孙子在美国，平时都很少回英国探望她。撒切尔的女儿说：母亲不应过于期待成年子女不时的回家看望她，家人不在身边的日子谁都经历过，我们年幼时也总见不到母亲。

3年后的大寿，也许是怀念曾经热闹的日子，她宴请了650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查尔斯王储和当时的首相布莱尔都来为她祝寿。撒切尔又展露出了以前的风采，脸上洋溢着曾经的笑容，但这一切都是那样短暂。

03

她的晚年凄凉得令人唏嘘

在之后漫长而又孤寂的岁月里，撒切尔经常突发中风，后来连看报都变得困难了，经常看了下一句就忘了前一句。晚年的撒切尔饱受着精神上的双重折磨，除了病痛摧毁了她身上铁娘子的烙印，更可悲的是，子女关系的冷淡与疏远。

弥留之际，房间里放满了丈夫、儿子、女儿、孙女和孙子的照片，却没有一位至亲陪在身边，陪伴她的只有医生和护士。即便去世之后，儿子和女儿也不愿意第一时间赶回来，打理撒切尔的后事。

但撒切尔这令人唏嘘的凄凉晚年，又怨的了谁呢？家怎么能够是没事可做时去的地方？在本该需要关爱儿女的年代，忽略了女儿，最后得到的是女儿对她的冷漠，又把泛滥的爱给了儿子，儿子在她的溺爱之下，成了“混世魔王”“商业扒手”。

04

人到暮年，家庭才是我们最后的归宿

事业可以带给你名声、地位和成就感，但当你卸下盔甲，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年华老去的时候，名声会随着时间淡去，成就感也会消退。

也许钱会留下，但到了垂暮之年，金钱不会给我们带来幸福感，家庭才是我们最终的后盾和归宿。

受伤时家是遮挡风雨的伞，开心时家是洋溢幸福的河。

事业永远无法取代家庭成为人情感的港湾。拥有幸福的家庭才是人生的目的，事业只不过是为了维护家庭幸福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可惜，撒切尔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才明白。

希望每一位朋友看完这篇文章之后，都能明白金钱、名声、成就感都只是一时的，都无法给自己带来长久的幸福感，只有家庭才是我们一辈子的依靠，才是我们最可靠的后盾和最后的归宿。

当前，俄罗斯国内反恐形势总体比较稳定。但是个别地区仍在存在恐怖活动因素，影响了社会稳定、安定，给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影响。为此，俄罗斯政府和强力部门积极采取措施进行预防和制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当前俄罗斯国内反恐形势特点

一是恐怖活动总体数量减少。2012年到2017年，俄罗斯境内涉恐犯罪事件数量减少了近九成。与2016年上半年相比，2017年上半年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恐怖活动数量减少了21%。北高加索地区局势总体上是稳定和可控的，带武器的犯罪事件数量下降了24%。

二是反恐成果比较丰富。2016年，俄国家近卫军在北高加索地区共消灭125名武装分子，清除300个武装分子营地和隐蔽所；特种分队抓获超过15000余名参与破坏活动的可疑分子，清除约80个武装团伙。2017年上半年，俄国家近卫军积极开展反恐行动，消灭36名武装分子，摧毁55个恐怖分子设施，没收170余件武器和37000余个弹药。另外，国家近卫军特种部队与特种快速反应支队、特警队联合清除了35个武装团伙，抓捕164名武装分子，解救了17名人质。据俄联邦总检察院第一副总检察长布克斯曼介绍，2017年上半年俄安全部门共挫败12起处于谋划筹备阶段的恐袭图谋。

三是跨境犯罪呈增长趋势。2017年5月18日，俄安全委员会秘书帕特鲁舍夫称：目前，犯罪分子正积极使用国际互联网和电子支付平台销售毒品。来自中国、欧洲和乌克兰走私活动，阿富汗生产的毒品，经中亚和外高加索进入俄罗斯的跨境毒品贸易都呈增长趋势。帕特鲁舍夫指出，大部分刑事犯罪是有组织的毒品犯罪，半伴随出现非法跨境活动。

四是俄面临化学武器袭击的危险增大。2017年5月12日，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助理阿列克谢·帕夫罗夫表示：国际恐怖团伙不止一次地使用攻击性武器和高精化学制剂表明，恐怖分子使用化学和攻击型武器袭击俄罗斯的威胁在不断增长。这就迫切需要制定预防恐怖分子使用核、放射、生、化武器袭击的措施。

五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成为重点方向。2017年4月3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地铁“先纳亚广场”站和“技术大学2号”站之间发生爆炸。爆炸共造成包括自杀式袭击者在内的16人死亡。由于另一枚安放在“起义广场”站的自制炸弹被及时发现，俄成功避免了另一起爆炸。 5月11日，俄联邦安全局发布消息称，情报部门在莫斯科扣押一名非法贩售爆炸装置的中亚移民，该嫌疑人名为艾尔马托夫，可能与在圣彼得堡实施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阿克巴尔容∙贾利洛夫有关。7月31日，俄联邦安全总局在莫斯科郊区抓捕两名“伊斯兰国”支持者，两人是从叙利亚头目处得到的恐恐怖袭击指令。8月14日，俄联邦安全局拘捕了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俄被禁止）的分支成员，这些恐怖分子计划对莫斯科交通设施和大型商场实施恐怖袭击。这充分说明，由于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制造恐怖事件更能够制造轰动效应，因此，大城市正逐步成为恐怖分子实施袭击的重点方向。

六是中亚地区成为对俄涉恐袭击的发源地。2017年3月1日，俄联邦安全总局在巴什基尔共和国首府乌法市逮捕了７名恐怖分子。这些恐怖分子隶属在俄被禁止活动的中亚地区的宗教极端组织“伊斯兰解放党”乌法支部，被捕者中包括该支部头目。他们招募当地居民参加恐怖活动，传播极端思想。7月28日，俄联邦安全局特勤人员抓获７名企图在圣彼得堡市发动恐怖袭击的嫌疑人。上述７名嫌疑人均来自中亚地区，情报显示这些人员企图对圣彼得堡市的铁路设施和人群密集场所发动恐袭。

七是交通设施成为重点目标。5月25日，俄联邦安全局在莫斯科扣压4名恐怖组织成员，其中有俄罗斯公民以及中亚地区国家的公民。这些恐怖分子试图使用自制爆炸装置对莫斯科的公交基础设施发动恐怖袭击。8月8日，在国家反恐委员会主席、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的主持下，该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会上研究了人员密集设施、场所和俄交通基础设施的反恐防御性问题，以及完善措施。

会议认为，俄罗斯目前的情况需要另外制定旨在保障航空、铁道和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反恐防御性的措施。通过分析莫斯科、圣彼得堡的涉恐事件可以看出，交通设施成为了恐怖分子制造恐怖袭击的重要目标。

俄罗斯应对恐怖袭击采取的措施

一是注重反恐理论建设。2017年4月下旬，俄罗斯国防部召开了第6届莫斯科国际安全论坛。共有35个不同级别代表团的22位国防部长、14位总参谋长或国防部副部长及各国的军事专家参加了此次论坛。俄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大将主持此次论坛。论坛结束后，俄国防部将参加莫斯科国际安全论坛人员发言中关于反恐方面的建议进行了汇总，而后出版总结汇编，以进一步提高反恐理论水平。

二是建强反恐领导机构。7月29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签署关于完善实施北高加索反恐行动集群的命令，授权国家近卫军司令员维克多·佐洛托夫领导北高加索地区反恐行动。目前，国家近卫军、武装力量的兵团和部队、内务部机构及其分队，紧急情况部及其分队、联邦安全总局、联邦调查局以及联邦国家机构均在北高加索联邦区开展反恐行动。上述力量均加入北高加索反恐行动集群。这样，北高加索联合反恐集群司令将统一指挥列入集群的所有兵团、部队、分队和机构。俄罗斯此举意在建强反恐领导机构，对所有的反恐力量实施统一指挥，进一步提高反恐效率，确保反恐行动取得实效。

三是加强国际合作协作。2016年9月29日，俄罗斯协调独联体各成员国在圣彼得堡召开了独联体国家武装力量参谋长关于联合反恐会议。会上，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具体的措施”，包括加强协同反恐行动，加强反恐信息交流等内容。2017年7月28日，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帕特鲁舍夫在北京举行的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提议所有金砖国家加入俄联邦安全局建立的国际反恐数据库。这表明，俄罗斯在国际反恐问题上在不断寻求和加强与其他的国家的合作。

四是加强反恐实践演练。2016年9月下旬，俄军驻塔吉克斯坦军事基地与塔边防内务部门举行了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在为期1周的时间内，双方研练了不同部门的指挥机关、分队在处置紧急形势的联合反恐行动措施：侦察、搜索、防御和进攻，参演力量和装置机动，搜索和消灭敌恐怖小组，解救人质，撤出战斗并到达指定地域。演习共参加800余名军人，动用约200台(套)军事技术装备。同年10月8日，俄联邦安全总局、紧急情况部在车里雅宾斯克举行了“信号‐2016”反恐演习。2017年3月份，俄国家近卫军举行了首次突击战备检查。期间重点检查了国家近卫军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一整套措施。同年7月25日，俄联邦安全总局与中国、蒙古的边防军人举行了大型联合反恐演习“巩固边疆-2017”，期间演练了抓捕国际恐怖分子行动。2017年年初以来，东部军区分别在布里亚特共和国、外贝加尔、哈巴罗夫斯克、滨海、堪察加边疆区，阿穆尔州、萨哈林州和犹太自治州举行了突击战备检查。期间，反恐分队与加强到兵团、部队的分队研练了作战机动到指定地域，包围和消灭企图占领军事设施的非法武装团伙。共有3500余名军人参加演练，动用约200台(套)军事和专业技术装备。8月18日，俄在阿穆尔州东方航天发射场举行了大规模恐演习。参加演习的有东部军区、安全机构、内务部门、紧急情况部门、联邦专业通信机构、国家近卫军的分队、东方航天中心、“俄罗斯宇航”太空事务国家集团和阿穆尔州政府。共有来自不同执行机构的约400人参加此次演习，动用60台（套）技术装备。通过一系列反恐演练，进一步提升了俄各种反恐力量应对恐怖袭击的能力水平。

成飞和沈飞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哼哈二将，其中沈飞还是老大。但与集荣宠于一身的成飞相比，沈飞可算灰头土脸。从把歼-7改进得米格都不认识，到给巴基斯坦干副业整出“枭龙”，到推出中国第一代可以与世界叫板的歼-10，更是到闪瞎世界眼睛的歼-20，成飞的地位是挣来的。

当然沈飞也没有闲着，建军90周年的朱日和阅兵中， 5架歼-16、7架歼-15、7架歼-11B组成强大阵容，占34架受阅飞机中的一半以上。然而，这些苏-27衍生型在平台层面上毕竟代表了第三代基本技术，更是使沈飞获得并非奉承的“沈霍伊”之称。十年前重四项目落败或许代表了沈飞命运的转折，奋力推出的“鹘鹰”至今妾身未明，阴影中的沈飞前路何在？

朱日和天空中的歼-11家族大机群如果放到几年前，会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当成飞的歼-20飞过，歼-11家族最新成员歼-16也顿时失色

沈飞的转折点或许开始于更早的歼-10落户成飞。作为老大，沈飞在分兵援建成飞后，依然被赋予研发歼-8的重任，正是因为分家后的沈飞的实力依然最强。研制歼-8的艰难曲折历程不能完全算作沈飞之过，除了文革干扰，这也是初生的中国航空科技的成长中的痛楚。由于时代的限制，歼-8代表的设计理念和制造技术还在研发中就已经落后20年了，歼-8II形成战斗力时，歼-10都快要首飞了。更重要的是，歼-10第一次使得中国航空站到了世界航空科技前沿的门槛。

说起来，即使有歼-10的存在，沈飞依然有机会与成飞平起平坐，这机会就是苏-27的引进、消化。苏-27代表了80年代的苏联航空科技最高水平，中国引进苏-27的时代正好是苏-27进入第二代的当口。

准备交付中国的苏-27SK战斗机

满载中国航空工业和空军希望的歼-11战斗机

苏-27采用涡扇发动机、翼身融合体和中央升力体等先进技术，但在设计时为减重采用了很多极端手段，使得机体强度受到一定的影响。由于苏联电子技术水平的限制，苏-27基本型只采用了模拟电传飞控，雷达、火控、座舱也相当于美欧70年代水平。

第二代苏-27对机体大幅度重新设计，提高了强度，延长了寿命，增加了起飞重量（意味着增加了燃油量和载弹量）。在电子系统方面更是全面升级，被动电扫雷达、玻璃座舱、数字电传飞控等使得第二代苏-27与第一代貌合神离，战斗力显著提高。由于苏联解体，第二代苏-27的研发走了一段弯路，最后，第二代的基本型苏-27M流产，但玻璃座舱、结构增强、数字飞控、推力转向、被动电扫雷达等部分技术分别流入双座的苏-30MKK和MKI。

Su-27M后来改名Su-35，其部分结构改动被苏-30MKK等继承

俄军Su-30SM战斗机，也是典型苏-27系列的第二代改进型之一

第三代苏-27以苏-35为代表，采用增推的发动机、先进电扫雷达、机翼前缘L波段雷达、大屏液晶显示等先进技术，更是在气动和结构上精细优化，比如用数字飞控与常规气动控制面的组合代替减速板，减轻结构重量，以容纳额外的燃油和电子设备。

30年后，苏-27及其衍生型依然有强大的战斗力。重型的苏-27身大力不亏，航程、载弹量有先天的优势，适合安装各种高性能电子和武器系统以适应空战和对地攻击需要，优秀的气动设计和强大的发动机更是提供了至今依然出色的机动性。然而，要在未来很长时间里继续作为胜任的主力战斗机，光有宽大的空间还不够，需要在结构上留有足够的寿命，在系统架构上便于升级，以适应不断演变的使用环境和不断出现的先进技术，否则有可能成为食之硌牙、弃之可惜的尴尬。

沈飞引进的是第一代苏-27，但这也正是苏霍伊在转入第二代研发的时候。在引进和国产化的初期就要求沈飞赶上苏霍伊的进度，这是不现实的。沈飞本着慎之又慎的老传统，同时在空军的节点要求和及早形成批量交付的压力下，在“吃透”苏-27基本型的基础上，以航电国产化、涡扇10发动机替代AL31以及结构上局部采用复材替代为主线，展开了歼-11B的研制。

俄罗斯苏-27S战斗机座舱，其电子系统相当于西方70年代水平

歼-11B的航电赶上了21世纪的水平

歼-11B的身世与歼-8II有几分类似，也颇有几分曲折。涡扇10“太行”发动机早期有可靠性问题，严重影响了出动率。局部结构用“刚度等代”后，发生颤振现象，需要用配重解决。火控系统延续了苏-27单纯空战的设计定位，缺乏使用精确制导对地攻击武器的能力。

歼-11B在2007年6月开始交付使用，不久前才达到全状态。用10年达到全状态并不出格，问题在于全状态的定位。正如2015年刚完成从歼-11到歼-11B的整建制改装、2016年就带队拿下2顶“金头盔”的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肖军在谈及这次与歼-20、歼-16和歼-10C一起在朱日和受阅的感想时所说的：“（歼-11B）刚刚‘年轻’就‘老’了。”对于动辄要求30-40年使用寿命的现代重型战斗机来说，这是令人遗憾的。

歼-11B采用了与歼-10战斗机技术水平相当的机械扫描雷达，其技术水平在今天看来有些低了

由于空军没有要求对地攻击能力，歼-11B的火控系统没有整合精确制导弹药，在解放军稍后的精确制导对地武器大发展的时代，歼-11B却只能发射火箭弹和无制导炸弹，显得颇为尴尬

歼-11B的缺憾部分来自教条主义的“吃透”和习惯性的“慎之又慎”。苏-27对中国航空是一个绝佳阶跃式的学习机会，努力吃透是理所应当的。但什么才是吃透，在怎样的吃透程度上才能前进，如何前进，这是大问题。

工程技术当然是建立在科学原理上的，但工程研发与科研探索有显著的不同。科研探索是从已知探索未知，起点是清晰的、已知的。工程技术则是从给定的具体问题探索解决方案。最大特点之一是不确定性，从手头技术的适用性到可能遇到的技术难题，都存在未知数，但解决方案要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有效。最大特点之二是有限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工程研发有点像打仗，不可能等战场上所有情况都清楚之后再采取行动，一定程度的“战争之雾”总是存在的。工程师的英雄本色不是消除所有“工程技术之雾”，而是尽管有不确定性存在，依然用有限资源，有效、可靠地解决问题，还在很长时间内继续管用，对使用环境或者使用条件的变化不敏感，或者能有效适应。

工程实践中的不确定性是客观现实。所有理工科大学生都学过微积分，有些在后续的学习和工作中还要用到更加高等的数学工具，但几乎没有人敢说完全彻底地掌握了微积分，但在掌握基本概念和方法后，这点不确定性并不妨碍有效应用，当然这不排除在应用过程中根据需要打补丁。换句话说，完全彻底的吃透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回到苏-27的国产化，关键在于林，而不是每一棵树。吃透、消化的关键是理解、掌握设计基点、技术思路和关键数据，而不是拘泥于每一个具体技术细节，更不应该在国产化过程中被这些细节框死。

引进消化的目的是为了再创造，而不单是为了简单的引进替代。在落后的时候，很容易把引进替代作为目标，“先吃透消化、达到先进水平再说，先学会走，再说跑的事。”这是貌似合理的做法，但在思路上已经偏差了，越是“忠实”地复现原技术，歧路走得越深。引进技术再先进，其设计基础与中国的实际需要总是有偏离的，根子歪了，树不可能是正的。

客观地讲，歼-11B研制中，空军的“短平快”要求和厂方对“吃透”苏-27的执念相互纠缠，使该机最终成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在歼-11B的研制时代，中国空军已经提出“攻防兼备、首战用我”的攻势空军思想，空战当然是攻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部分。

在苏-27基本型的研制中，受到苏联防空军和前线空军各司其职的影响，也由于美国空军在F-15的研制中“一磅也不用于空对地”和苏联航空科技水平的影响，苏-27基本型只有十分简陋的对地攻击能力，基本上只能用无制导火箭弹和铁炸弹抵近攻击缺乏先进防空能力的弱势对手。在实战中，这样的对手是否值得用苏-27这样的高成本先进战斗机去攻击是一个问题。

但这对苏联空军不是问题，大量的苏-17/22、苏-24更加适合对地打击，首先装备苏-27的防空军则根本不承担对地攻击任务。在第二代、第三代苏-27研发的时候，即使对俄罗斯来说，技术基础也已经偏离了，强调增加对地攻击能力。

但中国空军从一开始就不一样。中国空军缺乏有效的对地攻击平台，尤其是航程远、载弹量大、具有自我护航能力的战役打击平台，轰-6的航程远、载弹量大，但缺乏自我护航能力。强-5具有有限的自我护航能力，但航程和载弹量较低。

因此，在引进苏-27不久的90年代，中国空军就在东南沿海演习中，用苏-27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尽管只能发射无制导火箭弹，一时成为外媒耻笑的话题。但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要能从相对安全的内地基地起飞而在台湾海峡对岸具有足够的留空时间和载弹量，还只有苏-27，强-5用起来就有点勉强。

在技术上，歼-11B的研制时代已经是航电数字化、战术飞机多任务化的时代了。F-15的“一磅也不用于空对地”的时代背景有两方面：1、F-111不甚成功的例子，使人们对多用途谈虎色变，空战专用有助于减小研发中的技术风险；2、航电技术限制使得空空与空地需要专用系统。

但第三代战斗机的高推重比、低翼载提供了大量的剩余升力，使得空战战斗机天然适合转用于机动性要求不高的战斗轰炸机。另一方面，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得航电可以容易地满足空空和空地要求，早期还需要在地面由地勤做模式切换，后来发展到可以在空中由飞行员做实时切换了。美国F-18经典型是最早成功实现多任务化的，所以F-18的正式编号是F/A-18，凸显其双用途特点。“一磅也不用于空对地”的F-15更是发展出成功的F-15E，尽管美国空军还是羞于称之为F/A-15E。

然而，歼-11B的研制还是沿用了苏-27基本型纯空战的设计思路，无视中国实际技术条件和空军思想变迁的现实，使得歼-11B在设计时就定位有误，造成难以纠正的缺憾。

从列装我军开始，苏-27和歼-11战斗机就不得不承担了跨海对地攻击的任务

时至今日，高原驻训的歼-11战斗机部队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如何用无制导炸弹和火箭弹攻击地堡

苏霍伊在苏-27基本型刚刚投产的时候，已经在规划改进方向了：

1、改进航电，实现多任务化

2、加强机体结构，增加起飞重量，延长使用寿命

3、采用增推的发动机和推力转向

其中发动机不是苏霍伊的事情，推力转向除了与飞控的整合外也不是苏霍伊的事情，对沈飞也一样。苏霍伊的改进结果就是苏-27M。但由于苏联解体，苏-27M及其衍生型几上几下，部分成果通过苏-30MKK和MKI实现后，最终还是通过苏-35才全面实现。当然，苏-35不是苏-27M的简单复苏，而是与时俱进、采用了最新技术的魔改版。

相比之下，歼-10战斗机一开始就整合了雷霆-2激光制导炸弹，具备了精确打击能力

在歼-11B研制时期，解放军空军可能认为苏-30MKK战斗机配合大量采购和仿制的Kh-29导弹已经足以满足我军精确打击的需求，没有要求歼-11B具备较强精确打击能力

相比之下，除了国产化和局部替换，歼-11沿用了苏-27的模拟飞控和未经加强的机体。最简单的电传飞控只是用电信号传递飞行员的操纵动作。但在信号传递中，自动实现一定的联动并加入增稳，这才是电传飞控的意义所在。

模拟飞控采用以运算放大器为核心的模拟电路来实现，系统相对简单，响应速度快，但功能复杂度难以提高，电路有模拟电路固有的漂移和故障率问题，用过老式电子管或者晶体管收音机的人对此会有体会，调好的电台每天都要用旋钮微调一下，否则什么也没动，可能就跑台了。模拟飞控更难升级，就像电子管收音机要与录音机相连，除非预留插孔，否则只能整个换掉。

最简单的数字飞控是把模拟飞控简单地数字化。但数字飞控的生命力在于整合先进功能，不仅自动分析、过滤飞行员的过度操纵动作，也可以自动补偿因为燃油和弹药消耗带来的重量和重心变化，更可以与发动机、火控交联，实行飞火推一体化控制，在瞬息万变的战斗中，把飞行员从复杂、繁琐、精细的操作动作中解放出来，成为战术家，而不再只是操作员。数字化架构还提供了系统自检功能，实时监测系统状态，出现故障时不仅提示，甚至可以自动重组，通过其他系统的兼职来恢复主要功能。数字化架构更是可以通过软件升级，就好象智能手机可以通过下载升级版本，甚至增加全新功能。

数字化架构还容易实现开放结构。用PC做类比，就是不再拘泥于特定的CPU、显卡、内存、硬盘，只要符合架构标准的，可以直接替换。这不仅是维修、升级上的便利，也鼓励新技术的引入。在某种意义上说，IBM PC机当年很快打败已经“霸占”市场的苹果机，就是归功于开放架构。F-22率先在战斗机上使用开放架构，F-35代表了开放架构的最高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F-35成为“软件战斗机”的主要原因，使得F-35在未来具有不可限量的升级潜力。这也代表了未来战斗机发展的重要方向，“硬性能”不再是决定战斗力的唯一因素了。

枭龙战斗机航电系统也是开放架构，因此后期升级改进和整合各国不同的武器和航电设备相对容易

但歼-11B的模拟飞控在底层就排除了数字化架构的可能性，除非剥皮抽筋、脱胎换骨，否则连升级都难。在火控方面也是如此，早期批次只能发射无制导火箭弹和铁炸弹，后期批次与歼-15同期生产，在软件上已经具备使用精确制导武器的条件，但在实用中也罕见挂载精确制导武器。

最令人遗憾的是，这不是中国缺乏相关技术基础所导致的。沈飞自己早就通过歼-8ACT积累了数字飞控方面的经验。事实上，歼-11B试生产型交付使用的时候，也是采用数字飞控的歼-11BS首飞的时候，说明了即使在歼-11B研发的时候，沈飞的数字飞控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成熟度。同一时期研发和交付使用的歼-10更是从一开始就是数字飞控，飞控出身的杨伟担任总师正是成飞已经跳出“气动主导”的传统设计理念的标志。

歼-11BS就采用了数字飞控，表明沈飞这方面技术成熟度较高，但在研制歼-11B时，过分强调“短平快”，强行要求采用“数字模拟”飞控，不仅性能上付出了代价，最终交付时间也没能如空军最初设想那样快速

歼-10的火控也具备了反映时代的数字架构，中型、“低端”的歼-10航电比同时代的重型、“高端”的歼-11B更先进是公开的秘密。歼-10A早就具备使用雷霆-2激光制导炸弹的能力，歼-10B/C也演示过使用鹰击-91的反辐射能力，还顺利地整合了被动和主动电扫雷达。

反观沈飞，在“和平珍珠”的基础上，歼-8H/F等后期型号也在火控系统的数字化方面取得了扎实的进展，还有歼-8BH/DH/DF等升级套件。但挂载条件比歼-10优越得多的歼-11B却只有简陋的无制导火箭和铁炸弹对地攻击能力，也就是说不超过强-5基本型的水平，也要等歼-11D才具有整合电扫雷达的能力，不能不说机械、教条的“吃透”、仿造是很大的因素。

歼-11B也没有把座舱前的红外光电搜索跟踪系统（简称IRST）像歼-15一样搬到右侧，为空中加油探头留出空间，以适合远海巡逻（比如绕台湾或者南沙）。而歼-10A就已经具有空中加油能力了。

歼-11B的未老先衰是定位过低造成的，沈飞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当然，责任未必都在沈飞，空军也有责任。对于空军来说，只顾近虑不顾远忧的旧思维也要与时俱进。21世纪初是中国国防态势十分严峻的时代，空军急切要求新型战斗机尽快入役是自然的。但中国军方（不只是空军）在现代化的高性能、高成本装备大量入役的现在，依然在心态上没有跳出把军品当作短期使用的消耗品的旧思维。只有战之必胜，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必须考虑战争损耗问题。但长期和平取决于军事现代化的可持续性，这需要装备的高质量、高耐久、高可升级性，而不是“即用即丢”。这需要平衡，不可偏废。

在歼-16研制中，军方和沈飞在指导思想上都有很大的进步，没有再搞出歼-11BS+飞豹航电的“短平快”路线

某种意义上，歼-11D才是当初研制歼-11B时候应该设定的目标

与此对照，歼-16没有简单地从歼-11BS的平台结合歼轰-7的火控和外挂管理，走短平快但定位过低的老路，歼-11D则可以看作是单座型的歼-16。这是巨大的进步。与歼-11B相比，歼-16的机体结构有80%经过更改或重新设计，90%的系统得到改进或者是全新的，首次应用无图制造技术。

更重要的是，歼-16拥有以国产主动电扫雷达为核心的数字化综合火控和先进电子战系统，围绕新一代数字飞控和改进的“太行”发动机实现飞火推一体化控制，显著提升了飞行性能和任务效能，据说综合性能直逼F-15K/SG，这是F-15E的量产终极版本，美国空军的“鹰2040”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按照美国空军的期望，这一标准的F-15战斗机在2040年依然堪当一线主力战斗机。

这当然是比苏-27国产化更大的技术跳跃，但并非高不可攀。沈飞也确实攀上了，而且在朱日和展示了成就，只是用的时间长了一点。在同一时期内，成飞推出了歼-20，在航电方面比歼-16更加先进，而气动、结构、飞控则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难度与成就显然不是同一数量级的。

成飞与沈飞处于同一个技术生态环境里，在原则上，没有成飞可以接触到而沈飞无缘的基本技术。沈飞缺乏现代战斗机总体架构的经验也不是理由，历史经验有歼-8，与巴基斯坦的联系更是早于成飞，巴基斯坦卡姆拉的歼-6工厂是沈飞而不是成飞援建的。如果说当年美国人的传帮带有影响的话，成飞“超7”与沈飞“和平珍珠”也是同一时代的，后者的技术复杂程度远远高于前者。成飞与沈飞的起点是一样的，但沈飞把借鉴苏-27变成负担了。

也许是当年歼-8II迟迟无法形成战斗力，给沈飞和空军留下了太深的阴影，在研制歼-11B的时候，显得过于保守

由于技术跨越较大，沈飞花了较长的时间，有说法应该先搞歼-11BS机体加歼轰-7航电的简配版，然后逐步升级。这不乏道理，关键是要在基本架构上就留有升级空间，确保在本质上就具有良好的可升级性，这是延长技术有效期的基本保证。如果还拘泥于歼-11BS为基础的话，即使可以得益于数字飞控，还是无法得益于结构增强，而离开结构增强，战斗机的起飞重量和使用寿命依然受到限制，也不利于增加外挂武器挂点，尤其是重载武器挂点。这是使得歼-16回到定位过低的老路了。

使用寿命对未来升级潜力的限制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容许在日常运作中放手使用高过载机动而不至于“折寿”的基础。起飞重量的现实意义也是显然的。起飞重量有限的话，燃油可以通过空中加油补充，但武器是无法在空中补充的。即使有空中加油，更大的起飞重量也容许更长的空中加油间隔，战术意义显而易见。增加挂点不仅可以增加武器挂载，还可以挂载各种光电探测、电子对抗吊舱，极大增强作战效能。

结构增强不是简单的添料补强，在复材时代，更应该用复材和先进合金大量替代原有的铝合金结构，在增加强度和耐用性的时候，也达到减重的目的。这才是有意义的结构增强。沈飞在歼-8后期型号上已经积累了有用的经验。歼-11B在设计时，也确实使用了复材，但很不应该地陷入了减重后被迫增加配重的尴尬。

从总体到构件，飞机结构从来不是理想刚体，都是有一定的结构弹性的，这是飞机设计的常识。沈飞在歼-8研制中，就因为结构弹性问题而发生颤振，顾诵芬还为此三次亲自坐上双座战斗机贴近观察，最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局部部件用复材替代的刚度等代就是为了维持近似的结构弹性。问题是，局部部件本身的刚度等代只解决了部件层面的结构弹性问题，但部件是要安装到更大的结构上的，“挂上去”的部件减重了，必然对整体结构的颤振和阻尼造成影响。基本结构越是为减重高度优化，对于这样的重量变化越是敏感。沈飞被这样的低级错误所绊倒，是很不应该的，但也是教条、机械的“吃透”导致的见树不见林的必然结果。沈飞最后还是看到树林了，通盘结构优化是歼-16不再局限于局部补强、减重，而是全面重新设计的重要动力。

据报道，歼-11B的生产已近尾声，未来生产转入歼-16。在良好的框架下，歼-16具有很大的升级空间。未来还可以考虑像苏-35一样，增加机翼前缘L波段雷达，加强反隐身的探测能力，并取消减速板，由数字飞控和常规气动控制面代替，达到减重、增油的目的。还可能采用推力转向，缩短起飞、着陆距离，强化过失速、超音速机动性。

歼-20装用的涡扇15发动机技术也可能“蔓延”过来，极大地提高发动机推力和其他性能。涂覆纳米碳管吸波材料后，甚至采用某种进气道雷达屏障后，歼-16的隐身能力也可以有一定的提高，配合机内电子战系统和保形茧包武器吊舱，可以达到至少不亚于F-18E的半隐身水平，载弹、航程、机动性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武器的远程化、智能化还在继续，防御手段更是在迅速进步。导弹越来越聪明，但也因此产生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问题。英国已经利用现有的闪光弹抛射系统，研制成功一次性使用的有源电子干扰器材，可以在对方导弹追踪而来的时候，在离开飞机的方向和位置形成逼真的假目标，使得对方导弹偏离目标。进一步发展则是有动力的有源干扰装置，可以机动飞行一段距离，进一步提高逼真度和诱骗效果。使用高能激光致盲甚至硬杀伤的机载反导弹系统也在美国接近实用水平。中国的研制情况没有公开报导，但相信不会落后很远。

歼-16永远达不到歼-20的隐身和超巡能力，但在先进机载技术和C4ISR体系支持下，可以与歼-20形成有效的高低搭配，打造强大的空中战力。这不是“老解放30年一贯制”，而是不老的常山赵子龙。

作为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完全自主研制最先进战斗机，歼-8II承担了许多国产先进对地弹药的试验任务，不管是“雷霆”还是“雷石”，“八爷”都是第一个“尝鲜”的，但该机基础设计太过老旧，即使拥有使用这么多先进弹药的能力，还是难堪大用

歼-10因为机体较小，实际上作为三代半战斗机，潜力也已经基本挖尽。即使借用第四代战斗机结构技术，进一步减重，意义可能也有限，新一代机载武器更重更大，我军“走出去”也势必要求更远的航程，歼-10的载弹量和航程矛盾将更加突出。这让歼-11系列作为我军三代半重型战斗机的主力地位更加突出

沈飞还有歼-15，这是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唯一的舰载战斗机，还将长时间持续生产。歼-15的研制吸取了苏联时代T-10K的经验，采用三翼面。除了在实际使用中探索各种适合航母运作的改善措施，在未来也可以考虑取消鸭翼以减重和降低巡航阻力，由推力转向增强低速、大迎角飞行时的可控性。

无人作战飞机在高潮之后，似乎转入低谷。然而，低谷是暂时的，不管是独立作战，蜂拥作战，还是与有人作战飞机配合作战，无人作战飞机都大有前途。无人作战飞机需要的大量关键技术现在正在门槛时期，谁先跨过门槛对未来几十年至关重要。但在未来很长时间里，苏-27衍生型可能继续作为沈飞的主力战斗机产品，这不是要沈飞搞“苏-27万岁”。

沈飞确实也在努力推动“鹘鹰”的研制，可能不乏以此作为歼-20的低端搭配的想法。问题是，对于中国空军和海航来说，在很长时间里，歼-16这样的3.75代重型战斗机可能是比隐身的第四代中型战斗机更有效的“低端”。

重型战斗机的载弹量和航程不是中型战斗机可比的。“鹘鹰”一级的中四除了隐身，没有歼-16这样的3.75代重型战斗机在本质上通过升级而实现不了的功能，尤其是网络中心战、电子战和态势感知能力。这正是面向未来、易于升级的数字化架构的意义所在。而中型战斗机有难以避免的“中型战斗机陷阱”，难以实现“接近轻型战斗机的成本、接近重型战斗机的性能”的初衷，反而容易滑入“性能比轻型战斗机强不了多少、成本倒是接近重型战斗机了”的尴尬，F-35的研发历程充分显示了研发低成本中型隐身战斗机的艰难。

当然，对于成飞而言，歼-10的潜力是多是少已经不要紧了……

更重要的是，中国空军的歼-11/16还很新，还有同样低机龄的歼-10各型，具有较大的升级、延寿潜力，在批量装备高性能、高成本的歼-20之后，在很长时间里缺乏大面积换型的动力和资金。等到现有主力机型寿命到期，那已经是20-30年后的事情了，那时的空战场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现在的任何预测都不可能可靠，用现在的“鹘鹰”去适应30年后的需要，那是操之过急了。

舰载“鹘鹰”的可能性也不大。海航的歼-15不仅机龄低，数量要求也不高，毕竟中国海军在很长时间里航母数量有限。即使决定研发全新型号，由于需求有限，从空军战斗机进行舰载改型也更为合理，在较长时间里难以单独研发与空军战斗机毫无关系的专用舰载战斗机。

当然，沈飞把“鹘鹰”作为技术验证机研发，积累隐身和其他下一代战斗机技术，这是可以的。如果有巴基斯坦或者其他海外合作机会，更是有可能打造出一架成功的出口中四。但现实地说，指望中国空军和海航大量订购，怕是靠不住。

有说法认为，中国军方和中航就是为了保护中国的航空工业基础，也会为“鹘鹰”立项，把沈飞“养”起来。这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更大的问题是，沈飞要是把未来发展建立在政策性扶持上，要出大问题。政策性扶持好比锦上添花，根本在于锦，而不是花。花可以开，花也可以谢。花谢了，残花吹走了，也就什么都没有了。沈飞需要重新织锦，这才有添花的基础。

全新机型固然是沈飞翻本的契机，但不是唯一的途径。歼-16的量产和全状态化、歼-15的弹射改型、歼-15双座型、歼-16电战型，这些都是重点项目。歼-15的弹射改型对海航的意义不言自明。歼-15双座型不仅是战斗教练机，还将具有歼-16一级的多任务能力。在完善的数字架构和数字飞控的基础上，前后座双控制只是加一个“游戏棒”操纵杆的事情，没有必要在战斗教练机和双座作战飞机之间区分了。

但FC-31因为机体太小，发展潜力不足的问题对于沈飞来说就很麻烦了，该机能否进入国内自用市场，至今存在悬念，但沈飞对该机的执念是毋庸置疑的

歼-16D对于沈飞和空军来说意义或许比FC-31更大

歼-16电战型对中国更是有特殊意义。隐身的本质在于利用战争之雾，而电子战则是制造战争之雾。隐身相当于点防护，电子压制相当于面防护，可以使得一个区域内的友机甚至进攻中的导弹都得到强大的电子掩护。美国海军对F-35C三心二意，但对EA-18G不遗余力。歼轰-7电战型好比中国的EA-6B，只有歼-16电战型才是中国的EA-18G。不仅可以有效地支持歼-10、歼-11、歼-16作战，连歼-20都会得益。歼-16先进的数字化架构为电战化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更重要的是，这些“老树新花”对沈飞翻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与其寄希望于靠不住的政策性扶持，不如把已经在手上的项目做得使人耳目一新，以此来实打实地赢得新项目。沈飞不仅需要用新技术重新赢得人们的尊敬，更需要通过项目管理、生产管理和质量管理赢得人们的信赖，按质按时按量拿出使用户满意甚至惊喜的产品。只有这样，用户才会争先恐后地主动敲上门来，而不是被政策性扶持拽来。

歼-11落户沈飞，一方面是成飞已经承担了歼-10任务和“枭龙”的副业，更重要的是中央对沈飞老底子的信心，还有通过政策性扶持拉动东北的用意。但沈飞在歼-8研发中的拖沓和计划经济时代带过来的国企老毛病，或许使得军方走上了在项目进度和技术路线上管头管脚的另一个极端，造成恶性互动，带来不必要的弯路和反弹，加深了互相的成见和信任问题。

互相指责是不解决问题的，怪罪于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用户更是不智，纠结于不能跻身四代战斗机圈子同样于事无补，打破死循环只有从现在做起。波音的战斗机部门靠着F-18和F-15这些“过时”的三代机，不也照样过的很滋润吗？

引进苏-35，对于沈飞来说，不见得就是坏事

互相指责是不解决问题的，怪罪于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用户更是不智，纠结于不能跻身四代战斗机圈子同样于事无补，打破死循环只有从现在做起。

在洛克希德“通吃”F-22和F-35之后，波音（前麦道）战斗机分部也面临与沈飞相似的局面。但波音通过扎实有效的技术升级和延寿，确保F-15在2040年前在美国空军、以色列、沙特、新加坡、韩国、日本继续作为制空主力，F-18E、EA-18G在美国海军、澳大利亚的使用还将更长。

对于所有人来说，下一代战斗机到底是什么样子现在并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会是飞行平台单方面的事，甚至不单是战斗机的事，态势感知与反感知，武器系统与反制，作战体系与反体系，与无人机的搭配作战，这些都是关键技术，与有没有第四代战斗机的项目关系不大。

美国正在悄悄地展开第五代（这是中标，美标为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洛克希德尽管有F-22和F-35的经验，但这一点不影响波音势在必得的努力。同样，成飞的成功应该成为沈飞的激励，沈飞要成为“沈波音”，而摆脱“沈霍伊”的阴影。

近日，一张四名中国青年身穿仿制的二战日本军服在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前合影的照片在网上流传。8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依法对涉案的李某、高某、项某处以行政拘留处罚，对胡某、刘某予以教育训诫。

根据上海市公安局的通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李某、高某、项某、胡某、刘某是所谓“军服迷”，他们经事前商议后于8月1日前往上海拍照聚会。期间，于8月3日22时许穿着仿制的二战日本军服在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广场（弹孔墙）拍摄照片。几天后，李某发文配所摄照片上传QQ空间并被多次转发。

警方认为：李某等人为寻求刺激、博人眼球，罔顾民族感情，无视公序良俗，明知四行仓库是著名的抗战地标建筑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仍身穿仿制的二战日本军服合影并在网络上传照片，极大地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怀，违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这件事情当然是偶然的，但现实生活中哈日族的泛滥，却是一个值得研究、关注的社会现象。

一般的喜欢日本文化，包括樱花、和服、绘画、影视、动漫等等，这是没有问题的，不必大惊小怪。但喜欢日本文化，到了是非不分，乃至于穿上日本旧军装，完成日本法西斯分子没有完成的“夜袭”夙愿，往历史的伤口上撒盐，那就是严重问题了。

我把这四个穿日本军装照相的青年，称为“极端哈日族”。

鉴于“极端哈日族”的行为，说他们是“文化汉奸”或“文化皇协军”也并不为过，因为这客观上是对日本当年侵华战争的一种美化，传递出的是迷恋或怀念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回传到日本，日本右翼会更加“理直气壮”——“既然中国人都在怀念皇军，那大东亚圣战还有什么错？”——普通日本人会因此产生藐视中国的心理。日本政府也更不愿意真诚面对历史，中日之间解决历史问题也会更困难。

中日之间，经历了战后七十多年的和平竞争，如果以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双方共同追求的富国强兵目标来衡量，中国已全面胜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就已经拥有了足以使“日本沉没”的两弹一星，日本再想像甲午、三十年代那样肆意侵略中国却不受致命打击，已绝无可能；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超越日本，2014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两倍，今天，日本的经济总量仅相当于中国的44%，日本再想实现经济逆袭，反超中国，也完全不现实。

最近，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日本版8月15日、22日合并号的封面故事“日本的未来预测图”，讲述了令日本不安的未来——“东亚的超大国是中国，日本只是其周边的中等国家，这是古代东亚的‘常态’。”现在，中日关系正在不可逆转的向这种常态回归。

但这里存在一个悖论是，尽管看上去中国已经全面胜出，为什么还会出现数量庞大的“哈日族”？甚至“极端哈日族”？

原因应该有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则是中国尽管富国强兵做的很好，但却没有建立起对日本的文化优势。

或者更准确的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经确立了对日本的文化优势，中国对日本，一度曾是文化输出国。但晚近三十年，这一格局却被逆转了，日本再次确立了对中国的文化优势，成为对中国的文化输入国。

就中国国内的情况来说，随着主流知识界、文化界对民国的怀念和美化有增无减，抗日战争叙述的主流，也从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逐渐转化成了蒋介石、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

许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一转换，看似仅仅是中国不同的抗日武装谁是中流砥柱的争论，但实际上却再次确认了日本相对于中国的“先进性”，也再次确认了日本对于中国的文化优势。

为什么呢？因为从人民战争的视角看抗日战争，是“先进的中国VS落后的日本”，而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视角来看抗日战争，则是“先进的日本VS落后的中国”。这一点，我在《国家公祭日：抗战叙述不应遮蔽中国进步性》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大家可以参阅，这里不赘述。

由于国民党军抗战成了主流叙述，由于在这种叙述中看不到中国相对于日本的先进性，所以中国虽然是抗日战争的胜利者，但却不能建立起对日本的心理优势。现在一谈起抗战就是悲情，就是一寸山河一寸血，至于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国的地面上，绝不允许日本强盗横行霸道”的豪情，则连影子也看不见了。

遮蔽中国先进性的另一个附带的后果，就是媚美、崇美、恐美情绪的产生。因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相对于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没有任何优势，所以“死”就是国民党能够想象的抗战最高境界，国民党的抗战不是奔着胜利去的，而是奔死而去的，但最后居然不死，那就只能感谢美国两颗原子弹的大恩大德，感谢陈纳德的大恩大德，总之，中国欠了美国一个大人情，今生今世是还不清了。

其实，当时的反法西斯阵营是相互支援的，苏联在纳粹德国1941年发起突然袭击后不死，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能够迅速转入反攻，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主要是敌后战场拖住了日本陆军。苏美中，支援是相互的，感恩也应该是相互的。

在影视作品中，由于回避了人民战争，其塑造的形象常常是对中国人的一种贬低。比如《亮剑》所宣扬的所谓“亮剑精神”——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其实不过是“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匹夫之勇罢了，连“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境界也没有达到，比之武士道“在生死两难之际，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也没有任何优势可言。这样的作品，如何能够真正增强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在以上种种背景下，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反而显得团结、强大、悲壮、凄美，颇具魅力。一位颇有影响力的电视名流，被美化神风飞行员的电影《永远的零》所感动，根据其中的一个桥段编造一个国民党空军“李姓教官”单机独挑日本32机，并留下遗言“我的学生都战死了，现在该我这个老师上去了”的英雄故事，一时间赚了不少眼泪。

同样在此背景下，出现“极端哈日族”身着日军军装夜袭四行仓库的荒唐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就是中国晚近三十年，在文化上没完没了的民国化的产物。民国文化必然产生“极端哈日族”、“极端哈美族”，因为民国文化就是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面对“纯正”资本主义的日本和美国，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自信。

“文化皇协军”已经在招摇过市，但孕育“文化皇协军”的民国却俨然成为今日中国文化的主流，并没有受到认真的批判，这才是最让人焦虑的。

　　看了以后什么感觉呢?就我自己的心理体验而言，完全被一种浓浓的悲情所笼罩了，兼有窝囊、窝火的感觉，以及对当年日寇的仇恨，但就是提不起劲来——我们失败了，我们被屠杀，我们很悲惨。

　　但事实上，中国人在谈到抗日战争时，并非从来都是这种沉浸在悲情中的感觉。

　　在上个世纪50-70年代，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自豪感的一个重要来源。我们看那个时候拍摄的抗日题材的电影，无论是《平原游击队》还是《铁道游击队》，无论是《地道战》还是《地雷战》，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洋溢着胜利的豪情，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和必胜的信心。

　　从豪情到悲情，中国人的心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换？

　　这和八十年代之后，中国主流的抗战史叙述发生了一个根本转换有关，即从把抗日战争视为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也就是反帝、反殖斗争的一部分，转换成了民族国家之战，纳入了到了现代化叙述之中，凸显的是“落后就要挨打”的主题。

　　抗日战争，从“中国人民VS日本军国主义”转换成了“先进的日本VS落后的中国”。这种转换反映到文艺作品中，就是“人民战争”的视野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军抗战和政府抗战，即便有表现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作品，里面的共军也是国军化的共军。

　　这样的转换当然和后冷战时代的话语转换是有关的，因为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原来的革命叙事无法进行下去了。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中国急于融入国际社会，也就是急于被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所接纳、所认同有关。无论是张艺谋拍摄的《金陵十三钗》，还是陆川拍摄的《南京!南京!》这方面的意图都非常明显。

　　这种努力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但总的来说是失败的，正像俄罗斯在西方眼里至今仍是个异类一样，中国在西方眼里也仍然是个异类。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获得奥斯卡奖，奥巴马也不来参加中国的胜利日阅兵式。

　　对中国人来说，这样一个叙述上的转换，带来了一个十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既然是因为“落后”，我们才成了日寇屠刀下的羔羊，成了被侮辱被损害的一群，这使中国处于一种“无法解释自己的胜利”的尴尬状态——你既然全面落后于日本，又怎么可能战胜日本呢？——所以，日本其实是败在美国的“两颗原子弹之下”。

　　事实真是如此吗?当然不是!

　　日本对中国的优势是战术层面的，而战术层面的优势永远也弥补不了战略层面的劣势。

　　在抗日战争中以及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国人民所体现出来的豪情和信心绝不是虚妄的，而是建立在中国面对日本时真实的优势的基础上的，这种优势就是在毛泽东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指导下的人民战争的优势——被充分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并且建立了自己主体性的人民，是完全可以战胜僵硬野蛮的日本法西斯战争机器的。

　　中国的另一个优势就是战略思想的优势，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横空出世并且在事实上成为抗日战争的指导思想，使得中国在战略思想方面远远优于日本。

　　关于中国相对于日本的进步性，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有及其清晰、雄辩的论述——

　　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如果说，在俄国，没有一九0五年的经验就不会有一九一七年的胜利;那末，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

　　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 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最后，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

　　简言之，从人民革命的视角来看，抗日战争是“先进的中国VS落后的日本”，而简单地从民族国家之战的视角来看抗日战争，则是“先进的日本VS落后的中国”——中国的先进性被完全遮蔽了。

　　抗日战争，如果我们简单地用中国胜利，日本失败来概括，实际上过于简单了。抗日战争是“一个胜利，两个失败”，即人民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片面抗战的失败(直到日本投降前一个月还在丧师失地)和日本侵略者的失败。

　　中国的进步性，在抗战结束5年后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被再次确认，国民党的失败，则以1949年他们被逐出大陆而被最后证实！

　　设立公祭日，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通过公祭日的仪式，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并确立我们对未来的自信心，而不是为了让我们沉浸在悲情和沮丧之中，这种情绪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没有任何好处。

　　2005年8月26日，“文革”中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转给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两篇文章：一篇是《开国大典内卫秘闻》(摘自《中华儿女》2004年第10期)；另一篇是《书报文摘》2005年4月22日登载的《江青为何无缘开国大典》(摘自《党史博采》)。阎长贵在给邬吉成的信中说：“关于‘江青无缘开国大典’的事，现在报刊上不断宣传。记得在春节聚会时，您曾谈过事实不是这样。这件事情您清楚，您看能否写个东西澄清一下，不要使这个问题再以讹传讹了。如何请酌。”

　　同年9月，我到邬吉成家里去看望他，他把这两篇文章交给我，叫我写篇文章以正视听。

　　他说：“银禄同志，你先看看这两篇文章，然后我跟你说说我所知道的情况及我的看法。”

　　我接过文章，仔细看后，认为这两篇文章虽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但其中心内容非常相同，文章都写道：“开国大典正在有序地进行着，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侧入口处，警卫突然发现一位风姿绰约的中年女士旁若无人地直往里闯。她既未佩戴观礼证，也无代表证，警卫毫不客气地将她截住，盘问起来。哪知此人不仅不接受盘问，反而责备起警卫来。‘你有什么权力问我，我是中南海办公室主任，要到主席那里去。’来的人是江青，可警卫并不认识她。江青见哨兵不让她进，就和哨兵吵起来，警卫连忙向上汇报，说有一个女人在入口处吵闹着要上天安门城楼找毛主席，一直汇报到开国大典警卫工作总指挥、公安部长罗瑞卿那里。罗瑞卿听完，想都没想，回答很干脆，只说了四个字：‘照章办事！’罗部长的话很快传到入口处，有尚方宝剑，警卫再也不理会江青，把她晾在一边。江青无奈，只得悻悻而去。”

　　我看完文章后，邬吉成说：“开国大典的警卫工作我是从头到尾亲自参加了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哨兵拦住江青不叫她上天安门城楼。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不合乎情理嘛！

　　“第一，那时候，毛泽东已是人人皆知的伟大领袖了，搞警卫工作的人员，尤其是警卫工作负责人也都知道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要上天安门城楼，询问清楚了再通过电话联系即可放行，为何仍不放行？

　　“第二，哨兵不认识江青，她又没携带任何证件，不让她进，联系一下也是应该的。但是，作为开国大典警卫工作的总指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的主要负责人，公安部长罗瑞卿，对毛主席感情很深，对江青很熟悉，得知毛主席的夫人被挡，参加不了开国大典，他会马上派人把江青接到天安门城楼上的，绝对不会简单地说‘照章办事’四个字就把江青拒于场外。如果他真的那么做了，他就不怕江青向毛主席告状吗？罗瑞卿是一位很会做人、做事的人，绝不会做那种蠢事。

　　“第三，江青自从1938年11月与毛主席结婚以后，到‘文革’以前，对人是比较和气的，她去参加开国大典如此重要的活动，怎么会不佩戴代表证呢？况且，她身边还带有警卫员和护士，她们是干什么的？江青怎么会和哨兵吵起来呢？

　　“第四，当时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的路线是：乘车出中南海东门，沿着筒子河往东行驶，再往南拐，进故宫西阙门，再向右往南拐，汽车就直接进入了天安门北边的停车场，然后即可上天安门城楼。江青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干什么去呢？路线不对嘛。

　　“第五，那个时候，好像江青到苏联看病去了，不在国内，你可以查一查有关资料。”

　　经过考证，开国大典江青没有参加的确属实，那时她到苏联治病疗养去了。美国作家特里尔在《江青全传》中写道：“1949年4月初，江青乘上火车离开了北京，离开她的丈夫，离开了新中国。她带着护士和警卫员要去苏联治病，六个月后，毛泽东着一身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检阅了浩浩荡荡的大军。共产党的精英分子精神焕发地从长安街走过。江青这时仍在莫斯科。”

　　多年以后，江青对我还谈起过她1949年去苏联治病的事情。

　　1972年夏季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我的大儿子突然发高烧。我立即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又急忙赶回江青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因为我知道此时江青快要起床了。刚赶回去，江青就打铃叫我。我进入她的办公室时，满头的汗水还未擦干。江青便问道：“小杨，你刚才干什么去了？头上怎么这么多汗水？小心感冒啊。”我一五一十地报告给她后，她说：“你儿子在这个季节发高烧，不是中毒性感冒，就是扁桃体发炎，要不就是热伤风。我告诉你，扁桃体最好不要切除，切除以后，副作用太大。1949年，我去苏联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在那里住了7个月的医院，4月份去的，11月份才回国。以后我还是经常发烧，因为切除了扁桃体就等于撤掉了阻挡病菌的哨兵啊！”

　　江青跟我谈话的情况，证实了特里尔写的是对的，邬吉成的回忆也是对的——江青未能参加开国大典的原因，不是被哨兵阻挡，而是她当时在苏联治病。

　　为什么有人那样编写，并公开在报刊上宣传，还有不少人信以为真，以讹传讹呢？对江青有意见、不喜欢她甚至憎恨她的人很多，因为江青本身(特别在“文革”中)有很多问题，但总不能为了丑化江青而不顾事实，有意演绎历史吧？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和学者，绝对不能凭自己的好恶感情用事。无论事大事小，都要求真、求实、求信，并且有责任、有义务将所知晓的真实情况告诉广大读者，还历史以真面目。　(作者系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曾任江青秘书

多少种米粉、米线，

多少种米面汤食的吃法？

没有吧，即使有，也只是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的统计，而不是全部。

这种工程量浩大，

并且根本无法完成的工作，

本身就是一种统计。

因为多如繁星，数不胜数，不可能有统一的计算方法，无法去展开统计，所以它就是无穷数。

本期的盘点，依然在猪肉吃法的范畴之内，那么猪肉和米面汤食有什么关系呢？不消说，你也知道关联甚大。

放在面条或是汤粉里头，北方叫做码子、臊子，南方有的叫码子，有的浇头，有的叫哨子，有的叫帽子等等等等的那种东西，大部分就是猪肉做的。当然也有牛肉、羊肉、鸡肉等等做成的码子，但跟猪肉比起来，总量还是不及。

既然米面汤粉的种类是无穷数，那么菜码也是无穷数，怎么盘点？只能，从我自己见过的、吃过的、还想的起来的的一些里挑出来一些说说罢了：

臊子

在北方说臊子面，那是很能对应地域坐标的。

油汪汪一碗面汤上，撒着红的辣椒、绿的韭菜叶，稀散的盖住正往外冒香气的臊子，那种场景，别提多诱人了。

臊子就是臊子面的精华所在，怎么做？传统的有传统的做法，各家的有各家的做法，总之就是猪肉、辣面、油、盐为主，炒香炒出味，让人觉得好吃，就可以了。

臊子不但可以做面码，还可以炒菜用，一碗炒好的肉臊子，可以放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哪天没有出门买菜的时候，还可以直接拿臊子来炒一碗冷饭吃，不差，还美味嘞。

北方人有自己的臊子，南方人民也有自己特色的臊子，不过南方人民的臊子，基本上指的都是猪肉末，而且大多是加豆瓣酱，或者各地方出产的面酱来炒，也有用糟辣子、酸豇豆之类的炒，味道有麻辣、有酸辣、有咸，有甜，也是相当丰富。

叫法就和南方的方言一样又多又杂，其实摆开了看，用法吃法和北方面是殊途同归的。

有了臊子，北方的一碗面吃起来更香更起劲。有了浇头、哨子、帽子，南方的粉更活色生香更让人数不清。

云南的杂酱米线、豆花米线酱肉、凉米线酱肉末，其实也是这么做出来的，还有重庆小面的酱肉末等等，例子太多，直接上图吧。

炸酱面

来北京旅游的人 ，都想尝尝老北京的味道，但是老北京的味道不是谁都能爱吃的，吃了又后悔，那就不如来碗炸酱面平平气。

这味道属于东西南北老少咸宜，吃完不生气的，因为家常到早就已经遍及大江南北，只是不知道自己每天在吃的，原来就是鼎鼎有名的炸酱面。

炸酱面的炸酱是用猪肉和甜面酱加葱姜炸出来的，吃面的时候，舀一勺一拌，加上各种新鲜菜码即可，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啊？是不是今早上才在家吃过？

大肉面

苏式大肉面，种类也很多，我只吃过那种似乎是卤过的大肉面，汤头有点甜，大肉是白的，厚片猪五花肉，咸鲜。

瘦肉要配着肥肉和猪皮吃才舒服。

一整块大肉需要下着一碗面吃，多少有点腻。

倒是典型的宽汤窄面，但对于许多喜欢喝面汤的北方人来说，这种面汤就喝不了，看着是清汤飘油，喝起来，一口就倒的那种腻。

另外还有红汤大肉面，还有炸酥了的一种大肉面，还没吃过，不表。

片儿川

这是一个杭州风味小吃，是面。用猪油把肉片、笋片炒香，加酱油煸入味，再撒上雪菜碎，稍微煨上一些开水，煮涨即可，就做成了浇头。

面熟以后浇在上面吃，清淡又咸鲜，很是江南风味的感觉。还可以加炒腰花、爆肚子在里面，口味更复合，做的好的，完全不用担心有腥臭味。

老友粉

老友粉广西南宁的特色小吃，特点是咸鲜酸辣，汤汁浓稠，米粉入味，虽然这种形容说了等于没说，也确实是到地方上吃一碗才晓得到底怎样。

老友粉的所谓浇头，没有严格的规定，用肉类、酸笋、辣椒、包括猪内脏的一部分都可以爆香来做，各家小店有各家的配方，碰到哪家算哪家，猪肉牛肉浇头都有。

海南粉

海南粉可以看做是所有海南粉的统称，也可以指特定地方的粉，吃法是炒、汤、腌等等都有，有的胜在汤头，有的胜在家传秘制的卤汁酱料，有的胜在酸辣鲜甜调和的独特口感。

既然本期盘点的是猪肉类浇头，就专门找了一些猪肉粉的图片，至于哪些是抱罗粉，哪些是酸粉，哪些是米烂、港门粉，我就完全不知道了，大家看图馋一下就好。

肉末、肉丝汤面、汤粉

这里说的肉末、肉丝汤面是和臊子对应的，一般不加面酱、辣酱，而是用新鲜猪肉丝、肉末直接烧一碗量的汤，把米粉、米线，或是煮好的面条下到里面，一锅出的吃法。

也是南北方都很常见的粉面吃法。比如云南的鲜肉小锅米线，广西的生榨粉，四川重庆的榨菜肉丝、豇豆肉末面等。

炒米线、炒米粉、炒粉利，也用鲜猪肉末来炒，倒是也有加酱的。

其实我最常吃的是，把上顿剩下的小炒肉拿来拌米线、面条吃。

烧肉米线

烧肉这种浇头，顾名思义，是用烧烤的肉来做的，一般就是猪肉。

将猪精肉大块串起来，整个在木炭上烤黑，没错，是烤黑。烤熟了以后，把外面的黑灰刮掉，切成小条，放在米线里吃，有一股特别的糊香味儿，因为事先在肉里抹过盐巴，所以味道已经很够了。同样的，猪皮也可以这样烧来做米线帽子。

这里的帽子就是指浇头，云南滇中一带的人，喜欢这么称呼它。

焖肉米线

焖肉帽子，是云南大锅米线的一种帽子，比杂酱肉末大些，是把猪肉切成的方丁，放少量酱或者直接不放，只放一些香料面先炒再焖入味做成的，味道和杂酱肉区别还是很明显的。除了放几瓣大蒜，其他多余食材是不加的。专注吃肉，不过给的不会太多。

猪杂码粉面

就是把猪内脏捞熟以后，当菜码的吃法，比如贵州肠旺面，猪血、猪肝、猪肝、爆肚面等等。

脆哨粉面

贵州特色小吃，有汤吃有凉拌。

脆哨，就是一种切成小方块，炸香了的猪油渣。

酥肉米线

酥肉米线里的酥肉，不同于东北杀猪菜里的酥肉，做法虽然相同，但是炸得更酥更油一些，而且几乎就是一块肥肉包裹在面糊里炸成的片状。

不知道是不是和油的面积接触的比较大的原因，吃起来特别酥，和其他酥肉感觉很不同，泡在米线里吃，别有风味。

叶子米线

云南的一种米线帽子叫叶子，叶子指的是炸泡的猪肉皮。炸泡以后的猪皮本身是脆的，表面布满海绵孔，在高汤里一泡，就开始猛吸汁水，变得软软的，口感极好，味道也极香。

过手米线

这是云南德宏户撒地方的特色美食，目前，我最馋的就是它，具体做法不知，看上去似乎有猪肉碎、烧猪皮，还有某种醋，总之，看图吧。

卤肉米线

卤肉饭里的卤肉，换到米线米粉里，就成了一种崭新的吃法。

猪脚粉

广西、温州、贵州都有的一种猪脚粉，一律是猪脚耙乎，汤清但味浓。

贵州和广西风味的猪脚粉中酸辣，一般都会添加上酸豇豆、糟辣子、酸芋荷等酸菜配着吃，想想就非常开胃了。

耙肉米线、饵丝

耙肉指的是煮得非常烂乎的猪肉，带肥有瘦，筷子一夹就茸了，味道很足，看着只是白肉，其实煮肉的时候料都放足了，用来当饵丝、米线帽子非常板扎，是云南大理的特色小吃。

叉烧粉

香甜的广式叉烧肉，放到大白米饭里就能干掉好几碗，放到汤粉里，那自然也是分分钟扫光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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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了，找点时间找点空闲，让我们一路吃将过去吧！

近日，有网友在我国西部高原地区偶遇军列，场景震撼。军列上运载着一款全新的国产车载火炮，放大图片以后，发现这是一种轮式的大口径火炮，其外形与目前我军目前装备的PCL-09式122毫米卡车炮和PLL-09式122毫米8x8轮式自行榴弹炮都有很大的区别。从该炮的外形看，很长的炮管探出炮车的驾驶室。

　　有军事专家认为，这是我军新装备的大口径车载加榴炮的首次成建制的曝光。该炮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好、火力最猛、机动性最强的155毫米卡车炮。国产“凯撒”卡车炮呼之欲出！

　　近十几年，我国军工成功研发了多款卡车炮，出口并装备了解放军部队。平时我们在媒体上常见到的是我军自用的122毫米口径卡车炮，155口径尚未见到。但是这不代表我军没有装备。

　　早在2015年4月，网上出现几张疑似新型155毫米卡车炮照片，有网友分析认为从涂装上看应该是军队自用版本。将两年前网友曾曝光过的这款国产新型车载炮与上述新炮对比，结论是两者惊人的相似。

　　综合我国兵器工业信息，该炮为中国自用型大口径车载加榴炮，口径为155毫米，采用一汽的新一代6X6越野卡车底盘，油气悬挂，越野机动性能好。火炮为52倍口径，与05A式155毫米履带式自行加榴炮相同，具有强大的火力输出。炮车后部的带有大型助锄，平时炮管和炮身置于车上，战斗时通过液压装置翻转，装有液体气压式高低机和平衡机，使用液压输弹装置。

　　与法国凯撒等155毫米车载榴弹炮相比，我军自用155车载炮的优势是方向射界可达360°，射向范围大大高于其他车载榴弹炮，即便是正面左右30度，受驾驶室影响，也依然能达到20度到70度左右的高低射界。

　　军报也曾透露，71集团军某合成旅成为首批列装车载155加榴炮的单位。该炮具有机动性强，火力性能高，射程远，维修方便的优点。主要装备轻型高机动合成旅的炮兵部队，执行远程压制火力打击任务，必要时也可装备于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兵部队等用于执行快速反应任务的部队。

　　火炮的威力和机动性永远是一对相互制约、需要平衡的矛盾体。必须在最大限度降低火炮全重和尺寸的同时，满足威力、射程和精度的需求。

　　1994年，现代卡车炮始祖——凯撒155毫米自行火炮在法国诞生。其创造性地将52倍口径长身管火炮安装在了一辆6×6载重卡车底盘上。作战时，该炮的大型一体化驻锄板通过液压装置放置到地面上。由驻锄承受火炮的大部分重量，并增加了发射时的稳定性。

　　由于其火炮采用了52倍口径和23升药室，堪称最佳内弹道匹配，同时有利于普通炮弹提高射击精度。而且凯撒可以配用多种装药，发射超远程榴弹时，最大射程能达到45公里。不过，卡车炮最引以为豪的不是其火力，而是机动性。凯撒的最大速度可达到100千米/小时，最大越野行驶速度50千米/小时，战时，可通过C-130运输机将一门凯撒火炮和一个基数的弹药从法国直接空运至非洲，具有极大的战略机动性。

　　中国虽然在卡车炮方面起步较晚，但认真起来也是很吓人的，到目前，中国同时研发了十几种卡车炮，口径从122毫米到155毫米，各种不同的底盘，型号数量赶上了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

　　图片：在缅甸阅兵中的中国造SH-1卡车炮

　　2006年，我国成功研制了SH-1型155毫米卡车炮和SH-2型122毫米卡车炮，这两型卡车炮主要是针对国外市场，综合技术性能属于国际中上水平。在缅甸阅兵中，中国造SH-1卡车炮和59式魔改坦克曾一同公开亮相，撑起了缅甸陆军半壁江山。SH-1式155毫米车载加榴炮发射国产普通弹和制导炮弹，还能发射北约标准155毫米口径炮弹。采用52倍口径，射程高达53公里。配备一套完整的现代化炮兵情报、指挥、控制自动化系统，综合性能与法国凯撒155毫米车载炮相当，射程上更是远超（凯撒射程45公里）。

　　中国是世界上155火炮品种最多的国家，是全世界研究155毫米榴弹炮最为全面的国家，发展出包含牵引炮、履带自行炮、自走炮、车载炮、岸防炮、舰炮、超轻炮等多品种、39/45/52等多倍径的火炮大家族，形成了世界最大的155火炮家族，既装备国内，又打进世界市场。就是美国德国等老牌先进火炮国家都甘拜下风。

　　从80年代开始，中国发展了39倍、45倍口径和52倍口径三个系列的155毫米火炮，吸收东西方优势，形成了一个口径、两种膛线、三种炮管长度、四个平台的完整155毫米火炮体系，覆盖了重型火炮的所有应用领域。

　　一个口径：155毫米

　　两种膛线：

　　W88式牵引加榴以及出口型PLZ45自行加榴使用一种膛线。而轻型牵引155毫米加榴炮、155毫米卡车炮、以及PLZ05自行加榴炮的使用改进型膛线。

　　三种长度：

　　1、155毫米通用轻型牵引加榴炮，炮管为39倍口径，用于取代130加，152加榴炮，是我军将来的轻型师旅、山地部队和空降部队的通用牵引火炮。

　　2、PLZ45型155毫米外贸自行加榴炮，45倍口径，已经出口到中东几个国家，现在看仍然有生命力，还能创几年外汇。

　　3、PLZ05型155毫米自行加榴炮，PLZ52型外贸155毫米自行加榴炮，155毫米辅助动力自走炮，以及155毫米卡车炮，这四种炮采用52倍口径，其中155履带式自行加榴炮、155毫米车载炮未来将成为我军的主力火炮。

　　四个平台：

　　1、155毫米自走炮的辅助动力系统。

　　2、PLZ45型155毫米自行加榴炮的履带底盘。

　　3、国产155毫米车载炮的轮式底盘。

　　4、PLZ05型155毫米自行加榴炮的履带式底盘。

　　在10年前，很多军事杂志和网友还曾热议过一种155毫米炮。这是网友绘制的国产8X8轮式155毫米装甲自行火炮想象图，当时网络上都在热议我军正研发一种8X8的155毫米轮式装甲自行加榴炮，身管位于车体顶部，火炮大架机构位于车体后部，装有大型驻锄，比较类似美军当年计划使用斯崔克底盘研制的155轮式自行榴弹炮。

　　现在看，中国并没有研制此类火炮，重点去搞卡车炮了。从作战效率看，长身管的155毫米卡车炮，也要比短身管的轮式装甲自行火炮强得多。

　　大口径的重型车载炮，具有完美卓越的战略投送机动性和战场战术机动性，满足了现代炮兵远程机动、快打快撤的需要。可以说只要是越野卡车能到的地方，车载炮也都能到。相对而言，履带式自行火炮的摩托小时极为珍贵，长距离开进必须要依靠火车或平板拖车，局限性很大。由于车载加榴炮的战斗全重只有十几吨，可以用国产运-9、运-20这样的运输机进行远程投送，具备了战略机动性。

　　目前我军批量装备口径最大的加榴炮是05A式155毫米履带式自行加榴炮，综合性能达到世界顶级。但由于受到体积和重量的限制，在一些环境下的应用和公路/战略机动能力上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全新的车载155毫米炮不仅保持了大威力，而且还补齐了这些短板。这次将它批量投入高原环境使用，可能要大放光彩了。

尽管俄罗斯的领土面积比冥王星还要大，但目前俄罗斯家庭的单元住房每套平均建筑面积仅为52平方米。1959年7月24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苏联，并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公园为美国国家展览会揭幕，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与尼克松展开了著名的“厨房辩论”，赫鲁晓夫宣扬苏联住房改革的成功，自豪地说苏联人不花钱就可以住进实用的房屋。这样的底气，来源于一种标准化住房革命——赫鲁晓夫楼。

赫鲁晓夫楼曾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发展项目。面对二战后城市规模爆炸式扩张、人口迅速增长、住房严重短缺的现象，1954年，苏联政府在五年计划中提出：“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低的成本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以确保1980年每户家庭都能在属于自己的住宅里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

赫鲁晓夫命令建筑师开发一种可迅速复制的建筑模板，使其成为全世界的典范。与标榜古典主义的斯大林时代建筑有别，赫鲁晓夫楼统一规划为5层，这样就免去了装电梯的费用，且没有任何不必要的装饰。

整个楼房简单便宜，可以大规模工厂化的批量生产，生产和建设速度快。在实际操作中，15天就能盖一栋楼，房屋外观很简单，不允许有任何雕琢的花纹装饰。 

在这位领导人“我们不反对美丽，我们反对浪费”的指示下，楼体采用预制板结构，不设垃圾通道，并严格控制厨房、卫生间、门厅和过道的面积。由于施工只需短短数周，类似的建筑很快在苏联遍地开花。

1958年，首个实验住宅区在莫斯科南郊的切廖姆什基村开工。该项目采用住宅设计竞赛的优胜方案，3种主力户型分别为30平方米的一居室、44平方米的两居室，以及60平方米的三居室，成为此后在苏联广泛应用的样板式住宅。

作为苏联时代的独特风景，赫鲁晓夫楼一度化解了严重的住房危机。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时，近1/4（约5400万）的苏联人住进了新居。1961年，苏联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1.27亿。

​半个世纪前，几乎全世界都为苏联的大规模计划经济量产“新生活”而惊叹。1967年，一位美国国家标准局官员对《芝加哥论坛报》表示，“苏联人想发明世界上唯一的大规模廉价住宅建设模式，他们所做的一切让人吃惊。” 

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类似的建筑在俄罗斯各地颇为常见。这些用混凝土预制板搭建的长方体不带任何装饰，秩序井然地矗立在裸露的黑土地上，远远望去，活像一堆堆排列整齐的火柴盒。

赫鲁晓夫时期建造了大量标准住宅楼，全国各地都非常相似。以至于有一部苏联电影就是这个主题，男主人出差到另一个城市，居然有跟自己家一模一样房子，只差个老婆了。苏联电影《命运的捉弄》中，批量生产的住宅楼成为男女主人公相识的契机——醉酒的男主角住在莫斯科的一栋赫鲁晓夫楼里，在新年夜误打误撞地登上了去列宁格勒的飞机，然后在陌生的城市用自家钥匙打开了女主角的房门，开启了一段情缘。

赫鲁晓夫楼在设计之初尽可能地满足居民对舒适性的要求。今天看来，这种“舒适”相当有限——厨房为6平方米，卫生间被压缩到4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仅5平方米。不过，赫鲁晓夫对此十分满意，称“只要容得下我，其他人都不会有问题”。

虽然空间局促，但居民甘之如饴。人们发明了折叠沙发、可以拉出书桌的柜子、可以拉出餐桌的碗柜、藏在窗台下的冷藏柜等，桌下、床下和一切能利用的角落都被用来储物。

其实传说中的苏联式新生活，即“共产主义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都是骗人的。老百姓住房紧张充斥着整个苏联时期，从斯大林时代到赫鲁晓夫当政，再到勃列日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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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赫鲁晓夫式的典型布局，内部空间很小，按照设计满足一般人日常生活就可以了。当初的每一平方厘米的建筑面积都经过了详细的数学模型计算和人体工程学设计，包括人体在厨房、厕所和浴室的活动范围，最后得出结论，以最节约的面积来满足居住要求。但是实际生活经常是不够用的。

上图为赫鲁晓夫楼的一居室平面图，厨房5.3平方，门厅过道3.1平方，厕所2.7平方，卧室12.4平方，总面积23.5平方米，可满足一个三口之家的勉强居住。当然也有大的，一般5口人住在50平方的房子。 

苏联早期的公寓楼都是混居筒子楼，公用的厨房，因为争抢做饭的优先权，主妇们经常吵架，而男士们则把厨房作为聊天的公共空间，以至于大多数政治笑话都是公共厨房里流传出来的。筒子楼的卫生间也是公用的，却配备着坐便抽水马桶，但是没有马桶垫圈，需要各家自备，上厕所的时候，住户拎着自己的马桶垫圈去......

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时代的房子过于奢侈，设计师浪费国家和人民的钱，设计出普通老百姓根本不需要的花瓶式建筑，谁会去欣赏你家楼道漂不漂亮，屋檐的雕刻美不美？ 

隔音很差，设计年限最多50年，那个时候认为大家再过几十年就能实现社会主义，到时候肯定再换房子，虽然实际上发现可能不止50年的使用，至今俄罗斯很多家庭依然在居住，部分房子已经成危房。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建设稍微好一点的房子，这实际上也是赫鲁晓夫楼的改良版，比较舒适一些，如果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也可以买来居住，主要在80年代建造。楼层多为十几层，有电梯，房间面积比较大。

目前俄罗斯全国都在进行老式住房的改造。根据即将实施的计划，莫斯科将投入3.5万亿卢布，在20年里拆除8000栋苏联时代的旧房，包括1000栋赫鲁晓夫楼，160万名居民将搬迁。

俄罗斯的还保留有大量的革命前楼房（俄语：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дома），是指1917年之前建造的房子，在圣彼得堡甚至能买到1755年的房子，而且银行还可以还房贷。这些房子的质量非常好，最大的优点是结实。

斯大林式建筑的等级区别比较大，苏联干部和知识分子住的房子较好一些。如果按年代划分，5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斯大林式建筑质量最佳，外观也是精雕细琢。50年代后期的斯大林建筑最难看，比较简单，因为这时正好是赫鲁晓夫上台，强调节俭，很多斯大林建筑在建设中途就决定减少装饰。

斯大林式建筑的建造时间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50年代中后期。

斯大林建筑内外部装饰都很漂亮，内部设施应有尽有，保存较好的建筑即便在21世纪也是优良的住所。房间内天花板至少在3.5米以上

直至目前，俄罗斯人的住房也并不想传说中的宽敞大气。据统计，俄罗斯77%的居民居住单元房，居住独栋住房的只有23%。俄罗斯公寓式住宅的单元房建筑面积普遍都非常小，卧室面积也相当小，俄罗斯家庭的每套单元房平均建筑面积仅为52平方米，其中一居室平均面积33平方米，两居室平均面积47平方米，三居室平均面积63平方米，四居室平均面积100平方米。俄国人的住房以两居室为主，在现存的各类住房中，一居室占23%，两居室占40%，三居室占29%，四居室以上占7.7%。

不过，在俄罗斯计算房子的面积，不是建筑面积，而是实际使用面积。俄罗斯住房的公摊面积也小得多，基本上只计算从你家门口到电梯门口这一段的公摊面积。在俄罗斯，不管是新房子还是旧房子，小区环境很好，大树参天，绿草茵茵。

上图为俄罗斯目前的普通楼盘，建造于2016年，黄色为一居室，面积小于40平方。绿色为2居室米，面积小于60平方米。蓝色为3居室，面积小于80平方米。在俄罗斯，面积超过150平方米的公寓就算是土豪级别了。 

俄罗斯的免费住房也是以讹传讹，事实是这样的：苏联解体后，叶利钦颁布了《俄罗斯联邦住房私有化法》、《保障每家庭单元房或独栋房》和《住房公用事业改革》三项法令，规定已有的公房应按照人均18平方米无偿转给个人成为私产，超出部分由居民掏钱补足。此后卫国战争家庭、低保残障仍可申请无偿分房，但需等待100年，普京上台后才好转。目前俄罗斯居民的住房私有率大约是70%，另有三成是国有住房，分配给符合条件的居民租赁居住，例如武装部队的军官，政府官员、卫国战争老战士等等。

苏联刚解体时的1991年，俄罗斯的人均住房面积是16.8平方米，到了2013年，俄罗斯的人均住房面积增长至22平方米，而中国这一年的城镇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为32.9平方米和37.1平方米。